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农业推广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推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阶段的现实要求。借鉴美国农业合作推广体制的——些作法，在我国建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既是对现行的农业推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又是对其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大学农业推广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大学农业推广论文 篇1：

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中农民培训的实践模式

[摘 要]当前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工作中的农民培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因此，结合当前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中农民培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这种农业推广下农民培训的具体模式，为农业推广中农民培训提供若干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固定模式，增强农民培训工作稳定性、系统性，提高农民培训的效果。

[关键词]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农民培训；模式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探索、建立了以大学为依托的新型农业推广模式。农民培训是农业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推广各个环节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工作中的农民培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培训效果。鉴于此，应该结合当前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中农民培训的实践经验，总结一些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下农民培训的具体模式，为农业推广中农民培训提供若干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固定模式，以提高农民培训的效果。

1 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模式

1.1 培训对象

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对象，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等基层干部。

1.2 培训目标

帮助基层干部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与总体目标要求，初步掌握现代农业、市场与乡村治理等基本知识，强化其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业意识和竞争意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带头人。

1.3 实施主体

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的实施主体以农业院校的教师为主，也可以从政府相关部门选择一些了解农村实际、熟悉农民状况的人员担任老师。另外，一些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也可以现身说法，传授经验。

1.4 培训内容

在编写教材之前，首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村干部和广大的农民的需求，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新编教材。教材力求切合实际，内容涉及乡村建设规划、乡村治理、计算机信息应用技术、农产品市场营销等。

1.5 培训方式

在培训方式与方法上，农村基层干部培训采取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互动讨论、村官论坛“四位一体”方式进 行。课堂教学中坚持互动式教学，保证每堂课都有一定的交流研讨时间。理论课之后穿插现场教学。举办“村干论坛”，先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现身说法，与参加培训的村干部分享创业经验。另外，建立“训后服务”机制，建立村官个人资料及所在村子的基本情况、产业特点的信息库。学校开通了训后跟踪服务热线电话，实现专家、基地、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互联互通。

2 农业技术骨干培训模式

2.1 培训对象

农业技术骨干的培训对象包括县、乡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人员、专业示范户和一些乡土人才。

2.2 培训目标

帮助培训对象成为农业推广和农民培训工作的骨干力量，并带动一般农户接受新观念，采用新技术、新产品，促进大学依托型农业推广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2.3 培训层次

农业技术骨干的培训层次为学历教育。对于参加培训的农业技术人员，要求其获得成人大专学历。专业户和乡土人才以获得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为主，有条件的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中专或者大专学历。

2.4 实施主体

农业技术骨干培训的实施主体是学校成人教育机构和分布各地的试验站、示范基地等野外工作平台。

2.5 培训内容

主要课程设置有：①基础文化知识；②传播基础理论课程；③人文素质教育；④职业专项技术、技能课程；⑤体育与健康课程。

2.6 培训方式

由于农业技术骨干培训有不同的培训层次，因此，这种培训适宜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工作。对于学历教育和证书培训，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现场观摩实习、互动交流与讨论等方法来进行。

3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模式

3.1 培训对象

年龄在20岁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长期工作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农民。

3.2 培训目标

通过对农民进行培训，使他们比较系统、全面地掌握该项技术的各个环节，完成培训后够能将所学到的科技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

3.3 实施主体

实施机构主要是学校示范基地、试验站以及当地政府的农业推广部门。试验站、示范基地利用自身的教室、实习基地以及其他必要的硬件条件可以很好地完成培训工作。当地政府原有的农业推广网络比较完善、健全，也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3.4 培训内容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的专业可以根据各地主导产业来确定。例如，在白水以苹果生产、管理技术为主要内容，在阎良主要进行甜瓜种植技术培训，在眉县进行猕猴桃栽培技术培训，在山阳则以板栗、核桃种植技术为主。

3.5 培訓方式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培训方式和方法上更加多样化，集中面授、下乡入户、远程多媒体教学、现场观摩实习等各种方式相互结合，从而可以保证培训的效果和质量。

4 创业培植培训模式

4.1 培训对象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长期从事农业或者相关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市场意识，有强烈的创业意愿，有创业基本条件的外出务工返乡青年、种养和农机大户、合作组织带头人、农村服务企业负责人，也可以选择部分没有就业的农村大、中专毕业生。

4.2 培训目标

通过创业培植，使受培训农民成长为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企业家。

4.3 实施主体

农民创业培植模式的实施机构仍然是学校的试验站、示范基地等野外工作平台以及当地农业推广部门。但是这种模式的培训师资需要更多的经营、管理专业的教师，如市场学、销售学、会计学以及法律、工商、税务等。

