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共8篇）

篇1：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本文将从中国经济现状、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及措施等方面分析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一、经济发展原有动力已逐步失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转化带来的制度红利；廉价劳动力、高消耗低产出等粗放式生产形成的成本优势；加入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然而这些动力已逐步失效，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采取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但经济颓势难改。

1、有些行业产品出现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问题，即供过于求，价格机制失灵。如钢材、煤炭、建材等，出现了价格持续下降和产能过剩现象。首先是工业品价格连续45个月下降。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15年7月初，煤炭价格下降到140元每吨，仅7分钱一斤； 钢材价格降到2000元每吨，8月份继续降到1800元每吨，每斤钢材仅0.9元。有的媒体评论“钢材卖出了白菜价”。其次是产能过剩现象严重。房地产业、钢材和煤炭等行业出现了许多库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受阻的因素；也有国内需求不足因素。

2、服务业产品存在供给侧不足问题。虽然总体上消费、物流、医疗、健康等服务行业的比重在增长，然而出国旅游热和购物热现象也在持续升温。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次预计将实现16%的增长，首次突破1.2亿，出境消费将达1.1万亿元，其中购物仍是出境游最大消费，最热门出境目的地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意大利等，半数以上都是著名的“购物胜地”。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天猫国际一些国外知名卖场开场一两个小时就突破1000万元。在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地的品牌实体店、免税店，挤满了来自中国的“国际扫客”，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很多热门商品被抢断货，很多商家不得不对中国游客限购。近两年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多国纷纷对华放宽签证政策，出境旅游和消费越来越热，每年实现两位数增幅。百姓手中有钱，为了提高生活品质，出国旅游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然而，出国狂购是不正常现象，折射出消费者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的信心不足。这种供需错配，内需外流的现象体现了仅仅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

二、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

供给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萨伊、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重要理论包括萨伊定律、巴萨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拉弗曲线。供给学派相信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供给管理，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的学者相信，减税可以激发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和刺激企业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可以增加就业量，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税率降低，但政府税收因税基扩大反而可能增加。为保证减税效果，供给学派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币值，极力反对通货膨胀。（1）萨伊定律

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依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萨伊的逻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来消费，要想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就要使自己生产的产品满足别人的需求，只要市场上有供给，就自动存在一种相应的需求。因此，处在社会分工体系的各个生产者，都既是供给者，同时也是需求者。定律强调市场能够自动出清，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2）巴萨效应

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萨效应(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3）拉弗曲线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该曲线表明，政府税收额随着税率的升高呈倒 U型变化，当税率为0时,政

府税收额为0，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当税率升高到一定值时，高税率削弱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而削弱税基，导致税收额下降.当税率为100%时，生产活动停止，政府税收额为0。

其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当税收达到100%时，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供给学派的学者相信，减税可以激发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和刺激企业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可以增加就业量，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税率降低，但政府税收因税基扩大反而可能增加。为保证减税效果，供给学派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币值，极力反对通货膨胀。

三、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论述的最先提出，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习近平同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意在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具体的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是从生产端着手，通过解放生产力，合理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实现产业的创新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水平。

四、我国供给侧改革措施及意义

针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可以有三大举措：

1、“去库存、补短板”：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升级将成为消化过剩产能，保障原材料产业稳步发展的投资亮点。经过多年来的刚性投资和建设，我国大中城市及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基本饱和，近两年进入了转型期，因此出现了煤炭、钢材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然而，与城市相比，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为城乡差异的存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据统计，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伴随城市化扩大出现了诸多城市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压力不断增大。因此按照“十三五”期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的构想，大力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网络、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村镇规划等，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将有可能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和今后五年国家调控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亮点。广大农村地区在三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期间，已经得到诸多实惠，基本实现了通电、通水、通路，农村小型超市网络基本形成。但是与城市便捷的基础设施相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系统显得非常脆弱和滞后，急需升级换代。各级政府有序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好处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各种工程建设将很快消化掉现在煤炭、钢材等原料工业的大量库存，并盘活和带动这些产业的稳定发展。第二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将逐步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和互补发展效应，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扩大乡村旅游的发展。第三为各种产业群的布局提供更多选择，为房地产业的合理开发布局提供新的空间，为人口合理流向城郊和适宜居住的乡村提供了基础，缓解城市压力。第四通过融资模式，2、“降成本、补短板”：逐步打造中国的质量意识，挽回流失消费者群体

最近10多年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从而带动了国外旅游热，人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了境外成熟的购物体系，奢侈品消费随之开始，从而形成境外购物热。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更加剧了国外购物热的趋势，从而导致国内潜在消费者的流失。

有效防止消费者流失的途径就是，引进诸如美国的“奥特莱斯”等欧美日直销连锁企业落户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旅游地区，确保这类企业的进货渠道、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母公司一致，仅仅是把连锁店的地点设置在中国，相当于沃尔玛、家乐福等超市在中国开设的连锁店一样，从而变国外购物热为国内购物热，推动服务业继续向前发展。在国外购物，由于审美观等原因，国人所购买的高档消费品中，相当一部分国外品牌商品是中国工厂加工生产的，等于消费者买了很多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制造”商品。如果类似的购物商业城就设在国内，一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达到价格的优势；二是出国旅游者可以专注于欣赏当地的自然风景和特色文化，无需花钱花时间大包小包从千万里之外运回来；三是各级政府的税收将实现新的来源；四是这些企业的引入将新增就业机会，解决就业压力；五是把“狼”引进来，产生鲶鱼效应，倒逼国内销售业学习国外销售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和销售理念，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六是促进国内企业学习如何构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体系。

