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新发展论文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确立了侮辱国歌罪，这是与《国歌法》的衔接立法，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新要求。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是对立统一的，《刑法修正案（十）》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体安全观要求，立法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维护法律的统一与权威，是对我国当前存在风险的选择回应，体现了国际化刑法的法治思维和大国安全刑法观思维。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刑法新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刑法新发展论文 篇1：

我国刑法的新发展

摘 要：如今，我国刑法的发展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尤其是法学界的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因此，为了完善刑法的基础理论，本文以当前状态下刑法心法转作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分析刑法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的问题，对刑法的新发展需要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关键词：刑法学;刑事政策;新发展

一、刑法问题的探讨

（一）刑法学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刑法的发展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尤其是法学界的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一个很具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我国刑法学是否应该逐渐脱离苏联刑法的影响，逐渐向大陆刑法靠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需求，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展现其强有力的生命力，所以应该拜托苏联刑法学的束缚，逐渐向大陆刑法学靠拢。

（二）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是在刑事法的集中体现，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所规定，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在我国实现。以我国目前的刑法现状，实现罪刑法定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何为罪刑法定？从字面的理解，罪刑法定与刑事法治就不具有同一性。然而，对罪行法定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字面意义，罪行法定与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以相关理论作为理论支撑，还需要遵行一定的基本原则，包括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

我国目前的刑法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的保护措施造就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学术界一直探讨要将废除非公和公有制的差别对待，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上的平等保护。就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二、简评

（一）批判刑法与解释刑法

刑法学在法学的科目中是属于规范靠科学的范畴，而这一学科主要是对刑法规范的相关理论、解释等方面的研究。由大陆法系的国家通过对立法与司法的实践所总结下来的经验来看，刑法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成文法的相关内容。大部分的学者在研究刑法学时，都习惯于用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刑法中的相关内容，这在学习刑法时很容易把刑法解释学与刑事立法学这两个科目进行混淆，同时这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充分利用刑法的权威性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刑法学解释的研究相对落后，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學者习惯于去批判刑法，由此，我国的刑法学界应该对这一现象需进行反思，并找出解决的而方案与办法，从而加快推进刑法的发展。此外，在以后的刑法的研究中，应该把刑法的解释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让更多的人可以全方位的、全系统的去认识刑法，理解刑法的意义与作用。

（二）外国刑法理论的合理借鉴与吸收

我国的刑法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为外发后生型的特点。从这一特点来看，在我国对刑法进行研究时，应该适当的学习、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刑法理论，并把相关的理论知识合理的运用到我国刑法的制定中来，这对于刑法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外国刑法理论的借鉴与吸收，不能盲目的运用，要以我国的立法特点和司法实践作为依据而进行。如今，我国的大多数的研究学者在研究刑法时，都没有考虑到我国刑法的现实发展状况的影响因素，而直接把外国的刑法理论简单照搬到欧国的刑法中来，这一做法不仅没有使我国的刑法得到有效发展与进步，然而是我国的刑法变得庸俗化，不能在司实践中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在以后的刑法研究中应该改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

（三）外向型刑法研究的加强

在我国刑法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由于受到外部的多种影响因素的制约，大部分研究学者非常注重我国刑法内部的研究，而对于刑法外部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而这也会使我国的刑事法治的整体发展与运用受到一定的阻碍，同时也不能给我国刑法与世界先进刑法的交流提供有利的帮助。从近几年的刑法发展来看，国际上的刑法学界都在加大力度推进外向型刑法的研究，但是在外向型刑法

研究中，对于国际和中国区际刑法研究方面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且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我国的刑法学界，要以其作为研究的重点，加大力度的去拓宽刑法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促进我国的刑法与世界刑法进行友好的交流与学习，共同把刑法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杜启新.危害人类罪的总体要件[M].国际刑法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129-157.

[2]高铭暄，王秀梅.当代国际刑法的新发展[J].法律科学，2006， （2）.

