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创造力

非理性的创造力（精选三篇）

非理性的创造力 篇1

就中国而言, 从文化的连续性来看, 中国有非常独特的创造能力, 否则中国的文化就不能延续。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持久的耐力、顽强的生存方式足以体现出自我创造的欲望。但是, 与世界各种文化相比较, 中国的创造力不够充分 。特别是近500年来, 整个世界历史节奏在加剧运转时期, 中国作为特殊的局部, 几乎在人所能涉及的范围, 要么徘徊不前, 要么自我破坏倒退, 最多只保持着一种苟且偷安的被动姿态。这种局面不能不与我们的创造力不足相关, 创造力不足正是走向被动的主要原因。而创造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 地缘上的单边主义 (狭隘的单边主义, 即只知道自己, 不知道别人, 甚至因为不知道别人, 也不完全知道自己) 抑制了中国本该具有的创造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 中国也不例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这一基本观点, 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国而言即有有利的一面, 又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在于其广袤辽阔, 不利的一面在于其周边险要恶劣、地形复杂、不易企及、驾驭。又由于封建社会的长久所促成的自我封闭、自我陶醉, 直至酿成自我中心主义, 自以为是, 夜郎自大, 除了把注意力放在本国范围 (甚至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 世界就是中国) , 本国之外是什么世界, 要么一无所知, 要么不屑一顾。由于跨不出本国范围, 由于在周围碰不到足够强大的国家与其竞争、抗衡, 这就必然造成长期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做法, 这种单边主义的结果是以无所事事的心态对待外部世界。危机感、紧迫感、压力感几乎在精神境界中找不到存在的位置, 高枕无忧反倒成了普遍的心理倾向。因此, 国家需要在创造上的冲动在整体上形不成外在的土壤, 无论是对内所需要的创造还是对外所需要的创造都远远不够, 外在的威胁不足以推动内在的创造。在新文化运动前社会在结构上一直无法突破, 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国防、管理等两千多年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所以, 地缘上的单边主义使内在的创造力失去了必要的压力, 束缚了中国自身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 外在威胁、外在压力不足导致内在的创造力、内在的冲动不能充分展开, 这就是中国创造力不足的重要外部因素。任何事物、现象的存在状态都是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在整体上的创造力不足如果仅从内部分析那是不辩证、不科学的。所以, 我们在考察创造力不足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外部条件。

近代特别是现代以来, 中国的创造力逐渐提升,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地缘政治环境联系加剧、外部压力增大、比较中的选择日趋加重的结果。

第二, 经济活动中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分配方式领域的平均性与掠夺性制约着创造力。中国因地理环境因素和政治统治需要, 长期注重农业的发展 (现在因庞大人口的吃穿问题要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 , 对其它产业的发展要么重视不够, 要么采取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的贬低和限制。“重本抑末”经济制度推行了两千多年, 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也是这种做法。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其长期处于单一性肯定不利于创造力的释放, 因为农业这种产业在实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克服了这种局面) , 是封闭式的经济, 它缺乏开放性、竞争性和冒险性, 而且这种单一性的经济模式也会必然造成人们在心理上的依赖性、保守性和狭隘性, 缺乏激进性和开拓性。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三亩地, 两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这种农业经济给人们在日常生活上塑造出的具体的投影。农业经济能够所发挥的创造力往往只在天文气象上, 而且主要在有机物上有其特殊的认识能力, 在无机物上的认识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内在力量。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中医学较为发达, 无不与这种产业有关。但跨出这些范围, 在别的领域有足够的创造力就有些苍白无力了。所以, 只把农业放在全部产业中的核心甚至唯一推崇的位置上, 不把农业放在整个产业结构链条中, 那是不会有令人振奋的综合性的创造力的。产业的单一性导致了人们对整体想象的每一个环节的破坏。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提升, 国家在整体上、统一性上所需要的创新同样难以提升。

此外, 在整个封建社会, “均贫富”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支配和占领了分配领域。土地和其它物质财富的平均化成了一种习惯的、普遍的目标追求。自孔子在《论语》中倡导“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均无贫”[1], 老子在《道德经》中从“天道反对持盈”的观点出发, 主张“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损有余而补不足”[2], 直至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3]的先富思想之前, 平均主义像幽灵一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由此导致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的懒惰以及向懒惰竞赛完全成了一种伤风败俗的恶劣行径, 创造力的迟滞和缓慢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 因而也就丧失了创造力。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是扼杀遏止创造力的强大伴脚石, 因为平均主义的惯性铲除了差异和激励, 人们在均贫中期待着幻想中的富有, 而难以采取行动去创造真正的现实的富有。

同时, 政治上缺乏战略思维, 有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不到相应的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贪官污吏、地方恶劣势力和各种货色的土匪盗贼肆无忌惮的抢劫掠夺, 又助长了人们对发展和创造财富的冷漠, 人们对自己拥有财富的不确定性甚至担忧随时被侵吞, 因而对于创造力是什么完全漠不关心, 这就使创造力缺乏群众性、社会性的支撑力量。

