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第一篇：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第

二、扩大法官的审判裁量权。在私法领域导入道德规范，是为了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但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过程中，固然需要具体化为操作性很

强的具体条文，也需要伸缩性很大且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指导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为法官扩大裁量权，应付新类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扩权运作的手段。

第三、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力的根据在于确保国家的审判权威，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机会、攻击防御机会，最终使他们服从于在充分程序保障下的审判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中，将直接约束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当事人既然不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就要对此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应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主体对象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础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首先，是课以当事人以附随义务的机能，例如对事实等的说明义务。其次，阻止滥用权利的机能。再次，是基于不可能期待对权利加以限制的机能。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实施矛盾的诉讼行为。例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当事人之间必须相互负担相应的义务，如不得妨碍对方的举证等。如果当事人懈怠履行义务，法院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要求，可以课以当事人以一定的责任。另外，判断是否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其权限无疑属于法院。而且，滥用诉讼权利，也应包括当事人与法院形成的审判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因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

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形态

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当事人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例如，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审判管辖法院，故意变更义务履行地或修改合同履行地等。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地利用职权，或者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制造出一些不正常的诉讼状态，通过乱列第三人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背弃和违反，应予以排除。

第二、诉讼上的禁反言。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进行中，在程序内或者程序外，一方当事人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先行行为)，令对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诉讼行为后，已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作出与先行行为矛盾的行为(后行行为)时，就有可能会危害后实施行为的当事人。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后行的矛盾行为。再如，一方当事人基于某事实提起诉讼，并极力证明事实的存在后，对方当事人在肯定该事实存在的同时，也基于该事实提起别的诉讼请求，并极力作了举证，但先起诉者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认了原来主张的事实，这是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文秘114版权所有

第三、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长期没有行使的表示和实施相应的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已经不会再行使，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时，方开始行使该项权利，并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应作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否定。

第四、诉讼权利滥用的禁止。诉讼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加以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意图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例如，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或者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制止。

总之，法官判案，依靠的是事实根据。在民事诉讼中，除特殊情况外，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明事实的依据主要来自当事人，为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将法院从繁重的讼累中解放出来，不应允许当事人基于恶意目的，故意作虚假陈述，以迟延诉讼，或依投机心理获取胜诉结果。因此，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学说和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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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诉讼会计在我国的发展与前景展望

——兼论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新领域

 2006-08-07

一、诉讼会计的涵义及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诉讼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也译为法务会计，是西方国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而产生的一个会计新领域。它既不同于以往的一般会计工作，又异于一般的政府审计、独立审计及内部审计，是界于一般会计和审计之间、涉及司法领域的特殊会计工作，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会计学科。

诉讼会计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暂，实务领域虽有所运用，但理论研究仍较为乏力，至今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诉讼会计，是指对特定的经济纠纷、经济过失和经济犯罪案件进行会计反映，为法庭与诉讼当事人、仲裁机构或仲裁双方提供专门服务，即给予诉讼支持(Litigation Support)，以协助法庭或仲裁机构对这些案件作出最终裁决的特殊会计工作。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G·杰克·贝洛各尼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这样解释诉讼会计："运用相关的会计知识，对财务事项中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与处理，并给法庭提供相关的证据，不管这些法庭是刑事方面的，还是民事方面的。"

从诉讼会计在西方近二十年来的短暂发展历史看，诉讼会计的主要工作在于以独立于诉讼或仲裁双方的第三者身份，针对经济纠纷、经济过失及经济犯罪等经济案件中涉及的经营、财务事项和经济损失部分，运用专业知识，采用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调查、计算和分析，最终以报告的形式说明鉴定结果，从而为法庭或仲裁机构的裁决提供具有专业性、客观性及说服力的会计分析证据。其业务领域涉及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股东、合伙人或经济合同双方经济纠纷的审查，交通、医疗等事故损失的求偿，保险、经营中止、财产损失等的求偿，职员层或经理层舞弊、欺诈案件的审查，以及婚姻纠纷的财产审查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诉讼会计在西方已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在著名的美国舞弊丑闻案--"麦可威尔通讯公司舞弊案"立案调查过程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就作为诉讼会计人员，在法庭上作证。