[3]黄风.国际引渡合作规则的新发展[J].比较法研究，2006，（3）.

作者简介：

吴美珠（1995～ ），女，汉族，海南东方人，法学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作者：吴美珠

国际刑法新发展论文 篇2：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修正案十》解读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确立了侮辱国歌罪，这是与《国歌法》的衔接立法，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新要求。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是对立统一的，《刑法修正案（十）》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体安全观要求，立法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维护法律的统一与权威，是对我国当前存在风险的选择回应，体现了国际化刑法的法治思维和大国安全刑法观思维。

关键词：侮辱国歌罪;风险社会;风险刑法思维;大国安全观

一、《刑法修正案（十）》的立法背景

2017年11月4日，《刑法修正案（十）》中确立了侮辱国歌罪，这是该修正案中唯一新增的一个罪名，没有其他新增或修改条文。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修正案条文逐步减少的趋势，也明确了国家对打击侮辱国歌犯罪行为的态度。

（一）与《国歌法》的衔接立法

《刑法修正案（十）》与《国歌法》有效衔接，正如有学者所言，新增侮辱国歌罪是《国歌法》的配套性立法选择，同时《刑法修正案（十）》相较于前几个修正案如此科条简要，仅以一个法条面世突显了整体性立法的取向和恪守刑法的“二次法”的特性[1]。具体来看，《国歌法》第十五条可为之佐证依据：“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明确为“警告或十五日以下拘留”，并未明确它的刑事处罚是什么，刑事责任是什么，不能体现法律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刑法修正案（十）》增设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并表述为“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前款规定即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处罚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看出它不仅是对《国歌法》中刑事责任的明确落实，而且它对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表述基本承接至《国歌法》第十五条，同时增加了“情节严重”，延伸到背后的刑法立法原则，体现了刑法的最后防线特点，也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要求

在形式上，《刑法修正案（十）》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重视法律间的联系与统一。类似《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与《刑法修正案（八）》（2011）的衔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对禁止买卖人体器官有着宣誓性的原则要求，第二十五条对需要承担责任的“器官移植”进行了列举，但具体的刑事责任与操作，就催生了《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确定。而《刑法修正案（十）》的立法背景就是《国歌法》的公布与实施，这两者都体现了法律的统一性，是在“有法可依”理念指导下的有力立法实践。

在内容上，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侮辱国徽、国旗入刑以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共同维护“国家形象”。可将其归为一脉相承的安全措施，预防与遏制效果并用，为《国歌法》注入新鲜血液，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

二、风险社会、风险刑法与《刑法修正案（十）》的关系

侮辱国歌入刑是否等同于回应目前处于风险社会阶段？是否有树立风险刑法思维的必要？首先要厘清风险社会与侮辱国歌立法之间的关系，一则要区分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的关系，二则对侮辱国歌立法的“风险”进行判断，从而来判定侮辱国歌立法是否是风险社会下的立法结果。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的对立统一

“风险社会”侧重指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是否存在科技风险、技术风险等剧增从而产生的一种危险状态;“风险刑法”侧重指一种刑法思维，实质是刑法安全观或刑法预防观，因而判断风险社会存在与否，判断风险刑法需要与否，二者既联系又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现实与思想的关系，并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风险社会”最早是由贝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名词，将风险社会理论引入刑法领域存在颇多争议。有学者主张风险社会形势下，应该推行扩张性刑法、预防性刑法，具有正当性依据[2]。也有学者主张贝克风险社会的设想并没有预设风险刑法或者风险法律的破解方式，风险刑法是刑法学者借鉴社会学理论成果的产物，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不一致[3]。还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风险刑法无关，不能“鼓吹”风险刑法来增加刑法恐吓性[4]。当然，还有折衷说，有学者主张既不能过度扩张也不能不作为[5]。

