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精选十篇）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1

而面对这一现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基于此判断，从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到7月29日和党外人士座谈时又一次提到，以及在11月9日APEC峰会时就“新常态经济”做出了系统的阐释，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阐释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对历史进行具体考察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主要动因，而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协调之上伴随其共同发展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变化势必会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于要不断立足于现实，不断面临社会的新发展、经济的新变化，而这些寓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发展和变化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多见，而针对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的探析凤毛麟角。因此，当前对于新常态经济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十分有必要。

一、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解读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及机遇

1.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罗斯和埃尔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新常态”自此进入公众视野。我国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体现在“新”和“常”二字。“新”是相对于“旧”而提出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攀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以GDP指数高低论英雄，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持续升温，然而这样的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加剧社会矛盾等问题为代价。而新常态的“新”是与以GDP为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新”具体体现在用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常”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

2.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及机遇。

2014年11月9日，在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经济新常态做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并总结概括出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及四大机遇。通俗而言，经济新常态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具体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速度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动力来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经济新常态为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新机遇，具体体现为：第一，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客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从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和四大机遇也可以体现出经济新常态的“新”、“常”二字，可以说在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10%左右的高速度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而经济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及调整，以及驱动力的转向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就意味着新常态经济发展将在我国持续一段时间。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具体到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情况新特征；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能动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抑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1. 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首先，经济发展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重数量、轻质量，唯GDP论盛行，经济增长简单停留在速度的增长，造成了重复建筑、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的政治法治意识增强、平等自由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增强，从而推动了公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问题，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有配合不周之处，从而使市场中食品安全问题、生态安全事件频发。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也使得人们倾向于功利主义、机会主义，道德水平滑坡。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在社会处于“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从而降低变革成本，使经济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过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关键，特别是在经济生活领域，而在这方面，我们党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到出路。在这期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述，其中的经典论述也是当时讨论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最终邓小平同志突破了经济二元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经济体制没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同设想有所差别，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使得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当今经济发展特点，防止对于经济新常态的刻意回避或过度解读。

2.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199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四个多样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传统习惯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给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具体体现为人们的政治意识弱化、自由意识强烈、利益观念增强、物质需求提高、个性张扬独立、诚信意识下降等问题。而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也在逐渐向环体全球化、客体自主化、介体现代化、主体专家化以及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发展。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趋势的转变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当今依然存在，并且程度有所加深；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得我国当今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而这一现实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对于经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破解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进行系统分析。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当前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凸显，因此经常可以听到：“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青年人而言这是一个物质利益丰厚的年代，同时也是最艰辛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呈现着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由于其与经济战略改变前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本文不做赘述，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当今面临的困境来进行探讨。

（一）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使得思想道德水平的下滑。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的交换，而这种交换是合理合法有原则的交换，但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多不能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价钱去衡量，从而使得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在行政领域，因为权力可以进行买卖，使得权力不再为百姓服务，而成为个人身份和地位炫耀的标志；在经济领域中，由于一味地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得很多商家泯灭人性，假商品、毒食品等充斥着市场，不断地考验着每一位消费者；社会领域，由于道德、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而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出于对于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是有理且合法的，并不是以牺牲人与社会的长久发展为代价的。因此，如何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当务之急。

2. 利益的阶层化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挑战。

在我国当前进行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社会上人们的阶层多样丰富，而每个阶层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又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难度也随之加大。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怎样在当今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加强对不同阶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值得我们深思。

3. 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心理疾病骤增。

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个研究和发展的新领域。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人们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快乐，快节奏的生活、巨大的压力使得现如今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骤增。通常而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可以给人一个舒适、安稳的心境。但在当今，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这些来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在这样的大变革环境中使人们找回曾经的快乐，减少人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让人们抱着一种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挑战和挫折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经济新常态：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困境

1. 创新意识亟待提升。

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中，经济结构优化及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核心都在于技术的进步。从我国传统的技术进步方式来看，主要依靠学习和模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由于学习和模仿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的技术进步虽然速度迅猛但严重依赖于学习和模仿，相对而言，自主创新的贡献极低。就在当今，我国生物研究领域的精密问题上，一个小小的试管都大多产自德国或日本，可见我国对于国外技术依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很多的科学技术水平跟世界科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和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在有些领域，我国甚至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例如高铁，已经几乎不存在学习的空间。因此，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将迅速走向尽头，而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转变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点难题。

2. 思想多元化难以逆转。

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外在环境日趋复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增多，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低下。第一，由于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当今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第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为他们了解世界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途径；第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有了更加宽泛的交流平台，微博、微信、QQ、MSN等拉近全球成员的距离，使全世界成为“地球村”。因此，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成员思想发展的趋势。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发展，因此如何在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下，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3. 对于新形态的误解和质疑。

由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近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状况做出的阐述与总结，而这种阐述与总结是基于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会有人们对于这种总结和科学阐述有所误解和质疑。要知道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进入换挡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认清即使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转入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经济体量仍然巨大，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保证社会的运转，而并不是由高速发展直接急转直下。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和适应也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三、新经济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当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面临很严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国际日益加紧对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在国内发展日益复杂和深刻的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继续值得我们深思。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地位

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事实，“四个多样化”的现实也依然存在，而其特点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势必也是多元化的，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加紧对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大量涌现，社会意识形态呈多样化态势，各种思想、观念、文化同时并存，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容易混淆视听，蒙骗感情，从而干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就国家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更是现实的客观要求。就个体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要求个人不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将当前党的形势政策、民主法治、历史与文化、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等教育并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开放程度会加大，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还会不断地出现碰撞和问题，作为大国，我们可以接受、包容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武器不能抛弃，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唯有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看待当今世界上盛行的各种思潮，才能对各种处于矛盾中的事物进行是非真伪的判断。

（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新常态本身进行教育和宣传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心理问题凸显，往往人们总是笼统地将这些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和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变革这一因素。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经常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但显然这“两只手”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整个社会并非个人。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些缺点成为了人们“一切向钱看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得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商家良心泯灭唯利是图、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社会泛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但从个体的角度分析，我们现存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国自古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形下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往往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居首要地位。而当社会的大环境有所改变时，任何一种事物又不可能完美无缺时，人们更倾向于从个人的利益和无限制的私欲出发，从而导致了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爆发各种问题。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本来就是从国家的宏观对经济进行掌控，因此在社会生活领域这些问题爆发之前，“两只手”不能完美规避社会上的任何问题，致使问题发展的事态不断严重和扩大。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特点来看，当前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致。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具有平等性、开放性、法制性和竞争性。从这四个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红利”。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而言之所以是更为高级的，原因便在于市场经济的四个特点：平等性使人人都有机会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但这种平等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能激发人的热情和效率，而现在的“平等”是相对的，是依据个人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从而在激发人们的生产力、创造力的同时给人们以更多的机会；竞争性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外，对一般经济领域引进竞争机制，排除垄断，从而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市场的活力，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法制性是当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免受损失；开放性则让我们的国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而这些利益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才使得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此欣欣向荣。

因此，经济发展产生的问题究其根本还在于个体知与行之间的差距。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健康有序发展每个个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然而当人们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并且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监管不利时，便会给人们这样的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之前，更应该首先加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只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认识到位，社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使得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加强依法治国，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才会得到缓解，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教育和宣传也十分必要。由于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没有很好地对社会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得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甚至社会发展领域出现很多问题。加之当前国际、国内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客观的认识，才能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进行调整并尽快适应，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新常态误解和歪曲。

（三）加深对于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体和群体的了解

早在1925年中国大革命不断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最终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而反观当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本身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如何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不断加大，而往往在这些领域的人们的组织关系、个人的身份档案挂靠在一定的机构或者单位，而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往往也是有名无实，因此如何切实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加强个人和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四）加强思想政治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个体或群体在重大变革之中，由于大环境的剧变往往会爆发各种心理问题，而在处理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处理个人或群体的情感性因素问题；第二，分析当前的具体形势和问题；第三，从中找出正确或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在整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国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中，却在一些领域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随着社会生活领域问题不断出现，使得人们总在积蓄“负能量”，因此在问题来临之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介入，让人们找到正确的分析事物矛盾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社会上具有“正能量”的事物多发现、多思考，对于“负能量”的事物要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勇于用理性去分析；而在第二个分析具体形势和问题的环节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我们在不断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应该提供给教育者更多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而在人们对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及时进行跟进和反馈，从而使得各类心理问题和矛盾能够从容处理和面对。