可以说，诉讼会计的诞生，极大地拓宽了会计职业领域，推动了会计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其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1996年开展的对美国21世纪20种"热门行业"追踪调查的结果，会计领域中的诉讼会计在这20种"热门行业"中名列前茅(李若山，2000)。

二、诉讼会计在我国运用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就目前来看，我国诉讼会计某种程度上已在实务工作中得到一定的开展，但主要限于经济犯罪领域有关案件的审查。例如，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由检察院立案后，聘请国家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的人员施以联合审查，调查并搜集犯罪嫌疑人有关经济犯罪情况的事实，为诉讼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也是我国诉讼会计发展的雏形。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组织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经济联系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深入和频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更趋错综复杂。基于经济利害关系不同而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产生摩擦而形成的经济纠纷案件亦是在所难免。经济案件的倍增亟待构筑完备的司法支持体系。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法律是否构成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手段。因而，为妥善解决经济纠纷，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客观、公正度量经济损失，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法律尊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就必须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立法、执法体系。伴随着加入WTO步伐的加快，我国必将加快建设并完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建设。在此过程中，诉讼会计作为连接我国两大中介平台--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的桥梁和纽带，也必将得到充分重视并蓬勃发展起来。

三、诉讼会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新领域

借鉴西方国家诉讼会计发展的已有经验，诉讼会计应由最具有独立性的注册会计师来担任。因为在经济案件审查过程中，诉讼或仲裁双方当事人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供利己的证据。这种片面之词难以使法庭或仲裁机构作出公正裁决。伴随于此，现代社会更趋隐蔽化、复杂化的经济关系，必定导致经济案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并将更多地涉及法律和会计两大知识领域。因此，为保证法庭或仲裁机构裁决的公正性、公平性，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对审查人员自身素质、执业能力及职业道德的要求也自然会更上一层楼，尤其要求审查人员在证据搜集过程中要以独立于法庭、诉讼双方或仲裁机构、仲裁双方之外的第三者身份，施以独立的调查、分析和取证，即恪守形式和实质上的独立、严密推理，作出谨慎的职业判断，并提出报告、发表专业意见。这种工作由独立性很强的注册会计师来完成显然是现实的必然选择。例如在加拿大，律师、警方、公诉人、法庭、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团体等经常聘请资深的注册会计师为其提供诉讼会计服务。世界著名五大会计公司早已在公司内部设置专门的诉讼会计部门，并且在人员数量及经费上不断加强力量，给予充分的重视。其中，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会计人员现已达到500人，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会计人员也已扩充至382人(李若山，2000)。

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建设水平得到持续提高，参与服务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程度日益加深，注册会计师已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清理整顿、脱钩改制工作的渐序完成，以及联合合并浪潮的蔓延，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稳健步入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之路。但是，面对国际和国内资本的急剧扩张，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量和复杂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入世后滚滚涌进的实力雄厚的国外会计公司，将加剧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加速优胜劣汰的进度。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急需大力开拓业务领域，为社会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专业服务，走优化组合、规模发展之路，建立服务功能强大、内部管理严格、执业水准和职业道德较高、地域分布合理的事务所服务网络。作为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新领域，诉讼会计将会极大拓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广博的发展空间。诉讼会计业务在我国的广泛开展与拓延，显然会迎合事务所扩张业务、开拓市场、提高业务收入、壮大规模之需求，从而合理降低事务所审计风险，有效增强与外国会计公司相抗衡的实力。

四、诉讼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与西方国家相比，诉讼会计在我国发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业务范围过窄，机构、人员临时性特点明显，工作程序和方法缺乏规范性指导，经济损失确认和度量标准缺位。同时，参与的会计人员不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亦大大影响了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对经济损失估计的准确性。这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其次，许多理论工作者或专业人士对其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有关诉讼会计规范的工作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等。实践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上的欠缺成为制约诉讼会计实务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及时改变这种局面。第三，现阶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此产生的有关制度的不完备，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诉讼会计的发展。如，对于我国现已普遍开展的经济犯罪案件的审查，或者由检察院下设的经济庭进行有关的调查，或者由检察机关聘请国家审计人员协助调查，这显然使得调查形式及调查过程缺乏足够和应有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所搜集证据的证明力与证据力。

