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论文

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从建立以来，主流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的天下，二战后两大流派衍生出的纷繁复杂的各种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等理论流派，不过是在前述两大基本思想的“钟摆”之间不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而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作为激进主义思想的代表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论文 篇1：

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

摘 要：汇率问题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的国际热点议题。看似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术语，却隐含着深厚的国际政治效应，因此，对于汇率与政治的关联进行剖析是十分必要的。在其中，汇率变动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更加多元，也更加复杂。大致上，汇率变动引发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关键词：汇率变动；国际政治效应；货币坚挺；国际责任

一个国家的货币相对于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似乎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两种货币之间的比率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事实上，现实与此十分迥异。在实际情形中，汇率变动不仅涉及到经济与市场行为，同时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的考量，甚至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探讨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币值的高估与低估之国际政治效应

（一）货币坚挺与国家强大

第一，货币坚挺是否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汇率高估有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汇率高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货币坚挺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其他国家看来，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即货币坚挺是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优异的体现。另一方面，货币坚挺代表着国家的强大。货币坚挺或者说是汇率高估，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本国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表现出本国货币的需求旺盛呢？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充满信心，相信将来本国货币能够保持购买力不变。

为什么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充满信心呢？答案的谜底就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例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认为货币坚挺是国家经济政治强大的体现（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认为“货币坚挺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来自于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认为，“因为汇率坚挺意味着一国经济生机、强大和竞争力。当然，这种看法有时可能过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内，他的一些助手们就这么宣扬过美元坚挺的好处，有时甚至达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这些好处后来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但他们的直觉是对的。”[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高估有两个含义：第一，从经济层面来说，为了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本国货币会大大高估。因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的资金，急需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币值高估就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例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人民币被大大地高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中国人民币同时相应地升值达到了2.2673元人民币[6]。第二，从政治层面上，把本国货币高估，有利于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宣告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良好。

第二，汇率高估是否与一个国家尊严有关？

货币坚挺有时被国家认为是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例如，中曾根就认为，强势日元与他的日本“政治大國”目标是相符的，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战略的一部分，强势日元意味着在世界上日本所处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中曾根认为，日元汇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获得的经济财富转换为国际威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衰落的表现。“货币贬值，一般来说当然意味着进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币计算的出口收入的减少。换句话说，它表明这个国家变得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价值的历史性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非常坚挺，但自从出现几次明显下降之后，美元就走上了不断贬值的道路。到现在，美元对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对德国马克也只有2/5了，这就足以表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化情况了。”[7]一般来说，贬值与国家衰落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的衰落一定会影响本国货币的购买力，本国货币的币值变化并不只是由国力一个因素来决定的，而且还包括本国发行量的大小等。

当前，关于货币升值与贬值的政治争论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口号，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现象之后，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这时，本国的货币币值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变得坚挺，甚至是升值。但反过来，货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同样，货币贬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家经济实力衰落从长远来看，本国的货币币值会面临着向下调整。这样，关于汇率变动与国家强盛或衰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因此，汇率变动的政治争论成为一种借口，成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二）货币升值与国际责任

汇率升值是否是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这一观点经常发生在汇率摩擦的国家之间，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说”是一种能力——意图说。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必须要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8]具体到汇率问题上，这主要是认为崛起中的国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货币，造成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他国家则会被这一不公平的行为所害，甚至是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一观点在本文研究的题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国屡次提及，同样，在当今美国与中国关于人民币的争论都又再一次出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承担起自身的国际义务，让其货币升值。

那么，崛起中的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都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变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动的角色；二是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中曾根提出，要改变成为“世界中的日本”到“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行天丰雄指出，“在80年代，我们（日本）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9]因此，日元在负责任这一原则下开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与“国际责任”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崛起中的国家如果想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得到发展，就始终避免不了“国际责任”问题。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发展的，这样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政府认为，承担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相当。因此，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温家宝总理的话代表着中国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2005年7月份我们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21%。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上也处在升值的状况。这对我们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但是，这是由市场和我们自己决定的，任何国家不能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施加压力。”[10]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责任”的界定，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模糊性，因此，这也是汇率变动与国际责任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汇率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一）汇率变動与国家竞争

