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2022-04-19

摘要：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收集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相关数据，构建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功效系数法将各个指标标准化，最后对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进行量化。通过指标评价，近几年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过渡，并向更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迈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园林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园林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1：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评述与展望

摘要：传统村落作为具有多重价值内涵的活态文化遗产，其保护发展作为热点话题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从多方面系统地梳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相关研究进展与研究热点，通过研究综述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发现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趋势是快速前进；合理的类型划分对分类保护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规划研究的重要研究模式；活化策略的研究更加具体细致化。最后提出未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完善传统村落的研究内容体系；拓宽传统村落的研究尺度；拓展传统村落的研究领域；注重多学科与新方法的交叉交互应用。

关键词：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进展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12.005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HEN Weixuan， CHEN Jiteng， CHENG Huan

引言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概念内涵的确立，在通过不断深入的挖掘与调研，公布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的保护名录后，传统村落格局不断在重组分化，其后续的“保护与发展”话题开始逐渐备受社会各界的研究与关注。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内对于保护发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形成了丰富成果，主要从传统村落的分类保护、规划保护及策略保护等方面展开研究。文章通过梳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多方面的研究热点与主要进展，对既有研究进行述评，研判未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趋势，指出研究成果存在的共同点、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等，继而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出研究建议与展望，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以期助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发展。

1 传统村落类型划分的研究

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与其地理位置、空间形态及地形差异等因素有着紧密联系，村落之间存在着疏密、聚散的格局，有集村与散村之别[1]。村落的地理位置影响着村落地形，存在着山地、平地及背山临水及其他类型，但根据划分主体与要素的不同，并不局限于这几种类型[2-4]。张永辉提出乡村形态不一，其结构也不尽相同，可分为线轴、串珠及中心等类型[5]。孙莹等研究发现空间形态上的变化，呈现出形态特征上的差异化，得出村落空间形态的类型[6]。王东等提出类型学对分类具有指导意义，基于类型学特征进行类型划分，探讨空间布局类型衍化的生成机制[7]。罗瑜斌等提出传统村落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蕴含着诸多价值特征，其中以物质要素特点为依据，可划分为六种类型，并归纳出整体格局特征[8]。魏成以资源特色为切入点，提出四种村落类型，并研究其保护发展方向[9]。严少飞等以多维特征为划分视角，对传统村落进行评价认定，确定划分方式，分类后提出对应的活化引导策略[10-17]。赵志远通过多维价值评价划分传统村落的类型，并提出分类保护策略[18]。聂湘玉等将文化价值作为划分要素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价值得出分级名单推荐[19]。叶茂盛等研究自然环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量化分析得出村落类型，提出对应的建设策略[20]。刘馨秋等以農业遗产的特征进行类型划分，探索发展思路[21]。王勇等提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引导村落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根据路径特征可对传统村落进行分类，寻找适宜其保护发展的方法[22]。陶慧等通过对主体、产业、空间三者的动态特征，基于H-I-S三要素不同状态的组合，将村落划分为五种类型，并归纳提出对应的发展模式[23]。庞乾奎等以村落文化DNA特征分异的描述性研究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五种类型[24]。周宏伟、郭亚茹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由于早期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等方面的需求，产生了村落传统功能上的差异性，通过功能差异可进行分类的研究[25-26]。杨祺提出治理功能影响村落的保护发展模式及最后的保护发展效果，应进行分类并提出各治理模式下的存在问题[27]。张斌等提出产业功能对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应针对类型提出保护及空间发展策略[28]。王晓健等对村落微空间以文化功能进行分类，同时基于类型为村落环境延续及文化特征提出建议[29]。

