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公司管理论文

摘要：完善高校会议决策议事规则，并对其具体适用进行认真细致探讨，是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民航特色院校因其特殊性，更应加强会议议事规则相关研究及探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产公司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资产公司管理论文 篇1：

国有控股公司管理人员隐瞒代管国有资产销售款的可以构成贪污罪

本文认为，张某出任某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之职务，应当属于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将所占有的应属国家资产的50吨铝锭私自售出，并在事发后隐瞒10万元的收入，意在占为己有，应构成贪污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张某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物所有权

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以及职务的廉洁性。在刑法学研究中，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之关系极为密切。马克思在论述盗伐林木罪时曾说过：“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之所以在林木受窃时受到了损失，只是林木遭到了损失，而不是权利受到侵犯。只要罪行的可以感觉的一面触犯了林木占有者的利益，犯罪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也就是实现了不法意图。”[1]因此，犯罪对象之性质，往往亦能反映出犯罪客体之具体归属。以本案而言，倘若张某退休后，受聘于某外资公司，那么其私自变卖50吨铝锭的行为将另当别论，即如果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就构成职务侵占罪，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则可能构成盗窃罪。因此，确认该有限责任公司的产权性质便显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渐改变了单一制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国有公司、企业大量转型为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在对这些控股、参股公司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的定性上，理论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国有全资说”和“控制支配说”。国有全资说认为，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公司一经成立，就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法人地位，其法律地位不受出资者性质的影响。国家作为出资者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公司后，只按其持有的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因此，只有国有独资公司才能称作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控制支配说”，即认为国有公司是指财产完全属于或者相当一部分属于国家所有并且国家对全部财产具有控制支配力的公司。[2]

本文赞同“控制支配说”，其原因在于该说有明确之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可见，控股权归属决定了股份制经济的性质。我国《审计法》第22条规定：“对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审计监督纳入与其他国有公司、企业相同的审计监督体制。”《审计法》中虽然没有将国有控股企业明确称为国有企业，但其将“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企业”纳入与国有公司、企业相同的审计体制，其本意显然是为了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含有的国有财产进行更有效的法律保护。而财政部在2003年做出的《关于国有企业认定问题有关意见的函》中则明确认为：从企业控制力的角度看，“国有公司、企业”还应涵盖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对国有股权超过50%的绝对控股企业，因国有股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应属“国有公司、企业”范畴；对国有股权处于相对控股的企业，因股权结构、控制力的组合情况相对复杂，如需纳入“国有公司、企业”范畴，须认真研究提出具体的判断标准。另外，该说也大致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因为无论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以及工商银行等上市公司，都含有不同比例的非国有资本成分，但司法实践中，没有人会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没有达到100%之比例，就否认上述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如中石化集团下属设计站员工陈某，利用负责该站采购费用报销的职务便利，采取虚假发票报销入账的方式侵吞公款，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进行定罪处罚；又如中建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某在负责合约估算、物资采购工作中，因收受回扣款被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罚，都无一例外地反应了刑法在对于这些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企业性质的认定。就此而言，将国有控股以及相对控股企业作为国有企业自然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国有资产股份达60%的仓储有限责任公司就应该称作国有企业。张某将原国营仓库中50吨铝锭私自卖出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二、张某符合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要求

立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但在理论上，就其主体的本质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各学说之间各有侧重，也各有不足。“利用职务便利说”并未揭示出贪污罪的本质特征。“公共财物说”将所有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均认定为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虽然有利于保护公共财物所有权，但其严重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从事公务说”虽然很好地概括了贪污罪的主体特点，且把客观方面的“利用职务便利”、犯罪对象的“公共财物”也加以考量，但在“公务”的范围方面存在很大争议，并且很容易扩大贪污罪的成立外缘。“身份说”虽然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层面上较好地限制了贪污罪成立的主体范围，但却忽略了实务中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形成。[3]

在理论界各方观点争论的影响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下发了司法解释，对于贪污罪的犯罪主体也采取了各有侧重的认识。

（一）最高人民法院侧重的“身份论”

