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教育论文

摘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这种改革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探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着力点既不能也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而是应该将法律所赋予农民的基本权益纳入其中。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教育论文 篇1：

从责任政府的视角看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管理

[摘要]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要顺利实施并且取得成效，就必须对其实施质量管理。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首要责任是要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基本责任是提供足额投入以保证义务教育正常运转，重要责任是加强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关键责任是关注学生素质。

[关键词]义务教育；责任政府；质量管理

一、义务教育及其质量管理

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其实质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的制度。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和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为九年。我国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公益性三个基本性质。所谓免费性，就是明确规定不收学费、杂费。公益性和免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强制性又叫义务性。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谁违反这个义务，谁就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家长不送学生上学，家长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接受适龄儿童、少年上学，学校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提供相应的条件，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义务教育要顺利实施并且取得成效，就必须对其实施质量管理。什么是义务教育质量管理呢?义务教育质量管理是指确定义务教育质量方针、义务教育目标和义务教育职责，并通过质量体系中的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来使其实现的所有管理职能的全部活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义务教育质量管理把义务教育的质量作为管理的对象和内容，因而明确义务教育的方针和目标，把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作为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义务教育的质量到底好不好，要通过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要求，提高学生的素质体现出来。它要求教育要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统一与协调发展，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2.有利于强化义务教育的公共保障机制。我国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在确认“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国务院的领导，增加了省级人民政府的“统筹规划”职责，把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在原来“免收学费”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不收杂费，强化了发展义务教育中的政府法律责任，体现了各级政府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义务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其质量到底如何，有赖于义务教育质量管理，管理到位，将能发现义务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从而促使政府重视和解决那些问题，也就是说，义务教育质量管理能起到强化义务教育公共保障机制的作用。

3.有利于促进义务教育公平公正均衡发展。在对义务教育进行质量管理的过程中，是很容易发现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的，特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从人的认识规律看，一般讲，先要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人们才会去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务教育质量管理有利于促进义务教育公平公正均衡发展。

二、政府对义务教育质量负有很大的责任

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管理的水平。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诉求，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官员施政的准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受到政府的切实保障；政府的渎职、失职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政府及其官员行为侵害的公民，有权提出诉讼并获得赔偿。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其涵义可以狭义的理解为责任内阁制政府。广义责任政治，指人民能够控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使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形式。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方面理解责任政治，作为责任政府，都必须迅速、有效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在行使职责过程之前，要有所交待，向公众解释这么做的理由。在完成职责后，如出现差错或损失，应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行政上的责任；选择正确的责任形式，做到罚当其责。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实现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

我国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它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努力践行“三个代表”，因此，在义务教育质量问题上，我们的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

1.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创造性成果。它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和支持。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首先，经济不发展，国家不富强，很难实现社会和谐。在我国现阶段，绝大多数人首要的追求还是生活富足，“共同富裕”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内容。而且，遏制和缩小社会差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乃至发展民主、提高人的素质、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其次，“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涵。没有民主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只能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公有制本质上是民主制。没有经济民主，只是少数人“替民做主”，公有制就有名无实。第三，“文明”也是如此，没有高素质的人民群众(包括领导干部)，就没有优越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更不用谈论高水平的“和谐”了。可见，“富强民主文明”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没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扎扎实实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的总体和谐就会流于空谈。而义务教育恰恰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为重要目的的，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一定素质的建设者，谈何容易。

