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我国宏观税负分析（共6篇）

篇1：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党的xx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筹是我国发展与改革和稳定的长期战略方针，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行动纲领，也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因此，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筹具有统领各项工作的地位。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实现国家进行筹集政府收入、调控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监督经济运行等重要职能作用。建国以来，我国税收政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我国跨入21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其五个统筹的新阶段，从部门工作服务于国家宏观意志，具体政策服从于社会实践需要的们认为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着较大的缺位和不足，特别是宏观税负水平有待调整完善改革。

一、宏观税负总水平偏低，影响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社会消费行为、gnp增长的波动都有直接关系，政府利用开征、减免或者停征某种税种，提高或者降低有关税目的税率与起征点，以及税前扣除与事后退税等限制或鼓励手段，调节投资规模、消费基金和对外贸易的增长，以抑制社会总需求膨胀刺激有效需求，同时抑制或刺激总供给的变化，并对经济结构产生协调作用。税收作为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与价格变量调控相配合，可以达到生产与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均衡；适量、合理的税收可以协调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可达到各生产部门劳动者利益的动态均衡，收到社会公平的调控效应。我国宏观税负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减弱了国家筹集收入的力度，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投入和宏观调控。表现有三：

1、我国税收收入上个世纪下半叶缓慢增长，21世纪开始大幅度快速增长。我国税收收入在经济发展、企业利润增加和税务征管工作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950年一1980年的30年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为61亿元，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为522亿元，在跨入21世纪到XX年的五年间呈现大幅度快速增长的态势，比上年增长数额越来越大，如XX年为2350亿元，XX年为2500亿元，XX年为1831亿元，XX年为3465亿元，XX年为5256亿元。全国税收总规模达到25718亿元。展望未来，我国税收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一是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反映，我国经济增长在2020年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7%-8%左右的速度，为税收增长打下了基础。二是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实际征收率只达到潜在税收能力 的70%-80%，国内有的专家认为1998年只达到50%-6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整体征收率在70％左右，还有的认为在80%左右。税收上的跑、冒、滴、漏等空间很大，如果将实际征收率提高20个或30个百分点，我国税收收入即可增加1万亿元或1.5万亿元。

2、目前税收收入对政府财政收入支持力度还不充足，致使国家还需要利用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发行债务。其情况，一是以税收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多数年份徘徊在93左右，如1992-XX年分别为94.66, 97.84, 96.43, 93.29,(1996年无数据）、95.80, 93.80,90.13, 93.92, 93.30, 93.29, 92.18。十多年来从未满足政府财政收入100％的需要。二是税收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更低一个档次，始终徘徊在80左右，如1991-XX年，分别为88.30, 88.10, 91.70,88．50、88．50、87．0、89．20、85．80、81．0、79．

19、80．94、79．97、81.20。数据显示，还有20％左右的财政支出要政府依靠财政赤字或者发行债务解决，XX-XX年财政赤字和发行债务额（亿元）分别为2491.27和4180.1, 2516.54和4604.0, 3149.51和5679.0, 2934.7和6153．53。3,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通用标准。按国际通例：gdp人均260美元时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750美元时，最佳税负水平为20%左右，人均10000美元时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30％左右。按上述标准衡量，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以上，税负水平理应在20%以上为最佳，但是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几十年来徘徊在10%-17％之间浮动，处于低位逐年有点上升而后又逐年下降再逐年回升的运行中，如1990-XX年分别为13.83, 12.38, 12.29, 10.96, 10.33, 10.18, 13.02,11.06, 11.67, 14.17, 15.67, 16.77, 17.07。从国际比较中得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是低水平的，据《世界竞争力年鉴》4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XX年各国税收收入占当年gdp比重（%）最低的是中国香港为9.94、最高的是瑞典为52.94，平均为35左右，其中：发达国家的日本为27.02，美国为28.22、澳大利亚为31.82、加拿大为36.35、英国为37.27、德国为37.99、意大利为42.26、法国45.60;发展中国家一般为20%-26％左右，哥伦比亚为11.57、菲律宾为13.93.泰国为14.98、中国为15.01、印度尼西亚为16.51、印度为16.79,阿根廷为20.99、马来西亚为22.31、韩国为26.20、俄罗斯为26.700。

二、不同产业和行业宏观税负水平差参不齐由于产业与行业情况不同，国家税收政策在一定时期分别采取鼓励政策、限制政策或者中性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存在着产业行业之间不合理问题

