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auv研发综述

第一篇：国内auv研发综述

国内药企最佳研发十强

“国内最佳研发产品线”十佳工业企业评选结果出炉

更大到更强，这是中国人的期盼和目标，也是医药人的梦想和努力的方向。如今这一梦想正落在一个个新药的蕴育中，医药研发领域正在从量的积累向质的突跃发生转变。 为了更敏锐地发现中国医药研发领域的竞争优势，发现中国医药最具发展潜力、最贴近市场需求、最融合默契的科工一体，发现最具战略谋划和发展眼光的领袖企业，挖掘引领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未来新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组织专家成立了评选小组，对国内制药行业进行了首届国内最佳研发产品线十佳工业企业的评选。此次评选，不仅是医药行业的开创之举，同时，将对中国医药市场和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将在品种创新与品牌提升中得到优化和发展。

2010年8月18日，在上海宾馆举行2010年(第27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暨首届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发布会上，会议承办方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信息中心)首度权威发布了“国内最佳研发产品线”十佳工业企业榜单。他们是： 第一家

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医药上市企业，是国内最大的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和生产基地，国家定点麻醉药品生产厂家。该公司的研究中心被评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重大新药创制”孵化器基地，并建立了 国家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承担多项国家级科技专项项目。

据《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30件(17个品种)，全部为3类及以上新药，其中一类新药11件，2类新药1件，3类新药18件。主要涉及抗肿瘤药、骨骼与肌肉用药、麻醉及其辅助用药、内分泌及代谢调节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

持续的创新，必将巩固其在抗肿瘤药物、麻醉药品、内分泌系统用药等核心领域的竞争优势，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公司必能践行“为民众创造健康生活”的承诺，并将在其国际化的征程上越走越远。 这就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家

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始终执着、专注于肝病药物的研发，连续推出8个肝病治疗新药，以甘草制剂为主的天然药物的研发和应用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此外，还参与国家科技部“863”科研攻关项目，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业从事肝病药研发的博士后工作站。

据《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40件(17个品种)，3类及以上新药29件，其中一类新药5件，3类新药24件。除肝病用药外，主要涉及领域还包括抗肿瘤药、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用药。

专注肝病用药的创新传统和不断累积的研发优势给公司带来了多元化发展的契机，使其综合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相信公司的明天会更美好。 这就是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家

一家以药业、酒业为主导产业，集研发、生产、经营、投资、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企业定位成为“全球通用名药中国制造商”，以“多品种为核心、大产能为基础、大营销做支撑，带动大品牌的建立”为主导赢利模式。

全球化视野带给公司一系列研发契机，《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44件(25个品种)，除1件5类药申请外，其余全部为3类及以上新药。涉及治疗领域广泛，包括心血管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抗肿瘤药、抗感染药等。

全球化的视野，使公司能够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做到“仿创结合”，企业的定位和赢利模式在战略上保证了未来的医药市场对于公司来讲是大有可为的。 这就是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家

始创于1956年的公司秉承“执著药物创新，成就健康梦想”的使命，致力于整合药物研发与生产资源，企业通过美国FDA、欧盟EDQM、澳大利亚TGA、韩国KFDA等官方认证的品种达40多个，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08年以来CDE受理海正药业的新药申请14件(7个品种)，其中一类新药2件。主要涉及抗肿瘤药物、呼吸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抗感染药物等多个治疗领域。

截至2010年6月底，该公司已累计向SFDA药品审评中心递交各类申请批件327件，涉及15个治疗大类的126个品种。其中：2009年以来递交审批的批件数达65件。 注重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说是公司腾飞的基石。 这就是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家

公司主要从事肿瘤、心脑血管、感染等疾病治疗领域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依托”的创新发展战略。 《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14件(10个品种)，全部为3类新药。主要涉及抗肿瘤药物、感觉器官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

截至2010年6月底，齐鲁制药已累计向药品审评中心递交各类申请批件250份，涉及16个治疗大类的94个品种。其中：2009年以来递交审批的批件数为33件。

公司专业高效的研发能力为其未来发展建立了合理的在研产品线。“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成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愿望。 这就是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第六家

创建于1971年，经过多年积累和创新，现已形成中西药并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并举，覆盖抗微生物用药、心脑血管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等领域10多种剂型、100多个品种的多元化产品体系。

《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50件(28个品种)，以3类新药申请为主(48件)。主要涉及心血管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

截至2010年6月底，已累计向SFDA药品审评中心递交各类申请批件516份，涉及18个治疗大类的208个品种。其中：2009年以来递交审批的批件数达62件。

公司 “科技兴企”、“科技强企”的发展道路，实施“三高一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容量和疗效独特)的新品开发战略，每年用于技术创新与开发经费支出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5%以上，形成“立项一批、研发一批、储存一批”的良性研发循环。 这就是扬子江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家

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及原料药兼产的综合制药集团，始终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市场为中心，以科技为先导”的经营指导思想。重视新产品研发，“保持化学制药的优势，大力发展中药，做强生物制剂”是公司的发展目标。近年来，公司每年用于科研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

《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51件(25个品种)，其中3类及以上新药申请29件，1类新药申请1件。主要涉及心血管系统用药、抗肿瘤药物、抗感染药物等多个治疗领域。

截至2010年6月底，已累计向SFDA药品审评中心递交各类申请批件350份，涉及18个治疗大类的111个品种。其中：2009年以来递交审批的批件数达74件。 这就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家

成立于1995年3月，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拥有7家通过GMP认证的现代化药品生产企业，2家全国性的药品营销企业、1家药物研究院，拥有员工近4000人的新型药业集团。

据《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7件(4个品种)，均为3类及以上新药，其中一类新药4件，三类新药3件。主要涉及消化系统用药、骨骼与肌肉用药、心脑血管等治疗领域。

公司的新药研发以市场为导向，聚焦于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创新药或中国市场上首先研制的品牌非专利药。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努力，正向着他们的企业目标--“成为中国创新药物开发的领先者”稳步前进。 这就是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第九家

一家集医药、精细化工和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市场推广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高科技民营企业。是目前全国质子泵抑制剂品种最多的公司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质子泵抑制剂注射剂生产基地之一和全国抗肿瘤药品种最多的公司之一。

据《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的新药申请13件(8个品种)，均为3类新药。主要涉及消化类、抗肿瘤类、抗生素类等治疗领域。

公司始终秉承“以研究为源，以健康为本”的理念，依靠科研力量研制、生产自己的特色产品-----抗肿瘤药和质子泵抑制剂，并且通过规模化的专业生产和卓越的研发能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这就是南京奥赛康医药集团旗下的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第十家

集医药研发、制药工业、药品分销、医药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医药上市公司，拥有从医药上游到终端的生产、销售、物流、终端四大业态资源。截止2008年底，公司拥有总资产36亿元，年销售规模突破100亿元。

据《中国新药审批监测系统》监测，2008年以来CDE受理该公司旗下的3家控股公司的新药申请23件(13个品种)，3类及以上新药11件，5类新药11件。主要涉及头孢菌素类、抗肿瘤药和消化系统用药等治疗领域。

公司的制药事业部以市场为导向，在优势领域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引进合成和制剂的尖端技术，加强多项药学科研活动，基本覆盖了新药开发的各个环节。相信在未来，“做中国头孢品规最全、品质最好”的目标将不断推动着公司的前进。 这就是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篇：国内校本课程研究文献综述

一、校本课程的历史发展与意义功能

1、 校本课程的概念

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的描述性定义：校本课程是指学校在保证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基本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而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1]

2、 新课程运动的失败和校本课程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世界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新课程运动。运动强调统一的国家基础，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课程标准和内容，强调科学教育，培养精英型人才，但课程改革失败了。随着新课程运动在实践中的严重受挫，人们越来越发现中央课程开发机制的先天不足是导致新课程运动难于成功的主要原因，纷纷开始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关注焦点开始从专家转向学校和教师。人们终于发现，如果要更好地满足广大课程使用者的需要，只有“基层创新”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即只有教师积极参与他们自己课程的开发，才能使所开发课程在学校真正扎下根来。结果是，直接起因于学校及其学生与教师需求的校本课程开发逐渐复苏了。[2]

3、校本课程在我国的发展

国内最早的关于校本课程的文章出现在1999年。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2001年6月又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4、校本课程的意义

以前，全国中小学共用一个教学计划，一个教学大纲，一套教材，并且都按照升学的需要办成一个模式。因而培养出来的人也都是“千篇一律”、“千面一人”。缺少批判、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3] 我国地域广博，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对人才的需求规格也不相同。另外，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国统一课程要求的贯彻实施。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相比，学生的文化素质更高一些，如果用统一的国家课程去教，就会造成发达地区的学生吃不饱，落后地区的学生吃不了的现象。而校本课程的开发正好可以弥补国家统一课程的这一缺陷。[4]

5、校本课程的功能

校本课程的根本功能是育人，这种育人功能表现为校本课程具有培养富有主体性的个性、全面发展且主动发展的学生的功能，且有塑造研究型教师的功能，具有造就专家型校长的功能，还具有彰显学校特色创设特色学校的功能以及对学校和社会的统合功能。同时，它还具有针对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个体或群体的指向、激励和评价等功能。[5]

二、国内校本课程开发理论研究成果

1、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

“校本课程开发”(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是在学校现场发生并展开的，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和基本精神为指导，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由学校成员自愿、自主、独立或校外团体或个人合作开展的、旨在满足本校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课程改革的过程。

2、 校本课程开发的程序

校本课程开发过程包括建立开发组织，然后进行现状分析、设定课程目标、编制方案、课程审议、实施与评价等。[6]

3、 校本课程开发中的理论

(1)教育哲学

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是一种课程开发的方式，而且更是一套价值观念和教育哲学，校本课程开发是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学生的需要，提倡因材施教及个别化教学，强调儿童的多元化发展，重视儿童的积极主动参与、合作伙伴互动、集体民主决策、自主权和个人解放等，这些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哲学的取向。[7] (2)后现代课程观

