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浪漫主义文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内容提要本文讨论近期文学研究中围绕“本质主义”产生的争论，进而提出另一种称之为“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本文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

第一篇：浪漫主义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英美文学教学

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女性为体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诉说主体的一种文学形式。相当一部分脍炙人口的英美文学作品，是以女性人物的经历、遭遇、命运为线索，通过女性形象与特定社会制度及畸形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表现女性在被歧视、压迫、不平等待遇环境中的反抗，并由此触发对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探讨。笔者在进行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女性自我身份探寻：艾丽丝·门罗系列短篇小说主题研究”（项目编号：GXKS2018YB014）的研究时，参考了由齐心著、吉林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的《多维视角下英美女性文学研究》一书，其正是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本书共八章，从英美女性文学及理论的发展入手，着重对小知女性形象、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华裔女性文学展开研究，同时阐述了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他者阐释走向主体建构的历程，最后基于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选取了英美女性文学中一些特别的题材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第一章中，作者概述了英美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与体现，以及英美女性文学对当代女性价值观的影响，并基于跨文化的视野，对中国女性文学与英美女性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二章，作者主要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详细论述了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章，作者通过对小知女性源头的考察及其基本形象特征的刻画，对英美小知女性形象文学展开了多方面的考究。第四章，作者聚焦于英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特点和意义研究，具体考察了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详细讨论了关于黑人女性的自传性写作问题、关于黑人女性文学的文学理论问题，以及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的意义。第五章，作者带我们走进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世界。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华裔女性在文学写作专业化的过程中，其书写成长与思想升华并肩前行，相辅相成。第六、七章则通过对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阐述，以多维视野构建起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大厦，并探析了在英美女性主義文学批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转变和发展，形成了国别比较。最后一章，作者以英美文学中的典型作品为抓手，对英美女性文学中暗黑婚姻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展开了人文解读和探析。

综上，本书对英美文学的教学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倡导两性平等、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教学中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和较强的现实意义。第二，在文学教学中引入文学批评具有积极的育人价值。文学批评体现了人们对文学内涵和核心价值的深入思考。将多元而深刻的文学批评理论运用于文学课堂上，将使文学课程回归到感性和理性相融合的状态，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指导意义。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李柳英）

第二篇：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近期文学研究中围绕“本质主义”产生的争论，进而提出另一种称之为“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本文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在关系主义的视野之中，无论是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之上一些著名概念还是文学经典都将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同时，研究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

关键词 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　关系主义　文学性　文学经典

1“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坎。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符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本质”隐藏于表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析模式。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根据谱系学的眼光，如果将文学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这肯定遗忘了变动不居的历史。历史不断地修正人们的各种观点，包括什么叫做“文学”。精确地说，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异其趣。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这种理论图景之中，所谓的“本质”又在哪里？

传统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时髦观念显然不服气。首先，他们不承认“本质”是一个幻象。如果世界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表象，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未来方向？没有“本质”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目迷五色，沉溺于无数局部而不能自拔。这时，我们比洞穴里的一只老鼠或者草丛里的一只蚂蚁高明多少？其次，他们恼怒地反问：否认“本质”的最终后果不就是否认文学的存在吗？一切都成了相对主义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那么，学科何在？教授与庶民又有什么区别？消灭“本质”也就是打开栅栏，废弃规定，否认所有的专业精神。难道那些反“本质主义”分子真的要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经典与流行歌曲或者博客里的口水战混为一谈吗？

即使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我仍然必须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根据我的观察，一百棵松树或者五十辆汽车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独特的共同之处；更为复杂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或者李白、杜甫、王维的七言诗之间也可以找到某些仅有的公约数。如果这些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有效地代表了松树、汽车、理论著作或者七言诗的基本品质，理论家倾向于称之为“本质”。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孜孜不倦地搜索各种“本质”，“本质”是打开大千世界的钥匙。谈一谈汽车或者文学的“本质”是雕虫小技，哲学家的雄心壮志是阐明宇宙的“本质”，例如“道”、“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如此等等。我常常惊叹古人的聪明，坚信他们热衷于追求“本质”决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无事生非。所谓传统的理论家，“传统”一词决非贬义——我们曾经从传统之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援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表象与本质的区分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法则。我宁可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是一种描述、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包含了二元对立，并且将这种二元对立设置为主从关系。本质显然是深刻的，是二者之间的主项；表象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经验，只能从属于本质的管辖。前者理所当然地决定后者——尽管后者在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能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二元对立是决定论的。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还隐含了对于“深度”的肯定。滑行在表象的平面之上无法认识世界，重要的是刺穿表象，摆脱干扰，只有挖地三尺才能掘出真相。“深刻”、“深入”、“深度”——我们对于思想和智慧进行赞美的时候习惯于用“深”加以比拟，仿佛所有的思想和智慧一律箭头向下。当然，有时“深度”一词被置换为“内在”——自外而内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抵近核心秘密。无论怎么说，这种“深度”哲学的首要诀窍是甩开表象。不难发现，上述理论预设想象出来的世界图像通常是静止的。如同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表象仅仅居于底层或者外围，不同级别的“本质”架构分明——那个终极“本质”也就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宇宙顶端。这种牛顿式的结构稳定、清晰、秩序井然，令人放心。但是，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文学的例子。哪一天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我们发现了从原始神话至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公约数，是不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历史将在后现代的末尾刹车。后现代之后的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我们所认定的那个“本质”怎么能为无数未知的文学负责呢？如果一个唐朝的理论家阐述过他的文学“本质”，可想而知，这种“本质”肯定无法对付今天的文学现状。一旦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代主义荒诞剧、后现代主义拼贴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统统塞进去，这个“本质”的概念肯定会被撑裂。相同的理由，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资格断言，地球毁灭之前的文学已经悉数尽人彀中？当然，另一些理论家似乎更有信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时常想象，整个世界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五千年以前的文学与五千年以后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虽然这种想象始终无法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另一种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宗教领袖、政治家以及一些高视阔步的哲学家无不企图垄断那一条生长了世界的“根”。无论是上帝、某种社会制度或者“道”、“绝对精神”，他们无不高声宣称只有自己才握住了世界的“本质”，并且为了剿灭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