2.是全面提高民族素质的需要。民族素质是指民族在其生存、发展和对外交往中所具有的总体素养、性状、能力和潜质。它有多重结构，包括民族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及民族心理素质等。也可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即处于结构中核心地位的智能素质、体能素质及心理意识素质。从其主体结构方面说，包括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的个体素质和整体素质等。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民族素质的高低很重要的是看民族成员的体魄、体能素质。在现代社会里，更重要的是看民族成员的智能素质。不管是民族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及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都与教育密切相关，特别是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着眼于人最基本的素质而展开。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把义务教育看得非常重要，都意识到了它关乎民族素质，关乎民族兴衰。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向来自全国各阶层的近三千名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政府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后，温总理开始阐述2008年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在谈到备受瞩目的政府改善民生的举措时，教育被放在了首位。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保障实现教育公平，努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最后，总理以坚定有力的语气说道：要让孩子们上好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良好的民族素质是国家强盛的最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竞争就是民族素质状况的竞争。义务教育在增强综合国力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邓小平在1987年11月11日会见朝鲜总理李根模谈话时说：“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面临的竞争相当激烈，我们的发展很不容易。翻两番要五十年。前一阶段是二十年翻两番，下一个翻番是五十年，而且五十年翻两番也要在本世纪打好基础，特别是智力方面要打好基础。因为那时候管事的是我们现在的娃娃，从娃娃时代起就要打好基础。以上发展战略第一位就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很显然，在“娃娃时代就要打好基础”，主要就是指在义务教育阶段给孩子们打好基础。江泽民1999年6月16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说：“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不仅是国家民族的最根本的事业，也是现在迎接激烈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

三、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责任

可以从多个维度考察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责任。

1.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首要责任：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已经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关系到是不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大事；各级政府也必须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条件，即为他们提供就读的学校，而且提供的学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标准。实行义务教育，既是国家对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每一位学生家长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义务教育实施得好不好，关键看其质量是否得到保证。因此，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方面责无旁贷。这件事做好了，是政府的本分；做不好，则是政府的失职，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义务教育是一种依靠法律强制推行才可以在全社会铺开的巨大工程，所以，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强制推行。

2.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基本责任：提供足额投入以保证义务教育正常运转。义务教育是需要政府埋单的。义务教育作为一种普及性的免费教育，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福音，但是，对老百姓来说是免费的教育，并不是说义务教育不要钱，它需要很多钱，而这些钱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不能出台了法律法规，说要推行义务教育，这样就完事了。政府需要解决义务教育运行或实施的经费问题，这是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基本责任。

3.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重要责任：加强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加强对义务教育质量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责任。政府必须将义务教育的质量进行全面的监管，以达到培养合格公民的目的。第一，对义务教育人力资源素质的监管。如对从事义务教育教师的学历是否达标、是否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健康状况等进行监管，使人力资源素质更优。教师素质高了，义务教育的质量才有保障。第二，对义务教育财物资源的监管。主要是对以教育投入和办学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财物资源数量的监管，如学校是否按时获得了应有的投入、学校办学条件是否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等。政府只有切实做好这方面工作，才能使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第三，对学生本身成长状况的监管。就是对以学生的经验基础、学习的心理准备以及情感支持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要素的监督和管理。如学生是否具备学习的经验基础、学生是否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等。政府要把学生的成长进步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责任，因为他们本身的素质状况最能体现义务教育的成绩。第四，对义务教育结果的监管。看义务教育的结果，要有科学的方法。我们不仅要看学生毕业时的水平是否达标，还要看学生、教师的相对进步与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之间的比例状况。

4.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关键责任：关注学生素质。

政府在义务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关键责任是关注学生素质。第一，不关注学生素质状况，就无法有效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有人也许会说，让孩子们上学读书了，不就是保障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了吗?如果这样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把孩子放在学校读书是一回事，让孩子实际拥有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则又是一回事。因为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利益要充分体现在孩子的智力水平、道德人格修养、接人待物、为人处世等很多方面，并且能为他们日后的继续健康成长提供主客观条件。试想：孩子进校时识字不多，但九年后孩子认字仍才数百，而且人格扭曲、心理变态，我们能说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了吗?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是这种局面，他们觉得与其接受这种权利，倒还不如爽快地放弃这种权利更好。因此必须关注学生素质。第二，不关注学生素质状况，就无法有效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义务教育是为培养人才打坚实的基础的，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失去任何现实意义了。因此也必须关注学生素质。第三、不关注学生素质状况，就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义务教育是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需要特别关注学生素质，因为唯有我们的孩子在孩提时代过了素质这一关，我们的整个民族素质才有希望快速而全面地提高。

