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鲁迅文章感悟范文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避而不谈政治的清谈风，还是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亦或“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等，都是魏晋时期带给当时文人学士的深刻烙印，是一首血与泪交织的挽歌。
第二篇：鲁迅文章
1、 风筝
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 社戏
4、 阿长与山海经
5、 藤野先生
6、 雪
7、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8、 故乡
9、 孔乙己
第三篇：鲁迅文章
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闹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未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塔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顿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从动物”进化的，
(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到来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说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已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已”地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
(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游》《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狠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
(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苔斯》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令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庇得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挪威易卜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理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
第四篇：鲁迅文章片段赏析
片段：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赏析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无非”理解为(“不过”)，表达出作者(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情感。“这样”指代(留学生的丑态)，为下文作铺垫，体现了作者的失望、矛盾、痛苦、厌恶。“确”表示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但”表示补充说明，“但”字后面的话是作者真正想说的内容。
片段：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赏析
作者用“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就有„„”这样一组词语，引出13种景物(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黄蜂、叫天子、泥墙根、油蛉、蜈蚣、何首乌藤、木莲藤、覆盆子)、4件趣事(找蜈蚣、按斑蟊、拔何首乌根、摘覆盆子)，前两个“不必说”略写百草园概貌，“单是„„就有„„”则比较详细地写百草园一角“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先用两个“不必说”宕开一笔，突出“单是”的内容。既然“单是”已趣味无穷，可见园子里佳趣俯拾皆是，渲染了百草园是“我的乐园”的感情色彩。写景层次井然，条理分明。前一个“不必说”写静物由低到高，后一个写动物由高到低。整体部分从植物写到动物，局部部分则由动物写到植物。
片段：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赏析：
描写了“我”对五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片段：
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赏析：
鲁迅先生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说明当时他做引的时候，对文章当时书写的情形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但是文章又确实存在，所以他就感觉很矛盾，“既然记忆是美好的，但是很多我缺又忘记了。”这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鲁迅先生的文章很多都是这种杂文的语气，带点思考，也带点批判。
片段：
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死无常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在“阴死间”里也有的，胸口靠着墙壁，阴森森地站着;那才真真是“碰壁”。
赏析：
洋溢着作者对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时候对他的害怕，和现在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昏庸和死无常的可怕与之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第五篇：杂论鲁迅的文章
(一) 小说家与判断力：高手的败笔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q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二) 生物能与征服力：巧妙的文化
把鲁迅放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看。
我这么想，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没关系，体系和主张是不是周延，或者矛盾不矛盾也不要紧，他的《狂人日记》从文字上看甚至歇斯底里，但是这些接触了国外思想的人，似乎都有点狂劲，都愿意指点一下：外国如何如何，咱们也得这么练!这里头偏激幼稚都是免不了的。但他的思想走向很明确：世界弱肉强食，我们得走进化之路。在许多的时髦青年的呐喊声中，不免有嗓音特嘹亮的几位，以高亢的调子领导新潮流，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思想上的吾尔开希。要干扰稳定的系统，这样的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中肯。但这一类比却相差未免悬殊。
东西文化交手一个回合，西方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毛泽东。表面上看，此役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质量使得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实质上，毛泽东还是典型的皇帝。这一回合干到现在仍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交锋可以导致进步。比如鲁迅，在为西人打前锋的同时，又写出许多具有纯粹中国文化价值的东西，同时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中国文化的魔术般的包容力，不能被形式逻辑所解释的。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西方文化富于侵略性，是阳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是阴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生物能，使它表现出巧妙的行为。
小平、恩来、中正、泽东，当年都是鲁迅一样的偏激分子，跟吾尔、柴玲他们差不多的。他们老了，走向反面，从革命党变成西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强大而有魔力的中国文化的祭品。做为东方的叛逆，他们来自西方的阵营，却被东方巧妙地化解而收为己用。这个结果令西方瞠目结舌。也应当令我们深思一回吧。
做为题外话，再提汉奸问题。帮助外人征服国人叫汉奸，帮助外来思想征服中国思想的人又叫个甚么呢?比如毛泽东，老说要破四旧，用德人和俄人的思想来侵略咱们的思想，许多人却说他是民族英雄。也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么鲁迅、毛泽东这些窃火窃思想的自然得王了。这是一种无可再巧妙的策略或是带有机性的做法：想想吧：你征服了我，我却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上帝不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总不能自己再灭自己吧?毛泽东试过这么做，以惨败而告终了。
中国文化啊，多么包容，多么奇妙，多么有力量的逻辑啊。鲁 迅 和 思 想 家·散宜生·
(一)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0.7冯友兰、0.3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1937年8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1937年3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
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棗“末人”(与“超人”相对， der letzte 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纳为“演戏”两字。鲁爷成名后亲见三次反日高潮：东北九一八事变(1931)，凇沪一二八抗战(1932)，“何梅协定”和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但是先生从未在高潮时写过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倒是毫不客气地讽刺时人的浅薄的爱国热情。什么“当代花木兰”“女子救国”;什么哎呀呀拿起西瓜吃不下，想想前线将士多辛苦;先生鼻子一哂：你们还是多向敌人学学吧，人家打得赢，“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