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经济学研究论文

摘要：党的建设实践要求创新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应该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益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接政治学，夯实党的建设的学科基础；对接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创新和丰富党的思想建设、心理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研究，党的建设绩效、法制和党的建设史研究，以及我们党与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研究。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农村建设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农村建设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高标准农田建设研究综述

摘要在查阅大量有关文献和规范的基础上，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必要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与地区适宜性评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产生的效益、土地整治绩效评价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展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研究方向。结果表明：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项目实施的效益和影响的探讨，对项目实施行为和实施过程中的效率研究较少；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标准农田选址、具体工程的规划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布局、模式和时序安排，这些研究都属于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建什么”和“怎么建”的问题，缺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 绩效评价； 土地整治； 综述

A

Key wordsHigh standard farml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Review

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是当下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随着耕地面积锐减、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日益突显，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基本农田作为口粮田的建设被提上重要日程，尤其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已成为中共中央“三农”工作的重点，是国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基于此背景，笔者以现有国内外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学术研究文献为基础，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分析并提出推进其研究发展的合理思考。

1高标准农田建设必要性研究

国外并没有“高标准农田”这一概念，学者们对于农田建设必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优质耕地保护方面。美国农业部在20世纪末就将耕地资源划分等级，确定优质耕地范畴，以规范全国耕地保护标准[1]。英国根据土地产出潜力将高潜力农田划分为严格保护类农田，并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对优质农田实施重点保护[2]。但日本等耕地资源较匮乏的国家则主张通过土地整理、平整，将破碎的土地集中连片，使耕地形状规则化以提高耕地产出效益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3]。

国内众多学者通过分析认为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可有效增加粮食产量、保护耕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拉动当地经济增长[4-5]。可概括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开展将对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农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做出重大贡献[6]，是长远意义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传统农民角色发生转变的利国利民的正确举措。

2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行性研究与地区适宜性评价

国外学者进行农田建设的可行性研究较多，如1972年Beek等[7]从土地质量是否与土地用途相匹配的角度提出了专门用于农业土地利用规划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Lovric等[8]运用模糊子集理论建立模型，预测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Droogers等[9]提出可采用Goaloriented Concept方法评价农田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国内学者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行性研究较多，主要从定量和定性方面分析建设可行性。薛剑等[10]以黑龙江富锦市为例，从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等多方面入手构建该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行性与空间稳定性评价模型，得出该地区不同程度上建设可行性的区域面积，用以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序安排。李霞[11]通过定性分析发现河南桐柏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行性的推动力主要有行政管理到位、规划合理、技术支持、资金保障、公众参与度高等。刘新卫等[12]根据2001～2010年土地整治数据，总结出以往形成的扎实的工作基础将极大地促进接下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关于地区适宜性评价，崔勇等[13]借鉴北京怀柔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案例，通过指标体系的建立并使用AHP和GIS空间技术进行评价，得到怀柔区各乡镇适宜性等级数据和不同等级区域划分结果。杜昭阳[14]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别确定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与空间布局协调性，结合“互斥矩阵”模型实证分析得出该地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优先顺序。

3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外的农田建设工作已相当成熟，尤以生态农业发展较好。如欧盟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确保生态农业建设，已实现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15]，英国也已建成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生态农场进一步研究生态农业[16]，荷兰也将绿色环境工程建设纳为土地整治工作的主要方面 [17]。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实现土地整治的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更大化、景观生态等多重功能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灌溉管理、施肥培育技术改进等[18]。

相较于国外较发达的基本农田建设现状，国内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虽已取得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现状可从农业、农村、农民概括，部分建成区已实现农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粮食产量有所提升，农村生态环境合理改善，农民增收，全国范围的中低产田得到不同程度改造，耕地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在建设过程中仍有问题不容忽视，如地方各部门建设标准不统一、规划参差不齐、重形式轻效果、后期监管不力、重复建设、资金投入与耕地资源禀赋不匹配、田块过于零散、权属关系复杂、劳动力缺乏等。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①地方各部门对全国统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认识不一，造成规划参差不齐、不协调现象，实施建设标准有待细化[19-21]；②建设资金并未完全发挥预期作用[22-23]；③因我国土地权属关系复杂、耕地零散，严重阻碍建设大规模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19-23]；④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重复建设、浪费投资甚至超标准过度建设现象[24]。

