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刑法”与“反恐”形势的辨析

2022-09-10

一、“敌人刑法”概述

“敌人刑法”是德国刑法学家雅各布斯于1999年10月在“千年之交的刑法”研讨会上提出的论断, 主张对于那些持续性、原则性的威胁或破坏社会秩序者和根本性的偏离者, 应把他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雅各布斯将犯罪定义为“是对规范的违反”, 遵循这一思路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一种否定, 而对于这样的否定, 刑罚的作用就是否定行为人的否定, 告知行为人你的否定是无意义的规范继续有效, 社会形态仍旧保持不变, 这便是刑罚的第一层意义所在, 即宣告意义。如果行为人对以上的刑罚作用仍旧抵抗, 那么就应当适用刑罚的第二层意义, 即隔离保障。这样才能切断“危险源”对社会的危害, 这样做的核心依据就是将行为人视为“非人格体”。什么是“非人格体”呢?在雅各布斯看来, 能够遵守社会统一规范并接受规范训导的人, 该类人能够遵守社会赖以存在的整体秩序, 如果违反该秩序能够在接受惩罚后还能回归社会的这类人就算是“人格体”, 反之则为“非人格体”。也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依据, 那么对于“敌人”所要采用的手段就应当是不同于“市民刑法”中的“市民”的。对“市民”的刑罚手段应当是符合“市民刑法”的, 也就是现行的刑法, 罪犯 (犯罪嫌疑人) 是应当享有基本人权以及刑法中所赋予的各项刑事权利。而如果将罪犯 (犯罪嫌疑人) 被认定或者适用于“敌人”这一概念时, 刑罚手段就不再以保障人权和当事人刑事权利为前提了。雅克布斯教授认为, 对于适用“敌人刑法”的人无论从认识上还是在处理上都可以甚至是应当采用严格于“市民刑法”的手段, 理论根据就是这样的罪犯 (犯罪嫌疑人) 本身不具有“市民”的“人格体”, 而对于“非人格体”的“敌人”就可以视为异类, 采用非常规手段。

二、对“敌人刑法”的辨析

根据雅各布斯教授的表述, 我们大致能够厘清他的“敌人刑法”体系。他重新定义了一些刑法概念。首先将刑法主体分为两部分, 市民和敌人。这是其“敌人刑法”的根本, 其次对于“敌人”否定了其“人格”可以对其实施无人权保障的刑事政策和刑罚手段, 并且可以将刑罚前置等等, 在此我对雅各布斯教授的这几个观点就不敢苟同了。首先对于实施对象上而言, 西方国家一直就遵循“人生而平等”的观念, 这一观念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所讲的“人性本善”等等观念也都是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检验的。然而“敌人刑法”却将人类种群中出现的实施犯罪活动的生命体在基本前提上视为异族, 这样就让我在其基本立场上产生了质疑。我们应当认识到虽然行为人是触犯了法律, 也就是破坏了我们所共同约定的社会规范, 但是由于犯罪种类的不同, 犯罪目的不同, 犯罪手段不同, 危害结果也不尽相同, 只是我们现在的刑罚手段比较单一无法切实的做到对症下药, 但是这样并不能就说明了对于那些稍微严重的犯罪就将其“开除地球球籍”, 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 无论是在犯罪前还是在犯罪后。这也就是说无论犯罪分子 (犯罪嫌疑人) 在何时何地触犯刑法何条我们首先都应当在现行刑法相当于“市民刑法”中的认定和处理方式予以解决。这样做才是符合“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刑法原则的, 要想成为刑法的一员“敌人刑法”无论是更加严苛还是更加有针对性, 都不能叛离这些基本原则, 否则就不再是刑法范畴类所要讨论的问题了。其次在“敌人刑法”的实施手段上, 我并不否认刑罚的宣示意义及隔离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刑法法理, 但是就今时今日的法治进程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以暴制暴的野蛮社会, 如果对于暴力犯罪我们仍以暴力方式予以回击,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那还需要规范 (道德, 法律等) 做什么呢, 如果不需要规范, 那么作为法律规范中的“敌人刑法”也就没有存在的前提了。如果说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就应该采用严厉的暴力手段予以处罚是为了保障“市民”的权利的话, 那么对于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完全就可以不使用刑法了, 灌之以“抓着就毙”的方式不是就更有力, 更高效吗。另外, 对于犯罪者来说触犯法律的原因、方式、效果都是不尽相同的, 我们也不能将其全部或者说“敌人刑法”中所指的“敌人”实施犯罪行为乃至于暴力行为以“暴力是其唯一能听懂的语言”为幌子, 采用暴力的手段予以回应, 用暴力惩罚手段取代了刑罚的教育等等作用, 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再是法制文明和谐社会, 而是一个复仇型的社会。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如果都是充满了复仇色彩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就将充斥着暴力色彩而显得无序和混乱。

三、“敌人刑法”对“反恐”的启示

虽然“敌人刑法”存在着诸多的偏差, 但是就目前的反恐形势而言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如果将“敌人”这一观念运用于刑法中, 可能会造成我们所极力构建的“公平、正义”的法律架构出现一些偏差, 但是与日俱增的恐怖威胁使得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确实有一部分人顽固的坚持着异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 而这样的“价值观冲突”所造成的的结果就是较多的引发了流血冲突和事件的发生, 生命财产的损失。当前的形势下宗教问题, 民族问题等等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乃至于犯罪问题不是可以粉饰过去的, 我们应当正式他们的存在。对于那些暴力的, 残忍的“大规模杀伤性”犯罪, 如果不能准确的认识和有效的打击, 势必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敌人刑法”写入刑法不妥但是在防止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入“敌情”观念, 有针对性的对待犯罪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表明, 一个好的预防性政策所起到的功效是大于事后打击手段的。而且我们在引入“敌人刑法”这一观念时也应当保持清晰。尤其在我们国家, 我们在政治生活的范畴中常常提及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时就自然地对立分立出一个“敌人”的概念。这一“敌人”的概念就与“敌人刑法”中“敌人”的概念很相似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阶级斗争中的敌人已经不再将对象视为我集体内部的个体, 将其排斥出无产阶级这一范围, 从而阶级敌人就无从享有任何权利, 而刑法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公民, 这在前提上就否定了犯罪者作为社会集体中个体的身份, 如果将身份的认定予以否定的话那么其公民权利, 人身权利等等基本权利也就没有了存在和使用的基础。如果需要引进“敌人刑法”的话那我们不能以“敌人刑法”为由而剥夺了犯罪分子, 甚至还处于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行为人的基本权利。诸如我们不能因为“敌人刑法”中对“敌人”的定义和处理方式而对已经实施了或者可能实施了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人采取一些独立于法律规定的甚至是与法律所违背的手段去查处犯罪, 打击犯罪。这样将使得体现文明和谐的法律法规失去规范社会关系的功效, 那样的话就可能因为打击一类犯罪而使得法律形同虚设, 所有的犯罪就可能像洪水猛兽一样冲破法律这一大堤, 让我们的法制消亡, 社会崩溃, 文明毁灭。那将是比“恐怖主义活动犯罪”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更大的。

摘要：“敌人刑法”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在学术界中争论不休。而其提出者雅各布斯教授指出“敌人”通常出现在于经济犯罪、组织犯罪、性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中。笔者为了探寻当前“反恐”的途径, 也对这一论断做了研究, 希望能从“敌人刑法”中汲取营养, 充实对防治“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新思维、新途径中。

关键词：“敌人刑法”,“反恐”形势,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