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策略论文

〔摘要〕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职务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探索积极有效的预防策略，坚持标本兼治，在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职能、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及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下工夫，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预防职务犯罪策略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预防职务犯罪策略论文 篇1：

“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与实践路径

摘要：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是以国家刑事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工作人员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治思维，不仅是对预防工作阻却职务犯罪、防止生产力要素蜕变的确信，而且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基础上以减少负值为产出正值的效能判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坚持把查找直接引发案件的主客观原因作为办案内容，把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作为法定职责，把防止同一类案件在同一单位重复发生作为基本要求，把为地方党委政府当好预防工作参谋作为战略任务，确立“有案必办”前提下以立案数是否下降为预防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构建职能化为基础、专业化为主导、效能化为重心、法治化为保障，社会各界积极配合、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

关键词：职务犯罪；检察预防；出生产力；法治内涵；实践路径

“预防职务犯罪也出生产力”(以下简称“预防出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省人大代表团讨论时提出的重要思想[1]。这一思想既是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价值的肯定，也是对预防工作效果的明确要求。与打击职务犯罪相对应的预防工作既是司法领域的非诉讼活动和检察机关的专项职能，又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一司法活动派生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其理论准备不足。因而在预防工作的基本属性、职能定位、效果评价等方面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总体上还停留在政治思维和政治热情层面。如何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理解预防职务犯罪与出生产力的关系，把握新时期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定位，从内在逻辑上实现预防出生产力，这些事关总书记指示能否真正落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论是实务部门工作部署还是理论研究文献，均鲜有涉及。为此，笔者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预防出生产力”的法治内涵

其一，“预防出生产力”是建立在法治思维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法治思维是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思维，而不同于以政治信仰、经济规则、道德纪律等为依据和标准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非法治思维。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是典型的以国家刑事法律为依椐、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治思维。从犯罪学的角度看，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其不当行为只要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就不应受到国家的刑罚追究。因而，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者，其生产力要素的性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当职务行为构成犯罪的时候，生产力要素才发生质的蜕变，由生产力的能动性因素变成破坏性因素。预防职务犯罪是对已然的构成犯罪的职务行为的打击处理和未然的可能触犯国家刑律的职务行为的防范。因而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可以理解为通过预防工作阻断、隔绝、排除职务犯罪因素、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或受到犯罪侵害，使这类极具管理能力的生产力要素不因犯罪而蜕变，从而取得“出生产力”的预防成效。

其二，“预防出生产力”是对职务犯罪直接危害的确信。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最具知识才干和能量释放的人，是劳动者中间的引领者、指挥者和管理者。而职务犯罪则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劳动者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而这种蜕变是以职务行为的法律评价为依据、以其职务行为构成犯罪为标准的。国家工作人员劳动者性质

收稿日期：2013ㄢ2〢8；修回日期：2014〢3ㄢ2

作者简介：吴建雄(1954)，男，湖南津市人，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检察官，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与检察学；王力(1990)，男，江西九江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的蜕变，必然导致生产力另外两个要素：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即生产力资源发生变化——职务犯罪人掌管的资源由“公共”变为“私有”。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集体财产变为私有，或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见表1)。国家工作人员劳动者性质的蜕变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职务犯罪的直接危害，其他间接损失和危害都以此为基础。

其三，“预防出生产力”是对防范职务犯罪法律效果的肯定。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是依法适用惩治和防范措施后，取得的犯罪得到控制、生产力蜕变受抵御的直接效益。它是预防职务犯罪政治、经济、社会等效益的基础，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首要价值。这是因为，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还是整个国家，职务犯罪的有效控制和消减，都会取得多层次的综合效益。如政治效益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经济效益是净化发展环境，社会效益是促进社会诚信、净化道德风气等。但这些效益都是宏观的、抽象的，它必须由一件件腐败犯罪案件的有效查处，一件件腐败犯罪案件的及时预防，一个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风险的有效防控为支撑才能实现，而这正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司法预防的具体体现。通过预防措施的实施，有腐败犯罪犯意的人打消了“犯罪”念头，正在实施一般腐败行为的人中止了向“犯罪”发展，轻微腐败犯罪者或严重腐败犯罪者有了中止犯罪或投案自首的“自知之明”，发案单位、领域通过查办案件和采取预防措施没有或减少了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等等，这就体现了预防职务犯罪的直接价值(见表2)。

表2反映的职务犯罪查办情况看，立案数逐年有所回落，但起诉、判决数逐年提升。立案数和起诉数的这种变化，客观反映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折射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可期待性。