汇率变动在引发国家竞争力变化方面，引起的争论是两个层次的。第一，汇率变动引发关于“倾销”的政治争论。汇率变动与倾销的关系主要是指汇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国的产品相对于外国更加具有竞争力，从而迫使外国生产厂商破产或者转行。因为，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价格，而进出口价格的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一种货币贬值会减少贸易赤字，因为它会使进口品更昂贵；而货币升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汇率波动使反倾销指控称为热点。当日元急剧升值时，似乎大多数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倾销：用美元来结算，美国的倾销价格低于在日本生产或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一点特别在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改变汇率政策时常常出现。第二，汇率变动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如何认识？这也是对汇率变动的重点争论之一。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际竞争力的涵义和如何测量。关于竞争力的定义，由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拉·迪森（Laura D′Andrea Tyson）《鹿死谁手》一书中给出。她指出，竞争力是“能持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出在国际竞争力中经受住考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因此，一方面，长期低估会对外国的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造成本国的成本却较小。事实上，汇率波动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可能发现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是汇率变动引起的，也可能认为汇率变动会造成国家产品具有竞争力。要分清具体的场合。因此，把汇率问题与国际竞争力进行挂钩，保罗·格鲁克曼给出了主要的原因：“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二）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是国家衰落的表现

这个观点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罗伯特·吉尔平引用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关于帝国衰落的研究，“经济政治大国衰落的一些传统特征：过度的税收、慢性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但里根‘经济奇迹’的虚假繁荣蒙蔽了美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真相，不知道他们仅仅依靠别国的金钱才繁荣兴旺。总的来说，美国人民未能领会预算赤字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逆差被认为是国家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分析国际收支的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具体地区分各个项目的差额。首先，国际贸易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当前体现经济发达是更为重要的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出口中制造业和服务的比重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因此，我们不能混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差额是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不一定是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体现。其次，当前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信用在经济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个人而言，对国家来说，这种情形仍然适用。能够拥有大量信用的国家一定会是富国，而不会是穷国，因为富国才会让人相信信用总体上是安全的。

汇率变动与国家实力变动发现关联。一般说来，汇率变动造成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参考文献：

[1]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8-19.

[2] 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3.

[3]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251.

[4] 郑永年.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J].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731.html

[5]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5-16.

[6] 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答记者问[J].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3-13/1601645.shtml

[7] 罗纳德 I 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M].王信，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241.

[8] 罗拉·迪森.鹿死谁手？——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贸易冲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2.

[9] 保罗·格鲁克曼.流行的国际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9.

[10]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

XU Kai

（Political and law school， Shanghai finance college， Shanghai 2012109，China）

Key words：exchange r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 a stronger currency ；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 李 可]

作者：徐恺

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论文 篇2：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政治理论概观

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从建立以来，主流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的天下，二战后两大流派衍生出的纷繁复杂的各种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等理论流派，不过是在前述两大基本思想的“钟摆”之间不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而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作为激进主义思想的代表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法兰克福学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文章试图通过对其国际政治思想的脉络做些梳理以期将在国际政治学界中作为“另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做些探索。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一）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含着庞杂的学派和思潮，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出现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

（二）发展概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8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1．二十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

2．二十世纪30—60年代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3．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二、国际政治理论中处于批判地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国际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用多种研究方法揭示这些互动及影响因素中的规律的理论。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派，一种可以用来批判现有的占统治地位的各种保守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一种观察和思考世界政治的新角度。一如马克思主义站在全球乃至全人类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也保持着对“世界政治”的关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了阐述。

“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又称“外围-中心论”。代表人物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A．G．弗兰克和美国的I·沃勒斯坦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与约瑟夫·奈和基欧汉在1979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dependence）中阐述的“复杂相互依赖”不同，“依附论”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待全球化形势下各国的互相依存。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互相依赖实质上是不平等地依附性关系。这与中国一直倡导的国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同点的，都认识到“世界上有两级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批判理论。许多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家（尤其西欧）大都承认，“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想影响中，对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方法论产生最直接作用的一支。”而“批判理论”，直接来源于二十世纪前叶德国左翼社会批判哲学中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并与意大利革命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的名字相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一直处于批判和“非主流”的地位，但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自己立足之地的重要突破口。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其思想不断被“丰富化”，如何在各个领域保持生命力进而继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展示出了极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出版社,1998.

