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企业负责人达成造福桑梓和谋求发展的“义利兼顾”的复合型目标，内在地推动了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性和资源型诱导是外在动力；“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的建立则促成了乡镇民营企业的参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乡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乡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 篇1：

大力发展乡镇民营经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当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加大农业改造和农村建设的力度，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和普遍的趋向。建设新农村，经济是基础，必须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只有生产发展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才有条件，改变农村的面貌才有坚实基础。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必须采取“跳出农业抓农业”的做法，大力发展以乡镇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壮大农村经济实力，特别是要重点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以加快農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可以看出，凡是经济实力强的乡镇，都是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的乡镇。只有非农产业发展了，二、三产业比重提高了，整个乡镇经济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为乡镇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村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发展乡镇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我国乡镇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从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不一样，发展条件各异，因而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许多的经验，为加快乡镇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1、必须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决定方向。乡镇民营经济的成功发展，理清思路是关键。从全国百强县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尽管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很多，但经济发达县(市)无一例外都有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清晰的发展思路，使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推动了乡镇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如苏南地区重点发展集体经济，温州地区强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农安等县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义乌等县不断增强专业市场的辐射带动能力，晋城地区利用丰富矿产资源进行资源深加工，珠江三角州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等等。因此，发展乡镇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选择地借鉴经济发达乡镇的先进经验，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科学制定出符合本地情况的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切合本地实际的乡镇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2、必须具有本地经济特色

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哪里的特色经济发展快，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就比较快。乡镇的地理、气候、资源状况各不相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到发展特色经济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步形成“一乡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格局。发展特色经济，必须破除“大而全、小而全”的陈旧模式，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佳”的特色经济观念，选准目标，突出重点，打优势牌，走特色路，培育一批具备一定基础、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特色经济。有计划地培育、发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园区，扶持特色工业企业，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培育特色经济，提高市场竞争力，壮大乡镇经济实力。

3、发展乡镇民营经济必须以经济为主体

乡镇民营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就不会有乡镇经济的大突破。从自然特征和现实条件上来看，多数乡镇远离大城市，处于资本、技术、人才辐射的末梢，要建成国家投资重点区、外商投资的密集区，是缺乏基础的。现实的途径是从挖掘民力、启动民资、发展民本经济入手，再造乡镇经济的综合优势。目前，乡镇大多以小、散、低的配套性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因为这些企业门槛较低，有利于民资进入。如在浙江省的工业产值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成份占到95％以上，浙江省民营企业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了60％，而且民营经济绝大部分都是在县以下地方，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从乡镇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唱主角、做主体已势在必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壮大乡镇经济，必须把民营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更好地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激活民营经济，把发展重点放在民间，把市场主体定位于民营，壮大私营企业，培育个体大户，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在乡镇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民营经济对乡镇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民营经济进一步显身手、增活力，成为加快发展乡镇经济的主力军。

二、影响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乡镇二、三产业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民营经济是乡镇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民营经济虽然开始了“二次创业”，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乡镇民营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因此，探讨影响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寻求加快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把握今后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是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能够培育和发展多元的市场主体，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广泛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理应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主体。但是，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看，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县域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80％以上，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域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却都在50％以下。民营经济之所以在许多地区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落实不到位

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了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各级政府坚持把民营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出台了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习惯上总是把民营经济与资本主义和剥削联系在一起，对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致使对其总是存在偏见，政策措施难以落实。

2、法律环境不宽松

近年来，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不断增强，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为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些地方立

法机关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根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民营企业方面的法规已有近40件。但是，从更好更快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民营企业发展所设定的环境还不够宽松。

3、管理制度不科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嫡亲治厂”的现象。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投资者与经营者一体化，企业家族控制特色仍呈主流，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建立符合现代化生产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虽然家族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优势，但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入世后对民营经济的挑战来看，这一管理模式劣势日益明显。突出表现是在人才资源利用方面具有局限性，压抑了家族外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人才的引进和科学决策，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需要，难以进一步上规模、上档次。

