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的立法研究论文

摘要：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偷税的立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偷税的立法研究论文 篇1：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分析

摘 要：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建立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在深市、沪市及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29家江苏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其2010-2013年度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对投资者、政府和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对如何解决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利益相关者

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造就了当今世界繁荣的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其首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以获取利润，这是企业的自然属性。然而，近几十年来，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污染环境、剥削职工，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来换取低成本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利润已经不能被当做衡量企业价值的唯一标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也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文献回顾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至今，已有诸多学者和机构对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企业社会责任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综合了国内外研究者的结论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改变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传统观念，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实施利他主义行为，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的研究结论基本有三个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负相关，以及不同指标的相关关系方向不同。

（一）正相关

杨熠，沈洪涛（2008）通过对1997年至2003年非金融业A股公司的分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在当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钱瑜（2013）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石化及塑胶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财务绩效，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黎友焕（2007）通过对广东省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但规模和性质不同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田虹（2009）研究了通信行业46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利润、企业竞争力、企业成长性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利于企业未来的成长。

（二）负相关

溫素彬，方苑（2008）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财务数据。分析表明，大多数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的财务绩效影响为负。陈斌（2013）通过建立类似学习曲线的企业社会责任曲线效应模型，应用平行数据模型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单位产出成本进行动态分析，得出结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三）不同利益相关者，相关关系方向不同

蒋红芸，景珊珊（2011）选取医药制造业6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其2007—2011年间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社会责任履行的各个方面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一部分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另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作用。孟庆浩（2012）基于社科院2009-2011年公布的处于社会责任排名前100强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提出企业对股东、供应商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会对财务绩效总体上产生较好的效果，但是对客户和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效益水平。陈薇（2013）从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视角提出假说，企业履行对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分化趋势，既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研究已展开多年，早期的研究结果多集中于单纯正相关或负相关，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趋向于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相关关系方向不同的结论。而从研究方法来看，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占绝大多数，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一个时间区间之内的相关关系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其影响不断扩大，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传统模式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鼻祖Freeman（1984）给相关利益者的定义为：“可以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他所指的“个人和群体”是指“那些与公司利益相关或可以索取公司利益的群体，更准确地说，包括供应商、客户、员工、股东、当地的社区以及处于代理人角色的管理者。”

20世纪9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到目前己经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主流思想之一。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引入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为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变得具体化。总结学者的观点，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利益相关者分为股东、政府、员工、债权人和公益事业，并由此提出假设。

企业管理者受股东委托对其投入进行管理，同时，企业对股东承担责任，也可以保证企业自有资本的稳定，由此提出：

假设1：企业对股东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对政府履行社会责任，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可以赢得政府的法律保护与政策支持，由此提出：

假设2：企业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生产安全水平，保障职工福利，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由此提出：

假设3：企业对员工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责任，按时还本付息，有利于提升企业信誉度，能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和进一步筹措资金打下基础，由此提出：

假设4：企业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能够提高企业的外部形象，获得更多消费者的信赖与认可，由此提出：

假設5：企业对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指标设计

1.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结合《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G4）、《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等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上市公司年报特点，本文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上采集反映企业对股东、政府、员工、债权人和公益事业五类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数据，指标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1。

2.企业财务绩效指标。通常用于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有市场价值指标和会计指标，两者各有利弊。由于本文的研究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且会计指标有更易获得更稳定的特点，本文因此采用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它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即资产的利用效率。指标值越大，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越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越强，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

（三）样本选择与信息来源

本文选取了在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江苏省企业为样本，并对总体进行如下筛选：第一，剔除金融类企业，金融业比较特殊，对其社会责任的评价与其他行业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剔除近年来业绩过差的ST、PT企业，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过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及否定意见的企业，排除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第三，剔除同时在A股和B股上市的企业，国内投资者更关注A股上市公司；第四，剔除2010年后上市的企业，保证各年样本量的一致性；第五，剔除报表数据不全的企业。经过筛选后，本文最终确定了129个企业样本。

本文选择样本企业2010-2013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均来自于巨潮资讯网。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企业在2010-2013年度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与财务绩效作描述性统计，具体内容如表2。