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多尔以自组织为核心概念勾画了后现代课程理论的框架。开放性是后现代的根本特点。系统是自组织的，在湍流、耗散甚至混沌的环境之中具有转变的能力。转变、多重解释、可供选择的模式化成为理解和构建意义的基础。多尔认为：课程是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是那种预先设定的课程。自组织是指自然或客观事物本身自主地组织化，有序化的过程。多尔提出课程要利用自组织，课程的学习者需要对所研究的材料有足够的理解，并有足够的信心既能解决、解释分析和表达所呈现的材料，又能以富有想像力和离奇的方式与那些材料游戏。因此这就要求课程应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并且需要达成一种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只有当环境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开放性以便促成多重用途解释观点时，干扰才能够引起自组织。 [8] (3)实践课程模式思想

施瓦布与斯腾豪斯“实践课程模式思想”强调实践的课程哲学思想的终极目的是实践兴趣，它把教师和学生看作是课程的主体和创造者，强调课程开发的过程和结果，要求通过集体审议来解决课程问题，强调教师即研究者，发展了反思性探究方法。[9]

4、 校本课程开发的影响因素

(1)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最基本的校本课程开发因素，是其他资源得以发挥作用的媒介和载体，校长和教师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操作者和实施者，应该充分挖掘潜力，发挥其作用，课程专家、家长、社区人士也是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人力资源，不能忽视。校本课程开发需要许多现实性的支持条件，其中教师素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开发高质量的校本课程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科学的课程意识、娴熟的课程开发技术、精诚合作的精神以及行动研究的素养。[10] (2) 理论与技术

在课程开发过程中，课程制度观、课程价值观、课程类型观、课程开发观等理论，课程开发的原理和技术以及教育科研方法成为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技术支撑。[11] (3)信息和资源

在开发课程的过程中，要拥有与校本课程开发相关的信息和资源，包括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最新进展，课程改革的前沿信息，国外校本课程开发的最新动向，国内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的发展动向，我国课程改革的信息，中考与高考最新情况，学科教育发展的最新走向。

(4) 政策与行政

校本课程政策的支持、师资培训制度的支持、考试与评估制度的支持、行班命令的支持是校本课程开发政策和行政支持系统。[11] (5) 资金

校本课程开发需要一定的专用经费和物质保障，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在这方面给予支持。[12]

5、 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

(1) 评价观

传统的评价观以纸笔考试为主，过多强调结果，关注分数，过分倚重学科知识，过多强调共性和一般趋势，忽视了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以及学生在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这对学生的发展极为不利。校本课程旨在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个性的生长，而个性的生长本身是一个过程。同时，校本课程旨在学生的参与，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课程实施的重要基础。因此校本课程评价应强调过程性、个别化，不宜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应强调师生间、生生间的相互认同和鼓励。校本课程是从学生的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应把学习结果的评价权交给学生，引导学生自我评价，并把评价过程作为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在更高的水平上培养学生的发展能力。评价应立足过程，重视综合评价，做到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8] (2) 评价模式

校本课程评价可借鉴的课程评价模式是丰富多样的，如：斯塔克的回应模式、CSE评价模式、差距评价模式、斯塔弗比尔姆的CIPP模式、目标达到模式、外观模式、个案研究模式、错误分析模式、无目标评价模式、认可模式、阐明模式、替代经验模式、教学研究模式等。 [13] (3) 评价体系

对校本课程评价的体系包括对开发目标定位的评价、 对方案的可行性评价、对实施过程的评价、对实施效果的评价。[13]

三、国内校本课程开发实践及存在问题

1、国内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

(1)上海市实验学校——课程决策体制的转变造就了学校的成功

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实验学校就在实验班教学中开始了校本课程的开发，当时的课程停留在为必修课、选修课、实践活动编写讲义、裁剪拓展的水平，1986年以后国家和上海市的课程改革政策，让实验学校课程开发跨上了“长期使用”、“系统开发”的台阶，到90年代进入成熟期，学校开始出版成熟的教材，这些教材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高度评价，许多教材随之被六省市许多学校索取试用。上海市实验学校感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才需要，没有“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全国性的课程决策管理体制的转变，上海市实验学校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意义，校本课程也将失去生长的条件。实验学校的成功经验表明，校本课程以“多样性”来满足学生潜能发展、个性发展的功能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校本课程开发不仅使教师有了发挥专业才干的场所，而且也是培养教师、促进教师终身专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学校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学校社会职能的实现需要满足来自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校本课程开发则能够帮助学校全面实现课程的社会职能。[14] (2)上海市大同中学——合作与探究的校本课程开发

上海市大同中学1990年酝酿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知识论》课程，1995年秋季课程正式实施。该课程由多位教师联合开发和授课，《知识论》课程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反思的意识与能力的课程，课程范围包括语言领域、逻辑领域、数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科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价值判断领域、知识与真理领域等，一门课程实际上包括了多个领域的校本课程的配合开发。课程的开发实施不光在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能力方面取得成果，在教师成长、创建学校特色、加强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成绩。[15] (3)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 [1]

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实际上就是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锡山高级中学以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为指导，从选修课和活动课入手，进行了新的课程革新计划，建立了一种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1] (4)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层递进与全员参与

20世纪90年代，南师附中以“必修课程分层次教学改革实验”为切入口，逐步组织全校所有专任教师面向不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开发必修、选修、综合实践活动等校本课程，成绩显著。

(5)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依托地方和学校资源开发校本课程

武进高级中学将校本课程开发扎根于地方资源的沃土，利用常州经济发达，吴文化底蕴深厚，地方高科技集团，绿色农业示范区，春秋时期淹城遗址，中华恐龙园以及校内的资源，以“整合”为开发方式，以“尊重”为开发原则，以“发展”为开发目标，逐步形成了“生存方式与未来发展”、“异域文化与本土知识”、“科技进步与生态环境”三大主题，重点探索校本课程教材建设的新途径，最终使“合格+特长”的办学思想成为现实，得出了“走向校本天地宽”的结论。

(6)浙江省新昌中学——创新性校本课程开发[16]

浙江省新昌中学从开展创新教育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出发，贯彻知行统一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开发中以建构开放体系，强化德育功能，注重实践体验，弘扬学校特色为其运行机制，开发形成了学会适应、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管理、学会做人等五大系列的校本课程，最终在德育教育、创造教育和学科教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7)北京陈经纶中学——新课程背景下校本课程建设的实践

近三年来，陈经纶中学探索出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校本课程。他们把原来的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整合为基础性课程和校本课程两类。在课程开发中，学校将开发自主权交给教师，要求教师围绕学生主体进行课程开发，学校将学生对课程需求的调查结果提供给教师参考，为了利用校外资源，还实行对外的课程招标。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围绕学生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开发的校本课程分七大类：学科学习拓展性课程、科技发明探索类课程、学习生活技能类课程、体育技能类课程、报告讲座类课程、艺术类课程、活动类课程等。校本课程每门课七八个学时，每学期安排两期，系统性强的课程可两期连接。校本课程的评价以发展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为主，实行学分制管理。

(8)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发校本课程，办出学校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根据学校特点，构建了具有自身办学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形成了面向尖子生培养的提高性课程，有学科特色以扩大知识面为主要功能的拓展性课程，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科技、艺术、体育类课程，注重实践锻炼、动手操作的综合实践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个性特长得到发展，学习能力、活动能力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文体活动中得到高效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特长学生。[17]

2、 校本课程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教职工的工作时间不足，理论、技术、智能准备不够。目前的中小学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具有校本课程开发所应有的课程理论和相应技术，甚至在一些学校，很大一部分教师都没有与校本课程开发相应的智能准备，有的不熟悉课程开发的理论，不知道如何研制开发校本课程，再加上在职进修不能保证，这就使这些教师无法参与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从而给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5]

(2)一些学校为了应付校本课程的开展，并不是系统研究课程开发的理论，制定操作方案，仅指派个别教师进行课程开发，而且多为个人独自开发，开发的课程也较少，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18]

(3) 课程的开发并不是从校本课程的宗旨出发，内容停留在介绍知识的层面上，拼凑材料，把课程开发看成编一本书。[18]

(4)学生、家长、社区、课程专家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校本课程开发。学生的不成熟、家长的不支持、社区的不配合、专家的不充足都制约校本课程的发展。[12]

(5)考试制度制约着校本课程的发展。目前的高考和人才选拔制度制约了校本课程的开发。因为我们国家升学考试是学校的第一要务，学生、家长、教师都把考试看得十分重要，因而各级各类学科的考试与招生制度不改变，校本课程开发便很得到认可。[11]

(6) 经济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校本课程的发展。校本课程开发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许多学校无力满足。[12]

3、 校本课程开发的负面影响

(1)校本课程开发主要着眼点于学生、学校和社区的需要，往往会忽视学科领域和学科知识的核心，而且都按学生兴趣开设课程，容易走向兴趣主义，并且还会与学术性的要求产生距离。

(2)课程规划组织的权力下放给学校和教师以后，学校往往会忽视课程组织的共同、平衡原则，从而扩大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课程差异，这样国家对校本课程的质量难以控制，也难以检查基层学校的工作，从而会加剧学校与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不平衡，并给学生的转学流动等带来困难。

(3)校本课程要求注重内部评价，又强调学校之间较少可比性，因而常常导致评价标准不高，评价标准不严密等问题。而且由于国家统一考试的存在，这又会导致不重视内部评价，从而使内部评价不能按原初理念贯彻始终。

(4)校本课程开发较注重相关成员形成的共识，而不大注重甚至不愿承认课程开发中客观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亦不注重课程开发过程中的冲突处理和相异论点的磋商，从而使得形成的可能是一种表面上的或是书面上的共识，这自然不利于校本课程的真正的发展。[5]

