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办案小结

民事案件办案小结（精选6篇）

篇1：民事案件办案小结

办案小结

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被告xxxx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该案即委托人与xxxxxxxxxxx纠纷一案的代理活动，本律师接受委托后积极了解案件相关情况，依法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XXX年xx月xxx日，xxxxx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了xxxxx号xxx判决书，本案顺利结案。

签

名：

****年**月**日

篇2：民事案件办案小结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办案流程时限管理规定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民行处)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处办案工作，提高办案效率，切实保证办案时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办案规则》)和《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工作细则》(下称《办案细则》)，结合本处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案流程时限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处受理立案组负责案件受理、立案审查工作及整个办案流程的时限督察工作。

第三条 对本院直接受理、立案的案件(含交办案件)，以及下级院提请抗诉的案件(含请示、复议案件)，自收案之日起纳入办案流程管理机制，启动办案时限管理系统。

第四条 受理立案组对于本处直接受理或本院控告检察部门受理来信来访后移送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应当按照《办案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自收案之日起二十五日内提出是否立案或转办处理的意见，报经分管处长审批后，三日内作出是否立案或转办处理的决定。

高检院或省人大、政法委等领导机关通过院督办室交办的案件，受理立案组只进行受理形式要件的审查，符合《办案细则》第六条、第八条规定的形式要件的，应在三日内作出受理登记和立案决定;不符合《办案细则》第六条、第八条规定的，应告知申诉人补充受理所需的材料，并在申诉人补充完材料三日内作出受理登记和立案决定。

第五条 对于已决定立案审查的案件，受理立案组应当在决定立案后三日内，将立案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和申诉风险告知书送达申诉人;将立案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连同申诉书副本送达被申诉人。

第六条 对于已决定立案审查的案件，在决定立案后三日内，受理立案组应当办理调(借)阅法院审判卷宗手续，连同《立案决定书》送达相关法院，完备有关借(调)卷手续，并及时调(借)齐全案审判卷宗。

涉及成都地区以外的调(借)案卷，原则上委托当地检察机关进行，但交办案件除外。

第七条 下级院提请本院抗诉的案件，受理立案组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二日内作登记性审查处理：对于案件材料齐全(包括原审审判卷宗)符合审查条件的，移送相关办案组并办理案件交接手续;对于案件材料不齐，不符合审查条件的，通知相关下级院补充材料或退回补充完善。

下级院对个案问题的请示或申请复议的案件，受理立案组应当在收案登记当日呈送分管副处长审批(分管副处长不在时可呈送其他处领导);分管副处长(或其他处领导)应当根据请示、复议案件的具体情况立即确定案件承办人;受理立案组按照处领导的批示意见，二日内将案件移送相关办案组并办理交接手续。

第八条 自立案件调齐审判卷宗、下级院提请抗诉案件材料齐备后，受理立案组应当按照分管副处长的批示，在二日内将案件移交给相关办案组并办理案件交接手续。

第九条 办案组在接收案件时，应对案件材料是否齐备进行审查，对于缺少审判卷宗不具备审查条件的，可以拒绝接收案件，由受理立案组完备材料后再移交，但经办案组同意而缺少审判卷宗的除外;对于符合审查条件的，应当签收并在收案当日确定案件承办人;案件承办人应当于接收案件当日向办案督察员登记并报告分管副处长。

第十条 承办人的审查期限：承办人自接收案件之日起，自立案件、下级院提请抗诉案件和复议案件，不得超过三个月，请示案件不得超过一个月。

重大疑难案件，或者在审查过程中需要调查、补充相关证据材料的案件，或者有和解可能需要做和解工作的案件，在规定的最长审查时限内不能审查终结而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在二个半月届满后三日内填制《申请延长审查期限审批表》，报分管副处长审批。

第十一条 分管副处长对于案件承办人提出的延长审查期限申请，应当及时审查，认为延长理由成立的，签注明确意见后在二日内呈报分管检察长审批。分管检察长同意延长的，可以延长审查期限一个月;分管检察长不同意延长的，分管副处长应当督促案件承办人在十日内写出案件审查终结报告(未查明或难以判断的事实应予说明)。

第十二条 受理立案组负责本处办案流程时限管理工作，应当确定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具体负责案件的督促催办和办案时限预警。

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办案细则》规定和本处办案流程图的要求，建立健全相关的案件项目登记备查制度，通过督促催办和对各环节办案时限的督察预警，对本处办案流程时限实施动态监督管理;

(二)按照《办案细则》规定和本处办案流程图的要求，建立健全交办案件督察机制，对高检院交办的案件或省人大、政法委等领导机关通过院督办室交办的案件，优先督办催办并按时报告结果或办案进度。

第十三条 本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含交办案件)，自收案之日起第二十个工作日尚未作出是否立案或转办处理的，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应当向案件承办人发出《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由承办人签收后存根备查。

案件承办人自收到《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后，应当在三日内提出是否立案或转办处理的意见，并按照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结。

第十四条 本院自立案件(含交办案件)和下级院提请抗诉案件，案件承办人自接收案件之日起两个半月尚未审查终结的，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应当于两个半月期限届满之次日，向承办人发出《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由承办人签收后存根备查。

承办人自收到《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后，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审查终结。

第十五条 案件承办人自接收案件之日起，请示案件经过二十五日、复议案件经过两个半月尚未审查终结的，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应当于该期限届满之次日，向承办人发出《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由承办人签收后存根备查。

案件承办人自收到《办案时限临界预警通知卡》后，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结。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超时限办案：

(一)本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含交办案件)，自收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既未作出转办处理，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

(二)自立案件(含交办案件)、下级院提请抗诉或申请复议的案件，承办人自收案之日起三个月内未审查终结，也未申请延长办案时限，或者经申请延长未获批准而未审查终结的;

(三)下级院的请示案件，承办人自收案之日起一个月内未审查终结，也未申请延长办案时限，或者经申请延长未获批准而未审查终结的。

第十七条 本《规定》之各条要求，纳入本处工作目标考核，违者将按照本处目标管理办法扣罚目标分值。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违法办案，取消其评选先进的资格，其考核不得评为合格(称职)：

(一)严重超时限办案的。即立案审查环节超时限两个月以上;抗诉审查环节未经申请或经申请未获批准延长，超时限三个月以上;经申请获准延长后又超时限三个月以上的;

(二)多件次超时限办案的。即一人在一年内超时限办案的案件比例超过其所办案件总数的20%的;

(三)办案时限督察管理员不认真履行督察职责，渎职失察，不报告督察情况;对上级交办案件未按要求报告结果或进展等，导致本处超时限办案的比例超过20%，或者造成本处目标考核被扣罚目标分值的。

第十八条 本《规定》经处务会讨论并报经分管副检察长批准，自印发之日起生效试行。高检院或本院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印发之前尚未办结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在《规定》印发后五日内报告分管副处长并登记备案的，可以按照《规定》重新计算办案时限。未登记备案的，按照承办人原接收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时限。

篇3：民事案件办案小结

以舟山市嵊泗县人民检察院近3年统计数据为例:

1.外来人员与非外来人员犯罪逮捕情况统计 (表一) :

由此可见, 近三年, 每年外来人员逮捕比例均高于非外来人员的逮捕比例。

2.诉前适用逮捕措施的外来人员和非外来人员判处管制、拘役、单处罚金、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 (表二) :

从以上分析看出, 外来人员和非外来人员在诉前适用逮捕措施但后判处管制、拘役、单处罚金、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状况极不平衡, 外来人员涉嫌犯罪存在普遍适用逮捕措施的现象。

二、外来人员涉嫌犯罪案件过多适用逮捕措施的原因

(一) 执法人员理念上的问题

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往往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 把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处罚, 将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作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 同时将逮捕作为配合侦查的手段, 甚至作为平息矛盾的途径, 随意降低逮捕规格, 以捕代侦、以捕安民。

(二) 外来人员的流动性特点影响逮捕必要性的把握

外来人员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性强, 如果适用“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捕决定, 一旦发生外逃、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 有可能导致上访、控告、申诉。因此, 办案人员出于“求稳怕错”思想, 形成了对可捕可不捕的也一捕了事的办案习惯。

(三) 外来人员缺乏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条件

就取保候审而言, 其适用必须以犯罪嫌疑人能够提供保证人、保证金为前提, 但大部分外来人员都无法提供保证人, 即使能提供的, 保证人也同样是“外来人”, 容易出现保证人和嫌疑人一起消失的情况, 无法履行保证的义务。至于保证金, 如果金额大, 犯罪嫌疑人根本无能力缴纳;如果金额小, 又起不到保证的作用。保证人的缺失和不适格, 保证金又无法发挥保证作用, 取保候审也就无从谈起。而监视居住则必须以犯罪嫌疑人有固定住所或侦查机关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为前提。外来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多为临时性租房, 无法满足监视居住的需要, 监视居住亦无从谈起。同时, 如果检察机关对外来人员犯罪后不予逮捕, 被告人在起诉、审判阶段逃跑, 导致刑事诉讼活动无法进行, 检察机关将面临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双重压力。

