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户应避免的误区

2024-05-21

养猪户应避免的误区(精选六篇)

养猪户应避免的误区 篇1

1对腹泻的概念不清, 腹泻只是一个征候群,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引起腹泻时原因极其复杂, 包括营养性腹泻、细菌性腹泻、病毒性腹泻和寄生虫等因素都可引起猪只腹泻。对腹泻的具体情况一定要具体分析。

2传染性腹泻病近几年的流行呈上升趋势, 流行规律也有很大变化, 以前冬春季节多发, 而近几年也有在最季流行的情况出现,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在集约化的养猪场。

3对混合感染的认识不够。对腹泻病的复杂多样认识不够, 表现为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 都归结为一两种病原, 发生腹泻只认为是由一种或两种病原引起, 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单一因素引起发病, 往往存在多种病原的混合感染, 这就给腹泻病的诊治带来误导, 贻误了最佳诊治时间, 同时对疫病的防制也不能够有的放矢。

高考填报志愿应避免误区 篇2

提前录取,对多数学生来说是重要的机会,但成绩较优者原则上不宜动提前批的脑子,千万不可有不填白不填的心理,以免失去后面批次的选择机会。近年来,就有一些成绩顶尖、报考清华、北大、人大的生源因草率填报提前批而失去了后面的录取机会,造成了终身遗憾。当然,若提前批中确实有与自己的职业兴趣相近的院校或专业,考生则不应放弃。

误区二:选择学校而忽视专业

不少考生在院校和专业的博弈中选择进理想的院校,而对自己今后从事的专业方向不作考虑。调查发现,进了大学后有不少考生感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对而懊恼,有的只好随波逐流,甚至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向哪方面发展。

误区三:不愿服从调剂

易宪容“稳增长”应避免闯入误区 篇3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 近期, 在“稳增长”信息基础上, 市场流行起四万亿的2.0版本将出台, 要求银行减息的呼声, 地方软性住房托市政策也不断出现。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国内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否十分严峻?如果是严峻的, 当前“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会走以前的老路?如果是这样, 国内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经济发展战略如何转向?更为重要的是,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吗?

可以说, 国内经济下行趋势从2011年下半年就已显现, 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的数据表明, 不仅总体上经济运行比市场预期要差, 而且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几个大省经济增长都出现快速下滑。比如, 广东、浙江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7.2%和7.1%, 上海和北京为7%, 都低于全年7.5%的目标。但是, 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发生质的变化。因此, 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而不要步入误区。

首先, 住房宏观调控政策不可动摇。可以说, 由于刺激政策后遗症, 国内房地产泡沫的广泛性及深入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都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 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 地方政府的住房软性托市政策不断, 如地方住房公积金放宽贷款条件、政府用补贴帮助特殊居民进入市场等。而且, 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要求当地银行进一步放宽首套购买住房者的信贷条件, 对购买主体重新界定, 鼓励所谓改善性住房需求进入市场等。绝不能默许地方政府的托市政策, 给住房市场一个错误信号。而要通过严厉、累进的住房交易税及交易所得税政策真正转变国内住房市场性质。

其次, 货币政策工具不可突然逆转, 而要坚持让今年的信贷规模及货币增长回归常态, 最多只是采取预调微调的方式。市场的看法是, 当前国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6.56%, 而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平均高达21.58%。因此, 要尽快动用货币政策价格工具, 下调基准利率, 以便增加企业信贷需求, 刺激企业投资欲望等。

但实际上, 在“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贷款利率下限管理”的制度安排下, 国内银行间的竞争并非是价格上竞争, 而是信贷规模的竞争。由此, 基准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 谁获得银行信贷谁就有利可图。再加上, 贷款利率存在巨大弹性, 即在基准利率上下浮10%、上浮100%。因此, 银行基准利率向下浮动对信贷需求的影响微乎其微。央行要把握当前国内货币政策调整的底线, 不可通过信贷过度扩张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及推高资产泡沫。否则, 中国经济可能进入新的误区。

第三, 扩大投资是新一轮稳增长的主力。发改委近期批准的很多项目即将上马, 使得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的步伐加快。但是, 这些重大项目投资不仅要重点放在民生性项目上, 更重要的是加大对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即中央政府要加大对自然生存条件还好, 但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地区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 这种投入要采取中央财政直接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