其四，“预防出生产力”用法律事实评价实践效果。长期以来，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评价因存在犯罪“黑数”实际处于虚化状态。“黑数”论者认为，由于客观上存在潜伏的、未被发现的案件，就不能认为某单位查出多个案件，该单位的实际发案就多；某单位没有查出案件，该单位的就没有发生案件。因此，对预防效果的评价只能以“上了多少警示课”“写了多少案例分析”“提了多少预防建议”等预防措施为依据。这种预防效果的虚化，不仅阻碍着预防措施的落实，而且成为制约预防工作的瓶颈。②既然以客观存在的职务犯罪为依据无法评价预防工作，特别是无法确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成效，那么，以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的成效便成为必然选择。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志着有证据证明其犯罪事实存在。依此可以推断，一个查出案件的单位，客观上肯定发生了案件；一个没有查出案件单位，客观上可能发生了案件，也可能没有发生案件。两相比较，用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成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便不言而喻。

其五，“预防出生产力”的法律效果可以量化。法

表1中部某省2008—2012年职务犯罪造成经济损失情况表(单位：万元)

贪污 贿赂 挪用公款 玩忽職守 滥用职权 其他 合计

2008年 7 668.13 24 526.68 21 494.89 32 462.27 4 993.48 14 839.7 105 985.15

2009年 8 079.53 35 200.84 12 202.51 11 113.51 21 337.37 4 823.17 92 756.93

2010年 5 725.28 36 746.73 17 574.16 19 503.83 46 389.06 5 595.05 131 534.11

2011年 7 519.07 26 618.22 15 298.37 13 756.72 15 259.77 3 317.7 81 769.85

2012年 10 060.29 74 580.98 20 963.57 11 620.16 15 733.97 8 810.94 141 769.91

合计 39 052.3 197 673.45 87 533.5 88 456.49 103 713.65 37 386.56 553 815.95

表2中部某省2010—2012年查办职务犯罪情况统计表

内容年份 立案(件) 逐年比 大案(件) 要案 大要案

占比 挽回经

济损失

(亿元) 起诉 判决

(件) 逐年比

(人) 厅级 (件) 逐年比

2010 1 611 ㈢.5% 1 014 117 12 78.2 3.588 948 27.4% 819 0.1%

2011 1 605 〢.4% 1 070 127 8 74.6 4.191 950 0.2% 828 1.1%

2012 1 371 ㄢ4.6% 925 102 10 74.9 5.314 966 1.7% 865 4.5%

合计 4 587 3 009 346 13.093 2 864 2 612

律效果即建立在法律事实基础上的实践效果，其表现为用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检验预防工作。可以通过“预防出生产力”的构成公式和测算公式来进行量化，籍以评价一个单位、部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效。其测算公式是：某领域职务犯罪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比照某领域所属单位职务犯罪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某领域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高于某领域单位生产力减损的平均值部分，即为产生的“预防生产力”。如以我国中部某省为例，全省五年农田土地整理建设投资为300亿元，共查处职务犯罪人员600余人，造成经济损失3亿元。等于每投资5 000万元查处1名职务犯罪人员，每名职务犯罪人员造成经济损失50万元。

二、“预防出生产力”观照下的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征

第一，预防对象的特定性。职务犯罪预防的对象主要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围绕“职务”和“犯罪”进行。预防职务犯罪与预防腐败的对象不尽相同，预防腐败的对象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权力运行的场域及其工作人员或与之相关的公民。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对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领域和部位，二是法律规定的诉讼环节。前者主要指检察机关正在查办和已经办理完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单位，职务犯罪高发、多发和易发的行业和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容易产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部位；后者主要指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民行监督、执法监督等检察业务所涉及的领域。对那些廉政建设好，从未发生过职务犯罪的单位，不能因其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而视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点领域，只能根据职务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预防手段的法定性。预防职务犯罪是以执法办案为依托、以减少和限制职务犯罪的发生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防范性、控制性、警示性、预测性的措施和行为，是法律监督职能的职权活动。[2]其主要措施有：一是检察建议，即依据查办职务犯案件形成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剖析，提出检察建议，防止同类犯罪再度发生。二是法律咨询，即采取建立重点部位重点人员档案、广泛收集和利用同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对已经掌握的案件线索进行筛选和管理等方式，为相关机关、部门或单位提供避免职务犯罪风险的法律服务。三是预防调研，综合运用办案成果和有关信息，把职务犯罪监督成果转化为企业管理和廉政建设的决策参考。四是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第三，预防对策的针对性。根据预防工作实际对预防对象采取相应的工作措施，其主要包括预防工作教育对象、预防制度建设对策、预防监督对象等。预防腐败或预防职务犯罪都必须根据阶段性工作形成相应的工作措施。一般性预防腐败对策是建立在上级要求、问题预测、比较借鉴等基础之上，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职务犯罪预防则是根据查办案件发现的具体漏洞问题而制定的预防对策，具有毋容置疑的准确性。有的放矢地开展监督教育和制度构建，并着力把对策措施加以落实，才能有效堵塞和解决诱发犯罪的漏洞和缺失。实践表明，制度预防具有天然的优越性，阻隔犯罪形成必须要靠理性的制度设计并加以正确实施，否则，无以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生成的土壤和条件。