三、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比例过高的危害

(一) 不符合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目的

从本质上讲, 强制措施只是一种以程序保障为目的, 不能具有实体惩罚的目的指向。而且其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 有轻有重、层次分明、宽严相济。对那些可能判处的刑罚重、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采用逮捕等较为严厉的羁押性强制措施;反之, 对于那些可能判处的罪行轻、人身危险性小的则应当采用较轻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的适用主要考虑的是追诉利益的实现, 对被处分人的权利却往往予以忽视。尽管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种类是多元的, 但在适用过程中却朝着一元的方向演变, 即无论有无诉讼障碍, 首先以羁押为先导。这种将强制措施作为手段以实现追诉目的的强制措施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也违背了国家追诉权的谦抑性和侵犯了对被强制处分者基本权益的保障。

(二) 不利于实现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长时间的羁押, 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一些主观恶性不强无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的信心和希望被毁灭, 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成员的生活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使由其赡养、抚养、扶养的人失去生活依靠, 其他应当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将无人来完成, 不利于促使其认罪悔罪。

(三) 浪费司法资源

大量人员被长期羁押, 需要投入大量的场所、警力和设备,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往来于看守所, 频繁提审、换押、还押, 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和严格的安全保障, 使我国本来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严重浪费。

(四) 程序、实体公正的缺失

我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 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法院缺乏对强制措施适用的合法性、适用性进行审查的动力, 基本上是采取默许的纵容, 行使审判权时又无形受到前行为的牵制和约束。

(五) 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

外来人员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 本身就处于弱势, 受到当地社会的排斥与挤压, 受到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待遇, 如果在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堡垒的刑事诉讼中连最为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话, 不仅会失去对整个司法体制最起码的信任, 而且还会引起法律纠纷的“外泄”, 使得本来属于法律问题的纠纷越过司法的领域, 滑向司法之外的自力救济的范围, 演变为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这种政治性对抗的形成对构建和谐社会是极为不利的。[2]

四、对外来人员涉嫌犯罪案件平等适用逮捕措施办案机制调研的思考

(一) 转变陈旧执法理念

一是转变外来人员“构罪即捕”的观念, 正确运用逮捕必要性条件。二是转变逮捕以便于侦查的观念。侦查机关在遇到较为棘手的案件, 往往倾向于逮捕犯罪嫌疑人, 从而方便自己的侦查, 而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与公安机关既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也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要结合办案实际, 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故意、悔罪表现、取保条件及案件证据收集固定等因素, 慎用逮捕措施。

(二) 完善审查程序

一是建立“逮捕必要性论证”机制。即要求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 除证明犯罪事实外, 还要依法提供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证明材料, 由检察机关审查后, 多方面论证评估犯罪嫌疑人有无社会危险性、是否属于“有逮捕必要”, 严格掌握逮捕条件, 再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二是听取辩护律师和近亲属的意见。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和近亲属有权代其申请取保候审、变更强制措施, 承办人应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审查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作出相应的决定, 并通知申请人。

(三) 完善犯罪嫌疑人违反非羁押型措施要求的监管条件可在立法上增设对被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后逃跑行

为予以处罚的罪名, 如增设取保候审脱逃罪或扩大刑法上关于脱逃罪的适用范围, 将取保候审后逃跑的行为也认定为脱逃罪之一种, 并单独规定其刑罚幅度, 以利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 正确适用刑事和解, 促进社会和谐

正确理解刑事和解的条件和程序, 对符合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要求和解的案件, 应在作出不捕决定的同时, 认真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将案件作轻缓处理, 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钝化社会矛盾。对有和解可能但当事人未提出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 案件承办人可以向双方当事人提出和解的建议, 告知适用和解的权利、义务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五) 对不捕的外来人员建立跟踪和帮教机制

在当前对外来人员权益保障日益重视的形势下, 充分利用学校、企业、社区等组织, 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的跟踪考察和帮教措施。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环节:一是通过建立帮教基地等途径, 不断拓展帮教空间, 创造更多的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条件。二是要做好跟踪回访, 帮教基地要定期向社区、企业考察不捕外来犯罪人员的现实表现和悔罪程度, 并作为对其是否从轻处罚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杜学栋.可捕可不捕”不是法律用语[J].人民检察, 2007, (9) :63.

篇4：民事案件办案小结

这样的发布流程正在走向常态化。据检察日报社新媒体工作室统计，截至3月31日，最高检“两微一端”自开通以来共权威发布了45条由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还有360条地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内容包括所涉罪名、办案流程、时间节点等关键要素，及时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利用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及时发布贪腐案件信息，是近年来最高检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案件信息公开体系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有关人士看来，案件信息的公开是检务公开的核心和“龙头”。“全国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安排，不断深化检务公开的范围，拓展检务公开和法律文书公开的方式方法，检察机关案件信息公开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晋作出如此表示。

一项倒逼机制

“案件信息公开是检务公开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检务公开的核心和关键。特别是现阶段，人民群众不仅仅想要了解检察机关的职责权限，更关注具体案件的进展情况和办理效果。”今年2月15日，王晋在做客正义网访谈时进一步表示，“检察机关只有全面公开案件信息、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才能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以公开促公平公正，以透明促廉洁高效，不断增强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水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万毅在调研“检务公开”课题时发现，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对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的不知情、不熟悉和不理解是产生新的涉诉矛盾纠纷和致使整个涉诉矛盾纠纷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案件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办案过程等信息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的“质疑”和“猜测”，既可以赢得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有利于打破司法“潜规则”，促进司法的公正和公平，进而重塑司法权威。

“传统的办案质量的评价和管理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自我约束，现在案件信息的公开实际上是将这种评价和检验的主体扩大到社会公众。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开案件程序和实体的信息，能倒逼检察人员充分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和实体的公正性，包括促使其纠正错误。”四川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该省开展检务公开试点工作以来，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明显助推了一些试点院办案质量的提高，不仅挤压了办案过程中的寻租空间，更使得办案人员不断提升自身司法技能和业务素养。

以“起诉书上网”为例，万毅认为，公开起诉书能倒逼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过去，一些办案起诉书出现了用语不恰当、制作不规范、说理不充分等问题，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尊嚴，也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现在，起诉书一旦上网公开，起诉书的制作必然更加严谨，公诉人审查案件更加认真负责，这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案件质量意识，这种倒逼作用能够‘一举多得’。”

“通过公开检察机关的案件信息，可以消除各方面的猜测和怀疑，排除各种办案干扰阻力，有利于促进司法规范化，又有助于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同时，通过全面的案件信息公开，将检察权行使的过程和方式公开化，可以暴露出检察机关执法中的问题和不足，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不断提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最高检办公厅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主任孙灵珍评价说。

“一张大网”和“四个平台”

公开促进公正，公正赢得公信。2014年10月1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正式试行，“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在全国检察机关同步上线运行，这两大举措被誉为检务公开工作取得“标志性突破”。

“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键是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满不满意，看的是我们案件信息公开有没有实际效果。”据王晋介绍，“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已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通，这使得检察机关的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从一般性的要求变成了刚性的制度约束，从部分地方的实践探索变成了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规定动作，“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规定，都要在这个网上办理案件信息公开的有关工作”。

登录“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www.ajxxgk.jcy.gov.cn），记者看到，网站上运行着“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重要案件信息”、“法律文书”四大平台。其中，“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当事人及其家属、律师可以通过该平台查询案件进展情况;“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平台，律师可以通过该平台和检察机关进行网上预约办理有关业务;“重要案件信息”平台，各级检察院通过该平台发布重大案件办理进展情况以及典型案例;“法律文书公开”平台，各级检察机关在该平台发布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抗诉书、申诉复查决定书等重要法律文书。

“这四个平台各有侧重，其中案件程序性查询平台和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平台面向特定人群，具有办事功能。法律文书公开平台和重要案件信息公开平台面向社会大众，不需要申请即可查询。”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志远介绍，目前，全国3600多个检察院都在同一平台集中公开办案流程、办案结果、办案文书 ，“把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嵌入到内部办案软件中，也就是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里面，全国检察机关使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案件的受理、办理、审批、统计和监督管理，公开的案件程序性信息都是从该系统中自动生成，智能化提取”。

“公开的法律文书也是在该系统中生成、提取，并把法律文书公开作为必须经过的办案节点进行控制，办案人员只有按照规定完成了法律文书公开的相关工作，办案流程才能终结，否则就结不了案，系统就一直亮红灯，承办人就要承担超期等责任。”刘志远进一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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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2月26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导出案件程序性信息950005条，发布重要案件信息28410条，发布法律文书148952份，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的研发和运用还给当事人和律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过去，当事人或者律师想查询案件信息，必须到检察机关现场实地了解;如今，根据检察院提供的网上查询账号，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互联网上查询到案件流程信息，而且还可以根据诉讼程序进展进行多次反复查询。

实践中，律师到检察机关“阅卷”有时在时间上会“撞”上公诉人“出庭”，有的地方因司法资源有限，在同一时间无法满足所有案件律师的阅卷、会见请求，而“辩护与代理网上预约”平台的开通，从源头上解决了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的出现还打破了时空局限，律师只需向经常居住地所在检察机关提交申请，经过身份认证后就可以查询到全国范围内其代理案件诉讼程序的进展情况。