同时, 中央政府要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早几年遗留下来的政府平台贷款寻求新化解方案。如果扩大投资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 且采取的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那么这既可解决市场所担心的一些应急投资项目产能过剩的问题, 也可为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距、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如果不是这样, 国内投资增长可能进入新的误区。

皮肤保养应避免这些误区 篇4

肌肤清洁不到位绝对会影响皮肤对营养成分的吸收,但如果因此而用过分强力的清洁产品,对皮肤造成的伤害同样是破坏性的。去角质是非常容易过度的,尤其当你看到肌肤在去完角质后变得又光又嫩让人爱不释手的时候。除非你是毛孔粗大的油性皮肤,否则在去完角质后不适合使用高浓度的水杨酸类的产品,它会毫不留情地破坏肌肤的天然保护屏障,造成刺激或灼伤。

连续敷两张面膜

我们常将面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做减法的面膜,例如去角质、深层清洁等,一类是做加法的面膜,例如补水、美白、滋养等。建议可以先使用减法面膜,再使用加法面膜。不要同时使用两款加法面膜,皮肤自身有一个吸收饱和度,叠加使用会造成浪费,同时加重皮肤负担。想要效果更好,不如提前拿抗老精华打底,再用保湿面膜。

混用不同类型的美白产品

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美白产品成分不一,若是混用不当,成分间无法相互兼容或是相辅相成,则容易致使美白无效,或是导致肌肤不适。

拼命补水

“过度保湿”是最被滥用的皮肤保养!盲目补水保湿只会给肌肤造成比真正的缺水更严重的后果。过度保湿之后,皮肤的含水度过于饱和导致毛孔变得没有张力而粗大,出现黑头粉刺,皮肤弹力下降变得松弛,老化角质细胞不易脱落,角质层变厚,皮肤没有光泽。

一次使用多种精华素

养猪户应避免的误区 篇5

一、现代农业及发展特征

现代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继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其内涵是以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1], 以“以工哺农”的制度变革为保障, 以市场驱动为基本动力, 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2], 实现农业技术的全面升级、农业结构的现代转型和农业制度的现代变迁[3], 使农业成为现代产业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农村社会繁荣稳定的产业基础。

与传统农业相对应, 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彻底改变传统经验农业技术长期停滞不变的局面, 农业生产经营中广泛采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方法, 并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造升级, 同时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农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生产方式、营销方式等不断创新, 因而现代农业是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创新农业。二是突破传统农业生产领域仅局限于以传统种植业、畜牧业等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的狭小领域, 随着现代科技在诸多领域的突破, 现代农业的发展将由动植物向微生物、农田向草地森林、陆地向海洋以及初级农产品生产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能源等方向不断拓展, 生产链条不断延伸, 并与现代工业溶为一体, 因而现代农业是由现代科技引领的宽领域农业[4]。三是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过程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约束, 通过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及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 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以较大改善,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断增强, 因而现代农业是用现代科技和工业设备武装、具有较强抵御灾害能力的设施农业、可控农业。四是突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农业投入要素仅来源于农业内部的封闭状况, 现代农业普遍采用产业化经营的方式、投入要素以现代工业产品为主, 工农业产品市场依赖紧密, 农产品市场广阔、交易方式先进、农业内部分工细密, 产前、产中及产后一体化协作, 投入产出效率高, 因而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发达的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农业、专业化农业、一体化农业、高效益农业。五是改变传统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 农业发展中能够有效实现稀缺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 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协调发展, 因而现代农业是根据资源禀赋条件选择适宜技术的集约化农业、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

二、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层面含义

由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可见,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现代农业的发展却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 其中还包含着诸多层面的含义。