第四，预防效果的法律性。职务犯罪预防效果的法律性是以刑事司法对犯罪行为的抑制价值为基础的。刑事司法的任务是查清案件真实情况，运用法律制裁犯罪，恢复被犯罪破坏的法律秩序。首先，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抑制其再次犯罪的心理和能力。其次，刑事司法对于潜在的犯罪人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最后，刑事司法对于守法者可以加深其对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认识，对犯罪形成本能的厌恶感，从而长期地不实施犯罪行为。作为刑事司法组成或延伸部分的职务犯罪预防，其效果与一般腐败预防相比，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可判断性，即在由群众举报职务犯罪的数量高低、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数量多少、起诉判决职务犯罪的数量多少、发案单位职务犯罪再度发生的数量多少等具体数据的比较中，实现对预防效果的价值判断。而预防腐败的效果，一般靠民意测验、问卷调查等方式，而最能令人信服的是法律效果，即要看职务犯罪的发案率是否降低。

第五，预防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职务犯罪预防的直接价值，就是防控和避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风险，实现对生产力的保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相当于一个人体黄金量的飞行员付出的还要多得多，更多的是我们倾注的大量精神、精力。”[3]职务犯罪的主体都是最具知识才干和能量释放的劳动者，如何保护这些干部不被腐败侵蚀、确保其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中释放正能量，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任务。其二，预防职务犯罪的核心价值，是促进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是涉及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严肃查办和有效预防职务犯罪，无疑是对社会稳定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推进。其三，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价值，是凸显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检察权的“控权性”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层面，表现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这种监督和制约的具体体现。

三、法治视野下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发展进程

(一)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基本成效

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党中央关于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要求，在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针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新特点、新动向，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从总体上适应了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

首先，预防工作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服务大局使命。各级检察机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放到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延伸办案职能,认真查找监管漏洞及隐患,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预防、警示和教育功能；把预防的触角从重点工程专项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延展到基层农村社会管理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盲点问题。深化检察机关的预防网络、预防制度、预防教育工作机制。全国已建立警示教育基地2 780个；建立和完善行贿档案查询制度，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詢89万余次，同比增加41%。[4]这些带有法律监督性质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法定手段，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等预防手段相结合，增添了预防腐败社会化体系建设的法治含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其次，预防工作推进了预防腐败综合治理体系的形成。各地党委把预防职务犯罪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格局。至今，全国大部分省、市、县成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湖南等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议或决定，采取视察、评议和执法检查等方式，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检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为基础，以查找漏洞为关键，以检察建议为手段，以决策建言为参谋，促成相关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相结合，构建预防职务犯罪风险防控网络，形成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落实预防职务犯罪管理措施的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检察机关专门预防与纪委、审计、监察等各预防成员单位、部门参与的社会预防相结合的工作网络，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与联系，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最后，预防工作强化和拓展法律监督的职务犯罪防范功能。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不仅与审判机关共同分享司法权，而且是国家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制约机制。[5]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既有事前预防，即结合具体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或者组织到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预防教育，对预防对象产生一定的警醒和阻遏作用；又有事中预防，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影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促使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及时发出检察建议。还有事后预防，即在职务犯罪发生以后，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等。可见，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仅是单纯的事前的预防性监督，而且是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性的预防。

(二) 法治思维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在持续升温的政治热情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职能边界模糊不清。政治热情是受政治信仰、政治责任等支配的一种激情，其产生的正能量对工作的推进、任务的完成都是必要的、有益的。职务犯罪预防当然也需要这种正能量。但如果这种正能量过度释放，就会使法定的职能边界遭到突破，使刑事法律意义上的犯罪预防，泛化为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教育预防。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开展了以“五进”为内容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创新，即为一例。③“五进”活动，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是脱离执法办案的廉政教育活动，超越了法律监督的职能边界。职务犯罪预防是法律监督的非诉讼活动，属司法预防的范畴。因而职务犯罪预防一般应同执法办案紧密结合起来，其预防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正在查办和已经办理完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单位，职务犯罪高发、多发和易发的行业和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容易产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部位等。