相比之下，检察人员则要度过一个“阵痛期”，对于基层检察院，日常办案任务繁重，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全面开展案件信息公开工作，给办案人员增加一定的工作量。为此，最高检有关技术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计了专门的技术软件帮助在网上自动提取案件信息。

扭转“公开案件信息不利于办案”的误区

“公开案件信息会捆住自己的手脚，教会了犯罪嫌疑人反侦查的方法，造成办案难度加大”;“办案信息公开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检务公开是办公室的事，案件公开是案管办，与自己无关”;“检务公开和案件信息公开都是软任务，不影响绩效考核成绩，公不公开都无所谓”……孙灵珍告诉《方圆》记者，自案件信息公开试点工作推行以来，一些地方检察人员表现出“畏难”、“抵触”情绪，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最根本的就是要扭转观念，变被动为主动，化压力为动力，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严把案件质量关、程序关、期限关、文书关，全面适应公开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孙灵珍告诉记者，最高检高度重视案件信息的公开工作，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把案件公开工作当作“硬要求”、“硬任务”来完成。

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这或许是检察机关推进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最终目标所在。

“要深刻认识检务公开的重要意义，检务公开是当前推进司法改革的‘牛鼻子’、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撒手锏’、规范检察权力的‘铁笼子’、爱护检察干警的‘安全阀’。”河北省检察院下文，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最高检的决策部署上来，使认识再提高，思路再清晰，步伐再加快，不断增强做好检务公开工作的自觉性。

在北京，北京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人员案件信息公开工作部署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案件信息公开为契机，实现检务公开的“五个转变”，即从强调检察工作特殊性、案件性质不能公开向依法能公开的一律公开转变，从注重办案数量、规模向注重办案质量、提升业务能力转变，从侧重内部监督制约向全程接受外部监督转变，从不透明、随意性执法向全面严格规范执法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主任检察官责任制、“谁办案谁负责”转变。

“实行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以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出现了明显的‘两少’状况，打听案情、说情的情形少了，当事人抱怨、上访的情况少了。”孙灵珍表示，最高检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稳妥扎实探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对实践中成熟的、拿得准的做法要“强力推进”。

把握好公开的尺度与时机

“案件信息的公开，一方面的确倒逼了案件办理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而另一方面，不同的办案人员对案件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时效在看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棣中举例说，有的办案人员认为只要是终结性法律文书都应公开;有的认为起诉书公开只适宜诉判一致的情况;还有的认为起诉书在开庭前就应公开，“不同的理念会探索不同的做法，哪种做法最好，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相比于“判决书公开”，万毅分析说，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掌握最终的实体处分权，因此审判环节的诉讼文书，大多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终结性，其对外公开并无法律和法理上的障碍;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虽然承担着侦查、批捕、起诉等多个诉讼环节的职能，在判决结果出来前，起诉书并不具有最终的实体处分性，因而在对外公开时就需要注意“度”的把握。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主要业务，职务犯罪案件信息的公开自然也是‘检务公开’的重要組成部分，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置于‘检务公开’制度的约束与规范当中，这是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素质、保障人权、监督检察权行使的客观要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认为。

不过，自侦案件信息的公开不同于公诉部门司法文书的公开，罗猛亦指出，侦查本身具有秘密的属性，很多的侦查活动都需要秘密开展;而职务犯罪本身具有手段隐秘性、高科技性，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往往掌握一定的公权力，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不适当的公开会造成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增加侦查阻力。罗猛认为，自侦案件信息的公开，要把握好“适度”和“适时”两个原则，必须结合具体的案情在恰当的时机公开适当的内容。

对此，赵棣中亦有同感，“反腐败本身就是与嫌疑人‘斗智斗勇’的过程，案件初查阶段，加强保密工作是案件的‘生命线’，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终结前，职务犯罪的线索、举报材料、案件侦查过程和侦查手段等内容都不宜公开，否则案件容易‘流产’。但若是为了表明惩治腐败的决心或是澄清视听，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公布程序性节点等内容”。

“在侦查阶段，案件信息的公开要把握好‘度’，无论是公开，还是保密，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赵棣中说。

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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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公开与保密之间以及保护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在检察机关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中，有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既不能一讲公开就随意公开，忽视对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也不能一讲保密和保护个人隐私就什么也不公开，忽视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在现代法治社会，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重要的是选取适当的平衡点。”王晋表示，案件信息公开涉及各方面利益，既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又要保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正确处理好公开与保密、公开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关系，最高检着手于从三个方面解决好问题。“一是制定负面清单，明确不得公开的内容。要求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高检院有关规定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如要求公布法律文书时，应当对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做匿名处理，对家庭住址、通信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进行技术屏蔽处理。二是对不同类型的案件信息，规定不同的发布时机和发布方式。如对正在办理的案件，主要是面向诉讼参与人等特定人员提供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对正在办理的重大案件，可以向社会发布办案进展情况，但由于尚未办结，不公开具体案情。在案件办结以后，再通过发布法律文书和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公开具体情况。三是按照‘谁办案谁审核、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健全审核把关机制，防止失密泄密和侵犯个人隐私行为的发生。”王晋说。

“人民的‘知情权’并非绝对的知情权，而是要受到其他权利和利益的制衡，比如国家利益、个人隐私权，此外，还包括人身自由权、公正审判权、个人资讯自主权等。因此，检务公开并非一切皆公开，也会受到其他法原则的制衡，包括无罪推定原则、侦查密行原则等等。”万毅举例说，比如检察机关在公开文书时可以加个提示语——“本院的起诉书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已经被判有罪，被告人受无罪推定原则保护，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之前，都不得被认定为有罪之人”。

“公开和保密都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原则，既不能为了公开而越过保密的底线，也不能为了保密而束缚公开的手脚，要通过合理的举措找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据孙灵珍透露，最高检有关部门全面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并结合当前形勢和工作实际正修改完善有关保密规定内容，以确保检务公开工作与保密工作不冲突，有序衔接，实现依法公开与依法保密的有机统一。

篇5：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

（沪高法民一[2003]10号）

第一、二中级法院民一庭、民二庭，各基层法院民一庭、民三庭：

现将《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的“总则”、“违约请求权”、“合同解除请求权”部分下发，供审理案件适用。请组织全体民事审判干部认真学习、落实，并及时向我庭反映适用

我庭已将上述《指南》在上海法院信息网审判动态频道栏内公布，各法院如有需要可从网上下载。网址：172.16.0.3。

附：《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

2003年11月25日

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

前

言

为了全面提高本市各级法院民事办案的质量，体现与上海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审判水平，根据2002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要求，在高院民一庭主持下，会同两个中院民一、二庭共同起草了《民事办案要件指南》（简称《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指南》的起草，帮助广大民事法官重塑民事办案规范，养成科学缜密的法律思维方法，克服办案粗疏的陋习。

目前，在民事案件审理质量方面存在的诸如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等缺失，除了与部分审判工作人员作风不严谨、业务素养不高有关外，还与办案规范化程度不高，没有掌握缜密科学的思维方法，审理工作较为粗疏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指南》的要求，民事案件的审理须以具体的民事权利为核心，以民事权利的法律基础为基点，确定权利的构成要件，从法定构成要件出发，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查明要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裁判。此外，在适用法律方面，《指南》也对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行了说明，并且明确要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应当将质证、认证的过程和理由，查明的事实符合特定权利构成要件的情况，适用法律规范以及法律解释、漏洞补充、价值补充的过程和理由予以公开，使其他人能够对作出裁判的整个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也在客观上促使民事法官提高自己裁判说理的能力。

同时，为了配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的实施，《指南》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固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法院必要的释明等诉讼环节一一加以规范和统一，希望藉此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各诉讼参与方的权利义务，以促进诉讼的顺利进行。

《指南》从体例上分为“前言”、“总则”和“分则”，其中“前言”部分对《指南》的目的和意义作出说明，以便于办案法官从整体上把握《指南》的相关精神。“总则”部分则主要从总体上对民事案件从受理到作出裁判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规范，为民事法官办案提供一个与民事诉讼整体进程大致符合的思路。“分则”部分针对具体的权利类型（如违约请求权、合同解除权等），逐一加以规范，进一步明确某一类纠纷的审理规范。由于民事权利种类浩瀚，《指南》的编撰工程将会十分巨大，须集全体民事审判干部的智慧与心力始可完竣。作为上海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指南》的编撰已列入高院重点调研课题。从今年起将确定若干专题，在全市法院范围内招标，开展续编工作。希望各级法院领导及广大审判人员重视和支持这项关系到上海民事审判长久发展的工作，齐心协力，加快编撰步伐，为探索和建立现代民事审判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固定当事人的诉请和争议焦点 第一条（对当事人诉请的初步固定）

在立案阶段，经对当事人诉请及其提交的证据进行形式审核，应当初步确定案件案由、当事人资格及管辖权等基本问题。

［说明］

立案时审查诉请的目的主要在于初步确定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由于未对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作详尽的审理，因此这种审查一般只是形式的审查，要从实质上判断原告的诉请是否符合前述条件，往往还要通过审判程序才能确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明显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条（证据交换程序）