3、“去产能、补短板”：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环境治理，支持环保产业。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导致了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举措之一，要在部分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和环保法律法规，继续淘汰部分落后的、不适应市场发展的产业，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其次，要培育和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快环境的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元投融资模式，鼓励和扶持一批专业环境治理的研究机构和环保公司。这类环保企业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促进环境服务业有效发展，还国人一个空气清新、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变过去的环境破坏性GDP为今后的建设性绿色GDP，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点；四是盘活社会闲散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染治理，使其投入国家和社会的实体建设，而不是陷入虚拟经济的炒作中。

四、持续扩大减税力度，并辅之以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来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 税收作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由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征收相应部分，再由政府决定其使用方式。合理的税负是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民生基础设施的必要手段。但如果税负过高，就造成了各生产要素报酬过度偏离其贡献，严重抑制了各要素的投入积极性。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高度复杂，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内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调控手段的边际效能已经很低，处于供给老化阶段的行业越来越多，新供给形成虽已初现端倪，但是距离能够支撑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还有相当距离，高税负的供给约束作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放松供给约束，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促进新供给尽快形成规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合理扩大减税规模，大力解除供给约束，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热情，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必然选择。应当考虑在未来数年内持续扩大减税力度，并辅之以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来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

今后在减税政策的制定中，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仅在一些小税种上减税，还可以考虑从企业负担最重的所得税、增值税等大税种入手，实施全面、普遍、大力度的减税措施，不仅对企业减税，而且要对居民减税，才能真正降低企业成本，启动居民消费。

篇2：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垄断经营，其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质量管理研究所整理）。

从企业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去除无效和中低端产品过剩产能的包袱，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提质量、补短板”。其中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去除过剩产能、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补充供给短板和化解结构矛盾等具体方面。企业依靠创新（包括政策制度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附加值含量更高的、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获得更好的国际竞争力。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一是推动资本市场规模发展；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首先要进行发行制度改革；三是推动上市公司标准的调整；四是进一步完善退市机制；五是交易制度要做相应调整，实行熔断机制；六是有效推进并购重组。

从产业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

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化发展后劲。

篇3：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国有酒店,供给侧改革,经营转型

一、国有酒店当下的经营困局

随着酒店业蓬勃发展,酒店市场逐步趋于饱和,加之近年来分享经济盛行,许多公寓产品进入短租市场,加大了酒店竞争的激烈程度。当前,外资品牌酒店以其经营连锁化、管理规范化、服务标准化等优势在市场上充当领导者的角色;本土品牌的民营酒店积极跟进,及时调整策略,关停亏损酒店,将潜力门店转型升级。而国有酒店因设施陈旧、经营不够灵活、管理及服务的规范化有待提升等原因,业绩惨淡,但员工工资却居高不下,往往处在微利甚至亏损状态。

这些酒店的产权归属往往比较特殊,要么属于中央直属企业,如烟草总公司、铁路总公司、中国石油等;要么归属于地方国企或事业单位,如当地城市建设公司、当地风景管理委员会等。八项规定出台后,由于政务消费大幅减少,更使得这些酒店的经营雪上加霜。

根据国资委规定,主业非酒店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应当逐步退出酒店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酒店往往不容易找到买家,如中石油青岛温泉酒店项目已经停业转让近3年,仍未找到买家。这一状况在国有酒店中并非个例。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各行各业都在淘汰落后产能,酒店行业的落后产能有不少集中在这些主业非酒店业的国有酒店中,因此,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开展业务转型,停止新增加员工,撤离劳动力密集的酒店服务业,很有必要。

二、因地制宜转型为养老公寓

有些国有酒店地处偏远郊区,初始规划为某些单位疗养院或者国有企业的接待单位。这一类酒店往往虽环境优美安静,但地理位置离市区较远,吸引商务客人的能力较弱。随着国有企业员工日益老龄化,服务的理念逐渐跟不上时代脚步,使该类型酒店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多年来均处于亏损或微利的状态。这些酒店应当转型为养老公寓,有效利用原有设施设备,再配备必要的便利设施和护理设施,其低矮的建筑、较大的占地面积、环境优势都可以有效发挥。而服务人员的老龄化等酒店业的劣势在这样的转型中恰恰变成了优势。

三、适时转型为人才公寓或长租公寓

随着近年来我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居高不下,而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国家引导各地开展人才公寓发展,不少城市因地价、房价过高,故而人才公寓项目推进缓慢。城市中心、副中心附近的三四星级酒店应根据当地租房市场情况,在房内配备电磁炉、微波炉、洗衣机等常用家电,适时转型为中高级人才公寓或长租型公寓(租期在一个月至一年),既解决了中高端人才在职业初期,或进入该城市初期的住宿需求,也实现了酒店资产的保值增值,可谓一举多得。

四、根据产权状况转为创业办公空间

部分国有酒店地处城市边缘地带,甚至在城乡结合处,该区域工作人员租房需求不旺,难以转型为公寓产品。

随着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地的创客空间都一房难求。以青岛为例,目前所有的创客空间入驻创业型小企业的比例都超过了98%,且有继续增加的态势,部分价格实惠的创客空间大楼、创业孵化基地租客都排起长龙。

国有酒店可以根据自身产权情况,如果可以更改为租赁型办公商业产权,则可将部分楼层转型为办公空间,租赁给创业型企业。酒店客房变成按年或按季度出租的创业空间,可实现酒店客房功能的有益转型升级。

五、国有酒店转型经营的新问题及应对策略

国有酒店转型面临不少问题,首先是员工方面,经过转型,人员需求量大大减少,部分酒店会因此而导致员工过剩。因此,准备经营转型的酒店应当尽快停止招聘新员工,部分情况突出的酒店应视情况求助于所属的上级单位,帮助化解过剩劳动力。

除了劳动力方面,新业务带来的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新挑战也不能忽视。隔行如隔山,酒店的管理层和人力资源部应及时跟进,制订培训计划,向先进的同行学习,用新思路来应对新业务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绮.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之路[J].经济师,2012,(2).