总的来说，第三种观点较为符合当今的形势，风险存在与否显然不是刑法主要关注点，安全问题是刑法论及的基础命题，包括安全涉及的风险有哪些方面、是否范围扩大化、是否有紧急遏制必要。而就刑法修正案而言，立法已然是既定事实，学者的研究哪怕是基于不同的學术立场也要在接受这一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关注，诸如关注风险悖论等——规避风险可能引发新的风险[6]。侮辱国歌立法亦应是如此，辨证看待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看似有着共同“风险”，却又指向不同。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刑事立法应该具有前瞻性，不适宜一味地将刑法归为解决已出现的严重犯罪问题，当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受到威胁，刑事立法不能回避是否运用风险思维解决刑法问题的讨论。

（二）《刑法修正案（十）》是对风险的选择回应

很明显，《刑法修正案（九）》中对暴恐主义犯罪的严厉打击，就体现了刑罚提前介入的风险刑法模式，归根到底是社会中存在严重的暴恐犯罪隐患，有反恐的迫切需要。那么《刑法修正案（十）》侮辱国歌立法保护的法益有现时危险性和迫切性吗？这就要明确刑法的风险点与现实的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十）》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在当今暴恐主义猖獗环境下，对自身国家安全应该具有更大的保护力度。侮辱国歌行为犯罪化趋势的风险增高，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国家基于此前提进行立法规制，以遏制对危害国家的可能扩大化趋势。

这里的“国家安全”不能简单地指向国防安全，还涵盖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侮辱国歌入刑是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对达到一定危害的侮辱国歌危险的囊括性预防与处罚措施[7]。侮辱国歌存在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不能把侮辱国歌仅仅理解为个人自由的主观表达。

综观社会发展进程，社会每个时期都有其或特殊或类似的风险存在，不能说现阶段才处于“风险社会”阶段（认为具有特殊的风险），亦或是不处于“风险社会”（认为不具有特殊的风险）。“风险社会”就如同微博关注的又一崭新名词，呼吁关注当下的风险，不要固守旧风险、忽视新风险，如说处于风险社会，好处在于积极引起对新风险的关注，弊端在于偶有夸大嫌疑。风险刑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体现的是刑法学者“敢变能新”的研究方向，也标志着从被动研究到主动探索的过渡理念。《刑法修正案（十）》与风险社会联结点在于对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对社会现象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与风险刑法却是外化与内涵的关系，《刑法修正案（十）》全文条款中没有“风险”二字，又蕴涵着风險刑法的思维。

三、《刑法修正案（十）》的立法质疑分析

从理念探讨的必要性转到实践操作的可行性，侮辱国歌立法一经公布，两种声音就出现了，一则担忧成为“僵尸条款”，二则担忧“一动则咎”。下面就这两种声音与立法必要性质疑进行分析。

（一）构成要件要素具有完备性

一是避免侮辱国歌条款成为“僵尸条款”，则要明确认定、解释条文中的用语。刑法必须具有确定性，防止对民众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发生。二是防止成为“口袋罪”，即立法带来的新风险人为扩大化。

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来分析，主观方面出于直接故意希望能够达成侮辱国歌和损害国家形象的后果，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成本罪;客观上必须具有修正案中的“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行为，要达到“情节严重”的量刑要求，重点是对“公共场合”是否包括网络空间进行判断，当前我们处于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不应是法外之地;不需以造成实质危害结果为要件;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甚至国家社会公共管理秩序。这里明确的是一种侮辱国歌的“恶意”并且将其散播的犯罪行为。

把握这一实质，就不难判断如何将侮辱国歌行为出罪入罪的问题了。例如对“公众场合”一词的分析，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虚拟空间是否公共场合的认定，需要对照公共场合要素，是否向不特定人进行了传播，是否发布至信息共享平台，是否属于自主操作（如音频被恶意截取），是否具有扩散的效果，当侮辱国歌的内容不具有私密性，则进入多数公众视野，带来了不好社会影响或有这种危险，搜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后判定构成则刑法提前介入，如不满足要件则实施一般行政处罚或归属个人自由权利范围即可。这也是满足了国家安全刑法观的内在要求，刑法须严守属地原则，扩大安全范围。

