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文化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古镇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构成了一片历来被称为“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宋元以来，这里形成了都会、府城、县城、村镇等多层次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它们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发展特点，富庶殷实，绚丽多姿。今天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在千年以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篇：古镇文化论文范文

西塘古镇的建筑文化研究

【摘要】通过对浙北江南水乡古镇建筑文化的研究，对其传统的建筑格局和建筑内涵进行挖掘，对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地域的显著特点，村落的个性化显现与和谐的空间结构进行必要的关系探讨，并且对西塘古镇的建筑文化从自然性和社会性方面进行考究。

【关键词】西塘；古镇；民居；建筑文化

1、研究背景

历史并非在改朝易代的运动中循环而是在生产关系的变更中向前延伸，明清时期的文化具有在大朴式的神秘气氛中憧憬图腾的特质，这一时期的文化气概大开大合。而现在的西塘民居，承载了此特质，延伸了那时期的建筑文化。

1.1西塘发展历史

西塘被称作“斜塘”或“平川”，处于中国东部沿海浙江北部区域，江浙沪交界的嘉善县，是江南地区六大古镇之一。四千多年前就有人居住于此修身养性。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史料记载，吴国大夫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出一条南北向的河道，河道修成后称胥塘。元代时集镇慢慢形成，商业开始兴盛，明清时期，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重镇。

1.2西塘的古民居建筑概况

如今西塘依然保存着明清的建筑群落，地方特色显著，屋顶线条轮廓不像以前那么柔和，官式建筑已定了很高的标准，造型明确，不及唐宋时候浪漫柔和，却让人觉得古民居建立起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清代，制度进一步加强，不过此时的建筑，特色突出。

2、西塘的建筑内涵及建筑美学特征

西塘，人杰地灵、风格质朴、简约。灵秀的民居建筑与大自然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景观，乡土风情淳朴大方。

2.1西塘古民居体现“天人合一”

西塘民居始终都是围绕“人”进行的，因地理位置及当地气候特征，水源条件等自然环境，建筑具有“交融性”特色，软质水体与硬质民居融合渗透。它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原则。把环境放在构建建筑群落的首要位置，采用依山傍水，坐实向虚的原则。

2.2西塘古民居的建筑艺术

西塘的民居有着最为直接、强烈的建筑艺术，黑色的瓦当，黑色的漆门，青色的门头戗角，大面积的白色墙体，从视觉上看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与蓝天、白云、绿地同时组合，和谐自然，低调平静，成为了审美的定势。

2.3道家思想观念如何引用于古民居建筑？

道家“道法自然”出于《老子·二十五章》。辞海认为“道”虽生长万物，却是无目的、无意识，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西塘的古民居形式、布局不拘，因环境而建，依河流方向，水之条件定局势，它没有改变原有地理形状，而是沿河确定它的大小、造型、外部空间结构及建筑特色。

3、西塘的建筑空间分析

3.1西塘建筑的滨水空间

水是整个古镇的灵魂，也是滨水建筑空间的一个骨架。古镇因水分成了块，却又依靠桥、弄堂、廊棚连接在一起。建筑沿河集居分布，形成了“人家尽枕河”的沿河风貌。西塘的建筑外部空间融合在浩瀚无边的自然空间中，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因此形状和范围是十分难以界定的。

3.2西塘的深宅大院分布格局

西塘的民居分为4类：

普通住宅类似于北方四合院，紧凑，大门一般在中轴线上，迎面而来的正房设为大厅，后院常为两层楼房。

前店后宅的民居，店铺是围绕的中心，面临街市，交通便利，空间开放，店面为主要交通立面，开门方向是面向巷的，立面为隐形立面。

上宅下店式民居是沿河街市构成的主心骨，店铺在下层，上层为居住空间，布局紧凑，实用简朴，受宗法礼节的影响较小。

深宅大院中，空间最高、正厅为中心，前后各有几进内院。西塘的小院子，通称为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屋顶内侧的雨水从四个周流入天井，俗称为“四水归堂”。

