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变化趋势。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全球60岁以上人口有6亿，已达总人口的10%。加强老年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增进老年期健康，是提高老龄社会全民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要内容。
第一篇：医疗保健论文范文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
本文根据作者掌握的档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描述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基本医疗保健制度的变迁及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乡村人口在获得健康服务方面遭遇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政策干预手段。文章表明,基本医疗服务广泛的可及性和政府对群体预防活动的强有力支持曾经是中国农村健康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目前乡村人口在医药供给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却出现了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的问题,可以说是部分地丢失这一传统的结果。它表明,预防医疗保健是一个不能简单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这一产业的有效治理,即对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操作。
关键词 政府 农村 基本医疗保健作者朱玲,女,1951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中国政府曾明确承诺,要在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对于一个农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增加公共卫生投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的选择。
经济改革以来,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在财政分权制下面临着公共投资下降的挑战,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加速萎缩。在医药市场不规范而政府价格干预政策有误的情况下,药价飞涨但医疗服务定价偏低,故而医疗机构和个体医生为追求收入滥用处方权,使得医药费用高昂,农村低收入人群有病看不起的现象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在投资改造公共卫生保健设施和整顿医药市场的同时,寄希望于改革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近年来全国各地区都展开了与此有关的制度试验,然而维持试验的运转尚且不易,大面积推广更是举步维艰。1998年,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在高收入地区达22.2%,但在中等和欠发达地区仅为1%-3%(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
如何在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建立适应于这种变化的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领域。已有的试验无疑为开展这一专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材料。有鉴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浙江省鄞县、安徽省宣州和河北省易县都在进行合作医疗制度试验,笔者于1999年11-12月在这几个县进行了初步调查。以下将主要根据调查所得和现有的文献及档案资料,回顾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说明经济改革前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分析目前制度实验所遇到的问题,并着重讨论政府在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1.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身处不同社会的人们对自己所应获得的起码的医疗保健服务项目及服务水平都有一种广泛的认同,由此也就产生了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标准。根据我国卫生部等国家机构1990年制订的规划,"2000年中国农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标准涉及村卫生室覆盖率、儿童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食品卫生合格率、健康教育、安全卫生饮水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递增及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递减等12项量化指标(卫生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国家环保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90)。这些指标可以说是中国公众对20世纪末农村防疫防病、妇幼保健、常见病多发病治疗以及环境、饮水和食品卫生保障的最低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支持和干预手段所应达到的目标。
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之所以需要政府干预,首先是由于它实乃国民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需,国家承诺人人享有这种服务如同保障全体国民获得食品安全一样,反映了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此,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共识。就连近年来一直推崇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世界银行也强调指出,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WorldBank,1997)。其次,在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21世纪,国家承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显然还出于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对"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目标纷纷做出积极承诺的行动,即可证明这一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即保障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方便地获得质量可靠的服务。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即规范医药机构行为、遏止医药价格飞涨。并实行收入再分配,使全体国民尤其是低收入者有能力购买这些服务。
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对医疗保健领域的管理和协调,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采取干预措施的。本文对改革前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建设的回顾和分析,也将循着这条思路延伸。
2.合作医疗制度的功用究竟是什么
谈到经济改革之前的合作医疗,已有的文献总是把它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和企业的劳保医疗并列,将其视为当时覆盖城乡不同目标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卫生部医政司,1997)。然而从这些制度各自的财务资金来源和对受益人群及受益内容的规定来看,三者其实均无保险的成分(王崇一等,1986)。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是城市公有单位的机构福利。合作医疗则是在村庄范围内,由农村集体生产/行政组织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行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之间医药费用再分配的一种互助组织形式。