案件开庭审理前，经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决定证据交换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或者与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证据交换的日期。

在证据交换程序中，主持交换的审判员或者其他审判辅助人员应当询问当事人对现有证据的意见，但不就证据组织质证和辩论。

经证据交换，应由双方当事人对没有争议的事实和仍然有争议的事实及案件争议焦点以及证据方法加以确认，证据交换的主持人员应向双方当事人释明证据交换的法律效力，并

经一次证据交换，当事人认为自己一方还有其他证据能够提供而未提供的，可以向人

当事人申请再次证据交换，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经一次证据交换程序，还不能明确双方争议焦点及诉讼请求权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或与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再次进行证据交

证据交换程序终结后，当事人未明确是否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也未申请人民法院调查相关证据的，以后不得再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证据，人民法院对其以后提出的不属于新证

当事人在证据交换程序中的陈述及审判人员的释明，均应当记明笔录，并由当事人签

现代民事诉讼机制的核心是居中裁判。按照裁判居中的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应超越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进行审判。所以，人民法院必须在审前程序中对当事人的诉请、争议焦点加以固定，依法确定案件审理范围，以真正实现居中裁判。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通常都在民事诉讼的诉前程序及证据交换程序中对此给予明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证据规则”时，吸取了世界各国的有关经验，引入了审前证据交换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在进行证据交换时，重点应做好诉请及争议焦点固定的工作。对此，《指南》明确提出了“经证据交换，应由双方当事人对没有争议的事实和仍然有争议的事实及案件争议焦点以及证据方法加以确认，证据交换的主持人员应向双方当事人释明证据交换的法律效力。”同时考虑到诉讼涉及的事实从“自然的事实”转化为符合权利构成要件的“要件事实”，可能并不总是非常明确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法律知识的当事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而且，在诉讼实际中，当事人的举证实际上也是双方“攻击”和“防御”，“再攻击”到“再防御”这样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举证的范围和方向也往往是随着诉讼的进行一步步明确和稳定下来的，不可能总是在当事人起诉时就能够完全明确。如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原则上只要证明合同存在以及被告存在违约事实就可以了，但如果考虑被告可能的反驳理由，原告就要从合同要约，承诺到是否需要批准、登记，到合同当事人是否具备缔约能力、合同是否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等等方面来举证，其举证范围可能无法估量的广泛，如果一个方向没有考虑到，就可能会在证据问题上遭遇对方的“突袭”；况且，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作为一种程序上的限制，如果由当事人自己协商确定或者法院再指定一个提供证据的机会，并且明确告知其不及时举证的后果，则当事人再否认举证期限合理性的可能就必然会大幅减少，纠纷双方的矛盾最后转化为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也同样会因此而相应减少。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提出在一次证据交换后，可以允许当事人申请或协商确定再次证据交换的期限，并且要求当事人对有关问题作出确认和承诺，以平衡当事人之间在程序保障上的利益，确保法院居中裁判。

当然，也会出现两次证据交换可能拖延诉讼，影响诉讼效率的顾虑。但是，如果通过两次证据交换程序以及当事人随之所做的确认，使得正式的庭审不再受困于审理范围不明晰、证据不固定问题而变得轻松，并不见得会受到多大影响，而且也会使有些矛盾得到缓解或者减轻，也是值得尝试的。

第三条（请求权基础的确定与法官的释明）

在证据交换程序中或者庭审辩论终结前，审判人员发现当事人提出的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或者请求权基础竞合，或者提出的请求权基础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符的，审判人员可以将其请求权基础尚不明确的情况告知当事人，并促请其作出明确选择。但通过解释能够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解释的结果作为其请求权基础，并将此结果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对此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当事人表示反对或者否定的，应当

对于当事人请求权基础不明确，又不能通过解释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的，或者其请求权基础发生竞合的，经审判人员告知并促请后，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仍未作出明确选择的，人

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代理律师有责任帮助当事人明确诉讼的请求权基

请求权基础的确定对于明确当事人请求的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有很大的影响，是保证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仅仅提出赔偿或者其他结果性的要求，而不明确提出其请求的依据是合同、侵权，还是其他请求权基础。对此，法官应向当事人说明其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的情况，并促请其作出明确选择。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会应法官的释明而作出明确选择的。如果当事人仅有一种请求权基础可以成立，法院可以直接确认审理查明的诉因就是其诉请的请求权基础。这实际上也是对当事人诉请进行解释的结果，因为当事人既然提出了诉讼请求，说明其有提出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意思，而当其诉请仅有一个诉因可以成立时，就应当推定其诉请的基础即为该诉因，除非该当事人对这一诉因明确表示否定或者拒绝。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确定的诉因表示否定或者拒绝的，则应当自行确定，否则，将因缺乏请求权基础而不能被法院受理或者应被驳回起诉。这是本条

其二，如果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发生竞合的，法官也应当告知其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之中择一而为请求，经告知后，当事人仍然不作出明确的选择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诉讼

这样做的理由主要在于：法官居中裁判、不偏不倚，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张责任和举证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告起诉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当事人有义务向法官说明他以什么理由起诉，当事人自己不履行这样的义务，而由法院代其作出选择，等于是要求法院为其承担诉讼义务和责任。如果法院代替当事人作出了选择，此时的法官在事实上就确实是处于不中立的地位。因此，如果法院通过解释能够确定当事人请求权基础的，可以直接确定；如果不能确定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其请求权基础尚不明确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不明确选择的后果，而不是代当事人作出选择。

第四条（当事人诉请的变更）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或证据交换时提出。

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当事人要求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的，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提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的新证据，能证明其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合理性之外，一般不予准许。

当事人减少诉请的标的额的，可以准许。但是，减少以后再行增加的，须符合本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

当然，在进入庭审程序以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条件的新证据，以证明其提出增加或者变更请求的合理性的，也可以允许。比如，对于当事人诉请标的额在起诉以后自然产生的部分，如当事人在起诉后对系争标的物的法定或者自然孳息提出主张的，这部分就可以被认为是属于符合“新证据”要求而产生的诉请标的额。至于当事人减少诉请的标的额的，由于不会给诉讼中的其他任何一方增加负担，而且也属于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因此，原则上法院不应干预。但是，减少以后

第五条（反诉与反驳）

反诉是诉讼中被告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能够抵销、吞并本诉，要求本诉原告向自己为一定给付行为的积极的诉讼请求。反驳是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或者只能部分成立的消极的抗辩意见。单纯的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虽然可以

当事人提出的反诉，在办理了反诉的相关手续后，一般应合并审理。当事人的反驳意

当事人的特定辩驳主张构成反诉还是反驳，争议一直很大，本条拟对二者的区别加以明确。

按照大多数人的一般理解，构成反诉的要件是：与本诉有牵连，能够抵销、吞并本诉，属于受诉法院管辖等。而反驳或者抗辩则仅仅是主张对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也有人认为，区分反诉与反驳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成为单独的诉，即被告提出的主张能否独立的起诉，如果能够，就是反诉；如果不能，就仅仅是反驳。但是，这些表述并不能帮助我们完全区分

首先，反诉的内容必然包含给付之诉，而反驳的内容则不一定如此。因为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本身只是就某一种事实状态如何发生争议，其目的在于将一种事实状态确定下来，成者将一种事实状态变更为另外一种事实状态。而事实状态应该如何，只存在“是”与“否”的选择，当事人要么承认这种事实状态，要么否认之，承认就是对对方诉请的同意，否认就是对对方主张的反驳，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反诉不能以单纯的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形式出现。比如，原告起诉被告要求给付买卖合同所确定的一定数额的钱款，被告提出钱款数额过高的，就仅仅是希望通过变更之诉，否定本诉原告部分主张的基础，从而使原告的诉请不能完全实现，但被告通过变更之诉，并没有直接要求原告向其为任何行为，因此就不是反诉而是反驳或者抗辩。同样，如果被告提出其购买之物并非原告所有，亦非从原告处购得的，而是从第三人处购得的，也只是通过主张标的物在出卖前系他人之物的确认之诉，来否认原告对自己主张的权利，因此，被告的主张也仍然仅仅是一种反驳或者抗辩，而不是反诉。这也是将能否成为独立的诉作为判断反诉与反驳标准看法的不足之处，因为确认、变更之诉都能成为单独的诉，但是它本身并不一定必然包含积极要求的内容，因此，仍然不宜作为反诉来处理。

其次，反诉是一种包含着积极的给付内容的诉，是重新提出新的诉请，而反驳或者抗辩则是一种消极的主张。这是因为反诉制度设立的本意应该就是把当事人之间互相存在的与诉讼有牵连的权利义务一并处理，以免讼累或者给其中一方当事人在事实上造成权利实现的迟延，因此，针对本来就是积极的本诉，反诉也需要是积极的为自己主张权利的请求，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反诉应该是给付之诉，或者至少要包含给付之诉。即反诉只能是反诉方向本诉原告提出包含了给付内容在内的诉讼请求，是在否认本诉原告诉请的同时，还要求本诉原告向其承担一定的给付责任。而反驳或者抗辩则仅仅是提出对方请求不能成立或者不能完全成立的理由，并不向对方提出新的请求。比如原告提出被告应当停止侵害其所有权，而被告仅辩称原告并不享有所有权或占有权，因此无须向其承担侵权责任，这里虽然包含了确认之诉的内容，但如果仅仅是通过该诉讼确认原告无权就该物提出主张，则仅仅构成反驳或者抗辩；如果被告不仅主张该物为自己所有，因此无须向原告承担侵权责任之外，还要求原告返还所有物，甚至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则构成反诉。