其二，用预防腐败的思维方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难以推进决策部署和行动上的法治化。人们往往习惯于将预防职务犯罪等同于预防腐败，用政治层面的思想、道德、体制、机制等建设来思考预防工 作。[6]政治思维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当然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思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会迷失方向。预防腐败的思维方式是以党的宗旨和廉政规则等为依据的处理相关人和事的认识和判断。以预防腐败的思维模式来预防职务犯罪，最大的弊端就是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和预防工作的效能虚化。显然，仅有政治思维是不够的。犯罪预防作为一种司法预防，是以刑事法律为依据，以罪与非罪为尺度的法律监督活动，只有职务行为构成犯罪和可能犯罪，才是开展司法预防工作的逻辑起点，它要求在查办职务犯罪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使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党政纪教育下，防控犯罪风险；使可能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消灭犯罪因素；使职务犯罪的发案单位实施针对性的预防教育和建章立制，防止犯罪再度发生。这才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思维。

其三，单纯以反腐倡廉的目标要求评价预防工作，容易出现重政治效果，轻法律效果的倾向。职务犯罪预防同样需要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和预防特点的工作措施和评价机制。但纵观检察预防决策要求，似乎与党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考评也一直停留在 “预防建议”“预防咨询”“预防授课”“预防报告”等层面上。而如群众对职务犯罪的投诉是增加还是减少，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是增加还是减少，发案单位同类犯罪立案是增加还是减少，同一领域、同等条件下不同单位立案数的比较等，这些体现预防法律效果的数据，在所有的预防工作业务指导统计中均未提及，客观形成了重政治效果、轻法律效果的倾向。

四、“预防出生产力”语境下的职务犯罪预防策略与路径

“出生产力”语境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进路，应围绕“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预防目标[7]，坚持以法定职责和法律边界为本位，强化法治思维，把握工作重点，落实职能责任，提高预防效能，大力加强专业化建设，努力推动预防工作的立法完善，将司法预防融入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之中，依法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一)“四位一体”之预防策略

用“出生产力”的价值目标审视当下预防工作，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政治热情”与“司法理性”结合起来，把政治层面的“大预防”与司法层面的“小预防”结合起来。实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司法能动品格的查案预防、警示预防、建制预防、咨询预防“四位一体”基本策略。

1. 查案预防

查办案件兼有特殊预防功能，它通过案件的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增强犯罪的揭露和惩处机率，改变犯罪心理结构，从而达到遏制犯罪发生的预防目的。立足查案抓预防是由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熟知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对发案单位或系统在体制、机制和管理上的漏洞有着切身的感受。显然，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工作，既有其独特的职能优势，又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同时，查案预防因其亲历性、客观性的特点，在整个预防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强化查案预防效能，必须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8]和“以打促防”[9]思想，实现依法惩治犯罪、不构成犯罪者免受刑责和在办案中查找监管疏漏等三重目的。

2. 警示预防

它是依托办案开展的、以威慑为主的思想教育和释法说理活动。简言之，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惩办及对个案的剖析，强化刑事法律的震慑、教化功能，昭示正义与良知，形成控制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促使有犯罪动机的人悬崖勒马，使无犯罪念头的人心灵受到洗礼，从思想上铲除职务犯罪的土壤，堵塞职务犯罪的机会。古话“惩一儆百”“以儆效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听一听，管半年，看一看，管一年”，也就是警示教育效果的直接反映。通过警示教育，特别是警示教育基地，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灵净化之地，自律自省之所。在实践中，警示预防要以发案单位的预防教育为基本职责，并向发案单位、行业系统适度延伸，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3. 建制预防

它是以检察建议为手段，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权力行为的检察职能活动。具体而言，作为针对发案漏洞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建制预防是对构建“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机制、“权力进笼”的具体落实[10]，体现出规范性、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作为建制预防的法定手段，检察建议在实体上至少包括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应当消除的隐患和违法现象，以及治理防范的意见、建议等。程序上采用最高人民檢察院规定的检察建议文书格式，经检察长审核签发，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备案，并主动了解落实情况。预防建议因其广泛适用性和相对实用性，已成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方式。

4. 咨询预防

它是综合运用办案成果和相关信息，把职务犯罪监督成果转化为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参考和相关单位风险防控的司法服务活动。既是促进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方式，也大大拓展了检察机关介入社会预防领域的途径。预防咨询既包括检察机关对单位、公民的询问、建议作出解释与答复，也包括检察机关与其他预防主体之间就制定预防对策、实施预防措施而进行的征询与协商行为。[11]其中，风险防控式的咨询预防，是检察机关顺应相关部门特别重大项目建设领域防控职务犯罪风险诉求而开展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则是检察机关深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探索。此外，检察机关通过与有关行业、系统、部门、单位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定程度上使预防咨询常态化，如及时为行政执法案件提供刑事法律咨询等。

