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文化及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随着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必将步入快车道，保险业发展也将会面临一次大发展的良好机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保险业文化及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保险业文化及生态环境论文 篇1：

英国与日本行政生态环境之比较研究

摘 要：英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将对这两个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探析二者行政生态环境方面的不同之处，为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完善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英国 日本 行政生态环境 比较

根据一般系统论的观点，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的刚性系统，它们必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存在、发展和延续。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在其《行政生态学》为代表的论著中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环境因素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体系。

一、行政生态环境理论概述及问题提出

所谓行政生态环境，是指处在特定行政系统边界之外的，能够对该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实体、情势与事件的总和，其内涵包括：（1）行政生态环境是针对特定行政系统而言的；（2）行政生态通过边界与行政系统相区分；（3）行政生态构成成分的关键属性在于能够对行政系统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产生影响；（4）行政生态因素是有形的实体因素、无形的情势因素的特定组合。本文中从行政生态环境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三方面来探讨国家之间行政生态环境的差异所在。

英国和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地理环境上都是岛国，气候类似；消费水平类似，都具有对外扩张的侵略性，都奉行君主立宪制；经济发达，一个是欧洲大路上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在二战后奉行“重经济、轻军备”路线于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经济强国；一个喜欢跟欧洲大陆划清界限，一个可以说是亚洲的“异类”。尽管具有诸多相似性，我们也发现，英国偏保守和妥协，期冀循序渐进，而日本则激进好斗，因此，笔者将从经济生态、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这三方面分析对于探讨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的英国和日本为何在国家发展路径上呈现出如此之大差异的原因。

二、英国、日本政府行政生态环境之具体比较

1.经济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是能够对特定行政系统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经济力量、活动、行为方式以及制度规定的总称，主要包括经济力量、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等基本经济因素。

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工业化的完成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面貌。英国通过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圈地运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成为了世界工厂。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开展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随后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体，英国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英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系，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属于里格斯三种基本社会形态中的工业型社会，有明确而细致的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高。英国奉行政府规制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政府主要是对市场进行规范和管制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市场。英国是世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重要研发基地之一，截至2014年8月，英国以世界1%的人口从事世界5%的科研工作，所发表学术论文占9%，引用量达12%，仅次于美国，获国际大奖人数约占世界的10%，有7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居世界第二，在生物科技、航空和國防方面实力突出。

二战之前，日本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成为最后一个跻身于帝国主义的国家。二战后日本的经济状况虽然受到重创，但其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其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对日本提供了资金援助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战后日本对本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使得日本从战后创伤中迅速恢复。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生活水平高。日本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以及商业服务业占GDP的最大比重，且处于世界领导地位；二战后日本的工业制造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大众耳熟能详的索尼、本田等企业。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和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岛国特点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以及战后日本特定的社会环境客观上决定其奉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用严厉的规制来迫使企业遵守市场规则，用利益机制来诱导企业的行为，用计划和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按指定方向发展，通过行政指导来说服企业服从政府的意图。日本的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第二，应用科学、机械以及医学领域尤为突出，每年的科研经费达1300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二。

2.政治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指处于行政系统边界之外，能够对行政系统的产生、存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集合，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政党制度、社会团体和社会流通性的发达程度等。

英国和日本都是资产阶级政权，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最终通过“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在英国，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首脑组成内阁来组织政府，并对议会负责。英王只是虚位君主，议会大选结束后，国王任命多数党领袖为首相并授权由他组阁。政党制度上，英国实行两党制，资产阶级两大政党采取轮流执政实行统治，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多数党领袖是内阁首相并组织责任内阁。执政党能有效执政，反对党亦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实质仍然是以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方式维护其资产阶级统治。社会团体方面，英国的社会团体发展比较完善，从小型的社区组织到全国甚至是国际的大型民间组织，英国民间组织无孔不入，这些民间组织、团体在勘定权力和权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防止国家滥用权力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无权参与国政，其地位依据国民意志来决定。以法律形式否定了天皇“神”的地位，战后天皇制成为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象征天皇制。国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唯一立法机关；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由国会选举产生并对国会负责，首相是日本最高行政首脑；司法权归最高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行使。政党制度上，日本虽然存在着多个党派，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仍将是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但同时自民党一党独大，对国会的控制严重影响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团体方面，战后日本，利益集团通过提供政治资金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式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政治主体一方面能够促进决策民主化、完善代议制，另一方面其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构成的压力政治也是造成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容易带来“密室交易”和金钱政治等，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3.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指在特定社会里，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行政系统的成因、结构、运行方式及其与公民间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行政神话、行政功能文化、行政运行文化、行政公共关系文化。