一些权威文献对合作医疗制度的误解,还不仅仅是错把一般的互助当保险,而且还把医疗保健服务的集资供给与集资购买行为混为一谈,以致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实际功能和运行机制的判断偏离事实。例如1952年前后,东北地区一些农民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兴办医药合作社或卫生所,这一事物即被视为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卫生部医政司,1997)。其实,它只是个人以合作形式投资农村基层医疗保健设施从而改善供给(即服务可及性)的行动,而并非是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以合作形式来分担部分医药费用的创举,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山西、河南两省的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办法是社员出"保健费",合作社将部分公益金作为补助,对在本社保健站看病的社员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即加强患病人群的购买力。这种组织方式,也正是后来人民公社时代推广普及的合作医疗制度。
3.合作医疗制度是否依存于集体经济组织
论及20世纪8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的迅速衰落,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将其归因于人民公社的解体。然而笔者从调研地区农民的口述和安徽凤阳县1949-1983年的档案材料中获知,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在公社最稳定的时期就难以为继,它的衰落是自身缺少制度可持续性的结果。
合作医疗制度在1959年11月于山西稷县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肯定,从60年代起在全国推行,但真正普及是在"文革"期间。1968年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于是这一制度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除了极少数相对富裕的社队,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制度都是春建秋散,难以持久。从凤阳县卫生局保存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仅在1969年到1979年的10年间,合作医疗制度就已经几度大起大落。该县1969年开始试点,到1971年全县342个生产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可还不到两年,这一制度的推广就"出现了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局面。……截至1973年底,全县只有两个公社和5个大队在办合作医疗,占大队总数的15.8%"。1975年4月,卫生局报告:"1974年底,实现合作医疗的大队比率上升到88%"。1977年11月的汇报则显示:"去年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占总数的94.4%,……今年占总数的83.5%"。1979年底公布的有关统计更不容乐观:"全县仅有24.5%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王耕今等,1989)。
既然合作医疗的瓦解并不取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那么它缺少可持续性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第一是财务制度不可持续,资金来源有限但支出却没有控制。凤阳县卫生局1983年在概述1949-1982年的工作时提到:合作医疗的资金筹集标准,是"根据大队不同情况,最多每人1元,最少每人1个鸡蛋"。关于医药支出则规定"社员除交纳5分钱挂号费外,其他费用由合作医疗负担。"在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合作医疗的情况下,"本公社治不了的病人转到外地的一切费用由公社医院负担"(王耕今等,1989)。这种制度设计,显然对患者可能具有的"道德损害"(即过度消费医药服务的倾向)未加约束。不难看出,这一制度或迟或早终将破产。安徽省宣州市养贤乡竹园村"文革"期间的大队会计回忆说,1971年每人每年集资1元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大家都觉得医药费减免有好处,有了病就去看,结果每年都是财务收不抵支,可是谁也不愿增加缴费,集体补贴了几年就支持不下去了,1976年大队的合作医疗便彻底垮台。
合作医疗垮台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不平等。一方面,社队干部及其家属率先过度消费,多拿药拿好药。另一方面,在实行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医药费用的地方,干部及其家属带头欠账。以至于社员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也许正因为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凤阳县卫生局1983年在关于整顿农村卫生组织的文件中强调:"谁看病谁给钱,改变过去合作医疗时干部看病特殊化的现象。"既然合作医疗制度运行中的道德损害未被严格约束,从社员那里筹集资金就越发困难。不过,由于公社时代生产队掌握着收入分配权,在自上而下要求推广这一制度的形势下,生产队一般在进行年终个人收入分配前,即根据社员家庭人口数从其应得收入中扣除合作医疗费上缴大队,从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挨门挨户收费的难题。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合作医疗制度何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又几度起落。
可是,当收入分配机制随着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合作医疗费的筹集在大多数村庄那里就成了难以逾越的关隘,因而使得衰落下去的制度未能再度崛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并不取决于公社的解体,而是其内在运行机制的缺陷使然,但它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却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为前提的。
4.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机构与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行,与集体经济的强弱息息相关。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改革之前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缺医少药,人民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WorldBank,1997)。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一方面投资于预防活动,另一方面整顿已有的卫生工作队伍,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到1965年,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其中公社卫生院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队财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几乎完全靠集体经济维持。卫生室的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流动资金和人员经费主要是生产队拨付。从1968年11月凤阳县革委会发出的有关卫生工作的通知中可以看到,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由生产队记工分,工分水平不低于同等劳动力;脱产赤脚医生按大队干部的报酬水准获得工分和现金补贴。药金从各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抽取,作为药品周转金。社员看病用药的药费按成本收现金。