(二) 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 以职能化为基础

这是检察预防工作法律监督属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重要体现。检察预防工作必须与办案结合起来，并以案件的查办为基础，实现由个案到类案的适度延伸，借以强化法律监督预防功能。唯此，检察机关强化了内设机构的分工合作，形成检察长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机制、各业务部门工作责任制、查办案件和预防工作的联动机制，将预防职务犯罪的任务落实到法律监督和查办案件工作的各个环节。预防机构自身要集中精力抓好预防对策研究，加强与各部门的配合协调，建立健全各司其责、协同、联动的预防机制，发挥各自职能优势，不断加强和推进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工作。各业务部门要结合案件的查办，依法履行警示教育、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查处职务犯罪的检察职能。

2. 以效能化为重心

简言之，就是所有的预防措施和手段，都必须在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上见成效。预防工作要“接地气”，具有可操作性，使每一项对策措施都能落地生花，就要坚持在“有案必办”前提下，以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立案数是否下降为预防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深入了解职务犯罪行为的演变过程，有针对性地搞好剖析，写出个案分析报告，包括犯罪原因、手段、存在问题及预防对策；深入隐蔽部位、群体，对职务犯罪多发、易发部位、环节，与有关单位配合，搞好防范措施，通过实在、具体、形象地讲事实、摆证据、明是非、释法理，使其受到警示告诫。真正把检察预防工作的着力点和着眼点从政治层面的“大预防”转移到司法层面的“小预防”上来。

3. 以专业化为主导

这是推进检察预防职能化的现实需要。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既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同时涉及机制、体制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预防工作具有很强的思辩性、实践性和专业性，因而也对预防工作特别是履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的干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相应的检察业务素能，而且要了解掌握从事预防工作所需的相关理论、知识、方针和政策。因此，必须重视预防业务特有能力的养成，不断提高检察队伍的专业化素养，不断提高掌握犯罪特点、规律以及综合运用预防手段、防患于未然的能力等等，以较强的专业素质，推进以法律监督为职能特征的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4. 以法制化为保障

即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向人大提立法建议和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使预防工作的责任主体有法可依。一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预防职责。建议在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性质，并赋予检察机关预防调查、检察建议等相应权力，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范各业务部门的预防职责；法院组织法也应原则规定审判机关结合审判职务犯罪案件开展预防工作的职能责任。二是明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预防职责。建议全国人大以《决定》形式規范检察机关和各部门、单位在查办案件、预防教育、整章建制、强化监督等方面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将网络反腐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建议在全国人大《决定》中设专章规范网络反腐的制度衔接，建立统一、权威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反腐，整合社会反腐资源。四是加强人大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检查，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监督支持。

注释：

① 本文表1㈢萀灶湥均来源于中部某省检察院案件管理处统计科。

② 有观点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即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黑数是已然发生的犯罪，因此，从逻辑上讲似乎控制和减少犯罪“黑数”仅为查办职务犯罪的目的。笔者不以为然，认为“黑数”只是一种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观判断，不是已然发生的犯罪。

③ “五进”即针对机关、企业、乡村、学校、社区不同的特点开展法治宣传和预防教育。参见陈正云：《在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载“正义网”，访问时间：2014年1月26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 我很以为然[N]. 检察日报, 2013〢3ㄢ, (01).

[2] 苏栋文, 黄树清. 防城港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的做法和启示[J]. 今日南国, 2006(24): 9596.

[3] 顾雷鸣, 王晓映.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N]. 新华日报, 2013〢3〢9, (01).

[4] 戴佳. 去年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89万余次625家单位1 253名个人受到处置[N]. 检察日报, 2013〢3〢2, (01).

[5] 梁木生, 苟红兵. 论我国检察权的定位[J]. 政治学研究,

2008(3): 2232.

[6] 陈正云. 预防工作要实现理论实践制度创新[N]. 检察日报, 2013〢8ㄢ2, (03).

[7]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工作规划[R]. 中国新闻网, 2013〢8㈢9.

[8] 刘复之.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C]// 中国反贪调查(第1卷).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141.

[9] 韩杼滨. 在全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C]// 中国反贪调查(第1卷).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240.

[10]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R].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〢1㈢4.

[11] 李宪民. 浅析预防咨询[J]. 人民检察, 2002(10): 5455.