由于反驳的成立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方主张能否成立，反驳与对方当事人的本来主张针对的是同一标的，因此必须合并在一起审理；而反诉案件作为单独的一个诉讼，在本诉处理之后再行处理，尽管在实体上也可能不会有违公正，但实际上即可能因处理结果存在先后，而对提出反诉的一方不够合理。因此，考虑到案件的处理不仅要公正，而且要尽可能合理的要求，也考虑到诉讼效率的要求，当事人提出反诉的主张如果能够成立的，一般应该合并审

第六条 对当事人诉请的请求权基础的确定、提供的证据、提起的反诉等诉讼事实，应当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确认，并由法官告知当事人，法院将以前述固定的事项作为案件审理、评议及裁判的范围。

当事人诉请的请求权基础、证据以及反诉的固定，是保证案件审理和裁判顺利进行的前提性条件，只有将这些因素都固定下来，案件的审理才会相对稳定，才会避免因一些当事人滥用诉权而导致诉讼被拖延。而将这些事项记入笔录，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权的必要手

第二节 相关法律规范的引用及其涵义的确定 第七条（法律规范的直接引用）

实体法上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可以直接适用于系争案件的，法官首先应当直接引用该法律规范作为判决的依据。

在当事人的诉请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重点就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请，查明其诉请是否有相应的法律基础，也就是将案件事实与具体的法律规范相互观照的过程，即所谓的“找法”过程。如果对相关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则可以直接引用。但是，作为规范的法律条文既包含完全性条文（规范），也包含不完全性条文，以及拟制性条文等等，从“找法”的角度来看，完全、明确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条文中实际上只是少数，更多的情况下，法律规范可能都是不完全和不很明确的，是需要通过解释才能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因此，我们还需要

第八条（法律解释方法的一般运用顺序）

法律规定需经过解释才能明确其含义以便适用时，法官应首先对其进行文意解释；依文意解释将得出有分歧的复数解释结论时，须进一步为论理解释；依论理解释将得出复数的不

法律的解释，也就是对特定法律条文的内容如何合理理解的问题，解释法律一般有以

1即从特定法条的字面意思来解释法律。这是法律解释最常用、最基本的一种方法，也是法律解释时首先要运用的解释方法。因为，只有在对条文可能产生两种以上的解释时，才会发生以其他方法解释的可能，如果特定条文文意明确，不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的，则对

2论理解释实际上包含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等多种方法。

（1体系解释，就是根据法条在法规中所处的前后位置，及其与其他相关法条的关系，来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本身都是一个整体，各条文之间应当相互协调，因此，通过分析特定条文与其他条文之间的关系，应当也可以一定程度地确定该法条的含义。由于这种解释仅仅是通过形式的考察来解释法条的方法，有时难免陷于机械，所以，如果这种解释与法律规范的实质，即规范的目的不符时，仍然要依规范的目的来解释之。体系解释

第一、扩张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当法条的文意范围过于狭隘，难以体现立法的真实意思时，可以扩张条文的含义。但需要注意的是扩张解释本身还不能超出该条文可能的文意范围之外。如《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应当返还的“双方取得的财产”，其中“取得”的字面意思可能有两种以上，即a：“取得”就是指“已经取得”；b：“取得”包括“已经取得和约定取得”等。采纳第一种解释方法，“取得”的含义可能会显得狭隘，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

4第二、限缩解释。就是指法条规定的文意涵盖范围过于广泛，应限缩其文意，使其局限于核心的解释方法。如《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由于该条文涵盖的“法律、法规”的范围过于广泛，可能导致合同动辄被归于无效，有悖于合同法促进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的立法目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中，就将该条文限缩解释为：“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第三、当然解释。是指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衡量，特定事实当然更加应该适用于一定规范的解释方法。亦所谓“举重明轻、举轻明重”的方法。如权利的享有以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为前提，已死亡之人因为死亡而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因此，当

第四、反对解释。是指在解释法律时，对与特定法条要求的构成要件不符合的情形，作与该法条规定效果不同的处理。如，依法律规定，满18周岁为成年。对其作反对解释，则凡是未满18周岁的就应为未成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法条都可以作反对解释的，仅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属于范围重合（即二者是充分必要关系）以及法律要件包含了法律效果（二者是必要关系）的情形下，才可以作反对解释。另外，在可以作扩张解释

（2法意解释，又称为历史解释或沿革解释，是指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而为解释的方法。但是，寻求立法者的意思并不是要完全寻找立法当时立法者的意思是什么，而是以立法者在当前社会状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意思，这种解释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客观的规范意旨，而不是为了发现立法者本人的主观意思。因此，要注意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应采客观主义标准，以法律条文所表示出的本意作为解释依据。法律起草者个人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只能作为一种学理解释，而非法意解释。

（3比较解释是指通过对其他法域立法以及判例学说的研究，寻找其在处理相同或类似问题时的做法，以为处理案件的参考依据的解释方法。但在对同一个法律问题作比较解释时，不能仅仅看其民法典中相关条文的规定，还要透彻的了解其判例，学说的观点，然后才可能进行有效、有益的比较。因为，特定条文的规定不仅与其特殊的制度背景有关联，而且它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通过后来判例和学说的不断发展，也可能实际上的操作已经与法条的字

（4目的解释就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目的来解释法律的方法。每个法条都有其立法时的规范目的，但基于不同的表述方式，法条的目的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有的是通过字面含义就可以判断出来的，有的则是需要根据民法的基本价值判断“逆向推理”才能够推理出来的。由于目的解释都要追溯到法的基本价值判断，因此，这种方法对于维护法律的体系性有重要意义。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可以消除各个法条之间的“不完全性”或“不完整性”，使其完整顺畅

（5合宪性解释就是以高位阶的法律规定来阐释低位阶法律规定含义的解释方法。因此，所谓的“合宪性”不是仅指对法条的解释要合乎宪法的规定，还包含了解释要合乎其他比本规范位阶高的规范意旨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方法对于防止低位阶的法律与高位阶法律的冲突，3社会学解释也是在对法条有多种解释可能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使其内容明确的一种解释方法。其与体系解释的不同之处在于，体系解释要考虑不同法条之间的关连关系，要使法条体系完整，不至于相互冲突或者产生矛盾；而社会学解释则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及其目的的考虑。也就是说，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多数存在于各种可能的解释单纯从法律上看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是不同的解释又可能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会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不同的引导作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必须根据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作

第九条（漏洞补充）

在法律应当对特定事项作出规定，因立法者有意或者疏忽未作规定，或者因立法时未预见到将来的情况未作规定，而致法律漏洞产生时，法官应当依公平、正义的基本法理念，补

法官应将补充法律漏洞的过程和理由公开。

法律规范作为抽象思维的产物，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律规范中既有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能预见而未规定的，也有由于情况的变化而使当初的立法不能适应情势需要的，此类法律规范对特定问题的处理有欠明确，又不能运用解释方法予以完善之处，即构成法律漏洞。而法官不能因法无明文规定而不处理纠纷，这就要求漏洞补充。漏洞补充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方 1

类推适用是指对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可以比附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规定来处理纠纷的方法。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本解释针对的是委托其他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那么，当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其监护人同时就是其诉讼的对方当事人的，如精神病人的配偶提出与其离婚之诉时，是否可以类推适用本解释，将其配偶作为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况，而否定其法定代理人的地位?在此，虽然本解释条文只是针对委托诉讼代理人所作的规定，但是，最高法院作出该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被代理人，避免因诉讼代理人存在不能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但仍然作为其诉讼代理人，进而对被代理人不利情形的发生。而精神病人的配偶与精神病人成为诉讼中对立的双方时，显然不能期望其仍然会为精神病人的利益而为诉讼。因此，尽管本解释是关于委托代理人存在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时，应否认其代理人地位的规定，但二者存在的相同规范目的等诸多相同点，应当可以类推适用于关于法定诉讼代理人的情形。需要注意的是，运用这种方法补充漏洞之前，要首先判断法律对于特定事项不设规定是有意为之，还是因疏忽而未能为之，如属前者，则说明不存在法律漏洞，也就不能进行补充，若属后者，才能说存在漏洞并有必要加以补充；其次，类推适用所比附援引的规范，必须与系争情况存在许多类似点，才能将其类推适用。因此，在类推适用之际，必须公开二者类似之点究竟在何处，类似之性质如何，立法者对此是否有意不设规定等细节，才能使人了解法

此外，类推适用与法律的“准用性”规范也有不同之处，在准用的场合，由于法律已经规定特定情形可以适用被准用的规范，因此不存在法律漏洞，而类推适用是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补充漏洞的方法，二者不2