4、发展动力不足

当前，大部分民营企业缺少向高水平发展的动力。一是缺少思想动力。相当一部分民营业者存在“小富则满”、“小富即安”的思想，认为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经不错了，目标已经达到，该享受享受了，不愿也不想寻求更高水平的发展。二是缺少资金动力。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以及民营企业本身存在的财务管理不规范，信誉不佳等原因，银行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惧贷”心理。公司上市条件严格，民营企业上市融资非常困难。三是缺少科技动力。民营企业大多数处于半开放型的经济状态，从发展过程和积累方式看，大多数是由小作坊、小业主发展起来的，涉足的领域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一般加工业，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不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低。四是缺少人才动力。由于部分民营企业采取的是家族型管理体制，用人不科学，外来员工的才能得不到发挥，致使人才外流或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影响了企业向高水平发展。

5、发展环境不够理想

乡镇民营经济发展不仅在硬环境方面上比不上城市，比不上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在软环境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甚至对民营经济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一些职能部门，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民营经济，遇到实际问题，死抠上面的规定，教条主义严重，无意中设置了许多障碍。一些部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严重，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薄，收费项目繁多，审批程序复杂，“四乱”现象屡禁不止，给企业、商户造成沉重负担。环境不理想，势必扼杀企业的生存活力和发展潜力。

三、发展乡镇民营经济的对策

1、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是勿庸置疑，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将越来越广泛。因此，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与发展国有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帮助解决好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用工、用地等问题。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近一个时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含金量高，必将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乡镇基层政府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好这些政策措施，真正使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2、尽快完善法律环境

一是经营范围上放开。除个别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外，都应该允许民营企业经营，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与国有企业特别是人世后的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不放开经营范围，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民营企业已没有退路，会进一步加速资金外逃现象。二是加强基层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广大民营业者增强法律意识，尽快走上依法经营的轨道。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对小型企业要根据《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股东的出资行为，按职工工龄长短、职位高低、贡献大小，适当量化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股，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大型骨干企业要以规范的公司制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和政府的推动，组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企业集团。另外，选择一部分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改制上市，使私营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变，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从而使企业的资本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建立科学的组织制度。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通过权力机构(股东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形成各自独立、权贵分明、相互制约的关系，并由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给予确认和保障。三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要实施面向市场的管理，建立面向市场的营销、开发、生产、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善于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着眼于从满足员工的成就感上挖掘其潜力，强化职工参与管理的意识，形成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针对乡镇民营企业意识落后、人才缺乏的实际，当地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强化对企业改制的督促和指导，帮助企业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4、多方增强发展后劲

一是加強理想教育，积极引导其树立远大的发展目标，增强其发展的动力。二是通过多种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问题。要设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中心，为其提供担保贷款，增强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信心，加大贷款数额。针对民营企业上市难的问题，积极帮助私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创造条件上市，在更大范围内募集发展资金。三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参与到国有企业退出的竞争性领域，在国企“放小”中逐步“变大”。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五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建立起科学的选人、用人、留人机制，形成一支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和员工队伍。

5、全力营造良好环境

乡镇政府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要深入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宣传民营经济对乡镇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取消的审批事项坚决取消，确需保留的要按照能进必进的原则，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要抓好重点行业的作风整顿，严厉查处涉及企业的“四乱”行为。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通过多方努力，积极创造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在全社会营造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金融系)

(责任编辑：祖大勇)

作者：张忠和

乡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 篇2：

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

[摘要]企业负责人达成造福桑梓和谋求发展的“义利兼顾”的复合型目标，内在地推动了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性和资源型诱导是外在动力；“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的建立则促成了乡镇民营企业的参与。而面对心态浮躁、人才短缺、管理落后、融资困难和负外部性等问题，需要完善乡镇民营企业参与的发展参与机制、对接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拉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创造科技型、智慧型生态农业综合体。实现消减乡镇民营企业发展“外部性”影响的“导引式”发展，优秀青年回乡创业与“老年农业”形成有机整体的“弥合式”发展，地方政府应当指导“村两委”借力乡镇民营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学习式”发展，将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整合到村集体经济中的“整合式”发展中。