作者：文建龙

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教育论文 篇2：

借镜与创新

摘 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这种改革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探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着力点既不能也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而是应该将法律所赋予农民的基本权益纳入其中。

关 键 词：法律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权益保护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１６

作者简介：施佳（１９７９—），女，蒙古族，江苏南通人，南通职业大学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通职业大学２０１０年校级课题“江苏新农村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兼容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０１０２０４。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它的最大功效在于保护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时候，避免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并籍此维持正常的生活，进而增强社会归属感和人民团结，国家整合。”［１］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调节器”、“稳定器”和“安全网”的功能，化解社会风险，消除不安定因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稳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

一、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的出现虽然不过百年的历史，但它的思想却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古巴比伦国王就曾命令僧侣、法官和市长向其所辖地区的居民征收赋税，以筹集大灾救济基金。［２］（ｐ５７）欧洲中世纪时期，英国于伊丽莎白女皇当政时颁布旧济贫法，规定对贫民施行救济是每个济贫区的责任，每区委任救济官，负责为贫民及其家属安排工作，对财产占有人征收济贫基金税，通过征收济贫税来对无力谋生的贫民发放救济。此后，几经修改，１８３４年又制定了新济贫法，规定停止“院外救济”，受救济的贫民必须进济贫院、习艺所。与此同时，德国也于１７８８年和１８５２年分别在一个市区内实行过早期的社会救济制度——“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３］（ｐ４）虽然这些措施带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痕迹，但与具有强制性、普遍性、权利保障性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有区别的。

随着工业化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逐步演变并通过立法确定为人人享有的生存权利，社会救济被确定为国家与社会的一项责任与义务。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出现在德国，也就是前面所述的疾病、工伤、老年三项法案。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在欧洲产生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均主张人人有出自自然本性的平等和自由，人人拥有完全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法学说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的思考，而现实的贫困潦倒的处境自然是与这些学说背道而驰的，因此，这些学说便成了社会保障法的理论源泉。然而，直接导致社会保险法在德国诞生的理论则是当时的社会政策学会的“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休谟纳、瓦格纳等。［４］（ｐ６１）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施社会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如举办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他们支持俾斯麦推行社会政策，直接促成了自１８８３年起德国几个劳动保险法律的制定和实施。［５］（ｐ２８）

（二）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背景

法律援助制度是西方法律文化的诸多发明创造中最值得称道的，它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决不逊色于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对世界法律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

早在罗马法中就有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但那时的“法律援助属于政治上的特权”。［６］而在中世纪时期，它属于道德的范畴，是慈善的行为。法国大革命后，法律援助权利才被引入司法领域，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所有公民必须接受公平审判的原则体现。由于当时所有的公民必须首先自己进行辩护，法律援助权利对所有人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在理论上，法律援助属于一种善意的行为，给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崇高职责。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２０世纪，而且法律援助主要仍限于庭审阶段，当今的意大利和比利时依然如此。法律援助权利近来才发展起来。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法律援助看作是政府对诉讼中的贫困当事人所承担的财政责任，是法治社会的人权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已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为一项原则被确立下来，而且被载入《世界人权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成为缔约国的一项国际义务。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德国，其后，英国、荷兰、美国、法国等纷纷仿效。之所以推行法律援助制度，是因为：［７］⑴现代法律这个无形的纽带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交往日益增多，经济的、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纠纷不可避免，其中许多是非通过诉讼手段解决不可的；⑵法律知识并非每位公民都掌握。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尤其是英美国家，法律繁多，程序复杂，各种判例浩如烟海，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从纠纷发生到诉讼，再到纠纷的处理、诉讼的终结，离开律师的帮助寸步难行；⑶有的公民经济上有困难。西方国家的律师费用相当昂贵，贫困的当事人无法承担，因此，政府应组织人力，安排经费，帮助那些无法承担巨额诉讼费用的人打官司。

