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基本上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陆对台政策的逐渐变化和两岸关系走向和缓，部分学者开始涉足蒋介石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朗道的个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朗道的个人研究论文 篇1：
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在洪子诚的“读书类”著作中，“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良性互动，其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他的“史料类”著述中，洪子诚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较好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文学研究 个人史 文学史 史料史
“生长记”这个题目，就套用洪子诚先生的文章《<爸爸爸>：丙崽“生长记”》。近二十余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开疆拓土”似的“空白地带”似乎越来越少，为了突破学术研究和学术增长的“瓶颈”，大家纷纷去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然而，这种寻找对于相当数量的研究者而言，都是无功而返，苦苦寻找后仍然是“一无所有”。但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著述，我们在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个人史”与“文学史”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读作品记’和前些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系，但也不同。主要是减弱了‘阅读’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的记录，而侧重延伸、扩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讨论。”（洪子诚：《读作品记序》）《读作品记》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我的阅读史》中的“轻松”风格，但洪子诚先生又把“个人史”与“文学史”融合在一起，在“轻松”之余，还有强烈的“历史感”。用自己的阅读史与生命体验（尤其是一些涉及个人趣味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当代文学史中的问题。同时，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能够将他“亲历历史”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再度激动。正是在“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的良性互动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在《读作品记》中有一篇《与音乐相遇》。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立即想起了钱理群先生的《与鲁迅相遇》。我记得钱理群先生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中说起他与鲁迅相遇的“机缘”。他说，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是不会与鲁迅相遇的，只有在逆境时才会“与鲁迅相遇”。思想性、精神性的“相遇”与人世间所有的“相遇”一样，都是需要“机缘”的。这种“机缘”未必一定是“逆境”或“顺境”，但一定会与某种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境遇相关。从文章中看得出来，洪子诚先生应该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但读《与音乐相遇》时，我看到洪子诚先生在这篇看似只谈个人“趣味”而无关“文学史”的随笔中的“历史记忆”与“闲笔不闲”之处。洪子诚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作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但是后来他才知道“60年代才华横溢的上海女钢琴家顾圣婴，就曾排练、演奏过这部协奏曲。顾圣婴在那个时代，其才情不在刘诗昆、殷承宗之下。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批斗，1967年2月1日凌晨，和她妈妈、弟弟一起自杀身亡，年仅30岁；她死时，因为潘汉年案蒙冤的父亲还在狱中”。我知道顾圣婴的经历遭遇，是读到赵越胜发表在《读书》2010年第6期上的《若有人兮山之阿》。洪子诚先生在谈到拉赫玛尼诺夫时，完全可以不谈及顾圣婴的，但却要荡开一笔说上几句顾圣婴，也足见洪子诚先生的“历史意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洪子诚先生谈及他1990年除夕夜，在蔚秀园的家中听北京台立体声音乐频道的感受：
那年，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却好像没有多少鞭炮声，换气也烧得不大好，那個住宅小区确实“冷寂”。不是太清楚当时收听的是哪个广播电台……一开始就是沉重的定音鼓的敲击，这种敲击持续不断。同样持续不断的是或低沉，或锐利的哀吟和叹息。这样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个传统团聚的节日需要的温暖、欢乐构成的对比，在当时给我诧异的冲击。将这首追悼亡灵的乐曲安置在除夕夜，产生这样念头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乐曲本身，转而和那个不知名姓的节目制作人对话。
生活里这样的零碎细节当然不会得到记载，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连同当时的情绪。这是需要细心保护的，因为在人的意识中，它们属于“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而且往往寄存于心中的，自己有时也容易忽略的角落。
在谈及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说要“客观”，但我们不要忘了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忆不仅是“客观”的，更是有“温度”的，有“表情”的，所以纯粹的“客观”知识并不能完全激活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中的全部问题，那些“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的确是需要与之相称的“微妙”和“不明确”去触碰、去相遇、去激活。而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著述尤其是《我的阅读史》与《读作品记》常常可见洪子诚先生旁逸斜出的“微妙”与“温度”。这些“有情”的记忆与体验，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的重要来源与精神力量。
当代文学“史料学”
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为人称道的或者常被捉及的学术优长就是他在研究中对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使用的自觉意识。在当代文学史料学上的学术优长和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该说》等著述中。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大家越来越重视“史料”的价值与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时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史料学”的转向。在我看来，是否存在“史料学”的转向，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发掘、使用“史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洪子诚先生算是比较早的在当代文学史料上用力甚深的研究者。但以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体会而言，我以为，洪子诚先生对于“史料”的挖掘、选择和使用，与时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衷的“史料学”研究，还是以“铺陈”史料居多，对于史料本身缺少一种学术的自觉意识（即何为当代文学史料、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边界”等重要问题，缺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不同的史料也缺少“甄别”意识。对此，洪子诚先生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一文中，就曾指出在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时应该注意史料的“边界”与“范围”：
