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谣言与辟谣范文
【谣言】用理性与事实合力反击“案件谣言”
人民网评：用理性与事实合力反击“案件谣言”
郭云凯
2013年07月02日16:14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手机看新闻
日前，北京警方就李某等5人涉嫌强奸案答问，针对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其他4人有背景”传言，认为“背景说”并非事实。而之前围绕李某案出现的“私了”“虚报年龄”“轮流发生性关系”等说法，也被警方确认是乌龙。
“兴奋了半天，原来都是谣言打的鸡血。”当事实浮出水面，有网友如此调侃。近期，像这样传播率极高而又最终被揭下画皮的谣言，还有不少。比如安徽太和县“孕妇腹中婴儿被盗”耸人听闻，结果却是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广州伪娘coser遭黑人强奸”、“广州一罪犯狱中遭多名黑人奸杀”等消息也一度传得热闹，也被广州警方证实是编造出来的。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以100个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为研究对象，指出“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从人们的网络感受来看，谣言确实是网络生态中的“常见品种”。最近不断爆出的“案件谣言”，则是更加刺激想象、追求离奇、冲击视听的“升级版”。在真相出场后的一地鸡毛中，许多人开始反思，事后看起来破绽百出的事情，为何当初却深信不疑?昨天还在嘲笑“谣盐”风潮中排队抢盐的老太太，今天自己怎么就着了谣言的道儿?
网络时代，信息既海量又快捷，带来了信息消费的快餐化。帖子一发就是一长列，微博一刷就是一大片，古人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潮起潮落中，没有冷静的分析、理性的判断、务实的求证，就很可能被一些编织得“有依据”“有道理”“有噱头”的谣言牵着鼻子走，甚至脑子发热、情绪失控，当了谣言的“二传手”和放大器。这样的案例，已经举不胜举。
每一个握着鼠标、敲着键盘的人，固然都应对其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负有一份责任，保证其真实、客观，这是遏制谣言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迅速变幻的网络世界，普通网民难以对每一条信息都去认真甄别、正确判断，这个时候，权威渠道和有关部门就要及时站出来，不失语、敢作为，用真实信息对谣言展开迅猛反击。这一点同样很关键。
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性的心理恐慌和忧虑，往往来源于公众对可能影响自己生活的突发事件的未知。如果信息不透明，相关部门迟迟不发声，公众不能及时从权威渠道得到实情，小道消息就会有大肆传播的足够空间，谣言就会满天飞，人们的心理稳定就很难保持。以往教训一再表明，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谣言、传言常常会加剧公众的恐惧心理，最终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和危害。
“真相在与谣言赛跑”，任何谣言都有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越是防微杜渐，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就越能阻断其传播链条，消除其负面效应。此前，面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谣言，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发布详细疫情信息，避免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日前，个别人在网上传播所谓“新疆各地**”等谣言，公安部门迅速依法处置，安定了人心。这些成功经验说明，谣言来势再凶猛，本质上还是只“纸老虎”，只要全社会理性客观应对，只要事实和法治坚决出击，就一定能扫除谣言等弊病，让网络空间更加文明而清新。
第二篇：网络谣言的危害与治理
每年的4月1日，西方人会过愚人节。在这个特定的节日，人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或者不好说的话。这一天人们可以骗人，可以造谣，可以开善意的玩笑，可以恶作剧。平时的谣言在多样信息互动中减弱，直至消失。这一天就是把谣言夸大，让谣言铺天盖地，也不会让人丧失尊严，反倒增加生活情趣。谣言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谣言，生活会变得不完整。谣言永远存在，听信谣言，造谣传谣，既是人的理性不及，也是人性的不可或缺。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件事或某一领域的事上明确地判断出是谣言还是真相，但不可能在所有事所有领域都有这个本事。人性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性是造谣和传谣的根源，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按人性不完美之逻辑推理，其结论必然是：消灭谣言就是消灭人性，消灭人性就等于消灭了人自身。“文化大革命”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公”字没产生，“私”字却以几何积数增长，人类的野蛮由此加倍放大。治理谣言的原则在于约束人性，降低有害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几率，使谣言处在可控的限度之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性，不是改造人性，更不是灭绝人性。
谣言分为有害的谣言和无害的谣言，有害的谣言需要治理，无害的谣言尽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网络谣言可以分为政治谣言和非政治谣言，如果二者有害，需要治理，如果二者无害，则无需治理。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有害谣言的治理，其害处具体表现在：伤害了国体和政体，动摇了国体与政体的根基，危害了国家安全;破坏了社会和政治稳定，扰乱了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威胁或伤害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幸福、自由、公平或公正;如果谣言达到了如此程度，进行谣言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治谣言，网络谣言的治理也主要是指政治谣言的治理，其基本措施如下：