㈠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理性调整过程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因而一般认为, 市场制度的相对成熟和工业化中期水平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最佳时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工业化初期阶段往往需要以农业剩余的积累及转移来满足工业技术设备对大量资金的需求, 而当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 工业化对农业资金和产品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 而对农村、农业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 要求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增长及相应的对工业产品需求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 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 工业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居绝对的优势地位, 能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国家支持农业的财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工业化初期阶段往往是工业与农业的非均衡发展, 必然造成农业的弱势及城乡差距的扩大, 而此时国家因受其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影响往往会偏重于工业的发展, 忽视农业。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 随着工农业相互需求条件的转化, 农业落后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越来越大, 迫使社会对农业和工业的产业依赖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同时, 随着工农、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 社会两大阶层间的矛盾会越积越深并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更需要全社会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重新思考工农和城乡关系问题。因此, 从发展条件的形成看,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理性调整过程。

㈡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技术变迁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过程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一个农业技术持续进步的过程。从农业科技发展的角度看, 现代农业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并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突破而不断产生新的飞跃。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各种学说到20世纪前半期, 杂交优势理论的应用及动物人工授精等技术的突破, 使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增产十分明显。二战期间, 滴滴涕等杀虫剂的研制与生产, 有力地促进了农药的应用与农药工业的发展。此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不仅大大拓宽了农业科研领域, 提高了农业科研水平, 加快了农业科技传播速度, 而且创新出了更新的农业发展形态, 如“精准农业”、“基因农业”、“计算机集成自适应生产”等模式[5]。从农业技术装备发展的角度看, 其特点是以工业化带动农业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如随着钢铁、机械、化工、能源、计算机集成等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高效农机具、化肥、农药以及农业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 使以机械动力替代人 (畜) 力、以化肥替代农家肥、以信息技术控制代替人工操作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成为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关键因素。

农业制度变革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与技术变迁相适应的又一个特征。美国农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关键取决于以下一些来自于农业外部的稀缺资源的投入。这些稀缺资源主要包括由基本的文化、习惯、心理等因素和经济制度组成的制度资源, 由农业自然、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决定的需要大量投入的分散的农业技术研究资源, 保证农业产出增加潜力实现的新方法和物质投入, 保证新投入有效管理、使用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和教育体制。在这些稀缺资源中, 梅勒更加强调制度资源的重要性[6]。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说明, 能够有效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性制度。正如诺斯所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 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7]。其次是与技术变迁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变革。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一体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其内在机理是由产权的激励机制、技术的节约机制和市场的竞争合作机制共同决定的, 其中规模化主要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适应, 专业化主要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技术变革适应, 一体化主要是以农民自愿合作为基础的竞争合作适应。因而, 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引入或技术进步的过程, 同时更是一个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或制度创新的过程[8], 是一个多层面的演进过程[9]。

㈢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市场、政府、社会互动整合过程速水-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技术变化不是外生于农业经济系统, 而是对资源禀赋状况和产品需求增长的动态反应, 因而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体制基础之上。农民受相对价格变化的引诱, 寻找那些节约稀缺资源的农业技术, 农民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影响政府公共部门努力研究发展这些新技术, 要素供给商受利益诱导努力提供这些相对稀缺的现代农业技术投入品, 但价格不能正确反映要素的稀缺性, 技术进步就可能与要素稀缺状况不一致, 从而导致农业发展的无效率。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 农业技术的变革模式是以该国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为基础的市场选择, 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劳动节约型、以日本为代表的土地节约型和以欧洲为代表的综合型, 其农业技术变迁方向的选择都是以其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特征为基础的。

由无弹性的土地供给给农业发展带来的制约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加以消除, 由无弹性的劳动供给带来的制约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解决[10]。但无论何种技术变迁模式, 都与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引导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 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农业在工业社会中的弱势需要政府的支持, 基于此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普遍采取了立法保护、经济政策引导及行政干预等措施[11]。发达国家或地区政府干预农业经济、支持农业的目的除了提高农产品产出率, 保证其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外,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弱质是一个基本原因。

农业的弱质主要在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较收益低下, 因而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差, 如果仅依市场机制调节农业发展, 就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能力的不断萎缩及与非农产业发展的失衡, 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其具有蒸蒸日上的生命力, 而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 不仅需要巨额的经济成本, 还需要巨额的社会成本。因此, 针对农业的落后、农民的低收入和农村的凋敝, 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 既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 也需要政府利用其舆论和资源动员优势, 鼓励引导全社会力量对“三农”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因而, 从发展的动力合成来看, 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市场引导、政府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经济社会互动整合过程。