4.4 培训内容

①专业技能培训，如农产品生产、加工、贮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②创业意识与创业心理品质的培训，如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创业能力等；③创业相关知识和能力培训；④创业过程的指导。

4.5 培训方式

创业培植模式的培训方式灵活多样，以短期的非正式的培训为主，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主要以课堂讲授与实践教学等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5 农民综合素质提高培训模式

5.1 培训对象

农民综合素质培训面向普通农民，但是要求培训对象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5.2 培训目标

使培训对象了解国家的政策法规，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培育现代观念，从而提升培训对象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素质，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提高农村社区精神文明水平。

5.3 实施主体

农民综合素质培训的实施机构以学校为主，政府也负责部分培训任务，但主要为培训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协调工作。

在培训师资的选择上，通过培训需要和教师的参与意愿相结合，从农业院校的文、法等相关学科中选择培训教师。

5.4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知识、法律知识、思想道德知识和健康、卫生知识。

5.5 培训方式

以课堂教学为主。培训地点在学校试验站、示范基地的培训教室以及各乡镇、村里的文化活动场所。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除了教师讲授外，还可以采取师生互动、交流讨论、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展开。

参考文献：

[1]吴声怡,陈宜安.乡镇经济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蒋平.关于现代农民创业培训的几点思考[J].农民科技培训,2008(3):9-11.

作者：倪　斌　李红涛

大学农业推广论文 篇2：

建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摘 要：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推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阶段的现实要求。借鉴美国农业合作推广体制的——些作法，在我国建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既是对现行的农业推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又是对其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在大学设立农业科技促进中心，在不同生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站和示范基地辐射区，以项目、基地吸纳基层推广人员和涉农企业优秀人才，建立全新的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我国科、教单位统筹改革的试点单位，结合科技体制改革，在农业科技推广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

文献标识码：八

作者：张俊杰等

大学农业推广论文 篇3：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研究

摘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危机日趋严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业推广立法，颁布了农业推广法规，建立了农政机构和推广组织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出现新的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因一系列负面因素存在，宏大的政策规划与具体成效之间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农业推广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农业推广立法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社会依然非常落后，从农业劳力使用上看，“传统的农业劳力主要是以人力及畜力为重，少有机械力，并且家庭是劳力的主要来源。……这种小农制与基本民生手工业如纺纱、织布之配合……以维持高度的自给自足。”从农业技术使用上看，“传统农业所重视的技术是不违农时，即顺应自然的时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且对天然灾害，如虫灾之防治效果不彰。总之传统的农业少有超越自然的限制者，须要运用自然已有的条件。”同时，“农业研究改良结果之不容易被农民接受，与资金缺乏有密切关系。”那么如何改善农业现状，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呢?其中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农业推广。近十几年来的近现代农业推广研究中，高启杰、张仲威、郝建平等学者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但多是对清末和新中国的农业推广进行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推广研究不多。而且也多是从纯粹的科学技术传播或农村建设的角度进行的，缺乏从立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农业推广研究有所裨益。

一、抗战前的农业推广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连续遭到华北大旱和江淮水灾的冲击，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显露无遗，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农业推广事宜，以期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的目的。

(一)立法创建阶段

为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农业推广领域的法定职责，在政权建立伊始的1928～1929年，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后颁布《农矿部组织法》、《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和《国民政府关于颁行训政时期施政纲领草案的训令》，均指出“凡农业生产方法之改进，农民技能之增高，农村组织与农民生活之改善，农业科学知识之普及，以及农民生产消费合作社之促进，须以全力推行”，政府有“推设农事试验场”、“改良种子”、“改良棉业及蚕桑事业”等责任。

在这一背景下，1929年6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农业推广规程》，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为普及农业科学智识，增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农民合作起见依本章程之规定实施农业推广”为宗旨；第2条中规定可以采用“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业推广处、农业推广顾问委员会”三种形式，来组建省级农业推广机构；第3～13条规定了“中央推广委员会——省农业推广委员会(处)——区农业指导员——县农业指导员”四级农业推广体系，以及各级指导员的任职资格；第19条规定农业推广机构有“推行农林试验场及农林学校之成绩”、“提倡并扶助合作社之组织及改良”、“直接或间接举办农业展览会、农产品比赛会等”、“为增进知识及技能举办乡村农林讲习所、乡村妇女家政讲习所等”、“提倡并扶助乡村社会之改良事业”、“提倡并扶助垦荒造林耕地整理及水旱防治”、“实施关于农业调查及统计并编辑农业浅说报告农林教育计划及他种定期不定期出版品”等职责。193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实施全国农业推广计划》，其目标是“使全国各县皆设置农业指导员以教导扶助全国农民，伴农业发展、生产增进、生活改善”，“全国各省划分为四期于二十年内完成之”，并从指导人员、农业研究及试验、经费预算和来源等方面做了规定，在全国农业推广经费预算、各省县担负农业推广经费预算乃至每省县推广经费的分期、分年也做了详尽的计划。