经济改革以来,县乡卫生机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拨款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其运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收费。农业集体生产组织解体之后,保留村级卫生室所需资金来源亦成了问题。据统计,全国大约50%左右的村卫生室已变成了个体医疗点(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还有一些卫生室在形式上承包给卫生员,但实质上由于村委会放弃了管理而与个体医疗点没有什么差别。那些保留了村卫生室并能拨付公益金来支付卫生员工资的村庄,或是拥有收益稳定的非农公有资产,或是居民户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从而相对容易筹资。
据此可以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导致了基层卫生机构规模巨大的私有化。这意味着原有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变,它无疑会对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产生强烈影响。
5.体制转型中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问题
在村级卫生机构私有化和医药供给市场化的情况下,倘若健康服务领域有着健全的监管机制,村民还不至于因制度转换而在获得服务方面蒙受实质性的损失。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不仅监管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管理行为也不规范,这就使村民失去了获得价格合理质量可靠的预防保健服务的保障。对此,笔者走访过的县乡官员、村干部和农民总是通过比较改革前后的服务供给状况来加以证明。无论是在富裕的鄞县、中等发展程度的宣州还是贫困的易县,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对毛泽东1965年有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记忆犹新,认为与贯彻这一指示相关的城市医疗队下乡、卫生保健网延伸到村庄等措施,使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大为改观。赤脚医生虽然医术不高,却也足以使患者"小病不出村",吃药打针都方便。尽管那时农村经济力量薄弱,农民收入低下,但国家制订的西药药品价格也不高,赤脚医生又普遍采用收费更加低廉的针灸和中草药,所以在村里看病吃药都还便宜。
这些当事人的感受可以通过经济改革前30年的统计数据得到证实。仅就1950-1975年这一期间而言,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提高到65岁(UNDP,1997)。这些平均数虽不免会掩盖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别,但其变化趋势毕竟足以反映农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为此,中国曾被国际上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视为在低收入水平下通过公共支持实现社会发展的典范(DreezeandSen,1989)。考虑到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曾巩固过这一事实,那么撇开社会相对稳定、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和文盲率逐渐下降等因素不谈,此间农村人口健康指标的显著改善,主要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持续投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有着广泛的可及性且服务的分配趋于均等的结果。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曾连年高速增长、农民家庭收入普遍提高,这无疑会增强农村人口的医疗服务购买力并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2.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6岁。与70年代中期相比,健康指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居民有关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的抱怨日益强烈。已有的文献和笔者的调查都表明,问题主要出在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分配和供给方面。
第一,城乡之间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加剧。1998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每千人口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师护士总数分别增加了20.7%、49.5%和199.5%。可是农村人口从上述增长中享受的好处极为有限。医术较高的医务人员多聚集在县城和县以上的大医院(Wong,1997),近20年的农村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乡卫生院改造项目主要是改善了乡以上卫生机构的物质条件。但农村大多数人口最经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或个体乡村医生;而村里的卫生人员多半是30年前只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或是他们的子女,虽然或多或少都参加过一些后续培训,但终究由于缺少专门训练而难以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新疆、宁夏、贵州、青海和甘肃大约有30%-40%的村卫生室竟然没有高压消毒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当地村民是否能够得到可靠的医疗服务因而也就成了问题。在人员专业水平低和设备条件差的情况下,村级卫生人员一般除了应对常见的小病症,多半是建议患者转诊。
按常理,乡卫生院应该是转诊的首选。但据笔者所做的调查,在类似鄞县这样的发达地区,乡级医疗技术力量还优于村级;而在其他地区(例如宣州和易县),乡村两级卫生人员的业务水平往往不相上下。因此,多数转诊患者干脆直接去县医院。结果是患者及其亲属不得不支出更多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甚至还得承受贻误病情的风险。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结果是乡卫生院门诊萧条设备利用率低,为了增加收入就越发采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滥用处方权或卖低质高价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经济负担最终都要落在患者身上。全国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年人均医疗费226.8元,与1992年相比,每人门诊费用增加了3.3倍,住院费用增加了2.1倍,远远超过同期农民收入增长。难怪国家在此期间虽然对农村三级卫生网投资不少,农民还在抱怨就医不便药品太贵。这说明,仅仅是由于投资没有完全落到农民最需要的地方,这类项目就难以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对药品销售环节管理监督不力,难以遏制肆意违规加价的行为(王健民,1999)。在药品涨价速度高于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可得性必定下降。笔者在安徽宣州走访的一组农民反映说:"现在家里人生病只能小病硬扛,大病等死!"这种强烈的愤慨听来令人振聋发聩。
第三,在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于收费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服务定价偏低,促使医疗机构和医生为了追求自己的收入滥用处方权从而诱导患者过度消费药品。至于村庄里的个体乡村医生,尽管多半就是原来的卫生员或赤脚医生,但由于其收入直接与医疗服务供给和药品销售挂钩,也不再能胜任一些具有社会目标的职能。原因在于他们对利润的追求既与群体预防和健康教育一类的公共保健活动目标不相容,又与村民对低价高效医疗技术的需求相冲突。