2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研究

王路借鉴德国传统村落的更新规划的经验，为我国村落的更新发展提供了工作框架[30]。朱光亚从古村镇保护规划的系列问题入手，对保护发展规划的理论方法提出认识与思考[31]。颜仁通过桂峰村保护规划案例的研究，讨论了历史文化村镇规划的保护与利用问题[32]。郭谦等以钱岗村的多方面现状分析及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历史文化村镇规划中需采取设计内容[33]。俞孔坚等基于景观安全格局视角对顺德马岗规划提出乡土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34]。万艳华等提出创新的规划构想在大余湾历史文化名村的传统模式的分析下对保护规划的提升进展有着积极作用[35]。赵勇等在2008年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36]。孙翔分析保护规划编制的“控制线”重点问题，提出了在规划内容与实施上的具体建议[37]。高朝暄探索了欠发达地区历史文化村镇在保护规划中应注意的编制方法[38]。谢崇实根据地域化特征提出了历史文化的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39]。任栋通过规划文本分析，建立了文本质量评估体系，总结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的大致内容[40]。刘渌璐等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保护实施调整的指引对策[41]。刘勇在“社区营造”视角下，从多方面研究如何解决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中的问题[42]。张峻溪等通过传統村落保护规划内容的评述，发现涉及规划实施效果的成果较少，并提出未来技术与编制研究的更新建议[43]。姚林等梳理了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体系与内容，提出未来研究规划的方向[44]。阳建强以常熟古村李市为例，提出针对性问题解决的措施方法[45]。颜仁等通过对沙县与高砂镇的规划分析，探索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的路径与方法[46]。李箭飞等针对广州市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区，通过历史研究与自然评价，提出相应的保护发展对策[47]。黄家平从技术方面分析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规划编制案例，梳理出一条真实的技术路线[48]。万敏等通过解析老围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以保护发展的矛盾基础，阐释保护规划对于村落发展的重要性[49]。王崴等通过对美岱召村的实地调研，研究了其生态保护规划策略[50]。党东雨等从景观要素入手，对竹泉村进行了传统村落景观保护规划方法的探讨[51]。黄慧妍等以松茂村为例，提出了传统村落应对文化衰微应采取的传承发展策略[52]。闵忠荣等结合国外民宿开发的相关研究基础，对西冲传统村落提出实现民宿开发的规划策略[53]。王长柳等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特征尺度的提炼，提出其特征对应的保护规划技术与方法[54]。杨开基于价值与实施的视角，对湖洲村的历史文化名村规划进行多方面研究，讨论了保护措施制定的方法[55]。陈静从河南扒村的保护发展问题着手，探讨了有机更新、健康发展的保护发展规划之策[56]。张晓等以历史文化名镇为案例，探索文化导向下的保护发展规划思路[57]。高珊等基于对山门村的综合规划的编制实践，多方面提出了规划应对策略[58]。

3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策略的研究

张凯等通过对传统侗族村落的多层面特征联系的问题分析，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59]。吴理财通过对中西部五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困境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保护发展的方式途径[60]。马航等基于共生理论分析凤凰古村的三要素现状及问题，提出具体保护性更新策略[61]。李霄鹤等以历史文化名村为例，运用K-modes方法进行景观区域分类，提出福建传统村落景观保护利用策略[62]。赵曼丽结合典型案例，从生态文化的视角对贵州传统村落提出生态活化策略[63]。刘磊通过西河大湾村案例实证分析，系统阐述了以原型辨识为导向的保护开发策略[64]。马辉等通过对香车河村多方面的现状分析，提出了聚焦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策略[65]。许五军通过分析赣州客家传统村落的现状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发展策略[66]。满艺等通过分析不同建档模式下的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67]。陈栋等以盐城草堰村为例，分析淮盐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的危机挑战，研究地域化路径策略来实现历史村落与新村的协调发展[68]。詹国辉等以江苏S县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策略[69]。潘鲁生等通过实证调查与访谈，对传统村落的价值再认识，继而引发对保护发展建议的思考[70]。黄杰等将村落活化发展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进行辨析，重构旅游活化模式，提出了良性发展的策略理念[71]。周雷以邓城村为例，提出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设计的策略建议[72]。廖军华分析了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存在的困境，提出多方面的保护开发策略[73]。