（五）加强并创建创新教育体系

创新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其破解的途径寓于对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甚至变革。就目前教育体制中，关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多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鲜见于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于创新意识的培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教育体系中关于创新评估的统一平台，使得学生可以以兴趣导向为基础，通过创新实践完成自己的部分学业。第二，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物质利益总能驱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在教育体制中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于创造新鲜事物的动力。第三，为学生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学校在有能力的基础上针对于学生的创新性教育进行物质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使得学生更好地完成各项创新项目。只有将创新教育列入教育体制改革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才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2

在APEC会议上总书记重提“新常态”概念，向世界表明，中国有信心适应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并有能力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让“APEC蓝”成为一种新常态持久光顾北京、覆盖华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环节的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凸显其战略位置，表明我党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实践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产物，其必然将超越和替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期，加快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刻不容缓。昭平县将运用“新常态”的视域，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建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体系。这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通过最严格的法律制度的执行，才能为昭平的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绿色昭平”：昭平拥有独特的生态环境

昭平地处桂江中游，是一座山水资源富集的山城。这里的茫茫林海，筑就了一道道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里的葳蕤绿地，勾勒出了一幅幅景色宜人的优美画卷；这里的绿水飞瀑，奏响了一曲曲悦耳动听的清脆乐章。这座因绿而美丽的林邑之城，一处因绿而饱含灵气的生态热土，一方因绿而充满活力的宜居家园，宛若一颗绿色的璀璨明珠，镶嵌在广西东部这片神奇秀美的贺州大地上。

昭平的山很青，境内群山叠翠、河流纵横，森林茶园、峡谷云海、流泉飞瀑随处可见。拥有国家级森林保护区七冲原始森林，动植物非常繁茂，种类达1700多种，森林覆盖率达84.7%，绿化率达98.2%，居广西首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大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这里的水很绿，桂江在昭平境内总长108公里，江水如青罗玉带，两岸百里竹海青翠欲滴，绿波荡漾之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空气很甜，林区空气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3.5万个以上，在昭平可以呼吸到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可以沐浴到温煦舒适的阳光，品尝着绿色食品，享受到的是亲近自然的世外桃源般的惬意生活。

这里的人很美，昭平民风淳朴，乡亲善良厚道、热情好客，和谐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子孝家和、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美德氛围非常浓厚。

“生态昭平”：昭平生态文明发展现状

近年来，昭平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有昭平特色的生态建设之路。我们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涵养了水源，防止了水土流失，提高了土壤肥力，调节气候，增强了农业抗灾能力，增强了对大气污染物的净化能力，美化了全县人民的生活环境。县城大气环境质量良好，水环境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县内主要河流桂江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水质标准，初步形成了“以山造林，以林蓄水，以水发电，以电促工，以工生财，以财哺林”的良性循环模式，实现了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近年来，昭平荣获了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中国最佳养生休闲旅游目的地、中国长寿之乡等十多张国家级金字招牌。但昭平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一是发展基础仍然薄弱。部分企业对发展生态工业存在“生态+工业”这种冠名式的理解，习惯于粗放型生产经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较淡薄，加之发展循环产业前期投入大、见效慢、资金回笼周期长，企业参与生态工业实践缺乏主动性。部分企业科技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对发展生态工业支撑能力不足，即使发展起来的生态模式，也还存在循环链条不长、科技含量不足、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二是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由于昭平地理边远、经济欠发达、市场不健全、创新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工业结构主要以林产工业、建筑建材、原材料工业为主，基础原材料工业比重大，产品附加值低，增值能力弱，“高能耗、资源型”工业仍是全县工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从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产业的配套程度不高，整个产业体系和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

三是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大多欠发达后发展地区一样，昭平信息比较封闭，在一定程度上思想观念相对滞后。特别是环境危机意识还不够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昭平发展的根本，但部分群众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对新时期价值观的认识还不足，树立生态意识、发展特色经济以及绿色消费观念仍较淡薄。

“法治昭平”：以法治思维推进生态文明

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欠发达县份，昭平县加快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既不能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又不能为了单纯保护环境而放弃发展；既要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质量，又要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要兼顾两者，达到当前发展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保护现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发展经济，以经济发展的成果反哺生态建设，达到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最终实现科学发展、突破发展。

（一）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完善生态制度体系。

一是生态文明决策制度。我们将针对当前昭平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贯穿和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是生态文明评价制度。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化、生态人居等内容作为重点纳入到生态评价目标体系中，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三是生态文明管理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环境标准体系。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健全听证制度，对涉及群众利益的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公众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四是生态文明考核制度。不能片面强调“GDP”，要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保护成效的指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权重。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健全生态补偿体系。

一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性原则，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着眼于长期保护和修复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创建生态补偿的政策平台。结合昭平河流多、森林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出台《关于建立乡镇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河流水库水源水域保护管理办法》《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开展长期、稳定的生态补偿、鼓励。

二是探索多样式补偿方式。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安排就业等措施，对在七冲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乡镇给予合理补偿。

三是积极拓宽补偿范围。保护生态环境，会使镇财政及村集体经济由于承担生态保护任务而作出牺牲和造成损失。为此，我县将拓宽生态补偿项目范围来弥补产业发展滞后问题。主要包括：生态村补偿和管护，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日常运行费补助，关闭或外迁污染企业补偿等等。同时通过以生态项目渠道向上级申报补偿资金、定向使用补偿资金的办法，防止乡镇在公共卫生、道路建设等公共事业上建设资金缺口严重，导致移用生态补偿资金现象的发生。

（三）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完善执法机制。

一是严格控制源头污染。进一步加强环保预审力度，对新开工建设的项目严格执行“环评”制度，环评通不过的一律不予审批，从源头上杜绝了新污染源的产生。探索实行“环保、工商联动机制”，对县区内餐饮、建筑、娱乐、服务等行业的环保行为作出评价，对存在环保违法行为整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工商部门不予注册和年审，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局面，提高环评执行率。

二是加强环保执法。经常性地组织开展环保执法大检查，开展创建清洁通道和遏制污染反弹专项查处行动，依法取缔“十五小”“新五小”企业，关停非法采砂采矿点，加大对林产、造纸、矿产等行业的污染治理力度，坚持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监控管理，确保全县主要工业污染源实现了达标排放。充分结合“清洁城镇乡村、建设美丽昭平”活动，以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土壤、养殖业污染防治为重点，建设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对未按要求执行的乡镇和村屯，坚决给予处罚。

三是加强环保监管。实行精细化和网格化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全县管辖的区域划分为林产企业、重点企业和一般企业三级网格，并明确每级网格监管责任人、监管目标和工作任务。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着重对林产、矿产、化工、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开展互查工作，制定现场执法模式、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现场询问模板，实现“三清三到位”，构筑全方位的监管网络。

（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提高全民法治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探讨 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的河南考察之行中首次提及到“新常态”一词，习近平总书记说到“我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这之后，国家开始了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探究工作，在经济领域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重要的目标来遵循，这样就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出了条件，下面我们就对此展开深入的探究工作。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结构优化的概述

（一）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析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新常态”以此最早被提及是在2014年5月，在同年的11月份，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同年的12月份，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公报中也提到了经济新常态这一话题，从此，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尺，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作逐渐成为发展经济新常态的有效措施。下面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显著特点：速度、结构以及动力，做出详细的解释。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在速度层面，主要是呈现中高速的特征。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出发点，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发展的阶段转变为中高速的增长阶段，这一速度的转变，正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有力表现。

优结构的特征，从经济产业的结构层面进行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高新技术的产业，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产业主体由一、二产业转变成第三产业；另外，从需求结构的层面进行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上升为经济增长的需求主体部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推动下，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在发生着一定的转变。

就新常态的动力特征而言，经济产业对各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整合之后，实现各个领域的产业因素的升级工作，将投资的关系进行改善，增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将科技创新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推动经济的高效发展。