4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效益分析

欧美学者对于基本农田建设取得的成效研究集中在生态效益方面，较少涉及增加耕地面积的说法。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多基于生态建设、环境质量等方面分析土地整治效果评价工作[25]。欧美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耕地的生态价值较之其他专门用于增加环境美观程度的植被有其特殊意义存在[26]。耕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更注重农田建设取得的经济效益，如以色列通过采用高科技农业基础设施有效增加了耕地面积与作物产量，充分整合了农业资源[3]。

国内学者大多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出发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的成效。经济效益多从耕地投入产出变化、耕地地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黄锦法等[27]通过评估浙江嘉兴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施前后的多种耕地质量衡量指标，得出当地耕地地力提升的结论。王玥[28]运用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对于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效应。

社会效益分析多从粮食生产潜力、耕作时间、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可持续发展、公众满意度等方面探讨。蔡洁等[29]运用熵权可拓模型研究农民、农村、农业3个因子在宝鸡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的社会效应贡献差异。俞奉庆等[30]认为耕地的社会价值属于间接价值，通过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粮食安全3方面体现。

生态效益主要以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污染水平、抵御灾害等方面进行衡量。孙海兵[31]认为耕地的生态效益分为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持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王玥[28]基于农业生态价值法，采用XL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测算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发现建设后生态质量明显提升。

5土地整治绩效评价研究现状

鉴于目前国内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工作尚未完全展开，仅张效敬等[32]从耕地质量视角界定了高标准农田绩效评价的内涵，并运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衡量黑龙江省海伦市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取得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果。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更多依托土地整治项目评价开展，因此该研究选择从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成果出发进行分析。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目前已取得丰硕成果，国内外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理论、采用不同实证分析方法，多角度评价了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该研究从以下3方面总结国内外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工作成果。

5.1土地整治绩效评价内涵界定

国外学者对于土地整治项目评价工作开展较早，但绩效评价研究并不多，因此难以从文献中获取国外学者关于土地整治绩效评价的内涵。

国内学者已从多方面科学界定了土地整治绩效评价的内涵，其中，薛思学等[33]认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是为衡量土地整理项目后是否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增值的一项科学分析和评价活动。罗文斌等[34]在肯定土地整治项目产生效益的同时加入了项目过程绩效研究。汪文雄等[35]提出农地整治绩效评价从效率入手研究，即通过项目投入-产出比较评价绩效。冯应斌等[36]认为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由项目实施对整治区的贡献和效果评价组成。

5.2土地整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欧洲大部分学者最初只注重土地整治工程的经济效益，逐渐地才认识到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重要性[37]，选择土地整治项目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3个维度构建绩效指标体系[38]，尤其以德国学者更为重视景观生态评价，引入衡量是否影响生态环境的指标[39]。

国内学者为评价土地整治项目绩效构建的指标体系趋于多元化，一般分为从项目实施效率和产生效益入手。如王喜等[40]将项目管理者和项目本身分别作为主体，从项目实施绩效与项目效益绩效评价设置指标。金晓斌等[41]直接从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郭刚等[42]则从项目实施情况入手，以计划任务完成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建设质量情况、管理规范情况为准则层。罗文斌等[34]按照项目的投入、实施过程、产出情况、最终效果的顺序构建指标体系。李冰清等[43]基于“目标—准则—指标—因素”的角度按照项目决策、管控、效益方面构建土地整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5.3土地整治绩效评价测度方法选择

5.3.1单一性绩效评价。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土地整治单一绩效评价情况较为少见，多为综合绩效评价。