由表可知，平均每股收益均大于0.2，可见资本保全度较好；税收比率四年间十分平稳；平均工资福利率较为稳定，但是样本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表明各公司的员工待遇相差较大；平均资产负债比保持在3左右，样本差异略大；平均捐赠收入比最高仅为 0.11%，说明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支出普遍较低。总资产报酬率均值维持在5%左右，资产的运营效率总体较好。

（二）相关性检验及实证结果

对各年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整理如表3。

如表可知，在2010-2013年度，样本企业的每股收益、税收比率、资产负债比与企业财务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企业对股东、政府和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工资福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相关性并不显著。企业的捐赠收入比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虽并不十分显著，但也显示出正相关性，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企业捐赠收入比过低。另外，公司规模的大小，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可以认为，规模因素并不会明显改变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面板数据回归

1.Hausman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首先需要对选择何种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判定。

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P=0.0613大于0.05，所以本文选择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结合分析与假设，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a+b1X1+b2X2+b3X3+b4X4+b5X5+b6size

其中，Yi为第i个因变量的总资产收益率；Xi为第i个自变量，其含义为社会责任的相关指标；a为截距顶；bi为自变量的相关系数；考虑到企业规模可能带来的影响，size为期末总资产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财务绩效指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本文利用EViews 6.0对样本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回归结果显示，Adjusted R-squared达到54.1493%，Prob（F-statistic）为0.000000，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的效果较好。回归得到的各个自变量的系数除公司规模以外均为正数。每股收益在1%的水平上对总资产收益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税收比率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资产负债比在10%的水平上表现显著的正相关。企业参与公益事业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但是并不显著。企业工资福利率的系数极低，且并不显著，说明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提高可能并无贡献。回归结果还显示，公司规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的影响为负，但是系数数值较小，显著性较低。

相关性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检验的结果同时显示，企业履行对股东、政府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1、2、4，而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在深市、沪市及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29家江苏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企业对股东、政府、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十分显著，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对外捐赠与财务绩效呈弱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长期参与公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工资福利率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提高可能并无贡献。

总体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是有正面影响的。但是，当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并不乐观，众多企业对社会责任了解片面，缺乏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首先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通过新旧媒体多渠道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弥补企业和群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不足，及时曝光偷税漏税、破坏环境、生产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秩序的企业，以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制，设计一套符合国情的专门评价方法，设立专门的评价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价，并定期出具相关报告；在合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等方式，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强制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披露，同时提高披露的水平和质量。

从企业自身来说，企业应当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于提高产品品质、保护自然环境，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等等。同时，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披露范围，自觉接受外界的监督。这样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长期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和财务绩效的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项目号：scx1424]

参考文献：

[1] 杨熠，沈洪涛.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2] 钱瑜.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典型相关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企业经济，2013（3）

[3] 黎友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4] 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

[5] 蒋红芸，景珊珊.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 孟庆浩.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 陈薇.企业社会相关者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3（9）

[8] 田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基于中国通信行业的经验数据[J].经济管理，2009（1）

[9] 陈斌.企业社会责任曲线效应探究——基于沪深股市的面板数据檢验[J].兰州学刊，2013（10）

[10] 杨培育.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东南大学，2008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江苏南京 210088）

（责编：贾伟）

作者：黄伟杰等

偷税的立法研究论文 篇2：

社会信任与腐败

摘要：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一般信任；特殊信任；腐败

关于腐败，一个简单而流行的定义就是“权钱交易”、“利用公权谋取私利”。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对于腐败与反腐败的研究中，多数人都是以“权力”为中心，强调对掌权者的监督、教育和惩罚，强调完善制度以制约权力等等。这都是从“伸手者”(受贿者)角度进行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也应注意到，多数腐败现象是受贿者与行贿者的双向交易，要想全面分析腐败现象，还应从微观层面仔细观察行贿者的行为。只有同时对腐败交易双方的行为和动机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腐败现象，才能有效地开展预防腐败工作和反腐败斗争。

