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典型案例分析

第一篇：民事案件典型案例分析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丁育林 贺茵

执行工作是实现法院审判职能的重要环节，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工作进展情况的顺利与否，势必严重影响着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权威形象。因而，执行工作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难点，领导关注的焦点，群众议论的热点问题。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更是“难中之难”。

一、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1、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这类案件的执行要比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难度大，结案率低。

从我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现状来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1)案件的执行标的相对较大。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被害人受到的伤害程度比较大，案件的执行标的自然也大。特别是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全面赔偿原则，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赔偿金额大幅度的增加。从我院2004年来的统计资料看,个案最小标的达1.572万元，个案最大标的达24.8万余元，平均每案的执行标的达3.325万元。

2)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对立情绪大。进入执行程序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除了无力赔偿者外，很大一部分是不愿赔偿的人。这些被执行人及其亲属由于受“坐了牢就不赔钱”意识的支使，往往不愿履行赔偿义务。申请执行人一方则认为被执行人对自己伤害太深，又无悔罪表现，“报复”心理比较严重，要求实现自己权利的愿望强烈，在执行过程中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3)涉案当事人人数多。统计资料显示，进入执行程序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因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引发的居多。这些案件中，要么侵害人较多，要么被害人较多。侵害人多，相互推诿，逃避执行现象比较严重。被害人多，赔偿数额相对就大。

4)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能力较差。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是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是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是被判处刑罚并在服刑改造的人，这些人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在服刑期间，这些人已不可能靠自己创造财产来履行赔偿义务。另外，刑事案件中的有的被告人是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有的被告人是履教不改者，一贯好吃懒做者，自己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家里的积累也被他折腾光了。这就使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逃脱不了难执行，甚至无法执行的厄运。

2、现行立法上的缺憾，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现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损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审判时提出。法律没有规定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有调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责。按刑诉法的规定，一般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给那些有赔偿能力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告人或其亲属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提供了时间上的方便。尽管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的权利，然而，由于先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不允许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尚未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这样的救济为时太晚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表现之二：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完善、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仅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并且使用“可以”字样，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大，难免被告人及其亲属心存疑虑，对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处长期徒刑或

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亲属触动不大，其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结案率.

表现之三：法律没有明确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列为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导致一些已被判处刑罚的人对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无动于衷，这也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

3、“重刑轻民”意识的存在,“审执分离”机制的运行，也严重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由于法院内部运行“审执分离”机制，刑事审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结案速度，对被害人本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丧失有利的执行条件。

二、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几点建议

1、执行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附带民事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仇视和报复心理一般很重，对自己权利的实现要求也比较强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补偿权利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既有损法律的尊严，也将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的伸张,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从个案做起，做到及时主动，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执行好每一件案件，最大限度实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给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很有必要进行完善。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亟待完善：一是从法律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同时，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先予执行的权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或隐匿财产。二是将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赔偿义务列为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三是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对被告人刑罚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把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义务的情况作为刑罚执行

中对罪犯给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四是要从法律上将“有能力赔偿而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比如隐匿、转移财产)”作为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加以明确。从正面激发，侧面打击两方面入手，以最大限度挖掘附带民事赔偿被告人履行义务积极性。

3、走出认识误区，加大调解力度，把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不能调解外，其他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均可进行调解。调解有利于息讼解纷，有利于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的缓和，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另外，由于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的，通过调解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履行率也比较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积极运用调解这一手段来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要有效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充分发挥调解的职能作用，我们要走出两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公安、检察机关要走出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是人民法院独家职责的认识误区。过去，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为，调解民事赔偿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因而对受害人一方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往往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践中，虽也有公安、检察机关启动调解民事赔偿这一程序，但可以说大都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公安、检察机关怠于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致使绝大多数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流入审判阶段，加大了法院审理、执行的压力。事实上，我国法律早就赋予了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对附带民事赔偿进行调解的权利。我国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的，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公安、检察机关院应当秉着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己的职能优势，加大对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调处力度。二是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走出“重刑轻民”思想误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刑事执法理念，是“重刑轻民”思想的源泉，“审执分离”的格局，是“重刑轻民”思想加剧的催化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进一步端正司法理念，法院内部也应对一些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格局进行必要的改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要牢固树立刑事审判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一盘棋的思想，实行“两手抓”，一手抓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依法打击，一手抓对被害人求偿权的保护，认真履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财产方面证据的调查、收集职责，打消被告人逃避义务的念头，同时也让被害人一方明确被告人履行义务的能力，为以后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执行打下良好基础。在审理过程中，要克服不愿为的思想，认真、细致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难度，但调解解决附带民事赔偿是很有可能的，实践中我们运用调解这一手段解决了不少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虽说不是很完善，但也为法院调解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赃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被告人亲属自愿代为履行赔偿义务的，也视为被告人积极履行义务的表现”。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抓住被告人关心法院将如何对其课以刑罚这一心理，用足用好法律，不厌其烦地向被告人及其亲属讲明、讲透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与量刑之间的法律联系，唤醒被告人的悔罪意识，激发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亲属协助履行赔偿义务的积极性，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大限度保护好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抚养、赡养、扶养的人。实际中，由于被执行人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被执行人被判处长期徒刑，现实无可供执行财产，被执行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势必会造成一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很难全部得到实现，甚至不能实现，致使这些案件的权利人沦为弱势群体，这些人的权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有必要尽快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在我国实行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是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事实上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种学说：一是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二是公共援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事实上，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已经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确要求“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为我国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

