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国医改范文
中国医改
医生患者持“刀”相见，医疗制度该动手术了
导语：一边是医者伤心，一边是患者落泪。建立于1950年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向前行，却也是悄然与人们的期待渐行渐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能否打破诡异的僵局现状?普通百姓还会对医改重新燃起希望吗?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的路通吗?中国医改的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一项医者伤心患者落泪的制度：中国医疗卫生体制
如果说，1985年1月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标志了中国医改的全面启动。那么从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算起，中国医改历经了28年的徘徊，前进，停顿，迷茫后，中国医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生了个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小检查做了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结果病还是没治好;一边却又是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医疗价格共由药品价格、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而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医者而言，在这样的一个卫生医疗体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见赢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医改未来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会议闭幕后的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字未提有关医改的任何事项，但是在当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是使用了356个字作了详细的陈述，而其中的“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而易见，这是国家明确发出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国家政策提倡要促进社会办医，促进医生职业化身份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不走出去，长期在医院、事业单位里头，如果国家不能对这些流动出去的医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人才不流动起来，那社会办医就成为了一个空话。其实医生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医生实现自由多点执业，或者说是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医生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那么他将来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求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患者也有了更多选择看病的机会：这无疑更好地体现医生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医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欧美相比，我国的医疗发展起步晚，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子，要想奋起直追，我们必须解放医生和医院，也只有这样，患者和医生之间形成一种相容与共的局面，而不是现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为政府，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紧，要把改革的权力下放一些给医院和医生，让他们去放开手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当然，在所有的方面，资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须鼎力支持的。有的行业政府可以省钱，但是作为全人民的基础医疗事业就不能说省钱了，要是这样，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梦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取消医生挂职措施，把医生松绑。允许医生自由选择就职地点，现在的医生太过僵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一个地点，导致大量的病人，为了一个医生集体涌到一个医院，导致这个医院的人流暴增!从而质量下降，而其他的医院却门可罗雀，所有设备停留在无人问津的地步，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只有让医生流动起来，才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和医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会资源，让整个医疗行业的资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这样就不会存在过分医疗的事件发生。
第二，政府应大力投入医疗事业，包括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实行放开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我国是处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政府缺钱，但现在政府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可用来发展人民的公共医疗基础工程，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填补医疗行业的巨大资金缺口，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强医生工资待遇，其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中等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一部分医生由于生活没有保障而以药养医，从而使医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质，从根源上杜绝医院暴利行为。
第四，加大医院基本设施投入，做到医院公平竞争，设施政府采购，杜绝医院单位个人从采购程序进行设备盈利和个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专门成立采购部门为管辖医院采购。使其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质的机构。
当然虽然我们现在重新明确了医改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未来的每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实践和探索，而未来中国医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联系人：柯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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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医改未来方向
9月8日，新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在福建省三明市医改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也是其上任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2015年10月，中央决定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自此，国务院医改办主任一直空缺。8月底，卸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王贺胜进京履新，接替孙志刚此前的职位。
王贺胜早年主要的工作经历都集中在天津市卫生计生系统，曾先后担任过天津医科大学团委书记、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市委教卫工委副书记，天津市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市卫生局长，市卫计委主任等职务。
附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在三明相见。我到北京报到已经半个月，现在分管医改司和医政医改局和宣传司，恰逢体改司有这个培训，我到这边是为了拜托大家，当前医改是攻坚期，虽然我以前在卫生工作过，但是接手还需一段时间，拜托大家多给医改办提供信息和好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指导意见。这也是我来这跟大家相见的一个重要目的。