国内学者进行土地整治项目单一绩效评价较少，主要有项目监管绩效和资金绩效评价。孟展等[44]运用归纳综合法、物元分析模型法评价苏州市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监管绩效。宗建岳[45]基于项目资金实施情况总结并界定了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中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路径等问题。

5.3.2单一效益评价。

国外学者一般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3个维度进行土地整治项目效益分析[46]，但整体贯穿生态建设重要性[47]。经济效益评价多采用经济学中的效益测算方法，即通过支出成本与收获成果的比值衡量项目实施效果[48]；社会效益多从项目实施是否改变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和农地破碎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指标设置并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和地理信息进行研究[49]；生态效益则多运用景观学、土壤学等多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土地整治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如Yasser等[50]对阿布吉尔地区土地整治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国内学者学者对单一效益评价方法的选择较为多样化。如评价经济效益时，周瑞龙[51]运用系统分析法理念，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测算；王静[52]提出投入-产出法测算土地整治工程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评价中，倪楠等[53]运用比较分析法得出土地整治项目有效增加了耕地数量与农民收入；吴冠岑等[54]基于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分析土地整理项目的社会效益。进行生态效益评价时，郭晓冬等[55]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计算丘陵区秦安县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生态效益；刘元芳等[56]基于能值分析法测算太行山山前平原项目区的生态效益。

5.3.3综合效益评价。

目前较多国内外学者进行土地整治项目综合效益评价运用特尔斐法[41]、层次分析法[41-42]、模糊综合评价法[42-43]、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分析法[29，34，44，57]，不乏有其他如问卷调查法[57]、类比分析法[58]、统计预测法[58]、CSI评价法[59]、DEA模型法[53]、BP网络模型法[60]、MAUT分析法[61]、GIS空间分析法[62]等。

6结论与启示

对国内外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研究工作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只是停留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义、过程与内容层面，建设后评价研究较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研究成果更少，绩效评价研究多围绕土地整治项目开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的内涵从侧重行为结果的效益评价，逐步拓展到以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为中心的绩效评价。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项目实施的效益和影响的探讨，对项目实施行为和实施过程中的效率研究较少[63]。

（2）目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标准农田选址、具体工程的规划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布局、模式和时序安排，这些研究都属于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建什么”和“怎么建”的问题，缺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提出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约2 667万hm2），国土资源部制定并出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并提出，各地应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对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和评价。因此，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不仅能从理论上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也是实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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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芳英　闵捷　刘瑶　王利香

新农村建设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对接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党的建设理论

摘要：党的建设实践要求创新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应该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益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接政治学，夯实党的建设的学科基础；对接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创新和丰富党的思想建设、心理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研究，党的建设绩效、法制和党的建设史研究，以及我们党与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研究。

关键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创新；党的建设

文献标识码：A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立足现实，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大胆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益理论和方法，创新党的建设理论，进而指导党的建设实践。

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体系共有13个学科门类，每个学科门类下又有数目不等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两个层次，其中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本文谨以上述学科为例，择其要而丰富和创新党建理论研究，略抒管见，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第一，对接政治学，夯实党的建设的学科基础。按照现行的国家学科分类，“党的建设”是以“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形式出现，列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①①学界对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学科性质看法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该学科属于历史学科；有的人认为，该学科属于政治理论学科；还有的人认为，该学科是兼有政治理论特点的历史学科。该学科既然是政治学名下的二级学科，那么就理应对接政治学，夯实党的建设的学科基础。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尽管人们对政治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这是没有疑义的，而在近现代社会里，国家政权又是由政党来执掌、控制或者影响的，政党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一般来说，政治学中的政党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的基本理论，如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的组织结构、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自身建设、政党体制及其成因、政党协商②②政党协商，也称党际协商，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协商、联合执政党之间的协商、共产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协商。、政党与公共权力、政党与大众传媒、国际政治中的政党，以及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等等；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如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产生、发展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应对挑战和危机的对策，等等；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如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地位、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及其类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可见，其中一些内容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其他许多内容也可以用来研究我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不仅仅是从政党的本质和性质上、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还要从政党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比较的广阔视野，开展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的借鉴研究。