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更加紧密，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而且是世界政治局势、运动，甚至有时候就是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料整理区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不是那么容易，这就牵涉到范围、边界的问题。如果局限于“纯文学”，显然难以呈现其面目，但过于放大，又会失去边界。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尽管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用力甚多，但他不是那种陷入“史料”中不能“自拔”的学者。同时，洪子诚先生不仅重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使用，而且有时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我们可以说“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先生“发明”的一种带有史料性、自我学术个性的学术研究“文体”。他以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或重要人物为核心，让不同性质的史料、不同时期的史料，在同一个学术场域中进行对话、辩难，在一个“互动性”的过程中，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较好地呈现出来。洪子诚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实存性”上，同时他也看到了“史料”的不“纯粹性”，即看到了“史料”的“价值论”意义：
史料工作，有时候被看作只是为研究建立基础。其实，创造性的史料工作，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近年来风行的文学编年史，有史料汇集的性质，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文学史；因而，不同的“编年史”的价值，和不同的文学史一样，相差很大。严格说，史料的菟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总是与文学典律确立，与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我们总不会去做任一作家的年谱，不会做任一作品的版本校勘或发表时间考证，也大概不会耗费精力去寻找任一作家的轶文、书信，搜寻文坛上的任一奇闻轶事；除非有这样的癖好。选择、判断和采用相应方法本身，就不是技术性工作。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洪子诚先生关于史料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洞见，以及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局限，为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立场与视角。史料在文学研究中是基础，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应有“史料崇拜”，尤其应该意识到史料自身的“有限”价值。
被“藏”起来的理论
因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均是以“史料”见长的，所以大家往往将洪子诚先生归入“史料派”，学者孟繁华先生就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一文中盛赞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贡献，他说：“当代文学研究，既有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这样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整格局，才会将当代文学做成一门学问。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首先是洪子诚教授。”孟繁华先生对洪子诚先生这样的赞誉是恰如其分的，但从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来说，除了洪子诚先生在研究中的史料成就外，我认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都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性”的。我记得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及一次北大中文系请来了一位西方的理论家来讲座，陈平原先生还特意叮嘱洪子诚先生去听讲座。洪子诚先生说，大概是陈平原先生觉得他太缺少理论了，所以才叮嘱他去听讲座。从洪子诚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幽默感。其实，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的关注，从“文革”结束之后就开始了：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有两份可以个人订阅的“内部刊物”，在我的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另一就是文学所的《文学研究参考》……80年代的《文学研究参考》，译介了不少外国重要文学论著，以及外国学者（竹内好、普实克、夏志清、浦安迪、韩南、叶维廉、佛克马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
（《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
对于理论问题的关切，一直贯穿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之中。从他与吴晓东先生关于“文学性和文学批评”的对话及收入《读作品记》中的其他文章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问题的敏感与思考，他在那里提及了马尔库塞、竹内好、别尔嘉耶夫、萨义德、苏珊·朗格、以赛亚·伯林等著名的现代理论家、思想家。这是洪子诚先生提及的理论资源，但洪子诚先生更多的理论阅读与理论思考，已经转化或内化到他对当代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我想这些就是被“藏”起来的理论。例如：
由这两个方面，我想到“生长”这个词。文学作品，包括里面的人物，它们的诞生，不是就固化、稳定下来了；如果还有生命力，还继续被阅读、阐释，那就是在“活着”，意味着生长……“生长”由两种因素促成。文本内部进行着的，是作家（或他人）对作品的修订、改写（改编）。文本外的因素，则是变化着的情景所导致的解读、阐释重点的偏移和变异。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
“经典”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选择，经典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即使文本当初带有大众流行的性质。这里的“精英化”，既指文本（剧目）的性质、等级，也指接受、阅读的情况。经典的阅读、欣赏，常带有更多精英的、个人化的、鉴赏的意味。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
“同情”“尊重”等，本来就与人的情感、感性生活相关。它们不仅关乎概念、理论、逻辑，更包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历史经验、感性生活内容。在研究历史上，知识与信仰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个人经验在人文学术工作中需要加以警惕还是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都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的身份认定，个人经验是无法完全排除在外的。
（《“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现代史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历史主義的基本理论阅读，是不大会提出上述问题的，即便能有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论述，也完全不是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我们的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同样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有什么样解决问题、论述问题的方式。
上述关于被“藏”起来的理论，是源自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与“猜想”。也可能洪子诚先生的这些问题与论述，不是来自于相关的理论资源，而是另有来路。