㈣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全面发展的过程保障农产品供给、提供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 一方面要求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经营理念为支撑, 实现农业技术的改造升级, 另一方面要求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 以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支持保护为保障, 通过集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 实现农业结构的现代转型和农业制度的现代变迁。从这一转变过程及结果来看, 直接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 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科技贡献率、商品化率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也使得农业从业人员能够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基本相当、甚至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 从而实现了城乡、工农的协同发展。因而, 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 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农村其它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随着国家工业化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进, 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 也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然带来农业实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为农业剩余的积累及现代农业的起步提供一定的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积累的不断增加和政府支持农业政策的实施, 在市场引导下, 农民会不断地引入新技术新设备, 从而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农业产出的不断提高, 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将不断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从而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及产业竞争力, 最终实现农业生产力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

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能够不断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农民收入和农村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 这为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能力, 同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政府和社会支持农业的重要方面。这些合力的作用必然会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就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农业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 而其中农业经营组织制度的变革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是农村政治文明相对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 而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社会化、一体化经营组织本身就是对抗社会强势集团的一种基于农民自愿的经济合作组织, 农民参与这些经济组织的过程也是对其政治素质的培养提高。由此可见, 现代农业发展的结果不仅仅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 而且表现为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农村政治的现代化。

三、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中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现代农业的发展包含了诸多层面的含义, 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含义及相互关系, 对廓清当前及今后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中存在或可能发生的认识及实践误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㈠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现代农业, 轻视制度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作用我国农业基础资源的基本特征是人多地少, 可利用土地资源有限, 水资源相对短缺, 农业劳动力众多, 并且在近期内人口总规模及农村劳动力规模都将持续增加, 而且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减少。在这样的资源结构约束下, 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应采取以生物化学技术为主、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技术方向选择, 大力发展集约农业, 同时应更加注重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以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现代化。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在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 必须更加重视农业制度变革。制度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作用, 关键体现在农地产权制度方面。在失却农地产权清晰或产权无法保障的条件下, 农业必然衰败。前苏联及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农业”的失败根源就在于此。当前我国农业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使用权长期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地使用权市场交易制度的创新, 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交易促进土地的适度集中和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国家与地方政府、农民的关系, 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分权让利”, 积极鼓励和引导、规范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 促进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变革,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专业化和一体化水平[12]。

在明确农业技术、制度变革基本方向和内容的前提下,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避免以下误区。一是在技术上盲目引入“资本替代劳动”项目。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长期内是我国“三农”发展的首要问题, 因而一般来说选择“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技术路线应是我国农业技术变迁过程中长期采取的政策取向[13], 虽然现代农业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本投入替代劳动的过程, 但这一过程应由农民通过市场自主选择实现。二是在农地产权制度上盲目推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我们所言的重视农业制度变革其核心是更加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及国家 (法律)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虽然我国法律已赋予农民对其承包地长期使用、收益、继承等权利, 但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真实价格的形成机制、土地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及交易收益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这些农业基本制度相对成熟的基础上, 土地通过市场机制的集中规模化经营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实证经验表明, 地权稳定性和更自由的转让权显著提高我国农业绩效[14]。当今世界上农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说明,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是最具效率的[15]。因此, 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主要应是在家庭生产经营基础上的外延规模扩大。

㈡仅从政策层面理解现代农业, 轻视市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政策支持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市场机制的完善及作用的充分发挥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持久动力。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 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制度和体系建设还非常缺乏。如农业基础资源 (特别是土地、水资源等) 的产权市场交易制度缺乏, 导致农业内部资源流动性差;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 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障碍重重;农业资本市场 (特别是针对农村的金融服务) 建设滞后, 导致农业发展总是受投入的限制;农产品期货期权及保险市场不完善, 导致农业市场风险不能有效平抑;农业市场化的基础设施落后, 影响农业实物及信息资源的快速送达与传递;主要农产品流通及农业投入品生产 (如粮食、化肥等) 垄断严重, 导致农业收益的相当部分不能被农民获得;农业投入品终端市场及农村消费品市场秩序混乱, 农业和农村成为“假、冒、伪、劣”最为严重的领域;农产品市场质量管理落后, 导致农业化学物质超标超量使用问题普遍等。因而, 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在注重政策支持的同时, 必须更加重视农业市场制度、体系及质量建设。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农产品流通体制, 农村财政、金融、投资体制, 以及农业投入品与质量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完善农业市场制度, 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农业和农村市场秩序, 才能以完善的市场机制引导和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发展。