特别是我来这工作之后，刘延东总理和李斌主任都提要求，让我尽快进入状况。特别提到福建的经验。以前我在天津的时候，就跟詹部长见过，也邀请过他们团队到天津。这次专门来这之后，在讲话之后，还要去学习一下，跟三明团队交流。这是我衷心的想法，是跟大家见个面，学习大家的经验，拜托大家对今后医改工作多多支持，帮助和指导。 同志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健康中国提升为国家战略。坚决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对深化医改做出了重要部署，总书记多次就深化医改作出重要指示，主持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医改工作，去年审议了《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试点指导意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今年又专题听取了福建省三明市医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与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多项工作。李克强总理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研究审议医改相关重点工作，要求注重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下决心突破医保统筹，分级诊疗，药价虚高，公立医院改革等难题。刘延东总理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会议和专题会，亲自协调部署，亲自调研推进改革工作。
8月19日-2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全面总结了建党建国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验，深刻阐述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目标任务，确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吹响了健康中国的冲锋号，绘制了路线图。
8月26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确定了今后 15 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8月30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经验的若干意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改革中形成的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这些都为我们深入推进医改指明了方向。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总体布局，2016年新增了100个城市，开展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今年6月，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在福州召开了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现场会，启动新增100个试点城市的改革工作。这个月，我们将连续召开4期培训班，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卫生健康大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总结经验，学习先进，明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重点任务，真抓实干，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新突破。
下面讲几点意见：
一、坚持三医联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
2009 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范围不断扩大;2015年，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覆盖全国共1977个县市;今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 200 个，覆盖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体系规划》，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等改革政策。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措施更加精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力度不断加大。福建、江苏、宁夏都是党委书记担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安徽、青海等 11 个省份，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福建省“省市县”三级均由一位政府领导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安徽、湖南、陕西在省级层面将医疗医保医药归口到一位省领导分管，推动三医联动改革。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考核问责机制不断加强。今年4月，国务院医改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了 2015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考核工作，抽查了34个试点城市和90个县市，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了排名。对排名靠前的县市和试点城市所在省份分别给予了1000万元和 400 万元的奖励;对排名靠后的县市和试点城市所在省份分别扣了中央财政补助基金1000 万元 400万元。发挥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近年来，各地党委、政府把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落实改革任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破创新，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和举措，整体效益进一步显现。
1、政府投入持续加大。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对公立医院的各项投入政策，2015年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支出的9.2%，财政补助水平进一步提高。宁夏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支出的7%。浙江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年均增长17.6%。北京、上海、深圳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其中，深圳的市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 28.5%。
2、科学补偿机制初步建立。绝大多数试点城市和市级公立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全面推进药品集中采购。 18个省份完成了“双信封”公开招标采购、 30个省份启动了直接挂网采购，降低了药品虚高价格、29个省份的294个地市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优化了医院收入结构，药占比持续下降。福建三明、江西新余等试点城市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节奏，从流通环节入手，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强化医疗服务行为监控，量价齐抓，挤干水分，腾出的空间用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整体调、综合调、动态调”，医保支付同步跟进，通过“三医联动”和“腾笼换鸟”实现了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成功转型。福建三明成立了市医疗保障管理局，负责统筹决策，研究部署医改工作。实行三保合一，承担医保基金筹集管理和报销政策制定、药品耗材医疗设备采购配开和结算、 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等职能，为“三医联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3、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多数县市和试点城市成立了以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政府办医体系。福建、江苏在省市县三级都成立了由政府领导担任主任的管理委员会。福建的省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受省政府委托，履行政府办医职能，对省属公立医院的资产、财务、人事、薪酬、绩效、管理目标、政府投入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和监督。
4、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和推进。部分地方重新核定了公立医院人员编制，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探索编制备案管理。江苏镇江、广东深圳等地组建医疗集团，统筹使用人员编制，实行统一的人员招聘、岗位聘用、薪酬待遇、考核机制和教育培训制度。部分地方对紧缺、高层次人才，由医院采取考察的方式予以招聘。福建、江西、江苏医改先行先试地区合理提高公立医院绩效薪资总量。部分地方实行院长年薪制，由同级财政发放，不纳入工资总额。