1、从1996-XX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与宏观税负比重（％）发展趋势观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从20.4逐年下降为15.6，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2.67近年又上升为3.5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9.5近年又上升为50.9，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13.47近年又上升为18.0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30.1近年上升为33.2，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12.3逐年上升为15.34。总的趋势是gdp比重只有第一产业是下降的，第二、三产业则均是上升的，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三次产业则均是上升的趋势，不过上升速度呈现第一、三产业较慢，第二产业较快的特点，第二产业负担着全国税收收入的56％左右。

2、以XX年为例，当年宏观税负总水平为16.77%，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占gdp比重为15.3%，而税负份额占比重为4.1%，其宏观税负水平只有4.48%，从数据显示不难看出国家对第一产业的鼓励与照顾。我国第二产业占gdp份额比重为50.4%，其税负份额占比重为55.8%,其宏观税负水平达到18.6%，从中看出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和税收的半壁江

山，尤其是工业其税负水平达到19.93%，超额负重运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4.3%，其税负份额比重占38.4%，其宏观税负水平占18.76%，对于这个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关系重大的未来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税收并未充分体现明显地鼓励与支持。

3、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税金及附加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X-XX年分别为5.64, 5.48, 5.34, 4.88；按XX年分析：建筑业税金及附加占增加值的比重为16.3%;国家铁路税金占运输总收入的比重为3.25%；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额的比重为0.116%，零售业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额的比重为0.28%;限额以上餐饮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68%；国际旅行社税金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34%。再分析一下具体行业的XX年宏观税负水平（％），建筑业为8.76，地质勘查业与水利生产、供应管理业为17.8，交通运输业为10.3，仓储邮电通信业为7.5，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为23.9，金融保险业为16.5,社会服务业为12.1等。有的高于总税负水平是可以理解的如餐饮业，有的就不好理解，如地质勘查与水利业宏观税负竟达到17.8。酒税流失严重，每年生产几千万吨，征管不力，浪费粮食跑了税收，还刺激酒业盲目发展，民间有要当县长先办酒厂之说，湖南、广东、四川三省酒厂有1.8万余家。

三、不同经济类型宏观税负水平悬殊过大，基本上是内资重于外资，国有重于民营

1、同行业不同企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相悖，人为的造成税负畸轻畸重。我国1994年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为10%，比内资企业负担率低23个百分点，其流转税负担率为4%，比内资企业低3个百分点，1994年后外资企业负担率比内资企业低5个百分点，而且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城市维护建设费、投资方向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还享有诸多优惠政策，这种政策促使社会上产生大量假合资、假外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20%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1997年为128.8亿美元，占当年ml增量的16.8%。据XX年统计，我国内资与外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税金及附加占增加值比重情况如下，如工业企业总体上为4.8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44%，集体企业为2.77%,股份有限公司为4.79%，外商投资企业为2.36%，港澳台投资企业为l.229%；建筑业总体上为16.3%，其中内资为16.25%，国有企业为17.82%，集体企业为15.36%，外商投资企业为20.91%，港澳台投资企业为17.36%;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总体上为0.116%，其中内资为0.117%，国有企业为0.148%，集体企业为0.087%，有限责任公司为0.096%，股份有限公司为0.117%，私营企业为0.090，外商投资企业为0.122%，港澳台投资企业为0.043%;限额以上零售业总体上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比重为0.28%，其中内资为0.30%，国有企业为0.36%，集体企业为0.35%，有限责任公司为0.25%，私营企业为0.23%,港澳台投资企业为0.27%；餐饮业总体上税金占营业收入为4.68%，其中：内资为4.98%，国有企业为4.3%，集体企业为4.86%，有限责任公司为4.81%，股份有限公司为4.48%，私营企业为5.3%，外商投资企业为3.9%，港澳台投资企业为4.24%。

2、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规定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低于发达国家，如比利时为39%、意大利为36%、法国为33.33%、奥地利为34%、西班牙、荷兰为35%、美国为15%-39%累进征收、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为15%，马来西亚为28%、韩国为27%、泰国为30%等，也高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30％和新加坡的24.5%。

3、国有经济国家税收占比重高达50%以上，如1994-1999年分别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79, 65, 61, 56, 54, 50。由于税收政策的扭曲和改革的滞后，国有企业倒没有享受国民待遇，而非国有与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这样发展下去，很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建设与巩固。