第二，对接经济学，创新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及绩效研究。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及其规律和规则，它也可以拓宽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政治核心内容之一的政党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建立于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只有深刻把握社会的经济现象，尤其是把握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反映的经济利益，才能深刻把握各种政治现象的内在动因，进而把握党的建设的根本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所以党的建设研究也要关注社会的经济现象及其内在的规律性，研究经济与政党之间相互制约和影响的程度、方式和路径。二是可以借鉴经济学的若干理论研究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如，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政治的经济学（也称为“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偏好显示、少数服从多数、寻租行为治理等主张，对于研究党内民主、党员干部腐败的产生及治理等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或称新制度主义、新制度学派、新组织经济学）关于制度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制度增加或减少交易成本、制度路径依赖等主张，对于研究如何强化执政党制度建设、改进执政党决策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经济学的要义之一在于注重成本核算，降低成本，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作为一个执政党，不仅存在一个执政问题，还存在一个执政成本和执政绩效，以及执政绩效的评价体系等问题。执政绩效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政党执政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发展成本等）过大，而执政绩效与执政成本比例不合理甚至比例倒挂，那么这种执政应该说是低效率的，执政党也不是合格的，它会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丧失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党的建设研究也要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执政党执政及其建设的成本问题，以最小的人、财、物投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如研究党内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问题，包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和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如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等。

第三，对接心理学，创新党的心理建设研究。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内容之一，可是有些心理和意识方面的问题，如对党的认识和情感、对党的总书记及其他领导人的印象等等，虽未上升为党的思想，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就有可能由对党的不好的印象和情感发展成不理会甚至厌恶党。因此，党的思想建设不仅包括思想建设，还应该包含党的心理建设。党的心理建设研究应该对接心理学来进行。

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既研究个体心理，也研究群体心理；既研究人的显意识（或称意识），又研究人的潜意识（或称无意识）；既研究心理，还研究行为；既研究心理及其行为，还研究影响和制约心理及行为的因素。因此，政党同样也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对党的心理建设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一是研究党的心理的涵义、过程、作用。即研究政党及其成员的群体心理、个体心理，这种心理有的是显现出来的，也有的是没有显现出来的，即有的是显意识，有的是潜意识。研究显性心理是什么，潜性心理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呈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研究党的认知、党的情感、入党动机、党的态度等不同心理过程的表现，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动作用。二是研究党的心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即研究在党的心理意识支配下的政党群体行为和政党成员（包括政党领袖）的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如政党的纲领、组织体系、成员的构成，政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以及这些因素对政党群体和个体心理及行为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三是研究党的心理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区别和联系。即研究党的心理建设为思想建设提供了哪些基础，思想建设又给心理建设以怎样的影响？党的心理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在研究对象、地位和作用、方式方法等方面有什么不同？从党员、制度、环境等三个方面，探寻党的心理建设的具体路径。

第四，对接教育学及其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学习理论，丰富和创新党的思想建设研究。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这一原理时，把它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建设。一般来说，我们党的思想建设，是指党为保持自己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在思想理论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其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改造和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换句话说，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一方面，从目的和要求来说，就是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另一方面，从主动性和自觉性来说，就是党员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无论是党员教育还是党员学习，都与教育学和学习理论密切相关。

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学习理论是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说明人类学习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的学说。试图回答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规律、是什么样的过程，以及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它们对党的思想建设研究的丰富和创新主要表现是，根据党的历史方位，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丰富和创新思想建设的内容和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具体来说，一是要研究思想建设的内容。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二是要研究思想建设的形式。研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需要变革和创新哪些教育和学习的方式方法。教育和学习方式如何从单向到双向、从单一到多样、从一般性交流讨论到有深度的研讨交流，怎样有效利用报刊、书籍等传统传媒和电视、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等途径进行教育和学习。三是研究影响教育和学习的诸因素。研究影响和制约教育和学习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哪些是动力因素，哪些是阻力因素，采取什么方式增强动力因素，消解阻力因素，使全体党员都能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