行政神话方面，在现代化民主社会里，社会民众对行政系统的总体价值认知越来越趋向于民主服务型价值取向模式，其行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行政权力的运用等都旨在促成人民福利的优化。英国强调人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特殊性，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从根本上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日本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状况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信奉集团主义，将集团利益和個人目标相融，强调个体对集团的绝对服从，牺牲个性以获得集团利益。

行政功能文化可以看成是以“全能普化型”与“有限分工型”功能观为两端，以系统的功能范围与内部分工发达程度为基本衡量指标，所共同构成的一个价值取向连续体。英国行政是将政府权力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行政功能文化呈现出有限分工的特征。日本更注重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日本政府权力活动的范围要比英国政府广得多，例如日本政府通过严厉的规制诱导企业生产，而英国则鼓励自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行政运行文化包括自律本位的人治模式和法律本位的法治模式，要求行政系统的运行及其行为走上法治化轨道，实现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英国的行政运行文化以法律本位的法治模式为主，兼具人治。英国法律体系相对完善，法治色彩更为浓厚；此外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各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虽并未冠以宪法之名，但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如英国存在由法官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法官造法”制度。近代日本法律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日本吸收了英美法等国的法律精华，巧妙地融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点，创造了“混合法”。日本目前现行法律的基础是1947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并将其作为日本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典范，依据宪法依法治国。另外，日本法律虽大陆法系为基础，但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日本是亚洲地区民主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其法治化程度也远超其他亚洲国家。

行政公共关系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型、服从型和参与型三种。随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尤其是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民众逐渐意识到且日益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行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由此最终会形成参与型行政公共关系文化。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人性解放、文艺复兴、新教伦理及启蒙运动等造就了其民主、自由的思想，因此英国行政公共关系文化强调民主参与治理，属于参与型行政公共关系文化。二战之前的日本，过分强调对“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绝对崇拜，强化国人对“国”的感情，这也是驱动着日本国民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历史心理方面的深层因素，因此近现代以来直到二战结束前的日本社会民众基本上是被动的，属于服从型行政公共关系文化。二战以后的日本建立了完善的法制体系，主权在民的原则深入宪法，日本政府是实实在在的民选政府，较能真实的反映出日本人民的意愿，因此二战以后的日本属于参与型的行政公共关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行政生态环境方面，英国政治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善于妥协，政府行政偏好渐进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待改革的态度较为保守，偏向于和谐变奏。而日本，由于它的岛国文化心理和政治上的依赖心理造成了它对集团主义的无原则认同、对门阀的盲目崇拜以及屈从于强者的民族倾向。而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两国的政府行政上，并对政府行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深入对英、日两国行政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对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中国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F.W.雷格斯.行政生态学[M].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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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可，游丽.浅议英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本质特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融合[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3）.

[5]黄坤琦.论日本政治文化对其政党制度的影响[J].世纪桥，2009（1）.

[6]徐慧.浅谈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以日本、英国、美国为例[J].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

[7]方江海，陈朋.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政治文化渊源[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9）.

[8]贾琴.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原因探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3）.

作者简介：边赛赛（1993.03—）女。民族：汉。籍贯：山东省淄博市。职称：学生。学位：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在校学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

作者：边赛赛

保险业文化及生态环境论文 篇2：

黄河三角洲保险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摘要：本文认为，随着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必将步入快车道，保险业发展也将会面临一次大发展的良好机遇。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开发；保险业发展；空间分析；发展建议

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缓缓苏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凭借资源、区位等得天独厚条件，黄河三角洲必将很快腾飞起来，黄河三角洲保险业发展也必将出现更加令人鼓舞的局面。