静止的图像通常倾向于维护既定的体制，这是“本质主义”遭受激进理论家厌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金字塔式的结构严格规定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文化门类的位置，不得僭越，不得犯规。“本质”是神圣的，庄严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什么叫做“纯文学”？这种文学盘踞于“本质”指定的位置上，熠熠生辉，毫无杂质。由于“本质”的巨大权威，“纯文学”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拒绝承担各种额外的义务。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发生和成长史，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常常此消彼长。然而，“本质主义”不想进入曲折的历史谱系，而是将学科界限的模糊形容为知识领域的混乱。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由于“本质”的控制，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很难在静止的图像之中显出完整的轮廓，例如教育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经济学、文学、历史学，诸多学科都可能与教育密切相关。然而，教授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学科边缘驻足，惟恐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地遭受不测。一张漫画十分有趣：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这种讽刺对于目前许多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同样适合。众多学科各就各位地将知识版图瓜分完毕，一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插入种种固定的“本质”结构从而找到自己的存身之处。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性别战争或者生态文学这一类问题无法形成学科——因为它们的“本质”阙如。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某些问题被归纳为一个学科而另一些问题被拆成了零碎的因素？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金字塔结构内部的位置分配多半来自某种文化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从种族学、文化人类学、国家地理到历史学，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学科形成的重要因素。许多著名的学科称职地成为某种文化体系内部的一块稳固的基石。二者是共谋的。如果这种分配背后的历史原因被形容为“本质”的要求，那么，“本质主义”将义正辞严地扮演权力的理论掩护。

2我们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思想模式，显然暗示还可能存在另一些理论预设与思想模式。让我们具体地设想一下：第一，二元的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换句话说，考察某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否可以不再强制性地规定多元因素的空间位置——仿佛某些享有特权的因素占据了特殊的“深度”，而另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只能无根地飘浮在生活的表面，随风而动；第三，解除“深度”隐喻的同时，决定论的意义必然同时削弱。多元因素的互动之中，主项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产生主项的转移。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惟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包含了极富启示的方法。首先，马克思不再设定性格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隐藏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挖掘这个“本质”是求解性格的必修功课；不同的性格状况取决于一个人置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性格如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其次，“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了多重社会关系的复杂配置，而不是由单项社会关系决定。这甚至有助于解释一个性格的丰富、繁杂、变幻多端，甚至有助于解释许多貌似偶然的、琐碎的性格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断之中发现“主体间性”的深刻思想。

至少在这里，我并没有期待关系主义全面覆盖本质主义。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我们的意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性质的问题可以交付哲学家长时期地争论。等待哲学家出示最后结论的过程中，我十分愿意以谦卑的态度做出一个限定：关系主义只不过力图处理本质主义遗留的难题而已。同时，我想说明的是，关系主义的提出决非仅仅源于个人的灵感。尼采、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布迪厄等一大批思想家的观点形成了种种深刻的启示，尽管现在还来不及详细地清理上述的思想谱系。当然，现在我只能将关系主义的观点收缩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

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之中的本质主义始终占据主流。例如，韦勒克就曾经指出，文学从属于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文学的本质基本没有变过。这无疑确认了文学研究的目标——搜索文学的本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美、人性、无意识都曾一度充当过文学本质的热门对象。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雅各布森的名言：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事实上，雅各布森与韦勒克不谋而合——他们都倾向于认定文学的本质在于某种特殊的语言。然而，各种迹象表明，新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或者结构主义的研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理论家并未从文学之中发现某种独一无二的语言结构，从而有效地将文学从日常语言之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将某种语言结构视为文学本质的观点可能会再度落空。

这时，关系主义能够做些什么？首先，关系主义企图提供另一种视域。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谈到：

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①

本质主义常常乐于为文学拟定几条特征，例如形象、人物性格、虚构、生动的情节、特殊的语言，诸如此类。某些时候，我们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究竟是形象、人物性格、虚构形成了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特征？按照关系主义的目光，这些特征与其说来自本质的概括，不如说来自相互的衡量和比较——形象来自文学与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人物性格来自文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虚构来自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生动的情节来自文学与社会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特殊的语言来自文学与新闻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如此等等。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当然，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通常是综合的、交叉的，而且往往是一项与多项的非对称比较。纷杂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将会形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犹如许多条绳子相互纠缠形成的网结。这种定位远比直奔一个单纯“本质”的二元对立复杂，诸多关系的游移、滑动、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微妙的分寸均会影响文学的位置。由于这些关系的游动起伏，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分门别类地安顿在一个个固定的格子里面，然后贴上封条。我们必须善于在关系之中解决问题。差异即关系。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罗蒂甚至做出了不留余地的论断：“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②相当程度上，这就是关系主义对于世界的描述。

3相对于固定的“本质”，文学所置身的关系网络时常伸缩不定，时而汇集到这里，时而转移到那里。这种变化恰恰暗示了历史的维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即是不断变化的关系。“本质”通常被视为超历史的恒定结构，相对地说，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具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先秦时期，在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时候，历史学或者哲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从而建立与文学的衡量和比较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新闻和自然科学逐渐形成学科，进而有资格晋升为文学的相对物。总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并不相同，文学所进入的关系只能是具体的、变化的；这些关系无不可以追溯至历史的造就。所以，文学所赖以定位的关系网络清晰地保存了历史演变的痕迹。

让我们总结一下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不同工作方法。本质主义力图挣脱历史的羁绊，排除种种外围现象形成的干扰，收缩聚集点，最终从理论的熔炉之中提炼出美妙的文学公式。显而易见，这种文学公式具有强大的普遍性，五湖四海的作家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加以享用。尽管不同的理论家远未就文学公式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如出一辙。相对地说，关系主义的理论家缺乏遥望星空的勇气，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学公式如果不是一个幻觉，也将是某种大而无当的空话。文学之所以美妙动人的原因，必须联系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一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理论家的重要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现象，从中发现各种关系，进而在这些关系的末端描述诸多文化门类的相对位置。显然，这些关系多半是共时态的。我期待人们至少有可能暂时地放弃一下“深度”的想象方式——我认为，即使在一个平面上，对于关系网络内部种种复杂互动的辨识同样包含了巨大的智慧含量。由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文学的位置确定下来的时候，新闻、历史、哲学或者经济学大致上也都坐在了各自的金交椅上。这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每一个学科的前面都可以加上限制性的短语“相对于……”。与其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想象为普通的分工，不如说这是它们各自承担哪些文化使命的写照。文学为什么能够越过时代的疆界持久地承传？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被曹雪芹、李白甚至《诗经》而感动？这是关系主义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关系主义显然更加关心特定时代的文学。我不止一次地表示，那个光芒四射的文学公式无法自动地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时代的文学要做些什么？政治领域众目睽睽，经济是最富号召力的关键词，繁盛的商业，不断地产生奇迹的自然科学，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正在成为全社会的话题，整容广告或者崇拜“超女”的尖叫充斥每一个角落——这时，渺小的文学还有什么理由跻身于这个时代，不屈不挠地呐喊？绕开文学相对其他学科的关系，本质主义无法令人信服地阐述这个问题。