作者：张涛
朗道的个人研究论文 篇2：
19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基本上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陆对台政策的逐渐变化和两岸关系走向和缓，部分学者开始涉足蒋介石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至90年代末，蒋介石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一些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蒋介石传记，值得注意的有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在大陆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中，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而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则是此时期学术造诣最高的一本传记，该著打破了以往按照革命史分期进行论述的模式，以专题的方式，选择与蒋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时期与事件展开论述。此外，该著利用了大量已经出版的资料汇编、人物文集、公报、年表、大事记和口述史料等，同时收集了我国台湾地区大量公开出版的民国史资料、报刊资料。更重要的是，该著尤其注重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丰富的馆藏——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相关档案。
此时期，除了以上专著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题性质的学术论文：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蒋介石研究方面，有王东方的《试论蒋介石与孙中山》（《史学集刊》，1986年第3期）、莫永明的《评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陈国强的《蒋介石辞黄埔军校职原因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曾庆榴的《蒋介石与广东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曾庆榴与谢鹏飞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政治思想的矛盾及其演变》（《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孔庆泰的《蒋介石反共清党自何时始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等论文。
在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有张学继的《1927年蒋介石下野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黄道炫的《关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郭曦晓的《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周颂伦的《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习五一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陶季邑的《蒋介石“软禁”邓演达质疑》（《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吴天威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张魁堂的《蒋介石同张杨矛盾激化与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等论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有孟彭兴的《蒋介石上海抗战决策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曾景忠的《蒋介石与徐州会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张生的《枣宜会战中蒋介石水淹日军计划的破产》（《军事历史》，1992年第3期）、王树荫的《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等论文。
在蒋介石专题研究方面，杨天石先生的贡献相当突出，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他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对“中山舰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以说代表了此时期大陆学者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准[1]。他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一文中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对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一事作了详细分析，认为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2]。他在《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郭档之一》一文中根据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黄郛档案，结合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对1928年的济案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济案交涉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的[3]。他的《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一文着重考察了1926年至1927年的前期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在制订和执行有关战略、策略中的作用[4]。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期之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逐渐开放了部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档案及文献资料。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只有较少的学者能直接阅读这些档案。上述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和杨天石的一些论著就是充分利用了该馆相关档案，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2000年以后，蒋介石研究状况较此前有了较大的不同，最明显在于史料开放利用方面。虽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蒋介石的档案及文献资料的开放还有所限制，但是1997年后，台湾当局在学者们的呼吁和社会压力下，正式对外开放了蒋介石的历史档案（“国史馆”将这批档案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亦称《大溪档案》）。此外，国民党方面积极推进蒋介石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除此前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外，台北“国史馆”自2002年后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包括“北伐史料”“宁汉分裂与清党”“剿共与西安事变”“中日关系史料”，计4册）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该书为年谱长编性著作，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目前该书尚未出完）。大陆学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开展蒋介石研究。
大陆方面，蒋介石研究的学术氛围进一步宽松，长期以来在蒋介石研究这一课题上的学术政治化倾向大为改善。不仅涉足蒋介石研究的学者人数大大增加，国内外的相关学术研究也进一步增强。蒋介石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此时期，