二、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社会转型本身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组，而社会保障制度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调配，因此，它对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才一直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这其中就意味着：第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以“发展”作为强势话语；第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权宜之计”，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构架。也就是说，尽管它给部分社会成员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没有使政府、企业、个人获益。①老百姓更是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心存疑虑：很多发生在社会保障领域里面的腐败案件使人们质疑某些部门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可信任程度又有多少。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对权益的保护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格局。

概言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难以保证保值增值；社会保障管理分散；停留在基本经济保障领域，没有向三个层次的保障体系演变等等。

由于社会力量发展得不完善，因此，很多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责会由政府来承担，而这样的格局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也就是说，国家依然在充当家长式的给付者。而且更加容易把社会保障中的个体权利认同为一种恩惠，所以很少通过救济的途径来进行。综合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一些乡镇和村组有文化的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剩下的多为老年人和儿童，占整个普法对象的８０％以上，给普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一些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只关注法律规定的自身权利，忽略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同时，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目前存在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现象使农民群众对法律的威慑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流动人口、无业人员的普法宣传教育基本变成了“死角”，使他们基本处于无人管和放任自流的状态，逐渐变成了法盲或“准法盲”，因而犯罪案件在这些人群中发案较多。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

社会保障关系作为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在运行中出现纠纷是正常现象，社会保障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出现违法不给付或者未经行政相对人同意泄漏其贫穷或贫穷原因之隐私等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情况，应该有相应的法律等予以调整。“人们对他受到任何社会保障机构的对待方式应有提出控诉的明确权利。假如此种控诉在社会保障机构本身范围内的控诉程序仍不能满意的话，应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处理。”［８］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领域尚未关注这一问题，仍旧停留在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之中，而且没有得到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关注。这是对个体权利所意味着的利益实体化的忽视。

（三）农村法律服务的高消费性

在苏力看来，农民为什么常常直接找法官而不是找法律服务所咨询，“除了农民对于这两者的制度差别无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官听取诉求之后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不收费的，……农民在这些方面也是很精明的，他／她们知道如何节省他／她们那不多的现金。”［９］中国广大农村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民众，基本难以支付这种知识的费用。于是出现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农民渴望得到法律帮助的要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法律服务所又每每负荷不足。

（四）农村法律服务主体量少质弱

现今发达国家的律师多集中在城市从业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在我国大中城市包括少数发达的县城，主要是由１０余万名律师（执业公证员）来提供法律服务，在欠发达的农村则由号称７万余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法律服务市场的补充。虽然相对于在大中城市执业的律师来讲，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数不少，但全国目前共有乡镇３９２４０个，而乡镇法律服务所只有２０７７１家，［１０］一个乡镇一所都没有达到。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７万余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多数是兼职，７万余人指的是持证人数，而不是专职从业人数。法律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强的知识型工作，它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较为精通法律，而且还需要具有相关的经济、管理、科技及外语等方面的知识。所以，通常认为，我国农村当前状况必然难以满足农村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位、多专业的法律服务需求。