[关键词]乡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群众组织力；动力机制；提升路径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定点扶贫，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积极性，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大地上，乡镇民营企业家不能简单理解为“人格化的资本家”，看成与民争利的“公司资本下乡”，而是在区域内发挥着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多重作用，是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团结、动员、借助的重要力量。

为增強研究的实践基础，课题组对山东、江西、广西三个区域内的涉农类科技型、智慧型、生态型乡镇民营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这些企业不同于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乡镇工业企业，而发展思路更契合“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方向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革新等诸多新特点。探讨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进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的路径，可为推进国家提出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提供参考。

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形式多样，包括“公司+生产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新建项目+贫困户”的“1+3+N”产业扶贫模式；“三带四联”模式，即大户带、企业带、“三社”带和联产、联业、联股、联营的一种贫困治理模式；还有直接招工扶贫模式；“公司+服务站+贫困户”模式；资产分红帮扶等模式等。企业的参与推进了脱贫攻坚的进程，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其不愿参与、缺乏内在动力：一是企业扶贫意愿不强，形式单一；二是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配合不力；三是市场拓展研究少，观念陈旧；四是贫困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差，设施落后。还有学者认为民企更倾向将扶贫嵌入到产业发展中来，但是受到对贫困户赋权不足、各主体利益联结不足等因素影响，介入扶贫的动因依然不足[2]。

有国外学者认为资源的相对欠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投资的高效率，走出“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一导致贫困的怪圈。例如，F·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理论提出，基于不发达地区资源贫乏状况和非均衡经济发展规律，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服务、决策等多种中心功能，好似一个“磁场极”，能够对周围产生吸引和辐射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合来看，民营企业扶贫还是政府推着往前走，许多企业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同时在帮助贫困户脱贫中遇到种种困难，影响到企业收益，从而使得许多扶贫项目风险性高、可持续性不强，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因此，应激发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强化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尤其是起于乡间、成于乡间、根也在乡间的乡镇民营企业，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和地域优势，更有参与脱贫攻坚的先天优势。

二、动力之源：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动力因素

（一）内生动力：达成造福桑梓和谋求发展的“义利兼顾”的复合型目标

有学者认为，忠诚程度与交往成本、产权清晰要求程度成负相关关系[3]。情感因素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团结就是力量”，和谐情感能产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动力，是软性的生产力。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在于企业负责人的乡土情感和对乡土规则的熟适。

1.特殊禀赋：企业负责人的乡土情结。乡土情感是保持农村社会关系稳定的理性精神，基于此，乡村文明得以延续，社会公共伦理得以构建，社会关系得以维系。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情感不仅是一种对故乡主观的好恶，也是一种公共理性。“几千年来，乡土情结在中国人那里产生之后，便不断地加强、丰富。慢慢地，它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就像西方宗教那样”[4]。乡村情结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背井离乡者“叶落归根”“回报桑梓”，农村走出的一代代社会精英，回乡兴业，为本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解决了本地农村留守人员特别是贫困户的就业。

2.柔性条件：社会交往成本优势。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已经变为“半熟人”社会。但是，农村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仍然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本地成熟的人际关系降低了企业经营的社会交往成本、时间成本等，成熟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宗亲关系，能够很快地使企业融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所谓熟人好办事，企业在土地流转、租金支付、员工雇佣、设施维护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借助既有的关系网络建构起来。而如果到一个陌生环境兴业，则需要较长时间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反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本土、本村的投资，则可以快速融入本地社会关系中。西岭村周天荣投资建设的两个乡镇企业皆是本土企业，其中一个为桂林大荣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地点为本村西岭村，另一个为灵川县西岭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经营地点为桂林青狮潭镇九屋竹林村。提起西岭度假村毗邻的溪林湾印舍养生度假山庄时，他说：“该村在建立之处就收到周边安全因素的困扰，一些本地人到度假山庄捣乱。而我是西岭村本村人，我经营的度假村治安状况就比较好，本地人不敢惹事生非。”