贯彻落实宪法精神。谣言要依法而治，不能依人而治，不能因权力地位高低而治，依法而治的核心就是落实宪法精神，限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会使所有人不因谣言产生而恐惧，不因谣言传播而破坏秩序。小道消息、谣言的流传，是对没有民主法治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得到贯彻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谣言就会有效遏制。放开媒体是宪法逻辑的必然展开，开放报禁，开放网络，实现网络自由，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一个不完整信息经过多人的努力变成完整信息，一个碎片真相经过众多媒体的拼凑逐渐形成完整真相，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谣言产生的空间。遵守宪法，贯彻宪法精神才是解决谣言的根本之道。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良好的公民，就在于树立对好的规则、好的制度的信仰。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制度的反面。在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被统治者对政府的态度在两个极点存在，一个极点是极端信任，另一个极点是极端不信任。当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呈现败相的时候，被统治者对权力的绝对信任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绝对不信任，谣言四起，且不可控制。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不把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不把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不把无限政党变成有限政党，谣言就成为破坏政治秩序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效果真就如《新闻联播》所说：“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现有的政治体制权力者、权力部门垄断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信息来源单一。网民对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知半解，在理解政治事件时容易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妄自猜测，形成了网民本人的政治图解，政治图解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被扭曲，最终转化为政治谣言，把鞭炮当枪声就是典型的政治图解变为政治谣言的样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好的制度，实行良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垄断信息，促进信息公开化，使信息来源多元化，使所以的人分享政治信息，堵塞政治谣言传播的渠道。 开放与拓展现实政治参与渠道。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渠道通畅，在网络上谈政治的少，谈风花雪月的多，谈生活情趣的多，网络政治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虽然国家领导人经常说创造条件让人民讲话，由于现实让人民讲话的渠道不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少，参与渠道不畅，这就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人们在网上特别愿意谈论政治，批评权力，甚至对权力具有复仇心理。议论、批评尤其是仇恨往往容易使网民失去理性，失去方向。部分网民把复仇当政治，把报复当正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造谣传谣，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避免造谣传谣扩大化，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已经有的人大、多党合作、自治制度等，比如让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业化。开放政治渠道，拓展政治渠道，丰富民主政治形式，让网民参与到现实政治生活，使网民产生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惟其如此，复仇感才会下降，谣言才会降低。
及时而有效地公布真相。充分重视网络传播的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是正确运用规律的体现。利用谎言，把谎言当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时过境迁，不良社会后果已经造成，再公布信息就是违背传播规律。微博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开微博，它就会成为谣言最有力、最有效的粉碎机，就会成为真相的挖掘机。微博公布信息及时、有效、成本低、见效快。加强微博管制，只会弄巧成拙，甚至南辕北辙。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不常有，谣言则常在。解决谣言的方式不能停留在寄托智者身上，不能盲目地等待戈多。谣言生于微博，也止于微博。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止于真相，止于信息及时有效地公布。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一些网民为了片面追求粉丝、听众，把本来朴实无华的语言变成了具有暴力性、血腥性、煽动性、极端性的语言，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以此来争取听众。一些人热衷于与他人分享所谓“小道消息”、“政治段子”，参与起哄等都是网络道德缺失的表现，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不完善的制度，不能成为公民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是提高社会公德心、提高网络道德的机会。网络应该成为网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互相谩骂、互相攻击的战场，更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的主渠道。网络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自省、慎独，让其在道德层面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要扩展网民理性交流的空间，增加网络交往的形式，让谣言在理性的交流中自生自灭。