第四,疾病预防项目的公共投资不足,加之预防保健网的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健康教育活动开展不力。自经济改革始,政府的防疫防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逐年缩小。减少的趋势以1978-1993年期间最为明显,从0.11下滑到0.04。就预防经费的绝对值而言,1978年为全国人均1元,1993年不过人均1.3元(WorldBank,1997)。如果考虑到此间通货膨胀的因素,这实际上呈现的也是下降趋势。
近20年来,由于人口流动增加、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变化以及环境恶化等原因,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已不再仅仅限于感冒发烧和腹泻,而是扩展到非传染性慢性疾病。1998年,在导致农村人口疾病死亡的原因中,居于前3位的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国家统计局,1999)。笔者在这次调研中注意到,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些人被慢性气管炎所困扰,还有十来个高血压病人,几个心脏病患者,个别糖尿病或肿瘤病例。无论何等人家,但凡有人罹患此类疾病,多半都会使全家生活水平因连续不断的医药支出而下降,有些家庭还因此陷入贫困。倘若患者恰恰是主要劳动力,那就连维持家庭正常收入水平都成了问题。这正是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中时常提到的因病致贫的情形。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原本可以通过保健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而降低,但由于政府设定的预防工作投资重点依然局限在防疫活动范围,并未延伸到非传染病预防领域,农村健康教育的经费无保障,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又不足,故而难以开展有效的宣传咨询活动。
综上所述,基本医疗服务广泛的可及性和政府对群体预防活动的强有力支持,曾经是中国农村健康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领域所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部分地丢失这一传统的结果。它表明,预防医疗保健是一个不能简单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在既不缺医又不少药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这一产业的有效治理(governance),即对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进行有效率的监管和操作。
6.对集资医疗保障制度试验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指的是经济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所提倡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之所以采用前一种提法,是由于各地进行的制度试验在筹资和管理方式上形态多样功能各异,与人民公社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已大不相同。依据集资所得的用途,可将正在试验的制度区分为三种。第一种实质上是资助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第二种是直接补贴患病人群,第三种是对医疗服务的供求双方均给予补贴。
笔者在河北易县牛岗乡看到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即属于第一种。根据这里的规定,每人每年缴款5元,收集的资金交给乡卫生院支配。卫生院有医务人员5名,行政村卫生室按照大约每500个居民配备1名卫生员的标准设置,由乡卫生院统一管理。其一,卫生员为村民提供的药品从乡卫生院领取,售药所得交回卫生院财务。一个大约有800居民的村庄,例如牛岗村,卫生室一年的药品销售额为两万多元。其二,卫生院根据村卫生员的行医年限和医术分等定级,并参照其营业额发放工资。卫生院医务人员和村卫生员的月工资额最低为200元,最高可达1800元。其三,当卫生员遇到疑难病症时,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出诊相助。在开展计划免疫活动期间,则到各村巡回检查。每逢集日,卫生院抽调两名村卫生员协助门诊服务。此外,还定期召开例会,讲评工作情况,传播业务信息和知识。
缴款的村民若在村卫生室和乡卫生院就诊,可减免50%检查费和注射费,并享受减免50%计划免疫费和减免5%药费的优惠。检查、注射和计划免疫服务原本就定价不高,如注射1针正常收费0.5元,村民皆知能从中得到的优惠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患者对用药是否适度和药品销售批零差价的信息所知甚少,难以断定是否享受了药费减免以及究竟得到了多少优惠。只因为就诊费用的大头在药费上,减免部分药费对他们还有吸引力。据乡卫生院长介绍,实行这些减免措施意味着减少一些利润,但却能为本系统保持稳定的就诊人群,以应对私人开业医生的竞争。
易县是河北省确定的贫困县,牛岗乡是易县的山区乡,农民收入一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实行上述制度的明显效果,在于借助村民集资维持了村卫生室和乡卫生院的正常运行,从而保证村民能够获得便捷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这一制度的缺陷,在于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未与药品销售脱钩,这就难以避免其诱导患者过度消费。
安徽省宣州市的乡级卫生机构多半是3-5人的防疫保健站,笔者走访的村庄均无村民共有的卫生室,只有个体乡村医生开办的医疗点。这里的试点主要是建立大病风险基金,直接补贴患病人群。以笔者走访的水东镇为例,全乡每人每年交纳5元,由村委会和乡政府负责征收。此外,村委会和镇财政分别按每年每人1元给予补贴。所筹资金5%用作管理经费,10%用于预防保健,其余85%用于缴款者大病补偿。一次就诊费用在1000元以上的大病报销15%,特困户的补偿起点则下降到500元,报销封顶线为1500元。
上述资金收支由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管理。试点的行政村都有医管小组,由村委会主任、乡村医生和村民代表组成。小组中的乡医经市卫生局考核选拔,他们除了像易县的乡医那样对参加基金的患者减免部分服务费外,还负责给转诊者开具证明。镇医管会利用统一进药渠道后的药品批零差价和预防保健经费,对这些乡医给予劳务补贴。
这种制度的作用首先是促进了地方政府对村医疗点的管理。笔者注意到,与非试点村相比,试点村的乡医文化程度较高,操作较规范。例如市卫生局要求乡医应做到看病有登记、用药有处方、收费有发票、进药有账目。这些规定在试点村都得到了执行,但在非试点村的医疗点却看不到任何行医纪录。其次,风险基金对那些有大病患者的家庭略有减轻经济负担之效。只是由于报销起点较高,受益面十分微小。水东乡1997年秋季开始试点,全乡27000人中参与集资者占89%。截至1998年8月底,大病报销人次仅有110例,还不到参加人口的0.5%,平均每人获得补偿360元。因此,很难设想农户能够保持缴费积极性。
与易县和宣州相比,浙江鄞县推行的乡村基层医疗保健制度包含着对医疗服务供求双方的补贴。就服务的供给而言,当地相对雄厚的县乡财政和村级财务支撑着三级公共卫生保健网的有效运转。乡镇卫生院的技术力量和经营规模在我国农村无疑位于前列。以石矸镇为例,年营业额达800万元。该镇平均每村2000居民,一个村卫生室的年营业额约为20万元。在村庄范围内人均年医药费支出100元,相当于易县农民同类指标的4倍。这其中虽然不排除药品价格较高的因素,但也足以表明较高的卫生资源利用水平。
鄞县多数村卫生室还保持着村民共有的性质。行政村的公共收入来源较多,或有企业股份分红,或有土地和厂房租金收入,或有债券和存款利息,年平均收入总额大约为1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对公益和福利支出也就有较高的要求。投资并维持村里的公共卫生室便是公益支出的一个大项目。卫生员的工资与药品销售脱钩,完全由村财务支出,标准一般在年薪2万元/人左右。药品由乡/镇卫生院统一进货,批零差价用以补充本乡/镇范围内医疗预防保健活动的管理经费。
对村民的医疗补贴是通过合作医疗基金的运作进行的。基金中村委会出资与个人缴款的比例最高达到1∶1。此外,县乡两级政府还分别对每个缴款的农业人口每年补贴2元。个人缴款额因村而异,低者每人每年20元,高者将近100元。各村规定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也相应地有高有低。总的趋势是用较高的报销比例鼓励患者在村卫生室就医。例如石矸镇塘西村规定,在村卫生室看病取药可报销50%,到镇医院就诊可补偿30%,而去县医院诊治则只能得到20%的补偿。不过,住院病人的医药费可报销50%。报销金额封顶线为2000元,但是特困病人的报销额则放宽到7000元。