4研究评述

4.1类型划分研究

随着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更新，截止到2019年，我国传统村落总数量已高达6819个，涵盖了270余个地级市、43个民族，整体上呈现出研究数量多、质量分异大、分布范围广及特色差异显的典型特征。正因如此，对于传统村落或历史文化村镇的全面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分类保护作为一种便捷、直观、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较高认可与广泛关注，研究热度也在不断上升，为分类分级工作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研究目的上，分类保护发展主要是通过以某一划分视角为切入点，基于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划分标准，依据评价结果进行类型划分，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提出保护发展策略，达到分类型指导保护发展的效果，单纯的分类研究也对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和充实类型学理论有着推动作用；在研究视角上，关于传统村落的分类研究在学术界一直以来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与划分方式，类型的差异性与研究视角、划分标准有着较大的关系，往往根据研究需要，包括环境、空间、价值、特征及功能等视角导向，因划分视角的不同而产生类型差异，由于类型划分的视角相似或接近，得出的类型结果及特征间会有相通之处；在划分标准上，传统村落作为特殊的聚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具有多重价值，其特征的复杂性需要构建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认定，划分标准也被分解的更加细致，同时对于其类型的认定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定条件、范围、差异下的相对划分结果，是为了后续进行的分类保护与指导提供基础研究。

4.2保护发展规划研究

保护发展规划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是勾勒村落发展蓝图的主要方法，系统性对村落保护发展进行超前谋划。保护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与针对性直接影响到村落保护发展实施的效果，因此学界对于保护发展规划的相关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在研究对象上，根据时间先后在古城、古村镇、古街路等之间不断转换，在2000年左右，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确立时期，学者更多地是对历史文化村镇、街区及保护区进行保护规划的探索研究，而后，2010年左右，村镇的概念被细分，传统村落概念被提出，往后研究对象为传统村落的文献大量出现，但涉及古城、街区、村镇等热点对象的研究热度仍然未减，总体来说研究对象的范围被细化；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以保护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为主，理论研究通过以一系列理论认知基础为支撑，从保护发展的问题、内容及方法等作为切入点，系统性对村镇规划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编制方法与技术理论，实践研究一般以案例研究为主，通过对案例村落规划进行分析，从现状问题、技术路线、文化保护、景观规划、规划方案及综合规划等层面寻找其规划存在的矛盾问题，结合具体案例提出针对性的规划思路与策略。对于保护发展规划的研究成果，学者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从多方面、多层面、多层次研究了保護发展规划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规划建议及未来趋势，在解决我国现有的村镇保护发展规划矛盾问题的同时，更为未来的村镇规划提供了研究方向引导与实际技术支持。

4.3保护发展策略研究

保护发展策略是激活传统村落价值的智力支持，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离不开策略引导。学者对于保护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传统村落多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保护策略与发展模式，加强保护发展效果。在研究对象上，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成果较多，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问题受到了较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增强为传统村落保护区域的平衡性与协调性，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研究背景上，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以视角导向、政策背景及发展理念等作为背景基础，在一定背景范围内探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问题，详细解析某一研究背景下保护发展的专项问题，近年来更多地涉及生态与文化领域，更加具体化，实现针对性；在研究方法上，研究成果大多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通过对村落资源分析及现状问题梳理，针对不同层面提出具体的保护发展建议，其中包括保护理念、产业发展、活化利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策略，细化保护发展工作，增强可操作性。

5研究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1）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内容体系，学界主要从类型划分、保护发展规划及保护发展策略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形成研究进展，其研究均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及新方法，拥有快速前进的研究趋势，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2）类型划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进行针对性保护，研究视角的单一性与划分标准的主观性，加上一些分类指标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划分结果过于笼统，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合理性，同时单纯的分类研究有利于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与类型学成果的充实，但对于传统村落缺乏直接的保护发展意义。

（3）保护发展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划理论研究与案例实证研究，其中更多地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基于理论研究的内容较少，同时研究大多针对规划问题进行分析探究，缺乏对保护发展规划后期实施效果评估与未来保护发展的规划方向的研究。

（4）保护发展策略呈现出多元化、具体化及专项化的研究态势，但基于发展大环境与多视角导向综合的策略研究略显单薄，研究层面较为单一，对中观、宏观及多层面综合的研究较少，提出的问题较为片面，从而导致解决问题的策略也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容易出现策略的针对性较强但受用面较窄的现象。

5.2研究展望

（1）研究内容体系应进一步完善。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公众给予较高关注的研究热点，需要从多方面内容去构建保护发展体系，对保护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形成从不同层面、层次、方法的交叉综合研究，包括整体性保护、分类保护、规划保护、策略保护及监管保护等主要内容，逐步完善研究内容体系，为保护发展工作提供坚实的研究理论支持。