4、西塘的灰建筑——弄堂、廊棚、马头墙

4.1西塘弄堂深

西塘的弄堂，每条都写满故事的粉墙灰瓦，刻着记忆印痕的青石台阶。临街人家的台阶，“和而不同”，高低错落，得当有序。西塘的老弄堂虽分为宅弄、连街弄及水弄三类，但西塘的灵魂“水”，河道纵横交错，因此有的老弄堂，既连街弄，又连宅弄，还连水弄，三个元素齐全。究其通性为“通幽”。

4.2西塘的廊棚长

西塘的廊棚多建于南宋，明代时期极盛，条条皆是历史的见证。但它们不是独立体，而是家家户户的廊子连接在一起，绵延相接，这也是它以绵长为特点而出名的原因。这里的廊棚，和谐别致，遵从道法自然，《园冶图说》中提到“廊者，出一步也，宜曲宜长则胜。古之曲廊，俱曲尺曲，今予所构曲廊，之字曲者，随形而弯，依势而曲。”坐在船上的时候，可看到它们与蜿蜒曲折的河岸相互顺从。

4.3西塘的马头墙美

马头墙，亦称封火墙，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封火用的，与古时候民间防火意识相当强有关，用以削减风力，防止自然灾害在左邻右舍中蔓延。马头墙一层两层三层，甚至更多，取决于房屋开间的尺度，且可起到包装作用，通过它高耸云天的气势，提升建筑形象，通过线条打破徽派建筑的呆板，错落有致，可理解为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

5、西塘建筑文化的保护

建筑，是文化的记载。古民居建筑的研究，可触及那个年代的历史、时代的面貌、风土与人情；可近距离接触到建筑，体验时空穿越，与古人对话，了解感触当时社会。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的形体让我们感知和认同国家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发展、巩固，这一点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

希望西塘的建筑文化，及當地特色，能够被依从古镇人民的愿望，保护它传统的建筑和经典休闲的生活方式，让自由多样，生态自然和谐共存和适宜居住的经典城镇永驻。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何晓明等著，中华文化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彭一刚著，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吴渝，周游.情致西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楚清，千年古镇，百姓生活·上半月刊，2012，5.

[5]焦健，刘小燕.当代江南水乡民居建筑设计的思考[D]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4，28（02）.

作者：成梦娇

第二篇：江南古镇兴衰的文化考察

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构成了一片历来被称为“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宋元以来，这里形成了都会、府城、县城、村镇等多层次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它们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发展特点，富庶殷实，绚丽多姿。今天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在千年以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城市紧密相依的水乡古镇，是这一地区不可忽视的一环。

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是财赋重地，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发展十分迅速。正德《姑苏志》记载，苏州府所属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7个县州，有74个市镇。到了清代，江南五府的市镇仍然呈蓬勃发展之势。乾隆年间的市镇，几乎比正德年间增加了一倍。拥有居民万户以上的镇有南浔、盛泽、乌青、王江泾、唯亭、硖石等;拥有千户以上的镇有黎里、章练塘、朱泾、同里、周庄、璜泾、震泽等，呈现一派“太平翔洽，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的情景。这些镇，今天仍风采各异。

江南古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成为联结城乡的枢纽，成为物资流通的集散地。许多古镇的兴盛史，大多可以追溯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这一事件。南宋与金南北分治时，南宋王朝的经济依然得到一定的发展。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很快发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一个大地主收租十万石，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这，显然为集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比如古镇周庄，由于跟随宋高宗南渡的金二十相公一行没有前往临安，而是迷恋水乡的清淳幽静，居住下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将异乡做故乡，促使周庄镇的人烟稠密起来。古镇锦溪，又名陈墓。宋孝宗的宠妃陈妃，喜爱锦溪水乡美景，病殁后水葬于五保湖中。陈妃水冢成为锦溪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陈墓也因此衍成苏州远郊的大镇。嘉善西塘的八进大宅种福堂，是王渊子孙的宅院。王渊曾任宋御营司都统制，宋高宗赵构南渡时，他护驾随行来到江南。元朝末年，王渊的子孙为了躲避战乱定居嘉兴，后来又移居到西塘镇。