三、将法律基础服务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法律基础服务应该是国家或政府为了保证赋予农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需要采取法律救济手段捍卫自己的法定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但又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以及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减法律服务费或诉讼费，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制度。相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法律基础服务应当是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和民主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化国家司法人权保障机制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有利于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践表明，当前，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加快和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益关系和格局的不断调整，农村法律服务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小到家庭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财产纠纷，大到土地承包及开发，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乃至申领许可证、工商登记等多种形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涉及政策性、群体性的现实问题诸如农村土地征用和干群关系等等，都迫切需要法律的帮助和指导。广大农民群众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正在向市场化、多样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如果国家能为９亿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保障，就能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由此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内需，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有利于直接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的一切改革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合法权利的确立和保障。近２０年来，整个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都是围绕农民权利展开的。但是，确立和保障农民权利这一时代重任还远远没有完成。农民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侵害，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为保障贫困农民不受经济困难所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帮助权，保障司法公证和司法人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需要建立合理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帮助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法律基础服务逐渐被群众认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与保障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减少农村社会矛盾，维持农村社会稳定，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法律基础服务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四、将法律基础服务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行性

（一）法律基础服务的目标定位

农民法律基础服务的目标选择应当是内需型的，即建立在农民内心真正的需求基础上，能够真正为农民解决问题，给农民带来实惠。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机制是不可能的。比如：当前侵犯农民权益的违法者大都是以基层政府的身份出现的，限于目前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得不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大多处理不力，致使农民寻求法律保护的途径无效。因此，现阶段在建立农村法律援助机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先援助法律，再法律援助”的逻辑顺序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先解决农村法律规则问题，诸如村委会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等问题，才能在法律上解决村委会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进而使得援助组织获得援助的法律工具。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当前，即使在农村地区，通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成人教育的发展，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员已占较大比例，有的已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因此，对人民调解组织人员规定一定的学历条件是完全可行且有必要的。对于农林牧副渔等方面较为简单的纠纷或较为简单的经济合同纠纷乃至某些民事违法行为，都可以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

（三）动员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在假期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

为解决农村法制化进程中法律服务主体量少质弱的难题，除了利用律师、法官、检察官在任职期间去农村法律服务站进行服务这一方式之外，还可以动员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利用假期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法律工作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一方面，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能为农民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农民不花钱就能享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也能为法律专业大学生的法律工作职业生涯提供实践经验，为我国法治建设培养出更优秀的法律人才。

总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特别是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制观念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现；是贫、弱者的“诺亚方舟”，是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 在实践中，我们应将法律援助机制和对农民权益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立法，强化司法，巩固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１］周永新，黄黎若莲．从香港到内地——香港社会保障界的关注视角［Ｊ］．中国社会保障，１９９９，（０１）．

［２］［４］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史探径．社会保障法研究［Ｍ］．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Ｍ］．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贺丹青．论英国法律援助制度［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０４）．

［７］李长喜．英国法律援助制度概述［Ｊ］．中外法学，１９９８，（０５）．

［８］国际劳工局．展望２１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Ｍ］．劳动人事出版社，１９８８．

［９］苏力．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０７）．

［１０］施文．拓展农村法律服务的思考［Ｊ］．中国律师，２００３，（１２）．

（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施佳

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教育论文 篇3：

云南省学前教育条例

（2012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实施与管理。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为3—6周岁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活动的总称。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招收3—6周岁儿童进行集体保育和教育的全日制或者半日制的幼儿园。

第三条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学前教育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的方针。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依法举办学前教育机构或者为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第四条 学前教育应当遵循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学龄前儿童健康成长。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的领导和管理，组织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完善促进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增加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总量，积极发展民办学前教育，鼓励发展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发展学前教育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职 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应当向学前教育倾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合理比例并逐年提高；按照核定的编制数配齐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教职工，并对配编情况进行监督。

第八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工作，对学前教育进行规划、监督管理和科学指导，加强学前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和区域性学前教育机构建设，并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学前教育工作。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机构办园标准和教师指导用书审定办法，建立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第九条 下列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履行学前教育工作的相关职责：

（一）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生均经费标准、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及其拨付办法和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以奖代补具体办法；

（二）机构编制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制定公办学前教育机构适龄儿童与教职工的生师比标准，核定编制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

（三）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编制学前教育发展和建设规划，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财政部门制定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对学前教育机构收费实施监管；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机构教职工的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和技术职称评聘办法；