对于关系主义说来，考察文学隐藏的多重关系也就是考察文学周围的种种坐标。一般地说，文学周围发现愈多的关系，设立愈多的坐标，文学的定位也就愈加精确。从社会、政治、地域文化到语言、作家恋爱史、版税制度，文学处于众多脉络的环绕之中。每一重关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修正文学的性质。理沦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然而，关系主义时常遇到一个奇怪的情况：一些时候，意识形态可能刻意地隐瞒文学涉及的某些关系。例如，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与性别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仿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然而，女权主义兴起之后，文学与性别的密切互动被发现了。从情节的设置、主题的确立、叙述风格的选择到出版制度、作品宣传，性别因素无不交织于其中，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女权主义理论家的研究，男性中心主义、压迫、蔑视或者规训女性是许多文学的潜在主题。意识形态遮蔽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目的是隐瞒上述事实，从而维护男性根深蒂固的统治。揭示文学与性别的关系，亦即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揭示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一批后殖民理论著作表明，大量的文学作品隐藏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压迫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故事之中的人物关系，也可能是一段历史事实的考据，可能是一种叙述视角的设立，也可能是某种经典的解读方式。这些信息原先散落在各处，隐而不彰。由于考虑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后殖民问题终于被集中地提出来了。这几年兴盛的“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工作即是发现文学卷入的种种关系。从政治制度到民风民俗，从印刷设备到大众传播媒介，或者，从服装款式到广告语言，文化研究的根须四处蔓延，各种题目五花八门。文化研究证明，文学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审美标本，文学殿堂也不是一个超尘拔俗的圣地。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广泛地植根于各种社会关系，攀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体制之上，从而形成现有的面貌。无论是一种文学类型的兴衰，一批文学流派的起伏还是一个作家的风格形成，文化研究对于各种复杂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远比本质主义丰富的解释。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有理由被视为关系主义的范例。

4然而，文化研究正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种种反弹。一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是：文学又到哪里去了？阶级、性别、民族、大众传媒、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各种关系的全面覆盖之下，惟独审美销声匿迹——或者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以往遇到的恼人局面又回来了：我们读到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社会学文献、思想史材料或者道德宣言，但是，我们没有读到文学。

在我看来，这种抱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许多理论家往往觉得，谈到了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标本；谈到了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性别之战的标本；谈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民族独立的标本；谈到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粗陋的道德标本，如此等等。因此，文化研究如果不是专门地谈论一部作品的美学形式，那就意味着审美将再度遭到抛弃。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然是一种还原论。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关系必须还原到某一种关系之上——这即是独一无二的“本质”。然而，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具体地说，谈论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或者文学与民族、性别的关系，不等于否认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更为细致的分析可能显示，阶级、民族、性别或者道德观念可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审美体验；相同的理由，美学观念也可能影响我们的性别观念或者道德观念。一种事物存在于多种关系的交汇之中，并且分别显现出不同的层面，这是正常的状况。一个男性，他可能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弟弟，一个酒友，一个处长，一个古董收藏家，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他此时此地进入何种关系，相对于谁——父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酒桌上的伙伴、机关里的同事、古董商、厨师，如此等等。我们没有必要强制性地决定某一个角色才是他的“本质”。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认为，阶级的归属是一个人身上的决定性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并非时刻从事阶级搏斗，生活之中的许多内容和细节与阶级无关。例如，一个人是否喜欢吃辣椒或者有几个兄弟，这通常与阶级出身关系不大。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找不到一个“本质”而无法理解这个男性。事实上，他的多重角色恰好有助于表现性格的各个方面。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因为某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多种关系而苦恼？鲁迅对于《红楼梦》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③——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这部巨著的丰富。我们不必忠诚地锁定某一个“命意”，从而抵制另一些主题。一个文本内部隐含了众多的关系，这往往是杰作的标志。这些关系的汇合将会形成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域，供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歌德赞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不尽的话题。另外，强调多重关系的互动，还有助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传统课题——例如“典型”问题。对于诸如阿Q这种复杂的性格，我们以往的观点莫衷一是。一个乡村的游手好闲分子，一个窃贼，一个革命党的外围分子，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雇农，一个无师自通的“精神胜利法”大师，一个身材瘦弱的头癣患者……究竟是一个雇农的革命倾向和无畏的造反精神，还是一个二流子浑浑噩噩的自我陶醉，二者的矛盾是许多理论家的苦恼。如果关系主义将一个性格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共同塑造，那么，这个典型就不必因为非此即彼的某种“本质”而无所适从。

关系主义强调的是关系网络，而不是那些”内在”的“深刻”——几乎无法避免的空间隐喻——涵义，这时，我们就会对理论史上的一系列著名的大概念保持一种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之中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不少著名的大概念仿佛是灵机一动的产物，它们往往并未经过严格的界定和批判就流行开了。各种“主义”粉墨登场，竞相表演。一批严谨的理论家常常尾随而来，努力为这些“主义”推敲一个无懈可击的定义。但是，这些理论家的吃力工作多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设计的定义总是挂一漏万，或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我写过一篇论文反对“大概念迷信”。我认为不要被大概念的神圣外表吓唬住，而是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往往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情境而发生、流行，历史主义地解释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个概念周围的各种理论关系，这是比东鳞西爪地拼凑定义远为有效的阐述方式。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如果把创造性想象、情感表现、天才论、对于自然的感受、对于奇异神秘之物的渴望与古典主义的拘谨或者现实主义的冷静结合起来，那么，历史提供的相对关系将使浪漫主义这些特征出现充实可解的内容。所以，《文学理论新读本》之中，我们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几个概念理解为相继出现于文学史上的几种美学类型。虽然这些美学类型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是，历史主义是这种普遍性的限制。彻底挣脱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而无限扩张这些美学类型的普遍性，这些大概念最后通常变成了没有历史体验的空壳。这个方面，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显然是一个工作范例。阐述一大批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汇时，雷蒙·威廉斯的主要工作即是清理这些词汇的来龙去脉。正如他在阐述“文化”一词时所说的那样，不要企图找到一个“科学的”规定。相反，“就是词义的变化与重叠才显得格外有意义”④。这些变化和重叠隐含了多种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或者可以说，就是由于这些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某个概念才在思想文化史上成为轴心。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我甚至愿意进一步想象——它们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其说在于“词义”，不如说在于汇聚各种关系的功能。我首先考虑到的近期例子即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当时出现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人文精神”的具体涵义并未得到公认的表述，然而，这个明显的缺陷并没有削弱理论家的发言激情。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