5、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各地积极推进按病种、按床日、按人头等复合型的医保支付方式。安徽在 15 个县开展县域医疗联合体， 按人头总额预算包干。天长同步开展了按病种付费，引导医共体主动控制医疗费用。河南确定58个病种，140 个治疗方式，在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开展按病种付费，人均医疗费用比按项目付费降低14%，平均药占比减少18%。
6、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初见成效。各地通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推动医疗资源流动与整合，完善医疗保障政策的多重组合，努力形成分级诊疗格局。福建厦门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为切入点，通过大医院专科医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建立健全慢性病患者全程管理体系，开展签约患者全程健康管理，形成了“慢病现行，急慢分治、上下一体、三师共管”的慢性病分级诊疗模式。上海推进“1+1+1 组合签约服务”，居民可选择社区、区级和市级医疗机构各一家签约，形成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预约诊疗、转诊服务、疾病管理等基本服务模式。青海全面实施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医疗机构的分级诊疗制度，严格执行“四转诊，五调控，六监管”共十五项综合措施，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通过实施综合改革，全国县级和试点城市公立医院正在逐步回归公益性，发展运行走上良性轨道，医务人员服务行为更加规范，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群众就医秩序日趋合理，获得感不断增强。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改革正朝着实现“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党和政府得民心”的目标稳步前行。
二、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指导公立医院改革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完善顶层设计，健全联动机制，坚持统筹安排，互助共赢，循序渐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正在由打好基础迈向综合推进的新阶段。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健康需求快速增长和服务供给总体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源布局不合理与群众就医方便可及的矛盾比较突出;机制创新滞后与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发展的矛盾有待化解。保基本、强基层进展可喜，但建机制相对落后，需要继续加油给力。从医疗方面看，参与改革的公立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但科学的运行补偿机制、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还没有建起来，又出现了以检查养医的新问题。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内涵还不清晰，改革路径有待进一步明确。从医保方面看，支付方式改革相对滞后，对医疗行为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形成。从医药方面看，招标采购机制尚需完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价格虚高问题突出，回扣现象屡禁不绝。从实践看，一些地方虽然将医疗、医保、医药装进综合改革的大筐，但对改革内在逻辑、节奏和力度的把握还不够到位，关联环节没有做到有效衔接，影响了改革成效。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勇气啃下这些硬骨头。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维护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快把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确定的医药卫生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要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职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要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坚定不移把医改向纵深推进，要坚医改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处理好公益性与市场化，公平和效率，激励和约束的关系，深化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改革、深化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改革。
刘延东副总理在会上提出，要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为重点，优化就医秩序;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目标，拓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动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提职增效;以药品供应保障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快捋顺医药价格。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为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切实领会会议精神，学深悟透，在涉及方向、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1、要贯彻落实好新形势下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总书记高度提炼概括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这就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这38字方针，是我们党在深入总结国内外医药卫生工作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遵循卫生健康事业的基本规律，把握行业特点，科学研判形势提出的。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一脉相承又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创新发展。38字方针明确指出了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目的。我们必须始终不渝的把这一方针贯彻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全过程，各环节。
2、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次大会，总书记就事关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长远和根本问题，正本清源，做出了掷地有声的论断。比如，在政府与市场、 基本与非基本、保障公益性与调动积极性等重大关系方面，强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政府必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承担好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组织管理制度，向全民提供健康公共产品。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好的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尊重医务人员劳动成果和辛苦付出，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必须坚持这些重要理论，始终保持理论上的先行，坚定不移，确保改革理念不偏离正确方向。
3、要鼓励探索创新。总书记指出，要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差别化探索。我们要在党中央确立的医改方向和原则下，鼓励地方大胆探索，锐意进取。支持地方差别化探索，充分放权给基层，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国家层面提出具体要求的要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层面提出原则要求的，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医疗服务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细化、实化、探索不同地区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要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对一些难度大的改革，中央定方案，地方蹚路子。通过试点示范，避免走弯路，总结试点经验，再上升为制度和政策，使改革逐步深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广。