根据《农业推广规程》的规定，1929年10月16日《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章程》颁布，并于12月25日成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全国农业推广。在此前后，农矿部于1928年12月颁布《中央农事试验场组织章程》，1929年10月21日颁布《农产种子交换所章程》，1930年10月3日和12月20日又分别颁布《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章程》、《直辖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章程》、《省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纲要》、《省农政主管机关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省农政主管机关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纲要》、《农业专科以上学校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等法规，初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农业试验和推广机关，标志着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二)立法完善阶段

1930年11月国民政府将农矿部和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并于次年1月10日通过《实业部组织法》，第4、8条明确规定实业部设立农业司，负责“农业蚕桑之试验检查改良保护事宜”、“农地改良事宜”、“农用器具及种子之检查改良及介绍奖励事项”、“农业智识之增进事项”等农业推广职责。月2日颁布的《实业部各司分科规则》(1932年12月23日修正)第6～9条规定农业司内设第一科负责“农产品之展览及审查事项”、“农业智识之增进事项”、“农业之调查及统计事项”；第二科负责“各项农作物之改良及天灾病虫害之防除及检查事项”、“籽种之检查改良”、“农用器具之改良事项”、“农业试验场事项”；第三科负责“蚕桑业之推广监督及改良事宜”、“蚕桑种之检查制造改良事宜”、“蚕桑病虫害之防除事项”、“蚕桑试验场事项”。针对1929年《农业推广规程》存在的问题，1933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农业推广规程》。修正后的《农业推广规程》由22条增加到24条，其中4、6、7、8条中对各级农业推广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增补，新增了农村合作指导员职位，并对县级农业指导员编制给予加强；新增的第5、11、16条和局部修改的第8、12、13条确定了“中央推广委员会——省农业推广委员会(处)——区农业推广委员会(处)

一县农业指导所(农业指导员办事处)——乡镇农会”五级农业推广体系；第14、17条中明确“地方自治机关、教育机关、县农民银行及其他有关机关”与农业推广机关进行密切合作的法定义务；第23条中对农业推广事宜进行了增补，在丙项中增加“农具陈列室所”、“农村示范人才之培养”，戊项中增加“提倡扶助农民组织各种农事或农村改进会或改进委员会”、“提倡扶助农村仓库之设立及食粮之储蓄与调剂”，增加辛项“直接或间接举办种子、种畜或树苗繁殖场圃”。此外，在1931年10月为了加强经济建设，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其具体职掌的事项包括“农业之救济、重要生产事业之改良”，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事业进入了“双轨推进”的时期。

在中央农业推广机关职能不断完善的同时，组织也日益健全。全国经济委员会分别于1933年10月7日和11月28日、1934年1月30日颁布《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建设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暂行组织条例》，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负责“植棉之改良推进事项”、“棉业合作制度之提倡”工作；设立农村建设委员会负责“改良农产”，“农业统计、调查、研究、推广工作及农村教育设施之组织及联络；农业信用合作问题之研讨；农产品运输销售方法之研讨等事项；增设农业处，内分农村建设科、农业改良科、农业工程科三科。同时，隶属实业部的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先后于1931～1936年颁布《中央蚕丝试验场章程》、《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组织章程》、《各省训练推广人员办法大纲》、《中央农业实验所章程》(1934年6月14日修正)、《实业部直辖棉业试验场组织条例》、《种畜场组织条例》、《地质调查所组织条例》、《实业部直辖模范林场组织条例》、《中央模范区管理局组织条例》、《实业部中央蚕丝试验场章程》和《中央蚕丝试验场附设原蚕种制造所章程》等法律规章，健全了各级农业试验推广组织体系，其业务基本覆盖了主要农业生产领域，这标志着清末以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推广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此外，鉴于农民缺乏组织的现状，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30日颁布并于1937年5月7日修正的《农会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农会有“土地、水利之改良”、“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合作事业之提倡”、“农村及农业之发展改良推广事项”、“设置示范农田、农产陈列所及农具陈列所……举行农产展览会、农产比赛会及农业讲习会”等职责；第6条规定“农会得就有关农业之发达改良建议于中央及地方政府”。1932年6月11日和1933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颁布《农人训练暂行纲领》和《农人运动指导纲领》，指出农人训练要“使农人革除墨守旧规之陋习，积极改良产生方法”、“灌输农人以农业上主要之智识与技能”、“鼓励农人在农业技术上之改进”；农人应协助政府进行“土地之改良”、“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这标志着农民组织已成为农业推广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到1936年，根据国民政府有关农业推广法令，已有苏、浙、皖、赣等16个省和600余个县相继建立了农业推广机构，仅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就建立了10余个农业推广试验区，农业试验和推广成绩斐然，这是民国时期农业推广组织最健全、发展最健康的时期。

