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问题研究

2023-02-06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证据确实、充分”, 相对于民事诉讼要达到“盖然性优势”的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不言而喻的更高规格的要求, 但是这个标准看似完善, 实则不好界定。为了完善这一证明标准, 全国人大于2014年3月14日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必须条件之一, 归入“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要求中。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属于舶来品, 是一种既老生常谈又新鲜的事物。其属于英美法系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将排除合理怀疑视为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糟粕, 给予了大量的批判, 在立法上长期得不到认可, 但是随着对英美法系的了解, 我国学者开始认真反思排除合理怀疑的可取之处。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其都有辩论和争议, 学界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形也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认识, 但是鉴于其于2012年才正式被立法确认, 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一、排除合理怀疑入法的必要性

我国法学界从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全盘否定, 到迂回、含蓄的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予以确定, 再到《刑事诉讼法》对其的正式确立, 这个过程充满了波折。但是反思我国的司法实践, 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式入法具有必然性。

(一) 刑事证明标准须具体明确的要求

首次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明确下来的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 直至今日, 我国的刑事诉讼仍是遵从的这一证明标准, 对我国的司法活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其具有以印证为中心、以客观性为基点、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以目的为方法, 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普遍适用, 缺乏区别和细分的特点。 (1) 其本身的特点也直接造成了虽然法院在做出有罪判决时都要点明“证据确实、充分”, 但是不可否认“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既是实施措施, 又是实施目标, 有规定笼统、抽象模糊之嫌, 对其的理解和把握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 所以, 造成实践中任意解读, 混乱适用, 频频出现冤假错案, 这必然要求学界和实务界必须不断吸取经验和教训, 界定一个较为明确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于2010年5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有了清晰的规定, 排除合理怀疑也首次成为其条件之一。2012年的刑诉法修订吸纳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年成果, 最终“排除合理怀疑”由死刑证明的标准迂回到刑诉法, 正式归为“证据确实、充分”条件之一, 使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更加具体、明确。

(二) 刑事证明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统一进化的要求

长久以来, “证据确实、充分”我国这一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做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且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虽然做到不仅有量的要求, 而且有质的要求, 但归根结底都是客观方面的要求。我国长期将普通法系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糟粕, 但是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 在司法实践中从庭前会议到法庭调查, 直至宣判, 法官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主观认识, 都会凭借自己的良知形成内心确信, 这个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所以从实践活动来看, 刑事证明过程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 立法不能只肯定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 极易造成冤假错案。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顺应了这种必然过程, 要求首先进行客观方面的判断, 然后再由主观方面判断, 即裁判者在审查案件事实是否都有证据证明和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基础上, 进行“排除合理怀疑”主观方面的判断, 实现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司法实务界人士亦认为, 刑事裁判既然最终须由法官依据事实和证据来作出, 这就不可能排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思维活动, 因此对于探讨证明标准也应从主观上考虑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仅应当坚持客观真实原则, 而且还应规定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标准。 (2)

(三) 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辛普森杀妻案”是美国刑事判决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典范, 尽管在此案中有被检方称为“血证如山”的血迹证据、DNA证据和黑色血手套等证据, 当时的舆论也大都认为辛普森就是杀妻的凶手, 但是陪审团依然坚持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检方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 且有的间接证据是有污点的, 降低了可信度, 再者警方在程序方面存在无法忽视的错误。尽管检方在法庭上出示了16条证据之多, 但是面对诸如种种合理怀疑, 检方无法给出确切的证据反驳, 这场轰动全美的案件最终以无罪释放判决。很难想像, 这起案件如果在我国发生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类似的聂树斌案、滕兴善案、佘祥林案等案件在证据不足或证据明显存在缺陷, 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法院做出了有罪判决, 当亡者归来, 真正的凶手仍逍遥法外的情况发生时, 难道还不够引起我们的反思吗?当重大案件尚且不能做到证据确凿排除合理怀疑, 那么普通的案件就更难保证了, 司法的公正从何谈起, 人权的保障又从何谈起?