（二）外在动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下的政策性和资源型诱导

1.政策导引：城乡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共产党宣言》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5]列为最先进的国家变革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6]。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打通了能源网、信息网、交通网向乡村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下乡”创造了硬件设施条件，加之土地租金、人工成本、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就出现“千企帮千村”的精准扶贫计划实施后的产业“下乡”现象。例如，江西省德安县华丹鞋业在深圳亦有生产车间，但是家乡不仅有土地、人力等成本优势，而且解决本地就业人口后，县财政还给予企业1000元每人每年的补贴，作为员工股份，参与年终分红。华丹鞋业有限公司则“通过设立就业扶贫专岗、扶贫车间，优先录用贫困人员，与贫困户签订用工合同，采取‘底薪+计件’模式，解决了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和300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年均收入超过1.8万元。”

2.比较优势：市场机制下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愈来愈得到社会认同，尤其是面对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城市病”，“绿水青山”的价值更为凸显，成为市场机制下的稀缺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并存、浑然一体，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当前诸多民间资本进入宜居的连片贫困區，依托本地生态资源搞起生态旅游开发，打造生态农庄田园综合体，推进了本地贫困人口脱贫。例如，桂林市大荣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利用东江河腹地原始森林、万倾竹海、连绵青山、如碧泉水等方面的生态优势，建设了集运动、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文休闲旅游景区“西岭度假村”，解决本村就业人口40余人。

（三）促成机制：“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的建立

无疑，地方领导干部主动作为提升了乡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参与度，不断完善了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对接机制。国家将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五级书记“挂帅”，千方百计打赢脱贫攻坚战，某些地方政府实施了“能人回请”计划、递进培养工程、企业帮扶计划等，一大批在外的优秀人才被请回来参与本地创业。例如，山东省泰安市实施了“能人回请”计划和递进培养工程，一大批优秀人才被请回来，泰安市东平县西流沟村村支书李保全引进本村在外地经营产业的企业家李建生回乡创业，承包本村2000多亩荒山，建成了灵泉农场。农场从2009年到2014年累积投入3000多万元，带动周边十余个村落贫困户脱贫，采摘季更是有百余人到农场劳作，增加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脱贫攻坚呼唤经济能人的回归，在外经济能人回乡投资兴业，不仅带来项目、资金和管理经验，而且影响着本地乡村治理，改变着本地文化生态。

三、动力之困：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现实问题

（一）发展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

其一，企业经营者的“暴发户”心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企业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盈利，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主就会出现“暴发户”心态，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收益最大化，而出现尽可能压低、克扣工人工资，从而影响了劳动者务工收入，客观上制约了乡镇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效果。其二，管理难题。城乡一体化最大的困难在于优秀人才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存在大量老弱病残孕的留守人员，而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并且由于贫困户思想认识落后、年龄偏大、个人智力和生活习惯等各种原因，导致其在企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不高，客观上限制了其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使企业面临着人才瓶颈，成为企业管理难题，制约着企业质量效益提升。其三，抗风险能力差。马克思主义认为，农业的道路在于农民的联合，“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乡镇民营企业协作化生产的组织性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小农经济个体经营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土地流转到涉农企业后得到暂时性解决。不过，一方面，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农业企业抗风险能力极低，随时会出现组织系统崩溃的风险，贫困户会再次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贫困户不掌握生产资料，可能会出现贫困线以上新的相对贫困。