四、不同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不够公平

1、从三大地区观察。以XX年为例，全国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05172.3亿元，税收收入为16996.5亿元，全国宏观税负水平为16.16%。其中：东部地区11个省区平均为17.2%，中部地区8个省区平均为8.89%，西部地区12个省区平均为11.46%，从经济发展快与税收相应增加的规律分析，东部地区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全国和其他地区是必然的，如发达地区的三市二省宏观税负水平就比较高，北京为42.49%，上海为34.40%，天津为24.08%，广东为21.55%，云南主要由于烟税因素为20.12%。但是，作为贫困的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是值得思考的。

2、从一部分省区对比观察。以贵州这个有名的贫困山区省份与有名的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苏省相比，XX年贵州省宏观税负水平为14.15%，而江苏省则为12.58%;大西北的陕西为11.81%、新疆为12.43%、宁厦为11.99%。而沿海的福建省只有11.81%，山东省只有8.64%，大平原的河北省只有7.62%，河南省只有7.25%。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因素与不够公平之处。

五、不同群体宏观税负水平差距大，低收入群体重于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重于高收入群体，工薪阶层重于富裕阶层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比例开始仅占gdp0.5%, XX年达到1%，还比不上一个非洲国家，印度与印尼这个比例也为1%强，泰国和墨西哥为2%，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高于3%，据世界银行统计，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等收入国家为5%-6%，高收入国家为11.5%,预计XX年我国仅为1.17%左右，与国际上应有的个人所得税水平相差悬殊。我国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但是，对新崛起的高收入阶层即人们所说的大款们征收力度太软太弱。据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XX年为1211亿元，其80％以上来自于工薪阶层，可是，我国已经有两、三亿富裕人口，其个人所得税税源达到1000多亿元。另外占总人口8.7％的富裕阶层拥有12万亿元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的60%以上。交纳个人所得税不到税收总额的10%。除了征管因素外还有税率等设计问题，如起征点800元太低，应提高到1500元以上，从而对低收入群体从根本上免征个人所得税，又如最高边际税率为45％太高，如日本1999年从50

％降为37%，韩国1996年从50％降为40%, XX年又降为36%，美国为38.6%，巴西为25%，印度、马来西亚均为30%,泰国为37%。再如多数国家采取个人收入综合年终计算的办法，我国采取分项计算办法，也是税款流失的重要因素。还有我国税制结构过于简单，对于有纳税能力的群体应建立全面多环节税收征管体系，就收入形成，收入运动，收入转化等过程，都有税收跟踪稽查征收，如所得税，消费税，社保税，财产税，赠予税，遗产税产等。

篇2：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因此，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量是以财政支出因素为基本前提的。同时，由于税收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量也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结构的多元性、税制的非统一性、税务管理能力的差异性等都将作用于宏观税负的形成，因此，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

一、一定时期政府的职责

政府职责是政府内在职能的外在表现，它从总体上规定着政府非市场活动的范围。理论上而言，政府的职责或作用范围与市场的作用范围是互补的，但实际的选择中，二者关系的把握是复杂的、多面的，也是多变的。而且，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由此决定的政府职能运用的范围，即政府的职责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自人类有国家与政府以来，人们看到的一种表象是：不同的国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或政府，其职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政府的职责是决定政府支出总规模的基础，因而也是研究宏观税负的逻辑起点。就我国而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责范围的确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则；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凡是市场能干的都由市场去干，只有市场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显然，这种政府职责范围的不同，对政府的支出范围、结构及对宏观税负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场缺陷引致、由政治过程决定的政府对公共商品的供给范围，直接影响政府资金的需求量与需求强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对财政支出，进而对宏观税负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是公共商品供给范围的大小直接决定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这正如私人购买数量较多的商品需要多付费一样。但公共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乃至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范围、规模及形态往往是不相同的。一般的发展趋势是：在物质形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其范围由小到大，其形态逐渐从有形扩展到无形。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商品已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福利、资源开发以及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而且，在物质形态上也越来越多地由有形转为无形。这表明财政支出总量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是公共商品的提供方式，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税负的高低。即提供方式不同，提供成本不同，则所费价格不同。例如，公共商品由政府提供改为私人提供、政府收购；或由政府垄断经营改由私人部门供应；或使私人部门与公营部门公开竞争，都将直接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

三是公共商品的提供效率。在政府对公共商品的供给范围、供给量经由政治程序决定之后，为提供公共商品，政府需要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并配置足以使机构和人员运转的资源。也就是说，公共商品的供应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由于整个社会的可用资源是稀缺的，而高效政府与低效政府耗费同样的资源所实现的产出往往存在极大差异，因此，这必然使得消费者消费一定量的公共商品所付的价格也极不相同。换言之，这种成本越高，纳税人消费一定量公共商品所需付出的费用愈高，相应地，所需政府资金供给水平愈高。