三、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开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新局面。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改的主战场，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着眼于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着力解决制约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矛盾。 要重点把握好几下几个原则：
1、坚持公益性的基本定位。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本质属性，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健康权益、增强全民健康公平性和普惠性的必然要求。
2、坚持“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关系密切，环环相扣。医疗是根本。公立医院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方，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配置资源，建立高效管理体制和科学补偿机制，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保是基础。一头连着需方，一头牵着供方，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重要途径。医保改革既可推断医疗服务行为，还能调控医疗价格，推动药品流通秩序。医药是关键，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药品价格虚高以及不合理用药摊薄了医保的成效，影响医保基金持续运行，加重了患者负担。药品耗材虚高的价格降下不来，调整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就没有空间，提高医务人员收入也就没有成效。医疗、医保、医药哪一项滞后或缺位都会影响改革进程。必须加强三医的统筹协调，抓住窗口期，打出组合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3、落实政府责任。政府是公立医院的举办者和所有者，要切实履行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要建立强有力的改革领导体制和组织推进机制，深化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在政府领导下，树立正确的办院方向和价值取向，确保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统筹做好卫生事业发展，解决公立医院“谁来办、在哪办、办多大”的问题。要全面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政策，以及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政府分担部分，逐步偿还和化解公立医院的长期债务，使公立医院轻装上阵。要探索建立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理顺政府和公立医院的权责关系，集中政府办医权力，强化部门监督职能，落实公立医院自主权，推进公立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举办、部门监管、医院依法自主管理的格局，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医疗服务监管职能。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监管，进行属地化、全行业监责体制。
4、坚持改革成果共享。一方面，要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始终将人民群众是否得实惠，是否满意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另一方面，要着力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广大医务人员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主力军，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中坚力量，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地位，合理的待遇和社会的尊重，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各省各试点城市，要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38 号文件的基础上，结合落实 2016 年深化医改重点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推进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建立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既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密切相关，也涉及到人事、编制、薪酬等多个领域，是弁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公立医院传统管理模式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检验公立医院改革成效的重大标志。建立这项制度，重点是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制度机制。在决策层面，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关键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作为出资人的举办监督职责和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管理权限。一方面，要集中权力，打破“九龙治水”的局面，组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将分散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公立医院举办权发展权等地集中到管理委员会，代表同级政府举办公立医院。作为出资人，行使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另一方面，要下放权利。政府重在加强宏观管理，把主要精力放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规划、管评价上，加大对医疗服务行为、医疗费用等方面的监管，减少对医院人事编制、科室设定、岗位聘任、收入分配等管理。在执行层面，实行院长负责制。代表公立医院依法行使人事管理，内部机构设置，副职推荐，中层干部聘任，人员招聘和人才引进、薪酬分配、预算执行等经营管理自主权。要建立健全公立医院内部机构组织规则和意识规则，实现内部运行和监督有章可行，有据可依。要显著提高医院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规范医疗行为，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在监督层面，要加强对公立医院和院长的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医院财政补助、医保支付、工资总额、院长薪酬、任免和奖惩挂钩。构建综合监管体系，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公立医院治理格局。同时，全面加强公立医院改革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为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组织保障。加强公立医院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工会依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职工参与医院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二、完善公立医院科学补偿机制。重点要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新的补偿机制。 腾空间有三条途径：
1、取消药品加成，所有试点城市公立医院都要坚定不移的落实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实行零差率销售，切断医院与药品的利益联系。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硬要求，各地要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
2、降低流通环节的虚高价格。要完善药品耗材医疗器械采购机制，落实公立医院药品分类采购，坚持带量采购原则，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和专科医院联合采购。要开展高值医务耗材、检验检测试剂大型医疗设备集中采，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药品，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积极鼓励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减少中间环节，坚决挤掉药品价格虚高的水分。
3、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要标本兼治，规范用药行为，促进合理用药，开展处方点评，加强抗菌药物等临床用药管理。对价格高，用量大，辅助性、营养性的药品建立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开展跟踪监控，超常预警。探索应用信息化手段，对所有医疗机构门诊、住院诊疗行为和费用开展全程监督和智能审核。