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的有机结合是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动力保证, 应在具体的实践中避免“重政策、轻市场”的误区。一是要处理好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农业市场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利用好支农政策, 不能坐等支持, 不能一提现代农业建设就要钱、要物、要项目, 不能将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政策转化为支持政府涉农部门的政策, 更不能以支持现代农业建设为名, 转嫁成本、加重农民负担。二是处理好矫正市场失灵和防止政府失灵的关系。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普遍存在, 如农地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当前的小农社区共有制、二元体制分割导致的农业资源流动中的不平等交易、除农业生产之外的其它涉农领域的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等。正由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常常使得政府农业政策低效或失效, 甚至负效。因而如何避免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中的政策失灵, 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三是处理好发动农民、引导农民和政府恰当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是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 农业领域的特殊性使得现代农业建设中的这一特征会更加明显, 因而更加需要政府行为的规范。要借鉴发达国家通过立法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农业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应多采取一些利益诱导性的经济政策, 少一些直接的行政干预。

㈢仅从农业层面理解现代农业, 忽视工业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从根本上说, 我国“三农”问题的缓解及解决, 关键要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 同样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农民的就业问题。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面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十分庞大的现实,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关键就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 就必须发展以农业产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 否则, 就农业谈现代农业发展毫无意义。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迟滞于农业发展中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速度, 反而会加重“三农”问题的程度。因而, 仅从这一角度来看,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发展农业产业化, 以农业的工业化发展为带动, 增强农民就业和提高产出能力。这是一个战略性认识, 是一个全局观念。任何单纯强调农外工业发展和脱离农业工业化发展而发展农业的思想是狭隘的思想。

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 在发展思路上要摈弃把农业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分割的惯性思维, 以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农村小城镇建设为重点,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政府与市场匹配的“双轮驱动”, 促进现代农业建设进程。增强农业装备, 带动农业现代化, 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国家工业化。

㈣仅从农民、政府层面理解现代农业, 忽视社会支持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农业发展不仅关乎农民自身利益, 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息息相关。现代农业建设也不只是农民与政府的事, 它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与支持。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 而农业产值仅占全国GDP总量的17%, 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随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转移顺利, 到2030年我国农村人口仍有5亿[12]。面对这样的局面, 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当平均到每一个农民时, 是一个微小的数字。因而我们应加大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 同时加大对农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多方面的投入。农民收入低下且资金积累非常薄弱、基本的保障缺乏、社会参与程度低、文化科技素质较低、营养健康难以保证, 这是我国农村的实现。从国家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来看, 都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舆论支持。通过广泛的社会舆论及形成的共识积极影响政府决策, 促使和增强政府支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二是经济参与。通过经济政策的利益诱导, 鼓励和引导一些工商企业投资、参与现代农业建设。三是社会帮扶。支持旨在支援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鼓励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活动, 支援农村扶贫、教育、医疗、科技培训、妇女发展等社会事业。四是国际援助。引导国家之间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援助项目多向农业、农村倾斜。

㈤仅从经济层面理解现代农业, 轻视农村政治、文化等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发展的过程, 核心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受到现行农村政治结构及其相应的治理模式以及乡村传统文化、习俗、礼仪、心理、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农村政治结构来看, 是一种议政合一的政体形式和集权式的层级制政府形式向农村基层单位 (行政村) 的“复制”延伸, 因而使得我国的农村治理结构表现为政府主导、权威多元、“能人”治理的模式[16]。由于这一模式使得农村基层政府仍具有较强的权能, 因而这一模式可能具有对现代农业建设积极促进的一面, 但也可能因政府干预过多、“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多元权威降低效率等原因, 阻滞现代农业的发展。从现代农业这一根本出发, 完善的“村民自治”必然对现代农业建设更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 这既能符合市场经济的民主、自愿原则, 也能有效地降低政府与亿万农民交易的制度成本。因此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应在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重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 将完善农村自治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我国是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国家。农耕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 具有典型的封闭性、保守性、家族性、乡土性、生存性等特征。显然, 这样的文化形态是与现代农业发展格格不入的,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传统的农耕文化早已被打破, 但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 农耕文化的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而, 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在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要重视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应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对农民的先进文化教育, 鼓励农民参与市场实践、自治实践、合作实践等自我教育活动, 进而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村文化,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四、结语