（二）对接机制：企业与村集体、政府及金融单位的衔接问题

其一，公私矛盾，即乡镇民营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与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之间的矛盾。涉农企业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地上附着物难以成为抵押物，如何将集体产权以租赁的形式转让给企业，成为企业可以抵押的物权，需要探索合适的路径。其二，企业信用评定指标不完善。涉农产业投入周期长、风险大，不能依靠民间融资获得资金支持，融资更为困难。虽然企业帮助解决了贫困人口的问题，但是在融资过程中，参与脱贫攻坚的成绩不能成为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指标。其三，政府行政设障。乡土企业无疑受制于“乡土规则”而使得政府管理者拥有较多决策执行的“自由空间”，而此种情况下政府“经济人”角色会得到进一步彰显，导致地方政府领导干部选择性和变通性执行国家政策文本，以“地方文本”和个体本位利益代替国家文本和公共利益诉求。有的地方政府依靠“土办法”掌握与本土乡镇民营企业的“议价权”，通过“变相”或者“软性”执行国家政策和法规，从而获得“权力寻租”。如此弊端积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将会不立足于长远想着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而是以“拖”的办法使问题不断积累，终致企业在产品质量、环保评估、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隐患严重，而形成“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自身难保，更谈不上脱贫攻坚。

（三）负外部性：乡镇民营企业在参与脱贫攻坚中也会制造新的贫困因子

民营企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其一，生态断层线，发展效益的局部受益而生态环境破坏具有社会性、长远性。其二，人的发展断层线，不仅产生管理层与普遍劳动者、健康劳动者与病患劳动者的拉大收入差距，而且因为与贫困户没有签订劳动协议，导致一方面贫困户的劳动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因为有的乡镇民营企业是按照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员工资金。劳动者往往超额劳动，透支着生命得到劳动报酬。特别是工业化生产，员工工作环境恶劣，常接触有害物质，损害着劳动者健康，一部分人会由无业致贫转化为更为严重的因病贫困。

四、发展之策：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民营企业振兴之路

（一）完善企业自身参与发展机制，推进乡镇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其一，增强原动力。提高企业专业化服务水平，保持参与脱贫攻坚的持续性，防止贫困户因为失业导致返贫。乡镇民营企业就业扶贫作用明显，而随着现代性不断向乡村渗透，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科学技术日益变革，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日益显现，乡镇企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内在调整，否则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长期实践中，极少能有纯粹的第一产业（如种粮合作社等）经受住市场考验，存活下来。因此，乡镇民营企业要强化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观念，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科技型、智慧型现代农业，创造性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生态农业综合体”，使其成为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发展轴承。

其二，健全制度体系。强化组织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组织系统和指挥体系，绘制产业扶贫“路线图”，协助和推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一方面，保护企业负责人参与家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造福桑梓的积极性，开展乡镇企业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培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的管理绩效，增强其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指导，鼓励企业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就业贫困户谋生能力。企业应根据的技术改造水平的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员工素质提升计划，把员工作为谋求发展推进创新的第一资源，制定生产淡季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技能业务、安全生产教育、职业病预防等培训。

其三，从脱贫攻坚到坚不可摧。乡镇民营企业的“随行就市”与“因地制宜”。乡镇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涉农企业多，“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8]。而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兴起，诸多生态旅游资源得以开发，旅游开发公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自然资源，具备特殊的市场应对能力。一方面是资源、产品、技术、人文优势，保持较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江西邱菇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方面的优势。一是地利。公司基地建设的地理位置优越，比邻水库，解决了水源问题。二是天时。产品市场适应能力强，香菇价格比较稳定，不能及时销售的可冷藏、可烘干，待到春节时旺季销售。三是人和。公司负责人专业技术能力强，与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科院、江西微生物所等单位开展技术合作，研发的高质量菌菇有一定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市场波动性与中老年居家人群亦工亦农的稳定性、农地的保障性并存。在公司就业的农民不把自己看作工人，企业和工人也较少签订劳动协议，半工半农，适工则工，适农则弄，使得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保持一种暂时的动态平衡。