谣言的治理措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良性循环系统。遵守宪法，放开媒体，实现网络自由是治理谣言的大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治理谣言的根本途径，开放政治参与渠道是治理谣言的基本措施，及时有效公布真相是治理谣言的有效措施，尊重传播规律和特点，提升社会公德心是治理谣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治理措施的重要性和排序经常取决于谣言造成的事件性质，只要系统通畅，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成为治理谣言的首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暴力而言，谣言的破坏程度较轻。暴力能推翻政权，改朝换代，暴力有流血，有冲突，有牺牲。谣言改变不了一个国家，动摇不了一个国家，也破坏不了稳定。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也包括传谣造谣天塌不下来。只有在国家极端脆弱的时候，谣言才可能使国家坍塌。通过恐惧的方式治理不了谣言，反而造成社会不可治理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否，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与否，取决于经济是否繁荣，生产力水平是否发达，政治上是否民主。一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谣言甚至成为治理国家之病的一种苦药、良药，国家有美国可证，地区有台湾香港可证。这是谣言的辩证法。
第三篇：打击网络谣言与网络言论自由
当今，互联网的开放性、时效性、信息的共享性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某些造谣者肆意散播谣言的平台，诸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抢盐风波”，“艾滋病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等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大肆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了民众的恐慌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网络的形成确实给大部分网民带来了一个可以说话、交流的机会，很多牢骚可以通过网上和匿名的网友之间进行倾诉。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骂人的话来发泄，因为你的话别人能够看到，不是你一个人在房子里面自己对自己说话，任何传播一旦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传播道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给了每个人表露心声的机会，但是，表露心声本身要有所克制，因为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
面对约束与管理，一些人喜欢拿个性、权利说事。殊不知，个性的张扬必须以公认的道德与价值观为底线，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勿以恶小而为之，个人对事物对错的判断、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效仿或抵制的抉择，很可能成为“蝴蝶效应”的起始。低俗发泄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可能反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面对网络“低俗文化”，理智清醒的人没有理由随波逐流。面对某些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困惑，社会也没有理由袖手旁观。积极疏导、解决矛盾，本就是构建和谐、权益维护的应有之义。虚拟与现实，需要的是相辅相成，绝不是互为掣肘。
流言止于智者，每个人都有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的义务。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以来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带来了无限便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时常苦恼于网络谣言所带来的种种伤害。谣言在口耳相传时期是一传十十传百，可现如今谣言以网络为传播媒体，它的传播速度、波及范围、危害程度程无上限增长，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精神困扰，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必须严厉惩处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除了网民这一网络组成之外，新闻也是极其重要的成分。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利用网络发挥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又如何把握好这个言论自由的度呢?
首先，作为网络新闻监管者，应当增强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身的专业素养。很多情况我们看的是，网络监管人员本身的素质不够，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识别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只是一味的维护自己网站的点击率，就可以不顾一些虚假低俗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网站，因此加强监管人的素质培养是规范网络新闻自由度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次，网络的使用者也应该注意正确的使用文明用语。网络自由并不代表着可以随便说话，网络新闻也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效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他所承担的是新闻的承载和传递，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自身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度，就会各自发表意见，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谩骂，互相诋毁。
最后，网络的新闻采写者是新闻的把关人，很多时候网络新闻的采写者为了争取量大快速而忽视了网络新闻的质量，一旦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根本没有去亲自的考证就直接写稿子上头条，有的根本就是胡说乱扯。这样的网络新闻的言论自由的如果没有控制好就相当于变相的人身攻击。
总之，新闻自由的权利很多方面的问题，即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自由