养猪户应避免的误区 篇6

所谓城镇化,是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由乡而城的变化过程,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逐渐由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文化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改善,素质能力不断提升,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现实情况是,城镇化常常被片面解读,以至于城镇化建设被引向歧途。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新型城镇化”的号角,之所以强调“新型”,其意正在于引导城镇化建设摆脱以往的误区走向城镇化正道,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便是很好的照应和证明。要想走上城镇化“正途”,要想提升城镇化质量,要想使我们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走得更稳走得更好,梳理城镇化建设的常见误区,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切实避免,便是不可不为的工作。

1“城镇化”不等于都市化,而应是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统筹考虑大中小城市并举

提到“城镇化”很多人会将之等同于“城市化”,并进而等同于“都市化”,以为三者同义,以为“城镇化”就是发展大都市,就是将城市做大,越大越好。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0多个提出要打造“国际大都市”[3],如此带来三个后果:(1)导致我国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尤其缺少小城镇,致使城乡脱节,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2)顺应建设“大都市”需要而掀起大规模的“扩城”和旧城改造“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城镇的面貌、功能与生态,很多大城市沉醉于修建“地标性建筑”如摩天大楼、大广场、大草坪以及宽阔的景观大道等等,追求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严重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态;(3)与“都市化”相伴随,大量农民向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又难免有限,导致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住房紧张,房价疯涨;交通拥堵,事故增多;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各种“城市病”相继出现,城镇负担不断加重,城镇活力不断“打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随之下降。

其实“城镇”、“城市”、“都市”有联系也有区别:广义的“城市”相当于狭义的“城镇”,都含“市”和建制“镇”,而“都市”是国家的主要城市,是大城市。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就总体而言,走“城镇化”道路,城镇规模不应该是第一位的选择,不应一味贪“大”求“洋”,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可行性、科学性、可持续性。因此,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统筹考虑大中小城市(镇)系列谱,明确不同规模城镇的功能定位,发挥并放大城镇的扩散和辐射效应,以大带小,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尤其要加快中小城市和县、镇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镇建设的质量,搭建好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实现城镇乡村更好的结合,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方向转移,多数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就近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以适应我国国情,使城镇化建设更人性、更科学、更生态、更环保、更可持续。

2“城镇化”不等于舍弃乡村,而应是乡村与城镇共生共赢、乡村文明与城镇文明共存共荣

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建设实践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去乡化”色彩明显。无论是大范围的“拆村建区”行动,还是通过行政手段逼迫农民集中“上楼”,无论是某些大城市市域内村庄社区化管理,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或正在实施的企望城镇化率“倍增”的工作目标,似乎都在向我们昭示:城镇化就是要变乡村为城镇,我国城镇化过程就是让中国乡村走向终结的过程,似乎消灭了村庄就能实现城镇化,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因此大上台阶。这其实陷入了发展的悖论。

固然,城镇化需要城镇向周边扩张,需要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也势必会引发农村经济社会急剧变迁,村庄和人口数量大量减少也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就是不要乡村甚至消灭乡村——这既不现实也不科学,甚至非常危险。试想:一旦乡村被城市“化”掉了,其直接后果是什么?——是严重的“生态失衡”,有悖于我们的发展目标。且不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华文明的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是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以消灭农村为代价的城镇化运动不仅撼动了这个根基,还撕裂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载体,使国家民族面临传统文明传承断裂的危险,即使就物质基础而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是全国的命脉所在,如若没有了农业、农村、农民,城镇必将失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就连社会的正常运行都会亮起报警的“红灯”,这分明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不是发展而是破坏,新型城镇化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绝对不能以终结乡村、终结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乡村文明为代价!农村与城镇、农业与工业只能而且必将长期共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乡村与城镇共生共赢、乡村文明与城镇文明共存共荣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亦即当今“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十八大并非单独强调“城镇化”,而是“四化”并提——“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同时,还要“农业现代化”,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仍然强调“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可见城镇化并不否定更不排斥乡村建设,我们应当厘清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定位,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功能作用,使其优势互补,实现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