第五，对接法学，创新执政党的法制建设研究。法学是一门研究法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启示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强政党的法律规范研究。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法的产生、表现形式及具体的规范条文，研究我国宪法关于政党的法律规定及制定政党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二是要以法治党。我国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是廉洁奉公、克尽职守的，但也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各种腐败问题。为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党中央三令五申，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规定，可收效甚微，其中缘由很多，但与党的规章制度没有上升为法律规范不无关系，因此，党的建设理论要研究将哪些党规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并如何使之与党的规章制度相配套。三是执政党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可在现有依法执政所依之“法”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所依之“法”包括哪些法律？如何建立健全这些法律？都需要党的建设理论予以研究。

第六，对接历史学，丰富和创新党的建设史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它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古代史和近现代史、通史和专门史，以及历史文献等等，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对接历史学，丰富和创新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主要在：一是作为研究政党的专门史本身就是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史、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毛泽东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世界政党思想史等本身就是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内容。我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的研究较多，对毛泽东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也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同时，我们还应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开展世界政党史、世界政党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政党及其有关问题，也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中，还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把所要研究的党的建设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之下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动态研究，既要研究党的建设的过去、现在，也要预测其将来，以古鉴今，鉴往知来。

第七，对接社会学，丰富和创新党与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社会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问题本身也是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内容，如政党的社会认同、政党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实现社会化的途经和方法等。二是要研究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深化党的建设理论中政党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就是把政党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之中，研究它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关系，以及实现政党与个人、政党与组织、政党与整个社会和谐一致的条件和途径。三是要研究政党与民族文化、社会群体文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文化的关系，深化党的建设理论中政党与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构建新型政党文化。四是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是党的建设研究的重要方法。党的建设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访谈、实验和问卷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以往党的建设研究非常重视原理的论证和价值判断（定性研究），但通过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定性研究），则更能说清楚问题。比如近年来对基层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实证研究，对一些试点单位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证研究等等，都说明实证包括案例研究对于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是必要的。

此外，对接管理学，可以创新党的组织建设研究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对接哲学，可以创新党的建设研究的方法论等等。

总之，对接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党的建设研究，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党的建设实践的新需要，综合运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党的建设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整合成“大党建”理论，去指导党的建设实践活动；同时通过党的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检验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这样循环往复，将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稳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责任编辑：邓卫红

作者：孙秀民 鲍明

新农村建设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 要： 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是一个多学科构成的议题，同时也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课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围绕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的意义、经验、困境、策略等多方开展了一系列比较有价值的探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要从更广、更宽的维度来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内涵、要强化人才选择、加强环境建设、进行职能优化、完善制度建设和内涵建设，这样才能推动农村基层人才组织建设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 基层组织； 人才； 研究； 综述

农村基层组织人才是当前农村各项工作中的主力军，其主要是指行政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还包括村民小组组长、村团总支书、村妇女主任、村农科员等本土型人才。除此之外，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外延还应包括大学生村官和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等外来型人才，这些本土型人才与外来型人才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全部。2015年11月，国家发布下一个阶段国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规划纲要中对农村的各项建设工作作出了全面而细致的部署。自此规划纲要公布实施以来，广大农村的社会各项状况有了一些明显的变革，为和谐繁荣的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如何建设一支思想过硬、人员稳定、高素质、有威望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对切实做好农村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加强和改善农村日常经济社会工作，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研究概况

以“农村基层组织人才”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与此关键词相关的数据并不多。我们再扩大检索的外延和范围，以“农村组织人才”进行重新检索，从1983年至2016年9月，共搜索到近2210条结果。为便于本研究的开展，笔者仅对2006-2016年这11年间的研究情况展开分析和说明。