三、经济发展常态下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难免会出现一定的产业优化升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能过剩的现象严重

产能的过剩现象的严重化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会导致行业内部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从而影响了行业的利润，出现亏损的现象，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让经济的增长呈现下调的趋势，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增大了金融的风险。通过相关的数据，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行业有：电解铝、钢铁制造、水泥等高耗能型以及原材料型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有的已经出现很久，有的初现苗头，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及时的控制。

（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矛盾突出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对较快的，其速度之快，直接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我国环境污染的现象严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逐渐上升到生态问题的层面。就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来看，比如冶铁、煤炭、钢铁、化学等行业，这些都是国家发展经济的支柱型产业，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减少产能过剩产业的发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效率。

（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够

由于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较低，低于跨国企业创新投入的平均水平，另外企业创新的投入也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我国的科研创新成果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才10%，投入生产之中的仅仅才5%，这些都是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目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创新的激励机制，企业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不够，这就导致创新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够明显，有的企业内部甚至都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跟别说与之合作的院校和单位了，严重的阻碍了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

四、经济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创新途径

正对以上我们对经济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工作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提出一定的创新结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的效益的提高。

（一）优化产业的总体结构，扭转产能过剩的局面

优化产业的总体结构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的产业背景下，应改着重转变传统产业中的产能过剩的行业，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具体的实施工作如下：首先从原材料入手，建立一个健全的能源循环系统；其次，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优化，提高制造业的施工工艺，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促进产能过剩行业与产业重组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产能过剩局面的扭转工作。

（二）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发展新兴产业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发展新兴产业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更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将环保型的材料、节能的设备以及先进的技术引进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工作，是一项有利的举措。除此之外，还要在产业内部，建立一个合理的标准体制，将落后的产业淘汰，本着绿色环保的理念，创建一个低耗能、低排放、环保等级高的评价指标，发展新兴的产业。

（三）提高科技创新的水平，推进企业的创新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我国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效的利用科研成果，将其转化为实际的应用，从而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在产业内部，着重培养工作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另外，还要提高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科技水平，使得我国在世界行列中具有一席之地。

五、结论

本文对经济新常态下，产业机构的优化进行探究，在了解了新常态之后，面对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一定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要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经济新常态，有效的解决当前产业结构优化中出现的问题。（作者单位：杭州市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杨晓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J].商业经济，2015，02：27-28.

[2]张秀生，樊君晗.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1：73-76.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新思路 篇4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的提出

在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进行调研考察时强调指出:“纵观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仍将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增强信心,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战略上保持良好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在作《建议(讨论稿)》说明时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结构优化、速度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习近平还说,“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必须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一)从消费需求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排浪式、模仿型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渐成主流。过去的消费是攀比式消费,是很不理性的消费,而现在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逐渐成为主流。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是宏观调控的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政府将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这是需求管理理论。而现在则有所调整,因为仅仅谈刺激需求是不够的,硬性的刺激需求也并不见效。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就表明,除了要重视需求管理以外,还要重视供给管理。比如苹果和阿里巴巴,智能化触屏手机的问世解决了一部分不会使用手机人的烦恼,而网上购物也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就使市场被明显扩大化。

近些年,我国在市场宏观调控的理念上也进行了调整。过去产品匮乏,生产力不发达,强调需求决定供给。而现在,人们逐渐发现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始注重怎样才能更多地创造供给,从生产的角度不断地去开发市场。

(二)从投资需求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现在传统产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虽然呈现出饱和状态,但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互联互通和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却大量涌现,对创新的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从相关的统计资料来看,2012年以来,各类行业在利润额、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发展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主导产业的集群快速成长。传统的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产能大幅度下降,而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得到快速成长。从国际经验来看,出现这种分化就表明了经济的转型。

(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领域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们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2015年的前三季度还是负值。这是因为全球的总需求都不高,导致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然而,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去不断地挖掘。同时,还要看到一个新的、积极的变化,那就是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已经很高。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就体现出了中国的建造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埃塞俄比亚仅有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现代化大楼都是中国建造的。中国将国内过剩的生产力都转移出去,并且在一些对外投资项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现在的劳动力优势开始逐渐减弱,但是我们还可以寻找新的比较优势。

(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上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互联网时代,分工可以更细化,过去属于一个密切产业链的,现在都可以独立出来。比如工业设计就可以独立出来,甚至可以把它划分到文化创意产业和研发设计当中,这样的话,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趋势就会越来越明显。

(五)从生产要素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因此在那个阶段,要素指的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而现在我们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要靠人力资本和技术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比如我国在发明专利上的增长,就让大家对中国的创新有了一定的新认识。比如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业态在纽约成功上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在互联网这个新兴业态面前,并没有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在创新方面还是有起色的。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篇5

摘要：认为要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必须做好五点工作，即保持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平衡、简政放权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加快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平衡区域发展、完善体制加强保障以改善民生。

关键词：新常态;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市场活力;平衡区域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之前高速发展的负担，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必然。从劳动投入看，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渐放缓。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我国较大一部分储蓄将被用作养老，这促使我国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增长速率将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并且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为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解析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布置了今年经济工作，确定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更加详细地总结了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为我国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奠定了理论分析基础。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为克服困难，必须从八个方面入手，即注重满足人们需求、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同时也为我国20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提出了方向和目标。结合以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为年深化改革的工作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平衡

2015年经济工作的任务，首先应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要求保持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拖地的总体思路”。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顶层设计经济政策时，应权衡二者关系，协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和谐发展，避免因一味依赖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而错过转型最佳时期，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稳步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也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初步核算如下图，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现比重约为10。2：42。8：46。0，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虽得以明显提升，但与国际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转变结构必须以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结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为经济长久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永久动力。对于第一产业而言，必须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基础，以生产资料资源流转为纽带，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实现第一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第二产业则必须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其重在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着重发挥人力资源与软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迎接新技工时代的来临。而第三产业则需协调高低端行业的发展，利用中低端服务业吸收就业人口，解决就业难题，并以高端服务产业发展为重点，辅助其他产业转型，改变消费结构，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有序、有效的改革。在促进产业转型、平衡三产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每一行业中设立技术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技术、资金支持，力求以示范企业带动产业革新与转型。当然各级政府在注重平衡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的同时，应该着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四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科技带动其他三大产业的革新升级。

二、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再造市场经济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5年第二点工作任务是积极发现培育增长点，“要求各级政府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是必须依照‘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的原则，激发我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为此各级政府需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构建市场平台、实践人才强国。政府需通过简政放权，减少经济增长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杠杆，以增加民间投资效率、刺激大众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市场经营主体的干预，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增强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独立经营能力，同时引导国企提升管理能力，加快国际化进程，以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手段，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平台。平等保护各类资本，发挥民企反应快速的有点，以加强民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民营资本投资效率。并且利用倒逼手段，迫使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当然在给予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各地区可因地制宜，发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各自比较优势，利用国有企业的实力与民营企业的活力激发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的战略调整与全面升级。人才强国的实践也是不可或缺，而本次经济会议也明确了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目前，中央及各级政府虽然已制定了中长期的人才发展规划，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的根本保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未能深层次的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其发展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为深入践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应以调整与优化人才结构为目标，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招人、留人、用人体制机制，并辅以资金项目等政策制度上的支持，构建国家级、区域性的专业化人才交流中心，以增强对人才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农村“三农”问题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6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

（一）要素结构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

1、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

劳动力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以及人口总量峰值的即将到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峰值，2011年起这一比例开始下降，2015年已降至66.3%。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减少，到2015年减少至9.11亿人，2012—2015年累计减少了超过1000万人。

另一方面，受总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影响，不仅仅反映在劳动投入中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而且还要考虑单位劳动力劳动时间变化的影响。我国劳动时间总体上也呈减少态势：一是目前我国就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总体上比较高。2010年，欧盟和美国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38小时，而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46小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也将稳步提升，从而导致我国就业人员劳动时间趋于减少。二是教育层次提高将降低劳动时间。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周工作时间也有较大差异，其中以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劳动强度最高。目前我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还在不断上升，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平均劳动强度。三是劳动参与率呈下降态势。虽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广大国民对其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参与率呈减少态势。