3“城镇化”不等于造城镇,其核心是人民生活质量和素质能力的提升

说到城镇化,人们容易想到圈地造城,想到宽公路、立交桥,想到高楼大厦、大型广场,想到各种资源向城镇集聚,想到城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以至于我国城镇化建设出现一个大问题,即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198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000km2,城镇人口为19140万人,城镇化率为19.39%。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6万km2,城镇常住人口为67113万人,城镇化率为49.95%。30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8.2倍,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5倍。尤其要注意的是,2010年城镇常住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差距达到15.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2010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4.15%(约45792万人),这也意味着有21321万多城镇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成为他所在城镇的居民。如果考虑这个因素,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就更大[4]。另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1],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如果扣除常住城镇但并非市民的大约2.6亿农民工[5],我国的城镇化率仍不到35%[1]。也就是说,今天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1980的9.2倍,而人口城镇化率仅从当初的19.39%升至不足35%。

做大做强城镇固然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但城镇化要建设的远不止于城镇本身,城市物质环境的变化只是城市化完成的一个部分,而更艰巨的城市化任务还要包括制度层面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过程[6],其核心和关键是“人”,是人的城镇化——不是城镇人口的简单聚集膨胀,而是人得到进步实现发展,城镇化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为人造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就当前而言,就是要改变只让一部分人受惠发展的现状。一方面要努力使已经进城为城镇贡献力量却未享受到城镇普通市民的福利待遇的尚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农民工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全方位的“市民化”转变,实现身份、地位尤其是社会权利的“市民化”接轨,使他们在城里住得下来,扎得下根;另一方面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使城乡居民共同享受人类创造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实现城乡由对立向融合的转化。只有最大范围的民生得到切切实实的改善,只有全体民众的物质财富得到增进、素质能力得到提升,自豪感幸福感得到增强,这样的城镇化才有价值,才可持续。抽离人的城镇化,忽略人的发展,缺少全体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素质能力的提升,城镇空间只是一具躯壳,没有灵魂,没有生机和活力,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化”。

4“城镇化”不等于舍弃传统,而应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高度融合

有人简单地认为,“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因此得出结论:城镇化与传统无缘,甚至将传统、传统文化视为城镇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障碍、“绊脚石”,以为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就必须摧毁传统,盲目追求“旧貌换新颜”。其结果,传统文化饱受摧残,无论是物质的(如建筑、街区等)还是非物质的(如价值观、语言、歌舞等),大量的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在前些年走样的“城镇化建设”和与之相伴随的“旧城改造”中快速消亡——如最近的《济南时报》2013年4月11日的消息:因“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葬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面临大规模拆迁……其实,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些年比比皆是。变异的“城镇化”“现代化”令传统文化及其遗产遭破坏、“被消失”的同时,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格局、脉络甚至其载体、见证被摧毁,缺乏传统文化根系的支撑,新城镇陷于迷失自我的尴尬处境,对未来无所适从,正如纽约市前规划局局长、美中城市规划基金会会长饶及人评说的那样:中国的城市大部分还是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找到自己城市的魂[7]。

传统是城镇的根,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传统也无所谓现代,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的根基,甚至越是现代化,传统显得越是重要。城镇只有具备传统的底蕴才有生命力,才有张力,才有活力,才有竞争力。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每个大中小城市以及乡镇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底蕴:或历史名人荟萃,或文化古迹盛名,或地方特色浓厚,或古朴民风醉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改变过去“粗放式城镇化”的认识和做法,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加强对青少年和全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重建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的判断力和应有的认同感亲近感,使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这里说的“保护”不是简单地写进书本或者搬进博物馆,而是在理解、尊重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传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高度融合,然后再将其回位于现代生活,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事业增添强劲的动力和旺盛的活力。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司副司长冯忠华2012年2月24日在深圳举行的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上深情呼吁:在未来20至30年,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那么可能在20年,或者在30年之后中国将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8]……,可谓发人警醒,却又绝非危言耸听!