The law ruling connotation of the Prevention of Duty Crime Mak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approach for implementation

WU Jianxiong, WANG Li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1, China)

[编辑: 苏慧]

作者：吴建雄 王力

预防职务犯罪策略论文 篇2：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预防策略研究

〔摘要〕 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职务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探索积极有效的预防策略，坚持标本兼治，在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职能、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及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下工夫，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关键词〕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预防策略

〔

在村民委員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中管理集体公共事务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作为农村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也随之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了农民的集体上访等事件，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必须把预防此类犯罪工作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反腐败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按照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积极探索有效的预防策略，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一、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职能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宽反腐败工作面，而且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农村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检察机关要切实发挥好预防职能，有效遏制农村基层组织中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农村延伸，为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一）抓好宣传教育

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及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持续深入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危害性的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已经查办的典型案例，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进行警示教育，让他们筑牢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组织人员深入农村一线，采取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比如发放宣传资料、进行职务犯罪图片展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等，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提高农民的防范举报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下派干部等人员的知识优势，抓好日常教育，开展好警示教育，丰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二）充分发动群众举报

对众多案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多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潜伏期长、取证难等特点，导致检察机关短时间内很难破案。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检察机关要想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创新举报保护、举报奖励等制度，充分调动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条件允许，检察机关可以选取部分政治意识强的村民，为检察机关提供案件线索，从而形成固定的情报来源通道。对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破案中作出贡献的村民，可以给予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确保建立起高效的侦查系统，不断拓展案件来源渠道。此外，检察机关还应该深入农村一线，主动与农民群众沟通联系，通过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切实掌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相关线索，真正做到依靠群众、共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三）认真总结经验

检察机关要按照新形势新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特别要针对本地区发生的一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重大案件，联合有关单位共同进行认真分析，多方面多角度深入查找职务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仔细挖掘其共性特点、其中蕴含的规律及可能的发展趋势，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准找好方方面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入探求犯罪的根源，深刻汲取其中的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好防范措施和应对之策，以及时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四）构建大预防格局

检察机关要与执法执纪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加强与涉农部门的协作配合，合力构建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有效工作机制。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均已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案件移送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到位情况，需要改变传统工作方式，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使检察机关在社会化大预防格局中发挥专业预防的优势。

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队伍建设

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支能力强、品德优的基层组织人员队伍。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部分人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廉政意识淡漠，法律知识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教育培训，使其养成依法行政、远离贪腐的主观自觉。

（一）积极探索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选用制度

应进一步探索关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选用办法和举措，特别是要利用好农村基层组织三年一次的换届机会，采取村内选、向外聘、往回请等方式，努力吸收各方面优秀人才进入农村基层组织中来，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后备人才库。特别是要结合农村“两委”换届，切实把思想政治素质好、文化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人选拔到村级班子中来。同时，可积极从县乡机关干部中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重点村、后进村、贫困村进行挂职锻炼，夯实农村干部队伍的后备基础；继续加大“三支一扶”和大学生村官选用的力度，鼓励大学毕业生担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可有效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又可以通过大学生村官的引导和影响，在较短时间内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文化程度得到一定的提高，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鲜血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加强对现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教育引导

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文化水平低、综合素质差的状况，基层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整合各方面教育培训资源，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教育、典型教育、警示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抓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思想政治和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要通过教育培训，切实让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进一步把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筑牢；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对农村政策、文化知识、财务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其在提升知识水平的同时，服务群众的能力也得到提升；要突出抓好法制方面的教育培训，基层政府要开展好预防性、经常性法制教育，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切实掌握好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司法机关要通过送法下乡、图片展出和法制讲座等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乡村和基层干部群众手中。总之，要通过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导，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特别是农村干部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弄清什么行为是违反法律、坚决不能做的，在办理“公共事务”前、面对利益诱惑时要绷紧法律这根弦，及时打消违法犯罪念头，不断提高自控能力。

（三）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廉政教育

相关部门应紧紧围绕党中央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上级的各项安排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乡村延伸。首先，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教育活动，引导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身行为，真正把心思用在带领群众发展上。其次，基层纪检机关要主动发挥作用，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发生的轻微违纪行为进行及时劝诫，充分运用好“四种形态”，特别是要运用好谈话提醒、教育诫勉等方式，坚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将小毛病消灭于萌芽状态，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对于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决不能惜情顾面、听之任之，要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以严的惩处形成震慑效应。

（四）强化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激励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处在基层第一线，承担着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的重任，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力量。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工作比较繁忙，经常“白加黑”、“五加二”地加班加点工作，可以说责任重大、工作辛苦。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尤其是村干部待遇较低，存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工作无力、得过且过，甚至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等。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激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工作积极性、预防其职务犯罪的有效举措。首先，重视经济激励。应结合本地财政收入状况，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工资待遇逐年增长机制，落实好农村离任主干生活补助，真正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其次，加强政治激励。要继续加大从农村基层优秀村干部中招录国家工作人员的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每年拿出一定的指标，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乡镇工作人员，可结合乡镇换届将其提拔到乡镇领导班子之中。最后，其他方面的激励。比如，增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外出培训机会，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标准，加大关怀关爱力度等，及时帮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解决实际困难，切实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三、完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监督管理机制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虽然权力不大，但由于其工作在群众身边，一旦利用手中权力侵害村庄和农民利益，其危害性也大，不仅会使村庄和农民利益受损，而且极易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农村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尤其是村庄主要领导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健全监督机制