权利，这些中都包括新闻记者，新闻监管，和新闻发布者的言论自由，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利，不管怎么受到法律的保护都应该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度，言论自由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得普遍享有的权利，言论自由中又包含了表达权利自由和知情权利自由，在采写新闻和获得新闻之后都需要发表评论，而这些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引导不应该是一种伤害人的武器。网络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就更应该加强法律意识，合理的处理政府、人民和媒体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党的耳目喉舌，帮助国家正确的引导人民。
现在上网的网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网上这类行为很可能诱发对未成年人去模仿。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代人如果习惯于无法无天地在网上随意搜寻他人的隐私材料，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认识就会大大降低。孙立平有一本书叫《论道德底线》，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守卫底线，守卫底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要尊重其他人的隐私。你尊重其他人的隐私，别人才有可能尊重你。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也最值得称道的美德，第一就是宽容。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正在觉醒，个人的选择多了、自由度大了，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上以及生活态度上的矛盾，惟有宽容之心可协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且以宽容之心看待这种差别，应是和谐之本义。
回顾网络言论自由所促进的社会变化不难发现,在依法治国的建设中,很多决策的制定变化都与网络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因此,人们遨游在虚拟空间享受它带来快乐的同时,亦要牢记网络言论责任,这样才能使他人与自己一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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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那些曾经的微博辟谣者
从2010年11月运营至2012年6月的新浪辟谣小组，共发布公开辟谣微博291条，没有引起一次事实差错层面的争议。之前在全球任何一个社交网站上，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全职辟谣机构，试图以站方求证的事实真相引导舆论――辟谣小组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舆论实践。
保安
谭超第一次吃到炒肝与一次外交事件有关。
2011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期间在北京姚记炒肝店就餐，5人消费79元。新浪微博随即有用户宣称，这家著名的小吃店降价招待了美国人。作为新浪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派组员前往姚记，按照拜登的菜单点了一遍，正好79元。组员就此辟了个谣，还打包了两份炒肝带给同事。“还挺好吃”，谭超评价。
谭超和他的6名组员曾全职负责为新浪微博扑灭谣言。很多造谣者热爱通过名人喊话。比如白岩松尽管没有开通过微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微博时代的典型面孔。人们仿造他的口气制造各种语录，“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无底洞。这些受援国对中国并无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正确先生”的形象逐渐被塑造成愤怒中年。
同事张泉灵曾受他委托，发微博辟谣：网上不管说什么样内容的白岩松微博都是假的。有网友转发了这条，并引用了微博上白岩松语录中著名的一段，“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要冒坐牢的风险”――这义正辞严的一句也是假的。
谭超将辟谣小组称作微博的“保安”，“我们是代表运营方的，就像你开什么活动场所，你想不想有保安?”保证言论的正确性，是新浪作为一家商业公司的利益选择。在新浪微博上，谣言往往伴随着公众的情绪性期待。而涉及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和矛头指向政府的谣言传播最快，这甚至影响到新浪作为一家商业公司的地位。
2011年7月，一张众人围坐吃螃蟹的照片在微博上广为流传。某用户称这桌价值“21600元”的螃蟹宴是“领导的工作餐”。小组成员孙婷翻阅了那条微博下几十页的骂官评论，发现有人说这是一个自助聚会的照片。孙婷注册了举办该聚会的美食论坛，并联系了留言的网友，终于证实这张照片是一位台湾商人组织的驴友饭局。
交锋
辟谣工作7×24小时日夜运转，每天有一个值班编辑盯着一个关注了上千人的监控账号，其中不乏大V、活跃的公共账号和若干“经常转发一些比较具有煽动性消息”的用户。谭超将造谣者的诉求称作“争夺稀缺的注意力市场”。
曾就职于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王涛和秦火火、立二拆四是同事。秦火火曾告诉王涛：生造谣言很困难，但可以夸大一些已经开始流传的小道消息。动车事件之后，有流言称铁道部赔付外国人的钱比中国人多，秦火火就加了一个“三千万欧元”，后被铁道部公开辟谣。
造谣有时候是为了涨粉丝，涨粉丝背后还有商业利益。王涛记得曾有用户称某公园内一个孩子走失，描述了孩子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这条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后经警方查证，公园并没有孩子走失，那条微博是一个童装品牌做的植入广告。
王涛说，秦火火看到了类似的商机，也想接广告挣钱，但苦于造谣过度，常常被封号。“你天天造这么多东西，谁敢给你发广告啊?”王涛回忆起当时同事们的讨论，感慨秦火火“走火入魔”，不如先学“愤青”只转发，“说不定就做成大号了呢。”
造谣和转发容易，辟谣却劳心劳力。谭超一直无法理解，他原本以为把事实查证清楚，网友就会认可。可每次发完辟谣微博，网友总是留下如潮谩骂，“你渣浪有什么资格辟谣?”有的小组成员接受不了，用个人账号在评论里和人辩论。曾有用户发布一张头部受伤的老人照片，说是被城管殴打所致。照片中，老人手扶着血迹斑斑的头部，身旁倒着一辆自行车。微博配文中写道：“中国城管，你们真的不能这么干了，老头只是卖了几个自家瓜菜，为了一口饭吃，不想给国家添麻烦，他并非是为了发财啊，你们也下得去手?”