（2）研究尺度应进一步拓宽。类型划分研究应从地区视角研究向各区域视角的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拓展，增加综合型视角导向下的分类保护发展研究；保护发展规划研究应从个案研究向区域多案例的综合比较研究拓展，增加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保护发展策略研究应从地区单背景向区域多背景的比较研究拓展，增加乡村振兴、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策略研究。

（3）研究领域应进一步拓展。整体来看，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物质形态上的保护发展，应进一步向非物质形态保护发展层面上拓展靠近，增加生态环境、空间形态、格局风貌及民俗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研究，深化保护发展层次，构建全新的保护发展模式框架。

（4）研究方法应进一步应用。传统村落作为特殊的复合型聚落，具有多重价值与内涵，其保护发展研究应结合多学科的渗透研究，包括地理学、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交互研究，同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新方法的综合应用，例如扎根理论、游客体验ASEB栅格分析法、决策实验室分析法及NVivo质性分析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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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伟煊陈继腾程欢

园林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2：

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关键词：兰州；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引言

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当今，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房地产业是否健康持续发展，不仅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但是，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行为主体之间的目标不一致等因素，当前的房地产开发中呈现出诸多的不合理现象，并将最终影响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分析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指标体系评价中国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情况，成为房地产开发研究者们研究的新课题。

近年来，兰州市房地产市场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兰州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备受关注。本文借鉴国内外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对兰州市房地产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相关数据，构建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对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为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提供预警和预报，为加快兰州市城市化进程，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四、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分析及建议

（一）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2008年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度比较低，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但随后协调度有很大的提高，2009年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度增加到0.4806，处于不太可持续的水平，到2010年兰州房地产发展基本可持续，而2011年的协调度达到了0.6851的水平，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比较可持续。从图1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兰州市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总趋势是协调度逐年在增加；兰州市房地产业发展从不协调向协调过渡，并向更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迈进。

（二）建议

1.继续培育和保护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目前，兰州市经济的成长正处于由温饱型到小康型的转变阶段，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很显然，只有加快房地产业的发展，满足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产品的需求，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2.重视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房地产业发展要与人口发展、环境发展、资源利用相协调。生态保护水平的差异，将会极大地影响房地产的价值，房地产生态价值的实现是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使房地产业成为城市生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中，要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绿化带、绿化区域，提高绿化质量和城市园林水平，构造合理的城市绿化系统；要改善城市交通、供水状况，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发展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回收再利用，从根本上改善居住区环境。

3.进一步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促进社会和谐。居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兰州市应通过深化改革，出台政策，制定适应兰州市住房实际的保障措施，消除一切阻碍市场发展和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完善和落实住房货币分配政策，不断提高职工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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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兰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兰州调查队.兰州统计年鉴2012[K].兰州：统计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陈鹤]

作者：吴荣荣　王小雪

园林发展对策研究论文篇3：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1990～2021年收录文献为样本，对国内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在2002年后发文迅速增加，但研究学者团队和机构合作整体情况较弱。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民族地区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资源、文化旅游开发、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等。总体研究内容广泛，却还没有形成系统。未来在围绕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新转化、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基础上，可加强中观、宏观层次经济学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化;可视化分析

【作者】黄月玲，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梓汐，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并指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见，文化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文化产业化发展是我国未来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承载着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民族群体的民族历史、民族遗迹、民族神话、民族宗教、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心理、民族习俗、民族建筑、民族居住地独特山川風貌的总称[1]。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是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构成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繁衍演变。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是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各类文化，面向旅游市场和旅游者开发各民族文化资源，实现各类民族文化的旅游市场开发利用、产业化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化发展，是民族地区挖掘区域经济资源优势，实现民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效路径。早在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就指出了“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1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也强调：“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加快文化产业发展”2，这些政策意见都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明确指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但民族特色文化丰富，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具有比较优势，成为民族区域支柱产业。但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我国民族文化多样化开发的重要板块，遵守市场和经济规律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利用和发展仍比较滞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效益与竞争力不强。因此，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研究现状特征、主要内容，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图谱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产业化利用，落实党中央关于国家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可视化图谱分析