首先，要充分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我国宪法、法律赋予了人大监督权力，要调动县乡人大及代表运用好权力、发挥好监督作用。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基层党委政府的监督职责。县乡党委、政府要将预防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通过采取检查工作和审计等方式，强化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要发挥好专门监督作用。再次，要健全完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之间互相监督机制。严格执行民主议事规则及决策机制，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只要是村内的重大事务，全部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定，对每一项决定都要由村民监督委员会负责进行监督，并且广泛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还要动员村民进行监督。要认真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扩大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凡是应该公开的必须全部公开，特别是加大对国家政策支农惠农的公开力度，让群众真正知道能够享受什么、享受多少等内容，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日常工作完全放在阳光下，放在群众的有效监督下，让群众该知道的完全知道，该参与的真正参与。

（二）完善财务制度

一要健全财务制度。实行村级财务统一核算，坚决杜绝白条、假发票等现象。收取的各种款项，要及时纳入财务，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对于村中的重大事项和大额支出实行村委会集体审查，要做到严格把关，杜绝财务漏洞。二要坚持实行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由基层政府组织专门人员，每年定期进行检查；农村“两委”换届前，要对上一届班子进行离任审计，并要将审计结果公开公示，切实避免财务混乱现象。三要严格落实村财乡管制度。要将村财乡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村中的所有费用都由乡镇财政结算中心代为统一管理，并实行专户管理。乡镇财政结算中心对村级财政预算实行统一审核、统一拨付，安排资金要严格按照核定的收支标准来进行，坚决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四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和审计监督。财政和审计部门要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加大对村级财务的监督检查力度，凡是涉及重大开发项目、土地征用补偿和国家补助资金等方面的收支情况，都要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五要严格落实好财务公开制度。实行村级财务所有账目全部向群众公开，村民对账务如果存在异议，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查看账目。总之，要通过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彻底消除暗箱操作，有效避免收入不记账、虚列开支等问题的出现，为减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创设良好的财务环境。

（三）加大打击力度

要坚持标本兼治、打防结合，依法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及惩处力度。首先，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进一步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其次，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地与公安、法院等部门进行沟通配合，调动各个方面的监督力量，不断健全完善案件移送及部门衔接和配合机制，凝聚起预防和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强大合力。再次，检察机关要立足自身职能，采取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乡镇政府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管理监督制度，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坚持从制度上有效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同时，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或者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要加快办理，形成依法依规严惩的高压态势。

四、完善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相关的法律制度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会侵害农民利益、危害农业生产、影响农村稳定，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和妨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此类犯罪的惩处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必须通力协作，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向农村顺利延伸，从而真正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农村的长治久安。从已有的案件查处效果来看，要想有效预防和遏制此类犯罪，既需要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查处力度、形成震慑效果，还需要立法机关认真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对相关立法中的不完善之处及时进行修正和完备，为司法机关提供符合发展实际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依据和基础。

（一）明确“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职务犯罪的主体被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在这一范围内。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基层政府“从事公务”时，可将其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其也就具备了构成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我国当前农村中，还有其他一些基层组织也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共事务，比如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等，对于这些村级组织中的成员，相关法规至今都没有明确规定当他们从事公共事务时是否应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使得司法部门在案件查处和审判过程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此，立法部门应尽快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明确界定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从而为司法部门准确地查办案件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

（二）明确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的定义和范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等七项工作时，属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与此相对应，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只有在协助基层政府从事上述管理事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方式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才能按照受贿罪来进行定罪处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的范围早已超过以上七项工作，而立法解释中仅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来概括以上七项工作以外的公务活动，这种模糊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导致司法人员无法准确地对案件进行认定。因此，急需立法部门对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进一步明确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公务”的范围，使司法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有法可依。

（三）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纳入渎职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对渎职罪主体范围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此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能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因此，针对当前出现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因不具备主体要件，司法机关常常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农村具体工作中，在特定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属于渎职罪的犯罪主体。要填补这一法律上的空白，需要立法部门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渎职罪的主体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进一步的扩大，比如扩大到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而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纳入渎职罪的主体，这样便能较好地解决渎职犯罪无明确法律可依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韩雅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J〕.人民法治，2016（5）：82-83.

〔2〕赵东平.村官职务犯罪的权力透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97-101.

〔3〕徐 婕.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J〕.新疆警察學院学报，2015（3）：37-41.

〔4〕冯耀明.惩防并举遏制农村干部职务犯罪〔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6）：70-72.