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陈红民先生就认为：“近十年来，蒋介石研究有了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杨天石先生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杨先生自称“在海内外广泛收集相关档案、文献，从事专题研究，一篇篇地写作，一篇篇地积累”[6] （自序p.1）。可见，其在收集史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因为广泛利用了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在内的海内外各种档案，该书在专题研究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蒋介石研究的深入。杨先生的另外一部专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是蒋介石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其中如《“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等文章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公开发表。
除杨先生的专著外，黄道炫的《民国兴衰（蒋家王朝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也是此时期一本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该著引用了包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蒋介石从“溪口村顽皮的少年”到“崛起于乱世之中”，直至败走台湾的过程作了精彩论述。
这一时期，蒋介石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题化研究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成果也相当多：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申晓云的《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张宪文的《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王正华的《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论文。
在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张宪文的《从〈大溪档案〉史料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曾业英的《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黄道炫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鹿锡俊的《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思——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杨奎松的《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论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沈予的《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陈永祥的《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陈红民的《“抗日反蒋”与“联蒋抗日”：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张生与柴林的《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王建朗的《风尘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王桧林的《“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邓野的《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占善钦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邓野的《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等论文。
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余子道的《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袁成毅的《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等论文。
此时期，值得重视的是金以林先生对宁粤对峙时期的蒋介石的研究，他在《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一文中以1931年底的宁粤和谈为中心，对蒋汪胡等围绕着最高权力进行的复杂分化组合作了考察[7]。在《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一文中，金以林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原始档案，重新梳理并阐释了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这一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8]。在《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金以林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对宁粤对峙初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9]。在《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一文中认为宁粤和谈期间，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蒋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九一八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北方韩复榘和粤方汪精卫等积极倒张[10]。
2006年3月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是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首次公开。该日记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对蒋介石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蒋介石的学者的目光。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蒋介石研究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成果。其中杨天石先生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最先令学界所瞩目。杨先生在该书中指出：“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11] （序言p.8）该著是杨先生近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直接利用胡佛研究所开放的日记手稿写成，部分文章虽是此前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但此次又根据日记手稿对其中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10年，杨先生又推出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年），杨先生认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的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的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12] （自序pp.3～4）所以该著和前一集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