国内对少数民族文化及旅游产业研究经历了较长的理论积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发展动向，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使用CiteSpace的数据分析功能，展现关键词、作者、机构等结构谱图，挖掘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研究的动态、热点和趋势等信息。通过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可对我国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更直观的了解，为针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切实科学的参照。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本文可视化图谱数据构建文献来源于CNKI数据库。通过数据库高级检索功能，以主题“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为检索条件，不限定文献发表时间，共检索出743篇文献（检索日期为2021年4月4日），手动删除报刊及新闻、会议通知信息以及与主题文献研究相关性低的期刊文献，最终检索出522篇文献，将其作为文献研究的样本，并将有效文献进行CiteSpace软件可视化分析研究。

2.研究方法。CiteSpace软件分析方法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CiteSpace的文献共被引、共词网络以及作者共被引功能，通过对研究文献生成的高频节点、聚类知识群等图谱进行解读，能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趋势进行探测。[2]23～24本文借用该软件生成的文献研究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对筛选的522篇文献进行分析和综述，以期明确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研究现状、特点与趋势。

（二）生成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1.研究的主要机构和团队。CiteSpace生成的机构合作共现图和作者合作共现图是研究合作网络图谱的两个主要内容，可了解研究该领域的学者及主要发文机构。将已筛选的数据导入软件，得到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图1）和作者合作共现图（图2）。图谱中，连线表示相互之间有合作，距离和位置展现了其合作群组特征，节点文字大小表示发文量，线段粗细与合作紧密程度呈正比。据图1显示，吉首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研究领域发文数量相对较多，但总的发文数量不大。研究其特征可见，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以高校为主且以民族类高校或民族地区高校为主，体现了研究机构属性和地域特征对民族文化研究的相关性较高。其次，图谱研究结构较为分散，图谱形成的节点间连线也较少，说明该领域不同研究机构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关系，大多数研究机构围绕该主题发文量少，体现出研究深度度不够，未形成系统研究。

通过作者合作共现图（图2）可以察看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及作者合作情况。由图可见：该领域系统研究和具有影响力的文献研究作者少，研究比较突出的作者代表有张曼婕、吴显义、王兆峰等。相关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如张曼婕的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关注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以及产业集群、产业政策研究等;王兆峰主要研究民族体育文化，民族村落文化等旅游发展以及民族县域旅游资源效益;吴显义则主要研究了侗族文化中音乐、歌舞、建筑等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困境，村寨建设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关系等。如果研究领域内存在相对紧密的合作团队，有利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深化，从图谱整体来看，该领域合作研究并未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代表性研究团队。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学者众多，但大多数研究处于独立状态，彼此之间联系交流和合作不强，该领域的研究泛而不深。

2.关键词图谱分析。关键词聚类图谱能够展示研究领域的中心内容，了解民族文化产业领域研究关注的核心和热点。

（1）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分析

由于关键词的聚类、共现知识图谱能够体现所研究领域的热点、结构和范式，因此，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形成了该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图3），其中，数字越小，表明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是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在这个网络中需要注意两个数值Q和S值，Q（Modularity）为聚类模块值，S（Silhouette）为聚类平均轮廓值，两个数值表征聚类的好坏，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0.5聚类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结果具有说服力。从图谱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Q值=0.6339，S值=0.8442来看，说明图谱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令人信服。

其中依据对数似然值最大的五个标签词，得到国内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文献聚类群如表1所示。由图3和表1可见，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关键词聚类形成了旅游产业、民族文化产业、民族文化、文化与旅游、旅游业、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文化旅游共7个聚类群，相关研究关注民族地区、融合发展、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旅游区、产业互动、模式等。

（2）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直观反映文献主题的研究内容，有助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文献绘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显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研究的关键词网络节点N=64个，连线E=102条，网络密度（Density）0.0506。说明围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研究较为广泛，结合关键词频率（Frequency）和中心度（Centrality）统计，对频次高于20的重要关键词进行排序得到表2，由图4和表2显示，“民族文化”“旅游业”中心性和频率最高，对其他关键词具有引发和辐射作用，围绕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引发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为旅游产业、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业，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等，是该领域关注的中心和热点。