（五）卫生部门应当监督和指导学前教育机构开展卫生保健、生长发育、疾病防治、营养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六）住房城乡建设和规划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在城乡规划中合理确定学前教育机构的布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监督配套学前教育机构设施建设情况；

（七）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规划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落实城镇居住小区和新农村配套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用地；

（八）民政部门应当做好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登记和监管工作，将发展学前教育纳入社区教育内容，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扶持政策；

（九）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机构安全工作的监督指导和管理，治理周边治安环境。

交通运输、文化、工商、新闻出版和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发展学前教育的相关工作。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学前教育机构在辖区内开展学前教育咨询、宣传等活动，动员适龄儿童入园。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扶持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并协助做好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和省的办园标准，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活、教育条件与环境，进行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保育和教育。

第十二条 学龄前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运用科学的保育和教育知识与方法，并送适龄儿童入园接受保育和教育。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发的广播影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游戏软件以及教具和玩具等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标准。

第三章 机构设立与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设立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和符合规定的固定场所、配套设施；

（二）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要求的学前教育机构负责人、教师、保育员等人员，其中，教职工的数量应当符合省规定的生师比标准；

（三）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卫生保健制度；

（四）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办学条件。

第十五条 第十四条第一项所指固定场所、配套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举办者对办学场所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二）办学地点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标准；

（三）符合建设标准的活动室、寝室、卫生间等学前教育设施，并具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户外活动场地；

（四）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和儿童年龄特点的桌、椅、床、玩具、图书等设备和用品；

（五）符合规定的取暖、降温、供水、消毒、消防等设施与设备；

（六）寄宿制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配备隔离室、浴室、洗衣房、教职工值班室。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教师、保育员等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者条件，并持证上岗。其中，学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教师应当具备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或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保育员应当经过幼儿保育职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并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慢性传染病、精神病患者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其他疾病患者，不得在学前教育机构工作。

第十七条 申请设立学前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国家和省规定的相关材料。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并送达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批准设立的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发给办学登记证；对批准设立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发给办学许可证，同时报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将批准设立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及其章程向社会公开。

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登记证后，依法经所在地县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依法经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第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变更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的，应当报审批、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审批、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办理完毕，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学前教育机构终止的，举办者应当妥善安置在园儿童，并依法进行财务清算。

第十九条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收费标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实行办园成本核算后，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报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示。

学前教育机构在水、电、燃气和物业服务等方面与中小学校执行相同的价格标准。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不得挪用学前教育机构所收取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招生和设置班额。

城镇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动员农村留守适龄儿童入园。

第四章 保育与教育

第二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科学安排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生活性、趣味性和多样性，满足学龄前儿童感知、体验、探索需求，保护和培养学龄前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力；合理安排学龄前儿童一日生活作息，培养学龄前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促进学龄前儿童体、智、德、美各方面协调发展。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教授小学内容和进行其他超前教育或者强化训练，不得开展任何违背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学龄前儿童新入园的，应当有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体检合格证和儿童保健手册。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在园儿童进行年度体检。

第二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和爱护学龄前儿童，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歧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残疾儿童或者其他学龄前儿童；

（二）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

（三）侵犯学龄前儿童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不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食品；

（二）使用有安全隐患的建筑物、活动场地、设施、交通工具；

（三）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的教具、玩具和用具；

（四）组织学龄前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入园离园接送制度。专门用于接送学龄前儿童的校车及其驾驶人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在园儿童开展演练。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要求，作好每日晨检、食品安全检查和环境消毒等日常工作，预防传染病、食品安全事故及其他事故；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等突发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瞒报、延报和漏报。

第二十八条 鼓励学前教育机构结合实际开展保育和教育的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用于保教实践。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置应当与当地居民人口数量和学龄前儿童分布情况相适应，合理布局并适时调整，为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学前教育发展规划中应当包括学前教育机构设置规划。设置规划应当结合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并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设置规划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条 已建成的城镇居住小区没有配套学前教育机构的，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居住区规划和居住人口数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套建设学前教育机构。