经辟谣小组查证，这张照片来自于几年前的一篇新闻报道，《高空飞落腐乳瓶96岁老人出门被砸瘫在地》。辟谣小组联系到写该报道的记者，还让新浪上海站的同事去找老人一家。被砸的老人已经过世，他的儿媳确认了这篇报道。但辟谣微博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质疑辟谣的意义，“难道这样就可以抹去城管的污点?”也有人提醒关注谣言背后的逻辑。谭超感到无可奈何，“把事实扔到他脸上，他都不信。”
平台与造谣者的交锋，在国家强制力介入后有了明显的倾斜。2011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4月，网络推手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因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是网络谣言第一案。辟谣小组本是商业公司某种保守倾向的机构设置，却最终贴合了国家整顿网络谣言的大趋势。
三个星期太久，只争朝夕
辟谣标准没有一定之规，小组普遍采纳的依据是对信息的经验判断、转发量等，标准之一是信息是否是：虚假且有害的，能产生相当的负能量，严重影响受众情绪，误导判断的。
辟谣小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寿终正寝的日期――直到谭超离职去了另外一家网络公司，几个组员也相继离开，这个小组就名存实亡了。
取代辟谣小组的是微博社区委员会。负责人尹雪耿解释：“辟谣小组已经不能满足微博的需求，微博需要将辟谣机制产品化。”辟谣小组一年半共公开辟谣291条，社区委员会2012年5月成立至今，共查证不实信息1.6万条。社区委员会将舆论的一部分判断权下放给了用户。用户可举报不实信息，并提出证据，举证双方有24小时辩论时间。社区委员会再从专家库中随机挑选9名成员在3小时内进行判断真伪。回顾微博辟谣的历史，尹雪耿觉得辟谣小组是微博初期应对杂乱舆论环境的一种紧急实验，当时人工查证是最易上手的办法。
“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逐年下滑”是辟谣小组历时最久的证伪，长达三个星期。他们核对了世界银行的数据，咨询了新浪财经频道的同事，还找了3个经济学家进行解读。谭超已经记不清就此写过多少个版本的辟谣稿。“那条谣言的复杂性就在于，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排名的数字是在下降的。但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排名的国家越来越多。”小组成员侯钧杰解释。这篇逻辑完整的辟谣文章，还附上了经济学家对于复杂汇率变动的说明。
不过，当辟谣稿最终完成时，小组却对是否发表产生了犹豫。在信息爆炸的微博平台上，各类言论朝生暮死，三个星期前的谣言实在太过遥远。“这个东西已经过了很久了，你再去纠缠这个事的话，反而有点旧事重提。”谭超说。
(吴风荐自《华声》)
第五篇：《网络传播》2011第10期：信息公开透明化与网络谣言的博弈
信息公开透明化与网络谣言的博弈
刘鹏飞
网络媒体兴起以后，普通人也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意见表达者，随着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SNS社交网络、尤其是微博和3G手机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舆论空前活跃的时代，由网络舆论引发或推动的大量热点事件层出不穷。
但与此同时，网络“双刃剑”的作用也不断得以显露，网络谣言的产生就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常见问题。近年来社会各界纷纷就网络谣言话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并对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危害和对策基本形成了初步共识：
一方面，网络谣言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和市场背景，甚至包括社会管理机制、思想观念、媒体素养和社会监督不完善等深层原因，难以避免和完全根除;其次，网络谣言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正常信息传播秩序。如2010年“金庸逝世”谣言就惊动了全国媒体。
另一方面，对于克服谣言危害的对策，多数观点认为，首要对策在于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建立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压缩谣言滋生和蔓延的空间;其次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执行;最后，提高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网民的责任意识和媒体素养，完善社会立体式监督体系和自律机制。
“谣言止于公开”。在互联网的生态治理中，信息公开透明化是克服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网络谣言整治的过程，也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发展的过程。
在信息公开透明化和网络谣言的博弈中，政府可以通过权威信息的及时公开，维护政府公信力。企业能够在舆情应对和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中，实现品牌价值的维护。网民则争取通过网络表达，表达观点看法和利益诉求。
这种博弈的乐观成果是最终将有效监督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抵制网络谣言的滋生，打击非法商业竞争和行为等。但如果信息公开的推进过于迟缓，事实往往不能赢得与网络谣言的赛跑，这种博弈的消极后果就是谣言满天飞，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丧失公众的信任;企业品牌形象和市场经营一蹶不振;网络商业行为大行其道，社会真实意见构成和网民合法权益在恶化的互联网环境中受到冲击。因此，我们要预防出现消极的后果。
一、信息不透明将滋生网络谣言