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宗旨，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时，要求同时具有管理职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其2003年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结合本案，市物资局控股60%，属于绝对控股。根据《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总经理的人选并非是经过股东大会的选举而来的，而是需要董事会的任命。试问，若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市物资局不提名、不批准、抑或不同意，何来张某的任职？因此，张某属于《刑法》第271条第2款中所规定的受“委派”人员。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笔者认为：张某若是出任一般职员，倒是可以有理质疑，但其作为总经理，当然是负有管理职权的，根据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论”，张某应当属于贪污罪的犯罪主体。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侧重的“公务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贪污罪主体的司法解释主要出于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的考虑。如1995年《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和军队工作的人员；（2）在国家各类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3）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4）公司、企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者委派的管理人员；（5）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6）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1999年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将《刑法》第382条第2款中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定义为因承包、租赁、聘用等而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且采取列举的方式强调了管理的职权，这在理论界被称为“职能论”。案例中的张某受聘成为该仓储公司的总经理，对仓储公司负有领导职责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其对该公司存放的市物资局拥有所有权的50吨铝锭也应具有管理职权。否则，张某是很难将该批铝锭私自卖出的。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侧重的“公务论”，张某也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身份。[4]

综上所述，两高司法解释虽然对贪污罪主体范围之界定有所不同，但结合本案具体情节，依照这两个司法解释都能得出张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结论。

三、张某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分析

在本案定性中，有观点认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对张某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如前文所述，张某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既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具备成立挪用公款罪之可能性。但从张某之具体行为，无法推出张某仅仅具有单纯的“使用后归还”之主观意图。事实上，有无“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是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要区别。贪污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挪用公款罪的目的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文认为，在本案中要想查究张某主观上是否有使用后归还之意，可从行为人占有公共财物的时间上判断，如果仅仅是几个月，可以判定张某只是挪用公款。但本案中，直到一年之后，市物资局清算财产时，张某才报告款项的存在，很难说明其有归还全部金额的意图。

再者，张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也是贪污罪客观方面的主要表现。比如：该公司新进了一套精密仪器，而该精密仪器的核心部位使用了一种罕见的贵金属。张某见状后，偷偷将该金属分离盗出，拿到市场上去卖，那张某构成盗窃罪无疑，因为其并没有利用到职务上的便利。然本案中的犯罪对象是50吨的铝锭，倘若不是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一般的职工是很难擅自变卖的。因此，张某在本案中利用职务便利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本案的犯罪数额问题

对于本案之具体处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本案中的犯罪数额应当如何确定。犯罪数额是数额犯的“心脏”，直接影响着量刑。然而在贪污罪中，“贪污数额”究竟指什么，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损失数额说”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指财产损失数额，“占有说”、“控制说”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就是行为人通过贪污实际占有（控制）的公共财产数额，“实得数额说”认为贪污犯罪数额就是行为人的实际得赃数额。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损失数额说”有客观归罪之嫌，与我国刑法所坚持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相违背，且有些贪污行为所造成损失数额是无法估量的，如某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其保管的某件具有极高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盗出并销售，那么其贪污数额将是很难界定的。其次，“占有说”和“控制说”在面对犯罪对象是票据、储蓄卡等特殊物品时显得捉襟见肘。如某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着本单位一张10万元的储蓄卡，其偷偷消费了1万元后案发，在认定其贪污数额时是以票面金额的10万元计还是以实得1万元计便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很难从主观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占有全部10万元的意思。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出发，贪污罪的所谓齐备犯罪构成的所有要件，就是行为人客观上完成了贪污行为并占有了公共财物，主观上达到了非法占有的目的。案例中的张某在面对市物质局的核实和索要时声称该批铝锭业以每吨10000的价格卖出，主客观上仅具有非法占有10万元差额款的目的。因此，其犯罪数额应以10万元计。

五、结语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的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张某因具有该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而适格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规定，并负有管理国有财产的责任和义务。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将公司所占有的50吨铝锭卖出，并蓄意隐瞒、骗取了10万元的差价占为己有，符合了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具体犯罪数额应为10万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2]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3]需要指出的是，新近有学者提出了“新公务论”的“3+3”模式，即以资格+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的模式来定义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所谓资格可以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身份，也可以是以合同形式接受聘用、委派从事公务。所谓职责权限就是指行使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管理或社会管理的职权并履行相应的职责。所谓的以职务名义则可以理解为是否通过了职务便利。参见李希慧、贾济东：《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载《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本文认为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依照该说，张某毫无疑问应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4]徐清：《“贪污数额”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2期（下）。

作者：钟思文　陈莹

资产公司管理论文 篇2：

民航特色院校治理能力提升探索

摘  要：完善高校会议决策议事规则，并对其具体适用进行认真细致探讨，是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民航特色院校因其特殊性，更应加强会议议事规则相关研究及探讨。基于推进民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做好会议决策，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上上策”，首先对部分高校及民航院校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现行会议决策及议事规则适用中的部分问题，以中飞院为例，提出了高校会议决策议事规则适用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民航;治理能力;决策;议事规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百年来，党正确的领导对中国民航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两航起义”一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民航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近年年均增长率在16%左右，运输规模逐步扩大、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整体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航空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航将完成从民航大国转变为民航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国民航深入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2020年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指出，要谋划推进民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推进民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