由表1可以看出，与“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农村组织人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每年的研究成果均在300条以下，因2016年只统计至9月份，所以数据更少。研究发现，在关于“农村组织人才”的成果中又以“农村组织”的研究占多数。同时根据检索资料和数据库得知，目前国外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尚未发现相关成果。在国外，没有与“人才”完全相对应的概念，国外对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人力资本研究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国外学者侧重于从宏观层面的角度去研究企业和政府中的人才，也有一部分侧重于对农村人力资源的研究而非人才。与国内不同的是，这一类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不过，国外的一些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人才的管理和培养。另外，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来探讨人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富余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这些观点也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总体来看，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来探讨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研究成果虽有一定的积累，然而也并不丰富。因此，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的现状研判、任务识别、重点与难点透视、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显得格外必要。

二、农村基层人才的主要研究内容

发展离不开继承。研究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的实现途径，需要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他人的相关成果以推动研究的深化。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逐渐进入新常态，学界内的诸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角度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这一时代性的课题进行了一些较为系统和充足的前期研究。有一些散见于调研报告、理论探讨、工作总结和内部文稿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农村人才建设重要性研究、农村基层干部人才和党组织人才建设现状研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农村人才建设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研究、农村人才建设对策研究等问题进行综合的论证。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对深入探索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和翔实的资料，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也间接为如何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具体来说，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农村人才建设重要性研究

我国的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對农村人才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分类研究。刘庆斌（2016）指出乡村干部是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坚力量，通过分析乡村干部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培养和造就好一批乡村干部能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1]王志成（2015）以浙江省的农村为例，阐明了不同模式与人才发展的互动机理，分析了当前浙江省农村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适合当地农村人才建设的相关对策。[2]夏明亮（2015）深入调查了农村社会中公共管理人才的工作现状、制约因素，提出全面加强农村人才工作是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举措。[3]秦永超（2014）认为要能够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配合农村基层自治组织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农村人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做出必要的探索。[4]肖湘雄、詹自军（2012）以湖南省安吉县为研究对象，对农村基层管理人才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索，并运用实地调查法与访谈法，归纳出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现实格局，指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人才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刘翠芬、张振华、房栋（2011）等学者研究了西部地区农村人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农村人才所面临的现状、困境、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进而提出了若干可行性的方法。[6]王宏源（2010）论述了构建农村人才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总结了农村人才建设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7]

（二）关于农村人才的分类研究

农村中的基层干部和党组织人才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力量的主力，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建设、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实用人才建设、农村基层村干部人才建设等几个方面。

1. 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建设研究。冯秀红（2015）通过对河津市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实证调查分析，对河津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了实行干部任期责任制、加强干部综合能力建设等相关对策。[1] 廖建华（2012）从村党组织书记的职业化建设实践角度进行思考，希望各地结合实际在实践上进行积极的探索，走出一条符合村情的发展道路。[9]张坤、王征兵（2006）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存在凝聚力和战斗力弱，提出了从制度构建、主体引导、内培外引等多角度去解决农村中的村干部建设问题。[10]李克胜（2007）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建设为主要论题，提出要解决国家在人才建设的政策在乡村真正“落地”，构想性地提出了县镇与基层党组织人才建设的衔接和互动等机制。[11]马志明（2011）提出新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更加重视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在学习方法上更加科学，这对农村的深化改革和工作科学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农村基层村干部人才建设研究。程同顺（2002）着重探讨了农村干部存在业务水平低、工作效能差、工作方法落后、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以“协同治理”为主线的农村基层干部建设和管理新模式。[12] 徐表炎（2012）通过以宁波市为个案，对农村基层干部建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并以相关人才学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从农村区域经济方向来研究如何建设村干部。[13] 刘西忠（2011）从国家基层战略的视角来探讨如何构建村干部的制度体系，并指出制度构建在农村的工作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加强基层村干部人才的建设具有保障作用。[14] 张泽（2010）以贫困地区的村干部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村干部发挥作用的制约和影响，提出了要真正发挥村干部的作用，就要造就和培养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村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盘活农村经济，实现农村社会的根本变革。[15] 范柏乃、戴悦（2007）对我国村干部建设进行分析，指出村干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缺乏培训、各项待遇不足等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教育培训、强化激励、深化干部改革等对策。[16]