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投入规模呈现减少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由正转负，将会直接下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2、储蓄率回落导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步回升，到2015年末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1%。也就是说我国创造财富的人群在减少，而需要抚养的人群在增加，这会导致每年创造的财富更多消费掉，而不是积累起来，因而国民储蓄率呈逐步下降趋势。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居民谨慎动机。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会减轻居民后顾之忧，降低居民储蓄动机。三是要素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储蓄率。长期以来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要素价格加快改革步伐降低企业储蓄和投资倾向，企业储蓄率降低。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0.9%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4年下降到48.8%。总体来看，国民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3、全要素生产率内部结构出现较大变化

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要素效率的变化情况，各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升有降。（1）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所减弱。现有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要求。目前，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仍然扭曲，难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企管理体制僵化，国有资本投资效率较低；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力，严重制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累积的各种体制机制矛盾增多，改革进展相对缓慢，释放的制度红利在减弱。（2）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不断减少，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3）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中低端技术我国已经基本掌握，引进中高端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4）人力资本在不断改善。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明显增加，人力资本在逐步提升。（5）技术进步对效率的贡献稳中有升。近年来中国研发（R&D）投入稳步增加，2014年R&D占GDP比首次超过2%，标志着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4、环境约束因素加大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当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容纳、净化和转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后，必须人为的恢复环境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从而占用了大量劳动、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二）经济总量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总规模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速呈边际递减特征。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增量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中国GDP增量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

（三）产业结构变化因素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工业比重不断下降。2012年起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达50.5%，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相对而言，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单位劳动产出率和边际资本产出率要比第二产业低。当效率较低的部分产业比重增加，而效率较高的部分产业比重下降时，将会导致总产出的增速放慢。因此，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

因此，从要素结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仍然具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储蓄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目前，虽然我国国民储蓄率已过高峰值，但是国民储蓄率仍然高达46%左右，仍显著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储蓄率一般会回落至20%左右。当前，我国不仅储蓄率较高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而且具有广阔的投资需求空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高铁和城际之间高铁、城市地下管网和地铁、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基础设施方面需要大量投资，此外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环保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也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我国仍然具有丰富的资金来源和广阔的投资空间，由此使得资本积累仍然可以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二）较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带来产业梯度转移效应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东部的北上广深等地区高楼大厦林立，人均地区GDP早就超过世行划分的高收入的标准，而且服务业比重在70%左右，也属于后工业化的状态。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中西部地区在人均GDP、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均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部地区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部分电子、服装等产业，逐步转移到重庆、成都、郑州等地区，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经济之间差距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就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要素资源最为集中集聚发挥作用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最为重要的动力。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国民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当前，仅仅完成现有城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发展空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会使得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并且促进消费，也会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以及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将会为提高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先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的时期具有两大显著的特征：一个是人均GDP已经跨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另一个是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国际对比发现，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7924美元，仅相当于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人均GDP12736美元的62%，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尚有较大差距。201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2%，是世界人均GDP的79.5%。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距离城镇化基本稳定下来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空间。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潜在增长率水平逐步放缓的过程中，不断克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反复震荡中努力寻找经济增长新的平台期。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呈阶梯式L型增长态势，总体稳定并趋向于潜在增长水平，但短期内也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三、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十分艰巨，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战略上看，结构改革推进非一日之功，要打持久战，从战术上坚持以问题导向打好五大歼灭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

（一）供给学派起源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思想传承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是适应西方经济滞胀的背景而产生的。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内涵及必要性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更好满足最终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二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三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相吻合。四是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误解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张主要是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促创新。然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国情、面临的发展任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当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只能借鉴，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二是加强供给侧改革，需求管理过时了，甚至要紧缩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強总理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当前，我国只有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才能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旦经济过快下滑，就业等社会矛盾凸显，那么就难以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

三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新生事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上都是从供给侧考虑，无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均是从供给端出发，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四是供给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此次供给侧结构改革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结构性减税研究 篇7

1. 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利用结构性减税政策,适当减轻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税负,对于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推进全国经济整体迈上一个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2. 扩大内需的需要。

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会形成一个良好的连动反应: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也就相当于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居民的消费倾向必然会有所提高。如此一来,消费者会更多的购买企业的产品,进而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会增加,也就相应的实现了扩大内需这一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

3. 缓解外贸企业不断加大的压力的需要。

2008年中国加入WTO后,正好遇到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下滑趋势的局面,加之北美、欧洲、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因各种复杂原因陷入困境,这对于我国原已十分困难的出口贸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出口导向型企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有些外贸企业甚至濒临破产。因此,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减轻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负担进而缓解我国外贸企业的压力无疑是解决当前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二、结构性减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成因

1.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结构性减税之间矛盾突出,阻碍结构性减税。

2012年年初以来多方面原因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不难发现“营改增“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调整带来的2000亿元左右税收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并没有对中央或地方财政收入的冲击起主要作用。但各方对结构性减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过分高估,对结构性减税叫得过于响亮这无疑增大了“减收”预期,从而错误地向各级政府发出了“保收入、扩财源”的信号。因此看来还应尽快出台措施从制度层面上让结构性减税发挥其政策实效。

2. 失衡的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阻碍了结构性减税的全面落实。

长期来看,结构性减税不仅涉及降低宏观税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到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在财力与事责上不匹配主要源自中央政府支配的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多的财力,并以此为基础承担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责任,这一情况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利于结构性减税的推行。

3. 不能充分认识结构性减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无法着手推进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有多大的拉动作用,减税数额与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数额的比例到底怎样?截止目前都无法得到精确的答案。这首先反映出理论工作上,我国在运用减税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论证还不充分,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虽然进行了结构性减税,但对其规模、对象和效果都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些都对全面的认识结构性减税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思路与对策

1. 明确结构性减税的总体目标与实施路线图。

应该全面启动结构性减税政策顶层设计。用明确减税规模、减税对象、减税总体目标和政策的实施路线图等的途径化解财政保收与结构性减税之间的矛盾,协调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与结构性减税之间的关系,另外改革分配体制以解决“减收“预期对各级政府的心理冲击。对此,尽快研究计算出合理的地方负债水平,细化房地产税实施来解决减税过渡时期的财力紧张问题。促进结构性减税在具体的地方上的推行,最终实现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具体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2. 在税制改革中推进结构性减税,尽快重塑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

首先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指出了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责不对等的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改革先是通过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增加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方法来缓解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增值税、所得税这两大税种的税率,推动两大税种的分成改革,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重新进行了中央与地方财力的配置,重新拉开了新一轮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的序幕。让结构性减税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共同手段,这在激活整体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经济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让结构性减税的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3. 做实做细结构性减税,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做到一手抓增值税转型改革,一手抓增值税税率改革,落实增值税转型,调整增值税税率。其次应尽快推进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统筹设计的改革安排,以此壮大直接税体系,推进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调整。这样既可以激发民间投资、消费活力又可以减少企业通过人员经费支出进行税务筹划,逃避所得税,而且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成果,做到更充分的考虑市场化范围扩大给个人支出造成的压力,使个税扣除更加精细化。

四、结论

在经济危机中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而且结构性减税不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在调节经济结构、完善现行税制、推动社会公平等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今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税负水平过高的大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对结构性减税政策进行研究与完善,进而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实施。

摘要：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2008年年底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到目前为止,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分析了这些深层次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来完善我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更好的发挥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作用。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结构性减税,成效分析

参考文献

[1]杨卫华.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J].涉外税务,2010,(1).