为切实配合并支持诉讼会计在我国的发展，首先，应加速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并尽快完善司法体系。其次，我国会计理论界工作者应重视并加快有关诉讼会计的研究工作，建立事务所在开展诉讼会计业务工作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工作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等完备的规范体系。同时，要求注册会计师应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知识多元化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也应抓住机会，重视对员工进行诉讼会计知识的培训，大力开拓诉讼会计业务，使业务量和事务所收入倍增，增强自身实力。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瑾

第三篇：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闫清华

【内容提要】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本文讨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及限制，提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诚信原则 刑事诉讼适用 限制

“诚实是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权宜之计的限制。”——康德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已使刑事诉讼从单纯追求打击犯罪，发展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综合平衡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是否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就成了需要探讨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诚信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一)诚信原则的语源考察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令》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此处的诚信指人际关系的恪守信用，诚实不欺。诚实信用在拉丁文中的符号表现是Bona Fids，法文中是Bonne 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译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 und Glauben(忠诚和相信)，在日文中是“诚义信实”。中国在继受大陆法系之后，立法和法学理论大都通过日本而受德国影响颇深，因此，汉语中的诚信原则的语义是德文指称的直译。

(二)诚信原则的法律要义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一切法律关系都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按照正义衡平的原则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它们具体的社会公正。决断案情不应是形式或机械的，而应从道义衡平原则出发，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决定这些关系，这就是诚信原则的要求。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大陆学者徐国栋认为：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实现的结果，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⑵

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应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处理刑事案件和进行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公正、诚实和善意的原则。有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二是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⑶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包括行使诉讼权利或履行诉讼义务时的行为)，以及公安司法人员在实施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行为时，必须在主观上诚实、善意。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维持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即维持实质上的公正与平衡。⑷

(三)诚信原则从私法域向公法域的扩展

诚信原则本为私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旨在于运用道德规范来限制民事主体滥用权利，

督促其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讲究信用、诚信作为;而在操作层面上，则需依赖于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将这一原则加以实现。传统观念上，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是一私法原则，而公法领域不适用诚信原则。因公法和私法有着不同的特性，因而要适用不同的原则，否则会动摇公私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诚信原则从本质上讲，是对确定性规范不足的补充，如适用于公法，势必破坏公法规范的严格性。但随着对公、私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私法间虽然存有区别，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而且公法领域也不是绝对排斥私法原则的援引，只不过基于公法的特性，对于这些原则的适用要有所限制而已。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诚实信用原则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延伸的法律现象。许多国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已纷纷效仿而将该原则加以吸收和利用，不仅在诉讼法、行政法，甚至在宪法和刑法等公法法域，都有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至今，已经超出了其最初的赋予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平衡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及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它已经扩展到法律领域中涉及利益平衡和权利、权力行使的所有范围，真正从本意上强调真诚、善意、信用、无虚假、不欺诈。“该‘帝王条款’虽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与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⑸

二、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刑事诉讼中存在利益平衡的需要

诚实信用这一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在法律领域中的引入，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法律思想的变迁，即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与选择自由的个人本位思想逐步被注重社会福利、社会整体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本位思想所取代，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们更加重视在双方当事人利益之间和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两种利益关系中谋求一种平衡。通过技术化手段将某种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从而对刚性较强的法律规范起到了一种衡平的作用，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多变的社会生活，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从刑事诉讼看，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社会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刑事诉讼法就是调整和平衡国家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相互关系的法

律。”⑹“„„刑事诉讼也是一种以解决利益争端而进行的国家活动，只不过这里的争讼一方为国家，另一方为个人;争讼的目的在于确定特定的个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个人与国家追诉机构进行理性的对抗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保障。由于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之间处于天然不平等状态，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国家追诉机关负有一些特殊的义务。”⑺因此，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而这样的利益平衡需要，为诚实信用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前提。例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的确定;在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时的处理;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庭作证等等，这类问题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的立法还是在刑事诉讼司法中，都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二)体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1.公正价值。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必须诚实善意。在证据制度上表现为真实义务，不得隐瞒证据或作伪证或进行证据突袭等，有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为程序公正奠定了事实基础。诚实信用原则还可以规制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从