……两者之间的反差恰好证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后援，人们的激情已经不允许更多的斟酌。如果这就是“人文精神”的登场经过，那么，概念使用之前的理论鉴定将不会像通常那样慎重。

这样，“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周围出现了一个话语场，一批连锁话题逐渐汇拢和聚合，开始了相互策应或者相互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首先将“人文精神”视为功能性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涵义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游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组织一系列重要话题的功能。我愿意重复地说，这一概念所能展开的思想和话题甚至比它的确切定义还重要。⑤

瓦雷里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任意从语句中拦截一个词给予解释，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只有当这个词返回语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它的词义。这就是说，仅仅查阅词典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复活这个词在语句之中的各种关系。“人文精神”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一个关键词周围的关系可能存在于整个历史语境之中。这些关系才是更为可靠的注释。

5关系主义喜欢说“相对于……”，可是，这个短语常常让人有些不安。“相对主义”历来是一个折磨人的术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这不仅削弱了文学研究之中各种判断的权威性，甚至威胁到这个学科的稳固程度。迹象表明，文化研究的狂欢化作风已经把文学研究学科搅得鸡犬不宁，不少理论家越来越担忧“相对于……”这种表述可能动摇纯正的文学曾经拥有的中心位置。鉴于个人的知识积累和供职的部门，我当然希望这一门学科具有稳定的前景；而且，至少在目前，我对这一点很有信心——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保障。对于文学研究说来，上一次学科的彻底调整大约发生于一百年以前，大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是这种调整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这种调整从属于现代性制造的巨大历史震撼。现今的文学研究似乎还没有遇到如此剧烈的挑战，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大致上依然如故。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在解释学科现状的时候回到关系主义平台上。在我看来，文学研究的稳定性不是因为某种固定的“本质”，而是因为这个学科已有的种种相对关系并未失效。运用一个形象的比拟可以说，一艘小船之所以泊在码头，并非它天生就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系住它的那些缆绳依然牢固。换言之，如果维系文学研究的诸多关系发生改变，这个学科改头换面的可能始终存在。一些理论家倾向于认为，随着文学研究的延续，这个学科肯定愈来愈靠近自己的本性——譬如从所谓的“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这只能使学科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巩固，关系主义的“相对于……”愈来愈没有意义。这些理论家通常不愿意列举大学的课程设置这一类外围的情况作为论据，他们的强大后盾是文学经典。经典的日积月累形成了伟大的传统，形成了“文学性”的具体表率，这即是学科的首要支撑。所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了反击文化研究——他称之为“憎恨学派”——的捣乱，毅然撰写《西方正典》一书，力图以经典的纯正趣味拯救颓败的文学教学。

景仰经典也是我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感情。如果没有经典的存在，文学研究还剩下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经典形成的传统如同一堵厚厚的围墙保护学科不受任何污染。经典不是永恒地屹立在那里，拥有一个不变的高度。经典同样置身于关系网络，每一部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依然是相对而言。在我看来，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对于经典的一段论述的确值得再三回味：

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要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⑥

经典不是一个固定的刻度，而是不断的相互衡量——我们再度被抛回关系网络。我们的景仰、我们的崇拜、我们最终的栖身之地仍然不是绝对的，“文学性”的答案仍然会因为《离骚》、《阿Q正传》、《巴黎圣母院》、《等待戈多》、《百年孤独》这些经典的持续加入而有所不同。文学研究的学科底线并不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有一个支点是固定的，那么，这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握的局面。哪怕这个关系网络延伸得再远，这个固定的支点乃是评价、衡量始终必须回顾的标杆。即使遭到相对主义的引诱，我们也不至于身陷八卦阵，迷途不返。然而，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都游移不定，那么，这种相对的稳定平衡可能更为短暂，更多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开放、灵活、纷杂，无始无终。这是一种典型的解构主义感觉。如果运用一个形象加以比拟，我会联想到杂耍演员。杂耍演员头顶一根竹竿站在地面上，动作比较容易完成；如果头顶一根竹竿骑在摇摇摆摆的独轮自行车上，保持平衡将远为困难——因为两端都是活动的。解构主义无限延伸的能指链条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最初的起点——这大约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内部最具破坏能量的一个分支。如果承认这是关系主义可能抵达的前景，我们多少会对捍卫学科稳定的信念进行一些理论的反省。

最后，我想提到一个一开始就回避不了的问题：“我”的位置。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事文学研究还是阐述关系主义的主张，“我”——一个言说主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关系网络的限制。这种浪漫的幻想早已打破：“我”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灵，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员，具有超然而开阔的视野，这个言说主体可以避开各种关系的干扰而获得一个撬动真理的阿基米德支点。相反，言说主体只能存活于某种关系网络之中，正如巴赫金在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指出的那样，“思想只有同其他思想发生重要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⑦。可以肯定，言说主体存活的关系网络是整体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利益必将强有力地介入主体的形成，影响“我”的思想倾向、知识兴趣甚至如何理解所谓的“客观性”。对于文学研究——其他研究更是如此——说来，冲出意识形态的包围，尽量培养超出自己利益关系的眼光，这是基本的工作训练。然而，摆脱某些关系往往意味了进入另一些关系，文化真空并不存在。无论把这个观点视为前提还是视为结论，总之，“我”，言说主体，观察员——这并非关系主义的盲点，而是始终包含在关系网络之内。

①南帆：《文学性以及文化研究》，《本土的话语》，山东友谊出版杜2006年版，第165页。

②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③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④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⑤南帆：《人文精神：背景与框架》，《敞开与囚禁》，山东教育出版杜1999年版，第224页。