[2]岳树民,刘方.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2011,(1).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8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结构,对策

“新常态”并不是一个内涵十分精准的词汇,却是中央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一个准确判断,说明我国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由原来三十多年里接近两位数的平均增长速度转变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本质是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全国情况如此,扬州也不例外,只不过扬州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

一、准确把握扬州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经济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征

新常态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在2010年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西方媒体界定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这个新词,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调研时提出的。接着11月,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把“一个词”扩展为“三句话”,从三个方面对“新常态”做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一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二是结构的调整,三是要素动力结构的调整。随后,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针对“经济新常态”,概括了九个趋势变化,系统、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新常态的特征,包括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特征,这九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总需求、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三大领域,其中前两个领域主要涉及到居民和企业的市场化行为,第三个领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上述九大趋势性变化和特征可以推出新常态下“四大转变”的结论:(1)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3)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4)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1. 经济发展规律客观要求。

经济规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经济规律都客观存在并必然发生作用。遵循规律才能科学发展;违背规律,不仅难以发展,还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前,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就要遵循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理性看待新常态,站上新的发展方位。今天,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但也应看到,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也“难以承受”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倒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必然会进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这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2. 国际历史实践经验使然。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地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会很久,最多是二三十年,比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都不超过三十年,其中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一个经济体在实施追赶战略的时候,会带来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但是时间一般都不超过三十五年或者四十年。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为例,1950—1973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年均增长速度是9.7%。1973年之后,到1990年期间年经济平均增速回落到4.26%,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之后到2012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速仅为0.86%;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前期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为8.02%,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12年期间仅为4.07%;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我国台湾地区国民经济年均增长8.15%,之后到2012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下调为4.15%。

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是相似的,现在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第一个阶段上保持一段时间后,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又相继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增长速度是逐渐下降的,每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差2~3个百分点,这与很多发达国家(地区)是相似的。

通过对以上国家(地区)实际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世界先进国家(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一般也不能超过三十年,这背后发挥作用的就是长周期理论。按照长周期理论的预测,一般每过三十年的时间,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三)新常态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表明我国发展站上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繁重。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能够比较平稳地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是充分运用了经济赶超时期后发优势和要素资源比较优势,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活力。但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各种生产要素已经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内国际经济格局也出现了深刻变化。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金成本等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数量型规模扩张助推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红利”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克服“三期叠加”的“成长中的烦恼”,要应对各种利益博弈的挑战,在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递减、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拐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再平衡,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释放组织变革的红利和制度改革的红利,以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扬州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基础扎实,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支撑扬州经济发展的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人口红利处于上限,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发展动力机制需要转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这些都对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形成了强大的倒逼机制。

二、扬州经济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收入结构、区域结构。因此,扬州的经济结构也从产业、需求、城乡、区域四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产业结构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培育,扬州已具备了完善的产业基础。农业产业化稳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拥有家庭农场1 703个、农业龙头企业达361家。工业形成了汽车、机械装备、船舶、石油化工、新能源和新光源等五大千亿级产业。传统商贸业、旅游业支撑明显,物流、软件与信息、现代金融、商务、文化创意与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扬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3.54∶52.99∶33.47调整为2013年的6.9∶52.08∶41.02(见表1)。但是相比较江苏尤其是苏南一些城市,扬州市产业规模总量仍然不大,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不够合理,工业化程度高但工业化水平落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资料来源:《扬州市统计年鉴》2014。

总结扬州市2000—2013年产业结构的发展,由上页表1、图1和图2可以看出,扬州市产业结构呈“二三一”状态。2013年,扬州市第一产业较2000年下降了6.64%,剩下6.9%。与此同时,扬州市第三产业比重则上升了7.55%,达到41.02%。由此可见,扬州市工业产品的结构有所改善,虽有改善趋势,但扬州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偏重,重点发展的船舶、机械装备、石化等行业都属于重型工业,重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超过七成。长期服务业占比不高,2014年服务业占比为42.5%,全省为46.7%,而全国已达48.2%,发达国家则为7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接近60%。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仍占主体,现代、新兴服务业比重较小。工业产业发展方向雷同、同质化比较严重,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0.5,存在内部竞争与重复投资,部分地区产业层次还较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占主导。十大园区中除了化工园区外,其余开发区均有2—5个相似的主导产业,园区间缺乏错位发展,缺乏特色化。

(二)需求结构分析

扬州的GDP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来驱动,其需求结构为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成效欠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资本形成率相对偏高,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

资本形成率亦称投资率,长期以来扬州经济发展依赖于大量直接投资,但这些投资项目存在投入大、效益低等问题。2011—2014年,扬州资本形成率分别为59.17%、59.45%、59.44%、59.33%,而当前世界资本形成率的平均水平在20%左右。投资效率不高、结构不合理制约了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2. 居民消费率总体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合理的居民消费率不仅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的居民消费率通常为50%以上,而我国自2005年来高于40%。但扬州市居民消费率近三年来分别为27.6%、27.8%和27.9%,远低于世界、全国水平,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扬州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

3. 外贸依存度不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不强。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地区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和依赖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总体来看,扬州的外贸进出口额还偏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不强。进出口总额仅有100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9年开始扬州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回落,2014年仅为16.6%,比2010年降低3个百分点。

4. 霍夫曼系数逐步下降,工业结构仍然偏重。

霍夫曼系数可以分析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随着工业品的升级,霍夫曼系数逐步下降,分为5(±1),2.5(±1),1(±0.5),1以下四个阶段。自2010年以来扬州市霍夫曼系数(以轻重工业产值之比来近似计算)分别为0.375、0.326、0.303、0.297和0.292,轻重工业之比呈逐渐递减趋势,表明扬州工业结构趋重,2014年规模企业中近1/5属于高耗能行业。在资源、能源、环境日益趋紧的形势下,原有的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

(三)城乡结构分析

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但差距在拉大,这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所以,加快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切实缩小城乡差距,就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五年扬州市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扬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居民收入逐年提高。2009年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 146元,2010年增加到了21 766元,增长额为2 620元,增长了12.1%。2013年更是达到30 690元的新高点。2009—2013年,扬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0%以上(见表2)。2013年,扬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 690元,同比增长9.6%,增幅与省均(9.6%)持平,绝对量位居全省第八,增幅位居全省第三。

与此同时,扬州市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从2009年开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每年14%的比率增长,在2013年达到了人均14 214元(见表2)。2013年,扬州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为12%,增幅高于省均(11.4%)0.6个百分点,绝对量与增幅均位居全省第七。

近年来,虽然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农村的增长率都高于城市,城市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有下降的趋势(见表2)但从绝对值角度来看,差距在扩大。扬州市除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扩大之外,城乡之间的金融、医疗、教育、社保等资源差距也越来越大。

(四)区域结构分析

单位:元

扬州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一是市区领跑全市经济;二是区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3年7个区县中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市区181.7亿元,是最低的宝应县23.7亿元的8倍。

单位:亿元

三、适应新常态加快扬州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消费资料的发展归根究底还是制约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生产资料与个人消费存在着联系,并且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社会总资本生产循环最终的需求是消费,它是整个生产循环中新的开始和基本的归宿。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可以知道,实现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地增加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所有生产以及所有社会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当前,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因此,扬州市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在采用增量投入启动内需时,要通过效益原则来准确地把握我们的投资方向,从而实现财政投资的启动,同时,必须把速度、结构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供给能力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隐形的消费需求转成现实有效的需求。

其次,在扩大投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居民的消费水平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对此我们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促进消费信贷,引导和发现更多的消费需求;二是支持居民买房和购买一些大件或者耐用的消费商品,从而推动城镇住房制度问题的革新;三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领域,支持居民增加服务消费;四是拓宽农村市场。

(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夯实扬州经济发展基础

夯实扬州经济发展基础,最重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之中,工业仍然是扬州市调结构、转方式的主战场。这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是提高效率,效率提高是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而扬州市第二产业的效率几乎高出第三产业的两倍,所以对于扬州来说,应从以下方面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1.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通过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工业化最开始的阶段,工业需要农业提供积累,一切都需要农业来支持;但是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着农村,从而实现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的结果。对于地处长江中下游、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的扬州市来说,应努力在现代农业建设领域走在全省前列。同时,政府要出台与市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农业市场秩序,建立公平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秩序。

2. 完成第二产业转型升级。

从“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的变动状况看,虽然扬州市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较大进展、工业发展速度快于全国,但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却在下降,当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营机制灵活性较差;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因此,“十三五”期间,扬州市应以“中国制造2025”及江苏《行动纲要》为指针,以“互联网+”为战略先导,大力发展“扬州智造”“扬州精造”,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建设制造强市,基本建成区域性先进制造业基地。