（二）完善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衔接机制，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一，优化流程。要构建对接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产业机制。激活资源要素，解决扶贫过程中贫困户与企业利益的联结机制，形成贫困群众与产业链相结合，产业链与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经济组织相结合。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减法”，简化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政府以及“村两委”的群众组织能力，强化在土地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评审、员工培训方面的协调作用，成为本地群众与本地乡镇民营企业“协调人”，从根本上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安排专职人员对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制定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辅导计划，推进企业生产经营链的贫困户参与度，将贫困户发展为能够独立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其二，强化互动。创造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协调体制。一方面是媒体跟进，正面引导。虽然乡镇企业具有资本扩张性，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信用危机，随时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因此，政府正面宣传民营企业家守法诚信、反哺社会，提升全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认同感。另一面是企业实干，主动搭台。民营企业家应自觉履行社會责任，投身脱贫攻坚战中，自觉参与乡村治理，开展公益扶贫，设立公益扶贫创业项目或基金，树立起乡镇民营企业家“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勇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促进乡镇企业与乡镇基层政权、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强化群众组织力，形成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

其三，文化重塑。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现代性乡土社会关系。中国乡土社会是人情社会，乡镇企业经营活动项目立项审批，无不要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情感关系的处理得当成为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手段，关系的维护能够提高企业与政府达成“契约”的时效性。因此，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实践中不仅要创新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还要构建起新型的商业文化，超越传统的官僚主义文化传统，构建新时代诚实守信、平等互助、和谐共生、互惠共赢的新乡土社会关系。

（三）加强消除“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利益保障机制

其一，“导引式”发展。政府要起到对市场“补位”的作用，消弥工业发展的“负外部性”。一方面，提高整体行动效率，尤其对涉农的乡镇民营企业，要提供专项资金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乡镇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解决本地就业人口尤其是建档贫困户脱贫。另一方面，要提高改进乡镇企业的资信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将扶贫济困、生态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保障等作为企业融资信用额度评价的重要指标，创新金融机构向乡镇企业放款的激励机制，在机构设置、产品设计、信用评级、贷款管理等方面适应企业对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同时，政府应从政策上明确返还给企业的支持、优惠资金要拿出一定的比例成立企业助困基金，用于为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职业病预防，作为抚恤金、慰问金、奖优助困金等，应对在企业工作一定期限的员工因病致贫的问题。

其二，“弥合式”发展。优秀青年回乡创业与“老年农业”形成有机整体。青年知识分子回乡创业，拉长了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使得农业呈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型、智慧型农业的特点。青年创业模式下，乡镇民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老年留守人员半工半农，适工则工，宜农则农，与“老年农业”发展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必须将乡镇振兴计划中的“人才振兴”与现阶段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将知识青年参与的科技型、智慧型农业与老年农业结合起来，形成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梯队，解决种地、增收、扶贫、养老等复合型问题，大力实施农村人才振兴计划，给予专项政策支持、资金扶持、项目引导，开通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的帮扶绿色通道，鼓励高校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回乡创业，为脱贫攻坚输送根本动力。

其三，“学习式”发展。地方政府指导“村两委”借力乡镇民营企业千方百计将农民组织到集体经济活动，才能走出“脱贫—返贫”的怪圈。例如，山东省东平县西沟流村在2000亩荒山以及上脚下部分“差地”出租给灵泉公司后，一方面派驻村会计参加灵泉公司管理，从中了解公司运营模式，为后续建设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积累管理运营经验。另一方面，在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将后续流转的500亩土地种植了樱桃树等经济作物，由集体统一经营，农民既可以参加劳动领取劳动工资，又根据土地入股情况参加分红。村级党组织未雨绸缪，在引进想涉农乡镇民营企业的同时，也在谋划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脱贫攻坚后向乡村振兴的跃升。