深入推进世界一流飞行大学建设，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以下简称中飞院）长期规划的重要布局，中飞院在建设世界一流飞行大学的过程中，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做好“上上策”，在学院治理层面，结合中国民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学院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依法行政，坚持多元共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筑好学院可操作性、规范性、高效能会议议事规则，并做好其适用工作，发挥其最大效能，加快推进中飞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飞行大学、高水平民航特色大学，将会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以飞行为主的民航全行业的专业技能人才，推动我国早日实现民航强国的目标。

一、普通高校及民航院校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结合当前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国内部分学者对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高校议事规则及其适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教育部直属院校、地方普通院校、民办高校及民航特色专业院校等。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赵友良对26所教育部直属院校的高校党政会议议事规则进行了考察，其研究表明，我国公办高校党委、行政会议议事规则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空间。

扬州大学的任扬对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议事规则进行了研究，其成果对完善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的议事规则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和建议。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林业宁对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背景下的现代大学治理能力提升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将内部治理改革推向权利运行和管理深水区，建立各项权责清单和配套制度提出了一定的见解。

基于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如何将推进中国民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落地，并结合建设世界一流飞行大学的目标，完善会议议事规则实现可操作性、高效能、规范性目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也是實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具体举措。

二、目前高校议事规则适用中遇到的问题

（一）仍需进一步加强党在各项会议的绝对领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指示，要办好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必须要坚持党对高等院校的绝对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在高校各项会议中的领导地位，是党对高校领导权的重要体现，在各项会议议题的讨论中，应充分地发挥民主集中制，体现好党政“分工”，时刻保持“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意识，进一步确保党在各项会议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二）在议事规则的具体适用中，各级会议必须权责分明

党在高校治理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党的领导要融入高校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高校党组织进入高校的治理结构，并不是要取代校长行政机构、学术委员会等高校治理主体，也不是要直接进行决策来指挥高校的运行，而是要具体厘清楚其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和职责，一是党委会议决策事项，需要依照相关议事规则明确规定，二是高校党组织要对高校“三重一大”事项，要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如部分议题需要校长或学校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的，要进行细致研究，多听取教代会等意见。

（三）高校部分会议议题没有提前沟通、充分酝酿，导致部分会议效率低下或仓促决策

在某些会议决策中，某些议题事项的主办单位为了加快办理进度，忽略了会前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充分酝酿及与相关学校领导提前沟通的重要性，急于快速上会，导致会上讨论时间和决策时间都过长，拖慢了会议整体的效率。在遇到跨部门、复杂程度高的讨论事项时，应进行充分调研，必要的时候，需提请学校分管领导召集相关职能部门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前置讨论，将前置讨论会的决议形成文字材料作为支撑后，再提请校级会议进行审议决策，这样既能保证审议事项形成成熟、可操作性的支撑材料或初步决策意向，又能提高决策会议的效率，进而提高全学校行政工作效率。

（四）部分会议的议事程序规范化不够

这部分问题主要出现在部分二级学院的党政联席会议或部分职能处室的工作会议中，在校级会议中表现较少。一是议事程序过于简化，部分基层二级学院或机关职能部门的相关会议上，没有严格按照既定的议事规则程序召开，二是具有随意性，严肃性不够，有部分班子领导为到或未规定人数到齐的情况下进行决策，也存在开会议小事、会后议要事的现象。

（五）会议形成决议后，缺乏监督执行和考核机制，或者监督及考核机制不健全、效果一般。

学院的重要会议决策事项形成决议后，缺乏对决议的监督、督办及考核，造成，首先是思想上不重视，部分事项的主办单位，在上会决议之后，行动上打折扣，一是执行较慢，落实行动迟缓，办理时间过长，影响了会议决策的政策执行;二是缺乏反馈，主办单位完成部分或全部办理进度后，没有将议题相关执行过程及结果向决策领导反馈，造成信息不对称，出现办事无回想的现象。因此，必须理顺会议决议的监督执行和考核机制，建立定期通报制度，进一步健全议题考核工作问责制。