[2]严华.国有酒店转型升级谨防“硬着陆”[N].新华日报,2014-05-29.

[3]李家乐.新常态下酒店经营如何以变应变[N].中国旅游报,2015-02-04.

篇4：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在目前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低增长、均存在较大下行压力，且我国外贸进出口双降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却逆势向好。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在外贸调结构、转动力、提质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可作为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撑。但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又面临要素供给危机，即作为该产业核心要素的人力资源存在错配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人力资源错配的四种表现，提出以供给侧改革纠正服务外包资源错配的措施，从而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力，为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服务外包产业：外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一）供给侧改革是“新常态”下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出路

2015年中国外贸呈现“新常态”，形势复杂严峻，下行压力加大。根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3.9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8%。其中，出口额2.27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8%；进口额1.6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4%。这是中国有外贸进出口记录以来第二个进出口双双下降的年份（第一次双降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与2009年相比，影响这一轮进出口贸易下滑的原因更为多元：出口方面主要因外需低迷以及全球产业链条和贸易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使主要经济体中间品贸易急剧恶化，冲击全球生产端贸易需求，再加上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引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海外转移进而加大中国出口压力；进口方面外部主要受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内部受制于国内产业升级引发国内零部件进口替代。

从中国外贸进出口双降的原因来看，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过去相当长时间，外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有关部门在需求侧管理上的手段较多，运用也较为娴熟。但随着我国外贸步入发展新常态，要解决其内部问题，即从过去靠低端、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中高端转变，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从模仿、抄袭、仿制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转变， 提高劳动者素质，生产优质、品牌产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变，提高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力，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供”与“需”有效匹配，或将成为“十三五”外贸目标实现的解决路径。

（二）服务外包产业可作为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支撑点

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依然良好，全年总合同金额1309.3亿美元，执行金额966.9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2.1%和18.9%。其中，离岸合同金额872.9亿美元，执行金额646.4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1.5%和15.6%；在岸合同金额436.4亿美元，执行金额320.6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3.3%和26.1%。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发展和彼此合作的重点。中国外贸要加快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离不开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为此，中央提出，“十三五”时期第三产业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逆势持续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外包主要以智力投入和产出为主，以IT技术和网络通信手段为基础，具有污染低、能耗小、绿色环保、附加值高等特点，并能吸纳大学生等更多高素质人才就业。因此，服务外包产业可作为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撑，在外贸调结构、转动力、提质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二、人力资源是我国服务外包业要素供给的短板

（一）供给侧改革中的要素供给

供给侧改革，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方式调整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可见，供给侧改革要把要素供给作为切入点。要素供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二是要素升级。要素投入（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环境六方面的投入）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但其只能使要素“量”增加。而要使要素“质”提高，即要素升级，则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从四方面来推进，即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信息化和人力资源。所有要素中最关键的是人类资源的供应与配备，比如，我国的工科学生中只有10%的人才能够满足服务外包行业的需求，这一短板就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与提升。

（二）人才紧缺成为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瓶颈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之一。而服务外包产业属于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电脑”加“人脑”产业，其中 “人脑”是其主要资源和盈利手段。服务外包企业获取订单的能力，完成定单的能力都取决于是否有合格的人才。人力资本已成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命脉和持续动力。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经过多年持续发展已使我国成为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国。但是，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涨和老龄化加剧使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服务外包产业一贯依赖的劳动力优势随之丧失，非核心业务外包已经转向人力优势更加明显的其他新兴国家和地区，而我国大部分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受制于自身开发技能、管理水平、信息安全等方面因素，难以承接核心业务外包。因此，过去粗放增长已不能适应新常态下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缺少核心技术的中低端服务外包亟须向中高端转变。特别是在“中国制造2025”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创新和广泛应用，“智慧城市”建设的全面展开，现代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将分离出更多的专业性服务，使得服务外包产业向专业能力、价值驱动，乃至创新的阶段升级，这就需要更多的中高端智力投入。

通过有关服务外包产业对人才需求研究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每年能够吸纳接近当年应届毕业生10%的人才。随着行业吸引力的下降，服务外包行业里的中高端人才正逐渐流向互联网等新兴行业领域。预测到2018年服务外包产业人才缺口至少会达到60-70万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每年都会有不少于5万高端人才的缺口和34万专门从事离岸外包的人才缺口。可见，中高端实际应用型人才短缺成为未来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进而也会阻碍我国服务贸易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三、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人力资源错配的表现

（一）服务外包产业的“线性增长模式”导致人力资源量多质低

由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长期以“专业人才派遣”作为主流商业模式，所以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员工数量保持线性增长的关系，即其营业收入仅是被派遣员工单价的人数倍数。在这样的Staffing模式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被中国高校扩招削弱了议价能力的大学生，使得服务外包企业线性增长的业务在短期内掩盖了其丝毫没有规模效益的本质。较低的用人单价虽然为“线性增长”的外包企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利润，但进入服务外包产业的高端人才较少，从而导致中国外包企业大多在做低层级的事情，不像印度的外包企业做的是全线。这使得中国在承接像微软、IBM这样的国际大客户的发包项目时，与印度同行相比，仍然处于绝对弱势。这种靠规模增长和人数增加的盈利模式最终导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出现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这在中国未来的环境下是不可持续的。