(5)校本课程开发存在导致基础教育严重分化的隐患。办学基础好的学校可以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人才、资金优势，大力进行校本课程开发，以实现办学的目标和特色;办学基础差的学校，由于资金、人才资源缺乏，其独立开发出来的课程质量以及运用这些课程对学生进行授课的效果必然每况愈下。最终可能导致我国基础教育严重的两极分化。[19]

(6)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还存在教师开发能力的隐患，职业道德的隐患。校本课程开发要求开发者具有创新意识，但长期以来,学校和教师只是完全地执行指令性的课程计划,其成长和发展都处于传统的保守僵化的气氛当中,对课程的独立判断和开发缺乏积极性、创造性。为鼓励教师能够积极地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常把教师职称、奖金等评定同教师对课程开发的成果挂上钩。在利益的驱动下,必然存在部分教师违背职业道德盲目追求对“数量成果”的开发,导致许多劣质课程以校本课程为冠名,堂而皇之地走上课堂。[19]

(7)重复开发的隐患和加重学生经济负担的隐患。目前的校本课程一般都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和教师独立承担开发任务。这种“各自为政”的开发局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开发,给社会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国家、地方课程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优势,课程开发的费用较低。而校本课程主要面对的只是本校范围内的学生,学生基数太小,造成了课程开发的高成本。学生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受用者,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校本课程开发费用的承担者。显然,学生会因校本课程的开发而加重经济负担。[19]

四、校本课程研究中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1、加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可以通过政策倾斜来减少

校本课程开发体现了教育平等，但并不是说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教育不平等现象[20]，教育资源丰富地区发挥了资源优势，而资源贫乏地区相对更加落后。有人从农村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观念、经费、师资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政府要加大投入的观点[21]，但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解决的办法也多没有上升到国家要校本课程方面制定倾斜政策的高度，其实，不光是对农村地区，对所有教育落后和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都要加强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减小可能因校本课程开发而加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可以在如何制定和落实这方面的政策方面加强研究。

2、 多元智能理论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又一理论支撑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就主要方面来看，人类有七种主要的智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人类的认知本领需利用一组能力、才能或心理技能(即智能)来描述，而个体智能的差异在于拥有技能的程度和组合的不同。这就为校本课程开发多样性和面向学生不同智能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智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或社会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智能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脱离一定的文化背景，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智能所具有的情境性。多元智能理论提醒我们要形成尊重差异、各尽其能的学生观，要形成多样性、情境化的评估观。校本课程就是为不同智能倾向的学生的智能发展提供文化背景和情境的课程。[22]

3、加强校本课程开发学生需求分析

校本课程开发要考虑学生的需要和教师专长，但是目前校本课程开发实际上多考虑的是教师的专长，学生需求的分析大多停留在主观臆断的层面。校本课程开发要切实从学生的需求分析，分析学生的身心特点，开展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课程开发方案征求学生意见，课程评价和修订要提高学生的发言权。

4、教师校本课程开发工作量的核定

校本课程开发目前既然被认为是教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的一项新的本职工作，就应该将其工作纳入工作量的统计之中，以改变本职工作却以额外负担的形式出现，这样可以保证校本课程开发各环节的质量。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修订相应的制度，以保证工作量的认定，并可能开展校本课程方面的研讨交流，评选优秀课程，建立专项奖励和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 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本课程”个案研究崔允漷 教育发展研究 2000年02期

2. “新课程运动”与“校本课程开发”的此消彼长及其启示 吴刚平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1年02期

3. 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探索及其意义 吴刚平,王策鸿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0年04期

4. 谈校本课程的开发 潘学中 教学与管理 2000年08期

5. 论校本课程的正向功能和负面影响 顾书明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06期

6. 普通高中校本课程开发建议书 崔允漷 ,吴刚平 ,傅建明 当代教育科学 2003年22期

7. 校本课程发展的哲学取向及复生的原因 余志文 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03期

8. 后现代课程观与校本课程开发 李国良,宋永红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 2003年02期

9. 校本课程开发的思想基础——施瓦布与斯腾豪斯“实践课程模式”思想探析 吴刚平 外国教育研究 2000年06期

10. 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素养刍论 林一钢 课程.教材.教法 2002年03期

11. 论校本课程开发的支持系统 傅建明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年10期

12. 制约校本课程开发的因素 张学华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04年01期

13. 校本课程评价 林一钢,黄玉鑫 江西教育科研 2002年09期

14. 开发校本课程 促进学生发展——对上海市实验学校案例和其他国家经验的思考 张民选 课程.教材.教法 2001年05期

15. 合作与探究──上海市大同中学校本课程开发及分析张浩良,陈德生,杨明华,柳苇诚,周树发,姚晓红,傅建明,沈兰,崔允漷教育发展研究 2000年07期

16. 创新性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王力红 课程.教材.教法 2001年06期

17. 开发校本课程 办出学校特色 杨小村 中国教育学刊 2002年06期

18. 校本课程开发应防止“五化” 施玉昌 四川教育 2003年09期

19. 警惕当前校本课程光环下存在的隐患 林俊荣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03期

20. 校本课程开发与“教育机会不平等”辨 林一钢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2年04期

21. 农村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几点思考

22. 多元智能理论对素质教育的启示，郭陆军 现代中小学教育，2001年11期

第三篇：国内影子银行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影子银行体系，其构成与发达市场国家的影子银行也存在较大区别，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主要从监管较少或不受监管的机构和业务两方面展开。本文从中国影子银行的内涵、特征、类型、资金来源及运用、影响作用、潜在风险等角度，综述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文献，并提出规范其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中国影子银行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内涵 2010年12月15日，周小川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中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民间借贷机构等。刘煜辉(2011)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是银行机构不受监管或监管不足的证券化业务，以银信合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进行的“储蓄转投资”业务;另一部分为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则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把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各类私募基金、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地下钱庄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民间融资等纳入中国影子银行的统计范围。易宪容(2011)认为影子银行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理财以及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这种融资方式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同时认为尽管中国以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但变异形式的影子银行体系却在逐步发展，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信贷产品及个人理财信托产品等。

部分学者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则侧重于分析影子银行产品。王增武(2010)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影子银行产品为主，如(阳光)私募股权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保险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等。袁增霆(2011)认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应按照银行的产品线和业务线来梳理，如银行理财业务及产品，特别是资产池、委托贷款项目、银信合作的贷款类理财产品等

二、主要特征

周小川(2010)，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研究发现，中国影子银行总体呈现机构众多、规模较小、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杠杆化水平较低但发展较快的特征，其表现形式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区别。一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较小，运作形式也较为简单。如资产证券化尚在试点进程中未全面推开，信用衍生产品交易没有开展，因此产品和工具的复杂程度远比美欧等国低。二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率低，我国在杠杆率管理上非常谨慎，如商业银行不得为私募股权基金发放并购贷款。三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源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主要体现在民间金融、非正规的资产证券化、私募投资等监管灰色地带。 2011年8月20日，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在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归纳了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特征。从融资角度来看，中国影子银行大部分表现为信贷融资和股权股本融资这两类业务范围;从金融工具来看，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证券化程度较低，资金来源跟传统商业银行非常相似，且杠杆率较低;从业务属性看，中国影子银行是在实体经济背景下对商业银行一部分业务的替代，属于融资型影子银行而非金融交易型影子银行。

二、中国影子银行的类型及发展现状

(一)类型

文维虎、陈荣(2010)，邵延进(2011)等学者主要基于机构类型角度对影子银行进行划分，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有三大类：一是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这类机构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不组织吸收公众存款，而依据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这类机构主要包括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二是经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准金融机构，这类机构是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为支持特定群体或达到特定目标而创设的特有功能机构，主要包括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三是其他融资中介，包括在一定范围办理现金存、贷、汇等金融业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民间借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地下钱庄等。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易宪容(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范围不仅包括以上机构，也应包括各类监管不足或不受监管的业务和产品，如资产证券化业务、银行理财产品等，部分学者还着重对此类业务和产品进行分析。袁增霆(2011)主要分析了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子银行性质，指出活跃于国外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工具与业务关系，在国内银行理财产品体系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简易型版本的对应。如货币型或利率型产品非常类似于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大量挂钩型产品相当于结构化金融工具;信贷类产品相当于简易型的信贷资产支持票据，其他一些产品则具有私募基金的性质。而且，银行机构与银行同业、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类机构之间的理财业务合作也已经全面展开。易宪容(2011)、沈联涛(2011)也指出，中国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已经符合影子银行的部分特征：一方面很难被监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后推向市场销售给客户后，其利润是被锁定的，而风险完全被转嫁到了客户手中，进而出现了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

(二)主要特征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将中国影子银行分为五大部分，并分别就每一类型的发展现状作了分析描述。一是资产证券化业务。至2010年6月末，共有11家金融机构累计发行了17单证券化产品，发行金额为667.83亿元，基础资产已从初期的一般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扩大到汽车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二是银行表外业务，该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的投资、股票质押融资等。三是场外金融衍生品。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小，产品单一，风险较高的信贷类衍生品尚未推出，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利率衍生品和外汇衍生品。至2010年6月底，利率互换市场名义本金交易总额合计达到4847亿元，主要采用额度授信和保证金作为风险缓释措施。四是私募基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民间私募基金，以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工作室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其运作完全靠民间的个人信誉维持，属于纯民间行为，具体规模尚未有权威性数据;另一类是阳光型私募基金，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集合理财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五是民间借贷。至2010年6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到1940家，贷款余额1248.9亿元;2010年上半年，典当行业累计发放当金103万笔，典当总额847亿元。