5“城镇化”不等于无差异,而应是继承当地历史文脉,延续地区特质和民族个性

当前对城镇化的认识还有一种误区:以为城镇的“模样”都是相似的,以为豪华的办公楼、宽阔的公路、巨型的广场、大片的草坪、移栽的珍贵树种、洋化的小区格局及名称就是城镇化的内容,以至于在城镇化建设中片面地求变、求大、求洋,结果历史的脉络被割断,传统的神韵被消弭,地方的特色被抛弃,以致全国各地千城一面,千街一景,所有的城镇大同小异,我们能看到的几乎是“同一张面孔”:即商业化的街区、时髦华丽的外表、现代化的建筑设施,以致于当下,如果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们置身某个城镇,我们真的很可能睁眼与闭眼同样迷茫——浑然不知自己身之所在:像是在A城,也像在B城,甚至C城、D城、E城……“特色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共性问题,改变这种现状已经刻不容缓。

不是说“现代化、商业化、时髦化”不好,但毕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城镇不在大,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才有冲击力,才有魅力,才有发展的潜力。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文”,特色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其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集中反映,每一个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都会逐渐形成它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这种特色能够突出反映这个地区的文化特质,能够形成地区发展的张力,能够增添这个地区与众不同的魅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就像我们说到四合院会想到北京,说到石库门会想到上海,说到吊脚楼会想到重庆,说到窑洞会想到陕北……有特色,世界才为之缤纷多彩;有特色,地区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发展的根基,才具备独特的优势和财富,失去了特色就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个性,失去了灵气,甚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生命力和竞争力。因此对城镇而言,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本土的才越是国际的,在今天乃至以后的城镇化建设道路上,各个地区各个城镇必须找准“自我”因地制宜,必须尊重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坚定不移地继承当地历史文脉,持之以恒地延续地区独有的特质,彰显地域的、民族的独特的个性,打造独树一帜的地区风貌,建树独一无二的地区形象,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城镇化的“正道”。

6“城镇化”不等于同路径,而应根据各地的区位条件,走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讨论: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建设“小城镇”?怎样的“模式”才是科学的、可以推而广之的?应该如何“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如此等等。这其实又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即——城镇化建设路径同一或者说路径相似。

其实,“城镇化”不仅要注意每个城镇自己的特色即与其他城镇的差异,而且其实现特色城镇的路径也应该多样化,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各区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资源禀赋各各有异,环境承载力和城市综合承载力千差万别,加上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简单地强调优先发展大城市或者重点发展小城镇,一概而论城镇化建设速度之快慢以求各地城镇化建设“齐步走”,可以说很难符合各地的实际,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可行的做法应该是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区位条件、资源秉赋、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走多元化的城镇化建设道路,切忌盲目模仿,盲目照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具体而言,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一般宜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和发展县城和乡镇,以“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充分发挥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宜重点建设和发展那些区位优势相对较强、资源条件相对较好、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市城镇,使它们先发展起来,带动和促进其他地区;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其区域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基础相对较好、城镇化建设则宜继续做大做强现有大中城市,借助其原本具备的大城市相对密集的优势,打造“都市圈”,建设“城市群”,增强大都市的影响力、辐射力,推进区域整体城镇化向前发展。——说到底,城镇化的路径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要牢记我们的目标,以人为本,切实改善城镇和农村全体人民的生活状况,推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城镇化重量更要重质[J].小康,2013(2):18.

[2]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6.

[3]腾讯网.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集中曝光各地形象工程[EB/OL].http://news.qq.com/a/20110503/000969_1.htm,2011-05-03.

[4]陈锡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J].新华文摘,2013(6):51.

[5]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N].人民日报,2013-03-18.

[6]纪晓岚.论城市本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72.

[7]新浪网.饶及人:中西文化谈21世纪中国城市的规划战略[EB/OL].http://bj.house.sina.com.cn/live/2006-08-05/1728141301.html,20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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