[2]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作者：张中饶

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论文 篇3：

省察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研究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范畴，它也不断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的格局和生态。国家间政治的交流、碰撞、砥砺和融合，使国际政治传播被普遍提升为国家战略。近些年，作为政治学和传播学聚合领域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青睐，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岁末年初，省察和展望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有益于我们进一步保持头脑清醒，聚焦主题，开阔视野，提高研究质量，为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益智和指导。

一、国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剪刀差”值得注意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内在呼唤的是现有的“国际传播”聚焦于政治问题，以及现有“政治传播”聚焦于国际间领域。这种呼唤要求现有传播学与政治学共同超越自身的学科藩篱和固有的学科本位意识，达到一种内在的“视界融合”。这种要求的品位其实是很高的。我们检索了2001年到2015年长达15年的研究成果，仅从数字外观看，在这个方面仍不尽人意。主要的问题正在于，把国际政治传播规限于包罗万象的“国际传播”，未能反映出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品质，分散了国际政治传播的聚焦点，降低了国际政治传播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把国际政治传播压缩在国内视野的“政治传播”，误以为产生于国内政治传播的知识和理论可以无条件地适应于国际政治传播。所以，出现了国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剪刀差”现象——论文数量“国际传播”907篇，政治传播252篇，而直接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的却只有32篇。

通过中国知网对相关研究进行检索，分别以“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作为主题精确匹配，反馈的数据如图所示。

这种情况暗含了一种学术界对“国际政治传播”理解的误会和偏见。这就是很多人不承认“国际政治传播”，或者否认国际传播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种国际政治传播。笔者曾撰文辨析过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对外传播、政治传播与国际政治传播几个概念的关系及其蕴含的理论意义。在此要重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现在“全球化”浪潮滚滚，“区域化”也此起彼伏，但是，人类政治活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边界和轴心的情势并没有改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试图通过“高度柔塑性”的方法论把人类政治活动“去国家主体化”，然而没过多久，在政治实践的检验下，“将国家带回来”的浪潮就又重返政治学的研究。这“一去一回”的深刻本质，被美国传播学家罗伯特·福特纳置于“国际传播”领域，定性为：“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应该说，罗伯特·福特纳的观点，对我们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具有立场、方向和方法论意义。

二、应克服议题分散、方法偏执现象

有学者以美国政治学协会和国际传播学会主办的《政治传播》杂志为对象，选择了2001年至2011年间发表的224篇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调查了国外（虽然刊物在美国，但作者不限于美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特点：政治竞选的研究仍是主要议题；媒介与政治交互作用研究受到重视；较关注与时代背景密切的政治议题；批判性反思性研究有所增加；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注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与国外的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们呈现出的状态几乎恰恰相反：第一，目前还没有形成显著的研究议题，已有的研究也较为松散，以案例评介和经验归纳为主，新闻传播视角和政治学视角两分天下；第二，三分之一的文献都涉及媒体与政治、媒体与话语权等问题，但还是老生常谈，少有新贡献；第三，批判性反思性的成果较少，大多以行政研究为导向，给予对策建议；第四，开始关注国外问题，试图利用国外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但深刻的比较研究较少，机械的横纵对比较多；第五，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国外的研究虽然不是必须仿效的“样板”，但是，与之相比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反映了我们政治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差距。其中，问题选择与方法使用这两个方面尤为突出。“议题分散”意味着我们找不到研究的问题和目标，“方法偏执”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

深入到一些研究文本，我们发现以下值得反思的情况。第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混乱不清。如，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周边传播、公共外交等概念交叉使用，混乱不堪。第二，扎堆于对策建议，没有自洽的理论逻辑支撑，对策建议陷入隔靴搔痒。第三，全媒体、大数据等很时髦，而新媒体研究缺位，更多只是将新媒体作为一种话题讨论的背景。这与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中社交媒体已经发力的实践严重脱节。第四，大量的文献依然高举“争夺话语权”的大旗，通篇充斥着以我为中心的霸道逻辑，而忽略了跨国传播中的受众意识。

三、基于实践的思考与建议

国际政治传播实质上是一种跨国的社会活动，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巡检我们现有的研究，以下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一，国际政治传播的“主体”及其思维是否需要转变？这里的主体转变并非前面说的“国家退场”，因为在政党领导的国家中，现代传播语境下，政党、国家和政府三位一体，构成国际政治传播的主体格局不会变化，变化的只是幕前代表者。以往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非常吃力，动辄以控制为导向，以群像示人，单方面追求传播效果。2011年1月，我们官方推动的以《人物篇》和《角度篇》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英等国的媒体上正式播出，尤其是后者，有温度、接地气。仔细辨析，尽管其背后的逻辑还是国家主导的、商业运作的形式，但毕竟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宣传控制思维，转而寻求以公关营销的思路，可谓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政治传播主体，习总书记在近两年的国际政治传播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堪称典范。我们曾撰文认为：习近平主席尝试改变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硬件部分，诸如反腐、吏治；我们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则被寄望改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软件，包括仪态、气质、素养，以及如何以优雅的方式传递新的政治形象。