而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2.效益价值。目前信用缺失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在诉讼过程中同样很严重。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手段，当事人滥用诉权、诉讼权利，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盖、伪造犯罪事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公正的裁决作出后，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司法资源不当浪费，其结果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有违效益这一程序价值目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三)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自由裁量的情况

从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利益冲突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最初功能看，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使得存在着先天局限性的法典式的成文法无法预测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也决定了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如此一来，便可以起到克服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的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就刑事诉讼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具体的犯罪情况，无论是侦查权、检察权还是审判权，都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的情况，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就要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诚实信用地运用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而这也恰恰符合了诚实信用的适用基础。刑事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成为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的借口，这就更有必要强调在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

(四)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

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在法官一方主导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由于被告人地位的客体化，诚信原则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上虽然是职权主义模式，但是随着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形成了兼具当事入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性质的诉讼模式。尤其近几年的对抗制庭审方式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当事人主导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对诉权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也会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有必要引进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确立，一方面可以减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诚信原则的制约，进一步维护司法权威。

三、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限制

诚信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限制，主要在于它与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法律的确定性能够明确地告诉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诚信原则的模糊性却使人们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规范性具有指导人们的行为的作用，诚信原则的非规范性却无法具体指示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稳定性要求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法律规定，诚信原则却赋予法官依个案特殊情形加以判决的灵活性;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它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诚信原则却更多地以个别调整代替普遍调整;法律的可预测性使当事人能够根据法律规范预测行为的法律后果。诚信原则却允许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基于法律的原理和精神进行裁判，导致行为后果的不可测性。⑼凡此种种，说明诚信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固然有其特殊功效，但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擅断仅一纸之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某些法官为自己的随意性裁判行为进行开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会背离诚信原则的初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诚信原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作为克服法律局限性

的工具，又可能成为破坏法治秩序的温床。我们面临着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尽管有学者主张“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该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⑽但严格规则主义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诚信原则的扩张更是现代各国法治的共同趋势。另外，诚信原则适用的特定语境以及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也大大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因为刑事诉讼所奉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与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不相容的。应当说，为防止诚信成为个别人扩张国家权力的手段和借口，刑事诉讼领域很大范围内是不容许适用诚信原则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刑事诉讼领域，并非都是强制性的规定，也有司法自由裁量、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空间，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认可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驾驭。

四、我国刑事诉讼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构想

(一)在总则中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

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法律始终的根本规则，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加一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其在刑事诉讼法中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在分则中列举而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二)在分则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支配下的规则和条款

在总则中确立了诚实信用作为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须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具体的规范来落实该原则，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针对侦控机关可作以下规定：(1)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不得使用威胁、引诱等欺骗性收集证据的方法和侦查手段。(2)必须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以保障辩护职权的正当行使。(3)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4)司法承诺应当兑现。

2.针对法官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依法进行。(2)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主体地位，为当事人创造平等的诉讼条件。⑾

3.针对当事人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诉权和诉讼权利。(2)禁止证据突袭行为。(3)被害人应如实陈述案情，不得作不实的、有意夸大被害事实或隐瞒自己激发犯罪的某些过错行为。(4)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撤回自认的条件，完善我国的刑事自认制度。

4.针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作以下规定：(1)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禁止证人作伪证、作虚假陈述，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2)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代理权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不得超越代理权限实施诉讼行为，要保守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3)辩护律师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4)鉴定人、勘验人员、翻译人不得故意做与事实不符的鉴定、勘验和翻译。

(三)完善和强化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法律责任

为了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必须同时规定遵守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如：当事人恶意或故意拖延诉讼，恶意轻率地提出异议等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应当由法官予以司法制裁;对违反诚信原

则，恶意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多次作出前后不

一、自相矛盾陈述的被害人，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在采证时减损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定罪量刑或导致诉讼拖延的，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裁量对被害人的处罚;通过设置一定的措施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如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对违反诚信原则，拒绝作证和作伪证的证人要依法进行相应处罚;对遵守诚信原则积极出庭作证并且提供关键证言经查证属实，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的证人，要考虑适当予以奖励，做到奖惩分明。

总之，在全民呼唤诚信的时代，我们应当树立和强化全民诚信的观念，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各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诚信制度建设。⑿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史尚宽：《债法总论》，荣春印书馆1978年版，第319-320页。

⑵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⑶张家慧：《当事人诉讼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载《诉讼法论丛》第6卷。⑷李文华：《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⑸《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完善》http：///chinese/zhuanti/283994.html.2004—12—03.