不难看出，江南古镇的兴盛和衰落，政治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商品经济的作用。几乎每一个镇都是因为集散着乡村的物资而形成的。因为多余和短缺，人们开始有了交易，有了朝聚井汲，也就有了市井，有了街道。人们生产的物品超越了日常需求，互相交换而产生自发的集市，便逐步由朝聚夕散，变得固定起来。人烟逐渐稠密以后，街道就不断地延伸。经过多年的积聚，古镇仅有街市一条是不够了，就向四周延伸，有了东西南北之分，俗称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栅，原本是指在水巷里设置的栅栏。这恰恰体现了水乡古镇的格局。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江南古镇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以丝业为主的南浔、乌镇、震泽等镇，以绸业为主的盛泽、双林、濮院等镇，以棉布业为主的罗店、七宝、朱家角等镇，以刺绣业为主的光福、镇湖、东渚等镇，以砖瓦窑业为主的锦溪、千家窑、陆慕等镇，以花果生产为主的东山、西山等镇，以制笔为主的善琏镇，等等。直到现在，这些古镇仍然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还有不少古镇例如周庄、同里、西塘、锦溪、角直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形成休闲游览区的特色，求得错位发展。

文化，是古镇的灵魂。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治、经济等积淀成文化形态，渗透于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方面。古镇的街道上开设菜馆、茶馆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店铺招幌林立，酒香四溢，不时还有进香的人们前往庙宇叩拜，热闹非凡。游走码头的艺人们，也纷纷前来唱曲，古镇的文化风情也就浓郁起来。与大都市的繁华、喧腾和快节奏相比，古镇的人们始终享受着一种恒定、安逸的生活，不奢华，却舒适，不匆忙，却惬意。人们在狭小而又熟悉的街巷里，完成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甚至终老一生。旖旎的水乡风光、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往往吸引许多文人雅士来这里居住。他们在江南古镇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促使古镇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未衰落。那些在官场或商场混了大半辈子，口袋里有了许多银子，心里却感到很失意的人们，离开都市，来到水乡古镇修筑宅院和花园。他们觉得莳草弄花，吟诗作画，是寄托清高，寻求安逸的最佳选择。所有这些，让古镇积聚了丰厚而稳定的文化底蕴。

人们喜欢把古镇比喻成世外桃源。事实上，千百年间，星罗棋布的江南古镇，无不经历了兴衰的过程。与大城市相比，古镇兴盛与衰落的轨迹更加清晰，更能给我们提供考察研究的范本。

昆山与苏州交界处，有一个古镇正仪。地方志记载，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置信义郡，分娄地置信义县”。信义，后来衍化为正仪，是郡、县治所，可想它的地位与规模。隋以后虽然不再是州、县治所，但它一直是沪宁沿线的一个集镇。由于地处阳澄湖畔，水产品集散中心的名声在江浙沪一带很响亮。进入21世纪后，正仪在乡镇合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下降为巴城镇的一个街道。值得夸耀的，似乎只剩下文魁斋的青团子以及几座古桥。

淀山湖畔有一个古镇商榻，与周庄紧密相连，却属于上海市青浦区。商榻，从前也叫双塔，有两座气势雄伟的宝塔，任一池荷花映衬。据说湖畔还有过一座香火鼎盛的石神庙。明代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这里渐渐形成了太湖与黄浦江之间来往客商的下榻之地，所以更名“商榻”。它锁钥淀山湖口，吴越文化在这里交汇，风土人情纯朴如古。这里还始终沿袭的民间习俗——阿婆茶，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今天商榻古镇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的粉墙黛瓦蠡壳窗，被脚步磨得溜光的花岗石，躬身而卧的拱桥，还有分布在小街两侧的茶馆店、绸布店、药材店，均已荡然无存。任泰昌，曾是一家不小的槽坊，晚清建筑，前店后坊。如今木门内只剩下一个凋零冷寂的院落。

商榻古镇失去了作为客商下榻之地的特色，有商而无榻，有镇而不古，被毫无特色的建筑占领，衰落是一种必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行政级别下降，最终被金泽镇兼并。据说连商榻中学都要被撤销。很多人为孩子着想，纷纷去青浦城里买房子，哪怕价格贵上一倍。这里有两万多本地人，拥入的外地人也有两万多。新镇区转移到了公路边上，没有任何个性特征。