对于信任和社会信任，最初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比较多。近年来，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要素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组织行为学、营销学等众多领域的热门话题，不同学科从人际关系、组织行为、商品交换、社会制度等不同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专门系统地对社会信任与腐败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还比较少，一般都是在论及社会信任的文章中，笼统地说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其腐败现象就会越少，较高程度的社会信任是消除腐败的一个有效因素。严格来说，相反的假定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

为了免于误解，本文将“信任”看作一个中性概念，假设它既可能对腐败有负效应(即有利于消除腐败)，也可能对腐败有正效应(即可能助长滋生腐败)。进一步，本文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指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以及人们对支撑这种普遍信任的国家和法律体制的信任；特殊信任指基于情感、亲缘等因素的小圈子、小团体内部排外性的互惠信任。不同种类的信任对一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具有不同的影响，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都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接着本文结合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际，从信任角度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一般信任程度高有利于遏制腐败

通往人与人之间普遍信任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经过重复博弈建立起来的互信互惠；二是有一套公正有效、不偏不倚的国家和法律体制，能够惩治背信弃义，鼓励诚实守信。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涉及经济交易和社会活动，经济交易中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可以减少行贿的动机。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的诚信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相互信任是消除机会主义行为、顺利展开交易的关键机制。相反，经济活动者之间对双方人品道德的不信任，增加了他们从事腐败活动的可能性。譬如，如果一个企业主认识到他的竞争对手必然或已经以腐败活动获得好处(例如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某项工程)，他很可能也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他会想：“既然他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呢?”

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活跃的公民社会，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遏止腐败活动。公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各种职业联合协会、劳工或妇女组织、商业组织、宗教机构、文化体育娱乐性俱乐部以及各种非正式的社区组织等等。市民社会里各种组织的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主动参与和支持，这些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自愿参与，“人们参与是因为他们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people participate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what they are doing)”。一个拥有众多自愿性组织的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它是连接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的桥梁，有助于产生诸如容忍、合作和互惠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产生和巩固稳定的社会基础。活跃的公民社会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并进一步加强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由于人们之间这种熟悉与信任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通过正式渠道的密切联系，就使得腐败没有滋生的社会温床。活跃而稳定的公民社会是制约腐败的强大力量，在一个拥有强大市民社会的国家里，人们充分相信民主、参与，这个国家的腐败现象会比较少。

国家和法律体制在促进人们信任与合作中起着监督与保障的作用。治理良好的法治国家可以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可以放心地进行交往和交易，因为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或一方背叛信任，国家会依据法律解决冲突。人们在交易时由于考虑到不诚信的行为会受到惩罚，就会自觉地履行承诺。由此推论，人们对法律体制和国家或政府的信任会影响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一，人们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或人们对一个社会腐败程度高低的判断，与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法律体制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法律体制是公正的，将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人们对法律体制的信任与腐败的关系。一方面是法律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法律对合约执行的监督和保证，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许多人认为，在一个转型经济的国家里，其法律往往不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和提供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办法。许多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主并不真正相信法院可以公正地解决经济纠纷，正是由于他们对法制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如亲情、朋友关系)，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就增加了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根据贝克尔的研究，人们是否从事犯罪行为依赖于他们对行为后果和代价的预测，如被捕，被起诉、审判和惩罚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例如，一个商人或企业主是否行贿，他将考虑到行贿的预期成本，如果他认为法律约束(被惩罚的可能性和被惩罚的代价)非常弱，他肯定会乐于从事腐败活动。总之，人们对法律体制公正的高度信任将降低他

们进行非法寻租活动的可能性；相反，人们对法律体制的不信任将一方面导致人们建立“关系网络”进行非法交易，另一方面导致人们产生对腐败交易不容易被惩罚的认识和判断，从而进一步助长腐败行为。