改革开放至今, 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改革, 激活了整个社会的力量, 创造力开始步入正义的轨道, 虽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但创造力的强劲翅膀已明显展开, 这从反面表明, 创造力的飙升是离不开人们对物质生产多样化以及为物质生产多样化的实现所需要的精神生产多样化的深切投入的。各种生产需要和公正的利益分享能极大的促进创造力。

第三, 政治性格持久的强制性严重制约着创造力。由于经济中产业结构和分配方式的总体单一, 由于封建家族意志和宗派势力对政治的深刻渗透和左右, 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政治在游戏规则上形成强制专制行为, 权力的完全垄断和集中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政治领域的最高首脑成为至高无上的大上帝, 地方官吏因为最高首脑的授权而成为小上帝, 这样, 英雄史观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成为独霸历史舞台的力量。政治的这种色彩必然给创造力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

(1) 社会经济必须按照政治要求来运转, 经济不能按照经济规律来运行, 政治控制经济 (不是为经济服务) 会使经济丧失活力, 经济丧失活力, 就会使包括经济本身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丧失活力。

(2) 人民群众因政治专制力量过分强大而在行为上只有顺从性和依附性, 没有个体之间的平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凡是存在顺从性和依附性的地方就没有创造性, 凡是平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存在的地方就没有自由选择性和民主性。排除人的平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 拒绝并回避人的自由选择性和民主性, 真正的创造力就不可能表现出来。

(3) 人们在处事方式上, 要么编造谎言、虚构信息, 要么谨小慎微, 很难做到求真务实, 坦然进取, 乐观向上。熟不知, 谎言会削弱人们的智商, 谨小慎微会使人们裹足不前, 无所作为, 这当然也会阻碍创造力。

(4) 教育成了政治的婢女。教育不是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培养、输送专门人才, 而是为政治需要并为最高统治者塑造逆来顺受的工具、奴才, 并通过四书五经这一举措束缚人们头脑思考权和判断权。因单一政治需要所采用的对单一内容的选择利用, 把无数试图改变自己命运, 进而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拒之于教育大门之外。教育内容的僵化和教育目标的狭隘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所以, 教育的不发达、不科学, 人民的理性得不到开启, 定会潜在的限制人们的创造力。

(5) 政治的强制性在本质上与其突出统治社会的需要, 还不如说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的作用, 人民群众成了微不足道的力量和任人宰割的对象。“六合之内, 莫非王土”“[4]朕即国家”, “养人如养六畜, 用人如用草木”, 这些论调最能说明这一点。但是, 一个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国家, 怎么会有足够的创造力?把一个国家的创造力仅仅寄托在个别少数大人物身上, 那不仅不会有什么创造力, 而且是一种完全的唯心主义的幻想。所以, 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 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甚至抹煞人民群众的力量, 当然也不会有充足的创造力。

封建社会几千年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对封建社会的影响估计不足, 清除不力, 我们在创造力上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治的宽松和开明, 政治理念的宏大和客观, 使我们在包括政治系统在内的其它社会系统都有了巨大的创造力, 我们在不断的创造力中不仅给我们自己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也给世界带来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 学术文化上的权威性、教条性剥夺了人们的创造力。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这个独特的文明古国基于地缘关系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都不同于其它文明古国, 其它文明古国在交往中尤其是宗教因素常常遭受重创而中断自己的文化发展和衔接, 而中国由于内部原因文化上也有自我摧残和破坏, 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自身文化的存在。然而同样由于内部原因 (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原因) , 文化走了一条一花独放的道路。自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和汉代时期董仲舒提出“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扬雄提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4]起到新文化运动, 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强制推行的文化。新文化运动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儒家学说倍受质疑甚至遭受猛烈的批判, 但历史惯性使中国学术文化具有浓厚而突出的权威性和教条性, 这种学术文化上的气息显然会阻碍人们的创造力, 因为它只强调圣人的言论, 把圣人的嘴巴及其言论作为标准并用来衡量一切, 实践的重要性被忽略, 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作用被否定, 感性的现实的生活被窒息。坐而论道, 议而不行, 知行严重脱节, 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泛滥猖獗。学术文化或理论上权威性、教条性无限夸大, 难免会使人们的想象力以及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独立精神、科学精神受到破坏, 人们的创造力所依赖的上述条件的缺乏, 创造力也就很难真正全面的展开, 就不利于创造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因为尊重实践, 克服消除权威、教条的陋习,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具体实施及深入人心, 理论、科技、体制上的创新层出不穷, 光挥灿烂的现实生活及其力量表现令人鼓舞和振奋, 尽管现在因为整个社会的巨大转型, 体制在某些环节上的滞后、规章制度的不完善、学术伪造和剽窃在局部范围盛行, 学术垃圾还时有发生, 拖创造力的后腿并败坏创造美誉, 但科学意义上的创造力已拉开了富有成果的序幕。这表明, 挑战埋葬权威性、教条性是创造力强劲飞翔的翅膀, 而鼓吹、提倡、推行权威性、教条性是创造力走向深渊的坟墓。