在人类历史中，“谣言”是“一种关于事件的未经验证的叙述或解释，它传播于人与人之间，并与公共关系中特定的对象、事件或议题相关。但是，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和技术手段，和网络谣言并没有与生俱来和根本的联系。谣言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在古代社会中，信息传播手段落后，信息常常不透明，口头舆论场占据优势， 政治谣言和战争谣言等屡见不鲜。“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每则谣言都有听众”，可见谣言具有惊人的威力，发布谣言者或有意而为，或不知所为，或为其所害。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谣言更为常见。网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和互动性的平台，排除了当面交流的诸多障碍性因素，但却获得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由此更关注信息内容本身，增强了人们获知真相的期待。社会监督的链条缺失，降低了防备心理，使谣言更容易在未经验证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并产生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可能导致“破窗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因此，信息不透明产生的真空给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网络传播加剧了这种可能性。
从社会心理学分析，通常而言，人们转发小道消息的动机包括：排解情绪、警示危机、分享信息、寻求真相、引起注意、摆脱尴尬沉默、满足好奇心和娱乐等，也可能是源于日常习惯和从众行为。
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勒庞的《乌合之众》认为群体行为的根本特点就是非理性，容易陷入到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当中，群体也可能变得非理性和野蛮。自由开放的网络使人们拥有了更多表达和影响他人的可能性，放大了人们个性表达、传播和反馈的心理预期。谣言传播不再受制于低效的人际传播，任何人都可以使一条谣言在瞬间传遍全世界。正因如此，网络谣言才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性谣言的广泛性和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网络谣言的散布处于不同的原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因个人情绪，或嫉妒，或愤世嫉俗，或仇视他人等不良情绪，而 发表的谣言;第二种，出于对新鲜事物的猎奇心理而产生的谣言;第三种，面对现实的某些重大灾难和不稳定的天气变化等引发的谣言;第四种，出于恶意指责，相互攻击而故意发表的谣言。
尚且不管谣言是出于那种动机，其危害都是可怕的，小则被眼泪淹没，大则拿生命澄清清白;小则心有余悸，大则人心惶恐;小则内部一笑了之，大则颠覆政权;小则官员引咎辞职，大则社会**„„这其中，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二、信息公开与网络谣言博弈态势
近年来的多数网络舆情热点，一旦涉及贪污腐败、“官二代”、“富二代”等敏感话题，一些未经证实的以讹传讹的猜测，导致更多人信以为真，如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郭美美事件、“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中等均出现过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一方面说明，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信息不透明和网络传播能力从不同方面放大了社会矛盾隔阂。
前几年网络上充斥着“俯卧撑”、“被自杀”、“被就业”、“华南虎照”等网络“罗生门”事件，还有“躲猫猫”、“鞋带上吊死”、“喝粥死”、“喝开水死”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流行语。这集中凸显了权力背后公众知情权的社会焦虑，也暴露出地方有关部门“信息公开透明化”误入歧途，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另外，一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由于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网络谣言随即滋生蔓延，混淆公众视听，误导受众，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恐慌，如非典疫情、河南钴60事件、云南曲靖铬污染事件等。
近年来不少网络谣言和炒作，还来自于“网络推手”的一手包办和策划。网络推手、网络打手和网络公关，善于策划和包装，通晓网络的操作规则，熟息大众的接受心理，利用网民人气，在兼并扮演导演和意见领袖的角色，利用网络把关力量，对网络舆论产生影响，并逐渐走向组织化、规模化和商业化，如“以丑为美”，打造各种网络红人、制造热点话题等。网络推手还巧妙地借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心理环境，急功近利地以透支公信力为代价，有目的地实施短期行为，如2010年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媒体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攻击。
2011年以来，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网络舆情和网络谣言多发地区分布也不尽平衡。较多分布于东部、中部、西南、华北地区，而这些地方也是突发舆情高发地区。据初步分析，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利益群体多元化，本地网友表达诉求更频繁。浙江省今年连续出现多起重大舆情事件，其中伴有未经证实的流言出现，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