第二，与法律体制相关，人们对国家和政府及其行为信任也对腐败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家和政府要想获得民众的信任，必须做到廉洁、透明、有责任，必须保证司法独立，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在法律框架下活动。在新公共管理浪潮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和公共部门在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完成国家任务和达成目标时，必须做到“最低限度地干预市场，征收最低的税收，使用最少的雇员，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富有责任心以及保证实施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公民对政府行为是否保持信任将影响他们是否遵守政府的各项法规，而公正不倚、令人信任的政府是有效的“第三方监督”。因此可以推断，如果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认为国家不诚信，政府行为不确定性太高，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他们就不得不也陷于腐败交易中。所以说，国家的机能不良给人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经济动机，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维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反而与民争利，大量干涉和阻碍经济活动，就将迫使企业主从事腐败活动。反之，如果政府的行为让人们普遍信任，认为是一个良好的政府，人们就会远离腐败交易。

综上所述，一个一般信任程度高的社会腐败现象会比较少，因为如果人人都相信别人会遵纪守法，而且又相信国家和法律公正无偏、执行有效，那么他自己就也会遵守道德和法律。所以，有研究认为，苏联解体后人们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是这些国家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而瑞典、丹麦等国家腐败程度低主要是因为普遍信任程度高。

二、特殊信任程度高容易滋生腐败

特殊信任指基于情感、亲缘等因素形成的小圈子、小团体内部排外性的互惠信任。这种信任承载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上。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而言会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运作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普特南区分了“桥梁型网络”(bridging networks)和“裙带型网络”(bonding networks)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前者是容易渗透的、具有社会包容的关系网络，可以促进社会中不同人群和组织的相互交往；而后者是一种排外的关系网络，诸如血缘亲戚等容易形成偏袒和裙带关系，这种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社会运作的交易成本，因为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形成比较稳定的相互信任。然而，如果在一个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里，人们过于强烈地依赖特殊信任，将会导致腐败等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交易的隐蔽性需要交易双方较高程度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信任。因为腐败交易往往违反法律，而要保证交易的成功，需要交易双方保持高度信任。行贿者是否确信一个政府官员能够成为他的“忠实受贿者”是他进行腐败行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种官员被俘获的“确定性”是基于腐败交易双方对各自利益的算计。由于腐败交易双方必须考虑到各自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被抓获和惩罚)，因而他们需要相互信任并相互保护，而且一旦腐败交易成功，双方承诺兑现，并未被发现和惩罚，他们就更可能进行下一轮腐败交易，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信任”。也就是说，双方腐败交易的发生必须基于：首先，双方对各自利益得失的考虑；其次，交易者对合作者的了解(以保证交易不被泄漏)。双方了解程度越高，腐败交易的可靠性就越能得到保证。因此，一旦腐败交易成功了一次，他们将来继续交易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如果说腐败的官员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是不诚信的，但对亲戚却“重感情”，对朋友却“够义气”，这些“感情”和“义气”表现出的是一种畸形的特殊信任。所以，在转型国家，由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势力组成“黑社会”犯罪团体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的政治腐败就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官与商业和金融寡头的相互勾结。那些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新权贵和金融寡头，凭着手中几亿、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实现了他们将资本权力化的目标。他们在政治上左右政局，政府要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偶，国家法令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在经济上呼风唤雨，公共财富和资源成了他们巧取豪夺、任意瓜分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垄断了舆论工具，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喉舌，民众成了受他们愚弄的对象，民意被他们引导和操控。二是黑社会组织猖獗。黑社会组织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横行和猖獗，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都是不可想象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是，政府权力几乎完全听任新权贵的摆布，而黑社会组织的幕后保护伞通常都是这些新权贵。俄罗斯的光头党和黑手党逐步由占地为王、欺行霸市，发展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集团。所以，在许多腐败严重的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并不是一些理论家分析的那么低，只是这种信任是排外的小团体内部的特殊信任，而不是基于现代国家和法制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这实际上是一个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过程。一方面，正是由于缺乏社会一般信任，人们才以特殊信任来应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过于严重的特殊信任必然导致腐败等非法现象。另一方面，腐败等非法现象更要求关系圈子的隐蔽性和排外性，导致人们对特殊信任的更加依赖，社会一般信任更难以建立。