摘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有着自己灿烂的历史文化, 但创造力不足影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在竟争激烈的现代轨道上更好的发展自己, 提升各方面的水平, 就必须把制约创造力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性格和学术行为等相关因素进行客观的剖析, 从而扫清创造力道路上的障碍, 建立有利于创造力的全面展开的积极条件。

关键词：创造力,地理环境,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子, 孟子.论语.孟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2001:109.

[2]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 (上册) [M].北京:中国书局出版, 1981:8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152.

感性思考，理性创造 篇2

你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商界精英”和“成功人士”，他们对你的期待不是小点子，而是战略性的分析和建议。你可能面对从业十多年的客户，让你给出一个类似品牌战略、供应链分析、市场进入策略、终端布局的方案，而给你的时间只有3个月。你需要在短短时间内与公司内部全球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站在比客户更高的起点上，通过高强度的海量分析与提炼，提交有预见性和建设性的方案，而你本人的专业，可能与这个行业毫无关联——这就是沈军工作的世界。

沈军，天蝎座，B型血。在咨询行业一扎就是十几年，从“咨询顾问小菜鸟”起步，37岁已经做到了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全球合伙人和中国区汽车行业中心负责人。39岁，升任全球高级合伙人。今年41岁的他，虽阅案、提案无数，但至今仍对每一个项目“充满期待”。

沈军第一份工作与专业不对口，择业时正值外企快速布局，几年后因为渐渐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进B-school充电，最终跳到罗兰贝格，找到一个长期发力的职业支点。咨询行业工作压力很大，7/24是可以预见的生活状态。但沈军的世界不止于此。

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处理商业脚步与灵魂脚步节奏的例子。这是当代职场上缺失的禀赋，因为大家对成功的理解越来越浅显和急功近利。越来越多的心灵鸡汤不断强调：要快乐，要解放自己，要抓住机会，要掌握诀窍。大家愿意从一个成长的切口或断面出主意，而忽略了健全人格、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个人素质对人生、对职业成长的意义。沈军在采访中有一句话，是关于儿子弹钢琴的。他说：“我不会强迫他，我认为培养出一个拥有良好人格与性格的人比培养出一个郎朗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

沈军从15岁开始接触古典音乐，他写的乐评接近专业。然后，因为对书法的喜爱，成就了他收藏墨宝、品鉴名家书法的习好。而他收藏的青花瓷器具，玲珑剔透，温润养心。这仍不够，他镜头下的光影世界，格局洗练、神形合一，他关于摄影的心得，也如有神助。

或许，这些都可以被视作一个成功人士的“雅兴”，或称作“专业人士玩业余”。然而在沈军看来，一切人的创造，包括科学、艺术、哲学、宗教，无一不是一种符号系统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孤寂冷漠的宇宙中，开凿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去对抗那原本的空虚、荒谬、虚幻和无意义。

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内生性的本源力量总是很重要的。对有些人而言，成功本身，抑或是财富，亦即原动力。但这样的人，可以输出方法论，却鲜有输出价值观。商业世界可以成就一个人物质属性的光环，但一个人对生命的探索，远非商业世界的那些定义和规律可以穷尽。沈军的自我宇宙里，探索与创想的触角伸展深远，而战略咨询，则是他思索与探寻之中，与这个世界发生交集的一个窗口。

与沈军的交谈水到渠成。一个丰富的人，自有丰富的“语汇”表达自己。除了谈话，他的作品、收藏、文字，无不印证着“无用之用”的妙处，也跃动着严谨背后的肆意创想与醇厚激情。

关于入行

做咨询要学会从de－learning到re－learning

任剑琼：我们大抵都听说过咨询行业是一个高挑战行业，说到高挑战，能描述一下你标志性的一天吗？

沈军：9点到办公室，先是一个全新项目的kick off会议。我要跟团队把项目背景、核心问题、切入点等等全部梳理一遍。通常这种会议要两个小时。

到11点，可能是另一个进行中项目的中期报告审核。我们要迅速发现遗漏、偏差，审核论据与结论的完整性。

12：30，午餐时间。为了利用时间，我可能会约一个mentee一起吃饭。我本人带七八个mentee。我尽量做到跟每个人至少半年非正式地谈一次。正常的话一个季度吃个饭。