⑥T. 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⑦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2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陈剑澜

作者：南　帆

第三篇：新浪漫主义: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性建构

摘要：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的价值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已开始意识到的话题。从“新浪漫主义”入手探寻五四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生成点。“新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它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价值立场和审美思维形态，以现代主义为时代精神表征和艺术诉求方式，以生命哲学、生命诗学为创作话语的意义本体内涵。正是通过上述话语知识结构的建构“新浪漫主义”确证了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之间价值关系的必然性。

关键词：五四文学;存在主义;新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

文献标识码：A

李欧梵先生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称五四一代作家是“浪漫的一代”，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_二文中明确指出“现今文学是趋于浪漫主义的”从而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统一定义为“浪漫主义”文学。如果加以深究便不难发现，五四文坛所推崇的浪漫主义其实是所谓“新浪漫主义”。

对此茅盾其时的言说颇具代表性：“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能引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考虑到目前学界对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的价值关系或五四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已有初步的认定，因此，对新浪漫主义话语进行重新清理与诠释是进一步求证和确认存在主义与五四文学关系性建构的必要一环。

一

很明显，五四时期流传于文坛的新浪漫主义一词主要来源于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厨川北村在该书中广泛联系西方近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的变迁，评述了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文艺思潮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对新浪漫主义的产生原因、性质和特点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他所提出的“新浪漫主义”的指称及其表现形态受到了五四作家普遍认同，并成为五四文坛描述、概括世纪初文学的特定话语概念。“1919至1922年间，茅盾、田汉都是把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文学发展方向加以提倡。”

不言而喻，厨川白村的思路凝定在“西方”的“新浪漫主义”上。厨川白村认为它“并非是最近一切文艺的总括，它只是最近欧洲文坛的一个主要倾向而已”。这种倾向是“源于浪漫时代的那一股主观倾向的暗流”，一种“情绪主义”的抬头。事实上，西方新浪漫主义尽管也体现出传统浪漫主义的艺术审美表现形态，但其最本质的话语内涵却表现为抗衡科学理性、工业文明的文化哲学特质——一种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本色。

很明显，传统浪漫主义一开始就包含着理性与感性、彼在与此在的张力：它以幻想和激情来抵抗理性的重压;以乡村和异国风情对抗工业化的城市;以主观性来对抗冷冰冰的客观现实。问题却在于，在其本质上传统浪漫主义依然拘阈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逻辑所施予的美学建构模式——创作主体性建构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并不是感性而是理性。将理性的超越价值抬举到感性体验之上是前现代性的特点。须知，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发展史是一部理性发展史，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人类本质的地步。然而，“现代人类须藉理性以提高其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而趋达自由，而理性化的社会分工所成就的经济(工业化)、政治(官僚化)的科层组织，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人性异化的根源，现代人的异化劳动和异化生活表征着人的片面化、非人化和机械化。这样，‘理性’就从解放人的工具蜕变为奴役人的枷锁，现代化反成为人的精神自由的敌人，于是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非理性的文化现代性的反拨。”现代非理性主义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不仅是理性的更是非理性的，人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实体而理性只具有工具性质。人的直觉、感觉、本能、情感、欲望、需求、信仰、审美以及实现它们的愿望等等无一不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的事实，是人类社会和人本身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个自然基础。“自尼采之后，非理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对象，整体性地进入哲学、美学视野，成为现代主义表现的重要主题。如世界是荒谬的、人性异化等……在尼采身后，人类进入了一个非理性言说的时代。”

众所周知，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典型形态，当代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的堪称西方研究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将存在主义置于非理性主义语境中予以阐释。作为现代西方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存在主义力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论的理解方式，把存在本体论从理性认识论的遮蔽下解放出来;它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标志着西方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折。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话语的存在主义本身就拥有一种非理性或“诗”之“思”基因。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被看作对世界的一种类科学知识式的介入，那么存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被当作现代思想视域对世界的一种诗性把握，这就使它具备了诗性哲学与感性论美学的特质因而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的确，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述中，“诗”(艺术)与“思”(理性)以不同方式对同一本源加以言说：“诗”是人进入存在的开端，是穿透人的历史的诗性启悟;“思”是对存在显现的本真领悟，存在之“思”是原诗(Urdichtung)，“诗”的本质因而以“思”为依据。存在之“思”的最终归宿是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因此自克尔凯郭尔往后的存在主义哲学，趋向于回避甚至拒绝系统的说明，而宁愿用杂记、小品文、小说、戏剧以及与个人生活相关的,~JJ写作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至于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存在主义者所想做的某些事，做得最好的是表现在艺术而不是在哲学中。”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文学。由此，新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便成为一种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话语意义链。

严格地说，五四文学的时限性所对应的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以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代表的前期存在主义阶段。尼采在20世纪汉语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明证：尼采刚死不久就潜入王国维、鲁迅这样的“中国魂”乃至掀起了一种世纪性的“尼采热”。其实在五四运动之前，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蔡元培等先觉者们都较为详细地介绍过尼采、叔本华的学说，“而五四作家反抗封建文化理性主义束缚的有力工具，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恰恰是从西方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汲取灵感，继而形成一套特有的反传统思路的。这一点从鲁迅对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鲁迅、陈独秀等人则已经从世纪末反理性主义思潮中看到了理性的虚妄，他们虽然也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但在这个科学主义的根基下却是反科学主义的土壤。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不再是注重理性分析和文化秩序，

不再是像康梁(笔者注：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主张通过社会结构的内部转换和调整求得历史的进步，而是提倡‘价值重估’和‘破坏偶像’，也就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反叛精神。”