（二）低端服务外包企业用人需求波动性造成人力资源错配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大多数从事低端软件服务外包，其人力资源配置受项目大小、难易程度及进度等因素影响严重。例如，很多项目启动阶段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储备才能完成，而项目一旦步入正轨之后，人才需求高峰已过，公司必然会出现人力资源冗余，人员去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项目用人高峰期在项目中后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临时招聘还存在人员入职时滞和适应期，这就会影响整个项目进展和完成质量。用人需求波动性造成的人力资源错配使企业在项目结束后因人员安置问题而承受巨大的负担，进而人员闲置和资源紧缺成为永恒的矛盾。

（三）人力资源技能供给和企业岗位需求出现错配

中国的软件外包市场，主要是欧美和日本两大市场，客户之所以发包，是看重团队的能力、经验以及管理水平。实战经验和外语沟通能力是项目经理的核心技能，引进该类项目管理人才，企业才能获得客户的认可顺利接单，开发项目的成功就有了保证。但是，由于学校和企业沟通不够，企业的岗位技能需求与高校人才技能供给出现错配。学校教材内容过于注重理论、陈旧，不能适应企业需求；学校教师的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教学方式较传统，缺乏以项目开发实战教学为主；软件专业的毕业生懂技术，虽然四年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但英语口语不行，沟通能力差，不能直接应对欧美客户；在承接对日外包项目时，因为不懂日语，不会日文操作系统，公司也无法应对。此外，部分大学毕业生心态比较浮躁，盼望“天上掉馅饼”，与外包企业需要的踏实、诚信的工作作风有一定差距。可见，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不缺普通的编程和测试人手，缺少的是中、高端的项目经理、系统架构师和既精通外语又精通发包国文化，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四） 企业内部体制导致人力资源错配

由于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实行项目制，一位工程师在某个项目组做完几个类似的项目后，对其技术和业务流程就已全部掌握，对此类项目就失去了兴趣。出于自我能力的提升，就想进入一个新的项目组学习新的东西，尝试新的挑战。然而，企业出于人员对某类业务的熟练性及确保项目质量的考虑，一般不希望工程师在项目组与组之间经常进行流动，而是希望项目组人员构成具有稳定性。囿于体制及历史的原因，很多人员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缺乏事业的成就感和自豪感，进而也就失去最持久的工作动力，最终导致工作效率下降或选择跳槽。此外，很多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在薪酬体制和企业文化上还做的不够，再加上当前我国人才市场脑体倒挂等现象使得服务外包行业白领收入正在逐步失去吸引力，给企业留住人才增加了困难。因此，近些年我国服务外包企业人才流失率普遍居高不下，甚至部分企业人才流失率已经过半。因为人员的不稳定，很多外包企业对在职培训不愿意、不舍得投入，缺乏持续学习成长的吸引力，员工也就抱着短期练手的心态，出现恶性循环。

四、改善我国服务外包资源错配的改革性措施

（一）摆脱“线性增长模式”，拓展创新型服务

服务外包企业的最大特点是知识密集型，该类型企业最主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因此，人力成本便成为服务外包企业最主要的经营成本。但是，我国部分服务外包公司为了短期业绩，甚至砍掉了已经有所积累的非Staffing业务，而专心发展更加容易产生规模效益、更加容易实现短期利益的“卖人头”业务。其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适应该行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可获得性正在逐渐降低、价格在逐渐升高，公司面临人力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的风险。为了解决这种困境，原来以“线性增长模式”为主的外包公司就需转变盈利模式。例如，作为印度服务外包行业领头羊的Infosys早在7年前就已经将改造型服务、创新性服务等非线性业务拓展到其全部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其边际人力资本产出与人均收益。因此，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应借鉴印度同行的经验，通过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如转向为金融、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领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在创新型产品开发上加大投入，使中国的服务外包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

（二） 通过“众包”解决外包企业用人需求的波动性

当需求散碎时，出于成本及人员质量的考虑，一般外包公司很难专门为其储备合适的人力资源，解决因需求不稳定导致的人力资源波动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找到“智力型劳动管理方式”的解。而“众包”就是其理想的解决之道。众包模式是指把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员工承担的工作，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形式转交给企业外部的大众来完成的一种组织模式。该模式能够整合庞大的社会人力资源，为发包企业提供弹性的人力资源供给，从而重新整合与匹配企业的发包需求与社会人力资源。例如，利用中软国际的IT服务众包平台JointForce，可使外部合同人员和兼职人员成为外包企业管理者和核心员工的灵活补充，从根本上解决外包企业用人需求不稳定的问题。

（三） 通过产学研结合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服务外包人才

学校应积极转变教育方式，多安排学生到软件外包企业、乃至国外企业实习；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教材、教学方式及教师队伍；甚至可以引进国外IT培训品牌，让国外老师到高校直接为企业培训外包人才；有条件的工科院校要针对不同市场，开设相关语言的课程，减少培训周期；与企业联办相关专业的短期实训班，以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补。加大校企合作培养力度，从机制上认可专业培训机构作出的合格培训，有利于扩大培训规模和改善培训的实用性效果。通过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吸引国外高水平人才境内创业、就业等方式加速提升服务外包行业高层次人才的供应。

（四）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制度

对于任何以人力资本为主要资本的企业，解决其人才流失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应该是做好预防措施，而非问题出现后的事后解决。对服务外包企业来说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制定一个兼顾外部公平、内部公平与个别公平的合理的薪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令员工从物质、精神双方面多层次得到满足，从而自愿安心工作。二是为员工提供成长空间。仅从技术层面讲，服务外包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它需要企业为员工提供越来越多的行业相关知识与技能培训；员工也可借此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争取更多的晋升机会。此外，让技术与客服人员组合进行项目管理。鉴于既懂技术又有服务意识的人才非常少，服务外公司壳采取人员组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外语好的客户服务人员和技术好的项目经理结对进行项目管理，由他们共同负责项目开发、客户沟通等问题，这样就保证了产品开发和客户需求的一致性。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软件服务外包这个由高素质、高文化层次人人群组成的行业里，企业更加需要强调人的因素，更加需要注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从而增强员工社会属性能力、营造轻松愉快且和谐的工作氛围、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周密.服务外包产业：支撑中国经济“新常态” [J].服务外包，2015（2）：34-36.