三、转型中国的社会信任与腐败：从特殊信任到一般信任

本文之所以要如此细致地区分社会信任的不同类型并逐一进行分析，就是因为这种划分对研究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有关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一些社会学家从理论上给予了阐释。韦伯、福山等众多的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这种不诚实的品质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是典型的不信任”。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信任缺失的。他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福山认为，由于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对于家族外的人或陌生人的信任感极低，对他们存在普遍的、极度的不信任，“在华人社会里，只要出了家族的圈子，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就变得相当低”。一些学者通过文献和实证研究，将现代中国人的信任由血缘扩展到地缘，即所谓的“老乡信任”、“熟人信任”。

比照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信任状况的批评，运用本文前面对社会信任的分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的批评中国社会信任程度太低，实际上是说中国的一般信任程度低，即包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市民社会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低。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的特殊信任程度(无论是对亲戚的信任还是老乡信任、熟人信任)并不低，而是很高。甚至有观点认为，

正是因为这种非常强的特殊信任，才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统一和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转型阶段，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从搞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要求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的一般信任逐渐增强，并发展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信任模式。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对中国社会的信任状况表示了极度的忧虑：犯罪率、离婚率的快速上升，彩票发行的暗箱操作，假冒伪劣产品的屡禁不止，政府官员的腐败成风，民工工资被一拖再拖，政府像防贼一样防高考学生，私有企业偷税漏税，等等，不一而足。

总结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第一，社会一般信任出现了危机；第二，关于特殊信任，出现了一种矛盾局面。一方面，由于一般信任的缺失，促使人们增加了对特殊信任的依赖，出现所谓“无关系寸步难行”，行贿受贿成风等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转型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由传统的对陌生人的怀疑扩展至“熟人圈子”、家族内甚至家庭内，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特殊信任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所谓的“杀熟”现象、离婚率上升等等。前文指出，基本信任是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社会将无法运转。

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市场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有关市场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或尚待制定完善，或推行不力、执法不严，使人产生“谁老实，谁吃亏；谁不守规则，谁得利”的错误看法，使得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不仅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成长，同时也使社会信任问题比任何时期都更为尖锐。另一方面，在转型中行业的国家垄断和行政管制使得社会信任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滥用垄断权力和管制权力便成为腐败的一种代名词，使交易者、经营者失去交易、经营的积极性和信心，也使他们对一些部门产生不信任感。

总结而言，本文认为，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另一方面，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成为这个社会腐败滋生的土壤。

这为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跟腐败的关系分析，当前开展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批判地继承和保持中国的传统信任。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信任没有突破血缘束缚，始终强调血缘关系的基点，这使得信任的范围和对象受到大大限制，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乃至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有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限制，许多腐败现象就是受这种基于血缘的信任关系干扰所致。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强调价格机制的同时，不能也不可能排除血缘、亲情关系，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信任，一方面是把从对身边人的信任逐渐扩展到对邻人、友人乃至路人的信任。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信任的起点是“吾老”、“吾幼”，但不仅仅停留于此，还要推己及人，达到对“人之老”、“人之幼”的同等爱护和信任。也就是说，要从仅仅重视血缘、亲情、朋友关系的特殊信任，升华到对社会所有人、对市民社会以及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一般信任。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对血缘亲情朋友关系的特殊信任纳入到对法律体制、对国家政府机构的信任之下。

其次，完善法律，贯彻制度反腐。基于亲情血缘的诚信只是软约束，随意性比较大，并且当它与法律相抵触时，如果法治的刚性不够，就容易导致违法行为，即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因此，要完善法律，一方面，立法应具有稳定性。法治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测性。立法不得变化无常，任意溯及既往，法律应符合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否则就会令人们无所适从，失去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实质上贯彻法律公正、公开的原则和要求。

第三，树立诚信政府。政府应当树立认真严格的执法形象，增强公众对于政府依法行政的信心；应当完善行政程序，强化信息公开，保证权力行使的公开透明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保证政府施政和具体执法的公信力。政府诚信施政，可以在一个广泛的层面上影响社会，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而相对来说，人们也可以据此规划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社会在互信、稳定的基础上良性运转的局面，防范和减少因行政活动给社会带来的风险，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第四，限制公权。要把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尽可能取消行业的国家垄断和行政管制，反对滥用权力。