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应当抓紧这一制度的建设，以便能从源头上解决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问题。

第二篇：拒不执行涉民生案件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五起打击拒不执行涉民生案件典

型案例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 发布时间：2015-02-14 10: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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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抗拒执行

切实保障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打击拒不执行涉民生案件典型案例

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高人民法院自2014年年初以来，在全国法院组织开展了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重点清理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等相关执行案件，截至今年2月14日，全国各地法院共执结各类涉民生执行案件21.9万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87.8亿元，进行司法救助19230件，涉及21147人，司法救助金额达2.19亿元。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明确要求，各地法院在2015年春节前，要竭力做好涉民生执行案件的清理工作，切实加大对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执行力度。各地法院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执结追索拖欠民工工资的执行案件12323件，执行到位标的额36372万元，发还农民工19495人，受到一致好评。

为配合正在开展的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有效遏制一段时期以来部分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2014年11月初，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打击各种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三家联合通知下发以来，各地法院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向公安机关移送了一大批拒不执行涉民生案件的犯罪线索，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立案侦查、实施抓捕和审查起诉，部分案件已经宣判，相关行为人受到了法律惩处，有力震慑了各种规避执行行为，强化了社会诚信意识，教育、鼓舞了群众。

案例1：陈联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拖欠73名公司职工14万余元工资后逃匿，被依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庭审期间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

执行法院：重庆市开县法院

执行案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申请执行人：袁祖桃等65人

被执行人：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 【案情摘要】

2008年12月5日，陈联会、雷必容出资设立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从事针织品加工销售业务，公司住所地为重庆市开县。截止2011年6月，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累计拖欠袁祖桃等73名职工工资共计144474元。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联会逃避支付工人工资。同年7月、8月，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职工为此多次群体上访。8月10日，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陈联会下达了限期支付拖欠职工工资告知书，陈联会未予理会。2011年9月，袁祖桃等65人依法向开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开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支付袁祖桃等65人工资合计124311元。

由于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义务，袁祖桃等65人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开县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后，查封了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遗留在租用场地内的机器设备。经依法评估后，开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委托公开拍卖。由于机器设备陈旧，无人竞买，两次降价后流拍。开县人民法院对以上设备进行公告变卖，亦无人购买，申请执行人也不同意以该设备抵偿债务。期间，陈联会始终不予露面。

2014年1月26日，开县人民法院经研究后认为，重庆同发针织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其行为涉嫌犯罪，于是决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同年5月22，陈联会在昆明机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期间，陈联会通过家人向袁祖桃等65人支付了所欠的全部工资124311元。

2014年11月27日，开县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追究陈联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陈联会将没有到法院起诉的另外8名职工的19313元劳动报酬也支付完毕。考虑到陈联会有认罪悔罪的实际行动，开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9日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从轻判处陈联会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典型意义】

在该系列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高度重视追索劳动报酬等与群众生计休戚相关的案件执行，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依法进行了打击，提高执行威慑力，效果良好。该案顺利执结再次表明，人民法院判决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都必须自觉执行，不能心存侥幸，抗拒、逃避执行有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2：黄起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将银行存款转移至案外人名下，致使案件无法执行，被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责任。

执行法院：福建三明市大田县法院

执行案由：继承纠纷案

申请执行人：林兰香 被执行人：黄起滨

【案情摘要】

2014年3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林兰香与被告黄起滨继承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95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黄起滨须于2014年4月2日前付清林兰香继承余款19万元。调解书生效后，黄起滨未如期履行义务，林兰香向大田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大田县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向黄起滨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裁定冻结、扣划黄起滨的银行存款或扣留、提取其相应价值的收入。大田县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后，以当面谈话等方式责令黄起滨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但黄起滨仍拒不履行。之后，大田县人民法院通过银行查询，查明黄起滨曾在调解书生效后，将其帐户中的存款130余万元转入案外人名下，且其无法说明转款事由，大田县人民法院遂以黄起滨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案发后，黄起滨于2014年11月28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于次日与与林兰香达成执行和解，支付林兰香执行款及利息共人民币23万元，林兰香书面请求对黄起滨从轻处理。大田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起滨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的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告人黄起滨能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同时，其支付了全部执行款及利息，取得申请执行人的书面谅解，可从轻处罚。据此，大田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黄起滨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典型意义】 经人民法院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与生效判决、裁定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也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判决、裁定”范畴。本案被执行人黄起滨在调解书生效后，将其130余万元银行存款转至案外人账户，致使生效调解书无法履行，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案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那些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行人，如能主动投案并积极履行义务，依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得到从轻处罚。