二、研究主题热点与中心内容综述

从产业功能上着手，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是将人们对民族文化尤其少数民族文化需求转化为旅游过程和体验中的文化消费，进而以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和特色文化服务的方式，实现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效益。[3]李锐（2002）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化时指出“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应当根據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走独特发展道路，对于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民族地区，应优化民族文化资源配置，培育民族区域文化产业化体系”[4]，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方向。罗明义（2009）认为民族特色文化已成为民族地区最活跃的经济要素，旅游产业化是民族文化产业化的重要内容，各类民族文化如民族服饰、饮食、建筑、歌舞、技艺等旅游产业化创新转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和生长点。通过整理图谱和结合文献内容，总结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主要领域和中心内容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化研究的范畴

吴必虎，余青（2000）对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和归纳，认为民族文化旅游、（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少数民族旅游、少数民族专项旅游、民族民俗旅游、民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村、民俗旅游村寨、民俗特色旅游、生态博物馆等概念都属于民族文化旅游。[5]旅游业被认为是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状态的主要途径，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或旅游产业是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主要领域。国务院战略部署也指示：“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快速发展”“把旅游业培养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多年平均增速10%以上。因此，相关研究在关注民族地区或民族文化资源整理的基础上，多涉及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界定，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价值，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与保护、可持续发展。围绕民族文化对不同地域的旅游开发利用、旅游价值分析展开研究，如潘定智（1993）对“贵州”，石志兵（1994）对“海南”，杨虹（1996）对“昆明”。总体来说，倾向于少数民族资源的旅游业开发利用对促进民族经济有很大的作用。[6]

（二）民族文化旅游产品

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是民族文化在旅游产业化实践中市场和供求关注的核心内容，多从开发利用、设计、规划角度研究民族地区文化或各类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服务与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生产，或结合具体地区的民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进行旅游产业利用、开发研究。代表性研究如黄少辉（1989）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线对海南岛少数民族专项旅游的开发研究;罗明义（1999）对开发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业的研究，提出应开发民族歌舞、节庆、旅游商品、民族博物馆、民族风情园等产业化形式。廖杨（2005）从人类学角度结合旅游工艺品开发探讨了民族文化的商品化，2015年又从产业视角对壮族地区“花山文化遗产”提出了“三维一体”产业体系打造;闫愆仟（2018）以广西壮族织锦为例，研究了民族旅游工艺品设计的区域产业化。

（三）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较多着眼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歌舞、礼仪、节庆、服饰、餐饮为核心元素，与旅游融合开发满足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消费。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如对新疆（金璐，2012），对云南大理（陈修岭，2019），贵州黔东南州（李艳琼，艾双双，2019），侗族（吴忠军，2011;刘沛林，2014），苗族（吴建国，2010;胡艳丽，2013）等。研究角度和内容主要涉及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战略（黄伟先，2012），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的模式（陆军，王林，2006;漆亚莉，2018），制约瓶颈（范玉刚，2007）等方面探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路径与策略。

（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

以民族地区和各类民族文化为对象，围绕民族文化产业化的旅游市场，发展模式与路径，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

1.产业化市场研究

旅游者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消费主体，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应遵循市场规律，满足游客需求与消费。相关学者研究多从游客体验、游客满意度角度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如丘韬英（1994）对湖南少数民族特色工艺品的市场需求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陈曦（2006）对黑龙江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及市场定位进行了战略分析;白雪（2012）基于游客体验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比较;陈刚，白廷斌（2012）采用工商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寻求市场上各种文化背景的突出特征及驱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方法，促进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开发。

2.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模式

不同地域、类型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模式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张婷婷（2007）以《印象刘三姐》和《走进花山》为例研究了广西文化旅游产业运作模式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毕丽芳（2013）以大理、丽江为例研究了地域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潘文焰（2015）基于“人口产业”分析视角，研究了节事旅游资源的创意性开发和产业融合，并提出了节事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属地化”和“飞地化”模式;赵玉崟等（2019）以广西宾阳炮龙节为例提出了民族节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运营模式、文化品牌模式及产业集群模式发展思路;李天翼等（2018）总结了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西江模式”样本;贺晓（2018）研究了民俗工艺文化产业管理模式及优化;陈修岭（2019）研究了云南大理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与政府助力下的旅游产业模式模型。