3. 农村实用人才建设研究。张洪霞（2013）从需求的角度来探讨天津市农村实用人才存在着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并着重指出明确培训目标、丰富培训内容以及搭建培训的体系是解决当前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质量不高的有效途径。[17] 朱贵水、谢文庆（2012）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农村实用人才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最关键的因素。通过运用“多角度、宽口径”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解决农村实用人才建设中的具体措施。[18] 李金凤（2011）分析了寿光县农村实用人才的总体情况和基本特征，总结了寿光县农村实用人才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绩效，探讨了寿光县实用人才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要建立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对实用人才的组织管理和加大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力度等措施。[19] 潘利兵（2010）从农村人力资源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入手，指出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迫切性，从促进现阶段农村深化和全面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现实意义。[20]

4. 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关系的研究。王银香（2015）指出要加强“筑巢引凤”工程建设，抓好农村教育培训工程，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抓好科学用人工程，留住并盘活农村人才，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科学建设提供大量优秀人才。[21] 施碧月（2009）分析了扬州和泰州两个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在分析的过程中指出了农村中的人力资源开发能为农村的基层组织贡献人才资源。因此，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来源都关系到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22] 任敏（2013）探讨了农村中的精英人力资源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对如何创新机制、优化乡村环境、吸引乡村精英投入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提出了应对之策。[23] 姜一峰（2007）以湖南省部分县市为例，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结合研究，并指出开发农村现有的人力资源是强化基层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24] 刘文海（2007）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指出农村的人力资源是推动农村经济和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资源，加快培育农村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25]

（三）关于农村人才建設制约性因素研究

周伟斌（2015）认为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需要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而农村人才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的障碍性因素，需要进一步发挥效能，从而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来加速城乡一体化这一长期目标的达成。[26] 刘奇（2012）总结了我国农村人才缺乏所带来了“六难”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农村人才为什么会缺少人才，特别是高质量的人才，提出了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格局应该更加注重科学化和公平化。[27] 谢承刚（2011）认为我国农村人才建设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人才总量不足，二是农村人才综合素质能力不高，三是人才结构失衡，四是农村人才流失情况严重，五是农村人才在职业路径的选择上多样化。指出国家要引导人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合理流动。[28] 郭祥锋（2009）结合潍坊市的实际情况，以实证研究为主，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潍坊市农村实用人才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当前该市农村人才建设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度欠缺、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培养教育滞后和市场化程度低等主要问题。[29] 郑平（2012）指出由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人才建设的现实性主要障碍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不足，所导致城乡人力资源的投入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产生的差距也越来越大。[30]

（四）关于农村人才建设的对策研究

如袁金刚（2015）指出选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农村基层干部人才建设的制度性保障，而国家政策向农村合理偏向则为农村人才更好的建设提供了可能。[31] 王银香（2015）指出要通过提高农村人才的各项待遇水平，包括工作待遇和福利待遇两个方面。另外要增加回乡人才收入，使其收入水平高于周边劳动力工资水平，要从构建新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等方面出发，以培训提升质量的方式来不断提高本土农村人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32] 范柏乃、戴悦（2007）认为要建立完善选拔、培训、激励、管理等一系列的方式，才能为农村中的人才建设提供一个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33] 潘利兵（2010）提出加强农村人才建设要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注重现况以及强化基础的思路，切实组织好农村人才的各项建设工作。[20] 韩长斌（2015）在分析农村人才建设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指出要想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既要有政策上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各项配套的制度加以支撑，才能使农村中的人才带领群众走向富裕。[35]