案例3：许军燕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案

——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却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被以涉嫌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执行法院：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法院

执行案由：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执行申请人：徐守龙

被执行人：高雪珍

【案情摘要】

2006年3月5日，高雪珍驾驶二轮摩托车与徐守龙发生碰撞，造成徐守龙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高雪珍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徐守龙伤势构成八级伤残。徐守龙将高雪珍诉至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赔偿款107026.45元。经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5月18日达成(2007)南民一初字第38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被告高雪珍赔偿原告徐守龙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伤残补助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83800元，并定于2007年12月底前分三次付清。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高雪珍并未如约履行，徐守龙遂于2007年8月6日申请强制执行。

该案执行过程中，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未发现被执行人高雪珍有可供执行财产，遂于2007年11月2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2年底，随着嘉兴市南湖区“三改一拆”活动展开，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高雪珍家庭所有的猪舍列入拆迁范围，应当有相应的款项予以补偿，于是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查，2013年5月，高雪珍家与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人民政府就猪棚拆除有相关补偿，且相关猪舍拆迁协议系该家庭以许军燕(高雪珍之子)名义与拆迁单位签订。2013年7月19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对补偿单位新丰镇竹林村村委会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补偿款项共计155492.18元(含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其后，许军燕于2013年12月4日通过在中国农业银行新丰支行挂失补偿款的农行存单，转移该笔补偿款人民币226170元至张理伟(高雪珍之女婿)账户。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遂以许军燕涉嫌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被执行人高雪珍于2015年1月20日将全部赔偿款858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82118.22元交至执行法院。有关机关对许军燕的刑事追责程序正在进行中。

【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之子许军燕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犯罪。正是在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责程序之后，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执行义务，从而促成了本案的执结，维护了交通肇事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在当前被执行人抗拒、逃避执行现象多发，“执行难”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刑事追责程序，对于依法实现判决、裁定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司法秩序、增强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案例4：曾木生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被以涉嫌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移送立案侦查。

执行法院：广西富川县法院

执行案由：交通肇事损害赔偿纠纷

申请执行人：何品文

被执行人：高顺举、曾木生

【案情摘要】

2014年3月22日,曾木生雇请司机高顺举驾驶轻型厢式货车在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乡公路上行驶，与行人何平(系申请执行人何品文之子、滕梅之继子)发生碰撞，造成何平当场死亡。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经调查后，认定司机高顺举承担主要责任，何平承担次要责任。2014年6月9日，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高顺举、曾木生互负连带责任，赔偿何品文、滕梅因何平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49695.14元。

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人何品文、滕梅于2014年7月24日向富川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受理后于7月30日向高顺举、曾木生发出执行通知书，但两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义务。经执行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曾木生于2014年6月25日将自己名下的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和一辆货车转让给了他人，于2014年6月26日到工商行政部门注销了其在贺州市八步区经营的裕生食品批发部。经富川县人民法院多次调查，未发现另一被执行人高顺举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线索。

由于被执行人曾木生在法院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为逃避债务，将名下财产予以变卖、处置，造成法院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2014年12月8日，富川县人民法院将曾木生移送富川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同年12月31日，曾木生被富川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1月23日，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被执行人曾木生先行支付申请执行人15万元，余款分期给付履行。对曾木生的刑事追责程序仍在进行。

【典型意义】

实践中，被执行人为逃避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千方百计转移、隐匿财产，其中常见的手法是将名下车辆、房产等予以变卖、处置。本案中，被执行人曾木生在判决生效后，故意将其名下的车辆予以变卖，将经营的个体户予以注销，显然属于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拒不执行，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其在羁押期间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本案旨在告诫被执行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要主动、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如果转移、隐匿财产，将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案例5：王以军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被执行人隐匿法院查封的财产，被两次司法拘留后仍抗拒执行，被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追责。

执行法院：甘肃省山丹县法院

执行案由：交通肇事损害赔偿纠纷

申请执行人：赵钧

被执行人：王以军

【案情摘要】

2013年9月13日傍晚，被执行人王以军的雇佣人员任玉华驾驶王以军名下车牌号为甘GF2002的轻型自卸货车，行驶至甘肃省山丹县霍城镇王庄村路段时，与申请执行人赵钧之妻杜永花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刮擦，致杜永花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在处理事故中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由王以军支付申请人赵钧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66000元，扣除已支付的20000元及达成协议当日支付的106000元外，剩余140000元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如不按协议履行，需另赔偿总额20%的违约金53200元。同年10月8日，经双方申请，甘肃省山丹县法院依法确认上述赔偿协议的效力。