三、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在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的关系中，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政府支出是自变量，而税收收入是因变量。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规模，还是政府支出总量，以及相应的税收收入总量的最终确定，都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公共需求的增长、税收收入的增加都与一定时期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一是一定时期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同期所创造的社会产品。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剩余是税收得以产生的基础，税收规模的扩大必须以企业盈利的增大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为前提。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相对较低。它表明，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量要受到经济供给能力的现实约束。

二是一定时期政府支出总量的增加，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实证分析表明，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初期，收入提高所引起的需求的增长，主要集中于私人物品需求的增加，如个人普通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及住房等等；但是，当收入进一步提高，经济进一步发展时，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便不断地增大起来，不仅是绝对值增加，相对比重也逐步提高。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消费需求也会逐步扩大。相应地，也逐渐愿意支付更高的`“税价”，以获得公共商品消费的满足。以工业社会为例，正是先进的机器生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和促进了以开发和保护人力资源为目的的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保健等项事业的发展；正是其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对交通、通讯的巨大需求促进了基础设施等公共工程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正是由于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环境、人口、交通、犯罪、收入差距等诸多问题，从而要求政府的职能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要求税收总量不断增加。它表明，从长期来看，税收的发展，税收规模的扩大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规模。

四、非标准化税制实施的范围

一国一定时期的税制一般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标准化法规条款部分；二是非标准化法规条款部分。前者以取得财政收入为基本目的，并构成税收收入上升的方面；后者是指在执行税制标准化条款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引导某类经济活动或资助某些阶层，实施了背离上述标准化法规条款的许多附加规定，即各种税收优惠。它体现了政府的偏好，其目的不在于取得收入，而是放弃一部分收入，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由于一定的税收负担总是在一定的税制框架内形成的，因此，非标准化税制实施的范围，不仅影响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且影响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

五、政府收入结构

在政府支出范围、项目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收入结构或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地位对宏观税负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税与费作为政府的两种财政收入形式，二者之间不仅可以相互转换，而且，在为一定时期的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来源的问题上，两者存在替代关系。一是在政府公共支出范围一定的情况下，税与费共同用于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因为就一般的情形而言，税、费的划分与采用，更多的是通过由政府提供的混合商品能否设立排它装置确立的。在易于设立排他装置的混合商品由政府提供的量一定的情况下，费的收入量可替代税收收入量。二是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税、费收入替代关系。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地方经济的区域性较强，而全国经济的总体性较弱，因而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必然较高，且对其实行排他性收费也相对比较容易。此时，费所占的比重通常相对的可以高一些；反之则反是。

其次，公债与税收，作为延期税收与即期税收，二者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因为对于政府来说，与私人的情况类似，借款也是筹措收入、弥补支出的

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公债虽然以信用形式出现，但其实质属于财政范畴，本质上是一种延期的税收。公债的实质属于一种税收，一是因为公债最终仍要通过向公众征税才能清偿。二是公债使公众今后的税收负担替代了眼前的税收负担。正因为政府借款，使得政府一定时期内能够在不减少私人的实际财富的同时，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政府借款和税收是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的两种方法，在一定时期政府公共支出量一定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六、税务管理能力

税务管理与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的实施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税务管理能力的大小，应该置于税制改革的中心来考虑。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是有限的税务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束缚。由于对法定的各个税种缺乏管理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税制的表面现象与实际运行情况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税务管理的水平不仅直接决定着税收制度所能形成的实际税收负担及其效应，而且，将直接影响一定时期税收收入的多少，从而在较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税负的高低。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税务管理在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本身特点。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纳税人、征税人的素质不同，税务官员考核的标准不同，税收法治化程度不同，都会导致税务管理能力的不同。在税务管理能力低下的国家，税收收入的理论规模与实际规模、纳税人的理论税负与实际税负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之，决定我国宏观税负形成的因素既有各国宏观税负形成的一般因素，也有现阶段我国的特殊因素。抽象出这些基本因素，了解我国宏观税负的形成机理，对于宏观税负状况的判断与调整路径的选择是不无裨益的。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由上述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可能是一个常量，它是变化的，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可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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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考察, 本文将简要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目前的税收负担水平。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 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判断一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有不同的标准, 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 本文将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简要考察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现状。