3. 大力发展服务业。

根据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需要合理的产业结构,完善市场化需要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给予支撑。而扬州市第三产业的规模还较小,发展速度还不够快,主要以层次较低的餐饮、商贸零售等服务业为主。因此,扬州市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应从实际出发,优化结构,拓展领域,扩大总量,提高层次为重点,在传统的餐饮、商贸等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聚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和鼓励企业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提升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养老、旅游、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全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用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金子招牌,拓展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服务国际化标准建设,努力把扬州打造成为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挖掘扬州经济发展潜力

1. 分类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是城镇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扬州市应按照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节约用地、体现特色的原则,分类发展小城镇。使得城区周边镇、重点中心镇、特色镇以及边远地区的综合性小城镇协调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做特美丽乡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扬州应在全市交通干线、旅游景区和生态中心周边优选一些中心村予以重点打造,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抓手,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规划引导,合理确定村庄布点和建设规模,因地制宜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统筹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3. 推进户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

城镇化的重点是解决人口、土地、资金问题。通过户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发展的制度藩篱,增强城乡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流动性,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完善区域平衡,形成扬州协调发展格局

加强中心城区的发展,做强做优中心城市,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同时要做强三个县级市,加快全市各区县产业分工协作,培育壮大符合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努力打造产业发达、功能完善、承载力强、特色鲜明的中等城市,增强县城辐射能力,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完善区域平衡,促进扬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建波.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N].学习时报,2014-10-20.

[2]陈昌盛.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N].光明日报,2015-01-27.

[3]贾康.引领新常态要完成经济探底过程[N].每日经济新闻,2014-12-15.

[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扬州市统计年鉴[K].2014.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9

一、新常态下社保基金运行的机遇

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现阶段,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 并且已经基本实现制度的全覆盖。但是, 由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变化, 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 给社保基金的稳定运行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简言之, 宏观经济的“换挡回落”直接影响基金收入的增速。因此, 我们应深刻认识我国经济新常态, 牢牢把握住新常态经济给社保基金运行带来的新机遇。

(一) 经济平稳发展为社保基金运行奠定财力基础

我国国民经济在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的奇迹后, 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下降, 基本维持在7%左右的合理增长速度。有学者认为, 随着GDP增速的回落, 整体经济增速放缓, 这种经济下行压力会给社保基金的投入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笔者认为, 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波幅不大, 即使GDP的增长速度减缓, 但整体保持在7%的平稳发展速度, 对社保基金的冲击力不是很大。2000年至2013年, 社保基金的收支余仍在持续增长, 直至2013年末, 社保基金的累计结余为4.5万亿元, 就目前为止, 基金结余仍然很乐观。由此可见, 社保基金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的确得益于GDP平稳发展。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 也是开启“十三五”征程最关键的一年, 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也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将近6万亿元, 占GDP的比重由6.57%上升到10.04%, 这也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家财政对社保的投入也是逐年增大。经济新常态也为我国将在“十三五”时期打造中国社会保障“升级版”奠定了一定的财力基础。

(二) 全面深化改革指明社保基金前进方向

习近平主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者, 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项工程极为宏大, 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 碎片化修补也不行, 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 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统筹、系统、集成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造了宏观条件, 由于社会保障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引下, 应逐步推进其他制度改革, 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生育政策改革、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等的全面进行, 不同体制的共同改革, 融合推进, 反过来也促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脚步。社保基金的运行可以借力全面深化改革, 从基金的筹集、运营、监管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针对现在社保基金运营出现的社保基金缩水、基金统筹层次低、基金短期收支平衡与长期高支付压力的矛盾等诸多问题,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 提出相适宜的政策建议, 全力支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石, 并要适应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前进步伐, 推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新型城镇化打破社保基金“碎片化”运行格局

新型城镇化加速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的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按照国家规划要求, 扎实地落实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这六项工作。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 使得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始终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国务院发展中心数据显示, 我国农民总量超过2.5亿 (2012年) , 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 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 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由于上述原因, 社会保障制度始终处于残缺状态或者“碎片化”状态, 难以适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 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藩篱, 也为社保基金城乡分割、基金统筹层次不高等严重损害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运行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提高了社保基金的互济功能, 有利于基金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调剂, 也大大增强了社会保障功能。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把对城镇职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逐步缩小城乡间社保水平的差距, 进一步破除长期以来社会保障机制城乡区隔的“一国两制”, 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 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统筹的“一国一制”。

二、新常态背景下社保基金运行的挑战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和整体经济发展历程一样, 也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经济新常态呈现出来的诸多特征, 如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等, 这些或多或少为社保基金的运行产生影响。目前, 原来由社保基金高速增长所掩饰和忽略的问题,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也逐渐地显露出来, 转变为主要问题, 我们不得不高度关注这些问题。所以, 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社保基金运行的诸多挑战。

(一) 社保基金支出持续刚性增长

当我们在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唱赞歌的同时, 也面临着“银发浪潮”的到来。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据统计, 我国目前的总生育率是1.6, 低生育率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成本,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老龄化和高龄化, 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加速增长, 全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不断攀升, 未来社保基金支付压力巨大, 根据现有社保基金的状况, 能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能不能为老龄人口高峰期做好全方位的养老金制度财务准备并保持长期精算平衡、能不能满足大规模老龄人口的医疗、养老服务需求, 为其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 这些毫无疑问将是现在和未来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如何很好地解决上亿人口的养老问题, 同样也会贯穿21世纪。

(二) 统筹层次低, 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

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系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统筹层次较低。一般是地方县市级统筹, 这就造成了社保基金的管理主体太过于分散化, 基金的筹集运营、支付都存在很大的困难。《社会保险法》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 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 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调查显示, 如果按照基金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的标准来衡量, 2013年底, 全国社保基金实行统收统支的省级统筹模式的只有六个省市, 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陕西、西藏、青海。首先, 统筹层次低使得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难以解决, 较低的统筹层次, 影响到社会保险调剂功能的良好发挥, 省内不同地区之间, 省域之间社会保险基金积累情况差别很大, 基金结余多的地区因为基金分散在各地, 地方又没有动用的权利, 存在着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和潜在的基金安全风险, 这样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其次, 统筹层次太低, 阻碍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目前在较低统筹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下, 劳动者跨统筹地区就业一般只能转移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 而占社保基金较大比例的统筹部分则不能转移, 这不仅对异地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公, 也会造成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不愿意参保和集中退保现象。由于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不高, 造成目前数万亿的社保基金被分散在2 000多个省、市、县级统筹单位。而且因为不同险种基金的管理试行独立核算, 因而每个统筹单位又衍生出数个基金行政管理机构。总而言之, 我国社保基金事实上是由成千上万个各级社保单位分散管理, 呈现出“碎片化”管理的状态。再加上社保基金贬值严重, 保值增值的的压力太大。

(三) 相关保险制度衔接障碍

社保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这五大类, 涵盖范围比较广泛。每种不同类别的保险基金都有其独特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方式, 五个不同的险种的运营监管方式不同, 五种制度独自运行, 互不相干, 这就为社保基金制度的衔接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不仅是社保基金内部相关保险制度的衔接存在障碍, 社会保险与其他各个系统像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之间不同分工、结构比例及相关政策衔接到现在都缺乏明了的高层次的设计, 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功能混乱, 进而造成相关制度安排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 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综合效能的发挥。