因王以军未按照协议确定的期限履行，申请执行人赵钧于2014年11月13日向山丹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山丹县人民法院调查到被执行人王以军拥有车牌照分别为甘GF2002轻型自卸货车和甘GC6631小型普通客车各一辆，与其妻刘春桂在该县陈户乡范营村市场经营一化妆品店和一手机、家电门市部，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执行人员找到王以军通知其主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但王以军拒不履行。2014年12月8日，山丹县人民法院对王以军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同时查封了王以军名下的甘GF2002轻型自卸货车及甘GC6631小型普通客车。拘留期限届满后，王以军仍然拒绝履行。山丹县人民法院责令王以军交出查封的车辆，但王以军拒绝交出。2015年1月15日，山丹县人民法院再次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拘留期间，执行法院向其告知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法律后果，要求其主动交出车辆配合执行，但王以军仍拒不配合。山丹县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王以军完全具备履行能力，在多次告知法律后果后，仍拒不履行生效裁判，其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遂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查，及时对王以军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王以军摄于法律的威严，于2015年2月3日交清全部执行款193200元，案件顺利得到执结。对王以军的刑事追责程序仍在进行中。

【典型意义】 被执行人王以军在完全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拒绝交出法院查封的财产，执行法院对其两次司法拘留仍对抗执行，属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本案通过严肃追究被执行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犯罪行为，不仅促使法院生效裁判得到顺利执行，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有力震慑了犯罪，具有一定的教育宣传作用。

第三篇：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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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2016年5月6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10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的各个方面，对于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促进改革健康发展、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都具有示范指导意义。

1.金明先诉民权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基本案情】

原告金明先于2015年5月7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民权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邮寄邮政特快专递邮件，信封载明装有原告金明先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民权县政府信息公开申报表。邮件改退批条上显示被告单位办公室拒收，无具体收件人。原告金明先遂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决被告受理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并答复。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金明先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被告拒收邮件，导致了其未受理、未答复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拒收原告信息公开申请的行为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遂判决被告民权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对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予以答复。

【典型意义】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充分肯定了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除法定的保密事项外，政府工作一律对公众公开。对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受理，及时进行答复。现实中，一些行政机关习惯于旧的工作模式，不愿意让群众知道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对信息公开工作不积极。本案被告拒收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邮件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法院的判决有力地监督了政府行为，为公民的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2.韩争强诉民权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行政处罚违法及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26日，被告民权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对韩争强予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并未事先告知原告，侵犯了其陈述申辩的权利，遂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基本事实清楚，但违反正当程序。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告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公安交警部门作出交通行政处罚时，往往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公安交警主管部门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没有保障被处罚人的陈述申辩权利。本案虽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但法院仍指出了被诉处罚决定中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流程、步骤实施行政行为，增强程序意识，才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化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赵玉兰诉永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基本案情】

原告赵玉兰之夫刘昌金系永城安华公司派驻到永城市开控水务有限公司的保安。2014年12月30日下午17时40分左右，刘昌金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告认为刘昌金不是在规定的下班时间段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刘昌金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非工亡。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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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该司法解释的精神，刘昌金提前下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在合理时间的下班途中。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典型意义】

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加班加点、提前上班、推迟下班、迟到早退，属于违反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应当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违纪处理，而不能因为职工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影响其“上下班途中”认定，进而影响认定其为工伤。

4.魏永杰诉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日，我市某房地产公司向被告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登记。2014年4月3日，被告为该公司作出股东变更登记。原告魏永杰得知股东变更登记后，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应当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等材料。本案第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即被告变更登记主要证据不足。法院最终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

【典型意义】

工商部门在受理行政相对人的变更申请后，特别是变更股东、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应当对相关的申请进行核实，特别是涉及一些利害关系人，应尽到审慎的核查义务，避免因当事人提交材料不真实而作出错误的工商登记。

5.蒋道福诉虞城县人民政府房屋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原告蒋道福的自建房位于虞城县城市总体规划区内。虞城县住建局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限蒋道福3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蒋道福逾期未予拆除。2004年9月23日，虞城县住建局对蒋道福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在实施拆除前，虞城县住建局对蒋道福房屋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点搬运。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拆除原告房屋前，虞城县人民政府既未履行催告程序，也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虞城县住建局拆除房屋前虽然对物品进行清点搬运，但未对搬运出去的物品作妥善交接，造成部分物品损坏丢失。法院最终判决确认虞城县人民政府对蒋道福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违法，酌情赔偿蒋道福损失数额2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拆除违法建筑的力度越来越大。即使是违法建筑，行政机关拆除时，也应当遵循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拆除房屋时，对于屋内物品，应当审慎核查、妥善保管，因行政机关保管不善，给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过失程度和造成损失的大小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6.邓春花诉商丘市城乡规划局行政规划许可案 【基本案情】