1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统计口径。通常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中口径宏观税负, 这里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大口径宏观税负, 其中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 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 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000000000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由于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 也就是我国的政府资金成分复杂, 政府收入除税收以外, 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也占很大比重, 常常出现“税小费大”的现象, 造成我国税收的大、中、小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差距很大。实际上, 中、小口径反映的是名义宏观税负, 说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 财政真正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大口径才全面反映了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 是我国的实际宏观税负。因此, 通过大口径计算判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更加客观有效, 也与西方国家的宏观税负最为接近, 便于比较, 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口径是一致的, 主要由税收构成。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的观点, 我国2000年的大口径税负就已经达到34.43%, 是小口径税负的2.43倍。2002年, 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 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 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 大口径税负达到35%的水平, 是小口径宏观税负的2.33倍。如果按这一比例计算, 当前我国的大口径税负应该在50%以上, 不仅远远高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的税负平均水平, 而且高于不少高收入国家。

2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下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98/l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有关数据, 人均GDP在78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3%左右;人均GDP在786-3125美元左右的中下等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9%左右;人均GDP在3126-9655美元以上的中上等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2%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9%左右。

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人均GDP水平也不断提升。继2002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 达到1100美元后, 在短短的4年内于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 达到20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对应这个标准, 我国的最佳宏观税负在19%左右将在满足政府财政能力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仅以2004年为例, 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就已达到24.12%, 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5.53个百分点, 也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2.53个百分点;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18%, 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 仅较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49%, 也接近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由此看来, 我国的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明显偏高。

3从公共产品供给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从一定意义上说, 税收可以看做是“公共品的价格”。按照利益交换原则, 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性的判断必须结合本国公共品的供给状况, 仅仅从收入的角度加以评判无疑是片面的。应当承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所认定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高于40%, 而不少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更是超过了50%。但同样应当看到, 这些国家财政对公共品的支出规模和质量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然而, 对于我国公共品的供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体富指出, 财政对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不仅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而且财政投入责任主体不合理, 存在财政支出责任的下移问题, 使得我国公共品提供规模和质量都难以保证。而在广大农村地区, 公共品的提供更是严重不足。财政部农业司《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特别明显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 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很低。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但是必须看到, 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的缺失、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错位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因此, 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国宏观税负依然偏高。

4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美国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弗以“拉弗曲线”形象地表明, 高税率不一定取得高税收, 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 抑制生产和工作的热情, 诱发逃避税收的行为, 最终导致低收入。

1983年世界银行专家基思·马斯顿选取21个国家的数据, 运用数量分析方法, 证明了较低的宏观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税负在10.3%-30.9%的区域内, 税负与GDP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税负每增加1%, GDP增长速度下降0.36%。10个低税负国家的GDP增长率为7.3%, 10个高税负国家增长率仅为1.6%。税收负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相反, 威廉·泰勒1981年通过对49个国家的出口回归分析得出结论, 总税收降低0.39%, 或外贸税收降低1.09%, 经济可增长1%。较低的税负一方面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 提高总产出, 另一方面导致资源配置向高效率部门转移, 提高资源利用总效益,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又导致政府财力的增加和公共支出的扩大, 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世界范围来看, 平均宏观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家, GDP平均增长比较慢, 并且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比发展中国家的税负水平高。综合以上的分析, 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的偏高将不利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摘要：分别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状况。

关键词：宏观税负,大中小三种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之刚.多视角看待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J].税务研究, 2003, (4) .

[2]黄钢平.降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6, (3) :66-70.

[3]刘传龙.宏观税赋调整的必要性及对策[J].经济师, 2005, (1) :211.

[4]傅毅飞.如何看待我国税负“全球第二”[J].经济研究参考, 2005, (63) :9.

[5]高培勇.税收的宏观视野 (上) :关于当前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J].税务研究, 2002, (2) .

[6]王军平, 刘起运.如何看待我国宏观税负[J].财贸经济, 2005, (8) .

篇4：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分析

[关键词] 宏观税负 经济增长 拉弗曲线

一、税收负担及其意义

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或者负税人，因国家征税而承受的福利损失或经济利益的牺牲。它通常定义为税收价值对某一经济总量价值的相对比例。从研究的口径大小来看，税收负担可以分为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若从总体纳税人的角度来观察，称为宏观税收负担；若从个别纳税人的角度来分析，则称为微观税收负担。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税负。

宏观税负, 又称宏观税率, 是指一国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 的税收收入占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 即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以税收形式所集中的价值总额及其比率, 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功能的强弱。