对排除合理怀疑存有质疑的人会提出, 运用这个标准可能造成放纵犯罪。笔者认为, 首先, 客观来讲, 在刑事诉讼中最理想的目标固然是不枉不纵, 但是对一切案件都能做到不枉不纵是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的, 这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我们可以无限靠近, 但是极难达到。其次, 相对于不纵, 不枉才是更重要的, “枉”造成的损害, 要比“纵”严重很多, 不放纵罪犯与不冤枉无辜是一对永久存在的矛盾, 放弃其中任何一个, 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是二者往往不可兼得, 经常需要作出割舍的决定,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总体而言, 民主法治国家奉行保障人权, 综合比较“枉”和“纵”, 我们必须采取宁可放纵犯罪、不可冤枉无辜的价值取向。 (3) 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不枉, 就是在尽力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我们此次刑诉修改的一大亮点是把保障人权明确的确定下来, 排除合理怀疑正是充分践行保障人权。

二、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实施

一项法规必须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才具有会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 而任何一项规定的成功实施都不是孤立的, 必然需要其他措施的辅助, 再者排除合理怀疑新近入法, 更加需要其他诸多措施支撑。如前所述, 其有效实施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 必须对其有效实施投以足够重视。

(一) 实体保障

在“质”上, 首先, 要求证据必须是客观的存在的, 是真实可知的, 反之依靠主观臆造、假设、估计、捏造、歪曲出来的事实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其次, 证据必须与此刑事案件相关联, 如果证据是真实的, 但与刑事案件无客观必然的联系, 就不能作为证据, 也就谈不上证据确实排除合理怀疑了。

在“量”上, 不能针对所有的案件规定证据量, 因案而异, 不同的案件证据量必然不同。但是对一个刑事案件来说, 证据的量必须充足, 即足够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所有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及量刑情节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加以证明, 不存在任何一环的遗漏, 证据在总体上的数量足以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确定的、唯一的、无疑的, 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结论。 (4)

(二) 程序保障

排除合理怀疑不可能孤立存在, 需要有其他的制度或原则保障, 程序的完善也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 最终同时有利于排除合理怀疑。

1. 证据必须经过质证

程序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审判过程中, 要坚持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过程是以现有呈堂的证据为基础的, 并对这些证据进行质证, 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在质证中, 控辩双方将所有证据展示在法庭上, 以直接、言词和交叉询问等方式, 对这些证据进行质疑和调查, 在此过程中双方的平等地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控辩双方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也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 从而有利于裁判者在最大程度上辩明事实的真相。

2. 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应具有合法性是排除合理怀疑必然要求。首先, 合法性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和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 如对于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言词证据,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中, 对此类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次新刑诉在修改时, 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作为强制性规定予以立法确认。于物证、书证而言, 即使内容属实, 收集的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 并且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都有可能直接予以排除。但是鉴于有补救的可能, 应当首先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否则, 不论内容是否属实, 该证据都应当予以排除。其次, 尤其要明确的是, 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不仅仅是审判机关应尽的义务, 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同样有此义务, 《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明确指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予以排除。

3. 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排除合理怀疑和无罪推定总是紧密相连的, 排除合理怀疑涵盖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裁判者所有的合理怀疑, 经过控方的举证和控辩双方的质证已经被排除, 才能对被告作出有罪的判决,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包涵了无罪推定蕴涵的实质性内容。基于此, 这一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首先应坚持被告人无罪的理念, 然后由代表国家机器的控方消除裁判者对指控事实的合理怀疑, 承担证明自己的指控事实成立, 即被告人成立此罪的责任。与此相反, 被告方则尽力增加裁判者对所指控事实的合理怀疑, 使其坚信自己无罪。但是需要明确的是, 被告方不是证明主体, 其没有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 但有权针对控方提出的指控进行辩解和辩护, 最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来看, 控方和被告方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 通过为控辩双方设定权利义务, 防止国家公权力———追诉权的滥用, 保证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5) 可以看出“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 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的过程, 裁判者首先要站在被告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假定被告方无罪, 对控方提出的证据保持怀疑, 然后依据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对于控方证据的证明力提出合理怀疑。这个过程, 就是审理者寻找控方瑕疵和漏洞的过程, 合理的引导法官从传统的“主观入罪”的思维到“无罪推定”的转变, 防止对被告作出先入为主的有罪认知, 最大限度的避免当事实不清, 证据不明的情况下, 作出有罪判决。据此, 排除合理怀疑的贯彻有利于我国法官对于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的重视。