目的性扩张是指由于立法者的疏忽，对于特定类型情况未能涵盖到法律文意之内，为了贯彻规范意旨，就将该情况包括在法律文意之内的补充方法。目的性扩张与扩张解释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扩张解释仍然是在法条可能的文意范围内进行的解释，而目的性扩张则超出了法条可能的文意范围之外。如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一般不能单独为民事行为。而《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一百二十九条则根据《民法通则》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目的，对前述规定作目的性扩张解释，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与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通过该解释，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的行为不仅不再是无效行为，而且还明确了未成年人可以通过实施民事行为而取得属于自己的财产。

目的性限缩是指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没有将应当排除在法律文意范围之外的类型排除，因此，为贯彻规范的目的而将其排除的漏洞补充方法。如《民法通则》规定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而为了实现保护交易以及意思自治的民事立法目的，《合同法》则规定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除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以外，其他的都是可变更或者可撤 4

创造性补充是指对于现存法律毫无规定的类型，为其创造规范依据的补充方法。基于处理案件的需要，在没有规范依据的情况下，由法官通过判决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也是势所难免。事实上，许多规范也正是通过案例的逐步积累，发展而来的，不仅英美法系如此，大

第十条

对于法律规定中内容不确定的概念，在适用时必须进行价值补充。而价值补充应当根据具体情事，依社会一般的秩序观念和伦理道德为标准，作客观的价值判断，并公开其理由。

民法的规定中，有许多如“错误”、“善意”、“不可抗力”、“显失公平”等等内容不确定的概念，在适用时如不经价值补充，将使特定法条因所指不明而难以被适用。为此，法官在适用涉及该概念的法条时，就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事对其予以价值补充。但在补充时，法官所持的标准必须客观，不能以自己的主观看法为取舍，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并且考虑社会一般的秩序理念和伦理道德。如对因政府政策变化而致当事人订立的合同难以按照约定时间履行的，该政策变化因素能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判断，就是一种价值补充，而在进行补充时，法官就不能不考虑我国现在所处的改革开放大环境，加以综合判断。由于价值补充实际上也是法官行使裁量权的过程，因此在价值补充时，法官仍须将其补充的过程、理由予以公开，使他人

第十一条

在法律没有规定，也不能通过其他漏洞补充的方法解决法律的适用问题时，法官可以引用一般条款作为裁判的依据。但是，在法律有规定、或者通过其他漏洞补充的方法能够补充漏洞的，无论其结果与引用一般条款得出的结果是否一致，均不得引用一般条款。

一般条款在补充法律漏洞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是最为重要的，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等等，在许多时候往往起着前述几种漏洞补充方法无法企及的作用，许多学者都认为，一般条款的最重要作用其实就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斟酌具体情况，基于对秩序、公平、正义的理解，恰当处理案件，同时，也因为法官可

以根据情势变化而利用一般条款补充法律，特定法律才能够绵延存续，才不会因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被废弃。由此也可以看出，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律科学的客观规律

但是，由于一般条款弹性很大，法官在自由裁量之时，必须既注意个案处理的妥当性，又要注意法律整体的稳定性；既不能感情用事过于激进，又不能裹足不前因循守旧。因此，引用一般条款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一、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引用的情况下，无论引用一般条款得出的结论，与引用具体规定得出的结论是否一致，均不能引用一般条款；第二，通过类推适用等具体的漏洞补充方法能得出结果的，无论与引用一般条款得出的结论一致与否，均不得引用一般条款。

第十二条（规范竞合的处理）

同一问题，法律有不同规定的，上位阶的法律优先于下位阶的法律适用、特别法优先于

对依前述方法得出的结论，还须与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比较，以使其结论

不同的法律对同一事项，可能会有不同规定，这就是规范竞合的问题。当不同法律规范同时存在时，应引用其中哪个规范，也是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之一。一般来说，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但是，事实上情况并非总这么简单。因为新法可能是上位法，也可能是下位法，可能是一般法，也可能是特别法；反之，旧法也同样有类似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就不那么容易判断了。不过，总的来说，不同规范的冲突都是由于“新法与旧法”、“一般法与特别法”、“上位法与下位法”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冲突，而在特定的比较中，还是可以通过分析，将这几对不同性质的冲突最终化解为某一对性质的冲突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容易判断到底哪个规范应当优先适用了。

1由于新法、上位法均优于旧法、下位法，同时二者均为一般法，因此前者应当优先于后

2虽然新法、上位法均优于旧法、下位法，但是特别法却优于一般法。在此情形下，需要结合新的一般法的立法目的来判断，如果新的一般法改变旧的特别法是有意为之，则说明立法者是有意废弃旧法的，因此，特别法虽然符合旧法的精神，却与新的一般法精神不一致时，应当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新法、上位法、一般法优先适用。如果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之间的不一致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立法的疏漏所致，则说明新法不一定有废弃旧法的意思，二者存在冲突的，应当首先寻求通过合理的解释使二者协调一致，消除矛盾；如果

3在此，虽然下位法是新法，但是当该法与旧的上位法冲突时，仍然应当适用上位法，4虽然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下位法却不能优于上位法。但是当下位法同时也是特别法时，就不必再考虑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问题，剩余的实际上就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竞合了，而依照一般的规范竞合处理原则，特别法应当优于一般法适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法、下位法、特别法要优于旧法、上位法、一般法适用。

其余的情况一般也都是可以最终化解为一般法与特别法，或者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前述的分析方法也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规范竞合情况下，也还要重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方法和合宪法性解释方法的运用，以求维护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内容的协调统一。因为，两个特定的上位与下位规范之间的差异，在众多规范位阶之中可能只是处于整体规范位阶的较低层次，其上位规范仍然可能与更高级规范的立法目的不符合，因此，不能僵化看待；同样，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差别，以及新法与旧法的差别也

第三节 实体权利的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在具体诉讼中，除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有明文规定外，审判人员应根据相关实体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义务是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但是，在一个具体的诉讼中，需要举证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诉讼各方主张和抗辩的进行，举证的主体总是有可能变更的；此外，在不同的诉讼中，当事人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诉讼当事人要承担完全证明的责任，而有的诉讼当事人则仅需要承担初步证明或者提供表面证据的责任。因此，这样一个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而且，程序法主要考虑的是诉讼如何公正进行的问题，它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仅仅是从抽象的角度考虑，规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证据，而不可能考虑到每一种案件中具体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比如主张违约责任的债权人应当如何举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债权人如何举证等等，程序法并不特别注重考虑这些权利的内容在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需要不同的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则来处理。可见，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程序法的规定固然重要，但从实体法的规定本身来探求，也是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往往要结合程序法规定的规则和实体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才能够较好地处理。这一点过去我们注意的可能不够，今后应当给予足够的重

从实体法的角度分析，可以把实体法的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实现妨碍和权利受到限制四种基本类型，其中，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是被最广为接受

第十四条 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一方，应当就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中所谓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于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要求。如一般的过错侵权责任诉讼中，原告的主张就是他有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权利要产生，就需要具备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侵害行为，侵害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有过错以及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些事实，只有证明了这些事实，才符合实体法上关于侵权行为成立的要件要求，也才是最终完成了程序法上的举证义务。缺少了前述几个构成要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说明原告主张的权利已经产生，也就是说原告的主张在诉讼中是不能成立的。同样，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原告同样要按照实体法关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规定分别举证。对于主张违约救济权利的，也要区分是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继续履行请求权等违约的其他救济权，然后再确定不同的按照不同的实体权利的构成要件来分析举证责任的承担，正是我们草拟本《指南》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对于主张各种具体的实体权利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我们将在本

第十五条 主张权利消灭的一方，应当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不存在的事实的主张是不可能举证的，因为举证就是通过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展示出来，使人知晓某些事实的存在，而对于本来就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要求说它不存在的人来举证的，要求否认事实存在的人举证该事实不存在，是违背人的客观认识规律的。而主张权利消灭的不同于否认某事实存在的主张，它的前提必然是权利曾经客观存在过，因此，对于主张权利已经消灭的一方来说，他所要证明的就是曾经存在过的权利，现在客观上已经不再存在了。如一方主张依照租赁合同，他对作为租赁物的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对方的反驳则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已经消灭，因为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已经超过，他已经不再享有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权利。此时，出租方只要证明原来的租赁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即可（如

当然，针对不同的权利，其消灭的情形也各不相同，如物权的消灭与债权的消灭就各有不同的情形，继承权的消灭和财产权的消灭也有不同之处，在具体的案件中，还是要根据实体法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此外，除了权利消灭规范以外，还有权利妨碍及权利受制规范，这两种类型实际上与权利消灭规范类似，也要由主张权利妨碍

第十六条 法律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依该特别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举证规则中，立法者也会对一些特殊的问题作特殊的考虑，规定一些不同于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别规则。比如，最高法院关于《民诉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关于产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同于一般举证原则的责任分配方式，必须是在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其他明确的法律依据时，才可以适用，法官无权决定在个案中适用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第四节 案件的评议和裁判

第十七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对案件当事人诉请的请求权基础的固定、举证、质证的过程，以及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对比情况等问题进行评议，并得出裁判意见。

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是合议制的审判方式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在有些法院还存在合议庭合议流于形式化的情况，这对于提高案件的质量是不利的。为此，就需要结合对合议庭评议笔录的形式要求，真正促进合议庭功能的发挥，促使合议庭成员就案件进行认真、第十八条 经过审理，法官应当对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与相应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进行对比，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出部分支持、不予支持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判。