⑹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⑺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⑻同注⑷。

⑼段仁元：《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价值、缺陷及适用限制》，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⑽葛洪义：《严格规则主义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⑾常饮冰、李梅奎：《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域的适用》，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⑿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年第10期。

第四篇：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分析

【摘要】刑事科学技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对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证材料进行检验鉴定的一种专门性的技术，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笔者在本文中对刑事科学技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对其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旨在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刑事侦查中定位刑事科学技术和促进其作用发挥提供指导。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刑事侦查;作用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1-095-01

作者简介：梁英、于清乙，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溪湖刑警大队。

一、引言

从学科的特性角度来看，刑事科学技术是以物证为研究对象的涉及多项学科知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必要手段，并且这一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二、刑事科学技术概述

(一)刑事科学技术的概念

刑事科学技术简称刑事技术，由于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就是物证，因此刑事科学技术也被称为物证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收集、分析、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证材料，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性技术手段。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内容

刑事科学技术是属于公安司法鉴定学科体系中的一项综合性学科，包含着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形式侦查理论的知识。从应用上刑事科学技术包含着公安、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有侦查权的部门中的犯罪侦查技术。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刑事科学技术包括以下内容：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学、声像技术、刑事化验、法医检验、警犬技术、心理测试、生物物证和电子物证等九大部分。

二、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自古就有，例如在《洗冤录》中就记载了用科学的方式断狱的案例，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科学技术的水平逐渐提高，为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促进，为刑事侦查也提供了有利的支持，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整体作用在于有力的打击各种犯罪，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一)对于案件定性具有重要的依据指导作用

对于案件的发生首先是需要对案件进行定性，通常在案件定性阶段会遇到三类案件，一是确定需要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二是一些自然现象或者单纯额意外事故，需要移交有关部门进行相应的处理;三是谎报的虚假案件。刑事科学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通过对现场和证物的各种科学手段勘验，确定现场和证物的性质，从而依据其本质特征认定其是否属于刑事犯罪案件，对案件定性是案件侦查的基础，在案件定性问题上，刑事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依据和指导作用。

(二)有利于案件侦查和侦破中线索的获得

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案件的侦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寻线索，以便还原案情和技能型案情分析，对犯罪活动的发生时间、地点、作案动机、作案方法以及作案过程进行侦查获得，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同时，刑事科学技术还能够对犯罪活动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确认，对于确定案件性质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刑事科学技术的侦查，从犯罪活动现场获得线索和材料指引着办案的走向，也决定着案情分析的最终结果，对于案件侦破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通过刑事科学技术能够获得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

我国刑事政策中奉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案件上，要对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就要侦查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又必须通过证据加以证实。无论是犯罪现场，还是犯罪分子及受害对象，都可能留有相关的证据，尤其是犯罪现场的证据更是具有着较强的客观真实性，对于认定犯罪事实往往具有较强的证据力。对犯罪现场，尤其是较为复杂或者较大的犯罪现场，在证据采集过程中，依靠刑事科学技术具有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全面性的重要作用。

(四)刑事科学技术能够为串并案提供指引和依据

刑事科学技术中包含着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如电子计算机、扫描仪、录音、照相、录像等，在刑事侦查的过程中将收集到的信息输入电子设备中，通过储存和积累，能够建立和扩大犯罪痕迹、物证信息库，再利用现代管理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在任何案件的办案过程中，通过查对各种痕迹、物证的档案资料，能够为串并案件、提高侦查的效率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提供科学的依据，刑事科学技术的这一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案件侦查和侦破效率的提高和准确率的提高，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让犯罪分子意识到，刑事案件的侦查具有强大的技术支持，案件侦破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的行为终将会被侦破并得到法律的制裁。刑事科学技术还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其作用也将逐渐扩大，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陈骧君.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之辨析[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3(4).

[2]阳雁.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思考[J].法制与经济，2011(8).