（二）立法质疑的不可取之处

上面从正面分析了侮辱国歌立法的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完备，下面将从反面辩驳对立法质疑的不可取的声音。近年来，中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引发学界热议，并形成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支持的是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风险不断增加，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新的刑法问题，之所以不通过完全重新立法而是通过修正，是基于对刑事立法的权威性与刑事立法成果的维护。而反对的声音是认为刑事法治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不断地修正刑法来实现。当然反对的可能还有其他考量，不一一赘述。这里的反驳分析不是指全部驳斥，而是针对修正案立法质疑的一点看法，也可说是自圆其说。

先是对良法与恶法的判断不能仅仅基于立法阶段，可立足于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对法律效果的评价，评价法的好坏应具有阶段性，“时也易也”，不同阶段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评价，但总体需要一段较为漫长的过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发挥立法引领作用的同时重视法律实施的具体操作模式，这才是法治的出路之所在。

再有对立法的质疑集中于必要性讨论，立法起草颁布过程中不乏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有无必要的问题难道都没有一个人考虑到？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没有考虑到，也不是“妥协的艺术”。平衡是一项立法技术，不是想当然地怎样立法，而是通过协调各方权益，是实践与理论的综合考虑，最终得出立法的草案，并非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单从自身利益考虑，那么总有人觉得自己的利益被牺牲，质疑声也就出现了。

最后，立法好比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构建要做大量的先期准备，构建成功难度大，反之质疑或反驳只需要一个反面例证，可能是个案，也可能是理论瑕疵（完美而没有一丝漏洞的理论是不存在的）。这就不得不深思下去，如对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质疑，具体到立法条文等的质疑，前提是真的有真正了解立法背后的理念吗？全面考虑立法必要性？还是揪住某个字眼或者因某种观念影响就开始质疑。当然，这里不是说禁止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有质疑才能有进步，但这种质疑要在充分了解与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才是可取的。为了质疑而质疑，却是不可取的。

四、用法治新思维来解读《刑法修正案（十）》

既阐述了侮辱国歌犯罪立法的必然性与可操作性，又分析了两种质疑的不可取之处，下一步又如何正确解读？主张宜用法治新思维。法治新思维不是限于思维形成时间的“新”，还囊括以前没有运用而现在运用的、以前运用于其他学科而没有运用在法学中的或是其他部门法中的。解读侮辱国歌立法，需要运用的法治新思维有国际化思维和风险刑法思维，解读的目的在于实现“法律的生命力”——实施，要求树立国际刑法观与大国安全观。

（一）树立国际化刑法的法治思维

《刑法修正案（十）》的侮辱国歌立法，依前文所论述，是实现了《国歌法》第十五条刑事责任与《刑法》的有效衔接;不可忽略的是，也体现了与国际刑事立法接轨。在各国刑法立法进程中，许多国家都逐步规定了侮辱国歌行为刑事立法，其中不乏有主张扩大自由权利的国家，如德国刑法的第90条A、《土耳其刑法典》300条、《意大利刑法典》第292条等。[8]这些国家都将侮辱国歌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并在条文中具体列明了刑事处罚措施。

由此可看出，我国对侮辱国歌行为进行刑法立法是順应了大趋势，解读侮辱国歌立法时要有国际化刑法的法治思维，不仅看到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现状，更要看到其立法背后的共同理念。当前暴恐主义猖獗与国家分裂主义犯罪频发的背景，给国家与民众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从思想源头进行预防是有必要的，严重侮辱国歌的行为不是对自由的表达而是危险“信号”的释放。正如学者所言，在恐慌性立法与风险规制失灵双重刑法危机下，应对策略中有限扩张风险刑事法网与刑法前置进行平衡是符合刑法发展趋势的[9]。