合理的宏观税负有重要的意义。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方面既能保证国家在不侵蚀税基、涵养税源的基础上筹集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满足国家履行职能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以适时适度的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 促进国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 它是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宏观税负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宏观税负现状。根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最新公布的 “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数据，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第一和第二分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税负痛苦指数是166.8和156.4。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是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为积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对税收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鼓励出口、投资、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收入分配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和税收部门的努力增管，也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正是税收的超常增长带来宏观税负的稳步提高，近年来宏观税负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见表）。

表 1997年～2004年我国GDP、税收收入及宏观税负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2.原因分析。（1）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税收的增长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加入WTO,通过国际贸易合理配置资源，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领域的国内市场的开放，促使大量外资涌入，使国外资金、技术同国内的资源、劳动力、市场有效结合，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2）税收政策和制度的变动对税收负担率的上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人占财政总收人的比重，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两个比重下降所引发的矛盾。费改税以后，费改税收入由费用转变为税收，使得在政府收人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人有所增加。

三、优化宏观税负的政策建议

1.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企业流转税负担。生产型增值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影响企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影响我国的产品出口，生产型增值税退税不彻底，导致出口产品价格高，降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因此，对增值税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把增值税的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转过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2.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分内外两套，名义税率均为33％，但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大量地优惠待遇，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地实际税率平均只有11％。税收优惠地存在，一方面造成政府名义税收收入与实际税收收入之间地巨大缺口；另一方面，不平等的税收待遇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应统一国内外税收的口径。

3.税收改革要和当前的财政政策转变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突出税收中性向导，避免经济过热，促进经济增长以内生方式进行。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正向中性转变，税收要适应这种转变，突出税收中性的向导，把税负降到既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又不对经济有太大的刺激作用的中性水平。

4.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开发新税种，停征部分税种，改革财产税。改进和完善消费税制度。

5.加强和规范税收征管，加大征收力度。对该征的税收要落到实处，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并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的技术平台。

参考文献:

[1]彭高旺李里: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J].改革与战略，2006（2）

[2]周寅章复云:关于税制改革中税负问题的探讨[J].企业经济，2006（3）

[3]冯文荣:税收负担与税制改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闻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走势分析与政策选择[J].税务与经济，2006（1）

篇5：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2010年08月23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丽辉

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43349.79亿元，同比增长27.6%，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财政收入为何超GDP增长？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针对社会上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和专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1.我国宏观税负实际偏低

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到了90%左右。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心：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多，是不是国家收的税太多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太重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全面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不是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是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政府财政收入包括税收、社会保障缴款、赠与和其他收入。按此统计范围，我国政府除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可以统筹安排用于民生支出、提供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财政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IMF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8)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按这一口径计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可用财力上看，我国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除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外，我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实行专款专用，只有公共财政收入可以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3%，2008年为19.5%，2009年为20.1%，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

从人均指标上看，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收入513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仅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2.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并非同步

通过国际数据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税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变化，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逐步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减税”是近年来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国家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调整个别矿产品的资源税政策之外，基本上没有出台增税政策。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000多亿元；2008年以来，特别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政策，大幅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了企业扩大投资，拉动了居民消费。仅2009年，就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实施了力度这么大的减税政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增长还会这么快？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分析，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是经济较快增长带动税收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5%，一般贸易进口增长56.6%，汽车销售量增长47.7%，1—4月商品房销售额大幅增长55.4%，直接带动了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和车辆购置税等较快增长。

此外，受金融危机冲击，去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2.4%，基数较低，也是造成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的一个因素。如果把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与2008年同期进行比较，增长仅为24.5%，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为11.6%，与GDP增长大致相当。经济决定财政，但由于收入结构的差异、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的差异、政策性及特殊性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和GDP两者之间的增长不能进行简单比较。比如，税收的增长速度由税基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而大部分税种税基的增长和GDP增长基本上没有直接的数量对应关系。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税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负相关关系；证券交易印花税税基是证券交易总金额，其增长和GDP增长也不存在直接关系。另外，税收政策的调整和税收征管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税收收入总量，而这种变化也与GDP的变化不存在直接的数量对应关系。

从增幅数据来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达到6%，但财政收入却同比下降近10%，远远落后于同期GDP增长；到了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1%左右，而财政收入增长27.6%，又跑到了前面。所以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并非与GDP增长完全同步。财政收入超GDP增长，并不是国家从制度上加重税负的结果。

3.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

财政收入增加了，并不意味着政府花钱可以大手大脚，仍须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把钱花到最急需的地方。