3.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绩效研究

方远平与文南熏（2000）对地域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地域民族文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涉及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评价，发展效益及与地方经济的关系等。如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对民族县域（夏琼，2003）、民族地区（金毅，2004;李霞林，2005）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性研究;谢红雨等（2014）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效益与国内旅游产业效益的关系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周小飞等（2010）以重庆酉阳土家族民族文化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旅游商品化与民族经济的发展;黄娅（2012）从文化经济协同發展视角，构建并评价了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廖铭（2017）以连南瑶族自治县和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开展了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绩效研究。

总体来看，近30年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研究领域，旅游资源、文化旅游产业、旅游产业融合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保持密切相关。近年来，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民族文化创新转化、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研究关注的热点，并与品牌、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文化、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乡村振兴等关键词联系紧密，反映了这些主题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三、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阶段性研究与演变特征

从主题文献研究数量来看，2002年前的研究总量较少，2002年后发文量逐渐增加，快速增长峰值主要出现在2009年、2014年和2016年，之后有所下降（见图5）。

关键词突现度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影响力较大的研究内容，通过研究主题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图6）可以进一步了解一段时间内的热点研究领域和该领域阶段性特征。结合主题研究文献发文量和关键词突现图谱，在时间序列上大致可以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见图6）。

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研究文献较少，这一阶段以旅游业和旅游产业研究为基础，民族文化的资源是研究关注的核心。结合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进行旅游资源整理，与我国在政策和实践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旅游的兴起密切相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国内经济加速发展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992）及《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1993）等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开始关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整理和旅游业发展研究，但研究数量少且内容比较浅。

第二阶段，2001-2016年的研究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并就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以及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关系等文化和旅游关系的政策框架做出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旅游产业相关研究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整理基础上，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开发前景、旅游利用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研究快速增加，并在2009年进入首次峰值。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14年《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层面的战略指导、政策意见促进该时段实践和研究快速发展，说明我国的政策主导和推动对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研究热点从单纯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转向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中文化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旅游产业融合创新业态等。

第三阶段，2017年以后，主题发文数量有所下降，旅游产业融合的研究是热点领域，突出旅游产业中的文化特征，关注文化产业质量、品牌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文化为魂，旅游为体”，通过旅游的产业化、市场化手段，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培育旅游市场品牌，让更多文化资源发挥作用，这一系列政策，强化了对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深入研究，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路径、对策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更为丰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文化旅游产业无疑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产业，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主题研究也相应下降明显。

四、总结与展望

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反映，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是积极落实国务院“把旅游业培养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和“重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部署，助推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

总的来说，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主题近30年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该领域的研究并未形成联系密切的學术合作团队，总体研究较为分散，集中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角度发文较多和影响力较大的学者较为缺乏，研究力度和深度不够。第二，从发文机构来看，一些研究机构对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较为关注，但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经济视角研究重视程度不够，各研究机构受区域限制，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因此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研究体系。第三，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其中以民族旅游地或某类型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案例和实证研究较多，定量研究方法主要见于旅游产业效益和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方面。第四，从研究内容上看，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围绕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2000年前主要关注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业化开发和价值研究，2000年后，着眼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类型的旅游产业开发作用、意义，各类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模式、路径、策略等，2009年后，围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快速增加，相关研究与文化旅游产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及旅游产业和产业融合密切相关。多探讨旅游产业发展问题、瓶颈，而旅游产业化发展必要性，发展路径与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泛泛而谈较多。总之，我国学者比较关注民族文化经济与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及保护、模式、路径等非经济层面的问题，研究范围较广。现有研究对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学科交叉、理论指导和深度研究普遍较为欠缺，没有形成全面的研究系统。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经济的综合话题，一直以来，在学科研究和角度上，主要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居多，从经济学、营销学角度研究较少，今后需要发挥多学科研究优势，结合实践需要，重视学科交叉领域研究，加强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理论和角度的研究切入点。加强研究热点领域如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旅游产业品牌、产业链、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深度研究。重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本、文化经济市场运作、民族文化资源产权及产业化条件的市场要素等经济问题，关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市场主体与产业绩效等相关研究。在研究范畴和对象上，加强中观层面的民族文化产业集聚、产业链、产业组织研究;宏观上关注适合我国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重视经济、文化、产业政策对民族文化和产业化的政策促进与机制保障，促进新时期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除了结合具体民族、地区的案例开展实证研究，在信息化技术时代，应加强与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融合与应用，在实践中指导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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