也就是说，五四期间的新浪漫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主义文学话语建构。具体言之，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生存苦闷，创作理念基础是对感性个体生命的认同，其艺术表现原则倡扬自由地表现本源自我。鲁迅声称个体生命既有适应生活的“生”的本能又有承接已逝生活“死”的本能，两种生命本能的“形变之因，有大力之构成作用二：在内谓之求心力，在外谓之离心力，求心力所以归同，离心力所以趋异。归同犹今之遗传，趋异犹今之适应”。郁达夫则强调在人的“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两者都，强调的是：人的本能欲望是一种强力——蕴含着一种向上的冲动力与竞争力;这种本能欲望之力又是会朝相反方向生发，它并不必然地和自动地导向人生理想的崇高境界，所以鲁迅申明只有当离心力大于求心力，生命才会“浡焉兴作，会为大潮”。而对于作家来说只有“生命力弥漫”者方能生出“力”的艺术来。不仅如此，鲁迅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如其《野草》，“《野草》的人生哲学作为20世纪的产物。它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尤其是以存在哲学名字出现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确实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渊源……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鲁迅对尼采、基;尔凯廓尔曾投以极大的热情;但人们很少这样考虑，这两位公认的存在主义理论先驱恰恰可能成为《野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桥梁。”而在田汉的眼里，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其剧作《古潭的声音》以静寂深邃、吞噬生命的“古潭”象征一种未知的既诱惑人又毁灭人的势力，更象征着生命的归宿，作者赋予古潭以深邃的人生与审美寓意，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至于茅盾所力倡的新浪漫主义则包含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新理想主义等，这是对“现代性焦虑”的一种真切而不乏超越意味的艺术感受方式。要言之，新浪漫主义所吸取的主要是西方19世纪末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潮的种种质素，诸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美学主张，强调文学的创作本体由物到人、由客观到主观、由理性到非理性、由人的意识世界到感知世界的转变。换言之，新浪漫主义“它切断了中国哲学的理性主义、伦理中心、社会中心，而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中心，在文化上带来了一个由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的转向，使得审美上产生了以群体、理性为中心的美学向着以个体、感性为中心的美学的转型。这一转向的哲学基础来自于‘五四’思想的反儒家传统。‘五四’文学美学的基本潮流是反理性主义的感性主义、个性主义，在‘五四’一代小说家中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的名字要比任何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响亮得多，人们将美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欲望、人格、情感等等，这是一种与儒家传统伦理主义美学完全不同的美学思潮”。

由是，以新浪漫主义为症候、与存在主义意义关联的“现代西方非理性文学思潮对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原初性、内在性、整体性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期，现代非理性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强大的异域文化力量，就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过程，非理性文学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一非理性人学虽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产物，但它已成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本原性、精神性存在。”

二

不难发现，新浪漫主义一方面具有诸多的包容性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浪漫主义’概念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现代主义萌芽状态的文学思潮初步的、感性的认识的结果，在西方‘新浪漫主义’所概括的文学思潮现在基本上被纳入了‘广义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建国后，茅盾曾就此做过说明：‘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20年代后不见再有人用它了……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当代学者乐黛云先生把它与现代主义概念相等同……袁可嘉先生也认为‘五四时期所称的新浪漫主义，其实即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广义的现代主义，包括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

当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昭示着中国文化和文学实际上已步入“世界性”和“现代性”进程后，无论是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还是作品的审美形态结构都与传统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按五四时期流行的进化论逻辑推演，在西方文艺流派流程中处于写实主义之前的旧的浪漫主义，当时并不为郭沫若、茅盾等所注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内涵相当于今天的现代主义的‘新浪漫主义”’。

而从时段上说，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底蕴的西方现代文化其典型的审美形态正是现代主义文艺。“现代主义是现代性走向成熟时代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彻底抗议、对理性的全面反叛。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现代性的黑暗面突出显现，社会生活已经全面异化。启蒙以来建立的理性神话破产，非理性思潮蔓延。文学也开始全面反叛现代性和理性，抗议人的异化。存在主义哲学成为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现代主义揭穿理性的虚伪，揭露世界的异己性、非人性，揭示生存的荒诞和无意义。现代主义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展示人的心理体验，表现现代人的孤独、苦恼和绝望。现代主义继承了中世纪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人物和世界被抽象、变形，塑造一个非现实、非理性的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可由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也夫斯基追溯到尼采、易卜生和克尔凯郭尔，它是以卢梭肇其端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精神后裔，进而以审丑的“矛盾性”反讽来表达审美的“解放性”精神。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强烈的反传统，是因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以前的各种“反映论”和“模仿论”在把握社会现实方面固然成功也是深刻的，但现代主义文学不再满足于对社会、历史和道德等认识论范畴进行批判和思考，而是从本体论上追问世界、时间和生命存在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文学开始由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揭示转向对世界存在本体的探究，由对具体现实中的人的描写变为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质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主义文学。事实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几乎与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以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神秘主义哲学，以及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出现是同步的，这些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学说有力冲击了以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一切传统价值观都要在新的价值准则下被重估。现代主义文学于是承继乃至扩展了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等的思想传统，其创作表现为美学上激进的实验气质和对生命存在本体意义的思考。“事实上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普遍认为现

代主义小说中都具有存在主义的主题或者影响…一要是把《恶心》这样一部作品同卡夫卡或贝克特的小说创作作一对比，事情就很清楚，本体论的想象比存在主义的论辩对文学创作更为适宜。也可以同样说，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形象和想象的方式对现代人关于存在的观念进行表现，它本身就孕育着更为形象和直观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一点，国内的学者也持相似的看法。”

王富仁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严格地说，这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功”只能由新浪漫主义承担并完成。

五四时期陈独秀、茅盾等在描述现代文学发展大势时都将现代主义列为未来的甚至是理想的艺术形态，尽管他们所用的概念是“自然主义”或“新浪漫主义”之类的名称，正如鲁迅用“象征印象主义”作为他所认知的现代主义的异名一样。新浪漫主义因而成了许多文学家的努力目标。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克尔凯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精神资源。而“强化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这一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在鲁迅看来，将成为‘20世纪之新精神’，‘20世纪之文明’的根本所在。人不能陷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即庸俗的物质功利主义之中，不能忘却生存的另一向度——‘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1907年的鲁迅就已经悟及这一层面。关于诗意人生的思考与追寻，构成鲁迅浪漫主义美学观念中最亮丽的部分”。其时的论者昔尘这样言说：“自然派文学是建立在近代科学之基础上的，但到了现在，人们不但追求物质，更追求精神，所以产生了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发于‘灵底觉悟’，它暗示人生隐秘的一面，把不可见的真相，依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它用神秘象征的笔法，先把读者拉到空灵飘渺的境界，使他们在沉醉战栗的片刻之内，得到极深切的感应。新浪漫主义还能从事物外表的丑寻出内在的美质来。这既不同于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自然主义。我们应该吸取。”