高培勇认为，财政收入每上一个台阶，都会对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出新要求。财政收入总量增加，意味着政府可支配财力水平提高，这不仅使政府有能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用于“三农”、教育、科技、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也要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提高公共财政资金运行绩效，确保财政资金更有效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一直在向民生领域倾斜。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合计7253.1亿元，增长21.8%；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2.56亿元，增长31.7%。如果包括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方面涉及民生的支出，中央财政实际用于民生的投入还要更大一些。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社保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增幅均高于同期GDP的增幅。

篇6：宏观税负影响因素分析与分解

相关词条：税负, 影响因素, 分解

摘要：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但各因素对税收增长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将此方法应用于实践，揭示我国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关键词：税收，影响因素，因素分析法

税收财政原则要求税收收入能够充分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外生变量，其任何变化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一国政府在设计税制和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显然，税收首先应当拿得出，其次应当适度。拿得出是从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中拿，因而影响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的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都是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而且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往往差异较大，这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适度就是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所需，而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量又是由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的。因而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

一、经济性因素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经济性因素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产品就越丰富，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税基就比较宽广厚实，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就较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产品不丰富，社会剩余产品少，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都比较低，而税收主要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纳税人税负能力减弱，税收收入必然随之减少，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最终损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低。

经济的运行质量与税收负担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可提供更多的现实税源，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可从投资的效率和资产的增值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投资的效率越高，投资的回收期越短，投资的回报率越高，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越强，提高税负的潜力就越大。资产的增值能力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投资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进行，资产的增值率在低水平上运行，提高税收负担水平的余地就较小；如果投资是在高水平上进行，以低投入和低消耗求得高质量和高效率，同等的经济增量可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宏观税负就会相应增长。

经济结构影响税负水平。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产品的盈利水平不同，向政府提供的税收数量也不同。如果盈利水平高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提高，就会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增强，因而政府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有潜在的能力；反之，如果盈利水平低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低下，因而承担税负的能力就弱，政府要适度地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会受到制约。一般而言，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初步发展并处于辅助地位的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土地及自然条件约束较强，宏观税源增长缓慢且不稳定，税收增长率缺乏弹性，发展中国家多属这种产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农业不占主导地位，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进

一步发展但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重有限，这种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减弱，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成为影响GDP及税源的主要因素，税收增长弹性增强。在以第三产业，即金融、贸易、服务业等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度发展但比重不断下降的产业结构下，以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为基础，以人的知识、技能、经验、智力为主要依托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税收增长弹性充足，税基宽广，税源丰富。

二、制度性因素

税收分配的实质体现了一定的分配关系。在税负运动过程中，所有制通过制约税制结构和税收分配中所有制比例对税负水平发挥着直接的影响。首先，不同制度国家的税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首先表现为市场决定的要素报酬。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全部分配给个人，形成个人收入，由个人依法纳税，税后可支配收入安排消费、投资等支出，这就为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提供了经济前提。国家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税收总量，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公有制经济中，大部分经济资源为公有，个人除拥有劳动资源以外，其它财产占有量极少。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在国家所有者、法人所有者和个人之间进行，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基本比例。个人收入主要来自按劳分配收入，来源于利息、红利及其它所得部分有限。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广泛性受到一定限制，个人所得税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于个人很少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企业和政府是主导的积累主体，因而，在宏观调控中往往只能采用流转税与价格杠杆和产业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资源配置结构。其次，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化带动税制结构相应变化。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了调节各种所有制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税制结构上采取“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对同一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征收几种税；同一种税在商品流转的不同环节几次重复征收。1958年以后，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税制被简化成单一的工商税制，税收分配几乎被利润上交完全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实行差别政策。

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一般说来，一国税收制度的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率设计、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设计，都会对该国的税收负担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各种税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程度上，税种设置得多，将使征税范围变宽、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就会增加。同时，在税制设计中，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不同选择和搭配，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由于征税税基是商品的流转额，且除少数税种实行定额税率外，流转税主要实行比例税率，而比例税率的特点是不论课税对象数额大小，统一适用一个比例，因此，流转税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相等，征税数额依据税基的增加或减少，呈同比例的增减。在这种税制结构下，税收收入的增长往往低于或最多保持与GDP增长同步，不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以累进制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则不同，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税负上升。正是这种累进机制能够产生收入爬升效应，税负随着税基的扩大而递增，具有较大的弹性。主体税种的选择对微观税负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得税负的规避现象时有发生。因为流转税主要针对商品征税，而对服务支出，特别是商品投入很低的服务征税相对较轻，纳税人可以通过调整其支出类型，如从消费商品转移到消费服务上，就可以逃避一定的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在培养和壮大潜在税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宏观税负水平。世界各国政府均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而且，税收优惠的存在，会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等方式，带来非税产值的扩张和正常税源的转移，从而形成巨额