通过以上总结之前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多是从农村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干部以及实用人才、农村人才建设中的问题和对策等方面开展研究。而且，很多学者又侧重于如何破解农村基层干部和党组织人才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围绕着一个小范围、小区域的农村人才建设也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侧重点。如郭世优的《村庄“空虚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建设研究》（2015），冯慧芳的《我国基层政治人才开发与培养新途径研究》（2014），任庆银的《新时期我国乡镇领导干部建设研究》（2013），宋岱东的《泰安市农村人才建设问题研究》（2013），荆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建设研究——以汪清县为例》（2012），刘洋的《农村后备干部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2012），徐表炎的《基层干部人才建设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2012），恩施州民政局的《恩施州农村基层人才建设情况调查报告》（2007）等。这些系统和集中的研究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提出了许多参考性的意见，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由于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因其独特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因而更是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亮点论述，这为笔者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进入到新世纪，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对今天我国的总体发展格局而言，要推进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早日实现和谐社会，就应该把工作的重心不断转移和下放到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中各项人才在内的现代化人才资源，从而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支撑。特别是对于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要进一步达成“脱贫致富”的目标，进一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重大任务，就必须妥善处理好“人才问题”。审视基本历史情况，要真正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最根本就是培养一支符合农村实际的基层组织人才，发挥好人才在农村工作中的作用，这是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发挥引导作用的必然出路。因此，笔者把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人才作为研究对象，以全面落实深化改革目标为依托，探讨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体系和建设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症结和内在原因，进而找出解决的路径，以期对加快推进农村中的基层组织中人才建设有所启发。

在广泛收集资料和实际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做出的一些初步的研究，笔者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结论。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研究对象呈现单一、孤立的特点

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会中的人才研究主要聚焦于基层党组织人才队伍或者是村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并没有对“农村基层组织”这一定义所包含的特定对象进行细化与分类。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多元外向发展，除了行政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外，村民小组组长、村团总支书、村妇女主任、村农科员、大学生村官、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等都在农村发挥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需要从更广、更宽的维度来界定和研究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内涵。

（二）现有研究内容和目标略显泛化

现阶段，在对待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上，大多在一个整体的范围来笼统地探讨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剥离出来的相关研究不多。就当前而言，需要将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任务内化到人才选择、环境建设、职能优化、制度建设和内涵建设任务中，这样才能确保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统一、研究的指向性和前瞻性统一。

（三）研究区域相对而言较为局限

就研究区域而言，农村基层组织的人才队伍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稳定、协调关系等方面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将农村地区这一脆弱的研究领域从一个整体区域中单独列出来进行实证性、系统性研究更有必要。为此，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细化而深入的研究是进一步理顺农村基层中各项关系的一次尝试，是深入了解农村基层组织运行状态的窥探。

（四）研究技术系统性欠缺

由于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研究不够系统，所以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不够多。加之实际调查研究较难开展，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可能较为粗浅，故在农村基层组织中人才的整体概述上会存在一定偏差，提出的问题和对策有待进一步深化。

因此，针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来开展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可以明晰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根据现实情况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

从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发展的前景来看，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研究趋势还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把握和努力。一是要研究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运行现状。基于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的调查与评估，对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的沿革、类别、职能、定位、规模、幅度、人员、制度、薪酬、福利、职业发展等要素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阐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二是要明晰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和任务。要依据人才队伍建设的内涵和目标，重新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测度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和运行现状之间的差距，在总结已有的人才经验基础上，识别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任务。三是要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与难点。要围绕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任务，主要从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经费投入、基层组织干部待遇、農村人才现状与需求、基层组织干部队伍的素质与能力、激励机制、培训体系、管理机制等方面综合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四是要建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政策支持体系。要根据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内涵和要求，从舆论、经费投入、环境建设、硬件建设、制度化建设、选拔机制、帮扶机制、培训、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提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新策略与措施。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对现有关于人才建设研究进行梳理，以通过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结合实际的调研情况，探究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的运行现状、相关难点，并为实现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的发展提出可运行的政策建议。笔者期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社会，为那些致力于“农村基层组织人才”研究的广大学者和专家继续从不同视角对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进而为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为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共建和谐的社会而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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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作者：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