一、黄河三角洲经济及保险业发展现状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的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所辖区域包括滨州市和东营市共12个县，在环渤海地区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随着各项优惠政策不断落实，加上资源、区位等得天独厚条件，黄河三角洲经济发展逐步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当地经济特别是保险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十一五”期间，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各项指标都有较大改善（表1）。与此同时，保险业取得新进展（表2）。2006年末，共有17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其中寿险公司7家、产险公司10家。全年保费收入达到32.1亿元，业务增量同比增长18.68%。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9.84亿元，增长29.54%；人身险保费收入22.26亿元，增长15.1%。2010年末，共有27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在黄三角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其中寿险公司11家、财险公司16家，另外还有4家保险代理机构。全年保费收入达到76.61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25.49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51.12亿元；保险业务总量是2006年的2.95倍。

二、黄河三角洲保险业发展特点分析

（一）按发展历程分析

黄河三角洲地区保险市场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4年的市场孕育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入驻该地区的唯一保险公司，其地市级机构还处于由银行代理转为恢复分设阶段，一些县区保险机构基本处于待建状态。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保险业务品种以企财险、机动车险、家财险等传统“老三险”为主。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1年的市场成型期。随着黄河三角洲地区开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保险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建筑工程险、货物运输险、种养两业险、原油保险、钻井平台保险等一系列险种如雨后春笋般迅猛涌现，并初具规模。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2000年的市场发展期，船舶险、港口、码头保险等一些高风险业务应运而生，形成了财产险门类众多、人身险突飞猛进、涉外险不甘落后的三足鼎立格局。特别是随着1999年平安保险公司的入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成为历史。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2010年的快速扩张阶段。这期间无论是保险规模还是保险机构，都进入了迅速扩张时期。

（二）按发展指标分析

一是保险深度。1991年以前，黄三角地区的保险深度远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1991年以后不断提高。其中1991年为0.6%，2000年上升到1.13%，2010年达1.95%。但与《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4%的目标仍存在2.05%差距。二是保险密度。1991年起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保险密度呈稳步攀升态势，1991年为33.92元，1995年为83.01元，2000年为167.78元，2005年为470.5元，2010年为1351元，高于《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750元的预期目标。

三、黄河三角洲未来保险业发展空间分析

（一）黄河三角洲地区保险业发展规划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2010年5月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的意见》，未来黄河三角洲地区保险业发展规划如下：一是加快推进保险试点。逐步扩大区域内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和品种，适当提高费率；全面推开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治安保险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推广工程保险、信用保险和运输保险；积极探索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高新技术保险试点。2010年引导5家以上保险公司向黄河三角洲区域延伸机构，提高保险覆盖面。二是积极争取保险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组织保险资金与重点项目对接会，向各大保险集团资产管理机构重点推介区域内基础设施、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项目，开辟融资渠道。

（二）黄河三角洲地区保险业未来发展空间

据统计，中等发展中国家及国内先进地区的保险深度一般为4%左右。《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明确2010年末我国保险深度达到4%左右。从经济发展趋势角度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险深度目标将在4%以上。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6月8日发布的《2009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有6个地区保险深度已突破4%。其中，北京为5.9%，四川为4.1%，上海、河北、山西和新疆均为4%。依此测算，黄河三角洲地区未来保险市场空间巨大。以2010年为例，年末该地区工农业生产总值为3920亿元，如按深度4%测算，地区保险市场总量则应为156.8亿元，但实际市场总量仅为76.61亿元，相差80.19亿元。

根据《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到2015年力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到2020年率先建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国家级高效生态经济区。未来一个时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受益于多方发力和政策支持，其经济发展必将快于其他省份，保险市场也将进入新的高速增长期，空间将十分巨大（见表3）。

四、把握机遇加快保险业发展步伐

（一）高度重视和着力把握发展机遇

加快黄河三角洲保险业发展，首先要有强烈的机遇观念和机遇意识。尤其是各级领导者，一定要审时度势、着眼未来，坚持“三个创新”抓好各项工作，即：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工作机制。通过不断推动销售、产品、服务和管理等方面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可以结合行业“十二五”目标，细化黄河三角洲地区保险发展规划，做到“料事早、行动快、定位准、快半拍”，大力培植保险业下一步5—10年的强力增长极，以此来引领行业发展。