长久以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一直被塑造成神秘、严肃的形象，而2014年官方媒体首次公布习近平的漫画形象，通过图表形式盘点其调研出访足迹，并详细解读习近平的时间到底都去了哪儿。尽管这样的政治传播受众显然以国内公众为主，但在网络化、媒介化的社会，传统认知中政治传播的“内外有别”被突破，国际、国内的界限开始模糊。

第二，作为中介的媒体，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对文献进行研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普遍的对于媒介环境的误解：将之视为背景而非变量。实际上新媒体带来的网络传播技术根本上说是推动和影响社会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变革可以产生相当的政治影响。

从“学习粉丝团”通过微博贴身直播习近平行程蹿红开始，新媒体，尤其是利用社交媒体对严肃的政治传播话题进行报道解读成为新常态。“复兴路上工作室”接连推出新作，Flash短片《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等赢得网友集体点赞。新近的《十三五之歌》更是让外国朋友直呼“停不下来”。在国际政治传播方面，2015年，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内媒体纷纷“出海”，通过推特、脸谱等海外社交平台实时直播领导人出访活动，传播中国声音。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人民日报》全媒体在视频网站优兔上发布的英语视频《谁是习大大》（Who is Xi Dada），借外国友人之口讲述中国观点，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这里突出新媒体的影响，旨在突破传统的认知将媒介视为一种工具。实际上，如果把媒介的功能简单归纳为协调社会、监测环境、传递遗产、提供娱乐等等，未免太过武断。媒介作为我们人体的感知延伸，必然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认知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不是工具和手段。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舆论领袖、“两级传播”、“多级传播”也极有可能在这样的媒介化社会中败下阵来，因为新媒体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的确可能刺激我们的政治参与，激发我们的政治潜能。这一点，犹如詹姆斯·凯伦所言：“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

第三，全球性“媒介事相”是否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常态？所谓“媒介事相”，在传播学中又被称为“媒介事件”，意思是由媒体的某个相面引发的超越媒体报道本身的传播效应。现在传播学研究者从议程设置、新闻策划、传播仪式观等角度加以深化和阐释。

无论怎样，全球性媒介事件都是绝佳的国际政治传播载体。举例而言，中国的奥运会、世博会、阅兵仪式和APEC会议等等，某种程度上正是借力于媒介事相使中国史无前例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的民众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在任何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事相是把双刃剑，任何细微的成功都可能产生示范效应，赢得掌声和尊重；任何疏忽大意也同样可能发生裂变而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效应。

应该说，在近两年的政治实践中，我们越来越熟悉和掌握了媒介事相的运行规律。如APEC会议期间，北京实行了一系列减排措施，包括单双号限行、周边工厂停工等，一度使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网友戏称“APEC蓝”，其中的戏谑甚至不满意味浓厚，使“APEC蓝”成为具有正负双面效应的敏感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直言：“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此番讲话一出，“APEC蓝”迅速“脱敏”，既在与会各国政要面前展示了大国自信，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治理环境的决心。媒介事相中的“APEC蓝”完全展示了其正面作用，堪称国际政治传播中成功的示范。需要提醒的是，互联网时代，媒介地位和性质的变革，全球性的媒介事相将成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新常态，我们应该了然于心并娴熟把控。

第四，国际政治传播中，除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我们还应为世界提供什么？长久以来，中国被世界认可更多是因为经济业绩。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也以经济模式为重。经济当然是政治传播中的基础和重要杠杆，但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应当还能提供更多“产品”，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基于经济和文化的政治价值观。

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传播中盛行“去政治化”，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罢了。当然，不能把政治价值观生硬地等同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人为地把政治价值观套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其实，经济理念、文化体系中无不渗透着我们的政治价值观。中国有着灿烂悠远的文明，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充满吸引力。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并在后续的阐发中不断被深化。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在“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构想下，我们更是提出要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也需要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来诠释。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当前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很重要的就是在跟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与外部世界共享的一些价值，这是很有道理的。上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现阶段我们向世界提供的新政治理念，或者说软实力产品，基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带有经济、文化双重因素的伟大行动，也是我们与世界分享的政治价值观基础。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向，这就是当今的“道”，如果我们国家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中国的崛起就会让别人感觉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包括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现在正值研究的黄金期；同时，中国经历了摸爬滚打，现在也越来越开放地与世界拥抱。两者的共振耦合，使得当前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正逢其时，大有可为。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崛起，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崛起机遇期，期待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能够给世界带来不一样的发展经验和逻辑，与世界人民一起共享人类智慧的

责编：吴奇志

作者：荆学民　周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