第五，建立健全产权制度。从政策到法律、从法律到社会预期、最终落实到文化上，产权制度最终的确立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六，促进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规范和公民社会的发达。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培育健康繁荣的公民社会，有助于遏制权威的单一中心倾向。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个人和组织的需求可以转而求助于他所在的自治团体，而不是唯一权威主体的政府，这就减少了求助、要挟、索要的发生机会。另外，公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抑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的作用，公民社会也能促进世俗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七，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从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社会普遍信任。

总之，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个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特殊信任容易导致腐败；在一个一般信任程度很高的社会里，特殊信任完全可以纳入到一般社会中；从特殊信任延伸到一般信任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责任编辑：何敬文

作者：肖俊奇

偷税的立法研究论文 篇3：

基于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研究

注：此文为2014年河南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基于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研究——以河南中小企业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42400410365）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压力逐渐变大，在利益的诱惑下，我国在会计环境下的小企业在工作中为了少纳税，多融资进行舞弊的现象已经成为现实，这种现象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改善基于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的这种情况，我们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型企业的舞弊现象进行研究并给予解决。

【关键词】会计舞弊现象;中小型企业;形成原因

一、引言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我国制定着各种法律法规，各个中小型企业内部也制定着各种工作注意事项和工作原则，可是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朝‘钱’看的现代社会中小型企业在会计环境下，为了企业的眼前利益：投资成本小、时间短、风险低并且迅速获得大量资金。以河南的中小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这些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抗击风险的能力弱、资金链脆弱以及各个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这些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严重，以至于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有关企业诚信的危机。南此可见，现在加大对河南省的中小型企业会计舞弊的监管力度刻不容缓。因此，我们以河南省为例，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型企业的舞弊现象进行研究并给予解决。改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的原因

1.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合理分开

虽然，我国经济持续飞速发展，但是中小型企业在经营方面受传统理念的影响的情况依然很普遍，对于河南省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的原因的相关研究来说，河南省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企业经营权和企业所有权处于高度统一的状态，领导在对一个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往往采用独裁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河南省的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的水平较低，企业没有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没有企业内部相关人员的相牵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内，企业所有员工的工作都在企业所有者的一人独裁下，会计人员完全没有独立性，在出现问题时造成决断失误的情况更容易发生。而且，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来自自己的投资和亲戚朋友的支援，这样导致企业内个人的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支出相混淆在一起，导致企业资金的实际支出和正常支出不想符合，加上企业的管理不当，又有大量的企业所有者的亲朋好友在企业内就职，管理制度宽松，导致大量的企业内部工作人员在工作时不认真，出现失职现象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至于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

2.企业内会计账务制度的不规范

中小型企业在企业内部会计财务的制度不规范，在河南省中有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只是在企业内部以一个形式存在着，其管理制度并不规范，不符合企业的正常管理，面对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想混淆的问题，这些会计更不会遵循企业的规章制度进行工作，而且，正因为管理的制度不规范，这些会计人员在工作上的决策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命令，他们在工作上发生的失误也时常被忽略。加上这些中小企业的公章管理也不规范，企业内的财务章、公章等其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物品，不注重管理，或疏忽这项管理，就导致这些对企业来说的贵重物品很容易会被一些有非分想法的人窃取，从而危害到企业的利益，公章以及财务章的使用关系着企业的命运，但是这些中小型企业，没有对这些对企业重要的物品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加上企业领导的独裁性以及企业和对会计人员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导致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并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3.企业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河南省的好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都是白于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了企业领导人的位置，但是这些人普遍社会经验丰富，但是只是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自身修养不够对企业的管理方面也不够了解，而且，这种中小型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工资待遇、企业福利方面较差，企业的盈利也较少，这些企业招的员工也较少，经常人于不够用，但是招太多新人，又要支付员工一部分工资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因此，选择了使用少量的人于，甚至有些中小型企业，没有设置会计这个职务，只是在企业内设置了记账的职务，一些有关于资金的使用都有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来决定，有些企业设置了会计这个职务，但是在企业分工：上也不明确，企业的管理方面制度也不完善。企业管理人员的整体水平差，导致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