原告系商丘市祥和馨苑小区业主，与第三人金邦公司建设的“黄金水岸”南北相邻。2014年9月16日被告商丘市规划局为第三人建设涉案项目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进行批后公告。原告不服该规划许可证，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睢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的，商丘市住宅日照标准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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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大寒日日照大于2小时的规定。第三人金邦公司的涉案项目建成后，满足要求。被告作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自愿撤诉。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对自身的权益越来越重视，本案系因相邻建筑的日照权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城乡规划部门在批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要考虑项目建成时，相邻建筑的间距，能否符合相关标准。相邻建筑的所有权人有权就相邻建筑项目的批准是否符合标准提出异议进行诉讼，从而实现对自身居住环境权益的维护。

7.刘春霞等八人诉睢阳区新城办事处确认违法案 【基本案情】

原告刘春霞等八人房屋位于睢阳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内，原告未与睢阳区人民政府达成安置补偿协议。2015年6月1日上午10时30分，被告在未事先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切断原告日常生活供电。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的停电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管被告出于何种目的考虑，未经被征收人许可，中断被征收人的电力供应，明显违反法定程序。遂判决确认被告睢阳区新城办事处擅自中断八原告电力供应的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

房屋征收是当前最容易引发被征收群众和政府间矛盾的案件，行政机关尤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征收。

8.丁艳芝诉梁园区人民政府拆除房屋行为违法案 【基本案情】

商丘市梁园区政府于2014年7月5日作出《关于对郑徐客专高铁建设梁园段道北配套设施及路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的决定》，原告丁艳芝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2015年11月2日，被告梁园区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将原告房屋予以拆除。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被告梁园区政府在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下，将原告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违反法律规定。遂判决确认被告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政府拆除原告丁艳芝被征收房屋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

本案中，被告梁园区人民政府将原告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被确认为违法。

9.姜涛诉夏邑县人民政府征地行为违法及返还土地案 【基本案情】

被告夏邑县人民政府共征收夏邑县城关镇张庄村民组65户村民土地用于建设西工安置社区。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夏邑县人民政府征收原告土地经过了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征收土地的相关文件进行公告，违反法定程序，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但是原夏邑县城关镇北关行政村张庄村民组土地已被征收完毕，用于被拆迁户安置房建设，被诉征地行为无可撤销内容，故确认被告征收原告土地行为违法。原夏邑县城关镇北关行政村张庄村民组土地已经被征收完毕，被征收土地亦用于西工社区安置房建设，不具备返还土地的条件。遂判决确认夏邑县人民政府征收原告土地行为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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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驳回了原告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夏邑县人民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征地文件进行公告而导致败诉，系典型的因程序违法导致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案件。近年来法院受理的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当事人都是以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诉至法院，在群众法治意识程序正义理念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流程、步骤实施行政行为，才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化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0.卢成垒等人诉睢阳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案 【基本案情】

睢阳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27日作出商睢政(2012)46号《关于对方域社区建设项目卢楼村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原告卢成峰、卢成垒、朱亚梅的土地位于征收范围内。在没有其他批准文件的情况下，睢阳区人民政府征用了四原告土地。四原告不服，遂起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睢阳区古宋办事处、睢阳区路河镇人民政府分别与四原告签订了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但睢阳区人民政府并未与四原告就其集体土地签订补偿协议，亦未能提供实施征收四原告集体土地的证据材料，应认定睢阳区人民政府征收四原告土地没有依据。遂判决确认被告睢阳区人民政府征收四原告土地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依法办事，严格依照其职权和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必须杜绝类似于本案土地征收中先占后征的行为。

来源: http:///kx1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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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全文及典型案例

法发〔2015〕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积极预防和有效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加强对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保护，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 部

司 法 部

2015年3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的家庭暴力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破坏家庭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严格履行职责，充分运用法律，积极预防和有效惩治各种家庭暴力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秩序。为此，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原则

1. 依法及时、有效干预。针对家庭暴力持续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已发现的家庭暴力，应当依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属于家务事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

2. 保护被害人安全和隐私。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应当首先保护被害人的安全。通过对被害人进行紧急救治、临时安置，以及对施暴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判处刑罚、宣告禁止令等措施，制止家庭暴力并防止再次发生，消除家庭暴力的现实侵害和潜在危险。对与案件有关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3. 尊重被害人意愿。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在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判处刑罚、减刑、假释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理。对法律规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应当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解。

4. 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特殊保护。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通过代为告诉、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受理

5. 积极报案、控告和举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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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

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的规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邻居、同事，以及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

位、组织，发现家庭暴力，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控告或者举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行为的，应当为其保守秘密，保护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的安全。

6. 迅速审查、立案和转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接到家庭暴力的

报案、控告或者举报后，应当立即问明案件的初步情况，制作笔录，迅速进行审查，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规定，根据自己的管辖范围，决定是否立案。对于符

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立案。对于可能构成犯罪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或者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