“明朝归路下塘栖，不见莺啼花落处”，这是诗人苏轼对杭州远郊京杭大运河畔的古镇塘栖的描绘。清乾隆《杭州府志》载：“此镇宋时所无，而今为市镇之甲，亦以运道改移日益繁盛。”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花果之地、丝绸之府。《塘栖志》载，古镇明代曾有进士15名、举人40名、贡生14名，清代有进士23名、举人64名、贡生43名。人才辈出，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是罕见的。而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冯园、鉴止水斋、思茗斋、水一方等众多藏书楼，则是古镇学风兴盛的标志。

然而，处于高铁时代的塘栖，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和京杭大运河功能的消退，古镇的明清风貌很快被崭新的建筑所冲淡。“七十二条半弄堂”的格局，只存在于百姓们的记忆里。靠一座通济长桥、一通乾隆御碑，怎么能开发文化旅游?

与人的生命相仿，古镇也有兴盛与衰落，也有靓丽与灰暗，也有它们的寿期。从正仪、商榻、塘栖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古镇的兴盛自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古镇的衰落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行政中心的转移和区划的变更，改变了古镇原有的功能，必然影响其集聚效应;随着快速交通网的形成，集镇的马路越修越宽，街市不再临水而筑，前店后坊的格局被连锁超市所打破，商业模式随之改变;随着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非本地人口移入，冲决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无疑也严重影响古镇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像正仪、商榻、塘栖这样萎缩乃至消逝的，已难以计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汹涌浪潮，毫不吝啬地冲击着古镇，假如有哪处文化古迹没有被损毁，反而成了稀罕之事。而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迅速演进，更使不少古镇的老街遭受建设性破坏，彻底失去了原有风貌。

周庄、同里、角直、南浔、乌镇、西塘以及近年来声名渐起的朱家角、锦溪、千灯、七宝、木渎等古镇，之所以能硕果仅存，是因为它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保护和延伸文脉，开发旅游，使古镇成为游客寻求历史记忆的精神家园，成为人们寄托乡情的文化符号。许多有经济价值的传统文化，通过陈列品、纪念品、印刷品和艺术表演等形式向游客展示，获得了掌声与利润，古镇也因此适应了生存环境。

同济大学教授、被誉为古城镇保护“拼命三郎”的阮仪三教授，把抵御商业化洪流的侵蚀，保护古城镇，称作是“与人性贪婪的较量”。他坚信，历史建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具体、最能诠释历史文化的载体”。建筑作为一种物化的感情，不仅仅记录过去的痕迹，更能让我们找到今天的自我与生活。在传统断裂、文化失落的今天，我们不仅仅要守护古城镇和古建筑，更要守护我们民族的记忆与情感。

许多古镇正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我们不妨来看看周庄。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周迪功郎将庄田捐赠给全福寺，老百姓把这里称作周庄算起，古镇已经超过了900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胼手胝足，以农耕蚕桑为生。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这个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交界处的古镇，只能供应本地居民和农民的物资，日趋冷清。加上四面环水，只靠一班轮船与外界沟通，交通闭塞，很多人把周庄视为畏途，周庄本地人也难以在小镇上留下来，千方百计外出谋生。

规模很大的全福寺，被人们在“大跃进”年代改建成了粮库。七进古宅沈厅，曾经作为工厂的车间，整天机声隆隆，油污满地。街巷里冒出了崭新的红瓦洋楼，与古镇风貌极不相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势不可当。周庄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发展小化工和皮鞋制造业。年产远足牌、大象牌、飞菱牌皮鞋200多万双，成了“皮鞋之乡”。然而，老百姓依然没有走出贫困的阴影。