第五篇：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周岩)

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

--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

周岩

上传时间:2003-6-27

【内容摘要】“一事不再理”符合公正和效益两大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各国公认的一项民事诉讼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得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当事人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又起诉的情况很复杂，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而要处理好复杂的实际情况，就必须明确何谓“一事”，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本文具体分析了在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时当事人、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的范围，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并提出作者关于如何在兼顾公正和效益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概述

“一事不再理”是各国公认的一项民事诉讼原则，它起源于罗马法，并通过“诉权消耗”理论及“裁判权消耗”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其理论架构。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是指就裁判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判的同一纠纷，当事人不能再提请裁判机构重新裁判，裁判机构亦不能再行受理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裁判。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判生效后，针对同一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已用尽，裁判机构的裁判权亦消耗完毕。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有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关系，也符合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如果允许当事人针对同一纠纷反复提起诉讼，不仅会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会造成裁判机构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增加裁判机构解决民事纠纷的成本，并且，“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1，不符合效益的价值目标。同时，反复诉讼也会使当事人的合理利益不能及时取得，“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也不符合公正的价值目标。正基于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促进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既判力是一个与“一事不再理”密切相关的问题。所谓既判力，是指生效裁判在实质上的确定力，即生效裁判所具有的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由于“一事不再理”涉及到裁判机构的生效裁判，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必然要涉及既判力理论。在“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的关系上，存有两种对立的学说，即同一说与区别说。同一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虽然用语不同，但二者的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既判力理论的实际应用，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不外是诉讼上所表现的一事不再理的理念而已，“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的。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区别说，该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不同，“一事不再理”是指一案的裁判一经生效，不管其结果如何，当事人的诉权归于消灭，裁判机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为审判，当事人再起诉时，法院应不经实体审理，即以起诉 1

不合法为由驳回，它强调当事人不能反复行使诉权，而既判力是指已经生效的裁判具有确定力，民事诉讼以确认当事人之间有争执的权利关系是否存在为目的，如原告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存在，即使重新起诉，也不应拒绝审理，既判力所重视的是禁止裁判机构就同一纠纷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并非一事不再理。

关于“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的关系，笔者既不赞成二者同一的观点，也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的主张。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应当是“相互交叉的两种制度”2，它们既互相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事不再理”是强调裁判一旦生效，无论其结果如何，同一案件的诉权即被消耗殆尽，同一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请求再行起诉的，法院不再受理。既判力则强调生效裁判的拘束力，生效裁判不仅对当事人(不仅指同一当事人)有拘束力，同时约束法院的行为，因为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是法律拟制的真实的事实，当事人有义务执行生效裁判，不得再要求作出重新确定事实和进行利益分配的裁判，法院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裁判。可见，“一事不再理” 侧重于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既判力则侧重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二者在制度上的立足点不同。同时，“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因为“一事不再理”是从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方面来维护既判力，也正是由于既判力的存在，法院对同一纠纷才存在“不再理”的问题。所以说，“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在正确认识“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进行深入地剖析。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

世界各国一般都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相关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予以规定，我国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

(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除外。该规定排除了当事人就同一案件的再起诉权，一般认为它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但这一规定只是概括性的，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当事人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又起诉的情况很复杂，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而要处理好复杂的实际情况，就必须明确何谓“一事”，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 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在理论上存有很大的分岐。有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也有的学者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

以案件和诉讼标的的同一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是不适当的。民事裁判涉及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已被确定，也有发生重复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加进时间因素来考虑的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同一案件。3诉讼标的虽然是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采用的一个概念，但民事诉讼法对何为诉讼标的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会涉及多个法律事实，当事人也会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多个理由，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间往往也有交

叉，如果采用法律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执法的不确定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还有人认为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以当事人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这种主张有其合理性，用它来确定既判力的拘束范围是可以的，但“一事不再理”原则毕竟与既判力理论不同，它涉及到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同一诉的声明可能涉及多个原因事实，如果采用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适用的标准，会使当事人丧失以其它原因事实起诉的权利，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过分限制，也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

笔者对上述两同和三同的观点都不赞成，因为它们都没有准确地指明“一事”的涵义。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1、关于同一当事人