责任编辑 日 月

作者：冯耀明

预防职务犯罪策略论文 篇3：

房屋拆迁中职务犯罪的形成与预防策略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城市的改造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房屋拆迁就是其中的一项，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房屋拆迁中存在很多的职务犯罪问题。因此通过探究房屋拆迁中职务犯罪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到相应的预防策略以减少这类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

关键词：城市化;房屋拆迁;职务犯罪

近些年来，在各个媒体发布的新闻中，由于拆迁问题导致的官员落马、居民自杀、自焚以及暴力拆迁的报道越来越多。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城市化的进程的加快，在拆迁中有更多的问题产生，已经称为我国目前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1]。从近年来的数据统计也可以看出，由于职务犯罪所导致的种种惨剧在日渐增加，并且由于职务犯罪更具隐蔽性，因此这类问题的更加难以预防和发现。所以，我们要找到当前职务犯罪事件频发的原因，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一、房屋拆迁中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

（一）工作机制是不透明

一直以来，几乎我国所有的拆迁标准都是采用的都是内部进行，至于具体的细节以及相应的标准都没有向公众公开过，即使在一些公开了的拆迁活动中，其中的拆迁进行也并没有按照公开的标准来进行，实际上还是按照自己内部所定的标准来进行。这样的拆迁工作机制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严重不足，不将拆迁的具体细节公之于众，无法受到群众的监督，使得被拆迁的各家各户并不知晓其他家庭的补偿实际情况，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极有可能引发由于不公开透明导致的欺诈事件发生，加剧了拆迁企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二）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当前，无论是对城中村的改造、旧城区改造还是现在正在实行的新农村建设，在这些项目中，对拆迁户的补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补偿中所涉及到的利益纠纷甚至冲突也都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在拆迁活动中，政府的一些领导和相关部门为了加快拆迁的进程会利用公权力来干预整个过程，一般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强制拆迁[2]。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公权力干预私权利导致两者原本平等的关系被打破，拆迁过程中的冲突、矛盾不断被激化。事实上政府利用这样的方式是对民众私权利的剥夺和弱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没有相关的监督力量来监督整個拆迁活动，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的监管不力，二是内部的监管不够完善、健全，三是社会的监督也相对较弱，监督力度不够。

（三）相关拆迁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从以往的拆迁活动中可以看出，暴力拆迁是其中最容易发生的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背后利益的引诱。众所周知，在拆迁活动中会涉及到大量的金钱交易，其中所蕴含的利益是巨大的，因此，在利益的面前，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引诱下，一些进行拆迁工作的最前线人员以及他们背后的相关领导，私欲极度膨胀，大肆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在拆迁活动中获取高额的利益回报，并且这些人无视法律的存在，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能够找到法律的空子，蒙混过关。事实上，造成这样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就是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官场腐败风气的影响。

二、房屋拆迁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拆迁公开透明化

就拆迁活动没有公开和透明化的问题来说，我们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化。正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监督这些相关的拆迁人员最主要的就是将所有的拆迁过程以及补偿标准等都公开发布出来，使这些内容呈现在公众的眼前，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监督公权力运行的方法[3]。首先，要改变当前决策方式，不要再将整个决策权全部交予个人。其次，对拆迁的地方要进行公开的听证，多听取人民的声音。再次，对于一些重点的项目要主动的接受媒体的监督，比如在网络上、报纸上、电视上等等媒体上公开，接受监督。

（二）强化政府制定以及执行的能力

政府在整个拆迁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前拆迁政府处于绝对领导的位置，这样极易发生腐败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分权的机制，使各个部门相互制衡。首先，要校正政府在拆迁活动中的角色定位，使政府和拆迁公司分割开来，拆迁公司担任执行者，政府担任监督者。其次，政府重视市场的作用，使市场能够左右拆迁补偿，不再让拆迁补偿由拆迁的政府人员随意制定。最后，要对拆迁所有的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直接发放到拆迁户手里。

（三）提升拆迁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整个拆迁活动中，拆迁人员的个人素质对拆迁影响较大，如果拆迁人员的综合素质较高，会缓和整个拆迁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较低则会加剧矛盾以及冲突。因此，必须要加强拆迁人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强化拆迁人员的法律思想，对其进行系统的教育以及培训，提升他们的对拆迁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来改变这些人员。其次，要完善制度限制这些拆迁人员的行为，使他们能够在整个拆迁活动中遵纪守法。

[ 参 考 文 献 ]

[1]董晋.城市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问题实证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7.

[2]吕楠楠.拆迁中职务犯罪的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5.

[3]许健，谢雨.故意误拆中职务犯罪产生的深层原因探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5（12）：19-21.

作者：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