（二）积极合理地调整业务结构

从“十一五”保险业发展情况看，业务结构不合理仍是突出问题。如财险业，由于受益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和交强险实施等因素，车险快速发展导致的“一险独大”问题突出。而作为财险第二大险种的企业财产险，近年却一直发展乏力，其业务占比由2005年的12.17%滑落到2009年的5.63%。其他险种如家财险、责任险等，无论是保障领域还是规模总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都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局面。下一步，必须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下大气力，立足《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治安保险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大力推广工程保险、信用保险，积极探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高新技术保险试点，强力推进非车险快速发展。

（三）加大农村保险市场开发力度

经验表明，保险业要持续较快发展，农村市场占比不得低于30%。山东省政府也明确要求逐步扩大区域内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和品种，适当提高费率。可见，黄河三角洲未来农村和农业保险市场的空间十分巨大。因此，要立足农村市场需求，积极推进适销对路险种，打造“以城为主、以农为辅、城乡并进、立体发展”保险市场格局，以此实现培育农村市场，挖掘整体潜力的目的。

（四）强化保险文化建设，净化保险生态环境

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相比，保险业发展差距明显。因此，必须彻底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从业者素养，建立与经济区开发建设相符合的保险文化与环境。黄河三角洲地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要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培养诚信文化和责任文化，让每一个保险从业人员都形成明确的、统一的思想认识，使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勇担社会责任成为行业的良好风尚。

（五）建立全新的市场营销观念

首先应在成熟期及时对保险业务的种类进行合理的改进，扩大其适应性、方便性，延长险种的生命周期。其次应多层次刺激消费者保险需求。要利用多种促销方法使消费者认知保险，不断提高公众对险种的认知度，加速保险需求的形成。最后，还要加强对营销渠道、模式、制度和营销险种的研究，使其尽快在发展分散性业务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六）以吸引险资投资来拉动业务发展

2010年9月保监会出台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和《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将不动产和股权两大类投资列入险资准入市场，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黄河三角洲地区应鼓励保险公司总部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在本地选择一些基础设施、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项目进行投资合作，全面提升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邹建平，涂盈华.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J].金融与经济，2008，（4）.

[2]彭建坤，李颖.四川省财产保险市场调查报告[J].西南金融，2006，（12）.

（责任编辑 孙 军）

作者：杨寿岭

保险业文化及生态环境论文 篇3：

世界城市的治理经验和北京的战略选择

建设世界城市，北京既有优势又有不足，在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继续拓展区域治理空间，有效提升北京国际经济、金融、服务业中心的世界城市地位；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服务数量与质量，强化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效能；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塑造鲜明城市品牌，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环保和谐宜居的世界城市；推动公众参与和合作治理，推进公众参与社会化进程。

当前，北京正处于国际化进程加速时期，2005年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将北京发展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因此，研究世界城市治理的经验和北京的战略选择，无论对北京，还是对中国，均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世界城市的核心特征

世界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1889年，德国学者哥德就曾把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于1915年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即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城市称为世界城市。但真正最早从事现代城市研究的西方学者是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霍尔，1966年，霍尔在《世界城市》一书中通过分析二战后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局面，预言一些大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1）世界城市通常是政治中心。世界城市通常是国家和各类政府的所在地，有时也是国际机构的所在地，还是各类专业性组织和工业企业总部的所在地。（2）世界城市是商业中心。通常拥有大型国际海港、国际航空港，是一国最主要的金融和财政中心。（3）世界城市是人才中心。世界城市集中了各种专门人才，大型医院、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各项科教文卫设施具全，也是新闻出版传播的中心。（4）世界城市是巨大的人口中心。世界城市聚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5）世界城市是文化娱乐中心[1]。1986年，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试图为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提供有关空间组织方面的理论基础，1995年弗里德曼总结出世界城市的五个主要特征：（1）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连接点，各区域经济通过世界城市的连接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2）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汇聚地，但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规模、城市规模及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城市对全球资本的汇聚规模远小于全球资本的总规模。（3）世界城市包括范围较为广泛的城市地带，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程度非常高。（4）根据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其所控制的经济实力，可以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国际城市控制全球资本的能力最终决定国际城市的等级，而它们对诸如技术创新、政治变革等外界冲击的消化能力，也对其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等级排序有重要影响。（5）世界城市的发展基本掌握在跨国资本家的手里［2］。泰勒和沃克依据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将世界上的重要城市分为Alpha、Beta及Gamma三级世界城市。见表1。