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经审查，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同时告知被害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施暴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7. 注意发现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在处理人身伤害、虐待、遗弃等行政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纠纷等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发现可能涉及的家庭暴力犯罪。一旦发现家庭暴力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将案件转为刑事案件办理，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属于自诉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诉。

8. 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家庭暴力犯

罪案件，在立案审查时，应当尊重被害人选择公诉或者自诉的权利。被害人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立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

安机关处理或者要求转为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查确系被害人自愿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案件。被害人就这类案件向

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9. 通过代为告诉充分保障被害人自诉权。对于家庭暴力犯

罪自诉案件，被害人无法告诉或者不能亲自告诉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告诉或者代为告诉;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没有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人

民法院对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依法受理。

10. 切实加强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加强对家庭暴力犯

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关单位、组织就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人民

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认为不立案理由成立

的，应当将理由告知提出异议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有关单位、组织。

11. 及时、全面收集证据。公安机关在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要充分、全面地收集、固定证据，除了收集现场的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外，还应当注意及时

向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害人的亲属、邻居等收集涉及家庭暴力的处理记录、病历、照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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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等证据。

12. 妥善救治、安置被害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负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职责的单位和组织，对因家庭暴力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紧急救治的被害人，应当立即协助联系医疗机构救治;对面临家庭暴力严重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需要临时安置的被害人或者相关未成年人，应当通知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安置。

13.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拘留、逮捕条件的，可以依法拘留、逮捕;没有采取拘留、逮捕

措施的，应当通过走访、打电话等方式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联系，了解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状况。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的，应当根据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决定对实施家庭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安全，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不得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不得进行酗酒、赌博等活动;经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责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14. 加强自诉案件举证指导。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具有案发周期较长、证据难以保存,被害人处于相对弱势、举证能力有限,相关事实难以认定等特点。有些特点在自诉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家庭暴力自诉案件时，对于因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等原因，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的，应当及时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告知需要收集的证据及收集证据的方法。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调取。

15. 加大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

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对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重病患者或者残疾人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

讼代理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指派熟悉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规的律师办理案件。

三、定罪处罚

16. 依法准确定罪处罚。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非法拘禁、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遗弃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犯罪，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严格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对于同一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7. 依法惩处虐待犯罪。采取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恐吓、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实践中较为多发的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

根据司法实践，具有虐待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虐待手段残忍;虐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

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准确区分虐待犯罪致人重伤、

死亡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致人重伤、死亡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的暴力手段与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等进行综合判

断。对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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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

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

被害人重伤、死亡”，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对于被告人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故意，持凶器实施暴力，暴力手段残忍，暴力程度较强，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依法惩处遗弃犯罪。负有扶养义务且有扶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年幼、年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是危害严重的遗弃性质的家庭暴力。

根据司法实践，具有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

害人;遗弃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遗弃“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遗弃罪定罪处罚。

准确区分遗弃罪与故意杀人罪

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行为的时间与地点、是否立即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依赖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只是为了逃避扶养

义务，并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弃置在福利院、医院、派出所等单位或者广场、车站等行人较多的场所，希望被害人得到他人救助

的，一般以遗弃罪定罪处罚。对于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要的扶养义务，致使被害人因缺乏生活照料而死亡，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荒山野

岭等人迹罕至的场所扔弃，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18. 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兼顾维护家庭稳定、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考虑，宽严并

用，区别对待。根据司法实践，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出于恶意侵占财产等卑劣动机实施家庭暴力;因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而长期或者

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曾因实施家庭暴力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形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犯罪情节较轻，或者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谅解，从轻处罚有利于被扶养人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起诉，人民法院可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运用训诫，责令施暴人保证不再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加强对施暴人的教育与惩戒。

19. 准确认定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

20. 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

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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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

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

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

根据其家庭情况，依法放宽减刑的幅度，缩短减刑的起始时间与间隔时间;符合假释条件的，应当假释。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

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四、其他措施

21. 充分运用禁止令措施。人民法院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可以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进行酗酒、赌博等活动;经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禁止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22. 告知申请撤销施暴人的监护资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于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在必要时可以告知被监护人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员、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23. 充分运用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人民法院为了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其再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可以根据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禁止施暴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接近被害人、迁出被害人的住所等内容的裁定。对于施暴人违反裁定的行为，如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殴打、伤害、杀害，或者未经被害人同意拒不迁出住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4. 充分运用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机构对因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开展家庭暴力行为矫治，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矫正犯罪分子的施暴心理和行为恶习。

25. 加强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通过以案说法、社区普法、针对重点对象法制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预防家庭暴力，促进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

一、许红涛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

告人许红涛平时经常打骂父母，其母被打得不敢回家。2012年5月28日，许红涛又因琐事在家中殴打因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亲许二(被害人，殁年63 岁)。同月30日中午，许红涛再次拳打脚踢许二的头面部及胸部等处，造成许二双侧胸部皮下及肌间广泛出血，双侧肋骨多根多段骨折，左肺广泛挫伤，致创伤