有的村则将集资所得仅用于住院风险基金。例如钟公庙镇庙堰村,对住院医疗费用以3000元、10000元和20000元为界划分4个档次,25000元封顶。报销比例从15%、25%、30%依次增加到40%。据村会计介绍,全村获得住院报销的人数一年大约在10人左右,不足缴款者的1%,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其实,在没有建立这项基金之前,村里每年也要拨出3万元,专门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病患者,获得补助的也多半属于这个年龄组。目前的住院基金制度只不过是增加了个人参资、分担风险的因素。
有鉴于各村实施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形式多样,鄞县的乡村干部根据各自的医药费报销规定,将这些制度区分为风险型、福利型和风险福利兼顾型等等。庙堰村的制度被归为风险型一类,塘西村的做法显然被视为风险福利型,那些报销起点和封顶线都较低的制度,便被看做福利型。其实,就村级公共财务对医疗基金高强度的补贴而言,这些类型实质上都是村庄医疗福利制度。
纵观不同地区的制度试验,无论何种形式,或多或少都有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的作用。但若要论及分散风险,则只有那些补贴患者的制度还有少许功能。然而,凡推行此类制度的村庄或乡镇都在操作上遇到了一些两难的问题:第一,根据健康保险的原理,最有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莫过于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费尔德斯坦,1993)。可是目前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多在村庄一级试行,对于资金筹集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投保人群。如果将规模微小的基金仅用于补偿经济风险较高的疾病治疗费用,则因受益面太小而难以保持较高的缴款率。如鄞县庙堰村村民的缴款率还不足70%,宣州试点村的缴款率也呈下降趋势。如果将补偿重点置于发生频率较高但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上,受益面虽然较大却并不经济,因为它既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又增加患者的交易费用。用农民的话来说是"为了这么点儿小钱跑来跑去办报销手续不值得!"这样就有了石矸镇那样的折衷办法。但基金往往便因此入不敷出,其超支部分每年由镇财政负担70%,村财务分担30%。可以说若无村镇两级强大的公共补贴做后盾,此类制度断难持续。
第二,保险领域的经典难题,即供求双方都会出现的"逆向选择"。无论在哪个村庄,都是高危人群拥护建立合作医疗基金,健康人群却不愿参加。一些村委会通过实行以户为单位参加、按各户人口缴款的规定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但一旦出现慢性重病患者,就可能由于集资所得注定主要用在这些人身上而使其他人家不再愿意缴款。不过,含有公共补贴的合作医疗既然是村庄提供的福利,就没有理由排除任何村民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损失制度为代价而使作为直接组织者的村委会得以解脱。鄞县有个村庄至今尚未建立基金,就是因为村里有个需要定期进行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
第三个两难的问题是患病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不相重合,在按人头平均收费和只报销部分医药费用的情况下,即使对低收入人群设定较低的报销起点和较高的补偿封顶线,由于收入较高的人群一般比低收入人群更多地利用卫生资源,还是可能受到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但倘若根据收入水平缴款,一方面由于必须确认居民户的收入而增加村委会的筹资成本,另一方面还会因此引发农户和村委会之间的纠纷。而如果放弃部分补偿医药费的原则,则难以防止患者的过度消费行为。
可见,这些两难的问题在目前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多数从事制度试验的人已经意识到,实行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将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却只可能在乡村工业化程度高、居民普遍属于全国农村最高收入组的县域内起步。至于占全国农村大多数的中等和欠发达县,则需要通过调整供给组织、规范医药市场和加强社会救助等干预手段来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7.政府干预的切入点
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在乡村医药供给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却出现了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的问题,说明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亟待治理。迄今为止政府对服务供给的干预和引入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可供选择:第一,实施对政府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加强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在最近出台的医疗卫生改革方案中得到了贴切的体现。方案中有关区分公立私立医院两大系统、分离医院医疗服务和药品营销部门、成立卫生监督所等措施,为加强监管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证。不过,为了解决依然存在的监管不力的问题,就有必要建立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制衡的机制。联邦德国设立"社会法庭"专司民众对政府监管部门诉讼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二,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经济改革前后的实践证明,与私立医疗点相比,村民共有的卫生室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能更有效地承担群体预防、保健知识传播和组织改善环境卫生活动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并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乡村人口的健康指标,将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投资。这就有必要通过立法保证村级公立卫生室像村庄小学一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这种组织建设必将有利于全国范围内双轨(公立和私立)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从而保证都市城镇和农村基层都有公立卫生机构承担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的任务改革前,农民既投资于基层卫生机构,又对所购买的医疗保健服务完全付费。城市医疗机构的投资则来自公共开支,城镇公有机构和企业的就业人员还可享受医疗保健服务费用减免的福利。如果说这种情形在国家工业化初期财力极端紧缺、城市普遍实行低工资的条件下尚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今天,这样的合理性已不复存在。据世界银行专家组的估算,中国城市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覆盖的人群仅占全国人口的15%,然而却占用了政府卫生支出的2/3(WorldBank,1997)。可见,仅仅是出于校正城乡之间分配不均等的目的,也应重提"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原则,通过增加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支出而使政府投资向乡村倾斜。
在各级政府财政普遍拮据的情况下,这种设想似乎可望而不可即。但若调整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就有可能起步。目前县乡两级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成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倘若将计划生育纳入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范围,即可将节约的大量经费投向村级公共卫生室。进一步讲,由于卫生室的服务对象是既定村庄范围内的人群,从"谁受益谁付钱"的角度来看,这一受益群体也有参与投资的义务。这种参与在发达地区已没有实质性的困难,在贫困地区可从发展援助中拨出专款替代,在其他地区,则有可能通过创造公共资产来培育稳定的村庄收入来源。例如，香港乐施会在内地实施的一个妇女发展项目，就是资助农村妇女开辟和经营公共林地，将收入用于村卫生室的重建及其妇幼保健活动。