14：00点可能去机场。路上会通几个电话，跟踪安排一些重要事项。到达后如果时间允许还会安排一个当地的会议。

晚餐会利用出差的机会面见客户、研究机构或者媒体。

晚餐后回酒店，回复一天的邮件。当然还少不了con-call。我们与美国东部时差12小时，与西部时差16小时。与欧洲夏令时差7小时，非夏令时差6小时。一般con-call晚上12点前会结束。

每天的安排可能会有不同，但基本上就是在大量的会议和讨论中度过的，包括客户会议、团队会议，行业会议，等等。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新的信息、新的想法、新的发现、新的课题。

任剑琼：如此高压的一个行业，你觉得在什么样的职业阶段进入咨询公司比较合适？

沈军：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可能是路径之一。首先，咨询公司整个的思维方法跟行业有很大不同，我们比较强调一张白纸的状态，你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和环境中培养出正确的思维方法。有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行业内的人士，他们的思维出现定式以后要转到咨询，需要有一个过程叫de－learning（去学习），就是要把许多积习去掉，然后才能更好地re－learning（再学习）。这个过程有时候很长。第二，咨询公司还有一个比较吸引大家的地方在于，做了两到三年之后，如果表现比较优异，往往它会赞助你去读全球顶尖学校的MBA。这个也是咨询公司比较独有的机会。第三，如果你很早进入咨询公司，你周围的团队本身是个很好的资源库；你接触的客户也都是企业的高管，他们非常有经验，跟他们的访谈，对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本身是个很好的锻炼，这种机会是非常unique（独特）。

任剑琼：一毕业就进入咨询公司是主流方式吗？

沈军：相对来说会比较顺。当然这条路也有弊端，就是缺实战经验，对企业管理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会判断不足。另一条路径就是毕业以后先在行业里面做，积累了一些经验再去转做咨询，这个过程跟我自己的经历很像。这当中，B－school的教育很关键，直接跳进咨询的话很难完成知识上的系统储备。

任剑琼：你说B-school的教育很关键，究竟有多关键？我知道你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是在百事和壳牌工作，工作几年后去念了MBA，还交换到UCLA半年，可是无论百事还是壳牌，这些公司的培训都很全面，给你的培训还不够吗？花两年读MBA，等于事业停摆两年，需要如此吗？

沈军：我举个例子回答你。我们教“管理学导论”的教授是剑桥过来的，英国的教育特别注重原典。他把过去一百多年管理史上最重要思想家原著中那些关键的章节复印给我们做教案，让我们熟读。结果有一个学生挑战他，说：老师，我们放弃了工作来读MBA，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希望能学到一些有实战指导意义的东西，你让我们读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那个教授回答：培训（training）和教育（education）的本质差别在于，培训只是给你一些适于生存和实战的技巧，而教育是让你在思维层次上提升一个境界，教育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任剑琼：B-school给了你系统的管理知识的储备，也留下一些待验证的问题，然后你就认定自己该进入咨询领域吗？

沈军：当时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是投资或咨询。恰好贝恩咨询有个机会，就加入了。那时候它们国内只有北京和香港两个办事处，香港那时候刚回归没多久，香港团队比较健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2000年我就先在香港工作了半年。

任剑琼：那时你好像30岁出头了吧，从内地到香港工作，又初次进入咨询行业，有没有压力？

沈军：有。当时香港会讲普通话的人很少。不像现在，很多香港人能说很好的讲普通话。那时你就是去个小卖部，说普通话还不如说英语。我的同事们为了迁就我，工作时也得说英语。但日常他们说什么我基本听不懂。再有就是进入咨询行业节奏一下子快了。之前在行业里做，可能大半年就在忙一个项目，与各地办公室很多不同的人开无数轮的会议，最后推进了一点。但是咨询公司可能短的项目只有三个星期，长的项目两到三个月。接触的行业今天是电信，下一个可能是能源，再下一个也可能是金融。就是说原来在一个行业里你是不断的积累的过程，越做越有经验。咨询行业，你无法躺在原有经验上，你必须要有一种快速学习的方法，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使你无论面对怎么样的新领域，都可以找到正确的切入点，这个转换过程是比较挑战的。而一旦你适应下来，你也能体会到明显的成长，无论是业务上，还是心智上。

任剑琼：你后来从贝恩离开进入罗兰贝格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从什么职位做起的呢？

沈军： 呵呵，当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结婚了，家定在上海，贝恩当时在上海没有办事处，我就加入了罗兰贝格。从2002年到今年恰好是10年。