其四，“整合式”发展。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提供企业经营场所，帮助民营企业建立畅通的销售渠道，将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整合到村集体经济，实现村企双赢，增加集体收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之基在于村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并实现最大效益。例如，山东省东平县安村在集体流转的30亩宅基地上建设厂房，提供经营场所，将家庭作坊式的绿豆粉皮生产企业集中起来，并以村集体名义成立安大农牧有限公司，注册“安大”牌商标[9]，建立了与“乐义超市”、政府部门以及高档大型酒店的销售渠道，使本村有400余年生产历史的绿豆粉皮成为市场“紧俏货”，绿豆粉皮的利润大幅增加，粉皮企业带动了一批农民脱贫致富。而且村集体通过从中抽取场地、品牌管理费、经销代理费，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客观上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实现村内的资金转移支付，帮助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可见，村“两委”不仅是流转土地的发起人、中间人，而且是运作人、组织人，盘活了集体土地资源，通过整合“个体户”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脱贫面临着资本扩张的现代性，政府要统筹城乡、优化贫困村的资源配置，走出传统的路径依赖，推进产业扶贫和乡镇企业发展，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举措，实现科技兴企、科技兴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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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7.

[8]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N].人民日报，2017-02-24.

[9]赵德健.逼出来的改革：东平土地股份合作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5-76.

责任编辑：孙 静

作者：郭世军

乡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 篇3：

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伴随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相适应，劳动力也有一个产业间转移的过程。考察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行工业化国家农村劳动力以梯度转移模式为主。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跳跃转移的特征和趋势。基于这一趋势和我国国情,加速城市化、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主要出路。

［关键词］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

［作者简介］ 刘健，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和农业经济，安徽蚌埠市，2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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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就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其现实的转移情况不容乐观。而第三产业日益显现出重要的经济增长效应，即产值增长效应和就业增长效应。因此，基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使其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匹配。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已达到一定规模。但与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相比仍然很少,并且很大一部分非农领域的农村劳动力仍处于“漂泊”状态。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是，拥有城镇户口并在城镇居住，脱离农业并在城镇有稳定收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多没有割断农业脐带，处于低水平状态。推进农村劳动力实现真正的有序转移，需要分析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并采取有效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实现转移，直接取决于经济社会所达到的历史水平，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产生相应的产业结构，而一定的产业结构又要求一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之适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分布由正三角形向倒三角形的结构变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各产业发展也不平衡，尤其是第三产业明显偏低，这就制约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二）制度制约

一是户籍制度障碍。我国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在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的竞争权利和平等待遇，造成吃、住、就业、加薪、孩子上学等方面的困难，这在加大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成本的同时，也使之无法长期稳定就业，几年后被迫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二是歧视性就业政策障碍。随着我国产业调整，下岗职工不断增加，为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口再就业，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城就业作了种种限制，客观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发育进程，增大了农民外出就业难度和成本。三是人权和社会保障障碍。在一些地区，农村流动劳动力作为弱势群体得不到法律保护，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和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工很少享受到完整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三）劳动力自身制约

一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一方面，目前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供给总量还会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对劳动力较大需求的巨大拉力。我国耕地资源少、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及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市现代文明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巨大引力，促使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第一，文化程度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多以初中和小学为主，而且大量中小学生辍学，不够就业年龄就过早地加入到农业劳动力队伍中，造成农村劳动力低文化程度的恶性循环。第二，技术素质低。有关调查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加起来才有20%，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高达76.4%。第三，自卑心理、陈旧观念及文化背景差异。长期城乡人为隔离使城市人普遍对农民怀有偏见，农民工常常受到排挤和刁难，对城市怀有戒备、恐惧心理，不愿迁入城市。