第三，投资于村卫生员的教育和培训。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并不意味着低质量的服务，提高现有村卫生员的技能并培育医术更高的后备力量,是改善服务质量的关键。90年代以来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解决了基层卫生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队伍知识结构陈旧、专业水平偏低的状况。特别是西部地区(例如四川和贵州)的乡村医生,接受培训率仅为30%(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胜任社区综合医疗保健服务职能的卫生人员更少。
为此,有必要在继续定期对现有乡村医生进行在岗培训的同时,设立村卫生员更新培育项目。可以考虑分期分批从行政村选拔尚未接受专业教育的年轻卫生人员和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进行3年左右中等专业水平的综合医疗保健教育,用项目经费对所需学费和生活费给予部分补贴。采用合同形式规定他们毕业后去县医院或乡卫生院实习,然后通过考试取得乡村医生资格回村从事基本医疗保健工作。对于西部贫困县,则需要动用部分扶贫资金既扶持卫生员的教育和培训,又支持当地的村级卫生室配备必要的医疗器具,还要加强医政药政部门对卫生室设施和医疗纪录的经常性检查。这种投资将不仅保证农村基层社会的老百姓直接分享西部开发项目的好处,而且还会促进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发展。
第四,增加对农村防疫防病、健康教育和营养及生活习惯干预项目的投资。免疫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能通过防止疾病的发生而从根本上降低整个人群和国家的医药费用。因此,投资于群体预防项目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高效率。但这些项目涉及的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同构筑江河堤坝一样对公众有利,而服务提供者却由于不可能确认所有受益者而难以得到足够的支付,故而需要政府直接投资。否则这些服务的供给将低于群体预防所需要的水平。
我国正在实施的儿童计划免疫和孕产妇保健保偿项目,使农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减少了50%左右。但这些指标在西部农村还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故而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对这两类项目继续提供援助。
此外,儿童低体重和生长迟缓患病率在国际上被定为21世纪衡量社会平等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两种发育状态反映的都是长期慢性营养不足的结果,而儿童营养不足的直接原因就是贫困。我国1998年的食物和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城市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分别为2.7%和4.1%,农村的患病率分别为12.6%和22.6%,而患病率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倍左右的地方都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省/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1999)。儿童身体发育不良不仅将使他们的智力发育受损,而且还增加了他们成年后罹患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危险。如果对4个月到2岁儿童的食物添加动物性食品和蔬菜水果,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低体重率和发育迟缓率。这就足以显示儿童食品添加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此类项目的目标人群主要是贫困人口,因而理应纳入乡村扶贫计划。
上述预防保健项目主要覆盖的是妇女和儿童。如果政府能像组织碘添加项目一样,借助于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的知识推广功能和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推进大规模的健康和营养教育项目,即可将现代防疫防病活动的覆盖面扩展到其他人群。
第五,实施医疗救助计划,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建设有效运行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行预防为主和采用低成本高效益医疗技术的方针,有可能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但却不可能完全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因为这些干预供给的手段不具备分散风险的功能。具有这种功能的是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然而前者排斥健康状况不良的人群参保,后者则需要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参保人群、国家法律强制、法定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基金管理水平和良好的信誉等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尚不具备。目前,财力殷实的乡镇和行政村已采用救济措施援助低收入者就医。一些不具备这样实力的村镇正在试行集资医疗制度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仅仅是高昂的组织费用就表明此类制度缺少可持续性。这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陕西、甘肃、贵州、福建、安徽、河南和山西等地资助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试验中已经得到印证。据试验的组织者们反映,如果没有政府各级主管部门每年大张旗鼓地组织缴费动员"战役",并辅之以大量项目经费的投入,这些制度根本不可能运行。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基金就因农户集体拒绝缴费而垮台。相形之下,直接设立政府或非政府医疗救济基金来扶助贫困人群,才是更为经济可行的办法。
参考文献:
卫生年鉴编委会:《中国卫生年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396、410页。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法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部分第1页,绪论第2-4页。
王崇一等:《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7页。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下):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68-580页。
费尔德斯坦、J.保罗:《卫生保健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卫生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国家环保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试行)》,1990年3月15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儿童权利落到实处: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战略2001-2005》(草案),1999年,第8-9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西部五省/区抽样村卫生室观察表-1》,1999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9页。和钟华主编《大山的女儿》,贵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44、364-384页。王健民:《药品价格为啥这么高?》,见1999年12月14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中国食物与营养监测(1998)》,1999年,第4-25页。DreezeandSen,1989,HungerAndPublicAction,pp.206-210,ClarendonPress,Oxford.UNDP,1997,China:NationalHumanDevelopmentReport,p.9,Beijing.WorldBank,1997,FinancingHealthCare,pp.28-29,China2020Series,WashingtonD.C.Wong,ChristineP.Wed.,1997,FinancingLocalGovernment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p.249-