这一方面是由于五四文化如前所述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本位文化的感性本位论文化，由此开创了一个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时代，在艺术形态上属于个体论感性美学范畴，其审美表述上则体现出颠覆性或反叛性特征。比如鲁迅的《野草》，“作为鲁迅个人精神心理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和他对意义的探求的一种隐喻性记载，这个散文集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最为晦涩，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最难懂。鲁迅似乎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那种常见的感受力而跨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门槛……鲁迅的这些‘超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不仅仅揭示出人类所处的那种‘普遍的’荒诞境地，以及个人陷入的那种毫无意义可言的绝境，而且还带有一种对意义的寻求那种人文主义式的激情……尽管鲁迅从未对这些内容做过具体说明，但是最后的那种信息似乎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人类的一种伦理行为将依然会把某种意义赋予这种现存的毫无意义可言的环境。”田汉早期戏剧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也是鲜明的，要言之，现代主义给田汉的主要影响反映在他对灵魂和抽象真理的专注，以及手法上对梦幻、心理剖示等的运用。而在茅盾的阐释中新浪漫主义内容虽然极其庞杂，包含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新理想主义等，但在审美表现上新浪漫主义都以情绪化、情感化、感性(感官)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其实质是展示了以人的艺术直觉和审美体验为解放动力的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寄寓的是世纪初中国知识阶层对世界、对社会、对自我整体及其存在命运的体验和感受，它更是人类把握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深刻改变。即所谓“五四’文学颠覆了中国宣教型、灵魂型、诊断型文学传统，开创了非群体性、非道德性、非宣教性的文学审美新范式，带来了一个审美形式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时代。”

当今学者陈思和从五四文学的“先锋性”上对新文学的发生进行精辟论述，他在五四文学中归纳出以创造社作家为代表的一种“先锋的运动”，所谓“先锋的运动”确切地说应该是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这个“激烈的文学运动或审美运动”与传统断裂的结果是带来了“新颖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学模式”。“它们构成了推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浪漫主义实质上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焦虑”中所导致的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否则就无法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以现代主义为时代症候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并没有脱离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赖以建立的启蒙主义知识框架。在西方，现代主义是与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化相对立的文化现代性中的审美现代性，虽然“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三者之间有着逻辑关系上的种属差别，但其共同性则是对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与生俱来，但由于两者的“同根同源”从而使得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张力状态，其动力和功能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文明发展不断完善所需的自我修正和试验。

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不同，由于五四正处于思想文化启蒙的肇始阶段，更由于借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解决社会问题是五四启蒙的基本思路，所以以新浪漫主义文学为所指的现代主义实际上将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浑融一体。“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中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气相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进步的信仰。”五四文学最醒目的特征是：中国作家并非在自己的内心或艺术范畴中有所反省;而是假借外在的现实，极为显眼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在这层意义里，五四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西方初期的现代主义。其中最具论辩力的个案莫过于鲁迅及其《野草》，“《野草》的人生哲学作为20世纪的产物，它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尤其是以存在哲学的名字出现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确实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但是这种深刻联系只有被置于鲁迅独特的精神结构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状态中才是真正有效的……它把‘无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绝望抗战’作为每一个人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返顾地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与世界以创造性意义。”以致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中将这种现代主义与启蒙现代性难以分离的新浪漫主义称之为“浪漫的混乱”，“浪漫的混乱”正是对新浪漫主义之所以只存在于五四新文学中的确切定位。

显然，现代性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成为新浪漫主义文学的“问题意识”生成点：一种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文学现象。乃至可以说，在五四文学中，没有存在主义，现

代主义显得很不合理;没有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同样令人不解。

三

如果说，非理性主义是从文化价值立场和审美思维层面，现代主义是从时代精神气质和艺术观照方式上来言说新浪漫主义，那么由生命哲学转换的生命诗学则成为新浪漫主义文学的话语意义的构成性内涵。

鲁迅先生明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具体说，“对其产生影响的‘世界之思潮’、‘外国文学潮流’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以个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理性哲学思潮;一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标举‘体验’的现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再就是以杜威、罗素等人为代表的重实证的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即‘赛先生’。虽然后来的发展表明，个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占据了压倒性的主流地位，但就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深广度而言，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现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更明显、更深远，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鲁迅所指的‘世界之思潮’、‘外国文学潮流’，主要指的就是这种现代西方非理性文学思潮。”

所谓“标举‘体验’的现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显然是指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一般而言，广义的生命哲学探究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它赋予人的生命存在以一种本体论意义：把生命意向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而把握这种生命存在状态主要取决于诸如“直觉”、“观”、“领悟”等非理性思维方式。“最狭义的生命哲学，所指的当然是西方20世纪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以至包括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主义，乃至于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也是学界对生命哲学是存在主义构成性资源的共识。在这里“哲学活动同其他生命浩劫错杂在一起，理论活动成了一种生命活动”。

如前所述，由于时限的原因五四文学的生命诗学及其创作实践形态对应的恰恰也是以生存意志论及柏格森式生命哲学为标识的前期存在主义。问题也许在于，自王国维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阐释《红楼梦》开始，中国生命哲学(诗学)的现代转型就已经开始。王国维的生命哲学(诗学)与西方生命哲学当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探询生命哲学(诗学)的起点，他的思考无疑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探寻生命哲学乃至存在主义的思路。几乎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步，“中国的生命诗学是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才开始发轫，并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织中得以充实与发展……五四时期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张扬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它的源头可以直溯郭沫若对尼采的‘艺术生理学’、宗白华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田汉对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说的接受。”“就生命诗学理论的发生而言，如果说尼采的‘艺术生理学’首先将肉体的生命引进现代中国诗学的理论视域，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使中国的新诗人明白了生命意志是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将这一生命冲动的内涵界定在生命遭遇压抑的痛苦及其能量的爆发与转化上。正是这三种影响了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向的重要思潮的涌入，奠定了中国现代生命诗学的哲学基础，拉开了现代生命诗学建构的帷幕，使得现代中国诗学不仅关注诗自身生命的内部结构，而且开始关注诗与人的生命之联系。”

五四文学对生命诗学的弘扬者首推鲁迅。可以说，鲁迅对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是积极认同和赞许的：“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故如勖宾霍尔所主张，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日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鲁迅对生命诗学的执著更在于他以生命自由来构建人的主体性。在《野草》中“那种怀疑一切、撞击一切的勇气和力量，那种不断向人倾诉内心体验，哪怕是黑暗体验的真诚冲动，那种敢于虚无而独自在荒原上舞蹈的自由精神……只有这种生命世界观才能提供丰厚的资源。如果不联系到这种生命世界观，就很难接近他”。1920年2月郭沫若在《学灯》杂志上发表题为《生命底文学》的论文，明确指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