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建设世界城市——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思考》等著作中。归纳国内外学者们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大体有这样四种标准：（1）以企业总部的数量与城市分布来界定世界城市；（2）以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指标界定城市在世界中的地位；（3）以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来界定；（4）从国际金融中心的角度界定。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世界城市的核心特征有：

（一）世界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生产的管理控制中心。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汇率和其他金融工具来实现的。因此，世界城市拥有众多的金融机构和跨国银行，集中了巨额的金融资产和资本，另外，世界城市依靠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服务网络而成为众多跨国公司总部云集之地，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和研发策划中心。

（二）世界城市是国际政治中心和国际事务的协调决策中心。世界城市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协调力，世界城市吸引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在那里建立总部与地区分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问题与冲突的协调解决，占据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和重要位置，在外交和国际事务协调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世界城市还利用其有利的国际政治资源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不断扩大其对外交往和影响力。

（三）世界城市是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作为国际科技和教育中心，世界城市中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作为国际文化中心，世界城市拥有世界一流的文化设施，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科技馆、体育馆等。由于科技教育文化的聚集效应，因而，世界城市吸引了全球的各种专门化人才，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十分丰富。

（四）世界城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世界城市有完善和便利的交通、生活、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配套设施，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世界城市具有高效的城市支持系统、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良好的人居环境。

（五）世界城市的人口和社会生活具有多样性。世界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是指出生地为外地和外国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其他城市要高，这种人口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不同国籍、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的人能在世界城市中和睦相处，包容性发展。

二、世界城市的治理经验

根据世界城市的特征和发展特点，笔者认为，世界城市治理是世界城市的政府、经济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市民个人和群体等共同参与管理城市的各种行为、过程、体制和机制的总称。世界城市治理的规则不仅受国内制度的制约而且受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运行规则的制约。从内容来看，世界城市治理包括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领域，在世界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必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间、政府内部间、政府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市民间以及政府与环境间的关系，通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优势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实现城市利益的最大化。

世界城市的治理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大力发展新经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新经济一方面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并上新台阶的经济［3］。另一方面新经济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否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工业，不仅能使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等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能够使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正是通过高新技术的改造日益成为现代型产业和绿色产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顺应这一趋势，世界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重新分工，从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以世界城市中的跨国公司为载体，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流动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二）实行政府改革，转变城市管理模式。城市政府改革强调公私部门伙伴关系、实行多中心治理体制、注重城市治理法治化、推进市民参与民主治理等的城市治理转变。城市管理模式从政府转向政府和公民社会两个方面，从公共部门独自承担转向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共同参与，从“划桨”直接提供服务转向“掌舵”让其他部门或个人来提供服务，从命令、控制转向推动、合作，从等级和权威关系转向网络和伙伴关系。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也形成了政府、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社区等多重治理层次，使得城市的治理不再由政府单方面主导，决策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视角，并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需求和利益。这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治理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形式合作化、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互动化。

（三）运用文化规划，实施文化导向的城市创新策略。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和制定各类公共政策，在文化资源和公共政策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协同的关系。把文化资源置于创新实施的中心来整合城市的各种资源，达到城市的和谐发展。保持文化的地方特色，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规划都体现城市规划与地方文化的相协调。文化产业本身也要实行创新，对世界城市而言，文化产业在结构转变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四）重视社区建设，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城市治理的多元化要求城市管理的社区化，“社区的政府”或“社区拥有的政府”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城市追求的目标，实现公共服务的所有权从官僚机构和专业人员到社区的转移，让服务的对象拥有它们［4］。各种利益相关者首先在社区层面直接接触，并通过相关协调机制进行谈判与协调，通过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动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的互助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社区在塑造城市社会环境，提高城市宜居程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城市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居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各种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不断增加并且已经制度化，政府通过建立一整套机制，调动利益相关者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城市问题的解决，参与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

（五）高度重视环境，实现环保型城市建设的目标。环境优先、保护市民的健康安全是世界城市环境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严格控制企业“三废”排放到加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有害化学物质污染治理方面，都是以保护市民健康安全方面来设定的。政府不仅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而且直接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引导、教育和社会舆论机制的作用推动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环境保护的加强，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城市形态等各个方面推动着环保型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势与不足