除杨先生有突出成就外，陈红民先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先生不仅在浙江大学领衔成立大陆第一个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之后又组织召开了两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而且陈先生本人在利用蒋介石日记开展蒋介石研究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先后发表《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影响甚巨的学术论文。他还在《世纪》上连载系列蒋介石日记解读文章，包括《揭开“白团”的神秘面纱》（2009年第5期）、《1935年汪精卫遇刺案》（2009年第6期）、《1952年〈日台和约〉签订前后的蒋介石》（2010年第1期）、《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2010年第2期）、《蒋介石围绕蒋经国归国的纠葛》（2010年第3期）、《败退台湾前后蒋介石的父子情》（2010年第4期）、《蒋介石追忆青少年生活》（2010年第6期）、《蒋介石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兴起》（2011年第1期）、《蒋介石与胡适的首次见面》（2011年第4期）、《蒋介石与邓演达关系的破裂》（2012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都是直接依据日记写成，披露了很多蒋介石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除学术论文之外，陈先生还推出了《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该书充分利用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资料，是一部基于学术研究的传记。全书共18章，50余万字，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以事件为线索，全面勾勒出了蒋介石1949年败退到台湾后的重要政治活动、思想与生活。该著资料翔实可靠，提供了许多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细节，丰富了人们对他的认识，尤其是弥补了对于台湾时期蒋介石研究的不足。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一些学者也通过利用这一资源，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有周天度的《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鹿锡俊的《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汪朝光的《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建朗的《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金冲及的《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孙彩霞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吴景平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鹿锡俊的《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文。
2012年初，台北“国史馆”整理出版《蒋中正“总统”五记》。五记为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两人以编年体的方式，就早期日记内容，分类摘抄编辑整理而成。五记分为《困勉记》，记述蒋个人处理党政事务的心迹，这部分因为内容最多，分上下两册；《游记》，是蒋游历闻见的纪录；《学记》，是日记中的读书心得；《省克记》，是日记中“雪耻”栏自省、自励、克己修身之语；《爱记》，是对家人、师友、同志关爱之情与人际关系。《蒋中正“总统”五记》的出版无疑会进一步推动蒋介石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是关于蒋介石相关史料的利用问题
回顾蒋介石研究历程，可以发现，蒋介石研究与史料的利用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由于在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蒋介石档案方面受到相当限制，大部分学者在开展蒋介石研究时，能直接利用蒋介石方面的史料较少，主要都是国内外公开出版的一些关于蒋介石的文集、年谱、相关回忆录等，这在客观上制约了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90年代末开始，台湾开放蒋介石档案，后又选择出版一批档案资料，推动了蒋介石研究的开展，学术成果开始大量涌现。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对外公开，使得蒋介石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预测，2012年初《蒋中正“总统”五记》的整理出版，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蒋介石研究的开展。
蒋介石的年谱、文集、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蒋介石个人档案的开放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研究的深化与否和进展快慢。充分利用蒋介石的相关新出版史料与开放的个人档案，是蒋介石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很容易成为一个缺点，那就是在蒋介石研究过程中，过分依赖和蒋介石相关的新出版史料与开放的个人档案，而忽视了其他相关资料的价值。例如，在当前蒋介石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情况是“谈蒋介石必日记”，似乎没有日记就谈不上蒋介石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对蒋介石研究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原来不易被人研究的蒋介石个人生活、情感世界、内心活动、宗教信仰、家庭关系等较私人的情况，现在都可以去研究，这必然会推动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推动作用无限放大。杨奎松认为近年来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研究论文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13]。吸引许多学者加入蒋介石研究队伍的原因在于新史料的出版和蒋个人档案的开放，而“前期研究准备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对以往既有史料的爬梳与研究不足。一方面是过于关注新史料新档案，一方面是对以往既有史料与档案的关注不够，这成为近年来在蒋介石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关注新史料新档案的同时，需进一步强化对以往既有史料与档案的研究利用。
二是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视角变换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学者在蒋介石研究中所用的视角基本上都是革命史观的视角。学者往往借用中国革命史甚至是中共党史的分期，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把蒋介石置入各个时期分别加以考察，这样做的确便于对其进行分阶段研究与评价。但是按照这种方式对蒋介石进行分阶段研究与评价，并不能涵盖蒋介石一生的全部时间。此外，蒋介石在各个时期的表现与作用不同，因而各个时期蒋介石的“分量”也是不同的。以革命史观的视角研究蒋介石，在一定时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路径，但是如果始终按照这一视角研究蒋介石势必会使蒋介石研究陷入僵化局面，这就是90年代末以前蒋介石研究很难有较大突破的原因。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学术环境的宽松，学者们开始以更加求实的态度研究蒋介石，还蒋介石以真实面目，如张宪文、方庆秋的《蒋介石全传》就不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史分期方式展开论述，而是以蒋介石的个人经历为线索，按照其一生的不同时期及其不同特点展开论述。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视角是专注于蒋介石的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如前述陈红民先生的系列蒋介石日记解读文章即在此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总体来看，目前蒋介石研究在视角的选取方面虽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所做的还仍然不够。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而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历史是不完全相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有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历史，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接近于更加真实的历史本身。对蒋介石研究也应该是如此。
【作者简介】曹明臣，男，1978年生，安徽旌德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参考文献：
[1]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J].历史研究，1988（2）.