三、以中飞院为例—目前行政会议议事规则及其适用的改进要点

中飞院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共有师生两万余人，其下辖机构既包括如飞行技术学院、航空工程学院等普通教学单位，又包括广汉分院、洛阳分院、飞机修理厂等独立核算二级部门，洛阳北郊机场、三星通航公司等全民所有制企业，部门属性有行政机关、飞行教学单位、理论教学单位、机务维修单位、校办企业等，各个单位工作内容差异大，学院管理难度高，因此，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飞行大学目标，

（一）保障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党对学院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党政会议议事规则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中。

（二）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做细学院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及院务会议事规则的具体适用工作，厘清两级会议关系，保障院长依法独立负责的行使职权。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做好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会议研究决定。

（四）议事范围清晰化、具体化。明确会议议事规则范围，如：厘清院务会议、院务专题会议议事范围。

（五）建立合理规范的党政会议议事程序。完善党政会议会前通知，参会人请假备案，议题汇报人汇报材料规范化，会议记录及纪要规范化，会议录音管理规范化等工作。

（六）根据下辖机构性质规范行使党政会议有关职权。学院下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会议议题，要建立制度充分听取、考虑其意见，与其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决策，要考虑是否合适出席会议。如：学院租用学院资产公司管理的国有企业所有高教机价格调整议题，相关国有企业代表不宜出席会议。

（七）完善会议决策事项执行的督办及考核问责机制。落实议题事项决策后的定期通报制度，使学校领导掌握事项推进进度，做到事事有回响，也必须重视决策事项的考核问责机制，减少推进过程中的“踢皮球”现象，减少推进过程中半途而废，造成决议无法落实的现象发生。

结论

在全方位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必须做好细节、突出重点工作，而会议决策又是高校行政治理中及其重要的一环，其效率的提升、靈活度的掌握等势必直接影响高校治理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提升，而在推进会议决策向更加规范、更加高效、更具贯彻力度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领导带头，职能部门通力配合，做实做细议事规则的修改完善、具体适用工作。本文对高校会议决策的议事规则及适用进行了较为浅显的探讨，后续仍需做进行大量研究及实际工作进行支撑，不断改善研究结果，才能为高校治理能力提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友良.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高校党政会议议事规则考察——以2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1）：70-79.

[2]林业宁. 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背景下的现代大学治理能力提升路径——以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018（001）：106-109.

[3]孟倩. 大学内部治理的分权与制衡——博弈论的视角[D].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4]彭清萍.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高校班级民主管理的耦合性分析[J]. 东方教育， 2015， 000（010）：31.

[5]新时代我国高校治理法治化建设路径探索[J]. 智库时代， 2018， 157（41）：71+73.

[6]陈亚兵. 关于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思考[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 027（001）：65-68.

[7]黄岚， 孔垂谦.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议事规则——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启示[J]. 现代教育管理， 2016.

[8]董新华. 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以民办本科三江学院为例[C]//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1.

[9]曲云进. 关于高校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思考[J].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4.

[10]郝曙光， 刘丽娜， 张福学，等.高校治理结构探析——基于山东省属本科院校章程的文本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0（24）：3-6.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四川广汉）

作者：朱贺

资产公司管理论文 篇3：

另类资产已入主流

据韬睿惠悦和《金融时报》联合研究报道，2014年，全球100强另类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2013年为3.3万亿美元）。《全球另类资产调查》包含九个资产类别和七个投资者类型。报告显示，在前100强另类投资管理公司中，房地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份额最大（超过1万亿美元，33%），然后是对冲基金（7910亿美元，23%）、私募股权基金（7670亿美元，22%）、私募股权母基金（PEFoFs）（3420亿美元，10%）、对冲基金母基金（FoHFs）（2140亿美元，5%）、基建（4%）和低流动信贷（3%）。

报告还列举了各个地区按管理资产规模（AUM）的著名资产管理公司。来源更为广泛的调查数据（共含623个条目）显示，目前全球另类投资资产规模总额已经达到6.3万亿美元（2013年为5.7万亿美元），资产类别分布大体与前100名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比例相同，例外的是房地产（下降至总规模的23%）和对冲基金（增至总规模的27%）。

韬睿惠悦中国区投资咨询总经理毛晓佟表示，“机构投资者每年继续将数十亿美元巨额资金用于各种投资机会，而非购买债券和股票，目前这些机会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核心配置，而不再被视为另类资产。同时，在这个群组内，具体‘资产类别’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投资者正在把更多精力放在内在回报因素而非‘资产类别’上。虽然我们认为这一领域的许多资产管理公司会继续吸引资本，但是只有那些认识到机构投资方法日趋复杂、并采取相应调整措施的公司才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份研究报告包含多种不同机构投资者类型的数据。相关内容表明，养老金资产在前100项另类管理公司资产中占有三分之一（33%），然后是财富管理公司（19%）、保险公司（8%），主权财富基金（5%）、银行（4%）、母基金（3%）、捐赠和基金会（2%）。