进入罗兰贝格之后，我是从senior consultant 高级咨询顾问做起的，也算是基层员工了，然后就是这么一路过来，到project manager项目经理，senior project manager高级经理，principle总监，partner合伙人，senior partner高级合伙人。在从事咨询行业的前几年，我做过很多行业的项目，包括电信、快消品、IT、能源，接触面很广。后来公司希望我有个相对聚焦的行业。我当时也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希望涉猎更广泛的行业空间和课题领域。但随着对汽车业的理解加深，我觉得汽车的产业链足够长，从上游的研发、新能源到供应链，到制造基地布局，到下游的品牌、经销渠道，汽车后市场……太多的课题可以去涉及。同时汽车业的进入壁垒比较高，只有积累到一定层次，才能比较胜任。另外，从大环境来看，汽车是一个较为竞争的行业，这样才有意思。如果是做垄断行业我自己不是很有兴趣，像能源，电信，金融，很多是政策导向，企业的空间不是很大。就这么，一直做下来。

任剑琼：咨询行业工作强度那么大，我很好奇，你们这个行业，女性比例大概是多少？

沈军：中层以下大概是30%－40%；高层大概10%－20%。全球一年开两次合伙人会议，共180人左右，女性大概三四个。

任剑琼：这三四个女性有什么特点吗？有没有小鸟依人型？

沈军：工作上她们不会从自身的性别考虑问题，会非常聚焦于事件本身。她们会比一般女性更aggressive一些。但在男性当中就可以接受。做咨询的女性沟通都很出色，在客户面前更有互信优势。行事自律可靠。如果说不足，可能就是创造性和风险承受方面弱一些。没有小鸟依人型。

关于成才

创想力与激情很重要

任剑琼：你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是比较适合咨询行业的？

沈军：首先就是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analytical skills），包括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能力。很多人非常有经验，也可以跟你谈出很多很好的想法，而一旦需要进行定量化建模、进行准确问题界定和系统梳理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弱了。

其次就是商务直觉能力和判断能力(judgment)。有时候，抓住根本，快速推断比陷入繁复的建模和测算更重要。我商学院毕业13年了，最经常与团队讲的还是这两点。最后就是沟通能力。准确清晰的逻辑表达，对我们这行太重要了。

任剑琼：很多人可能前两点都具备，但沟通能力比较欠缺。

沈军：这是我们教育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短板。聪明的人往往有些自闭或自傲，经常会沉溺在自己的想法里而不善于倾听，不善于与他人交流共享。

任剑琼：如果要成为咨询公司的中高层，需要具备什么核心能力？

沈军：简单讲就是架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的框架感、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其实要求具备准确的问题理解能力(problem definition)、敏锐的模式识别能力(pattern recognition)，以及良好的概念(conceptualization skills)抽象和推演的能力。例如，我们咨询顾问在分析中经常问自己：这个分析是否MECE（mutually exclusive，collectively exhaustive），意即各分析维度是否相互独立而整体上是否又能穷尽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你分析的视角、纬度上不能重叠，这些纬度汇总在一起，又可呈现完整的格局。打个简单的比方，你的纬度可以是“供给和需求”，“收入与支出”；但你的MECE cut（切分）不能是“男人和老人”，因为这在分析概念上就有重叠，不系统。

每个项目的MECE cut都是有差异的，它考验的是你对客户需求性质的理解、概念的提炼与高度概括能力。

任剑琼：那成为全球高级合伙人的标志性能力是什么？

沈军：前瞻性的战略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visionary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ship）。你要能放下所有技能上的牵绊，thinking beyond boundary，敢于突破框架、重建格局。当然，这建立在对前面所有能力的丰富积累与娴熟实践之上。

这里再补充一句，我认为，纯客观的分析一般都是比较低层次的分析。高层次的分析和决策，或多或少都受价值观驱动。

很多企业到最后发展的瓶颈是在于领导人本身的有限性。决策者的决策，到最后体现的都是他的价值观和个性。

四年前我参加一个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会议，一个退休高管讲过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要时时思考：我们在建造怎样的世界，我们到底应该为后代留下什么。对于人生，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考。对于企业，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思考。

任剑琼：你走到这一步，在选人的时候，会最看重什么？

沈军：首先是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和框架感，其次是思维的活跃性和创想能力。在咨询行业，我们通常会用案例分析进行面试，称为case interview。有些案例乍看起来似乎非常离奇，但其实后面大有学问。打个比方来说我有时候会问，如果一个公司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灯泡，这灯泡可以使用五百年，但市场上从来没有人销售过，明天就要上市，你为它怎样定价？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充分展开思路，但一定要有分析逻辑，同时还要基于一些合理的假设进行定量的推算。这就逼迫你回到定价的基本规律，考虑定价有哪几种方法，定价考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约束条件是什么，以及在不同的竞争态势下定价策略会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下定价策略会有什么不同，甚至引申出差异化定价要注重哪些操作上的做法等等。缺少这种逻辑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人往往一筹莫展。还有就是我会关注对咨询的理解和入行的真实动机，检验他是否有激情。