二、抗战中的农业推广立法

正在南京国民政府稳步推进农业推广事业之时，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脚步，也使得这一时期农业推广活动重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随着国土的大量沦陷，仅1937～1938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损失达38％强，产量损失22％；棉花种植面积损失达70％，产量损失68％。但由于农产品一方面是重要的战争物资；另一方面又是可以大量换取外汇的商品，所以国民政府把农业增产作为其工作重心之一。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临时全代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其中“推进农业以增生产”一节中强调“种植方法，皆由政府机关分别指导。例如改良种子，推进施肥，防除兽疫等事，皆当由专管人员分赴各地切实协助，善为推行”，表明这一时期农业推广因战争影响，表现为以“增产”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改进和新品种推广。

在这个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农业推广机关，1938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将经济部农林司作为农业主管机关。5月经济部成立了农产促进委员会，并拟订《全国农业推进实施计划纲要》，规定各省“应于农业改进机构下设农业推广处，或联合各有关机关及有关单位组织农业推广委员会，办理全省县农业推广业务”。6月经济部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农业推广及合作指导等，向多门户隔离，不相为谋，非但各逞其是，效率低落，且使农民无所适从而失信仰，今后应力为调整。调整之法，中央以及省立农业改进所，县之农业推广，当使指臂相使，系统井然”。尤其是1940年1月颁布的《农产促进委员会促进各地农业推广工作规程》，第1条规定“各省农业集中改进机关向本会请求辅助或合作办理农业推广经费时，均依本规程办理之”；第4条规定农业促进委员会主要为各地农业推广提供“技术人员”、“事业经费”、“推广材料”资源；第6条规定“希望受辅助或合作机关在期满后，除扩大同样事业由本会增拨经费外，如进行原有事业冀能逐渐减少外来辅助，最后步入自办境地”；第8～12条规定地方农业推广机关在使用中央补助经费时的经费使用计划、账目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第14条规定对挪用或不规范使用经费的处罚。这一系列规定，使得国民政府明确了战时农业推广的主要原则和组织体系、工作目标等内容。

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以后，面对战争物资供应日益匮乏的局面，1940年7月国民政府把经济部农林司扩充而为农林部，作为为农业主管机构。根据8月10日和10月11日颁布的《农林部各司分科规则》、《农林部组织法》，规定农林部农事司负责推广事务。为了细化农业推广的组织机构，1941～1944年又相继颁布《农林部农村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农林部垦务局组织条例》(1941年4月17日修正)、《农林部全国粮食增产专款经管委员会组织章程》、《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组织条例》、《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组织章程》(1942年2月26日修正)、《农林部垦务设计委员会组织章程》、《农林部各附属机构办理农业情报办法》、《协助各省设立辅导区办法》、《农林部东南麻类改进所组织条例》，在农林部增设农村经济建设委员会、垦务总局、全国粮食增产专款经管委员会、中央农业实验所、粮食增产委员会等附属机关，分别从事粮食增产、农业试验、开荒等农业事务，并规范中央、省、县各级农业实验推广机构的运作。在重建推广试验机关的同时，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修正《农会法》，在第33条规定“县农会为指导农业技术及其他农业改进工作，得与县农业推广机关联合聘用农业指导人员”，明确规定了县乡镇农会作为基层农业推广机关的地位。

1944年10月9日出于对抗战胜利后农村及农业复兴的考虑，国民政府颁布《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条例》重建农业推广委员会，由原农林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与粮食增产委员会合并而成，内设粮食增产、棉花及工艺作物、推广机构、推广材料、宣传、督导等6组及设计考核委员会。该组织条例第1条规定“农林部为办理全国农业推广事业，设农业推广委员会”；第2条规定该委员会有“农业推广之设计及督导”、“粮食作物及棉花推广”、“农业推广人员之训练”、“农业推广材料之繁殖供应”等8项职责；第3～9条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人员配置；第10～12条规定农业推广委员会“为训练农业推广人员，得举办短期训练班”、“为实验示范农业推广制度，得于适当省份协助地方政府办理中心县农业推广所及模范农业推广区”、“为辅导各省农业推广工作，得组织农业推广巡回辅导团”以实现推动农业生产的目的。