[2]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J].近代史研究，1987（4）.
[3]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郭档之一[J].近代史研究，1993（1）.
[4]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J].历史研究，1995（2）.
[5]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J].学术月刊，2011（5）.
[6]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J].近代史研究，2004（1）.
[8]金以林.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J].历史研究，2006（2）.
[9]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J].民国档案，2007（1）.
[10]金以林.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J].近代史研究，2005（5）.
[11]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1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3]杨奎松.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A].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杭州，2010.
作者：曹明臣
朗道的个人研究论文 篇3：
“天才”列夫·朗道
每个人对“天才”这个词都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讲，列夫·朗道都算是一个 “天才”。而且，是最耀眼的那一种。
爱因斯坦，你算错了
1929年，50岁的爱因斯坦正如日中天。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没有之一）受到波尔邀请，到哥本哈根演讲。听众席上，坐着一个20岁的小青年。演讲结束，这个小青年站了起来，说“教授，你演讲不错，不过从第二个方程开始，你就算错了”。听众一阵嘀咕，想必心里都在念叨，哪儿来的小伙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爱因斯坦听完小青年的解释，对着黑板思索片刻后对大家说：“你说得完全正确，各位今天就当我没讲过吧。”这个当众打脸爱因斯坦的小青年，就是列夫·朗道。这年，他20岁。
朗道爱怼人的习惯与生俱来，似乎是天才的自带体质。他曾经自创朗道排名，将一众物理学家按照贡献论资排辈，堪称物理学界风云榜。这个排名分为0到5级，以对数坐标表示出来，处于上一级的人要比下一级的人贡献大10倍。
让我们看看这个表单：超一流的物理学家（<1）：牛顿（0），爱因斯坦（0.5）。一流的学者得分是1，包括：波尔（发现原子光谱，朗道自己的老师）；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狄拉克（狄拉克方程，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薛定谔（“虐猫狂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色（粒子物理早期学者）；维格纳（天才数学物理家）；德布洛意（提出“物质波”）。每个人单独拿出来都是开宗立派、青史留名的人物。
朗道给自己的分数是2.5。不过，两年后，朗道提出了二级相变理论。当时，他放下写好的论文，长舒一口气，感叹：“现在，我终于成为‘二流’物理学家了。”从而把自己的得分提高到2。有些人说朗道给自己2分的排名，体现了他的谦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不要忘了，此时的朗道只有28岁。一个毛头小伙子，说自己比薛定谔和海森堡这些大神只差一点。这应该不能算谦虚吧？此外，他将排名比他低的人称为“蠢才”，更是把得分为5的人称为“智障”。如果物理学家们有个群，那么，朗道肯定是那个大家都想踢出去的人。
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做斗争
其实，不止物理学家，连斯大林都踢朗道一脚。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捕入狱，罪名是“煽动反革命”。当年，正值苏联“大清洗”运动的高峰，斯大林在大肆屠杀和压迫反对派，波及了无数普通干部和群众。整个苏联，15个将军杀了13个，监狱里塞满了政治犯，每天都有人无缘无故地“消失”。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之下，又被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对一般人来说基本是凉了。
然而，“一般”这个词从来不是用来描述朗道的。听闻朗道被捕，当时苏联物理学界最有名望的科学家卡皮察，亲赴克里姆林宫为他说情。卡皮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只有朗道才能解决最近所发现的液氦超流态问题。朗道的恩师波尔，也在第一时间从丹麦给斯大林写亲笔信，希望能够释放朗道，反复阐述朗道对物理学界的重要性。又有各方人士前来求情，中心思想就一个意思：“物理学缺了朗道不行”。