因此，在世界刑法发展中，对有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宣扬等，都成为关注的重点。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刑事趋势中还存在一体化趋势，要不断健全国家法律体系，要不断地进行实践与思维的修正。就我国的侮辱国歌立法，从内容上说是对行政法律的衔接，延续法律的完整性;从目的上是对国家安全的全方位保护。从立法原理而言，这也是功利主义法学的体现，如边沁提出的最大程度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幸福”，依据“计算”总值来确定法律制定的倾向。当然也要破除掉机械性的标准，采取制定草案、听取意见等方式综合考量，不以群体或个人得失看修正法律的必要性，因利益不同可能存在质疑声，基于法律保障最根本利益加上立法程序正当，立法结果就值得维护。

（二）树立大国安全刑法观思维

从国际趋势角度解读了侮辱国歌立法的必要性后，则论及国内刑法导向。首先，《刑法修正案（十）》对刑法的修改和补充，可看作是依法保护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客观需要[10]。侧面反映了一种风险刑法思维，即安全刑法观，再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风险，保守主义倾向与冒进主义倾向均容易走向误区，选择宽严相济，即主张对刑法处罚范围扩张与缩减都不盲目，都要着眼现实风险。例如：对醉酒驾驶等可减轻刑事处罚，以危害公共安全追责为例外;对严重的高空抛物、家暴行为增设刑事处罚;对恐怖主义、分裂国家等行为严惩不贷——加大处罚范围、对严重或影响大的反恐反暴刑法提前介入等。

其次，是对“风险刑法”的反思，在学术争鸣中，下一种观点的兴起必然伴随着质疑声。风险是否真的到了必须用刑事处罚来规制的程度？风险是新出现的还是以前就有？只有风险就没有推进的作用？会不会带来人为的新风险？从经济角度来谈，风险的另一面是获益，不能因为规避风险而一味地否定带来的新发展，风险规制过程中确实有新风险出现的可能，但不能以不确定来反驳风险规制，一方面防范风险而另一方面适当放任，从短期与长期利益分析，刑事政策的导向就很重要了，因此刑事政策要保有前沿性。例如目前大热的人工智能产业与区块链产业。从风险刑法观角度来谈，刑法修正案制定有合理性依据，但需要从保护人权角度来限定。也就是在当下谁更应该保护、谁更值得保护的问题，分析长期发展趋势与短期实践后果，不难得出，我国现阶段提倡文化强国、提倡法治强国，经济迅猛腾飞的背后是文化认同不够强、文化自信意识尚未完全树立、民主与法治意识存在主观随意性，需要强化法治观念，维护法律权威。

最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各项安全共同关注的新提法，顺应“新时代”提法用以法治“新”思维，侮辱国歌立法不仅因为国歌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的一个象征，更是因提倡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刑法修正案（十）》将严重侮辱国歌行为入罪，其用立法以促进民众对国歌的愈加重视，催生民族凝聚力，从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与“知法懂法用法”意识，可看作促进“法治自觉”的具体举措之一，达到保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维护法律的统一与权威的立法目的。

五、结语

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具体于侮辱国歌罪的解读，扩大为对法治理念的分析，需理论与实践相综合。就我国刑法而言，与国际刑法接轨的同时也要立足于我国立法背景与执法环境，落实“国家安全第一位”的要求更要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固然侮辱国歌罪施行问题在“有法可依”之前作利弊之争无可厚非，但既然有“法”可依，从保障法律的权威性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角度出发，都不必先行苛责法条存在的合理性或完美与否，需知法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康庄大道。法治不能脱离大环境下空谈，更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来评价，施行后分析、归纳司法实践中存在大的共性问题，再完善立法较为适宜。

参考文献：

[1]邱可嘉，王利荣.侮辱国歌行为的入罪分析：基于刑法修正案（十）的解读[J].学术论坛，2017（6）.