可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目标明确、组织较完备，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战时农产品总产量和单产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成就，农业推广功不可没。

三、抗战后的农业推广立法

为了恢复因战争而破败的农村社会秩序和迎合民众心目中普遍存在的“和平建国”愿望，1945年5月19日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农业政策纲领案》对战后农业推广工作予以强调，第4条规定“扩大试验研究，树立推广制度，引进机械力与科学技术，以增进农业生产”；第17条规定“……提倡农业展览及示范工作，以增进农民之知识及技能”。为了促进农业经济恢复，一方面农林部将全国农业推广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划定华西、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华北、鄂豫、苏皖等9大农业推广区；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接收了伪政权遗留下的如华北农事试验场等农业推广、教育和实验机构，到1949年充实并建立了华北合作农场、燕京大学作物改良场、河南开封农事试验场、山东农事试验场等41家农业试验推广机构和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等43家农业院校机构，形成了比较大的农业推广规模。

但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政和战场上的双重失败，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其战争能力，使得农业推广又开始转向战时轨道。1946～1948年农林部相继增设垦殖司、中央水产实验所、中央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央棉产改进所，在农业推广委员会内部复设粮食增产委员会等机构。1949年5月国民政府再次改组，将工商部、农林部、水利部及资源委员会等机关裁并，由经济部统筹主管全国经济行政及经济建设事务，并设农林署负责农业推广事务，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次对农业推广机关的变更。随着国民政府的败亡，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也走向了终结。

四、对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的评价

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力图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对农村和农业加以改良。但民国时期的社会现实使得地方自治逐渐变质为保甲组织，土地改革不了了之，平民教育难以推广，惟有农业推广活动，由于其适合商品经济需要且效果明显，易于为农民接受，所以在众多复兴农村的策略中最为易于推广和阻力最小的一项策略，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注重参考外国的农业推广立法成例，特别是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出于发展资本主义和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继承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推广立法的精神实质和优秀成果，基本做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推广立法相接轨。所以，其立法内容大大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业推广立法水平，对于处于现代化起步过程的中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业推广立法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推广管理机构，在制度上确定了国家对增进农业推广、发展农村经济的法定责任和体制保障。农业推广体系的建立，为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障，确立了“中央——省——区——县农——基层农会”五级农业推广的网络体系(见表1、图1和图2)。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初衷是为了提高农业技能，推广良种，提高单产，促进农业发展，以达到稳定社会和保障战争需求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达到了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的目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险恶环境中，农业推广的成果十分明显(见表2)。

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进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有一定的矛盾性。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在不彻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前提下，幻想以农业推广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难题，也就为国民党在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埋下了伏笔。尽管在国民政府行也试图在农村推行“二五减租”，要求以推行土地改革为中心工作，但由于阻力重重和国民政府的迅速覆灭而没有什么大效果。

第二，农业推广经费匮乏。1930～1933年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上呈实业部的报告中指出，其所得经费仅及预算的1／3到1／2，除去薪俸和办公费外，推广经费便所剩无几了。中央机构尚且如此，地方自筹经费的农业推广机构的经费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1948年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方案》中指出“中央方面，因农业推广经费极为短少，故虽已择要设有推广机构，并办理若干推广业务，今后可加重利用，但一切均尚有待充实。省方农业推广机构经费各省不同，其数较中央更少，县推广经费则尤较省经费为少，故省方及县方之推广较中央尤为难，于推广更有待与充实及补助。”如果算上高涨的通货膨胀，实际农业推广经费更是捉襟见肘。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其一是战争的影响，尤其是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使农业推广、科研工作进展缓慢。其二是农业推广立法较重视中上层组织的建立，下层特别是县乡农会、合作社等组织很不健全，也极大地影响了农业推广的开展。

第四，南京国民政府相继设立或平行设立的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农业处、经济部、农林部等，都以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为其职责，其事权分散甚至彼此重复矛盾，加以党政不分的情况，难免出现“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的情况，使得管理比较混乱。加之其“揠苗助长”式的推动，客观上对农业推广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其体系越来越完整，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农业经济的迫切愿望，也在相当程度上蕴含着对统治长远利益的追求。但是在那个法令多于牛毛、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和社会动荡贫穷的年代，幻想一项单行法规取得突出的效果元异于镜花水月。

作者：周晓焱　张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