三、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和

邵延进(2011)着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以及准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作了简要分析。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银行通过银信理财产品合作(资金来源为银信理财产品的购买者)、单一资金信托(资金来源为银行自有资金即银行资本金及存款)，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向特定项目和实体进行贷款、股权投资或其他投资;二是信托公司委托银行向个人、企业发售集合资金信托，将募集资金向借款人(一般为企业)进行贷款或投资;三是企业和个人将自有资金通过单一资金信托或集合信托方式，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进行贷款或投资;四是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信托公司将投资的股权委托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持有，信托公司与PE产生资金往来联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银行通过杠杆租赁向金融租赁公司提供融资，由租赁公司购买设备，向银行指定企业和个人出租;二是银行向金融租赁公司发放贷款，由金融租赁公司购买设备，租赁给企业;三是个人及企业通过委托租赁的方式将资金委托给租赁公司购买设备，出租给指定企业;四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出资控股或参股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一是财务公司的资本金主要由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提供;二是财务公司可以吸收成员单位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三是财务公司向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发放企业债券。资金运用方面，财务公司将这些资金通过贷款、融资租赁、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提供给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一是大部分来源于自有资本金及相关业务收入;二是以一定比例从商业银行拆借的资金。而其他融资中介，包括经营类似金融业务的农村专业资金互助组织、民间借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地下钱庄等，这些组织的参与者主要是个人及中小企业，资金的运用也主要表现为向个人或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等。

四、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及可能的风险传导途径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还对影子银行各个部分的主要风险隐患分别进行了分析。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风险有：一是商业银行存在隐性担保，风险不能实质剥离;二是道德风险导致银行贷款审批标准降低，资产池信贷风险高于表内贷款风险;三是市场参与方少，投资主体多为银行业机构，交叉持有问题突出，导致信贷风险仍然留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四是资产证券化可能借助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等非正式途径进行，缺乏有效监管。银行表外业务的主要风险有：一是银行的隐性担保和声誉风险。银行在贷款移出表外后依然承担着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二是资本不足风险。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三是集中度风险和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违约风险，如信托公司贷款和投资大量投向各级政府基建项目。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主要风险有：一是金融机构衍生品人才匮乏，存在衍生品定价风险;二是我国2009年发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NAFMII主协议)，与《破产法》、《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三是场外交易透明度低，隐含风险较大。私募基金的风险主要有：一是民间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没有纳入监管范围，甚至滋生非法集资。近年来非法集资活动频繁发生，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案件呈多发、上升趋势;二是由于缺乏法律规范，投资者与投资管理者之间容易产生资金纠纷，当事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三是大量私募基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部分国外对冲基金透过虚构交易、平行贷款、柜台交易、钱庄及间接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容易对我国金融安全和交易秩序带来冲击。民间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一是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方式造成企业或个人财务负担沉重，加剧了破产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二是民间借贷风险经由银行信贷渠道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此外，一旦银行从业人员违规参与民间金融，也会放大金融风险，扰乱金融秩序;三是互助组织如民间和会、标会、基金会等组织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制约，容易出现利益不清、财务混乱，投资人利益难以保障等状况。 邵延进(2011)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间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票据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必然与银行及相互之间产生资金往来。同时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存在五大系统性风险隐患。一是资产证券化技术运用导致的风险积聚问题。如在运用资产证券化技术开发银信合作理财产品时，若如果信托产品所投资的资产包整体状况不佳，即使采用了结构化设计，也可能导致风险扩散;二是资金运用不当导致的风险传递问题。如部分担保公司为追逐利润，将注册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票，或将主要的资金运用于委托贷款、投资等其他业务，严重影响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降低了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能力，一旦贷款出现违约问题，势必造成风险的传递与扩散;三是信息不充分与缺乏诚信导致的声誉风险问题。四是管理机制不完善导致风险难以处置的问题。如部分影子银行机构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业务操作不规范、执行制度不严格、职责权限不清楚等问题，易导致资本金挪用、抽逃问题;五是中介类机构业务扩张导致资金运用风险问题。如其他金融中介、第三方支付组织类企业等缺乏规范有效的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重大事件，严重危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影子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一)对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张茉楠(2011)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对我国信贷投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由于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很多银行将贷款转化为被信托公司打包的金融产品，受轻度监管的信托公司再将资金投资于实物、基础设施、金融工具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并通过资产抵押以及股权持有等方式使更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而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这些主体也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风险组合。王增武(2010)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为例，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就银行理财产品的信贷类和组合管理产品这两类影子银行产品而言，2010年前10个月信贷规模投放的保守估计量和乐观估计量分别为2.38万亿元和4.26万亿元，外加中央银行制定的信贷规模上限7.5万亿元，全年的新增货币供应量将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规模，远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信贷规模上限，干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制定

(二)借贷风险逐步积累

受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流动性持续趋紧，资金供不应求刺激着借贷利率的高企以及借贷市场的持续膨胀。方迎定(2011)分析指出，仅2011年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4倍，民间借贷市场处于活跃阶段，借贷规模的增长也比较明显;2011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由于信贷需求旺盛，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一部分放贷资金来自于金融机构。同时，还有部分大型企业利用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差，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借贷风险将最终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

六、加强影子银行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

尽管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但已引起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如周小川(2010)指出应吸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影子银行风险的监测、评估，逐步纳入监管框架。刘明康2011年10月19日在CEO组织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严防范影子银行和民间融资相关风险。而国内学者认为我国应充分汲取美欧等国在影子银行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按照规范运作、有效监管、分类指导的原则，强化影子银行监管，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同时对加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范发展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空白

如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建议：一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资产证券化条例》，为资产证券化规范开展提供上位法支持。二是尽快协调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细化对基金管理公司门槛、资质、基金管理模式、募集对象基本资质、投资规范、限售渠道的要求。三是加快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步伐，促进和保障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注重发挥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引导作用，严厉打击高利贷行为和各类地下钱庄，杜绝各类非法集资、洗钱和暴力催债等违法行为，有序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典当行等准金融机构。省级政府或地(市)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准金融机构的管理和风险责任。四是尽快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明确抵押品净额结算机制是否合法，为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市场规范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曹勇(2011)、李东卫(2011)、邵延进(2011)还提出应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法;对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准入、销售和投资进行规范;探索对影子银行实行法定特许专营;对金融衍生品基础产品的标准作出严格规定等建议

(二)强化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和强度，建立影子银行的审慎管理框架 如刘明康(2011)指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主要有两大措施：一是坚持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从机制和源头上打消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套利动机，防范风险传递。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业务创新过程中，认真贯彻“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原则。坚决清理规范银信合作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必须及时将银信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计提相应拨备和资本;信托公司承担风险的，信托公司也必须比照同商业银行相同的要求计提风险资本。坚持对资产证券化、回购以及其他表外业务加强审慎管理。二是坚持“隔离风险”、“疏堵结合”，综合治理民间借贷。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之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严防风险向银行业体系转移。加强“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执行力度，杜绝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坚决打击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行为，严防民间融资成为诈骗、洗钱、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温床”。同时，探索按照市场规律疏导规范民间借贷，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李东卫(2011)，钟伟、谢婷(2011)等建议应根据影子银行机构不同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实行动态比例监管。一是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影子银行机构的不同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适度的监管方式和监管强度。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影子银行机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监测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影子银行机构则必须纳入审慎监管范围，实行最严格监管。二是尽快将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纳入相关监管协调机制。统筹监管政策，明确监管主体和职责分工，变机构监管为功能监管，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有效解决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三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充分发挥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定期汇总并分析市场数据，监测和预防单个机构和系统层面的风险。曹勇(2011)、李东卫(2011)、钟伟、谢婷(2011)还提出，提高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应成为加强监管的重点，让市场参与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尽快实现各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各行业协会统计标准的统一，定期汇总、分析并发布市场数据;加强场外交易监管，确保任何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机构都在监管范围之内，尤其是交易非标准化的场外交易，尽量降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证评级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改变发行方付费的业务模式，提高评级过程的透明度。 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从对影子银行进行宏观审慎性管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一是对影子银行建立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完善影子银行的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对影子银行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建立逆周期资本充足性监管要求;规定杠杆率的动态调整机制，将明确的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性约束框架的一部分;建立宏观审慎视角的风险监测机制，负责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性监测评估。二是健全金融统计制度，提升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有效性。将中央银行金融统计对象范围由传统银行体系拓展至影子银行体系，完善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关联业务统计制度，建立健全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统计制度。 李建军、田光宁(2011)在总结国内外对影子银行体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建议组建专门的影子金融监管协作委员会，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委任专家组成协作委员会，按照功能监管模式设计监管职能部门，包括风险监测、信用控制、产品统计、机构统计、违规惩处等功能部门。影子金融监管协作委员会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按照功能监管对境内所有影子银行机构进行监管，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机构。影子金融监管体系顶层设计是金融稳定框架的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的主体。

(三)减轻影子银行系统的内在脆弱性，强化影子银行机构的自身风险管理自身风险管理自身风险管理水平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钟伟、谢婷(2011)等建议：一是在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阻断影子银行向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渠道。如严格防范商业银行表内资金通过代客理财等渠道流向私募股权基金等影子银行机构;严格限制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融资;银信合作等业务应严格遵守资产真实转让和洁净转让的原则等。二是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应关注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不能因证券化而放松审查标准;明确禁止过度复杂的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严格控制产品杠杆率。三是完善影子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风险内控管理水平。如改革“投机补偿”的薪酬机制，建立对影子银行高管的问责制，防止其对风险过度承担和金融腐败;加强影子银行机构的操作风险管理，严格禁止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民间金融活动，避免风险从民间金融体系传递至银行。四是逐渐引入和提高对私募基金经理人资质的要求，通过管理人的准入限制保证基金的管理水平。