从总体上来看，北京市具备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条件。据北京市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1万亿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660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北京市资产总量达64万亿，约占全国30%；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呈现后工业化特征，现代服务业发达，第三产业总比重达76.3%；北京市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全球排名第三，入境游外国游客年400多万人次，国际性大型会议年达80多个；北京市人口密集，教育、科研机构发达；北京市的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交通发达，首都国际机场已成为区域性空中交通枢纽；北京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厚（世界文化遗产6处），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发达，特别是奥运之后，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日增。然而，光有这些基本条件还不足以建设真正的世界城市。概括起来，目前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还有下列优势和不足：

（一）产业结构朝着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方向调整，但城市经济总量远远低于世界城市的水平，国际竞争优势处于提升阶段

从产业结构的构成看，北京第一产业技术含量提高，第二产业在高新技术的新型工业化基础上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增长平稳，第三产业逐步形成服务于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化城市的现代服务业中心。2009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53.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8.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855.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9179.2亿元[5]。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初步形成在国内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通过振兴现代制造业，促进了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业等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发展迅速。发展总部经济，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聚集地。以金融、保险、旅游、商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城市的国际经济竞争力首先体现在其经济规模效益上，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实力及财富聚集程度。与纽约、东京、伦敦比较，北京的城市经济总量和财富聚集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城市的水平，国际竞争优势处于提升阶段。

从产业结构内部看，北京与世界城市结构差异明显。纽约、伦敦等城市具有发展层次高，内部结构优的特点。纽约以生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的比重高达34.3％，全球一半以上的最有影响力的证券公司、1/10以上跨国公司总部、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都在纽约聚集，将近50％就业人口分布在金融、保险、管理咨询领域。伦敦的金融保险及商业服务业比重为34.7％，教育、社会、健康和其他服务业的比重为17.6％，伦敦有外国银行479家，本国银行100多家，各国证券公司130家，保险公司100多家[5]。北京金融保险业是现代服务业中第一大行业，但是与纽约、伦敦相比规模不大，发展层次明显偏低。北京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住，成为国际经济决策控制中心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区位优势，但政策环境、金融市场发育与商业环境还有待改善和培育。

（二）北京在双边关系与国际事务协调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但目前其作用主要是地区性的，全球性的国际事务协调作用还没有显现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北京借助首都的地位，对外交往的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逐渐加大，在国际事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政治中心城市拥有众多的外交机构，如建交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还有一些特殊关系国家或地区的办事处。在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协调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占据着国际政治权势分配的核心或中心位置。拥有一定数量的国际组织机构，是城市发挥国际事务协调作用的重要体现。北京是本地区多边合作与国际事务协调的重要场所，但拥有国际组织总部机构甚少，不利于其发挥国际事务协调作用。见表2。

（三）北京具有丰富的文化科技教育资源，是世界上文化资源最富聚的地区之一，文化创意产业有待整合提高

北京是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年建都史的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使北京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文物古迹，美轮美奂的传统建筑是北京城吸引世界、走向世界的最好名片。

一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造型、电影、音乐、游戏软件、电视广播、表演艺术、出版等。这些内容既包括了传统的艺术部门，又包括商业化的传媒，也包括数字化的新经济部门。2001年根据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当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镑，占GDP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2002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成为英国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第二大产业。据统计，2001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4％。日本东京集中了全国电影产业的60％、出版产业的35％、印刷产业的40％，集中全国主要的报业、电视台、出版社和软件研发机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且资源比较分散，2006年，北京市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制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地方法规和优惠政策，打破行业垄断，鼓励资源重组，强化资金扶持。重点发展六大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首次被确定为北京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在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网络服务、会展、设计等新领域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以及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已经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将这些资源有效地组合，就可能形成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

（四）初步具备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条件，但生态环境脆弱，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任重道远

从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2008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来看，北京市的环境质量10年来持续改善，圆满兑现了申奥时的空气质量承诺。确保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是2008年首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达到10年来同期最好水平。大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比2007年同期下降50％左右。其中，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日均浓度达到世界发达城市水平，可吸入颗粒物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第三阶段目标值，远远优于承诺指标。《公报》还显示，北京市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74天，全市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比2007年减少18.79％和4.90％，地表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在正常水平，生态环境良好。