[2]陈永伟.资源错配：问题、成因和对策[D].光华管理学院博士论文，2013（6）：9-18.

[3]李绍英，孙绍荣，宗利永，王元浩.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源建设策略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0（5）：309-311.

[4]王振辉.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计算机教育，2014（7）：83-86.

篇5：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2017年03月09日 09:46:29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来源：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学术探索与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即需要回到财富的本源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财富的本源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于2006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从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供给侧的财富源泉出发，开始了对增长模式、供给潜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十多年间，又先后出版了《财富的觉醒》、《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觉醒》、《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初步研究成果，完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准备。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前面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我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向前辈汇报了我创办独立智库的初衷后，他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确，如果《新供给主义宣言》只是一篇面面俱到、没有棱角的文章，即便是领导批示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一篇让决策者看了内心有痛感的文章，只要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就已经体现了独立智库的价值。至于题目上的“主义”二字主要是对应着正文内容所区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的“主义”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没啥“小辫子”给人抓。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2013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20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同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金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11月，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2015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我为深圳市委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2016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2016年1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2015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2012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总体上有利于学术创新和改革实践，但也出现了“新供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需要学界关注和政届识别。“假学术、真忽悠、乱抄袭、瞎解释”的学术投机，一方面扰乱了经济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央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部署产生负面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是部好经，被念歪了就可惜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整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十分迫切了。只要在经济原理上厘清现实，给改革实践者提供透视现实的理论工具，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自然会创造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生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我坚信，作为学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怀国家，本着有创新、有担当、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探索，中国的经济学就一定能为中国改革实践和全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论述供给在供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指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通过分析新供给形成的五大条件，呈现了新供给是通过如何创造新需求，以及供给升级如何引领消费升级的微观脉络。第二章新供给经济周期揭示了一个经济体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经济周期处于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这也是本书第六章提出的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加入时间坐标的“三维空间”阐述了以“五大财富源泉”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研究了行政性供给约束和制度性要素供给抑制如何减少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原理，并基于此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揭示了放松行政管制、行政垄断、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的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解除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建立了物价管理的供给冲击模型，揭示了全面考虑供给侧影响后的物价波动本质；并提出按照“供给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理论主张。这些学术探索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进行了论述。

篇6：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邱海平

2016年02月05日10:54

来源：红旗文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

篇7：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以乐视公司为例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首先对供给侧改革相关概念的产生与内涵进行了分析与介绍，并对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分析了乐视公司在供给侧改革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形成的的独特竞争力，最后对行业内相关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关键词：供给侧；需求侧；改革；价值创造 背景分析

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严重，低层次的价格战又限制了行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只有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不断依靠提供高价值的“供给”，包括内容和服务，才能创造更高的利润空间，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供给侧改革介绍

2.1 供给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供给学派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供应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如下：

（1）萨伊定理。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著名论断。萨伊认为，一项商品生产出来并与他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但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具有消费能力。因此，萨伊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但是，20 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萨伊定理”失效，导致“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批评“萨伊定理”忽视了货币参加流通使得产品在买和卖的时空上发生分立，明确提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凯恩斯主张，由国家实施调控，刺激消费，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西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到20 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滞胀”的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解决“滞胀”这个发展难题，美国学者阿瑟.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理论。

（2）拉弗曲线。为纠正“凯恩斯主义”过分注重刺激需求的错误做法，新供给学派认为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不需要考虑刺激政策的问题。因此，当消费产生不足的时候，那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即生产侧出现了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促进企业生产，以达到增加税收的实际效果，此即为“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加税”。（3）供给革命 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不仅对凯恩斯经济学构成根本性挑战，也掀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里根的施政纲领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计划来支持企业发展、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来激活市场机制、削减社会福利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来实现自由贸易，被社会各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里根的“供给革命”，本意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激活微观机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但是，从微观效率改进到宏观产出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传导过程，难以产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更为深入地干预企业生产，致使行政权力扩张，进而产生权力“寻租#或权力腐败行为，导致“萨伊定理”逻辑链条的”中断。里根供给革命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的政策仅仅局限于局部调整，改革举措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对于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警示意义。

2.2中国供给侧侧改革概念的产生与含义

在中国，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诞生于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本意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在供给而非生产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为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这就需要从消费者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质在于把握消费端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意义，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需要创造性破坏才能达到破旧立新的效果。其实这种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常常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从旧的产业转向新的产业，创新的同时就是淘汰。2.3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差异比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必须落到结构改革上，与需求侧管理具有较大的不同。需求侧管理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管理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实际上，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在兼顾需求侧的同时以供给侧为主导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改革指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产者，着重从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减免税收，鼓励生产者推动技术创新，来提高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达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需求侧改革指向是消费者，主要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以此来拉动消费。

就改革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由于政策传递到企业，再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生产过程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这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要求改革者具有远大的抱负、足够的定力和相当的智慧才能够取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生产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产能。需求侧改革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具有见效时间短、效果更显著的特点。供给侧视角的乐视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3.1乐视公司概况