调结构，就是要利用降低药品耗材费用腾出的空间，抓住机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建立动态调整模式，要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不能仅针对取消药品加成。要着眼公立医院的良性运行，综合调，动态调。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个部门联合下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精准测算，使医疗服务价格逐步反应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付出。保衔接，要求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政策要同步到位，无缝衔接。确保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维护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抓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当前，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刚性需求快速释放，2015年全国医疗总诊疗人次超过77亿，同时，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基层、边远城市相对匮乏。约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去了城市三级医院。造成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萎缩。既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发挥最佳效果，也影响服务体系整体效益。提高了医疗费用，加重患者负担。要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沉、资源下沉。把健康守门人制度健全。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重要之策。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这项制度是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就医理念、就医秩序的深刻调整。是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的政策。
关键是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居民自愿、基层首诊、政策引导、创新机制。要建立健全家庭医生服务制度。让群众焕病后第一时间问诊自己的家庭医生。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廿基层的合理就医制度。要通过机制创新把大医院的医生，组建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家庭服务要从重点区域做起，逐步拓展。签约服务内容先从公共卫生服务以及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开始，不断拓展内容。今年，综合医改试点政策以及公立医院改革都要开展这项工作。力争到2018年搭建启分级诊疗制度框架。
4、加快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医疗行业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就是为了保护医疗服务卫生的生产力在世界各国，医务人员都是一个较高收入的群体。这方面，行业之间不能有差别。要尊重医务人员劳动成果和辛苦付出。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得薪酬制度总书记指出，这方面改革的步子可以再大一点。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同时实现同岗同薪同待遇，激发广大医务人员活力。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指导性文件。各试点城市，要在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大胆探索，为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创造经验，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5、深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民医保是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作为医疗服务需方的总代表，在领导行为、完善价格、控制费用等多方面发挥基础作用，医保的杠杆作用发挥好了，利益调控机制建立起来了，有利于引导群众有序就诊，让医院和医生有动力合理用药，控制成本，有动力合理收治和转诊患者，就可以撬动分级诊疗用和药品领域的整个供给侧改革。
各地要结合实施临床路径、加快推进按病种付费，按床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复合型支付方式改革。形成需求侧对供给侧的强有力的推动，抓好这个促进医保及时征缴乃至激活医改全局的牛鼻子。今年综合医改的试点省份以及试点城市的公立医院都要实施按病种付费的改革，覆盖病种不得少于100个。
此外，2015 、年全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已经全面推开。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各地改革进展不平衡，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仍深入续推进。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的运行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第四、抓好改革政策落实。各省份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33号文件和2016年深化医改重点任务要求巩固完善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要加强示范性，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在江苏启东、安徽天长、福建尤溪、青海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工作。
1、各省要参照国家对示范工作的要求，按照党委政府重视，部门间相配合，改革基础较好的省份，选择 3-5 个县市开展省级示范工作。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县、市、师开展示范工作。总结推广示范经验，扩大示范成果。
2、加强分类指导，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确定示范县市的时候，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本地实际，完善政策措施，针对薄弱环节和领域，强化三医联动和改革整体性，具体性和可结合性。推动改革进程。对排名靠后的地方，要重点加强指导和引导，加强医改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协调推动，充实改革队伍，加强改革力度。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拓宽改革思路。
3、加强督导，建立监督检查考核政策机制。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省、市、县医改有关部门要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有效经验，主动掌握新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将于 2017 年继续开展公立医院改革效果评价考核工作，建立奖罚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先进的县市和试点城市给予公告表彰，对落后的县市和试点城市给予公告批评，并根据考核结果扣除所在省份中央财政补助。
4、抓好改革政府落实。总书记强调，要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和落实，精准发力，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有成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抓好和落实，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党委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统一推动三医联动。各级医改办作为医改工作执行者，要加强统筹，把各项改革政策落实。二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公立医院改革公益性强，涉及面广，涉及诸多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变化，关系错综复杂。思想交锋激烈。试点城市能否迈开步子，趟开路子，各试点城市要敢于动真枪，涉险滩。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价格、薪酬、编制、医保等关键环节突破瓶颈，积累经验，总结规律。三要加强宣传引导，要全面准确宣传建设健康中国的新理论，新论断，要宣传贯彻全国卫生综合改革，健康大会精神。为深化公立医院奠定基础。从群众切身感受出发，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大力宣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新成效、新经验。深入挖掘新典型。最大限度凝聚精气神，最大限度传递正能量。要加强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广泛普及医学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对医改和医疗服务的合理预期。
同志们，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动改革工作，为全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健康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篇：中国深化医改进展盘点