性、疼痛性休克并发呼吸困难死亡。

(二)裁判结果 河

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许红涛因琐事殴打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亲许二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被告人许红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许红涛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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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核准许红涛死刑。罪犯许红涛已被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殴打病重父亲致死的家庭暴力犯

罪案件。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被告人许红涛平时好吃懒做，还经常打骂父母，在案发前和案发当日先后两次对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亲施暴，且是殴

打其父头面部及胸部等要害部位，从许二双侧肋骨多根多段骨折的情况看，暴力程度很强，说明许红涛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案发后，许红涛的近亲属及村民代表

均要求严惩不务正业、打死生父、违背人伦道德的“逆子”。因此，对许红涛以故意伤害罪核准死刑，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充分体现了对严重侵犯老人等弱势群体

的暴力犯罪予以严惩的政策，即便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也不例外。

二、沐正盈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被

告人沐正盈经常酗酒后殴打父母、妻儿，因不堪忍受其暴行，父母搬离，妻子亦离家，留下其与女儿沐某某(被害人，殁年5岁)共同生活。2014年2月2日

晚，沐正盈认为沐某某常在外面玩耍、难以管教，遂用绳子将沐某某捆绑在家里的柱子上，并对沐某某扇耳光、用绳子抽打。后沐正盈将沐某某松绑，见沐某某又往

外跑，遂用力拉扯沐某某的衣袖，将沐某某拽倒在地，随后又用木棒殴打，致沐某某因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后沐正盈将沐某某的尸体用编织袋包裹并移至树林

里掩埋。同月11日，沐正盈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二)裁判结果 云

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沐正盈作为被害人的监护人，长期以来经常殴打被害人，案发当日多次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致被害人死亡，后为掩盖罪行掩埋

尸体，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沐正盈针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实施加害行为，情节恶劣，应依法严惩。鉴于沐正盈有自首情节，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沐正盈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虽发生在家庭内部，但被告人常年对至亲之人实施家庭暴力，案发时又对年仅5岁的女儿施暴，且不加节制，案发后也不积极救助，终致被害人死亡，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从严惩处，但因其具备自首情节，故从轻判处无期徒刑，量刑适当。

三、常磊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 告人常磊与其父常新春(被害人，殁年56岁)、母郑玲共同居住，常新春饮酒后脾气暴躁，经常辱骂、殴打家人。2012年8月29日18时许，常新春酒后又 因琐事辱骂郑玲，郑玲躲至常磊卧室。当日20时许，常新春到常磊卧室继续辱骂郑玲，后又殴打郑玲和常磊，扬言要杀死全家并到厨房取来菜刀。常磊见状夺下菜

刀，常新春按住郑玲头部继续殴打。常磊义愤之下，持菜刀砍伤常新春头、颈、肩部等处，后将常新春送往医院救治。次日，常磊到公安机关投案。当晚，常新春因

失血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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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常磊持刀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其行为属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案发后，常磊投案自首，其母表示谅解，同时考虑被害人常新春平时饮酒后常常对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故对常磊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常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

案被告人常磊已经将被害人常新春手中的菜刀夺下，但常新春对郑玲的不法侵害仍在继续，虽然殴打的不是常磊，但其扬言要杀死全家，结合常新春平时酒后常有严

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不能排除其暴力行为造成更严重后果的可能。因此，常磊针对常新春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有权进行防卫。但从常磊持菜刀砍击常新春造成多处

损伤并致其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分析，确实与常新春徒手家暴行为的手段和严重程度不对等，因此可以认定常磊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同时考虑到常磊将常新春砍伤后

立即送往医院救治，案发后投案自首，得到其母亲的谅解。常新春具有家庭暴力既往史，常新春的其他亲属和邻居也要求对常磊从轻处罚等情节，对常磊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是完全适当的。

四、朱朝春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1998年9月，被告人朱朝春与被害人刘祎(女，殁年31岁)结婚。2007年11月，二人协议离婚， 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06年至案发前，朱朝春经常因感情问题及家庭琐事殴打刘祎，致刘祎多次受伤。2011年7月11日，朱朝春又因女儿的教育问

题及怀疑女儿非自己亲生等与刘祎发生争执。朱朝春持皮带抽打刘祎，致使刘祎持刀自杀。朱朝春随即将刘祎送医院抢救。经鉴定，刘祎体表多处挫伤，因被锐器刺

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朱朝春投案自首。

(二)裁判结果 湖

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朝春经常性、持续性地采用殴打等手段损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致使被害人刘祎不堪忍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而自杀身

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朱朝春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朱朝春有期徒刑五年。宣判

后，朱朝春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

案是一起虐待共同生活的前配偶致被害人自杀身亡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员

之间也经常发生。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老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具有监护、扶