乐视，原名乐视网，成立于2004年北京，享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致力打造基于视频产业、内容产业和智能终端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完整生态系统，被业界称为“乐视模式”。乐视垂直产业链整合业务涵盖互联网视频、影视制作与发行、智能终端、应用市场、电子商务、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等；旗下公司包括乐视网、乐视致新、乐视移动、乐视影业、乐视体育、网酒网、乐视控股等。

3.2乐视超级手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1）提高手机硬件性价比

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乐视从一开始就承诺，不做百元机，而是不断提升旗舰机的体验价格比，为用户创造全新价值，引领旗舰机消费潮流，首发推出标准旗舰乐1，引领旗舰机进入1499生态手机时代。同时发布的顶级旗舰乐1Pro和乐Max，锁定2500-3000价格段和3000+价格段的旗舰市场。去年年底，更推出国民旗舰乐1s，引领旗舰机进入1099硬件负利时代。

乐视超级手机的硬件和性价比上已经达到了国内手机行业中的较高的水准，为了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和服务，乐视的“供给侧改革”要推进的就是乐视的生态。

（2）打造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

乐视超级手机用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构建平台+内容+应用+终端的生态模式的乐视生态模式。乐视手机是生态系统中终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乐视超级手机是一部生态手机，而再是纯硬件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产品，它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承载着丰富的内容和服务，具有鲜活的生命和更高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乐视超级手机推进了整个手机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乐视超级手机生态模式的成功也带来了其赢利模式和定价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硬件负利销售，生态补贴硬件的模式。在2015年，乐视率先提出了“负利销售”的理念。乐视第一代超级手机发布时，乐视就在全球首先采用了量产成本定价模式。但随着乐视生态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提升，乐视的生态赢利足以补贴硬件带来的亏损，所以乐视再一次将售价降低至低于量产成本，所以中端旗舰机配置的乐1S最终定为1099元，所以高端旗舰机乐Max Pro最终定价为1999元。

（3）技术创新

除了生态和价格之外，乐视超级手机的创新能力也是突出，多项技术创新能力甚至已经超越了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在国内市场更是无人能及。

乐视超级手机首创了ID无边框技术，全悬浮屏幕让乐视超级手机的边框达到了最窄，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边框并且饱受争议，但是却让乐视超级手机在外观上更加具有美感。乐视超级手机还是全球首个采用Type-C技术的手机，在传统 USB 接口中需要反复拔插、寻找“正确”方向的问题已经被消费者广为诟病的时候，乐视超级手机Type-C接口的出现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使用，并且乐视的这一技术领先了行业整整半年时间。乐1s是全球首款采用镜面指纹识别的手机，被称为业内最美的指纹识别手机，并且镜面指纹识别的速度能够达到0.15s，比目前主流的0.5s的解锁速度要快上数倍。3.3乐视手机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

（1）独特的生态力

生态力是“人无我有”，作为一个开放的闭环生态，乐视生态在平台、内容、硬件、EUI、应用上全方位开放，让用户拥有全新的体验和价值。也为用户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以生态补贴硬件，低于量产成本定价，引领硬件负利时代。乐视推出预存会员费、0元购手机的政策，这是乐视独有的商业模式和定价模式能够支撑地，这也让梦想照进了现实。实际上乐视已成为运营商，不是通信运营商，而是生态服务的运营商。（2）强大的品牌力

品牌力是“人有我优”。乐视通过强大的公关传播和生态整合营销来实现其品牌力。从乐视TV、乐视云、乐视体育、乐视影业、乐视网、乐视音乐等乐视子生态的发布会，和其他营销传播活动，来带动手机品牌的提升，所有生态内的资源，都可以成为乐视超级手机传播营销的推动力。（3）创新的渠道力

渠道力上，乐视形成了全渠道多兵种立体作战的成熟模式。全渠道就是线上自有商城、第三方京东、天猫等，线下公开渠道、运营商渠道。多兵种是指不只是销售，还有公关传播、市场推广，这样才能形成空军和炮兵部队、全渠道的陆军、客服物流的野战医院服务体系等等的立体协同作战。

另外，目前在手机行业内有一种否定运营商在终端产业链的功绩和推力作用的倾向。但事实上，运营商依旧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种力量。运营商的补贴依旧存在，但是不创新合作模式是拿不到的。在运营商合作上，乐视创新提出生态型运营商合作模式。抛弃了“手机硬件+套餐补贴”的传统合作模式，进而开创了“生态+手机+流量+服务”的生态共赢模式，这让乐视手机、运营商与用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双方可以共同获取用户，共同服务用户。乐视与联通的生态型合作已经成为终端手机厂商和运营商合作的典范，去年联通刚性包销130万台乐视超级手机，也成为历史上的首创。4 总结与启示

2015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5亿部，如今的国产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市场。中国手机行业竞争陷入价格战，同质化严重，加上国产手机市场趋于饱和，“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环球化”等要害词成为行业转型生长的重点。从2015年的市场变化来看，注重品质、注重设计、注重技术等词语谈的越来越多，“质价比”渐渐成为了国内手机厂商更为关心的问题，也成为了手机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按照“质价比”原则，国内各个手机厂商都开始了新的调整。

国内手机行业发展到智能手机时代以来，从最开始注重普及抢占用户的低价手机时代，到后来的开始注重手机流畅度的硬件手机时代，再到现在注重用户体验的生态手机时代，手机行业的发展一直是与用户的需求密不可分的。在未来的手机行业中，谁能够给予用户极致的体验，谁就会占据更多的手机市场份额，在这一点上乐视超级手机走在了其他友商的前面，乐视超级手机依靠自身的内容优势和服务优势率先给予了用户生态的内容和服务体验。乐视手机的供给侧改革的一些做法与理念值得同行业的思考与借鉴。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参考文献