本《指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办案法官在办理案件时，注意将实体法对权利构成要件的要求与举证责任结合起来，最终确定权利的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并得出裁判结论。因此，最后的环节就是要把查明的事实和权利的构成要件进行对比。当然，事实与权利构成要件对比的结果，可能有多种情况，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部分支持、不予支持或者驳

第十九条 裁判文书应当反映案件请求权基础的固定，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法院认定证据的理由，以及引用特定法律的理由，以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能够了解案件裁判的过程

但简易案件的裁判文书的制作可以不受本条第一款的限制。

裁判文书制作的好与不好，最起码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案件处理的基本过程，能否使人通过阅读裁判文书就能弄清案件的事实以及裁判的理由。而是否需要说理细致、分析入微，则要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以及在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是否较大等决定，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当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相对简单，不必每个要素都具备。第一编 合同纠纷的办案要件指南 第一章 违约纠纷

第一节 总述

第二十条 本章所指违约纠纷限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及《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所涉及的，合同一方要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纠纷。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所谓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作为该权利的内容的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履行行为间接取得。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各种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也不尽相同。所谓基于违约的请求权，是指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得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本部分探

第二十一条 违约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应围绕下列要件事实举证：

（一）当事人间是否存在有效合同；

（二）当事人是否有违约行为，抗辩事由；

（三）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

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合同并未成立或者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则当事人间便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便不能行使违约请求权，只能考虑行使缔约过失请求权或者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

2行为时，另一方当事人方可行使违约请求权。违约行为一般表现为下列形态：预期违约、完

34人可以选择行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请求权。不同形式的违约请求权，除必须具备前段所述的法院在确定了当事人的请求权性质以后，要逐一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其

第二十二条 合同当事人一方认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违约的，一般应当举证证明：

（一）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有效合同；

（二）对方当事人有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事实。但主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的义务为积极义务的除外；

（三）具体违约的责任承

从实体法上看，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是严格责任原则，即原告主张被告违约的，无须说明被告还存在过错等情形，只要说明被告没有履行合同就足够了。而被告也不能以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只能以存在不可抗力、原告自己有过错等有限的理由抗辩。

因此，一般情况下原告认为被告违约的，只需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有效合同，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即可。由于合同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对积极的履行义务，如果被告没有履行该积极义务，原告对被告没有履行合同这一不存在的事实显然无法举证，比如依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钱款而未支付的，原告是无法举证的。所以，《指南》同时明确，对原告主张被告不履行的是积极合同义务的，仅须主张而不是举证证

当然，这里仅仅是针对一般情况下违约纠纷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所做的分析，在具体案件中，根据原告主张违约责任的类型不同，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各

第二十三条 相对方否认对方违约请求权的，应举证证明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特定抗辩事由，该请求权已受制、阻碍及消灭的要件事实。

在违约诉讼中，被告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反驳原告的主张。被告的抗辩一般须从原告违约请求权存在受制，阻碍及消灭事实的角度提出。具体可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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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事由以外，被告还可能提出多种抗辩事由。归类分析的话，可以大致分为履行抗辩和免责抗辩。其中履行抗辩包括同时履行抗辩、先履行抗辩和不安抗辩（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九条）。免责抗辩事由则主要是指不可抗力的免责及原告自己不履行协助义

第二节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第二十四条 请求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方提出双方间具体合同载体证明成立的，除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既定情形外，可先推定双方间存在有效合同。

合同关系的存在，是当事人行使违约请求权的前提。故行使违约请求权的一方应举证证明双方间有具体的合同关系。至于合同的成立与有效，往往涉及诸多因素，如要请求权人一一举证证明，则诉讼尚未进入正题，可能已经变得漫无边际，为此，这里明确仅须请求权人提出双方间具体合同载体（书面、口头或电子媒介）证明成立，即可先推定该合同成立并有效，但《指南》第29

第二十五条 否认存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合同载体证据

当违约请求权人提出具体的合同载体以证明双方间存在合同关系后，如相对方对此予以否认，则须举证证明该合同载体不具有证明效力。否则，当违约请求权人所举合同载体

当然，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是否存在合同这一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仍应由违约请求权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 否认双方就合同成立达成一致的一方当事人，应举证证明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承诺不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要件事实。

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就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主张违约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只要提供书面合同或者已举证证明双方间的口头合同，即可以认定双方间存在合同关系。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否认合同成立，则有责任举证证明合同不成立的事实。该当事人应就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要约，承诺不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要件事实提供

第二十七条 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生效条件的，应就合同不生效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

合同的成立不等于合同的生效。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因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一般来说，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或者当事人约定了生效条件的，则合同自生效条件成就时生效。而且合同法还规定了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形，因此被告否认合同生效的，应当举证证明下列事实：（1）该合同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别生效要件。例如有些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方可生效。若当事人间的合同未按规定经过批准，则该合同不生效；（2）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生效要件未成就或者生效期限未到来。

第二十八条 主张合同为可撤销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合同撤销权产生的要件事实。主张对方当事人已经丧失合同撤销权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认定当事人间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并予以撤销或变更。

合同法规定了三种可撤销合同：一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二是显失公平的合同；三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对于可撤销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因此当事人主张合同为可撤销合同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下列事实之一：（1）存在重大误解；（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3）对方有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损害国家利益，则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主张对方当事人已经丧失撤销权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当然，对于法院而言，当事人提出的是变更申请的，法院不得撤销合同，当事人提出的是撤销申请的，法院不得变更合同。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得行使违约请求权或者合同解除请求权。

如果合同属于应该无效的情形，人民法院要主动确认该合同无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主动审查合同无效，是以合同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违反了公序良俗为前提的，不能过于扩大合同无效的范围，否则人民法院的负担将无限加重，尤其是最高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人民法院主动调查取证的范围有了很大限制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合同是否无效，一般情况下是以当事人提供的已有证据为基础的，即根据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宣告合同无效，而不是自己去查证

但是，也要注意到由于我们对合同无效制度还缺乏更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导致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已经比较严重地干涉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并进一步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应当注意避免的。目前，我们应当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相关规定，不要轻易扩大作为确认合同无效依据的强制性法规的范围，即使在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也要注意分析特定

第三节 违约行为

第三十条 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预期违约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方的行为符合《合同

存在违约行为，是违约请求权成立的第二个前提。违约行为表现为多种形态，预期违约是其中一种。这是合同法在借鉴英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增加的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所谓预期违约，也称为先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是明示毁约；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是默示毁约。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预期违约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一）合同义务内容：

（二）对方当事人在履行

第三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当事人完全不履行合同构成违约的，应当举证

但合同约定的义务为积极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否认未履行的，则应当由其提供证

完全不履行是指一方当事人一直到诉讼前仍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属于一种根本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守约方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除合同义务属积极义务外，应当由主张未履行合同

第三十二条 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构成违约，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迟延履行的要件事实。

迟延履行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后履行合同义务。它属于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主张对方迟延履行构成违约的，应当举证证明迟延履行的要件事实。

第三十三条 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构成违约的，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说明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同，只是履行合同的内容不完全或者完全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在此情况下，主张对方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对对方已经履行的部分存在哪些瑕疵承担举证责任。其具体类型包括履行质量不符合约定、履行方法不适当、履行地点不适当、部分履行以及其他违反附随义务的行为等。如果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则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否则亦构成违约。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给对方造成损

第四节

第三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相对方抗辩认为该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的要件事实。

继续履行请求权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意味着判决的结果是强制被告继续履行，而被告能否继续履行，也要考虑该履行行为是否可以强制，即要考虑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以及在事实上是否可能两种情况。比如被告将房屋一房二卖并且为后一买方办理了过户手续，且后一买方亦为善意的，则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在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方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除了要审查上述要件外，还要具备该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要件。如果该合同实际已不可能履行，则法院便不能支持当事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而且即使法院这样判决，在第三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相对方主张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该履行瑕疵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要件事实。

采取补救措施请求权的成立，不仅要具备前两节规定的要件外，还要具备一个要件，即当事人对其履行的瑕疵可以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如果当事人的履行瑕疵不能补救，例如合同标的的质量存在严重缺陷不能修复等，则不能支持当事人的采取补救措施请求权，只能考

第三十六条 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支付违约金的，应当举证证明合同对违

相对方请求调整违约金的，应当举证证明对方主张的违约金应予调整的要件事实。

当事人行使支付违约金请求权的，除了要举证证明合同的存在、违约行为的存在外，应当举证证明：（1）当事人对违约金有约定；（2）合同无约定时，法律对此类合同的违约金有规定。请求法院调整违约金数额的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违约金明显过高或过低。法院不

第三十七条 一方当事人拒退定金或者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对定金的约定、定金已实际交付的要件事实。