在多方的努力下，一年之后，朗道终于被释放了，成为 “大清洗”中为数不多保全性命的选手。而跟他一同被捕的另外两人，都被秘密处决了。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牢狱之灾无疑是极糟糕的经历，艰苦的物质条件倒是其次，自由的丧失恐怕是最大的折磨。幸运或是不幸，从此朗道余生再也没参与过政治活动，一心专注于物理。
年轻人，想跟我学物理吗
被政治所伤的朗道，转头开始发展自己的学派。首先，他撰写了《理论物理学教程》，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 “朗道十卷”。这套教材写得怎么样呢？据说一位物理泰斗看过后，感叹这套教材够物理学界“用很长时间了”。
基于自己的著作，朗道还发明了一套考查学生物理水平的考试。然而，这个考试可不一般，它由九种测试组成，首先测试学生的数学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计算复杂微积分，之后是“力学三连”——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再之后是统计物理、粒子物理、弹性理论。最后检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朗道放出狠话，“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有资格跟我学习物理”。因為难度太大，这套评价方法被称为“朗道势垒”（放在修仙小说里，这个差不多相当于“飞升渡劫”）。
由于这个“势垒”实在是太难了，大部分学生都无功而返，甚至有人花费数年时间，却只能半途而废。即使那些通过“势垒”渡劫成功的人，有些也对物理丧失了兴趣，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朗道去世，仅有43人成功地穿越了“势垒”而成为他的学生。只有一个中国人攻克过“朗道势垒”，他就是我国的物理学泰斗，郝柏林院士。
我就是最后一个全能物理学家
从对学生的严格筛选中，就可以窥见朗道对“智慧”的向往。究其一生，他对天才都十分敬佩。比如，在他眼里，核物理宗师级的人物费米就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物理学家”。1954年，在费米逝世以后，朗道感叹说：“现在，我就是最后一位全能物理学家了”。自封“最后一位全能物理学家”朗道真是狂得没谱。然而，没人提出异议。因为，他就是太全能了。
1958年，苏联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庆贺朗道的五十大寿，送给他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朗道1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模仿着上帝给凡人的“摩西十诫”，这10项成果被称为 “朗道十诫”。“朗道十诫”几乎囊括了当时物理学中的全部前沿领域，从核物理、固体物理到电磁学、粒子物理、宇宙线和高能物理等。
除了这10项闪耀的成就，朗道发表的文章还涉及了低温物理学、磁性的不同类型、等离子区中粒子的运动、冲击波、湍流、炸药的爆炸、频谱线的分析以及量子场理论。朗道最爱干的事之一，就是给物理学术语冠以他的姓氏，像朗道阻尼、朗道能级、朗道去磁等。
此外，以朗道命名的还包括一颗小行星和一座月球上的环形山。让我们回头看看那张朗道排名。似乎，朗道真是谦虚了。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奖颁给他
然而神奇的朗道，却难逃命运的作弄。1962年1月7日的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搭车去研究所，结果路上发生了严重车祸。朗道受伤最重，断了11根骨头，并陷入了深度昏迷。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朗道的病情，取代了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成了整个物理学界最大的议题。名医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进行会诊，无数珍贵药品被邮寄到医院。
而其中，诺贝尔奖评委会同样心情忐忑。因为诺贝尔奖不颁发给过世的人。因此委员会进行了紧急磋商，委员会主席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把奖颁给朗道。”昏迷两个月后，朗道终于睁开了眼睛，整个物理学界都松了口气。借此时机，诺贝尔奖委员会立刻委托瑞典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向朗道颁发了当年的物理学奖。绝大部分人因为得到诺奖而荣耀， 而朗道得到诺奖，是诺奖的荣耀。
车祸之后，朗道头骨骨折，造成脑损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简言之就是“撞傻了”，但是朗道仍然不愿意循规蹈矩。在一次康复治疗中，医生让他画个圆圈，朗道就画了个十字架；医生让他画十字架，他却画了个圆圈。医生怒了：“你为啥不按我的意思去做？”朗道说：“言听计从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白痴。”
这是有记载的，朗道最后一次与平庸世界的对抗。1968年4月1日，朗道停止了心跳，享年60岁。朗道一生崇尚智慧、鄙夷愚蠢，结果生命却终止在了愚人节。听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