真正使周庄在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上准确定位的，是旅游。究竟怎么搞旅游，发展旅游业应该具备什么要素?一开始周庄人根本不懂，只能边学习，边探索。急于求成的人们在镇区乱搭乱建。画家吴冠中教授来到周庄写生，发现市河上有一座很不协调的水泥平桥，桥上盖了一间铁皮房子，当夜就向镇里的领导提意见。回到北京后，又给《中国旅游报》写文章，以“拔掉眼中钉”为题。他对周庄的评价很高：“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但批评也是闻所未闻的。从此，与古镇保护规划不相符的建筑，都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在缺乏资金、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的状态下，周庄人想尽一切办法修缮名人故居，恢复名胜古迹，重建桥楼寺院。热爱古镇的人们，几乎谁都可以对古镇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侃侃而谈。当苏州忍痛开辟干将路时，周庄人抓住机会，去大量收购明清建筑材料，让古镇的许多老房子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回过头来看，与其说周庄古镇是在无数专家的帮助下，被保护下来，还不如说它张扬自己的文化个性，赢得“中国第一水乡”的称号，进入了新一轮生命周期。今天的周庄，并非明清时期的周庄、唐宋时期的贞丰里、春秋时期的摇城，它的细胞始终在新陈代谢。假如泥古不化，早就僵死了。

周庄的成功，给了我们太多启示。梳理历史脉络，清点建筑遗存，聚集名人资源，使文化旅游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古镇得以在更新中保护，在保护中更新。九百多岁的古镇进入了新一轮繁盛期，功莫大焉!

然而，不是每个古镇都值得保护，也不是每个古镇都能够保护。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汹涌的时代潮流无法阻挡。消逝也是一种嬗变。

旅游业是一个带有文化印记的资源依托型产业。通俗一点地说，旅游出售的是文化。所以，对于古镇来说，保护文化资源的意义永远大于开发。当某些地方提出将古镇“建成国际化的高级商务旅游目的地，文化盛事的举办地，高端人群聚集的理想场所”等高调口号的时候，一向宁静散淡的古镇也变得躁动不安。此刻，古镇如何坚持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显个性、以文化拓市场、以文化建品牌，就显得十分重要。

怎样将文化特色与经济发展完美结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每个古镇都应该注重挖掘文化个性，确立文化定位，这是促使古镇中兴，提升旅游层次的关键。许多古镇的旅游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实践，进入了扩大再生产的阶段，希望通过景区调整吸引来消费力较强的游客，也希望通过改善硬件和软件条件吸引会展和公务游览。然而理想与现实始终是矛盾的。在新一轮开发中，水乡古镇必须抓住机会，探寻历史文化底蕴，开发多样化、具有独特价值、与文化个性相融合的功能载体。某些古镇对商业的逐利性不加控制，急于求成，盲目投入，恰恰破坏水乡古镇的文化根基，只能是事倍功半。

事实上，发展旅游并非古镇的唯一出路。许多古镇在招商引资中，注重文化引领，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不是同样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古镇发展犹如行至十字街头，痛定思痛，该走向何方?阮仪三教授曾以《十字街头的踯躅》为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诘问：“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各项体制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江南水乡古镇的发展实践虽然开创了一种保护与发展兼顾、经济与文化并重的城镇发展建设道路，但其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旅游资源同质化、空间承载超负荷、商业化发展失控、居民社会结构变异、周边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城镇生活景观消逝等问题远非在一两个古镇发展中偶然暴露的个别现象，而几乎成为水乡古镇发展到现阶段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阮仪三教授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经历了古镇文化流失的痛楚。他的诘问，或许我们还要经受更多的痛楚，才能明晰回答。

(题图：幽静的古镇)

作者：陈益

第三篇：佛堂古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摘 要: 佛堂古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古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都是江南古镇文化的代表。鉴于此,本文对合理继承并发展佛堂古镇文化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古镇的文化传统,提升古镇的整体文化内涵。

关键词: 佛堂古镇文化 传承 发展

佛堂,是浙江省义乌市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小镇,“千年古镇,百年商埠”,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佛堂古镇浓郁的文化气息,它的古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都是江南古镇文化的代表。新时期,合理继承古镇文化,发展并创新古镇文化是目前古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佛堂古镇文化的内涵

(一)古建筑文化

“佛堂是一个完整的古民居古镇,又是一个雕刻艺术的博物馆”,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先生对佛堂古镇的评价。大批古民居都是明末、清朝与民国初期的建筑,百余幢古建筑以其精湛的石雕、砖雕、木雕和精美的壁画,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建筑“建筑、绘画、雕刻”三位一体的特点。