民事诉讼当事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人及其相对方。简单地说，就是原告和被告。无论某人在实体法上是不是与诉讼标的有关，只要诉状内明确表示其为原告和被告，他就是诉讼当事人。“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适用于同一当事人，但该当事人仅是指在已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中的诉(含本诉和反诉)的原告或法律拟制的与原告同一的人。原告就是审判程序中起诉的人。法律拟制的与原告同一的人是因法律的规定或运行而与原告有密切关系的其它人，如因法人的分立、合并、被注销或自然人的死亡而产生的对原来的原告具有权利义务继受关系的人，或因合同的转让或标的物的转移等而产生的其它与原来的原告具有相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等，这些人往往不是被列在生效裁判文书上的原告，但因其在实质上取代了原来的诉讼当事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地位，亦应受原来的裁判的既判力的拘束，如其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受理。“一事不再理”原则不适用于被告，因为被告并没有提起过诉讼，其起诉权不受曾经被诉这一事实的影响。

2、关于同一事实和理由

“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适用于同一事实和理由。裁判机构的裁判生效后，如果同一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实体权利主张再行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事实和理由是指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是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亦于掌握;理由虽然可能是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但它往往是以当事人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一事”的构成要素的事实和理由必须都是同一的，事实同一但理由不同一或理由同一但事实不同一都不能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裁判生效后，同一当事人又基于同一事实以同一诉讼请求提起诉讼，但提供了新的证据。当事人提举新证据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改变了理由，如有这种改变，法院不应限制其起诉权，因为有时原来的原告可能在行使权利时怠于举证，不给法律拟制的与原告同一的人一个程序上的权利，难以体现程序正义。当然，这样做可能会使当事人以新证据为由反复诉讼，造成诉讼的迟延，增加法院和当事人特别是被告的诉累，有违公正和效益这两大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对当事人因新证据再行起诉的权利作出时间限制，逾期原告再行起诉的，法

院不予受理。

3、关于同一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是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实体权利主张，它决定着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同一诉讼请求指的就是当事人相同的实体权利主张。“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适用于同一诉讼请求，一个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必然载明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已对该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作出了判定，如该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诉讼请求再行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一个不可分割的权利，当事人权利声明不同的两个诉讼请求是相同的诉讼请求。例如，某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违约金10000元，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违约金5000元，后该原告发现自己计算违约金的方法有误，原来请求法院支持的数额太少，又重新起诉，因原告在前案中行使诉权时自动放弃了未请求部分的权利，法院已对其权利声明进行了审理，如其再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了同一个诉讼请求，属“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范围，法院不应受理。可分割的权利则不然，对一个可分割的权利，当事人权利声明不同的两个诉讼请求可被视为不同的诉讼请求。如在某一借款合同关系中，被告欠原告100万元， 原告因一时资金紧张，诉讼费用不足，故在起诉时只要求被告返还50万元，该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在解决了诉讼费用的困难之后，同一原告又就另外50万元欠款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原告已行使过诉权，但其并没有放弃未请求部分的权利，可以以先后两个诉讼请求提起诉讼，法院应该受理。

三、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得不具体，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人们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有着不同的理解，法官们的认识也不一致，致使法院在对许多同类案件的处理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威信，也有损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统一认识，在兼顾公正和效益的基础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进一步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以使法官有法可依，统一裁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1、法院或仲裁机构已就“一事”作出了生效裁判是“不再理”的前提。不仅是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仲裁机构的生效仲裁裁决也具有既判力的拘束力，并且，我国在加入WTO以后，将更多地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外国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仲裁裁决。因此，应明确规定上述判决、裁定或裁决具有既判力的拘束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规范“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2、在裁判机构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告特别是法律拟制的与原告同一的人在起诉时一般不会声明已有生效裁判存在，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一般很难确定其起诉是否属“一事”的范畴，只有在受理后，基于被告的抗辩，法院才会就此作出判断，所以，如果人民法院受理后又发现“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原告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

3、在裁判机构作出的裁判生效后2个月内，同一当事人可以同一事实和基于新证据的不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再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

4、当事人的申诉权一般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但如果同一当事人已经基于

新证据在上述2个月的规定期限内提起了诉讼，法院也已受理，其就已有了对原来权利行使的瑕疵进行补救的机会，不能再对原生效裁判提出申诉。

5、诉讼和仲裁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如果同一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曾向仲裁机构提出过同一请求，仲裁机构已作出裁决的，当事人又以新证据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注释：

1 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3页。

2 肖建国著《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71页。

3 参见[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