高安市深化医改进展盘点
逐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调查时间：2011年1月26日 调查人： 班级： 指导老师： 调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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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岗、绩效考核、多渠道补偿、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改革，实行了岗位聘用，绩效工资正逐步兑现到位，出现了门诊和住院费用下降、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数上升的可喜现象，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明显减轻。
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让群众就医更方便
家住幸福社区的张大妈，以前看病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大医院，最近由于腿脚不便，只好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没想到不用挂号直接就能看，而且医生服务态度挺好，水平也不错，真是太方便了。”张大妈的话，道明了城乡基层医疗机构的重要作用。
“强基层”是深化医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着力点，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服务。
为此，深化医改启动两年来，我国一是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发挥县级医院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中的龙头作用。2009年以来，中央累计安排资金400亿元，支持1877所县级医院、5169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万所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财政部还安排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
同时“软硬并重”，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据介绍，为解决全科医生不足这一制约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瓶颈，我国出台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三年内通过转岗培训、订单定向培养等多种方式为基层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
“希望通过相关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看病更加方便，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看病难"的问题能有所缓解。”陈竺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群众不得病、少得病
“预防为主”，使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最根本的措施。
深化医改启动两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分别有48.7%的城镇居民和38.1%的农村居民拥有了健康档案，为8449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开展了健康检查。
为保障各项服务的开展，我国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2009年开始按照人均不低于15元的标准落实经费，2011年将提高到人均25元。
与此同时，我国还针对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在做好现有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疾病防治项目基础上，启动实施了15岁以下儿童补种等7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2010年12月底，已经给6000余万1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这个项目将使我国尽早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另外，分别有489.2万、80.4万、862万农村适龄妇女得到免费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和免费增补叶酸，对农村孕产妇进行住院分娩补助1455万人。
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百万白内障复明工程”也是意义重大的一个项目，三年内将使10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此外，还在农村建设783.7万户无害化厕所，燃煤型氟中毒改灶143.9万户，对检出感染艾滋病毒孕产妇的73%实施了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这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都是免费向群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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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回顾中国医改30年历程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此报告被广泛解读为失败由市场化改革所致，激起强烈社会情绪，“看病难、看病贵”从此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追本溯源，中国医改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始于30年前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一句话：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
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钱信忠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被列为“典型”。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显现出成效。然而，在成效初显的同时，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春，中国掀起新的改革浪潮，医改再次提上日程。
“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而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
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
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而医改话题被真正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作大的调整?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
2007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情况，医疗改革进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陈竺表示，“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努力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效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在这份报告中，医改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矛盾得到进一步明确： ——明确政府主导。“要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继续“公益性”。公共卫生机构将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实行严格的收支预算管理并探索改革药品价格加成政策。“逐步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维护公益性质。”
——完善医保体系。以基本医疗保险、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制度为主体，其他形式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也将得到加强。
陈竺透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目前已得到国务院的重视，“将尽快拿出人民满意的医改方案。”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明确信号，医改将于2008年出台。卫生部有关官员此前也曾表示，医改方案将提交2008年3月的“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商界》杂志刘娜)
第五篇：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中国医改难题是什么?