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员界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范围。本案被告人朱朝春虽与被害人刘祎离婚，二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朱朝春经常性、持续性地实施虐待行为，致使刘祎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重处罚情节，应依法予以重判。

五、邓某故意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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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2年

7、8月间，被告人邓某未婚先孕后，便离家到亲戚朋友处借住。同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邓某在网吧上网时，突然感到腹痛，遂至网吧卫生间产下一名女婴。

因担心被人发现，邓某将一团纸巾塞入女婴口中，将女婴弃于垃圾桶内，而后将垃圾桶移至难以被人发现的卫生间窗外的窗台上，致该女婴因机械性窒息死亡。

(二)裁判结果 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邓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邓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

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邓某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

案系少女因未婚先孕，遗弃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并致婴儿死亡的案例。被告人邓某因不敢让家人知道未婚先孕的情况，在隆冬之际生下女婴后，为达到不履行扶养义务

的目的，将一团纸巾塞进新生儿口中，并将新生儿置于户外难以被人发现之处。从其主观上看，并不希望婴儿被他人发现后捡走或得到救治，而是积极追求新生儿死

亡，最终造成婴儿被遗弃后死亡多日才被发现的严重后果，故邓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邓某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系新生儿的亲生母亲，且是在无助并不敢

让家人知道的情况下选择的错误之举，故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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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三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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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三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近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暨司法审查报告”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去年以来法院行政案件审理概况，并公布三起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魏某某诉达川区民政局违法颁发结婚证案 【基本案情】

1997年9月8日，魏某与张某某办理结婚登记，并生育魏某某。2012年6月12日，魏某与张某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014年1月14日，达川区民政局颁发了BJ511721-2014-000268《结婚证》，该结婚证上登记夫妻双方为魏某和吴某，并备注“结婚证遗失，补发此证”。2015年1月，因魏某去世后发生纠纷，魏某某才知晓达川区民政局给魏某和吴某办理了结婚登记，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魏某与吴某的结婚登记证书。同时查明，达川区民政局为魏某和吴某补办结婚证时，结婚登记档案中无魏某、吴某曾结婚登记的相关资料。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达川区民政局未经魏某、吴某本人申请，更未收集魏某和吴某曾经结婚的登记资料即补办了《结婚证》。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和第五条“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的规定，达川区民政局办理BJ511721-2014-000268《结婚证》违反法定程序和规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鉴于魏某已死亡，与吴某登记的婚姻关系已灭失，该《结婚证》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二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达川区民政局颁发BJ511721-2014-000268《结婚证》违法。

【案例启示】

该案例涉及婚姻登记行政机关为公民办理结婚登记时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和公民死亡后其违法办理的结婚证可否予以撤销等问题。本案中，达川区民政局办理魏某与吴某的结婚登记时，未要求和审核魏某和吴某提交相关证件及证明材料，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但鉴于魏某某之父魏某已死亡，魏某与吴某的婚姻关系已灭失。不撤销已经颁发的结婚证符合法律规定，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又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判决确认达州市达川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行为违法。

案例二：宣汉县某农业合作社诉宣汉县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23日，宣汉县某农业合作社向宣汉县国土资源局书面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宣汉县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9月20日受到该申请后，未向该社作出受理、告知和答复。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宣汉县某农业合作社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后，宣汉县国土资源局已于2015年7月书面向该社公开了应当公开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的规定，宣汉县某农业合作社申请，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回起诉。

【案例启示】

本案涉及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否应当予以答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宣汉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宣汉县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实施部门，依法应当履行相关政府征地信息的公开职责。宣汉县国土资源局收到宣汉县某农业合作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逾期不予答复，属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促使宣汉县国土资源局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实现了宣汉县某农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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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的诉求，实质性化解了行政争议。

案例三：陈某某等39人诉万源市钟停乡人民政府、第三人田某某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案 【基本案情】

1984年在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中，原万源县人民政府将万源市钟停乡庞家梁村梨儿垭组焦家坡林地、林木登记在第三人田某某之父名下，并颁发了林木所有证。2011年，陈某某等人书面申请万源市钟停乡人民政府对上述山林面积330亩重新确权。万源市钟停乡人民政府于2013年作出钟府决字(2013)1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将焦家坡林地330亩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田某某所有。法院审理认为，陈某某等39人与第三人田某某争议的万源市钟停乡庞家梁村梨儿垭组焦家坡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已由原万源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田某某之父颁发了林木所有证。万源市钟停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对上级行政机关已颁证确认的林地林木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显属超越层级管辖职权范围，其作出的钟府决字(2013)1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应予撤销。

【案例启示】

本案涉及原告陈某某等39人与第三人田某某争议的万源市钟停乡庞家梁村梨儿垭组焦家坡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原万源县人民政府已向第三人田某某之父颁发了林木所有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

(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之规定，林木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认。被告万源市钟停乡人民政府对上级行政机关已颁证确认的林地林木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显属超越层级管辖职权范围。

来源: http:///kx1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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