(四)完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钟伟、谢婷(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建议：一是逐步建立涵盖个人住房、汽车、企业资产等基础资产的集中统一的抵押变更登记系统，打破行政区划造成的市场分割，为资产证券化的依法规范开展提供前提条件，消除因抵押品变更无法有效执行造成的潜在风险。二是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引入中央对手方，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切实防范交易对手风险。三是明确相关会计处理，规范市场运作。例如，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真实出售”的确认应有更加准确明晰、可操作性强的标准。四是强化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提高其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准入及注册管理，适度披露其资质、财务、治理等方面信息。

参看文献：

[1]巴曙松.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J].中国金融，2009(14)：24-25 [2]曹勇.对影子银行体系及其管理的几点思考[J].银行管理，2011(8)：55-56 [3]方迎定.影子银行谱系[J].财经国家周刊，2011(18)

[4]龚明华、张晓朴、文竹.影子银行的风险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1(3)：41-44 [5]李东卫.关于影子银行系统监管的几点思考[J].金融会计，2011(4)

[6]李建军、田光宁.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探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8)： 24-28 [7]邵延进.影子银行资金流向图谱及风险_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金融，2011(18)：81-83 [8]王增武.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为例[J].中国金融，2010(23)：30-31 [9]文维虎，陈荣.重视影子银行动向，避免风险隐患显现田[J].西南金融，2010( 2 ): 19-21 [10]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J].江海学刊，2009(3):70-76 [11]袁增霆.中外影子银行体系的本质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1(1)：81-82 [12]张茉楠.加强影子银行风险监管刻不容缓[N].证券时报，2011年06月08日 [13]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政策建议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发展评论，2011(8)：86-90 [14]钟伟、谢婷.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及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11(12)：33-34 [15]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 北京大学演讲，2010年12月15日

第四篇：国内外旅游演艺综述研究

2013级区域经济专业作业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旅游新业态呈现在旅游者面前，演艺业和旅游业结合的新型旅游形式就是其中之一，该形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旅游演艺的发展增加了旅游吸引核，拓宽了旅游的文化空间，与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布局相符。通过对旅游演艺的研究，能够从实质上了解旅游演艺的内涵及现状，为旅游演艺的发展指引明确的方向，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旅游演艺;研究综述

一、旅游演艺相关概念及类型

(一)相关概念梳理及界定

1. 文艺、文娱表演、演出、演艺

(1) 演出：把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演给观众观赏 (2) 文艺：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有时特指文学或表演艺术 (3) 文娱：指看电影、唱歌、跳舞等娱乐

(4) 演艺：a.指歌舞戏剧、曲艺杂技、影视模特等表演艺术;b.指舞台演员的表演技艺;c.文艺表演。

2. 旅游演艺概念的界定

(1) 名称的变迁

国内最早对于旅游演艺的相关研究是从主题公园内的演艺活动研究开始的。其中1998年6月初由国家旅游局综合司牵头举办的“全国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研讨会”，是我国第一次召开的有关旅游演艺活动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暗含着旅游演艺活动日益突出的作用已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当时所使用的名称为“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之后，随着旅游演艺活动对旅游地形象塑造与宣传的作用愈加突显，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效益愈发重要与突出，因而与之相关理论研究亦日益增多，研究范围和领域更为广泛。但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即是对研究主体称谓的不统一。如“主题公园文娱表演(徐菊凤，1998;刘振宾，2003)”，“主题公园文艺表演(张永安、苏黎，2003)”，“景区舞台表演(邓锡彬，2003)”，“景区文艺演出(周玲强等，2004)”，“旅游表演(李蕾蕾等，2005)”，“旅游景区文艺表演(曾亚玲、李嫂，2007)”，“旅游演出(吴长亮、沈治乾，2007)”，“旅游演艺(徐世王，2006;李幼常，2007)”等。随着旅游演艺的发展，特别是演艺产品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演艺业与旅游业相互渗透形成旅游演艺市场，使得旅游演艺在旅游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体现在名称上就是“演艺”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出现了“旅游演出”、“旅游表演”、“旅游演艺”的用法。 (2) 对已有定义的整理

张永安、苏黎指出，主题公园文艺表演，是指在主题公园内开展的，一系列由专业演员参与演出的，围绕一定主题的艺术表演形式。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主题公园的演艺活动，且将表演者限定为专业演员。

陈铭杰认为，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是指，从游客利益出发，反映景区主题和定位、注重体验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具有商业性质的表演和活动。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

邓锡彬认为，舞台表演就是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以宏大的场景、精彩的演出、热烈的气氛以及光电声等高科技包装而形成的充满特定色彩的大型广场或剧场演出。这一定义，研究的范围局限于舞台表演，摒弃了旅游演艺的其他的非舞台形式;同时，只针对大型演出，摒弃了其他中小型的演出。

诸葛艺婷、崔凤军认为旅游演出是旅游业与演出业相互渗透的结果，因而分别从旅游业和演出业不同的视角加以阐释：旅游演出，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一种旅游产品，是依托当地旅游资源、运用表演艺术的形式来表现目的地形象的精神服务产品;对于演出业来说，它是在演出产业整体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走入旅游市场的一种形式，是演出策划人组织在演出场所将节目表演给观众(主要是游客)欣赏的过程。这一定义，把表现目的地形象的高水平的大型旅游演出等同于各种内容、形式与规模的旅游演出了。

李蕾蕾等人认为，以吸引游客观看和参与为意图、在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现场上演的各种表演、节目、仪式、观赏性活动等，统称为旅游表演。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旅游表演的内容，但忽略了另外一些虽然不是在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现场上演，但以表现该地区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且以旅游者为主要欣赏者的表演、演出活动。如在旅游城市的剧院、剧场、戏院、酒店、茶馆等内进行的主要针对旅游者的娱乐表演活动。

综上所述，对于旅游演艺的认识正在逐步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特殊性走向大众性，旅游演艺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大。但以上定义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通过对以上相关概念的整理和更深理解，认为“旅游演艺”一词更能体现当前该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内涵和产品特点。一方面能反映出其集多种表现形式于一身的表演艺术特征;另一方“旅游演艺”一词相对其他的称谓，对其活动特征及项目内容的描述显得更为贴切。

(二)旅游演艺的类型

根据演出场地的不同，将旅游演艺活动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 1. 广场类

(1) 景区广场类 a) 广场舞台类

以深圳世界之窗每晚在“世界广场”推出的大型晚会为代表。该类演出一般运用先进的舞台灯光技术，采用氢气球、秋千、声控模型、鸽子等占据多位空间，并释放焰火、礼炮配合舞台演出。演出内容既有融杂技、小品、歌剧、哑剧、服饰表演、游戏娱乐于一台的综艺类节目;也有主题鲜明的音乐舞蹈史诗类节目，如深圳世界之窗的《创世纪》、《跨世纪》、《千古风流》等。

近年来大型晚会在灯光、舞美、特技运用上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广场舞台类演出的舞台有向豪华型发展的趋势。如深圳世界广场大舞台，原有的功能比较简单，其顶部负重设计只有6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演出需要，而且舞台台面固定，演出使用大型道具不可能，要设计气势更为磅礴的场面便显不敷使用。2001年，为适应景区舞台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让最美的艺术拥有最好的表演舞台，世界之窗斥资上亿元，建成了中国首座全景式环球舞台。该舞台能分能合，能上能下，伸缩如意，旋转自如，使舞台最大演出面积达1，200平方米;整个舞台共有可移动构件40多块，可根据剧情组合拼接切换，可移动座椅中升起花道可以让演出从观众席展开，这些使表演更具动感变化;同时还拥有水幕、激光背景和阶梯表演区，为中外艺术家营造了广阔的创造空间。 b) 广场巡游类

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中华百艺盛会”游行为代表。该类演出是一种行进式队列舞蹈、服饰、彩车、人物表演，一般与节庆相结合，在景区广场进行，有的以民俗风情为主题，有的以传统神话为主题，有的以童话传说为主题，音响热闹，喧闹喜庆，服饰夸张怪诞，娱乐性强。如

民俗文化村推出的“中华百艺盛会”游行队列，汇集了高跷、秧歌、旱船、威风锣鼓、四大美女等民间文化娱乐;而世界之窗的大游行则汇集了皇家马队、扑克方阵、典礼仪仗、文化彩车等异国文化风情。 (2) 社区广场类

在城镇乡村的社区广场内进行，以民俗表演为主要内容，形式多样，规模可大可小。社区广场演出和景区广场演出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表演者即社区居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表演，使演出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带给游客更丰富真实的审美体验。

社区广场演出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演出时间主要集中于特定的传统节日期间，是当地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汉民族众多的舞龙民俗为例，盛行于广东丰顺县埔寨镇的舞火龙，在元宵节进行;四川洛带古镇除了在元宵之夜舞火龙，还在夏季伏旱时节舞水龙;而在广东湛江东海岛的东山镇，每年中秋节镇上居民都会自发组织“人龙舞”，人人积极参与到舞龙活动中。因而，民俗表演与民俗活动密不可分，它在民俗活动中生存、发展，并履行着民俗活动赋予的任务。

近年来为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许多地方社区的民俗表演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传统节日，如人龙舞的演出时间不再限于农历八月十五，只要有节日或重大庆典，它都舞动起来。民俗表演时间的灵活，演出频率的增加，必然使其原有的某些社会功能丧失，如在中秋之外表演的人龙舞，其“迎丰收”的功能自然就消失了;同时，频繁的演出也会削弱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真实情感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表演的真实性。不过，总的来看，社区广场的民俗演出，由于社区居民的参与，仍然显示出较强的民俗色彩。 2. 实景类

以桂林阳朔的《印象·刘三姐》为代表。

实景演出的概念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层含义。广义的实景演出是指一切在现实的真实场景中进行的演出;狭义的实景演出则是指以自然山水为舞台和背景的演出，即山水实景演出。本文采用狭义的概念。