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网络舆情与谣言多发并存，在一些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中，还出现很多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信息发布，激化了矛盾，因之而起的谣言，本身就反映出对相关部门的长期不满。另外，近年来，涉外舆情在互联网上多发，一些未证实消息“出口转内销”，也引起舆论关注。
随着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环境逐步得到治理，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对于网络舆情的逐步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信息公开。尽管网络谣言仍时有发生，局部领域和地区仍然很严重，但整体局面有所改观，在涉警舆情和党政机构微博领域的迹象最为明显。以“抢盐”事件为例，全国各地的网络舆论和微博上的网友言论却多以辟谣为主，不少人认为网络具有“自净”功能。另外，民间辟谣力量的出现，也引起舆论关注。这些也是信息公开透明化的有一个重要方面。
三、信息公开透明的常态化趋势
近年来，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布各种信息和言论，有关部门、企业、组织和媒体，随即对消息真实性进行验证、调查或“辟谣”，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社会监督的常见现象。这种趋势也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舆论格局。
在新时期，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将受到更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与之相对，权利与义务也要实现法律上的对等，如果网民的自由表达可能伤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严重伤害了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合理制约。
如3月份“抢盐”事件发生后，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市民跟风地加入抢盐队伍中去。最终各地政府和盐业公司紧急调运存盐，稳定市场，及时发布各种辟谣信息。浙江杭州警方和广州警方先后逮捕了多名谣言制造者，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这起引起社会恐慌的谣言 风波，不禁让人想起江苏响水县化工厂爆炸谣言事件、2011年蜱虫咬死人事件等。
而值得肯定的是，我们也从近年来的大量案例中，看到政府和企业信息公开透明化的努力。迟报、瞒报的情况逐步减少，政府、企业、媒体和网友的观念、心态和媒体素养也不断提高。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持续发布，再报进展”，有效避免重蹈以往频频“失语”和“雷语”的覆辙。网络舆情应对和突发事件处置相结合，网上问题在网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理顺信息发布和舆情沟通机制，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互联网生态，避免网络谣言的危害，进一步提升创新社会管理水平。
今年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再次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面对网络监督的常态化，政府和企业应该逐步改变被动应对的状况，面对网络舆情，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使信息公开成为常态。
四、信息公开进入公共关系时代
为防控网络谣言的不利影响，政府和媒体机构主要通过加强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密切跟进网络热点议题;针对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的谣言，及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消解公众的疑惑和不安等。但整治网络谣言又往往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社会各界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在互联网制度建设、媒体自律、法律监管、各种新技术手段和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共同加大力度，才能有效预防网络谣言的产 生，防止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营造和维护更加规范有序的互联网环境。
2010年7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设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将以“公众、公平、公开、公信、公益”为支撑点，与社会和公众进行真诚、公开、及时的信息沟通，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这种迹象表明，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都已经开始逐步设立“公共关系局”或“公共关系部”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
2011年09月16日，中央决定，把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赋予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责，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和企业开始从单维度“外宣”和“维稳”进入了新的多维度“公共关系”管理时代。信息公开透明化的有序推进，不但有利于克服网络谣言，更将会提高创新社会管理水平，使我国互联网更加健康和有序，社会更加繁荣进步。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