新建、改建、扩建的城镇居住小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城乡规划配套建设与小区规模相适应的学前教育设施。未按照规定安排配套学前教育设施建设的小区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和规划部门不予审批。配套学前教育设施应当与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城镇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在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按照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安排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学前教育设施的用途。举办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财政安排建设或者租赁资金；举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举办者购买或者租赁使用。其中，举办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扶持。

因城乡建设规划等原因需要征收幼儿园土地、房屋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学前教育机构设置规划予以重建，或者依法给予补偿，补偿费用用于幼儿园建设，其新用地面积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将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纳入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优先新建、改建和扩建农村学前教育机构。

每个乡镇应当至少有1所公办或者公建民营学前教育机构，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设多所其他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学点可以增设附属学前教育机构。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维修改造城镇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扶持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奖励补助省级示范学前教育机构、培养培训幼儿教师等。州（市）人民政府安排一定经费支持示范学前教育机构建设。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扶持措施，发展民办学前教育：

（一）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后富余的校舍，可以免费提供给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使用；

（二）从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资金扶持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发展；

（三）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分类定级、评估指导，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资格认定，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四）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申请贷款用于自身发展的，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信贷优惠政策；

（五）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新建、改建、扩建的，可以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申请贷款贴息；政府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和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其优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以奖代补、减免租金、安排公办教师到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任教、支教等方式予以扶持。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机构的建设，发展适合少数民族特点和需要的学前教育。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重视对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前教育机构（班）人员编制、公用经费、设备投入和教师培训经费等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学前教育机构标准。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社会、个人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机制，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逐步对农村经济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城镇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接受学前教育给予资助。

第三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平均每班应当配备两名以上幼儿教师和一名以上保育员。

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新进人员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依法自主聘用保育教育人员。

第三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享受与中小学教师同等地位和待遇，依法保障其在进修培训、评先评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评聘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在学前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系列中可以设立正高级职称。

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艰苦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公办幼儿教师，享有国家规定的艰苦贫困地区补助津贴。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在编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督促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落实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完善落实学前教育机构教职工工资保障办法和社会保障制度。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保障聘用教职工的工资，依法为聘用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

第四十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在高等师范院校设立学前教育院系，组建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扶持中等职业学校举办学前教育专业，定向或者委托高等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幼儿教师等措施，加快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开展师德教育和专业能力培训，并为教师接受培训提供相应条件。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学前教育办园水平综合评价制度，并定期开展综合评价。其中被认定为省级示范学前教育机构的，每年进行抽查。

第四十三条 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学前教育发展的政府责任落实、教师队伍建设、经费投入与使用、保育与教育质量、安全管理等事项进行督导，督导结果作为评价当地政府学前教育实施工作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城镇居住小区未按照规划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或者建成后改变用途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责令其补缴学前教育设施建设费用，并统筹建园。

第四十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破坏学前教育机构的房舍、场地、设施的；

（二）在学前教育机构周围设置危险、严重污染、有辐射的建筑和设施的；

（三）干扰学前教育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的。

第四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招生或者停止办园，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办学场所、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的；

（二）工作人员不符合任职资格或者条件的；

（三）体罚、变相体罚学龄前儿童，或者不履行保育教育岗位职责，造成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受损的；

（四）使用盗版教材、劣质教材和读物，教授小学内容或者进行其他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的；

（五）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的教具、玩具、用具的。

被责令停止招生或者停止办园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示。

第四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一）有条件接收但拒绝接收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和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

（二）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园挂钩的赞助费、建园费等费用的；

（三）克扣、挪用学龄前儿童伙食费的；

（四）擅自终止办学的。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学前教育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工作中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对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是指面向大众提供服务，受政府委托和资助并执行同类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收费标准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3月1 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