当事人行使支付定金请求权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1）当事人对定金有明确的约定。即定金合同虽然属于从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但也是一个合同，因此定金合同存在与否是拒退定金或者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前提；（2）定金已经实际支付。定金的实际交付是定金合同的成立要件，定金未实际交付的，定金合同不成立，当然也没有约束力。不过，定金的性质如何在此类纠纷也十分重要，因为“定金合同”约定的“定金”性质有违约定金、成约定金等多种，只有确定了定金的性质，才可以确定是否适用定金罚则等。当然定金性质如何不一定是主张定金请求权一方的举证责任，也可能是对方提出抗辩时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应当举证证明其遭受的损害以及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事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1）因对方违约而受到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2）其受到的损害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其损失系由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当然，从被告的角度来看，他也可以以原告的损害超过了其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范围等理由来抗辩。

第二章 合同解除纠纷的办案要件指南

第一节

第三十九条 本章所指的合同解除纠纷是指同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权，以及合同一方对另一方依《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的行为持有异议，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

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包括事前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和事后协商解除合同。当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依《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除合同。事后协商的解除即《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之内容，双方如不能协商一致则不能达成合同解除的后果，因此不可能为此提起合同解除权诉讼。法定解除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合同一方行使该合同解除权时，相对方可能提出异议或不予理睬，解除权人为使合同解除的状态得到确认而可能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有的合同相对方在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继续履行合同的。审判实践中也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对方在提起违约之诉的同时，要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但合同解除溯及既往的，合同解除权与违约请求权不能并存）。

第四十条 合同解除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应当围绕下列要件事实举证：

（一）当事人间是否存在有效合同；

（二）合同解除权是否产生、消灭或者可实现。

合同解除纠纷的争议焦点往往集中在合同解除权是否已经产生，合同解除权是否已经消灭，或者合同解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否可行等方面。因此，当事人主要也应当围绕上述事实举证和辩论。

第四十一条 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一般应当举证证明：

（一）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有效合同；

（二）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的要件事实；

（三）权利人行使解除权的要件事实。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解除权人可以通过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而不是都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才能解除合同。但是，解除合同所需的条件具备后，合同也不是当然解除的，解除权人还须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将该意思表示通知对方，方能发生解除的效果。因此，在诉讼中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一方，就应当对已经发生合同解除效力所要具备的前述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解除合同的通知以口头形式作出的，只要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也是可以的。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诉请法院“依法解除合同”，这种主张实际上既有解除权人尚未行使解除权，而以诉讼方式替代解除通知而诉请解除合同的，也有表面上是要求“依法解除合同”而实质上是要求法院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形。因此，当事人的意思到底是要确认合同已经解除，还是要求解除合同，要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表示出来的意思来综合

第四十二条 相对方否认对方合同解除权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合同解除权已受制、阻碍及消灭的要件事实。

根据实体规范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要求，主张权利已经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因此，否认合同可以被解除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就其否认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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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之前，合同因清偿、期限届满、债的抵销等原因而终止，合同解除权当然也不能再行使。当事人以此作为抗辩理由的，也应当举证证明合同终止事实的存在。

第二节

第四十三条 行使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应举证证明双方间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效力形成争点的，具体证明责任范围的确定适用本《指南》第二十

双方当事人间存在合同关系是合同解除权成立的前提。关于合同关系效力争点的审理问题，请参阅《指南》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九条规定。

第四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依《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须举证证明合同约定的肯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的要件事实。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指的是附肯定的解除条件，即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合同一方即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况。依照本条规定主张合同解除权，必须证明双方对该肯定条件有约定，该约定可以体现在原合同的条款之中，也可以是另行订立的条款。但该约定的内容必须是明确的，否则应视为没有约定。在此发生的纠纷一般有两类：一是对条件是否已成就

就前者而言，主张条件成就的当事人须证明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以此说明其合同解除权已产生，否认条件成就的当事人则无须对此举证。法官可以据此明确各方的举证责任。就后者看，解除权所附的解除条件必须符合以下特点：首先，该条件是否成就是不确定的。如果将一定会发生的事件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则该合同实质上为附解除期限的合同，当期限届满时合同自然终止，不涉及到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问题。其次，该条件的约定应当合乎法律规定，不得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出现。如果当事人对约定的条件本身产生争议，则属于如何解释合同的问题，法官须运用合同解释的有关原则，探究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探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约定的内容作出确认和

第四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依《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举证证明该条所规定的各款解除条件已成就的要件事实。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合同的五种情形。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举证证明该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具备时，即可解除合同。

第四十六条 以发生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须举证证明不可抗力客观存在，并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要件事实。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理解应包括自然灾害、战争、政府行为、社会异常现象等。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不可抗力的范围作了约定，当事人主张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应当对发生的不可抗力事实负举证责任。当然对于不可抗力的具体举证内容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如不可抗力在特定范围内属于人所共知的，则提出主张方一般只需要指出该事实即可，不必特别深入、细致的提供证据。但在合同当事人分处异地的情况下，是否发生了不可抗力，往往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中政府有关部门的此外，只有当发生的不可抗力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当事人才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如果不可抗力只是影响到合同的履行期限、影响合同次要义务的履行等等，不能以不可抗力的名义滥用合同解除权。因此，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当事人，还应当证明不可抗力的发生确实使得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

第四十七条 以对方预期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须举证证明对方确有预期违约的情形，以及该预期违约将导致合同主要义务不能履行的要件事实。

在一方当事人预期违约时，对方当事人不必坐待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再向对方主张补救，这也是通过赋予守约方一些权利，以避免其损失扩大的一种积极的救济措施。但是，对于未影响到合同主要义务履行的预期违约行为，守约方一般也只能行使履行抗辩权，而不能解除合同，只有预期违约行为使得合同的主要义务已经不能履行的，才可以对等的允许守约方解除合同。因此，以预期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须证明前述两个要件事实的存在。

第四十八条 以对方迟延履行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须举证证明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要件事实。

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时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合同，即为迟延履行。需要注意的是，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通知与催告已经迟延履行的债务人的催告是有不同法律意义的，不可混淆。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债权人须首先通知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当债务人在该期限到来仍未履行时，债权人方可催告其履行。以迟延履行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虽然有些时候会因迟延履行的属于消极违约而不能举证，但对积极违约行为还是可以举证的，同时，由于在此情况下行使解除权还需要催告，因此，如果能够举证已经催告的，则由于催告产生在迟延履行之后，因此，也可以作为证明对方迟

当然，合同解除权人催告迟延履行方履行的宽限期应当合理。如果当事人对该期限

第四十九条 以对方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须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的要件事实。

篇6：反贪案件办案经验总结

加强反贪基础工作作为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院的实际情况看，以往重视办案，轻视基础工作;重视短期效益，忽视长期建设的倾向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狠抓反贪基础工作，一是要加强案件信息库建设。改变单纯依赖个人掌握信息，干警调动导致信息缺失的局面。将近几年的办案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规定一定的格式，分门别类进行登记整理。二是加强线索信息库建设。将已办案件进行梳理，以发现对未来办案可能有用的线索;将行政执法备案材料进行登记，以发现执法不公，执法违法后面的职务犯罪线索;将近年来获取的线索进行整理入库，以求产生新的效益。三是加强内部科室之间信息交流。定期和举报中心进行线索信息交流，保证信息不遗漏;主动和公诉、监所科室进行沟通，留意司法工作人员的犯罪线索;专人和各点负责人员联系，保证每次到对口单位走访前有任务，走访后有反馈。

二、质量数量并重，通过办案树立检察权威办案是反贪工作的生命线，是其他工作的总目标。一是要保证办案数量稳中有升。在发掘案件线索的同时，继续对教育、卫生、电力等垄断行业、热点部门进行深挖，关注重大工程项目，从窝案、串案上下功夫，根据高检院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同时关注商业贿赂案件。二是在案件质量上下功夫。增加大要案在所办案件中的比例，对于可能办成的大要案，要集中力量突破，不轻易放过任何相关线索。加大查办现职领导干部要案的力度，力争通过一定数量的这类案件，产生震动效应。树立证据意识，无罪推定观念，保证无错案。三是增强依法独立办案的能力。在坚持党组领导，重大案件党内请示制度的同时，增强自行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增加独立办案数量在所办案件中的比例，对于自行发现的现职领导干部要案，减少对纪委“双轨”等措施的依赖，提高在法定时间内突破案件，运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能力。

三、依靠制度保障，严格规范化建设和办案安全措施

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反贪工作的规范办案和安全办案问题日益受到外界关注。一是严格程序规范。坚决杜绝在12小时时限上打“擦边球”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进一步规范同步录音录像。二是严格制作法律文书。杜绝先采取措施后补签法律文书的行为，纠正调查笔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混用的情况。坚持笔录两人以上制作的规定，重点关注首次讯问笔录的制作。明确承办人员对法律文书的保管责任，及时将文书装订成册，杜绝丢失现象的发生。移送逮捕、移送起诉的案件，保证文书齐全，证据到位，避免再次补送情况的出现。三是加大办案安全保障的力度。继续保持无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的状况，建立对被初次羁押人员进行初步身体状况判断或检查的制度。落实办案安全责任制，对每名犯罪嫌疑人保证两名以上办案人员不间断进行监管，杜绝被羁押人员自杀、自残或逃跑情况的出现。谨慎对行贿人等使用强制措施，切实保证涉案人员的权利。

四、注重队伍建设，加大培养反贪人才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