实景演出突破了传统的舞台表演的空间限制，将真实的地貌环境转化为演出场地，将当地人和他们的日常生产、民俗民风、生活行为等转化为艺术素材。实景演出的本性，使它天然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离开了当地的山水，就失去了舞台;离开了当地的人民，就没有了演员。同时，实景演出又是最浪漫的演出。它将现实的山水环境进行艺术渲染，观众置身其中，感觉如梦如幻;它将真实的劳动场景和生活景象进行升华，启迪人们。它的演出内容必须和自然景观相协调，所以它是惟一的、不可取代的。自然环境是演出的一部分，随着一年四季的不同，每天气象的不同，自然景观的变化，这个天然的舞台所表现的视觉感受也就不同，实景演出之魅力正在于此。此外，实景演出尤其重视生活中和演出现场的各种现实乐音和音效，创造性地将非常规的声音元素融入音乐，如将风声、拍水声等一些自然的音效元素纳入进来，成为有机的音乐语汇。

《印象·刘三姐》以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为舞台，以十二座山峰为背景，将刘三姐经典山歌、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巧借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观，配以变幻莫测的灯光，创造出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在漓江山水间展现出一幕幕生动的艺术画面。《印象·刘三姐》的成功运作，表明一场好的大型实景演出是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展示景区形象和魅力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也为挖掘、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形式。

《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带动了国内实景演出的热潮。之后，丽江推出了《印象·丽江》雪山篇，河南嵩山景区推出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杭州也在打造《印象•西湖》。

实景类演出非常重视演出场地的选择。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项目选址在距登封市南面五公里的待仙沟，主表演舞台为一片峡谷，山呈竖状排列，近、中、远景层次分明，构成典型的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关系。峡谷内有溪水、树林、石桥等，可构成实景表演的要素。山峰的高度和层次适合灯光的运用，山谷内回音不大，对音响设计影响很小。山谷的入口为一片平地，大多为荒地，为大型停车场及项目配套酒店、景区商务、游客集散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不远处的马桩

水库正好构成景区风光的一部份。具备了中岳嵩山自然剧场所需要的良好条件。 3. 剧院类

以杭州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丽江的《丽水金沙》、昆明的《云南映象》、贵阳的《多彩贵州风》等为代表。后两者又被称作“原生态”演艺产品，是近几年旅游演艺产品中极受关注的产品类型。

剧院类是比较传统的演出形式。和前两类演出形式相比，剧院演出受封闭空间的限制，舞台面积有限，因此，为了获得理想的视听效果，带给观众美好的体验，对舞台设施和舞美设计的要求很高。往往要投入巨资，配备高科技舞台设施。如杭州宋城剧院，斥资200多万元引进美国激光效果公司“梦幻色彩”系列15瓦全彩色激光灯。为配合激光演出，剧院还专门从美国引进价格不菲的室内水幕喷头，每平方米达40000点的出水密度真实地在剧院内营造出云蒸霞蔚、烟雾朦胧的场面，使观众体验更加真切。为达到美仑美奂的逼真效果，又斥资200多万元引进世界顶级品牌摇头电脑灯。如此先进的灯光设备使得以往大面积普射、高亮度的灯光布置模式变为突出重点、虚化、烘托气氛的设计模式。除顶级效果灯外，剧院内还有三十多排、上千只PAR灯组成的总功率达700千瓦的灯阵，随剧情的变化营造出魔幻般的强烈灯光效果。最富创意的是舞台采用了最先进的长达100米的旋转幕布景，不仅便于场景的切换，还增加了舞台效果的流动感。

剧院类演艺节目虽然对舞台硬件设施要求较高，但同时由于受舞台面积所限，和广场类特别是实景类动辄数百人的演出人员相比，演出队伍一般并不庞大，而且和实景演出相比，对演出随处的自然环境也几乎没有依赖性。因此，剧院类演出一般都可以形成驻演和巡演的双重模式。如《云南映象》从2003年8月在昆明开始公演到2004年10月全国首轮巡演结束，先后在昆明、杭州、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成都等全国15个省市区26个重要城市进行了210场演出，观众达30万人次。除了国内巡演，《云南映象》还进行了海外巡演。2004年11月《云南映象》作为国家对外文化宣传重要项目，即“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南美行”活动的主打内容，前往南美巴西、阿根廷演出;受“美国戏剧演出季”的邀请，于2005年11月开始在美国辛辛那提演出16场，初步签约未来3年在美国各地演出500场以上。国内巡演和海外巡演极大地提升了演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云南映象》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宴舞类

以西安唐乐宫的《仿唐乐舞》、丽江玉龙吉鑫园文化饮食城的吉鑫宴舞《木府古宴秀》为代表。 宴舞类将餐饮与演出融为一体，既属于旅游餐饮类项目，又是旅游演出的另类。作为旅游餐饮类项目，宴舞之美食要突出地方的、民族的特色，体现旅游地饮食文化的精华。如《木府古宴秀》“集中展示纳西民族的经典大餐”(《木府古宴秀》宣传资料);《仿唐乐舞》因主要面向海外游客，故集中展示中华美食。作为旅游演出类项目，宴舞之演出要突出表现旅游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如《木府古宴秀》展示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人走婚，以及丽江古城“放水洗街”和“放荷花灯”的传统习俗;《仿唐乐舞》则展现了唐代宫廷歌舞的韵味。

宴舞之演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借助精彩的舞台表演、华丽的服饰及声、光、音乐、舞美等舞台艺术手段，烘托宴饮的氛围，愉悦食客的心情，使之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虽然一般在旅行社的报价单中，宴舞项目中的歌舞表演往往属于旅行社免费赠送节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歌舞表演只是餐饮活动的附庸或点缀。以《木府古宴秀》为例，从餐饮的价格来看，市场上的定价是普桌160元/位，贵宾桌200元/位，不菲的餐饮价格中很显然已包含了歌舞表演的成本，甚至很有可能歌舞表演本身已占了整个宴舞项目成本的相当比例。所以很难说，宴舞究竟是以“宴”为主，还是以“舞”为主。

此外，广义的“宴舞类”还包括一种在茶馆内进行的小型特色演出。在这类演出活动中，游客即茶客，边品茗，边欣赏富有民俗特色的传统艺术表演，如北京老舍茶馆的评书、曲艺和小型京剧折子戏表演，成都老顺兴茶馆的带杂耍特技的川剧小剧目演出。茶馆演出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体味民俗、感受地方文化的极好的机会。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此前近十年，国内出现了以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以及杭州宋城、常州中华恐龙园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主题公园。很多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旅游演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旅游演艺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主题公园领域。鉴于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98年6月由国家旅游局综合司牵头举办了“全国主题公园文娱表演艺术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探讨了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的作用，以及主题公园文娱表演的类型、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此后，国内学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主题公园和景区演艺活动的文章。张永安、苏黎归纳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的概念、分析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项目的作用，并以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具体分析了主题公园文艺表演产品的三个层次。李蕾蕾等也以华侨城主题公园为研究对象，归纳了旅游演出产品的类型和特点;探讨了华侨城主题公园大型旅游演出的生产流程、产业体系及生产机制，指出华侨城的旅游表演产业模式对一般演艺企业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杨正泰分析了旅游景点景区文艺演出的作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并探讨了如何策划和组织文艺演出。邓锡彬从产品层面、企业层面、战略层面具体探讨了舞台表演在景区中的价值取向。陈铭杰归纳了旅游景区的演艺活动的概念和特征，并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对景区演艺活动品牌化进行了探讨，提出要从企业战略高度上制定品牌化演艺活动策略。

此外，还有学者对城市旅游演艺市场进行了研究。诸葛艺婷、崔凤军针对目前旅游演出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即演出产品趋于平庸化、雷同化，从市场、文化、资源、政府等角度探讨了我国旅游演出精品化的策略。崔凤军还从市场、节目、运作模式和文化体制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夜游资源与旅游演出市场的开发问题，并探讨了政府如何在推进夜游市场的开发方面有所作为。绝大多数学者是在研究主题公园时，把旅游演艺作为其中一项内容进行简单论述。

卜奇文、高远针对我国主题公园的现状，指出要推陈出新，不断寻求展现和积累乐园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主题公园仅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不能利用文化内涵策划创造出表现这种内在文化特色的活动，将不能吸引大量游客。他们指出，苏州乐园由于经常举办水上芭蕾表演、广场音乐会、啤酒节、桂花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为吸引游客和不断提升企业形象、扩大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肯定了深圳主题公园为了延长主题公园的生命力，所属的艺术团体时时排演新节目，使旅游产品不断得到完善、充实和更新的做法。

何建伟在分析深圳华侨城旅游文化特色时，对旅游演艺活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指出，华侨城不但重视旅游文化内容的丰富性，更着力于旅游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包装手法，以形式的生动性充分发掘和表现旅游文化的生动内涵，让游客喜闻乐见。他把精心组织的民俗风情表演、各类节庆及节日演出活动以及高品位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看作是高雅与通俗共存的深具内涵的旅游文化形式。

翦迪岸结合深圳世界之窗6年来建设经营过程与经验，指出创新是旅游市场与经营机制变革的核心，世界之窗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出“新增项目+活动策划+艺术表演+节日庆典=市场”的规律，其中大型高水平文艺表演和各景点的表演是主题公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部分。

岳红琼回顾了我国主题公园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主题公园主题和项目内容的取舍原则。她指出，我国多数主题公园都是以参观为主要形式，具有相当的知识性和教育性，但娱乐性不足，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她认为，后来许多新建设的主题公园在保持知识性和教育性的同时，加大了娱乐的含量，而且增加了演出活动，体现出对参与性和文化性的重视，使市场愈来愈宽阔。 彭红霞、李娟文研究了我国主题公园开发在认识、决策、经营管理和宏观调控等四个方面的误区，提出了主题公园的行业对策和企业对策。在企业对策中，她们指出，文艺表演应该深化主题，构筑精品工程，巩固和扩大主题公园的知名度。