259,PublishedfortheAsianDevelopmentBankbyOxfordUniversityPress,HongKong.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
作者：朱 玲
第二篇：浅析老年医疗保健和安全用药的管理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变化趋势。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全球60岁以上人口有6亿，已达总人口的10%。加强老年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增进老年期健康，是提高老龄社会全民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重视加强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加大老年卫生工作力度，发展老年医疗卫生服务，努力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老年医疗保健；安全用药；管理
近几年，针对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项内容。人要老化，这是必然现象，尽管人与人在老化年龄、形式、种类上参差不齐。在探索一切生物共同的老化机理时，对迄今作为常识而接受的概念，应重新予以审视。本文主要针对老年医疗保健和用药进行探讨，从老化的概念入手，分析老年疾病的基本特征，针对老年疾病的成因，提高医疗水平，创建新的专职医疗保健体系，重点关注了老年医疗保健的用药安全管理。
一、老年医疗健康保健的根据
通过获得免疫而强化机体防御机制就是一例。再如老年人通过长年的记忆与学习，即通过经验可以避免对机体的危险。但完善社会环境以减少死亡概率尤为重要。近代社会婴幼儿死亡率显著降低，除了由于预防医学、治疗医学等医学的进步外，社会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通过社会环境的改善也应该降低功能下降老人的死亡概率。关于如何完善社会环境才能降低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医学生物学研究也是老年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老年医疗保健种类
2.1 呼吸系统老年疾病基本情况
呼吸系统，这里主要指下呼吸系统，即喉以下气管、支气管和肺组织。大家都知道，呼吸系统和外界直接相通，通过呼吸道每天要吸入大量的尘埃和细菌。这就可以解释，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很容易发生呼呀系统感染。有人作了这样的统计，老年人的直接死因中70%是肺部感染，其原因较确切地说有两个方面：①老年人随着年龄的老化，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都下降，支气管黏膜萎缩，腺体退化，分泌功能和杀菌功能减退，不能及时将入侵的病原微生物杀死，从而发生感染。②人类最重要的呼吸道三大防御功能，如咳嗽、支气管黏膜表面纤装置功能和肺泡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都随年龄增大而减弱，年过65岁的老年人，特别是那些重度吸烟者，这些防御功能减弱得更加明显。老年人最易罹患的呼吸道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部感染、腑癌、肺结核等。感冒和支气管哮喘也易发生于老年人。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气肿现统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是一个总概念，它包括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急、慢性肺脓肿，支气管扩张并感染，化脓性支气管炎，间质性市炎，慢阻肺并感染等。老年人的肺部感染以慢阻肺并感染和支气管肺炎最为多见。
2.2 循环系统老年疾病的基本情况
建国5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卫生事业不断发展。随着国民平均期望寿命的明显增长，心血管病逐渐成为常见病。这一变化和已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
1975～1978年24个省居民死亡率和死因调查显示：人口总死亡率为750.67/10万，心血管病死亡率为129.11/10万，列为首位，在死因构成比中占17.21%。在12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心血管病死亡率在50年代列第5位，在60年代仍列第5位，到了70年代窜升至第2位，而在80年代已跃居第1位。农村的情况亦是如此，1985年72县的调查同样显示心血管病死亡率占居首位。
三、药物制剂的选择
药物制剂十分重要。如果片剂的味道或大小不理想，则药物即使被吸收也是不规则的。药物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需要在服用前调配，或需保持在特殊的温度下以及避光等。所幸制药工业的发展已使这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了。决定药物吸收的主要理化性质是：
（1）药物的脂溶性。药物的高度脂溶性是药物经被动扩散迅速通过细胞膜的基本条件；
（2）离解度。只有非离子型的药物才能自由通过细胞膜，离解度受pH值影响，这一点随后将会讨论；
（3）分子的大小。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药物只有在水性溶液中才能被吸收，如果药物是以固态剂型给予的话（如片剂或散剂），则其崩解和溶出的速率对吸收的影响很大。溶出的速率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剂的配方或所选用药物的特殊盐类所影响。对于一些治疗安全范围窄的药物如地戈辛、苯妥英钠、华法令或锂盐，生物利用度的轻微改变可以引起明显的毒性反应。
四、老年用药的吸收安全
少数口服药物是直接从口腔粘膜吸收的。理论上讲，药物从这一途径吸收绕过了门脉循环，吸收得更快。然而，实际上采用这种给药方法的仅有很少数药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中最典型的是硝酸甘油。直肠吸收从理论上讲也是绕过了门脉循环的。但是这一部位的静脉吻合是相当多变的，加上本国的传统习惯，故直肠给药法相当少用。人们总认为胃肠外给药，药物作用较快且更可靠。大多数情况的确如此，但并不总是这样。事实上，当外周循环不良时，从肌肉部位注射药物的吸收差且不可靠。药物吸收后在体内的分布主要受其极性、蛋白结合率以及患者的个体特异性所决定。
五、患者对药物的顺从性
应将它局限为患者自己能够支配的活动（即就诊和服药等活动）与医嘱相符合的程度。作者觉得大多数医生正是这样理解顺应性这一术语的。对顺应性定义的这种限制只是为了弄清楚在就诊和服药间一系列过程中那些环节需要讨论，而并不意味着患者是所有顺应性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讨论的，患者的顺应性明显地受到治疗体系（不仅是医生）多方面的影响。顺应性有二个方面：一是遵从，患者首先必须在智力上能够执行用药方案。这意味着他首先要理解用药方案，然后能将用药方案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不会因智力因素诸如丧失记忆、定向障碍或精神病等而妨碍其用药。第二，患者必须愿意用药，而且这种愿望要强到足以推动他记住按正确的时间服药。患者的这种愿望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而知，顺应性的含义比病人偶尔忘记用药要广泛和深刻的多。
参考文献
[1] 刘昌述，张淑秀. 老年医疗保健运用中医药研究[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4，12：196+198.
[2] 张斐，宋炜，刘杰. 老龄化与老年医疗保健[J]. 实用医药杂志，2009，04：73-74.
[3] 黄燕. 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医疗保健问题的研究[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239-241.