（四）劳动力市场制约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内部劳动力消化能力越来越低。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化链条太短，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精深加工不够；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对农村劳动力需求不足。现在我国城市化水平刚刚超过40%，无法解决城市自身劳动力和近2/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减少，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能力降低；小城镇建设只注重人口扩张、房地产开发，缺少应有的产业支撑，无力解决进城购房农民的就业岗位；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不具备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五）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自主择业程度。以前，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不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能流动，而且在农村内部也不能随意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今，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在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产业，也可以在城镇务工经商。非农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既能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程度，也能反映农村劳动力择业的自主程度。统计显示，1980年到1990年这一比重由6.37%提高到20.65%，到2006年已超过40％。可见，农村劳动力自主择业已达到较高程度，而且还在提高。

第二，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决定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具有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的谈判能力与工会的作用。虽然农民工的谈判能力还不是很强，但在不断进步，尤其是近几年进步更快。以前，农民工与工会无缘，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工会，他们正在从遇到困难找老乡变成遇到困难找工会。从定量的角度看，可以用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来间接反映农民工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统计显示，这一比重由1983年的31.35%提高到2006年的54.85%。

第三，流动自由度。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劳动力在流动中是否遇到阻碍及阻碍的程度，可以衡量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完善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城市受到不少歧视，包括一些制度性歧视。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各地清理了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并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在定量方面，可以用外出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来反映。统计显示，2000年这一比重是15.53%，2005年达到24.75%。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

第四，企业用工自由度。农民工一般在非公有制企业或新型部门就业，这些单位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及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聘用员工的。即使在公有制单位就业，农民工也不是正式工，这些单位也是按市场原则招聘或解雇农民工的。可见，企业对农民工的使用完全市场化，或者说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是完全自由的。

（六）市场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程度

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劳动力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的重要保障，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各地逐步建立健全县乡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服务；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协作不断加强，开展有组织的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输出；各类就业服务组织和市场也在不断发展

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一）实施农业重点保护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农业是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如果失去保护，必将处于不利地位。这在导致农业比较收益下降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更多剩余劳动力，而且因农产品商品化率程度低，农业无法为更多非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农产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制约。作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动力，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在提高农业比较收益水平、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对规模的同时，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加速工业化进程，为整体经济水平和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创造良好条件。

（二）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环境

废除和取消各种歧视、制约农民进城的政策规定，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状态；明确农村人口进城权利、进城后的劳动权利和生存保障，确保农民自由迁徙权利，对已有一定居住时间、有稳定职业的外来打工者给予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社会保障。调整土地管理政策，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外出打工、经商农民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对处于城市边缘状态的农民，在法律咨询、就业服务、医疗保健、居住条件、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帮助。

（三）不断拓展就业空间，开辟多渠道的转移途径

充分利用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推进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针对目前东南部沿海地区乡镇民营企业出现资本密集化、吸收劳动力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因势利导推动乡镇民营企业提高水平和档次，扩大发展空间与领域，同时推动中西部乡镇民营企业发展，通过大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切实改变目前因布局过于分散、无法发挥集聚效应而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现状。本着合理布局、相对集中的原则，推动乡镇民营企业连片发展、加工业适当集中，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形成更大的就业机会空间。

（四）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一方面要增强大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背景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直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化“窗口”城市；而且大中型中心城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重心，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优化重组要求比农村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过去大中城市加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今后仍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但潜力大，而且有投资少、更接近农村的优势。农民离土不离乡，既可降低转移成本和风险，也可充分利用现有农村工业的资源优势。

（五）搭建服务平台，保障劳动力有序转移

为了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政府要加大对当地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准确掌握劳力状况、打工人员文化程度、流向等基本情况，规范现有各种信息、培训、咨询和职业介绍等服务机构，加快建立中介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及时提供劳务信息，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服务行为。在抓好地区性、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加强转移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使转移更加规范有序。

（六）强化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起着关键性作用。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严格控制未成年学龄青少年进入劳务市场，提高各类大学中面向农村的专业比重和招生人数，提高农村劳力的基本文化素质。同时，针对农村青少年从普通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政策，开展各种就业培训和教育，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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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