(二)宗教文化

“佛堂”得名,缘于中国大乘佛教创始人傅大士和印度高僧达摩祖师。南朝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天竺高僧达摩云游东方传教,恰遇义乌江洪水泛滥,只见傅大士一人在身单力薄地解救四处逃难的百姓,遂投磬相助,磬入水面化为渡船普渡众生,百姓为纪念达摩救世之恩,便于投磬处建“渡磬寺”供奉佛祖,寺中楹联“佛光透彩传万代,堂烛生辉照八方”和“佛堂市兴永千秋”等,都是佛堂来由的明证。

(三)商业文化

市镇的崛起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结果,佛堂古镇的商业文化成绩显著。据佛堂镇王蒲潭《凤林王氏宗谱》内记载:佛堂浮桥,始建于清乾隆庚辰年(公元1760年)。说明距今250多年,佛堂已成为“旁据水道、四方辐辏、吸贾牵车,江上桅杆林立、船筏泊岸如蚁”的商埠。解放前,佛堂镇经营的茶馆酒肆、钱庄当店、田料百货的殷户商贾多达400余家,棉布店、布厂、袜厂、专卖或兼卖的田料店、山南货店、中药店、火腿行10家,油坊、肉店、铜铁五金店、金银首饰店、钱庄、茶馆、酒馆等一应俱全,其他还有造船厂与教会、耶稣堂等。义乌的第一盏电灯在佛堂亮起,第一个动力碾米加工厂在佛堂首办,全县最大的水上运输业联合会在佛堂成立。“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放篮子,篮前跑车子”,就是当时佛堂经济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

二、佛堂古镇文化的传承

佛堂作为极具江南特色的古镇之一,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最能够集中体现义乌文化的一个地方,把佛堂的文化积淀充分挖掘和展示出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新时期对佛堂古镇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和开发,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特征,并对古镇的历史、建筑、民俗等文化进行传承,是非常必要的。

(一)明确古镇发展定位

早在2001年,佛堂就开始重视古镇的保护开发和文化挖掘,编制了《佛堂历史文化保护区总体规划》。2008年,上海同济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在编制的《佛堂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整治规划说明书》中就提出,古镇的规划关键是要突出自己的特色,保持古镇风貌、传统文化、地方特色等各方面的原汁原味。佛堂古镇的开发已确定为古镇文化、佛教文化和古民居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建设定位,因此在古镇发展定位已经明确的条件下,依照定位的思路,对古镇的开发进行统一规划,务必做到在保护好原有的历史文化风貌的同时再对古镇进行合理的开发。

(二)加强古建筑保护

佛堂古镇历经千年积淀,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变迁,保护不力,古建筑的存量锐减,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现有的古建筑进行抢救与保护,做到“保护开发保为先”。

首先,对老街、新华剧院、“植槐堂”、“义和里”、“日顺里”、“懋德堂”、“长新里”等现有的古建筑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和维修,加强防火、防虫、防腐等技术处理,将周边不利于保护的住房、办公、工厂等予以搬迁。而对于已遭破坏,但史料记载确切、对古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物予以恢复,比如“万善浮桥”、“盐埠头码头”,并将其作为追寻古镇历史的新景观加以完善,以再现“清风商埠图”的画面。

其次,在对古建筑进行修缮的同时,还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以“吴棋记”大院为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吴棋记”大院后门有一块匾额,上书“与德为邻”四个大字,是义乌大书法家傅典虞的墨迹。“吴棋记”店老板吴茂棋,是佛堂镇上有名的儒商,“与德为邻”可以看作是屋主人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他不但能巧用智慧捕捉商机,赚到大钱,而且能够大方地去办公益事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人士。1941年,正当吴茂棋建造“吴棋记”十八间大院临近结顶完工的时候,日军侵华,义乌沦陷。1942年春,吴茂棋毅然同意佛堂商会在他新建十八间大院的三层楼上,“引火烧身”地安装了一个“手摇警报台”,老百姓听到警报声,即可向外逃避敌机的轰炸,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佛堂的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能做到以德为先,这是因为在佛堂经商的人,很大一部分是从徽州过来的,这批徽商大多有一定的文化,他们把经商之道带到佛堂的同时,也把儒家的仁义思想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商业活动中。佛堂商业文化的繁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堂的商人有着极为人性化的经商之道。