毛晓佟表示，“另类资产管理行业拥有最优秀的投资团队，如果辅以合理利益和公平资费，必将成为一种很有竞争力的投资方式。然而，所有投资者，从保险公司到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都应首先确保自己拥有足够的监管水平，使他们能够区分真正和可持续的技能，特别是针对极其复杂的另类资产的投资管理技能。鉴于当前市场缺乏清晰的趋势性机会，这将确保他们充分利用不断增长的市场波动和优秀投资机会。”

研究报告表明，在前100名资产管理公司中，北美仍然是另类资本投资的最大目的地（47%）；不过，基建和非流动性信贷领域里有更多资本投向了欧洲。总体上，36%的另类资产投向了欧洲，9%投向了亚太地区，8%投向了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按照养老资金规模排名，前100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了超过1.4万亿美元养老资金。房地产管理公司仍然以36%的份额管理着最多的养老资产，其后分别为私募股权母基金（20%），私募股权基金（15%），对冲基金（12%），基建（8%），对冲基金母基金（6%），低流动性信贷（4%，2013年为2%）和大宗商品（1%）。

毛晓佟说，“随着‘资产类别’界线不断模糊，投资者面临越来越多的投资选择——但是，他们必须知道，并非所有另类资产投资价值都是一样的。有些另类资产非常复杂，需要很高的管理能力，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是其他一些另类资产可能相对简单，如房地产和低流动信贷。目前，投资者倾向于区别对待另类资产类型。比如，有人试图通过房地产、基建和一些分散化的对冲基金策略来增强组合的多元化；有人希望通过其他对冲基金策略和私募股权获取更高的超额回报。投资者很快就接受并运用这种更加细化的、回报导向的投资理念，形成自己的组合投资结构，而不再利用传统的‘资产类别’方法。”

此次调查表明，在2014年年底，财富管理资产领域前25个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4540亿美元（上升7%）；保险资金领域前25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2880亿美元（上升5%）；主权财富领域的前25家另类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1550亿美元（大体持平）；银行资产领域的前25家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400亿美元（上升12%）；母基金领域的前25家另类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1220亿美元（上升23%）；捐赠和基金会领域的前25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810亿美元（下降3%）。

毛晓佟说，“过去五年，从事另类资产管理的公司数量增加了三倍。随着投资者投资持续多元化，并试图从单纯长期股权等传统回报来源以外寻找优质投资机会，这一数量会继续增加。这一趋势培育了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市场，并产生了许多创新方法，解决长期处于低回报水平的市场挑战和养老金领域持续高赤字问题。然而，有人对该行业的部分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扣除费用后这些投资并未增值，也未给终端储户带来最佳利益。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持续，势必挑战本行业的e生存能力。批评者呼吁加强监管，同时本行业也应该主动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我们优化投资方案。”

根据研究，Macquarie集团是最大规模的基建资金管理公司，资产超过920亿美元，处于本领域首位；Bridgwater Associates则是最大规模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资产将近900亿美元。在排行榜上，CBRE Global Investors是最大的房地产管理公司（820亿美元），TPG Capital是最大规模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资产670亿美元。Blackstone是最大规模的对冲基金母基金管理公司，资产超过630亿美元。Carlyle Investment Solutions是最大规模的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公司，资产超过460亿美元。M&G Investments是最大规模的低流动信贷管理公司，资产超过330亿美元，PIMCO是最大规模的大宗商品管理公司，相关资产近190亿美元。最大的房地产管理公司是TIAACREF，相关资产超过70亿美元。

编者注：2014年12月，韬睿惠悦实施了本次调查，列入了最大规模的另类投资管理公司，共含623个投资管理公司条目：171个对冲基金，101个私募股权基金，91个房地产基金，66个对冲基金母基金，60个基础设施基金，52个私募股权母基金，36个低流动性信贷基金，27个大宗商品基金，19个房地产基金。对于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基金，调查包含了个体管理公司。大部分数据（547个条目）直接源自投资管理公司，其他来自公开信息来源。某些对冲基金信息源自HedgeFund Intelligence发布的Global Billion Dollar Club数据。所有数据均以美元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