刘振宾分析了文娱表演在主题公园中的地位、文娱表演的作用、内容特点以及表现形式。他指出，近年来，纯表演形式增加，娱乐生活化的较少，有越搞越大的趋势。他认为，一般性文化表演，还是以小群多路、短小精悍、遍地开花、欢快热烈、参与性强、非舞台化为好。

池雄标从城市旅游系统的角度，以华侨城主题公园为例，指出主题公园超越生命周期定律的突破口在于，以景区载体为依托进行内涵动态化创新。他认为，创新的出路在于动静结合，动静互动，以主题公园本身的精美性为基本出发点，以主题公园的场地和设施为载体，推出日日出新的活动和节目，将各种吸引游客的因素聚集起来。

董观志分析了主题公园产品形态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归纳了中国主题公园攀升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其第二次攀升的基本特征就是影视的参与、表演的凸现。他认为表演的凸现，其创新意义是：强化了旅游主题公园的表演功能，注重了游乐项目的文化性和精致化，丰富了旅游主题公园概念的基本内涵。其积极效果是：增添了景区的文化底蕴，渲染了游乐环境的氛围，发展了人格化的游乐项目类型，增强了景区与游客的互动性。

邹统钎以深圳世界之窗的节庆表演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大型艺术表演的策划理念、大型节庆活动的策划方法、节庆表演的整体布局方式，以及节庆表演的宣传与推广的手段，最后总结出四点经验。此外，邹统钎在总结旅游景区产品创新的方法时，认为节庆表演活动的开发是景区产品功能创新的主要途径。他分析了节庆表演的作用，总结了国内很多景区在表演项目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最后指出节庆表演活动的开发应坚持的原则。

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地区的旅游得到了很大发展，云南丽江地区旅游业发展尤其迅速，成为国内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代表，引起了众多旅游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在国内旅游学界的兴起，丽江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很多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民族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其中包括对丽江民间音乐歌舞和传统节日在旅游开发中的变迁的研究。

张晓萍针对云南丽江地区的洞经音乐和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开发中发生的变迁，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论了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如何处理好旅游与文化、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问题。宗晓莲研究了丽江纳西古乐在旅游开发中发生的变迁及其原因，以及丽江民间音乐歌舞与旅游表演市场的发展状况，探讨了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产业化的问题。此外，张晓萍还探讨了“舞台真实”问题，认为“舞台真实”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而且“舞台真实”可以防止大量的游客进入“后台”，是保护原生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她也指出，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和搬上舞台的，如一些带有神圣文化内涵的资源就不能随意开发为旅游资源。因此，她认为，要积极地看待旅游文化真实性问题，把它看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赵红梅探讨了旅游业中的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实性问题。她认为，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对民族文化进行包装、裁剪、肢解、删减的过程。她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节日商品化现象为例，指出，一方面文化的商品化势必会影响文化真实性;另一方面，对文化的商品化要持有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把文化商品化当作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途径，并保证文化商品化操作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同时把文化的真实性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和相对的。

马晓京指出，民族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利弊兼备;他针对传统的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开展而发生的变化，探讨了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含义，指出，对民族旅游文化真实性的追求因旅游者类型而异，而且，民族旅游文化的真实性并不等于文化的原生性，它是可以变化的。

随着各地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大力打造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演艺项目，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大型演艺产品。2003年云南昆明推出由杨丽萍领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接着广西桂林又推出了由张艺谋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两台节目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引起了旅游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关注。林艺、王佳研究了《云南映象》的产业运作模式，指出民族文化的挖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桶金;企业投资、市场运作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和引导。陈泽以《云南映象》为例，分析了民间乐舞的“母体乐舞”性质在这部歌舞集中的种种表现，探讨了《云南映象》是如何继承、发展并创新民间乐舞的。成慧慧从《云南映象》的成功，引发了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思考，指出中国民族舞蹈要走出尴尬境地，必须迈出三大步：第一，发掘原生态资源，满足精神回归的审美需求;第二，演绎人性文化，营造自

然和谐的审美绿洲;第三，解读消费文化，拓展循环互动的艺术生态空间。

缪开和从艺术魅力和市场运作两个方面对《云南映象》进行解读，指出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具有多彩的民族特色、深厚的人文内涵、强劲的生命激情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它的市场秘诀在于本身蕴藏的文化价值、艺术魅力、品牌效应和适应市场需求的创作机智，在于推出过程凝聚着特殊的营销策略、营销机制和营销格局。他认为，深入分析和深刻揭示《云南映象》的艺术魅力和市场秘诀，对于促进云南和全国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

莫林虎和陆军则对《印象•刘三姐》进行了研究。莫林虎认为，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对电影《刘三姐》的再创作和再加工。它利用了电影《刘三姐》的文化资源和桂林山水的旅游资源，以现代理念、现代传媒手段制作了一个具有国际性、时尚性的现代大众文化产品。陆军以桂林阳朔“锦绣漓江•刘三姐歌圩”为例，运用民族文化旅游主题开发的RMTP理论，对《印象•刘三姐》的文脉、市场、主题和旅游产品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并总结了《印象•刘三姐》实景主题开发对我国民族旅游开发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不论是《云南映象》中多彩的民族舞蹈，还是《印象•刘三姐》中动人的山歌，都来自民间，是民间艺术的“原生态”的或创新的表现形式。而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04年8月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发布及同年6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的召开，它的保护问题很快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与之相应，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章。其中，有些研究者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关系，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区域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旅游策划应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认为旅游开发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张通过政府的主导和扶持，民间经济的介入，运用与旅游、文化、体育等相结合的方式，使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走向大众，并逐步在市场中靠自身的生命和魅力生存发展。

还有些研究者具体论述了傩戏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开发，提出要树立傩文化与旅游业联姻的开发理念，组建傩戏艺术团，把傩戏的演出、傩面具展览融入自然风光之中;建议通过建设傩戏博物馆、表演傩技绝活等措施开发利用傩戏资源。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旅游演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景区和主题公园旅游演艺的研究，对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大型旅游演艺的研究，对民族、民间旅游演艺的研究，以及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旅游演艺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展和深入，研究的立意已经从旅游演艺促进景区和主题公园的发展，走向演艺产品的开发提升地区旅游形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了。但由于旅游演艺在国内还是新兴事物，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目前来看还侧重于个案研究，缺乏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各类有代表性的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原则、开发途径和开发模式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综合分析法对旅游演艺的基本概念和近年来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以期对旅游演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三、国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旅游演艺业的发展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因而相关的研究范围更广、领域更多，但数量相对旅游其他方面的研究仍显得不足。其中以个案研究的形式为主，视角宽泛且独特，包括有从文化遗产旅游的角度、对社区的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节庆活动、市场营销、产品的市场化运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总之，国外研究内容较之国内有所拓展，但相关的研究成果仍很缺乏。

国外关于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歌舞表演旅游产品真实性评判的研究，Richard Handler和William Saxton(1998)在研究过程中将歌舞表演旅游产品划归为体验真实性(experience authenticity)，认为其真实性由观众、表演人员评判;Williams(1994)认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旅游中舞蹈表演的真实性旨在表现历史、地理、文化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外化动作(姿势、旋

律表现的内容)、社会上专业人员给定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规范的乐章以及代际流传下来的乐谱等进行表现。Yvonne Payne Daniel(2003)通过对美国土著、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舞蹈表演的跨文化研究，认为在旅游特定环境下(tourism settings)的舞蹈表演保留着“真实性”和创造性，杰茜卡·安德森·特纳(2004)主要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国内外一些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进行研究。他认为旅游点的文化表演不仅是对旅游者而言的融合或改变文化形态的途径，同时也是旅游点的主人参与旅游生产、宣扬自己特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形态的手段。

除此以外，目前国外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对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以及如何消除所面临的不利因素，获得可持续发展。如注重稳固的观众群体，扩大社会影响和市场效应;以崇高艺术水准、良好口碑效应，赢得赞助商长期主动的资助;把艺术教育、社区互动、巡回演出作为获得社会支撑的要点。以市场化方式承担和实现政府发展艺术的职能;用好政府政策和自身社会资源，与大企业紧密互动，合理把握商业需求与艺术发展相结合的度，取得多赢效应等。总体上来说，虽然国外研究视野较之国内有所拓展，但相关研究成果还是相当缺乏。

四、旅游演艺研究的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对旅游演艺的研究当中，据在中国知网相关文章的统计数据，2009至2010年11月就有55篇之多，上述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有所欠缺，主要表现在：1.描述性分析的多，模型统计研究的少;2.概念等相关理论研究的少，现象研究的多;3.个案研究的数量不少，但只是宏观论述，缺乏实证，缺少说服力。在以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宏观方面

1.多借鉴其他学科知识

旅游演艺的研究大多是就现状谈问题，就问题谈对策，仅限于旅游学的角度去研究。今后，应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方面应多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管理和方法，为旅游演艺模型研究寻找理论支撑，以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实践对策方面可与消费者行为学、营销学等学科结合，确实探讨出实现旅游演艺功能的对策和措施。 2.加强定量研究

旅游演艺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占大多数，缺乏实证。没有实证的研究，即使再深入，也缺少说服力。在旅游演艺的研究中可多运用构造模型研究和统计方法研究，既能加强文章的深度，同时又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研究的目的，除理论意义之外，更多的是指导实践，实证研究能够提升研究结果的可行性，使旅游演艺功能实现途径更具体、更微观。 (二)微观方面

1.进一步完善概念等理论研究

旅游演艺是演艺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新业态，旅游演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相关理论的界定模糊，例如旅游演艺的概念内涵、旅游演艺的分类方式等是人云亦云，对旅游演艺这一提法也是近几年才逐渐统一起来的。旅游演艺研究急需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以后的实证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对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影响因素的研究