咨询行业是面临高挑战和需要不断学习的行业，一旦没有激情，就像汽车失去了强劲的引擎。真正的激情可以传递，会传染，你可以受到感染和触动。装是装不出来的。

关于艺术

艺术必须是感性的开始再到理性反思

任剑琼：你工作压力那么大，周末时间还有保证吗？

沈军：除非特别紧急，我提倡周末一定要休息和放松。真正能把事情做好的人，一定是理解和懂得生活的人，是比较丰富的人。而且到一定的管理位置，已经不是知识和技能的问题，而是更深刻的体悟能力和洞彻能力。这种能力往往来自生活本身。

任剑琼：现在要换一个频道了。我知道你对中西方艺术的兴趣起源是西方古典音乐。那时你多大？

沈军：初二，15岁左右。我们国家的教育比较偏文理，侧重于技能培养，艺术和全面素质方面比较弱。尽管现在也说素质教育，但我看名大于实。古典音乐让我对艺术有一种很直接的感性体验。那时候在华东师大二附中，同学里面有几个人喜欢听古典音乐，大家就一块儿听。听着听着自己就喜欢上了，然后还注意去收集，不想停留在一种模模糊糊的理解上，希望能够去分析，会去看乐评，看一些人文的书，这就又引申到文学，直到哲学。以至于我大学想上哲学系，被我父母极力否决了。他们认为学哲学将来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任剑琼：你最先听的是谁的作品？那时听得懂吗？

沈军：我一开始听的就是德奥的作品，最早拷的磁带就是《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一开始听不懂，但是我不管懂不懂，就反复地放、反复听，从中获得感觉。艺术必须是感性的开始再到理性反思。反复熟悉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然后越来越自如。比方说听贝多芬有点艰涩，就像吃坚果一样；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则轻松悦耳；肖邦的华尔兹非常动听。一段时候以后你就会拓展，听柴可夫斯基，听歌剧，听弦乐四重奏，听室内乐。但德奥最具有哲理性和深刻性。俄罗斯的是抒情型，法国的是一种色彩和灵动。德奥是最深邃的，它几乎是歌唱着的思想。

任剑琼：你推崇的许多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都是来自德国。德国思想有两大传统是并存的，就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两个完全矛盾的对立面，理性主义强调统一和秩序，而浪漫主义强调本真性、主体性。这是否也隐喻你所追求的生存意义？

沈军：有这种性格底色。我的性格底色比较理性，但这与感性并不是对立的。真实的状态，比如艺术本身，好的艺术家是将极其感性的东西赋予一个理性的形式感。你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感的创造才可以超越个人体验，变成大家可以分享和共鸣的一个东西。判定一个艺术家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判断他在形式感上的造诣，包括独特视角和创新。

任剑琼：欣赏者要看艺术形式感的突破和创想在哪里对吗？

沈军：在日常概念中我们习惯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其实这不符合真实的思维逻辑。即使以咨询为例，分析的框架和逻辑固然很重要，必须是非常理性的，但真正好的、有洞察力的分析框架，其形成往往需要大胆的创想，突破性的思维。在艺术创作中，关于感性和理性概念的对立和分解，在伟大的作品中会消融。杰出的艺术家，创造的一定是专属自己的风格与声音。

任剑琼：能用定性的方式概括艺术在你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吗？

沈军：首先，艺术让人生丰富多彩、充满意义。无论你是管理者、企业家或者教授，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职务和头衔之前，你首先应是一个人，应成为一个有丰富思想和情感的人。我觉得没有艺术氛围的人生是很枯燥的。第二，艺术不会马上改变你，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当中，一定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与人交往的方式，你会发生一些变化。所说的“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在艺术中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任剑琼：这很有意思。你最推崇富特文格勒，他会怎样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沈军：音乐对于他，是对生存意义的追求，从不曾降格为调剂心情的背景。你需要全神贯注，才能深刻理解。他的诠释，表象来看根植于一个特定时代，实际上超越了任何时代。他对作品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是天才的，在理解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追求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卡拉扬、莱文以及后世的“指挥大师们”缺少了什么，我们所处的时代缺少了什么。

关于自我

“真正驱动你的是你内心的道德律令”

任剑琼：有哪些关于艺术和人文的书对你特别有影响？

沈军：一个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个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人的异化问题，就是人的创造物成为他自身的对立面，人失去了他的本质。对我的最大启示在于：警惕一切形式的人的“异化”，要做一个全面、充分、自由发展的人。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就是讲艺术的“无用之用”，艺术对于心灵解放的作用。我们通常都是从功用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而艺术恰恰是超越功利的。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都带有心灵解放的作用。

康德的三大批判,思想和文字都较艰深，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康德所提出的许多思想，包括人在认知外在世界时首先应反思自身的认知能力及其局限、“人为自然立法”、“划定知识的边界，为信仰留出空间”，在知性之外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探讨……这些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康德让我第一次理解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我们从小理解的道德是如何符合外在的社会规范，康德说真正驱动你的是你内心的道德律令。这些青春时期的阅读对我的影响一直在延续。