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责定位不清：
1.价值取向问题。医疗服务属于健康管理，无论在公立医院还是私营医院，医生的每次处方都要对患者的终生健康负责，经得起长期评估，不是一次性交易。
2.宏观调控问题。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过宽，难以被用公共品覆盖;公立医院过滥(规模过大、数量过多、补偿不足、财务不透明等)，难以生产公共品;亟待基于服务需求和财政预算规模限定公立医院的范围和数量，并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
3.理念问题。只有承认医生价值、尊重医生人格、建立适合医生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打造好医生的生存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管理体制问题。政府办医院、管医生、管医保基金，热衷做运动员，不会做裁判员，部门之争多于部门合作，缺乏医患保等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公共治理，缺乏医药保之间的联动。
5.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不足，缺乏有效的精细化管理手段。注重监管基金和控制总费，忽略对医院和医生的指导和服务，医疗保险基金有效使用不足，诱导医院推诿患者和挤出目录用药，增加大医院就医人数和患者负担，尚存医患勾结的欺诈现象。
解决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着更系统化和更深层次的巨大挑战，必须深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但中华民族文化饱含救死扶伤的天使色彩，只要以人为本，纠正价值取向、理念和体制的偏颇，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建立医疗服务体系的第一要义是可及性。“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本质就是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较差问题。在工业化早期看病即看医生，在信息时代看病即医疗服务，即指将医疗信息、医疗资源和专家指导送到患者身边的服务体系。需要建立以信息共享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支持网络，对医疗数据持续研究和有效性分析， 1
引入基于临床指南和临床实践模式的决策支持等技术，帮助公立医院积极应对支付方式的转变、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2.建立有效的医生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医生积极性。
付费制度改革的目标不是要让医疗保险的资金能够控制不超支，而应该发挥的作用是要在有限的资源内，最大限度提高医疗质量，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医疗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医生是人力资本最高、职业风险最大的群体，理应获得最高的报酬，是薪酬体制中的标杆。中国历次医改的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了这一点。
因此，首先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统一收费标准，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定期审计报告制度;其次，根据财政供养能力界定公立医院和人员规模，以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为主，依赖财政预算、医保结算、服务收费甚至药品合理加成进行经营，收支平衡不盈利，但必须做到财务公开，接受定期审计和第三方评价，向同级人大提供财务报告，向社会公布年报。第三是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制度。
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3.引入医疗保险智能审核功能，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医疗保险是分担参保患者经济风险和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基金，更是社会契约型团购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具有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近20年，医疗保险基金分担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费用的40%-80%，但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年均12%，远远高于GDP增速。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强化医疗保险费用审核功能，从控费到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医保基金现象，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医疗费用审核包括事后审核、事中审核、事前审核，目前各地医保审核基本停留在为控制总额而进行事后审核的水平上，事中只能进行抽查。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很难调动医生和患者的积极性，漏洞很多，难以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现象。
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需要具有足够的动力、技术、资金和人才与医生对话，强化指引、监督和服务能力。但是，社保中心每月要处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条划卡数据，受财政预算、人员编制和专业水平等条件的约束，这项工作无法进行，医保机构能力建设遇到瓶颈。
而智能审核系统是针对中国诊疗标准、药品目录和医保政策而研发的具有事前引导和约束、事中协商和监控、事后处理和总结三大能力的智能审核系统，并在归集大数据的基础上帮助经办机构提高精细化管理和改善决策能力。
4.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信息化时代的医疗体制改革对管理监督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费用和成本控制、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成本核算等提出了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同时行政体制改革
2也为实现高效的医疗保险管理明确了方向和创新要求。世界上65%以上国家选择用社会医疗保险购买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障模式，即基于社会契约关系建立公共治理机制;我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医保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分担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于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和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目前，部分城市借鉴美国经验，在医保和协议医院的信息系统内嵌入了智能审核系统，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首先，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可以将事后监督可以转向事前指导。当智能审核系统嵌入医院信息系统后，医生行为只能发生在现行卫生、药品和医保政策范围之内，并100%接受监督，如有违反即刻发现和及时纠正，这比政府行政手段管理公立医院更有效。
其次，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为医保机构和医生建立了沟通通道。不仅查处违规，更加尊重医生的处方权，也为规范医疗服务和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数据分析，智能审核系统还可以在更大的领域进行扩展和延伸应用。
第三，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能效。放宽医疗保险管理服务的准入和政策性限制，允许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医疗保险的费用审核、费用结算和支付、基金监管等业务;或将这些业务内容外包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这样的公共服务外包不同于公共服务私有化，是指医保经办机构将自身职责体系内的事项委托非政府组织办理，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核心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市场活动来弥补经办机构服务提供能力的不足。
医疗保险审核功能外包是指在政府经办机构的指导下，的技术层面将诊疗行为和医保基金使用的审核等功能委托非政府组织，甚至是商业机构，包括研发、安装、操作、维护、统计、分析、咨询和二次开发等，从而提高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监控能力。
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的保障，医疗保障管理服务需要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知识结合，需要与经办机构长期的磨合，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最大发挥管理效应。这符合当前机构改革的要求，也符合世界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最终，探索出医保改革的中国式办法，并成为中国走向公共治理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