(四) 投资限制严格而监管乏力

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的一大原则就是安全性原则, 社保基金的安全关系到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 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鉴于安全第一的理念, 我国社保基金一般情况下只能购买国债或者存入银行, 虽然这样确保了社保基金的安全性, 但是流动性和收益性都比较低, 投资渠道单一化, 牺牲了社保基金的市场效率。劳动保障部在2006年9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 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专款专用, 禁止社会保险基金违规投资运营。2012年, 财政部也发布通知, 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财政部门不能随意动用社保基金结余, 进而从事任何其他形式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以上通知都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进行严格地限制, 使得基金投资渠道过于狭窄, 很难构建多元化、有效的投资组合, 所以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很低, 保值增值更是难上加难。严格的社保基金投资限制已抑制了基金应有的活力, 再加上相关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管乏力, 这更使其健康可持续运营举步维艰。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采取的模式都是先试点, 再推广, 这样就造成社会保险相关立法总是滞后于制度的落实, 使立法失去了时效性。首先, 2010年出台了唯一一部比较权威的《社会保险法》使社会保险有法可循, 但是该法只是规范社会保险宏观层面事宜, 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 也缺乏配套的具体条例、办法指导社保基金的实际操作, 这样导致社保基金管理的各个环节依然无章可循。其次, 社保基金监管部门之间政事不分、缺乏制衡。我国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仅仅是社保基金的监督机构, 同时也是管理机构;即便是负责征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也由劳动保障部门成立。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管, 所以才会造成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合一, 社会部门集立法、运营管理、监督于一身的混乱局面, 这种现状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严重威胁社保基金安全。再加上我国专职从事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人员数量不足, 监督力量薄弱导致我国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还不是很健全。

三、新常态下社保基金运行的新路径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面对新常态经济, 急切需要立足全局和长远, 结合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 正确认识新常态下社保基金运行的机遇和挑战, 牢牢把握住机遇, 用科学、长远的目光应对挑战。因此, 针对新常态下社保基金运行的机遇和挑战, 科学规划、合理设计, 提出了基金今后前进的路径。

(一) 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 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为了降低社保基金继续贬值的风险, 我国社保基金也应该和国际成功的基金投资国家一样, 同时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逐渐放宽基金的投资限制。然而, 我国的法律规定严格规定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式, 使其投资渠道狭窄, 投资品种过于单一, 尽管这样的投资限制避免了投资风险对社保基金的冲击, 但面对社保基金的不断“缩水”, 这种方式只能恶化当前的局面。故而, 我国应该在未来适度放宽社保基金投资的法律限制, 按照规范、稳健、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社保基金运作, 以实现其保值增值。我国应该逐渐放宽社保基金的投资限制, 不能总是局限在安全性高、收益率低的银行或者购买国债, 而应尽可能多的进行多元化组合的投资方式, 这样可以分散基金的风险。其一, 社保基金可以进行证券、股票投资。社保基金除了购买国债外, 还可以将其债券投资范围扩大到收益较高的、且公司信誉较好的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保基金的流动性。同时, 根据股票的交易方式不同, 社会保险基金也可投资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其二, 社保基金可进行不动产投资。投资不动产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出租获取租金;二是获取买卖不动产时的增额价差。正是因为不动产流动性差与社保基金长期稳定的特点相吻合, 所以, 投资不动产直接取得经营权以获取收益, 也是社保基金投资的一种方式。最后, 进行海外投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各国资本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大市场。社保基金进行全球化投资组合管理, 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市场资源, 扩大投资范围、优化投资组合、促使资产的国际多样性, 也可以有效地分散甚至避免投资风险。规避国内股市变动对社保基金的冲击。总之, 要想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就应该放开限制, 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基础上, 进行多元化的市场投资运营, 并且建立有效的投资风险控制、绩效评价以及责任追究机制。

(二) 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次, 发挥互济功能

由于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太低, 县、市、省多级别交错, 基金难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 社保基金制度“碎片化”造成了社保基金“分灶吃饭”的管理局面。《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 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目前,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 但是这些制度的统筹层次有待提高。现在, 我们应该一步到位建立统收统支的全国统筹, 制定统一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消除社保基金市场化投资的障碍。由于社保基金涵盖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类, 所以只有提高每一部分的统筹层次, 才能提高社保基金整体统筹层次, 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提高为例,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 目前我们要尽快实行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属地化管理相结合的基金统筹模式。同时, 也要对其他四项保险项目的统筹层次做出合理的安排部署, 只有五方并进, 才能达到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次的目的。只有提高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 这样才能发挥基金的互济功能, 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不公, 给予不同地区居民公平的机会, 使得社会保障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三) 加强顶层设计, 促进制度衔接

社会保障制度实质上是利益再调整机制, 其发展一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仅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 在实践中更涉及到其他相关政策和制度, 要想其真正走向成熟, 就要协同推进各项制度, 促进相关制度的衔接工作。从长远规划来看, 首先, 应该加强社会保险内部制度衔接。在社会保险系统下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大类子系统, 应系统地规划这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制度衔接。其次, 应加强社会保险与其他相关保障制度的衔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优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 高度整合囊括这五种社会保障制度, 使之有序、合理衔接, 是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必备条件。最后, 需要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与外部制度的协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制度安排, 它不仅影响着其他相关制度, 像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口政策、医疗体制等, 同时也深受其他相关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 制度建设中注重与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 实现良性互动, 是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相关保障制度的完美无缝对接, 才能保证社保基金健康、安全、可持续性发展, 才能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性推进, 才能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精神的贯彻实施。

(四) 立法先行, 完善基金监管体系

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任何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是依据法律出台, 即立法在先, 其后实行制度。《社会保险法》作为我国社会保障法的核心部分, 但其实践性还有待考量, 现有的零散颁布的条例、决定、通知、规定, 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 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 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无法可依, 因此, 我国应推进社会保险立法。先立法, 后实施社会保险制度, 为了保证对社会保险进行管理,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运营评审委员会, 对保险费的征缴、给付、及资产管理运营进行全面监督, 每月公开新的信息, 预防违规行为的发生。同时, 还要建立互相制衡式的监督体制, 如日常监督、行政监督、专职监督、法律监督加之内部监控体系的互相制衡, 以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力度。完善我国社保基金运营的预警机制, 预警系统确定并监测一些重要的保障指标, 根据设定的允许值范围, 若超出警戒值范围就发出警报。完善的基金监管体系能够保证基金的正常投资运营, 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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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 篇10

关键词：资本结构,交易成本理论,负债结构,战略转型

一、引言

自中国加入WTO至2010 年,GDP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3%左右,高于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及所有发达国家[1]。在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年增长逐渐减缓,截至2014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约7.4%,走向一种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区别于“旧常态”主要有以下特点: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完善资本市场、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促使金融结构逐渐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将是大势所趋。企业资本结构作为连接宏微观两个层面的桥梁,在宏观层面上与资本市场及金融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企业公司监管激励[2,3],同时还影响企业各项决策的制定[4]。

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学术上一直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国内外学者以研究股权结构对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为主,对负债结构的影响研究很少。仅有部分国外学者基于代理理论研究负债的影响作用[2,5,6]。但是,在企业的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比例最大,几乎超过90%[7],债权人与股东一样,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话语权干涉公司各项决策。因此,在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转型绩效的影响时,债权人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将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重点探讨企业负债对其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战略转型内涵的研究

对企业战略转型问题的研究,部分国外学者基于资源基础观研究战略转型动因及转型能力[8,9,10,11];另有部分学者基于制度理论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所属关系对企业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12]。国内学者对企业战略转型的研究主要基于四个视角:理性视角、学习视角、认知视角及动态能力视角,如图1 所示。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内外学者对战略转型内涵的界定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国内学者常将战略转型与战略更新、战略调整等概念混淆。战略更新和战略调整强调战略内容及战略要素的变化,是一个量变过程,不能引发战略本质的改变。战略转型一方面要实现原有战略要素特征或结构的系统性改变,另一方面要重新匹配新的战略要素,是组成企业战略的不同要素在新环境下重新组合的过程[13]。因此,战略转型是一个动态双重匹配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双重性。动态性是指战略转型在实现各层次战略内容变化的同时,过程也是动态变化的;双重性是指战略转型要同时实现战略要素的更新及战略要素的重新匹配。这两个性质的存在使得战略转型区别于战略更新及战略调整等一般性战略变化。

Ginsberg(1988)将战略转型的表现形式分为内容维度和过程维度,认为战略转型的发生一方面是战略目标、市场范围、竞争战略等内容维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组织管理与环境关系过程维度的变化。其中内容维度可根据战略层次分为公司层、业务层及职能层。公司层转型是指组织边界的调整,包括业务或者地域范围的变化,相关、非相关多元化程度的调整,及横向、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使得组织边界变化[14];业务层转型是指竞争战略的变革,包括从一种竞争战略向另一种竞争战略的转型;职能层转型是指各职能部门战略内容的变化,例如缩小广告费用转向加大研发投入,改变渠道销售转为公司直销等。过程维度指企业实现组织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相匹配[15]、管理体系与战略定位相匹配、管理者的认知决策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过程[16]。在企业战略内容及战略定位确定以后,管理者需要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进行决策,需要企业文化保障战略内容的实施,需要管理体系将一系列战略要素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匹配。