任剑琼：你的兴趣从古典音乐到书法、摄影、收藏等等。很多年轻朋友说，工作太紧张和辛苦，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否则就被工作吞没了，你也是这么看的吗？

沈军：工作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的职业让我经历和感受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变，也体现出个人在这当中的价值和成就。只是工作不足以满足我所有的爱好，不足以体现人生的所有价值。这就牵扯到工作的选择。不要迷失于外在的东西。及早发现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领域，对全面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否则，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你将成为附属于商业机器的螺丝钉。

任剑琼：可以想象，离开这份工作，你依然会过得挺充实的。

沈军：我对生活的好奇心很强。思维状态始终很活跃。总结起来就是to know, to explore, to experience（去了解，去探索，去感知）。我最大的愿望是退休后对管理学进行梳理，对自己的乐评进行梳理，还想在一定层面上把哲学、社会学与艺术打通来评鉴。做到什么title（头衔）不重要，有什么样的人生很重要。

任剑琼：那婚姻在你人生中有多重要？

沈军：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好的婚姻在于对彼此个性的尊重。当年外企我的一个mentor送我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里面说，婚姻中，人有时会放大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对方身上。其实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好的婚姻可以帮助两个人更好地完成个人潜力的提升，达成各自的使命。

任剑琼：想问问你的死亡观。一个人过了40岁，他对死亡的思考和理解，会决定接下来许多选择的走向。

沈军：中国文化是“乐生文化”，但我相信人生的意义是从对死亡的思考开始的。我们做战略咨询都知道，如果资源是无限的，就无所谓战略。之所以需要战略，是为了聚焦有限的资源。正因为人生的时间有限，才有关于意义的思考。我有3000多张唱片。假如每天听一张，全部听完，大概要十年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时间的紧迫感越来越强，体现在选择上，就是做减法，聚焦那些最有意义的事。那些事往往与逐利无关。

任剑琼：你曾说过人生本身是虚空的。既然如此，何求意义？

沈军：对虚空的感知，会促使你投身去创造实存的东西。只有对“无”或“虚空”有所体会，才明白该怎样去创造“有”或“意义”。如同面对无序和杂乱，你仍然想通过生命中的能量，使之有序。在本质上，所谓生命力就是这样的一种能量。

任剑琼：你希望别人怎样评价你？

沈军：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崇敬康德，他的《何谓启蒙》，两百多年之后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我因为找不到好的汉译本，所以找来比较好的英文版本，自己翻了一稿。他是我心目中大写的人。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到达这样的思想高度。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精彩。譬如，如果我们今天的对话，若干年之后回过来看仍然有些价值，可以给默默独行和奋进的人们一些启发，那就是有意义的。我就是想，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些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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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创造存款”的合理性探究 篇3

关键词：信用货币,货币供给,内生性,贷款创造存款

一、引言

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的理论是货币银行理论的基础，它是随着信用货币制度的逐步确立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存款、贷款、存款准备金等基本概念，以及存款派生机制、金融中介等理论。国内主流观点认为M0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构成，并由央行直接发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这部分资金按照存款准备金的比率计提存入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其余部分则可以作为贷款资金发放给借款人，从而获得利息等收入。一般情况下，直接向社会提供贷款从而创造货币供给的是商业银行。而从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存款创造贷款来看，她创造货币的能力必须是建立在存款创造贷款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央行创造了商业银行的存款，使其在计提准备金后有剩余，从而催生了个人或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需求，所以说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了贷款融资的需求。而当政府实行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此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降低，从而削弱了社会个人或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需求。

以上理论的提出没有考虑到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因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货币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在货币供给内生因素的驱动下，货币的创造过程与以上相异。

二、货币银行理论的基本概念分析

1. 信用货币（credit money):

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

2. 存款货币创造，也是信用货币的创造。

存款货币创造是贷款的增加引起存款货币增加，一方面某一具体银行对客户持有以贷款资产存在的债权,另一方面这一银行承担以存款货币形式存在的债务。

3. 存款：

在货币银行理论中，吸收存款是银行接受客户存入的货币款项，存款人可随时或按约定时间支取款项的一种信用业务。

4. 贷款：

又称放款，是银行将其所吸收的资金，按一定的利率贷放给客户并约期归还的业务。

5. 存款准备金：

这是指银行将从存款上得到的资金的一部分存入央行，这个比例由央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决定。

6. 原始存款：

指银行接受的现金存款。这部分存款不会引起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化，存款的增加正好抵消了流通中现金的减少。

7. 派生存款：

指银行由发放贷款而创造出的存款，是原始存款的对称。它是指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办理贴现或投资等业务活动引申而来的存款。

三、“存款创造贷款理论”的存款货币创造的过程

有了以上概念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存款创造贷款理论支持者们关于存款货币创造的过程。