旅游演艺对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对旅游演艺功能意义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是如何使旅游演艺功能效益最大化，关键还是在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影响因素，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影响因素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旅游演艺项目功能的实现。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之间的重要性和一般的旅游产业是否相同，应是旅游演艺未来研究的重点。 3.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前对旅游演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演艺的功能意义以及发展现状方面，从长远的角度对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旅游演艺属于高投资、大制作项目，应该将其作为长远性的

战略目标去实现，不能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多从文化保护、风险规避、综合效益最大化等角度出发，把旅游演艺当做是一项长远的旅游发展业态去研究，实现旅游演艺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随着人们对现代旅游体验性的深入认识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成为第一营销力，以区域文化为主调的商业演艺与旅游产业迅速结合，有力地促进了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旅游演艺的迅猛发展，就在于它具备旅游与文化的双重魅力。既可以顺应旅游需求、丰富旅游内涵、增强旅游吸引力、提高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做到以文化产业化促进旅游发展;又可以张扬区域文化、彰显区域形象，做到以旅游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化，从而深深吸引了政府、企业和游客的注意力。以《印象•刘三姐》为例，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效应，不仅将桂林的自然美、民俗美和艺术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3000万的门票收入，并吸纳附近600多名农民就业，拉动当地GDP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好的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穿透力和社会经济效益可见一斑。正是基于旅游演艺的上述魅力，各地纷纷抢占这一高地，使旅游演艺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趋势，即“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大制作表现在从演艺项目的策划到作曲、灯光、音响、舞美、服装等一律由国内顶级专业人士亲自担纲，从舞台硬件设施到节目力求精益求精;大场面表现在常常突破传统舞台的概念，实景类往往以山水为背景，观众目之所及皆为舞台，所动用的演职人员动辄数百近千人。而剧院类的动态舞台常常将声光电水雾等运用到极致，给人以震撼性的感官刺激。大制作和大场面需要大投入，表现为一台节目往往投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并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对“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的极度追求，刺激了大型演艺活动的兴旺发达。

作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旅游演艺一经诞生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在加快发展旅游演艺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当年主题公园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当时全国所建的2500家主题公园，沉淀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到现在仅有10%左右赢利，20%持平，其余70%都处于亏损状态。对于同样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的旅游演艺项目，应切忌“滥”、“俗”、“套”：一是要防止泛滥。旅游演艺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来游客支撑，否则就无法生存。二是要避免庸俗。通俗不等于庸俗，粗制滥造、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演艺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三是要不落窠臼。旅游演艺贵在创意，如果像当初“主题公园热”那样纷纷模仿抄袭，不仅会引发恶性竞争，而且会带来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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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内行政伦理学研究综述

【原文出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304 【原刊页号】29～32 【分 类 号】D01 【分 类 名】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0306 【作 者】曹望华

【作者简介】曹望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题】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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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传统管理理念与现代管理方式之间，传统行政伦理规范与现代行政活动之间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诸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伦理学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就国内行政伦理学研究近况做简要综述。

一、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对象

尽管行政管理学和伦理学工作者对行政伦理学做出了诸多的探讨，但从总体看，行政伦理学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初始阶段，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涵义至今尚无定论。一部分学者从行政伦理的界定出发，对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探讨。主要观点有：(1)所谓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中的伦理，准确地说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也可以说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它渗透在行政、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等方面，以及行政改革之中。(2)行政伦理是比官德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新型伦理，它主要包括行政制度伦理、行政活动伦理、行政人员伦理以及与行政有联系的其他领域的伦理问题。(3)行政伦理就是伦理在行政关系、行政活动中的体现，即是指能够使行政活动得以更有效地、更公平地、更合理地运行的行为规范。具体地说，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所应确立和遵守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行政道德的角度出发，对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探讨。主要观点有：(1)行政道德作为职业道德的一种，它是国家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它除了具有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共有的一般特点和属性外，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一是明显的政治性;二是外在的强制性;三是社会的示范性。(2)行政道德作为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职业道德，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的活动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适应行政管理需要而产生，由行政公务人员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社会舆论以及法律义务等要求维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道德现象。行政道德与其它职业道德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行政道德是适应国家管理活动需要的产物;二是有较大的独立性;三是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3)行政道德就是从政道德，既是政府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管理中内化的价值观念和善恶标准，也是理性调节社会组织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4)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具体地说，它是维持行政管理活动参与人之间，即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之间，行政机关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的合理、公平、公正、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它具有一般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相区别的基本特征：一是它寄托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二是其性质由统治阶级的物质条件决定，其内容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相适应;三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符合社会公德规范的“利民”内容;四是更集中更直接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和道德面貌;五是具有较强的继承性、稳定性和道德性。

二、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已基本达成共识。学者们一般认为，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是行政伦理价值观，行政伦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在国家公务员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行政价值活动中，行政伦理价值观具有重要的评价标准与导向功能，它对于行政伦理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基本上认同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行政伦理价值基础、价值核心与价值目标。

(1)“廉政”是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廉政”作为行政领域的特定关系，在行政伦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深刻阐述了倡廉反腐的重大社会价值。为有效地将“廉洁奉公”的价值导向落实到廉政建设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并强化了中国行政领域中“廉洁奉公”这一伦理价值观念。

但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是行政主体对一切行政价值和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判断、选择的根本标准，它对一切行政价值和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有深层次基础性的决定和导向作用。公正和正义原则适合于现代行政，是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它强调行政的公共性，反对权力私化、以权谋私和部门利益化，要求公共行政、公平行政。

(2)“勤政”是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即要在“廉政”基础上再向前进，做到“勤政为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代社会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是由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政府的职能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这就决定了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我国行政机关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国政府的中心职能是发展经济，引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这就决定了追求客观效益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与此相对应，科学合理的行政价值观应当是以勤政为民，即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并在廉政价值观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效率观念和服务精神。

(3)确立和完善行政人格是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行政伦理建设的目的是要在广大公务员中形成普遍的、完善的行政人格。行政人格是行政伦理价值观在国家公务员身上的长期的稳定的具体表现。概括地说，所谓行政人格就是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国家公务员的伦理尊严、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的行政价值的总和;也是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统一。也有学者认为，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是行政信用的打造，即树立公正、高效、廉洁的行政形象。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务的公开与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

关于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另有学者认为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探讨行政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服务于实践。行政伦理学能为行政人的价值选择做至少两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一是站在一个较高和相对超脱的立场去辨明行政人所面临的诸种价值困境，如果可能的话，为其具体选择提供理论上的知识支持与价值认证。二是行政道德建设的问题。遵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行政道德有其内在的自主性和感性的一面，但是行政人的理智与良知又为外在行政伦理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和行政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它包括两个向度：一是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的，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鼓励的作用;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同事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三、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归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行政伦理学的研究最终要涉及到行政组织制度、行政人员、行政活动等诸方面的价值选择问题，即行政伦理选择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就成为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归。

(1)关于行政选择的伦理动因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调节行为，利益和利益关系是影响行政主体进行行政选择的决定因素，其中以何种利益为基础，代表谁的利益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选择就是一种伦理选择。对于行政选择起决定作用的伦理动因是：行政义务、行政良心和行政人格。行政义务也可称为行政道德责任，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所承担的涉及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利益关系因而具有善恶价值的责任。行政良心是行政主体对自己的行政义务的一种自觉意识，如果说行政义务具有客观的、他律的性质，那么行政良心的显著特征就是自律性。行政人格是行政主体基于对自己义务的自觉认识，通过一系列行政活动而形成又表现于一系列行政活动中的一贯品格。行政义务、行政良心和行政人格作为三种行政选择的动因代表了行政伦理发展的三个阶段。行政人格的形成是行政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行政伦理建设的最高目标。

另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利益和利益关系是影响国家公务员进行行政行为伦理选择的决定性动因，并成为一切行政伦理现象的基础。但是，利益和利益关系的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和基础作用，往往又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选择显示出其力量。因此，从更直接的角度上观察，行政义务(他律)、行政良心(自律)、行政价值目标(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实际上成为影响国家公务员行政行为伦理选择的三大基本动因。

(2)关于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问题。有学者认为，所谓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是指国家公务员在行政选择过程中被迫放弃履行某些较低层次的行为规范或牺牲某些较小的行政伦理价值，以维护更高的行政规范和更大的行政伦理价值，它是利益冲突和伦理冲突中行政行为选择的特殊方式。在行政伦理学中，“伦理妥协”是与“最小的恶”相通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最小的恶”起着调节某种不良公共环境的特殊作用。其伦理价值在于，它表明行政伦理妥协在原则上是允许的;行政伦理妥协反映着行政选择中利益冲突和伦理冲突的客观性，并通过“最小的恶”的特殊形式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行政伦理妥协是行政选择中最复杂、最微妙的行政行为，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和行政目的的伦理性在行政妥协过程中有可能受到损害。因此，不应该教条主义地否定行政妥协，也不应该相对主义地推崇行政妥协，而是应该科学地确定行政妥协的限度。伦理妥协必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手段，即非如此就不能解决利益冲突和伦理冲突。

另有学者则认为，一种合理的行政伦理妥协内在地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即时性。只有当行政道德规范和行政价值目标发生剧烈冲突并呈两难选择的特殊情形时所作的某种行为取舍或妥协，才具有合理性;二是受动性。当选择主体即国家公务员面对伦理冲突时，如客观上不具备选择的可能性、道义上不具有选择的义务性和主体上缺乏必要的选择能力，而是被动地做出某种行政行为的妥协，这种妥协原则上是允许的，选择主体也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三是价值指向性。这种妥协只是体现了“小善”——“大善”的一种价值取向，绝不是指在善与恶两种不同性质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取舍。然而，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妥协的异化现象，并呈深度化发展之势。这种深度化的伦理妥协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从向“最小的恶”妥协开始，逐步演化为道德中立、道德缄默、伦理放逐，以至造成整个制度的伦理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