倘若将五四时期的生命诗学及其创作实践形态稍加辨析，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当五四作家凭借生命诗学创造一种审美化生存时，在封建传统积习深厚的现实生存中则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感受到悲剧式的人生体验。不同的是，鲁迅是在“绝望”与“虚妄”中张扬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精神，用生命力去抗争一切邪恶。“尼采的意图就是要人走向悲剧艺术，通过悲剧意识去开掘生命本能中所有丰富的内涵，特别是通过悲剧艺术去唤醒生命艺术，使两者合为一体，进而提升生命，实现生命最自由自在的活动。”即如《过客》中的“过客”在前行中无论前面是“坟墓”或“鲜花”都无所畏惧，惟其如此，个体存在才能在生命自觉意识观照下呈现出存在论的价值和意义。而田汉、郭沫若(主要是小说)、郁达夫、庐隐以及浅草一沉钟社诸成员在体验到现实的悲剧性纠缠时，不是如鲁迅那样发挥尼采的生命强力意志去“反抗绝望”，而是像叔本华那样由对现实的厌倦回归到对生命欲望的悲剧性解脱，体验着生存的“焦虑”，咀嚼着存在的“忧郁”，“这种忧郁和颓废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焦虑，是对个体生存的意义、灵魂归宿乃至时间流逝的恐惧与诘问”。因此他们的笔下展示着所谓的“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这是五四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属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自我辩难，明辨答案的渴望表现为带有时代症候的“世纪病”。它极似其前辈王国维的那种“望断天涯路”的文化追询，从而呈示出叔本华生命哲学的意味。叔本华对生命欲望的悲剧性解脱与尼采的艺术拯救说不同，它以否定生命意志为前提，因此叔本华的学说最终遁逸于类似于佛教的空无境界。

其次，五四时期的生命诗学对于西方生命哲学具有一种本土化的吸纳功能，是对传统生命哲学现代意义上的承传。可以说，以“生”为本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儒学经典《周易》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源头，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观把整个世界看成是大化流行的生命现象。由《周易》抽象而来的生命哲学揭示了宇宙本体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尚同天志以汲取普遍生命的精神以及人类刚健有为的创造精神。随着儒教日益伦理化其生命哲学也逐渐体现于“中和”观念：消除心和物的对立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最终走向美善和谐与形神和谐——一种既是生命追求也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强调的是生命个体的价值与自由，庄子论道要求人们从人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人与自然融通的无尚快慰，体验宇宙生命自由自在的无限乐趣。庄子提出“达生”之说是要通过体悟之路达到人与宇宙生命的完全契合使自我复归于真实生命的本体，并进而演化为“道妙自然”之美即贯通了大道的障

碍——让人的存在呈现出一种本真状态：诗性栖居的状态和体悟美感的境界。故而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最为接近。而佛教的意旨是助众生了解生命的意义以充实生命的内容，至于如何充实生命，禅宗强调圆融之境——生命意义的圆满为最高的生命境界。其实禅学的核心话语“禅”即以生命为主体，在禅学看来，圆就是禅，也就是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是冥然合一的。因此，心本就是圆，只有圆融无碍才能体悟到天地之心和去伪存真、圆悟圆觉，才能达到与天地一体的圆通禅境，领悟和把握自己的本心、本性——种生命最高存在方式。简言之，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更多的是强调对生命的艺术化观照：在艺术实践和审美体悟里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就五四生命诗学尤其是其创作实践层面而言，以鲁迅和田汉领衔大致可分为“生命艺术化”和“艺术生命化”两类。

生命艺术化主要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生命哲学观为主体并整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说”，尼采以“酒神精神”为驱动的生命意志论进而熔铸成生命艺术化的独特质素。鲁迅以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在《野草》中创建了一个独特的生命世界。所谓一切都是“中间物”实则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历史，现实还是对于东方/西方都呈现出“在”而又“不属于”的张力状态。在《野草》中“鲁迅以这样一个动态的生命，同各种思想遗产和思潮处于复杂的纠缠关系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克服逻辑之嫌，以一种整全的方式去领会这个世界，从而把握存在”。如果说，生命艺术化谕示着艺术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基本需要，那么艺术生命化则体现着艺术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

艺术生命化基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既然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叔本华寻找着解脱人生苦难的良方：只有否定生存意志，其途径便是艺术创造、审美直观以及哲学沉思。而狄尔泰的生命体验方式和柏格森的生命直觉方式恰恰能使得主体“自失”于体悟中，由此把握生命的实存意义也就滤却了叔本华式的虚无主义人生观。所有这些再通过心物俱冥、物我统一(道家)，天人合一、形神和谐(儒家)以及圆融无碍、人生与审美冥合(禅宗)的境界等具有本土化生命哲学的融洽进而熔铸为五四生命诗学中艺术生命化的创作现象。田汉早期剧作追求人的个性生命的独立，尤其崇拜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以全生命求其美”的生命意识，在一种“人生错失”和“生命有憾”的深层戏剧情节结构中表现生命冲突的内在张力。但他不似王尔德那样把美作一种个性生命在灵与肉两方面彻底享乐的对象，而是将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注重绘写由于生命的困惑所引起的人性的痛苦、生命的困惑、存在的尴尬。而渗透其间的生命之思往往与家国兴衰、人生无常、离愁别恨、无名感伤等联系在一起。由是，艺术生命化以生命本体存在为构思的逻辑起点，在对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气质以及生命意义的探究、存在价值的追询中，借助“感性本体论”或“此岸生存论”将理想社会和生命境界通过想象性关系连接起来。

无疑，五四文学创作中的生命诗学形态体现出一种以存在主义为价值指向的现代人本主义文学倾向，也是在此意义上，五四文学的生命诗学及其创作实践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已具备了创作本体论的意义。

综上所述，以新浪漫主义为文学表征，以现代主义为时代精神气质和艺术诉求方式、以生命哲学、生命诗学为创作话语的意义构成，以存在主义为“诗”之“思”的话语本体内涵的“现代非理性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强大的异域文化力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责任编校：谭容培)

作者：杨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