(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

在佛堂古镇的历史中,民俗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是发展古镇旅游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持古镇生命与活力的一个主要途径。

1.老街民俗商店游

老街的民俗商店是佛堂民俗文化的最直接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传统的礼节也越来越讲究了,尤其是红白喜事,所用物品比如八卦、皮箱、布鞋、彩粉、铜火熜、铜汤罐、凉篮,许多已经濒临消失的民间物什在这里都能找到。还有一些传统的行业,比如铅皮匠、竹木器店、渔具店、包子铺、中药店、灯笼店、腰带铺、算命,含有吉兆意思的三元、文光文具店,供销社时代遗留下来的五金百货店等,也都依然焕发着生命光彩。因此老街随处可见的民俗用品商店,是民俗文化旅游的一个主要表达场所。

2.宗教文化游

佛堂镇内有影响的寺庙有7座,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双林寺。双林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千多年来,双林寺屡毁屡建,在上世纪50年代曾被彻底拆毁。鉴于双林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1994年6月,义乌市人民政府决定修复双林寺,并开发为风景旅游区。

双林始祖傅大士(公元497—569年),姓傅名翕,字立风,号善慧,义乌稽亭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他开了中国禅宗原始宗风,将修学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其心性论成为后世禅学的核心和源头,被尊为中国维摩禅始祖、佛学中国化的先驱,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声名远播海内外。他提倡的儒释道三家和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与当今提倡和谐文化的潮流是不谋而合的。

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能把双林寺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要将双林文化当成一个整体进行开发。比如可以把双林寺与义乌十大民俗之一的海云寺十八大会联系一起。

海云寺,位于佛堂镇北五里路的前流山上,是傅大士除双林寺外的第二道场。据《义乌洋川贾氏宗谱》记载,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洋川贾氏五世孙贾昙颖,辞官归里。在傅翕的影响下,信起了佛教。为助傅翕弘扬佛法,捐出私产赐土地一处,供傅翕建造双林寺。从此,贾氏宗族就和傅大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月十八是贾昙颖的生日,贾氏宗族为纪念贾昙颖与傅大士的这段佛缘佳话,每年都要在这天举行一次由义乌贾氏各自然村轮流大年的大庙会。当天贾氏村民到自己村子祠堂里祭祖后,再到海云寺拜佛,轮到大年的“值甲”(当年承办)村子,还要抬着一座雕得十分精致的傅大士佛龛,在数十台“抬贾巧”与龙虎旗、蜈蚣旗、清道旗、数十把火药铳、成双成对的大铜锣有节奏的齐鸣下,抬着百斤重的大蜡烛,到海云寺主持这场一年一度的大庙会。

“十八大会”的大士佛原是到双林寺接来,再随同大蜡烛一起送回双林寺去的。海云寺只不过是仪式结束后,“值甲”的村子把香亭的宝盖、掌扇、黄凉伞、响钗、旌旗等一些代表宗族的公物送到戏台前,受过“八仙”之后,移交给“接甲”(下一年承办)的村子时的交接场所。后来由于双林寺日趋衰败,又没有戏台不能演戏,尤其是双林寺属贾、朱、王三个姓氏共有,而海云寺则是贾氏独姓所有,因此贾氏村民就改为在海云寺举行仪式了,这才有了真正的海云寺“十八大会”。双林宗教文化的联合开发,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双林寺的知名度,而且有利于增加佛堂古镇民俗文化旅游内容的丰富性。

根植于水环境的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开发,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重大矛盾和难题。佛堂古镇的历史悠远,拥有浓厚的文化积淀,因此在对佛堂古镇的开发过程中,要做到在尽量不破坏原有历史文物古迹的基础上,探寻它们的文化内涵,确保对这些历史文化的完整、合理传承,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高梧.四川古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

[2]吴海燕.义乌市佛堂历史古镇旅游开发规划研究.规划师,2005,(8).

[3]贾沧斌.佛堂古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7).

[4]邹统钎.古城、古镇与古村旅游开发经典案例.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本文为金华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课题名称为“佛堂古镇的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编号:金社科241。

作者：王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