因此,企业战略转型是指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变组织战略要素,并为实现战略本质的改变重新匹配新的战略要素的行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

(二)关于资本结构影响作用的研究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是企业优先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债务融资使企业获得部分抵税收益、降低总资本成本的同时增加了企业不能定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风险[4]。无论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还是战略的角度,企业在进行战略转型时都有寻求更多债务融资的倾向[17]。在对企业资本结构进行研究时,部分研究者认为较高的债务水平会限制经理人员手中的现金流,抑制经理人员在机会较少的业务中过度投资,对转型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5,18]。另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相对于内部生成资金来说成本更高,使得很多企业因为财务不够宽松放弃一些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战略转型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作用[19]。综上研究,前人基于代理理论所得结论相互矛盾,无法得到统一结论。

资源基础观一直是研究战略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战略转型离不开现有核心资源和关键能力的转移。企业通过内部共享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以求获取一定的租金收益[9,20],通过向新市场扩展以求获得减少成本的机会、获得发展新核心资源和能力的机会[21]。对企业战略转型动因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机会大于威胁之论,认为新市场的发展机会吸引企业进行战略转型;另一种是威胁大于机会之论,认为现有市场萎缩、前景不良迫使企业战略转型。企业选择一体化战略或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等战略转型的成败在于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在新环境中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

企业战略转型的成本包括所有未来预期成本及机会成本,由资源及能力在新环境下的不适应造成的成本有可能是其代价最大的交易成本[22]。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治理提出两种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和科层治理机制。从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适应性方面区分,市场治理机制通过合同和规则来引导自主适应,对经理实行高激励监控;科层治理机制通过行政裁决引导适应性,由董事会和股东进行相对灵活的监控[23]。在科层治理结构中,由于没有外部法院的干预,激励作用相对于市场治理结构来说更加温和。因此,当绩效目标明确时,市场治理机制自动激励经理层明确股东目标,其成本较低;当绩效目标不明确时,科层治理机制是最好的选择。

从战略层面上来讲,由于企业需要保证核心资源是不可模仿的,企业的战略资源必然异质性极强[24],当企业撬动现有战略资源在新市场发挥作用时,企业绩效会更好[25]。企业进行战略转型以求获得更好的绩效,需要将特异性强的核心战略资源转向新的行业或地域。在这种情况下,科层治理机制比市场治理机制更能有效地保障战略转型的连续性。将公司现有关键核心能力转移到新的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公司最有价值的功能是那些社会复杂性极强的隐性能力,甚至是内部经理人员都不可能完全理解的能力[9],这些能力通常是使企业获得很高绩效的关键所在。在企业战略转型时,会涉及这些能力的转移以期获得协同效应,但这些行为很难受高激励措施保证。带有确定性绩效目标的高激励方式将会阻碍企业最大化共享资源和能力,而科层治理机制能够更好地监督和引导知识共享。

代理理论以个人代理为分析单元,强调事前激励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以减少错误决策带来的损失;交易成本理论(TCE)以每次交易为分析单元,侧重于考虑影响企业选择治理机制的那些突发事件的本质。TCE不仅能够在解释企业战略转型行为方面对RBV、AT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而且能使战略转型的过程维度与内容维度在理论层面上达到统一[26,27,28]。

三、理论研究及模型构建

大多数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侧重于董事会组成、所有权结构等要素,往往忽视了企业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角色。TCE赋予负债具有治理机制的作用,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全方面理解企业资本结构对经理层治理制度的影响。

(一)负债对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

基于TCE,投资者通过债务或者股权的形式向一个公司提供资金,从保证自有资本层面上来看,资本结构是一种治理机制[29]。债权人通过一些严格的债务契约保护自有资本,即通过市场治理机制来保护权益,享有的是优先索取权,同时对经理人员拥有很高的激励。如前文分析,企业面对债务有不能定期还息、到期还本的财务风险或破产风险。经理遵循债务双方制定的合同要求,就拥有了适应不确定性的自主权,对经理的激励相对温和。相比之下,股东则通过科层治理方式保护自有资本[29],享有剩余索取权,股票持有者通过董事会行使终极决定权。董事会为了成功战略转型会搜集大量信息,使资源和能力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事实上,经理人员受科层治理机制监督还是受市场治理机制激励取决于产权结构。当债务水平较低时,主要由股东通过董事会实行科层治理机制。当债务水平较高时,债权人的市场治理激励将会掩盖科层治理机制给予经理人员的监管[5]。因此,当经理人员专注于高强度的短期激励时,董事会的监管有利于抑制经理人员的行为。

命题一:企业负债对其战略转型绩效存在消极影响作用。

(二)债券负债市场治理机制作用更强

尽管所有类型的债务都具有债务的某些关键特征,但债券负债和银行负债这两种负债有着相对明显的区别[30]。债券持有者通常具有多而散的特点,其话语权较少,没有选择余地。企业集中所有债券持有人监管管理层或者重新谈判债务合同的成本较高,因此,债券人主要依靠与企业签订严格的债务合同来保护自有资本,通过法律保护权益,其市场治理机制作用更强。相反,银行债务往往是集中持股,当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与企业重新谈判债务合同的成本低于债券人。而且银行选择客户时,能够收集企业更多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能在董事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参与企业各项决策。因此,银行债务更加类似于科层治理机制[31]。根据以上研究发现,在各种债务类型中,由于债券负债的市场治理机制特点更加明显,其对企业战略转型的消极影响作用更强。

命题二:企业债券负债对战略转型绩效的消极影响比银行负债更强。

(三)负债的影响作用受转型路径影响

本文以战略转型内容维度的公司层转型与过程维度为基础,将企业战略转型路径分为行业路径和地域路径[32,33]。行业路径一方面指由于现处行业市场萎缩,企业转向其他行业投资;另一方面指受其他行业潜在市场机会的吸引,实行产品多元化或一体化战略[34]。地域路径是指企业现有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市场占有率大、竞争力较强,企业为寻求发展继而扩大业务的地域范围,包括转向实行国际化战略[35]。

企业选择行业路径转型,一方面需要将企业在现有行业的战略资源转移至新行业,以减少沉没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将现有核心能力进行转移,尽可能的减少机会成本。企业的战略资源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往往异质性越强,对企业绩效的贡献越大[9]。同时,企业的隐性能力在行业中的转移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选择地域路径转型,主要将现有战略资源和能力向新的市场进行复制,资源异质性的影响和隐形能力转移的不确定性都小于行业路径转型。由于行业路径转型中,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都强于地域路径转型,负债将不利于选择行业路径转型企业的战略资源在新环境中的适应。

命题三:选择行业转型企业,其负债对转型绩效的消极影响作用强于地域路径转型企业。

(四)负债的负向影响在研发密集型企业中作用更强

研发密集型企业战略资源和能力较其他企业而言,异质性及不确定性更强。虽然企业的研发活动能够给企业创造有价值的知识资源,但是这种研发活动除了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其未来回报高度不确定[34]。企业撬动现有资源和能力进入新的市场,能够获得协同效应和减少沉没成本,但是研发密集型企业进行战略转型时,其隐性知识在新市场的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负债对这类型企业转型绩效的消极影响作用更强[4,31]。市场治理机制阻碍隐性知识的转移,影响高异质性的资源和能力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

命题四: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负债对战略转型绩效的消极影响作用更强。

四、研究结论及讨论

通过理论研究,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赋予负债具有治理机制的作用,研究得出负债影响企业战略资源和能力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对企业战略转型绩效存在消极影响作用。通过比较不同类型负债的影响作用发现,债券负债比银行负债的消极影响更强;而当企业选择行业路径转型时,相对于选择地域路径转型而言,负债对企业战略转型绩效的消极影响更强;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作用在研发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