[1]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问题.2016(02).12-17.[2] 李智，原锦凤.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价格理论与践.2015(12).23-27.[3] 张襦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新民周刊.2016（10）.34-40.[4] 云晴.通信业供给侧改革:关注科技和制度创新.通信世界。2016（08）.12-18 [5] 向坤.从供给侧改革看通信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电信业.2016(02).26-31.有“供给侧改革”一说，就会有“消费侧改革”一说。在“消费侧改革”做的最好的还是小米。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曾用《参与感》一书来详尽阐述小米的“消费侧改革”。手机市场的“消费侧改革”典型的案例就是小米的MIUI每周更新，这种有消费侧可以通过“参与感”迅速完善一款产品，但是在真正大方向上的升级或者调整，其实还是需要“供给侧”去把关。

其实，无论是黎万强还是冯幸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因为“消费侧”的用户是不专业的一群人，他们只知道手机拿在手里好用不好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好用或者为什么不好用。不少用户需求用户自己是不知道的，这种需求需要厂商主动去开发，去寻找，去引领。“供给侧改革”有这些坚守、迷茫与错乱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而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供给侧”，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

这种改革和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而第二个方面也有待商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手机厂商的迷茫和错乱。手机市场在2015年一直在拙劣地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新供给”，企图为这些新供给论证合理性，将消费者当成被动的接受者，强行推进自己的商业目标。这里面包括造作的故事、鸡肋的功能、苍白的互联网生态模式以及倒行逆施的高价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创新。一方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过程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篇8：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当前,受全球经济环境较弱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曾经依靠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投资边际收益减少,消费网络化以及境外化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并不大,究其原因是国内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不断要求优化的消费结构。

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局势,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消费增长的经济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优化供给结构,在产业层面、财税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组织结构层面都体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产业层面要求化解过剩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加快国企合并整改,这势必会对我国就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而小微企业管理灵活、资金投资小,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不仅可以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还可以为当地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进而在供给侧改革的产业要求方面淘汰僵尸企业、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需扶持当地小微企业。在财税层面,供给侧改革则提出主要减免企业的税收压力问题,制度层面的要求则是无形生产要素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金融制度的设计,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故综合上述三个方面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而小微企业的发展也会为供给侧改革注入新的活力。进而,在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要特别关注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重要的制度问题。在小微企业天生缺乏较高等级信用的同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进而提高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在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的同时,稳定就业,通过我国相关制度的创新,金融的创新,即可保证在资本,土地,劳动等有形的生产要素投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供给侧改革[1]。

目前我国小微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难的现状。本文将主要从正规金融融资与民间金融融资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问题,站在供给侧的角度给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

二、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及问题

由于小微企业存在资产规模不大、负债率较高、抵押贷款资产的局限性等问题,依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这种融资难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通过正规金融融资难,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民间金融融资较难。

(一)正规金融融资难

第一,小微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小微企业在发展的初期,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大多数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初期自有资金完全可以支撑小微企业的发展,但随着小微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扩大,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小微企业发展扩张的需求,小微企业就需要寻求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更希望将贷款发放给信誉度较好,盈利能力强以及风险可控,财务管理水平较高的大型企业,而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的资产规模、资产负债比、盈利能力、股东结构等问题,很难从大型商业银行获得理想的贷款额度,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较高。当前,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由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两部分构成。其中,显性成本包括融资费用以及资金使用费等财务成本,隐形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等。由于目前商业银行由于贷款额度限制等问题,往往较为惜贷,导致商业银行更青睐于把贷款发放给风险控制能力较强、财务管理先进的大企业,对于小微企业,商业银行则会通过上浮贷款利率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控制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抬高了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以及资金使用成本。小微企业要想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就需要通过中介机构以及担保机构等辅助获得银行融资,但是目前中介机构以及担保公司等往往收取较高的手续费,并且要求小微企业进行资产抵押,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因此,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贷款利息并不比民间机构贷款利息低。不管小微企业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贷款,成本都比较高。

第三,小微企业的担保机制不健全。当前,小微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内控机制不健全以及信用等级差,风险级别高等问题,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小微企业只能采取担保的方式进行贷款。目前,国内的担保机制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国内的担保机构区域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的担保机构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其二,就全国范围来看,担保机构缺乏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良好的合作关系,担保的风险也主要由担保机构承担,因此,担保机构为了控制贷款风险,一方面要求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抵押物,另一方面设定较高的担保费用,从而降低自身所承担的较高风险;其三,担保机构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融资期限大都在一年之内,这种短期融资担保所提供的资金仅能解决小微企业的短暂融资需求,而对于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所提供的帮助并不大;其四,目前的担保机构采取的担保形式较为单一,还没有形成联合担保等的形式,如自然人联合担保以及社区联合担保等[2]。

(二)民间融资成本较高,存在较高风险

民间融资不仅包括熟人之间的借贷还包括高利贷,存在一定困难及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利贷民间融资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较高。目前,高利贷已经是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为了满足短期生产的资金周转需求而进行的民间拆借的主要形式。与常规借款方式不同的是,高利贷借款的主要特点是借款周期短以及贷款利息非常高,有时高达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贷款利率的4倍及以上。