4. 充分保障辩护方的辩护权利

审判过程中, 控辩双方就事实证据等进行举证和辩论, 法官居于居中的地位, 所以为了使审判者更明智、更确信, 必须使控辩双方充分发言, 犯罪嫌疑人在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检察院面前已经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的地位, 所以更要保障辩护方的权利,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保障辩护方的辩护权利。辩护方和指控方就某个事实或证据总是针锋相对, 互有说辞, 二者的辩论和相互盘问, 往往能排除案件的漏洞, 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5. 贯彻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都处于很低的状态, 但是证人证言往往是案件的关键所在, 其作用在案件中的作用不言自明。现实中证人出于担心报复等私心, 往往不愿意出庭作证, 这给审判过程中排除合理怀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新修的刑诉法中, 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 对证人出庭的补贴, 更加强调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对于证人拒不出庭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强制其到庭, 但是基于人性考虑, 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应强制到庭。

(三) 裁判者的素质保障

如前文所提及,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长期以来侧重于客观方面, 这直接导致对于裁判者, 侧重于要求其具备过硬的专业业务素质。不可否认, 专业的业务素质在司法实践中至关重要, 审判工作的开始, 进行和结束, 无不是在专业的业务素质的支撑下。故没有专业素养的裁判者, 在判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时, 其得出的结论和审判结果是显而易见难以让人信服的。

但是笔者认为, 即便如此, 裁判者的素质不仅仅包括专业素质, 必不可少的还有对裁判者具备良知的道德素质要求。在当今追求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的文明国家中, 不论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还是混合的诉讼模式, 法官在审判中应该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 但是根据控辩双方举证、辩论等, 法官或多或少都会形成对案件的主观判断和内心确信, 最终会在理性和良知的影响下作出判决。总之审判中, 不论裁判者如何理性和中立, 都不可能摆脱自己内心对于此案件基于社会的一般常识的判断, 所以排除合理怀疑总是和法官的良知密不可分, 无论立法上如何规定定罪量刑的标准, 实际上都必然要求裁判者不仅具有专业素质, 而且具有公正、高尚的道德的良知, 裁判者对指控事实其所产生的怀疑不可是毫无依据的怀疑, 之所以强调怀疑应当是“合理之怀疑”, 即这种怀疑是“一种有理有据的、由自己专业素质和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良知所支撑的、实在的怀疑”。 (6) 正是在对裁判者须具备专业业务素质和道德良知素质的双重要求下, 才能更好的实现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权。

三、排除合理怀疑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一个法条在确立之初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恰恰是此法条得以完善的关键。排除合理怀疑尚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 应当明确此处的怀疑是“合理怀疑”, 是有理有据的合理怀疑。再者, 众所周知, 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我国, 排除合理怀疑是有罪判决的标准, 是对被告人定罪的标准, 值得思考的是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 是否需要引进此标准, 即排除合理怀疑是否为量刑的标准, 笔者认为, 在量刑时, 排除合理怀疑同样是应当坚持的标准。还有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引入是否降低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诸如等等, 对此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很多, 笔者对于其中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予以阐述。

(一)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 有关证据理论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个等级, 证明程度依次降低:第一, 绝对确定, 这是最高标准, 但是基于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 此标准在实践中不会真正的实现;其次, 即排除合理怀疑, 是英美国家在进行刑事判决时采取的最高证明标准;第三, 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某些地区的司法部门拒绝保释时, 此时主要是针对死刑案件, 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 属于比较高的证明标准;第四, 优势证据, 这是民事判决中要求达到的标准, 属盖然性的优势;第五, 合理根据, 标准较低, 所以应用范围也大都限于签发令状, 无证逮捕, 搜查和扣押等情况;第六, 有理由的相信;第七, 有理由的怀疑, 在刑事案件中, 一旦产生了对指控的事实有理由的怀疑, 就可以直接宣告被告人“疑罪从无”;第八, 怀疑, 这个标准足以启动侦查措施;第九, 无线索, 这种情况下不能对任何人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刑事证明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排除一切怀疑, 排除一切怀疑就是达到了绝对确定的标准, 而用现在的认识去印证或排除过去发生的事, 由于认识的限制, 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 因此法律不应强人所难的规定这样的证明标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对“排除合理怀疑”作出过经典性论说:“证明标准必须得到妥当的确定, 这种标准不必、不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后绝对的确定性, 但却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盖然性程度, 这是比民事判决中要求的盖然性优势要高的标准。但是需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意味着连怀疑的影子都要排除, 即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 仅仅限于排除合理的怀疑, 同时, 在刑事案件中, 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为避免扩大打击范围及保障人权, 任何小于此种程度的证明都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标准”。