从资源分布来看，北京属于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是世界上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大城市之一。2006年全年水资源总量24.5亿立方米，全年用水总量34.3亿立方米，缺口约10亿立方米。2006年人均水资源仅157.1立方米，为全国人均的1/15，世界人均的1/50，甚至还不到联合国确定的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标准(人均水资源拥有量500立方米)的l/3[5]。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北京现代化建设和建设国际大城市的瓶颈。尽管北京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与国家标准和“绿色北京”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环境保护任务仍然繁重艰巨。

四、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治理创新

城市的治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处理和解决，也影响到城市宜居程度和对资本、贸易、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形成各种力量合作互动的城市治理体系，这种具有创新性的城市治理体系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环节之一。

（一）继续拓展区域治理空间，有效提升北京国际经济、金融、服务业中心的世界城市地位。跨国公司、金融机构聚集，优良的服务业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特征，世界城市通常是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的集中地，而且拥有众多的金融及服务等行业，这也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基本条件。因此，北京市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格局定位中，应该巩固其已发展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优化经济结构，增强高科技产业在经济发展总量的比重，努力促使更多的国际著名的跨国企业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创办和延伸金融服务，开辟跨区域融资的新途径，推进内部合作与联盟。为此，应采取“两步走战略”：首先是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其次，到一定阶段推进京、津、冀与晋、蒙、辽、鲁的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整合和利用优势的自然和经济社会资源，使人、财、物高速流动起来，互通有无、互补长短，快速推进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深度开发区域旅游资源，开拓旅游市场，带动与之相关的国际服务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在世界城市中的经济、金融、服务业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创造环境与条件。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服务数量与质量，强化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效能。城市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一定非由政府生产，政府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交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各类企业来生产，政府只需购买服务就可向社会提供。政府还可把一些政府所有和经营的公共服务通过产权改革、资本重组、市场运作的方式交给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运营管理，加强市场无法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和管理，以提高政府服务的整体效能。

（三）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塑造鲜明城市品牌，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世界城市都是文化魅力之都，都有巨大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一是要提高现有文化设施的利用率和有效性，然后，增加财政和民间投入，强化一些薄弱地区和领域的文化设施建设。二是文化产业应尽快改变范围局限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状，形成旅游、文艺、体育、影视、服饰、设计、广告、休闲、娱乐、教育、文化等行业相互交叉、互为补充的大文化产业，形成多元化企业主体、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和信息迅速流动的大文化市场。三是打破行业垄断，放开行业进入门槛，允许集体、民营、外资和自然人等各种所有制的投资主体进行文化投资，实现产权多元化，扩大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度，强化文化创意能力。四是通过人才机制的完善、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法治环境及著作权保护体系的健全，来突破文化创意不足的局限，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五是注意北京独特鲜明的世界城市品牌的塑造：用物质性的、精神性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历史的、现实的，形象的、抽象的城市品牌来表达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名城之“皇城”城市气质、中华民族独特的谦和致远之民族精神风貌，乃至东方民族独特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品位。

（四）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环保、和谐宜居、多元包容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不仅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以适宜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居住。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在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北京要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道路。“代价小”就是要坚持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协调，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效益好”就是要坚持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排放低”就是要坚持污染预防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用适当的环境治理成本，把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可持续”就是要坚持环境保护与长远发展相融合，以环境保护的不断加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以开放包容的法律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使北京真正成为中华各个民族可以和谐地共同生产、生活的“首善之区”，成为民族、种族、肤色、信仰、语言、文化不同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和谐宜居、多元包容的世界城市。

（五）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多方平等合作的治理新机制，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进程。政府要主动吸纳公众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来，多方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建立公众参与治理的组织和渠道，特别是社区组织，逐步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内容，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的法律和制度，支持和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只有人人参与自觉行动，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参与到节约资源的行动，参与到环境的保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城市的明天才更加美好。

如果注意了上述几个方面的治理方式方法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数十年后，北京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具有良好内外治理形态的世界城市乃至全球城市，完全是指日可待的。

参考文献

［1］Hall P.The world Cities[M].London：Heinemann，1966.

［2］P. Knox, P. Talor.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M].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上海社科院课题组.建设世界城市——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思考[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5］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信息网.http://www.bjstats.gov.cn.

（责任编辑：文雪峰）

作者：施雪华 胡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