税式支出，进一步减少政府实际征收的税收数额，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实行外贸限制政策，将刺激国内厂商生产成本高的替代品，维持较低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减少总体税收收入。由于一些税收采取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通货膨胀政策则会降低总体税负水平。政府收入形式划分的不同，也会使税收负担水平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收入可划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比重大，必然降低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降低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而影响税负水平。

三、征管能力

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在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时，税收流失严重，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减少，宏观税负水平较低；反之，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时，税收流失减少，税收收入的课征数量更接近于制度的规定，宏观税负水平较高。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仅能尽可能多地获得税收收入，而且能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因为低劣的税收管理也可能从易征税部门（如工薪收入者）那里征收大量税款，却难以从工商企业和专业人员那里收到应收的税金。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但应加强对税务登记的在册人群的管理，而且应加强对那些漏征、漏管户进行有效的征收管理，从而尽可能地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税收征管能力弱会加剧税收征管的难度。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难以征收入库并非罕见。由于征收管理能力弱致使税收收入流失，使得税制弹性降低，进一步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下滑，为了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只有不断地通过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种满足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已登记在册的纳税户税负加重，更增强了人们偷逃税以及避税的动机，给税收征管增加了新的难度。

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税收征管效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入库；二是可以节约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从而相对地提高税收的宏观税负水平。当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较差时，税收的偷、逃、骗、欠就会增加，实际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而且可能导致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从而使税收征管效率下降，宏观税负水平也降低；反之，宏观税负水平则会增加。

四、因素影响程度分解

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那么到底哪个因素影响程度大，影响程度到底是多少，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抓住税收收入增长的关键，采取措施促进税收收入适度增长。但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而且其研究结果还未能充分揭示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应用于我国实践。

1.因素影响程度分解方法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税收收入源自经济增长，即来自于当年生产的GDP和部分以前的GDP（如营业税的税基是销售收入，而销售收入包括转移价值，即以前年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收入是按现价（当年价格）计算的收入，当年的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税收收入是当时既定的政策和征管能力下实现的收入，税收收入还受国家当时的税制模式、税收政策及其征管水平的影响。从实践上讲，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因此，我们对税收收入增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便选择经济增长、物价变动、税收政策及征管三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额和所占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增长指标和物价指标是可查的已量化的数据，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则没有量化指标可利用，采用因素分析法可将影响因素的顺序加以固定进行逐一分析，在得出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影响程度之后即可导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程度。由于税收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是在一定的价格体系下形成，又是按一定时点的现价计

算的，所以分析价格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整体价格水平，且与税收收入口径基本一致的价格指数。常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只反映某一方面价格变化水平，难以准确反映税收收入受其影响情况，而GDP平减物价指数（名义GDP／实际GDP）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物价水平，因而我们选择GDP平减物价指数分析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2.分解方法

令T为税收收入，P为物价指数，G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0、1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P1G1M1和P0G0M0分别代表报告期税收收入额和基期税收收入额，二者之差就是税收收入变动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1-T0为税收收入变动额（P1G1M1-P0G1M1）为由于物价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1M1-P0G0M1）为由于经济增长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0M1-P0G0M0）为由于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

关于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的影响所占比重，即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占税收收入变动额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物价变动影响比重：

（P1G1M1-P0G1M1）/（T1-T0）×100%

经济增长影响比重：

（P0G1M1-P0G0M1）/（T1-T0）×100%

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比重：

（P0G0M1-P0G0M0）/（T1-T0）×100%

3.方法应用

由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调整了一些指标，此年后的指标口径在变化，因而本文仅以1979-2004年数据为例。

首先依据税收收入资料，确定报告期税收收入，然后将上年报告期税收收入确定为本年基期税收收入，并借助于经济发展指数、GDP平减物价指数计算出1979-2004年剔除经济影响、价格影响的税收收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税收收入变动额、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在税收收入变动额中将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预以扣除，便得到了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额。最后按变动影响额比重公式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

总体来讲，物价变动、经济增长对我国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我国税收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作用。从影响因素变动的趋势来看，1997年以前，各因素影响程度差距最大的是1986、1987年，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基本上具有负影响，1997年以后，税收政策及征管对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具体而言，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4148.37亿元，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960.69亿元，影响程度为47.26%；GDP平减指数上升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566.15亿元，影响程度为37.75%；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额为621.53亿元，影响程度为14.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