作者：王其贵
第三篇：医疗保健消费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目的：了解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吉林省医疗保健消费水平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方法：采用随机抽样，以问卷的形式实地调查，通过SPSS22.0及Excel2016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结论：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与居民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有关。居民自身，生产、经营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相关企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均应该加强自身的职责。
关键词：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
医疗保健消费是为了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的保健需要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行为和活动[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保健服务应用而生，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由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也随之上涨。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201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4.47元增长到2469.20元，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9.40%增长到了11.02%。
据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受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年齡结构、文化水平、性别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全面了解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因素，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产品消费能力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找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为推动吉林省健康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1 现状调查
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取600位居民并对其进行问卷发放以及访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8份。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医疗保健产品使用频率高。在所有调查者中，1522%的调查对象表示，长期使用医疗保健产品;47.4%的城镇居民表示，偶尔使用医疗保健产品，而其余37.37%的城镇居民则表示基本不用医疗保健产品。
(2)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在每月平均用于医疗保健消费的调查中，花费100～299元的城镇居民最多，比例达3599%;其次是消费0～99元及以下的城镇居民;而消费300及元以上的三项合计占比29.24%。
(3)信息来源多元化。城镇居民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的途径主要以网络、亲戚朋友和医生、药师推荐为主，人次分别为234人次、232人次和232人次;通过电视广告和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
(4)消费渠道多样化。在购买医疗保健产品方面，403%的城镇居民是通过药店;40.5%的城镇居民是通过医院;选择在医疗保健产品专营店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城镇居民有38.6%;27.1%的城镇居民选择在超市、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购买的医疗保健产品。
(5)产品功能需求多样化。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对各种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均有需求，如：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抗疲劳、美容、各种疾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等，其中对免疫调节的需求最大，40.5%购买过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
2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结合吉林省自身状况，利用Excel2016、SPSS22.0进行数据的录入，对变量进行进行χ2检验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文化程度。Hayes等(2016)以澳大利亚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后认为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人们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政府会加强对教育的资金投入，这有利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同时也使得民众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愿意花更多的钱投资在医疗保健上[2]。韩雪梅、王增福(2015)通过分析2011年的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等，得出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3]。
经检验，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吉林省城镇居民是否消费保健产品上有显著性差异(χ2=40.781，P=0.001<0.05)，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由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较高文化水平的居民对自身健康重要性的认知较高，所以他们更愿意并且能够接受更多的新型健康理念，从而增加对自身健康方面的投资。二高学历会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机会，所以更多高学历的居民有能力去享受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三随着知识储备的提高，居民对疾病的认知更加清晰，从而能够正面的应对各种疾病，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所以，文化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
(2)健康状况。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健康水平的吉林省城镇居民在对医疗保健产品的偏好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67.701，P=0.0000<0.05)。且健康水平相对较差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结论显而易见，健康状况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现出有着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差，人的身体免疫力就越低，患病概率也就越大，从而对健康的追求也随之增加，所以，他们愿意支出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
(3)收入情况。Reeves(2016)分析了美国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收入对其有所影响，并得出弹性范围介于0.2和0.8之间[4]。刘晓红(2011)选取2002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数据，借助ELES方法进行研究得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在0与1之间变动，从而得出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达到提高医疗保健消费的目的[5]。
据分析可得，收入与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χ2=32.669，P=0.008<0.05)。其原因可能为，一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这便会使得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因而收入越高的城镇居民在健康方面投资越多。但很明显，较前两个因素，该因素影响程度相对较低，0.008>0.001>0.000。其可原因可能为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由于消费理念、居住环境等因素，身体素质较差，更容易患病，对医疗保健也有很大的需求，也需要更多的支出，所以低收入和高收入均可能对医疗保健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3 政策建议
为促进吉林省医疗保健消费的相对支出，引导吉林省城镇居民理性消费，同时为了提升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切实彻落实我国提出的大健康战略，笔者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居民个人应该增强对相关政策的关注意识并主动去了解学习有关知识。这样居民不仅能够提高防范医疗保健诈骗或过渡宣传的能力，还能提升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程度以及保健意识。目前，大部分居民仍停留在有病才去治病的阶段，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就是“花冤枉钱”。但其实定期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定期体检不仅可以使居民更全面的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还可以使居民早发现疾病并做到早期治疗，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
(2)生产、经营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相关企业要诚信宣传。居民對国家医疗保健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信息不够了解，造成居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来源不对等，所以企业应该全面贯彻诚信的营销理念。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应该在严格依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从而更好地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在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医疗保健产品的生产率。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企业也应该严格的规范员工的销售行为，必要时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禁工作人员夸大产品效果，在广告宣传方面，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广告管理法，做到不夸大、不暗示。
(3)提高居民收入。尽管收入水平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但是仍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也随之不断提高，但是其增长率却低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应该继续提高居民收入仍然非常重要。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
(4)增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相应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所欠缺，且部分居民还停留在有病才去医院治疗的阶段，体检、疾病防治等观念还未得到全面的普及，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指数，需要使其彻底从思想上转变观念，从而提高精神生活。首先吉林省有关机构应该加强对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宣传教育，普及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短期内使居民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从而提高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其次，从长远来看，我国应继续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文化程度，使其在思想上得到根本的转变。
(5)政府应该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从而防止消费者跌入不法分子的陷阱中。政府应该规范医疗保健市场，使得医疗保健市场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化、规范化。在应对不法商贩方面，政府应该严厉政府应该严厉惩罚非法商贩，将基层监管人员及时配备到位，从根本上截断不法行为，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对于市场来说，行业准入的低门槛和高利润，会导致非专业为利润而涌入市场的企业，所以相关医疗保健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增强对医疗保健市场的把控，加强对网络宣传以及媒体广告制作、审查和批准的力度。再者，医疗保健质量参差不齐，产品鱼龙混杂，监管制度不完善，对违法行为调查不充分，虚假、违法宣传的证据不易被发现，导致市场混乱加剧。在处理相关的医疗保健市场的问题，政府应该关注私人使用官方权力的现象，坚持“打击腐败，促进诚信”的原则，采取正确的选择和就业取向，并禁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净化医疗保健市场，减少从中的损失，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吉林省医疗保健支出。
参考文献：
[1]秦美娇.医疗消费的研究与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8(08)：27-28.
[2]Hayes，A.& A.Chevalier.Education：Association with healthcare expenditure in Australia[J].Health Policy，2016，24(8)：152-184.
[3]韩雪梅，王增福.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5，2.
[4]Reeves，A.& M.McKee.Healthcar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J].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16，4(2)：76-93.
[5]刘晓红.基于ELES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需求实证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38(17)：194-197.
作者：范嘉宁 姚露露 班娜 赫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