[2]高铭暄.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J].法学论坛，2011（4）.

[3]付强，孙利.风险刑法质疑[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

[4]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6）.

[5]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J].法商研究，2011（4）.

[6]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J].法学评论， 2017（6）.

[7]刘黎明，刘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刑法修正案（十）》[J].政法学刊，2018（3）.

[8]蔡士林.侮辱国歌罪“情节严重”的解释立场与司法认定[J].政法学刊，2018（1）.

[9]程岩.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J].中外法学，2011（1）.

[10]王晓琳.刑法修正案（十）：公共场合侮辱国歌行为入刑.[J].中国人大，2017（21）.

作者：尹秋元

国际刑法新发展论文 篇3：

浅议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刑法也随之发生转向。传统的刑罚万能主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死刑已失去了以往在刑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顺应时代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大量削减死刑、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条件,同时对刑罚结构和减刑制度进行大幅调整,矫正“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司法现实,体现了时代色彩,彰显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本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刑事法治发展

死刑制度的变化或者改革,会受到国家决策机关所确定刑事政策的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中期,死刑罪名之所以大幅增加,死刑之所以滥用,与当时国家所采取的“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刑事政策不无关系。但是,“严打”刑事政策的实施却并不能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因而难以成为法治社会常态下应对犯罪的有效对策,而其所带来的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泛滥也走到了尽头。刑事政策的更新成为历史的必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运而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精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它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它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彰显生命价值的至上性,切实保障公民人权

《刑法修正案(八)》所削减的13个死刑罪名,均为不直接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非暴力犯罪,从性质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贪利性的经济或者财产犯罪,共有12个,数量最多;二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尽管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说明》所指出的,在司法实践中,这13种具体犯罪的死刑很少适用或者基本上没有适用过,但是,国家立法机关对这些犯罪配置死刑,其实就是用剥夺行为人生命的手段,来保护上述犯罪所侵犯的并不包括公民生命健康权利在内的社会关系。显然,立法者在立法之时认为,在最严重情况下,只有死刑才能惩治上述犯罪,才有足够的威慑力防范上述犯罪的发生。姑且不论这种对死刑报应和威慑作用的迷信造成了依赖死刑惩治犯罪的恶性循环,单说其中对非属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社会关系与人的生命价值对比关系的错位认识,就令人不寒而栗,因为:第一,在司法中根据犯罪侵犯或者涉及的财物或者财产的价值数额来确定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其实就是认为人的生命在价值上还不如一定数额的财物或者财产,因而在实际上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人命不如钱”的印象;第二,在司法实务中根据犯罪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来确定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如传授犯罪方法罪),实际上是对仅有产生物质性损害可能的抽象危险犯适用死刑,在判断标准的明确性上还不如根据犯罪数额对经济或财产犯罪适用死刑之情形,更是将抽象的社会管理秩序高高地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在此立法背景之下,若司法机关受到重刑主义的影响或者对死刑适用标准掌控不严格,后果就不堪设想,必定会造成滥用错用死刑的恶果。如今,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来废止13种具体犯罪的死刑,意味着纠正上述错误认识,不再认为人的生命在价值上轻于财产或者财物以及其他非属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社会关系。这对民众关于死刑的认识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废止所有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也已经表明,国家立法机关初步承认“死刑不应适用于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国际共识,并开始从废止死刑的角度考虑对公民人权予以切实的保障。

三、体现刑法谦抑性原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形势下，我国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民主法治为基石的，现实社会要求法治应该是理性的，高效的，公正合理的，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重要建设目标以后，对于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法治，也应该给予更加重要的关注。完善和改革刑事法治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刑事法治的进步有利于更好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对于刑事法治改革的重要方式就表现为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大幅削减了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调整了刑罚的结构，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给犯罪行为人以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