第二,小微企业民间借贷资金用途不规范。民间借贷放款周期短,手续不健全、不规范,后期监管手段也不完善,因此容易导致部分的小微企业对于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使用不够规范,主要表现为:其一,小微企业进行民间借贷,可能应用于企业招投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者企业验资等短期资金垫付的情况;其二,小微企业进行民间借贷,并将该短期拆借资金应用于已经到期的商业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以保证良好的信用记录,有利于小微企业再次进行贷款;其三,小微企业有时可能在银行账户中存在过桥资金,则民间借贷可能应用于部分过桥资金的垫付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微企业使用民间借贷上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主要是由于民间的借贷监管不严。从表面上看,短期内虽然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但是长期来看,小微企业对借贷资金的不规范使用,可能会延缓小微企业的资金风险暴露周期,美化小微企业的财务报表等问题,从本质上说并不会对小微企业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3]。

第三,企业间普遍存在的转贷现象。不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小微企业已经具备了向大中型企业进军的实力,相比其他的小微企业来说,这类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当这类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得较低利率的贷款之后,再以较高的利率贷给其他的小微企业,从而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企业之间的这种转贷现象非常普遍。但是,企业间的转贷也存在较高的风险,当借款的小微企业无法按时还本付息的时候,贷款企业就要面临偿还银行资金的问题,这会引发自身资金链的断裂以及企业信用的下降。

三、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要求淘汰过剩产能、制度等创新的同时,要关注并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为小微企业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一方面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在去产能的同时保障居民就业。政府为了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结合政府的政策和上述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情况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小微企业解决融资困境的对策及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建设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原因在于自身信用体系较弱,风险较高。因此要想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首先应该完善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信用可以成为一种无形的资产,通过加强小微企业自身的信用体系建设,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小微企业获取商业银行的信任,进而缓解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实现企业从商业银行顺利获得贷款。

第二,金融机构要创新提供适合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在小微企业进行信用体系改革之后,要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需要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改善,重视小微企业这一融资主体,并根据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融资特点,创新提供适应小微企业融资的新型金融产品,包括融资模式的创新,信贷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针对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类型的创新。目前,部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为小微企业等成立了专门的中小微企业专营机构,根据小微企业规模大小各异,覆盖面广泛,数量众多以及差异化需求较大等的问题,灵活应对小微企业的短期、小额融资需求。在金融产品方面,集合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融资特征,推出了诸如循环贷款产品,快捷贷款金融产品,联保联贷金融产品、网络自助贷款等金融产品,根据小微企业贷款缺乏抵押物的问题,推出如以房抵贷款金融产品,法人房产按揭贷款金融产品,助力贷款等金融产品,根据小微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较高,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问题,突出如宽限期还本付息贷款方式,并创新性的采取供应链金融的上下游担保,解决小微企业缺乏担保机构的金融产品,如POS商户小额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不仅在还款方式、贷款期限放宽以及担保等方式实现了创新,还实现了“快、小、灵”的金融服务方式创新,为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便利,在拓展服务范围的同时,完善小微企业授信模式,简化贷款审批手续,保证小微企业实现顺畅融资。

第三,加强小微企业担保品种和模式的创新。当前,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担保产品的范围有限,仅限于房地产等不动产资产作为小微企业抵押贷款的担保物。但是,许多的小微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不动产等抵押品,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为了缓解小微企业贷款的难题,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应该适当拓宽小微企业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对于生产类小微企业,可以考虑将企业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作为动产抵押物品;对于大部分的小微企业,由于缺乏市场话语权导致应收账款较高,可以设定部分优质应收账款、股权等作为动产抵押物;对于部分文化类小微企业,由于其有形资产较少,可以考虑将部分文化类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融资抵押物;对于零售类小微企业,可以考虑将存货、仓单等作为动产抵押品。通过对小微企业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详细细分,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融资抵押品,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第四,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成长性好的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目前,我国具有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如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等股权交易市场,还有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等交易所与交易市场等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应该鼓励具有较好成长性、科技型、良好发展溢价的小微企业通过进入上述不同类型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于信用度非常好的小微企业,可以鼓励他们进入债券市场,进行多种形式的股权以及债券融资。

第五,完善小微企业各成长阶段基金。根据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把企业的成长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创立初期,小微企业的经营模式还不十分成熟,会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因此这个时期的小微企业破产率较高,大部分的小微企业都是依靠最初的原有资金生存和发展。随着小微企业的商业模式逐步成熟,商业价值不断显现,小微企业开始步入成长阶段,此时天使基金开始进入到小微企业,帮助小微企业的生产,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小微企业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进入生产的稳定期,小微企业实现快速增长,逐步升级为中型企业,此时,天使基金逐步退出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由私募基金介入。随着企业生产进入进一步扩张期,则私募基金退出,该企业具有上市资格,进行直接融资[4]。通过上述小微企业成长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小微企业时期,应该完善天使基金的介入,政府应积极引入天使基金投入小微企业成长阶段。

第六,加快建立中小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小微企业。目前,大多数的大型商业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大中型企业,为了更好的服务小微企业,政府应该尽快着手构建中小商业银行,进行错位发展,实现专业化的经营,从而更好的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这样,既可以不强行改变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服务群体,又可以更好更专业的进行小微企业服务,同时,中小型商业银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这是与小微企业同样的地方特色相适应的。

第七,加快小微型借贷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小微企业很难在正规金融体系下进行融资,因此会较为重视民间融资,民间融资也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由于民间金融缺乏官方指导以及一定的规则标准,使得民间金融在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掩盖了小微企业存在的金融风险,因此应该注意合理的引导具有一定合理合法存在价值的民间金融系统。政府可以考虑成立专门针对民间金融的服务机构,对民间金融体系的规则体系以及市场利率进行疏导和监控,并给出参考利率水平,防止高利贷的过度扩张,引发较大的金融危机,在扩大小微企业融资途径的同时,合理疏导民间金融。口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2]陆顺,汪祖刚.新常态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西部金融,2015(5).

[3]樊纲.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J].上海金融,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