4.企业内缺少会计人才

在企业平时的运行中，有许多地方都需要凭借会计人员的经验进行判断和决策，但是河南省的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缺乏具有高素质、高水平、实践经验丰富的会计人才，这些中小型企业聘请的会计人员水平较差，没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的竞争意识也不够强烈，加上企业的管理不规范，这些会计人员在工作上的失误也常常被忽略，导致会计环境下中小型企业舞弊现象的产生。

5.经济利益的诱惑

虽然我国经济现在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但是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并不长，其信息的传递不够及时、信息不透明，虽然将税收作为重要的管理机制，但是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这些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抗击风险的能力弱、资金链脆弱以及各个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这些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严重，这些中小型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加快企业融资，为了减少投资成本、减短工作时间、降低投资风险并且迅速获得大量资金。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处于有利地位，于是便产生了会计环境下中小型企业舞弊现象，影响了市场秩序。

三、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的解决措施

1.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

我国在面对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的问题时，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完善中小型企业的立法，明确权利和义务。并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中小型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样，这些中小型企业才能减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压力，从而减少他们的顾虑，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要注重这些中小型企业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这些中小型企业遵循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可以有效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的发生，从而改善市场秩序。还应该利用市场的运作，来改善融资的环境，就日前来看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来源主要依靠银行，但是这些中小型企业和银行的信贷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对称不完全合理的信贷契约。因此，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应该采取信贷契约对称的公平契约，金融机构和中小型企业一起承担风险，共同分享收益的信贷契约。更应该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推进税收制度，增加税收的透明度。加大司法惩戒的力度，对中小型企业内违反规定的行为，明确到对单位以及个人依法追究行政、民事、刑事责任。来有效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

2.完善企业内部机制

中小型企业应该，建立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建立系统的管理体系，和政企分开的科学的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制度，并且完善企业内部人员的奖罚制度，个人表现直接与年终奖金挂钩，规范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来完善企业内部机制还应该对企业内会计环境下舞弊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增加法律意识的培训，促进这些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增强法律意识，和遵循企业的规章制度，加强对会计环境下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的处罚程度，使得企业内部会计环境下舞弊获取个人利益的人，付出高昂的成本。以完善企业内部机制来有效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

3.健全和强化社会监督措施完善企业内部机制

我国应该健全和强化社会监督措施，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真正对发挥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并且，要提高会计在中小企业工作中造假舞弊的风险，加大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来防止会计舞弊的存在蔓延，并且在对待做假账以及出现会计环境中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时，企业在处理过程中，要根据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的各方面的原因，具体到单位以及个人的责任，进行严厉的处分来有效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改善市场秩序。

4.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增强其独立性

中小型企业的会计人员，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主体人员，中小型企业会计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且，会计人员的素质以及这些会计人员的独立性，也直接决定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的质量，这些中小型企业，应该对企业内的会计定期进行培训，提高这些会计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在工作中的独立性，将不做假账以及禁止出现会计环境中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作为河南省中小型企业会计人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素质，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增强其独立性来有效缓解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的现象，改善市场秩序。

四、总结

在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企业间的竞争压力逐渐变大，在利益的诱惑下我国在会计环境下的小企业在工作中出现了舞弊现象，就河南省来说，河南省的好多中小型企业在会计环境下舞弊现象严重，这些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严重，以至于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有关企业诚信的危机，南此可见，现在加大对河南省的中小型企业会计舞弊的监管力度刻不容缓，因此，我们以河南省为例，基于会计环境中的中小型企业的舞弊现象进行研究并给予解决。因此，我们调查和研究了河南省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提出了河南省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的有效解决办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完善企业内部机制、完善企业内部机制以及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增强其独立性来改善会计环境的中小企业舞弊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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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桦完善中小企业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体系[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9年10期

[3]张蔚文，刘福清我国中小企业会计舞弊及防范[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9年011期

[4]谭湘，胡国红，罗汉鸿我国中小企业会计执业环境探讨[J]广东农工商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02期

[5]李恩柱民营中小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作者：蔡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