银行吸收了100元“原始存款”其中20元缴存存款准备金剩下的80元放贷款。客户得到了80元贷款后,用于支付给另一个客户。另一个客户将这80元资金存入另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在缴存16元存款准备金后，放64元贷款。这种行为进行了无限回合后，在最初存进银行的100元“原始存款”全部变成准备金后停止。可以计算出最后银行总体的账户上负债有500元存款，资产有400元贷款和100元准备金。

根据以上，可得出存款货币创造公式:

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办理活期存款、发放贷款的信贷活动，在整个银行体系内创造并形成数倍于原始存款的存款货币，这就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信用创造过程。在商业银行，主要依靠负债来开拓资产业务，必须有存款作为保障才能进行贷款。这就是“存款创造贷款”理论支持者对货币创造的观点。

四、货币供应内生性分析

货币的供给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控制货币的供给量。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决定于货币当局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变量如收人、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货币供给是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而货币当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1.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2.外汇占款。

1. 再贷款、再贴现

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在我国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没有普及，未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较低，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2. 外汇占款

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主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达到1831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总量达到惊人的28473.3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481亿美元。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总额持续放大和外汇储持续快速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

通过以上对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分析发现，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具有较强的被动性，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较强。同时由于可贷资金理论在古典利率理论的框架内，将货币供求变动等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在利率决定问题上同时考虑货币因素和实质因素，这也说明了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

五、贷款创造存款的理论分析

“贷款创造存款”的本质功能是创造货币，是整个银行体系创造货币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是信用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通过信贷程序组织投放的。中央银行是货币供给的主体，它以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为手段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则以贷款和其他资产业务为手段，对货币供给发挥传导机制作用—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之后，借款户便可按贷款额获得他所需要的现金和存款货币。

贷款创造存款的理论分析

“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储备。”(前美联储副主席，Alan.Holmes,1969)对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的贷款→存款的因果关系，有下列实证证据支持:1中央银行本身的证据，它越来越认识到依赖货币存量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的难度;2格兰杰检验，表明因果关系是从存款到储备，从贷款到存款。这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贷款需求与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联系起来，保证了银行贷款市场的出清，从而得出了贷款需求影响货币供给的结论，并从贷款→存款→储备的顺序表明了其内生性货币供给的观点。

个人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是内生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层次，个人或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因为向银行借贷的风险远小于通过市场融资所承担的风险。所以人们首先会向银行贷款。正是由于有贷款需求，人们会以抵押资产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从而商业银行的资产增加，同时个人或企业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会相应增加他们贷款的数额，商业银行的负债相应增加。

商业银行要完成这笔交易，他需要将相当于贷款数额的货币放入借款人的账户，使其在需要时可以提现，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因此商业银行会以再贷款或者再贴现的方式倒逼央行发行货币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领域出现了“倒逼机制”：在信贷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由于信贷计划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上商业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业务部分，商业银行可以首先满足商业性贷款，把政策性贷款的资金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或者专业银行大量的超规模贷款导致自身的备付金下降，使银行体系出现支付困难，迫使中央银行追加信贷，使信贷规模常被突破。所以不论商业银行最初是否拥有足够的存款进行贷款活动，社会体系中的贷款需求是独立的，不受存款影响的。随着贷款的发生，商业银行的账面活动是平衡的，经济体系中的M1,M2，随之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贷款创造了存款。

2. 贷款创造存款的模型——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够约束贷款的条件之一是贷款不能“变现”，这里变现的含义是指贷款的证券化或者说是贷款不能成为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以上是存款准备金率对新增贷款的影响分析，准备金率对贷款存量也产生影响。

如下表2所示，如果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有所提高，则法定存款准备金数额增加，假设银行没有其他融资来源，则银行只能提前收回贷款，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或者将贷款变现存入中央银行。从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提高准备金率是减少货币供应的手段，也就是说商业银行需要同时减少银行的贷款和存款的存量。如果贷款可以有变现的渠道，商业银行只要将部分贷款变现存入中央银行就可满足准，金率的要求，则贷款和存款的存量不减少，调整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存款准备金率能够约束贷款的另一个条件是银行融资渠道只有债务融资，不考虑权益类融资。如果银行可以通过权益融资，则相当于银行可以通过募集资本金来满足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要求。以上则通过资产负债表说明了存款货币创造是“贷款创造存款”。

六、贷款创造存款理论下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供给存在较为明显的内生性，在货币供给内生性因素的促使下，我国的贷款创造了存款，而传统的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没有考虑到银行贷款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我们应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第一，我们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有更大的发展，从而驱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第三，鼓励金融中介进行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避免金融产品同质化倾向，进一步强化金融中介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金融中介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的自我防范能力。

通过以上的政策措施从而加大央行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度，从而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而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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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新泽,存款货币创造的理解错误和教授方法改进(上),金融研究,1997(1):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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