法庭证明不可能达到对于一切怀疑, 一切主要的、次要的事实证据等同时予以排除, 绝对确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其只能在经验认知的范围内达到最大程度。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 只有对犯罪事实的产生、犯罪分子是谁、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等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才能严防冤错案件的发生, 至于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主观动机以及其他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情节则不需要都得排除合理怀疑, 因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主观方面很难有直接的或相互印证的证据可以证明, 要达到确定性确实很难。实际上对于一些次要的情节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 这不仅无法真正做到, 而且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与我们倡导的诉讼效率价值要求不相符。 (8)

此外, 既然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达到百分百的排除一切怀疑, 有学者尝试给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一个相对精确的程度, 用数字量化这个标准。但是由于审判时每人的专业素质、认识能力的不同和案件各自的复杂性, 就造成了这种标准并不能精确, 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如果对其进行量化, 会给裁判者带来理解上的混乱, 也不利于控诉方履行自己的证明责任, 理论上可以将其进行量化的分析和研究, 但是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司法实践中有了量化的标准反而不利于司法活动, 所以对其进行量化不具有必要性。在美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中, 一般都反对采用百分比的方式来表示“排除合理怀疑”。反对者认为百分比的方式来量化“合理怀疑”不能包含定罪中的所有有形或无形的因素, 在定罪时也不能以语言来评价。正如我国学者所说,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虽然给法官提供一个衡量案件事实和证据证明结果的尺度, 根据这一尺度去判断待证事实是否可以取得证明结果, 但这一尺度为了支持所有的案件判决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它不可能像天平和尺子那样提供精确的度量标准。 (9) 所以,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轻重是允许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的。

(二) 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范围

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 排除合理怀疑毫无疑问应该得到遵守, 排除合理怀疑是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是否同时适用于死刑案件?对死刑案件, 很多学者主张不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认为我国既然对死刑采取少杀、慎杀, 严格限制的态度, 那么就应该对死刑案件采取更高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只有裁判者排除所有可能的怀疑之后, 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判处被告人死刑, 否则就应当对被告人作出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罚的判决或无罪判决。

这种认识其实是要求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达到绝对的确定程度, 笔者认为, 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认识都是行不通的。我国立法中对于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采取的标准是相同的, 都是“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的事实应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证据与证据之间, 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 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且立法中前者是吸收了后者的规定, 将这一标准入法。不能认为死刑案件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 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会相应降低, 也不可认为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规定为排除合理怀疑就意味着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需要提高。如前文所述, 在证明标准的等级分类中, 排除合理怀疑的上一级标准就是绝对确定, 绝对确定的标准不仅无立法必要, 而且无实现的可能。也许对于死刑案件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会放纵罪犯, 但是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 应疑罪从无, 宁肯遗漏罪犯, 不可冤枉无辜。笔者认为,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致, 死刑案件设立相对于非死刑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理论相矛盾、相冲突, 最终只会引起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混乱, 造成司法实践无所适从, 从而影响对死刑案件的及时公正裁决。

需强调由于案件不同, 案件的构成要件和因素都各不相同, 案件中所要注意的重点也是有差异的, 因此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实际案件操作中的把握, 所要根据的是不同案件中各自独有的重点, 比如侵犯人身和侵犯财产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重点肯定不同,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司法实务工作者是要依据具体案件中旳事实要素来掌握各不相同的证明重点。

摘要：长期以来, “证据确实、充分”都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但是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需要对证明标准进行完善。我国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争论由来已久, 最终将其吸取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之中, 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不容忽视的是应怎样保障实施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 以及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应注重哪些问题。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必要性,有效措施,注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