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影响国民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国内中小企业近些年快速发展，数量持续增长，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有不少企业被淘汰。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加。文章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参考2003年非典疫情影响相关文献，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自身特点，总结出本次疫情对中小服务型企业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SARS影响国民经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SARS影响国民经济研究论文 篇1：

透视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自2019年末起，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不期而至，并迅速开始在全球蔓延开来。这场疫情来势汹汹，传播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面对严重的疫情，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党和政府不惜按下了经济发展的暂停键。经过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防控措施，现在全国各地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复工复产进展顺利，经济运行正在恢复常态，社会生活也在日益走上正轨。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境外的疫情发展情况却不容乐观，经济运行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有些国家的经济运行至今没有走出“新冠”的阴影。可以预见，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是相当巨大的，这种影响有些已经显现出来，有些内在影响则可能是极为深远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认真总结探讨，认清大势，才能因势利导，化“危”为“机”，

1  正确认识此次疫情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当谈到这场疫情的时候，国人都会不由得联想到十七年前肆虐一时的那场SARS（非典型性肺炎，民众简称为“非典”），并希望此次新冠疫情能够像当年的“非典”疫情一样早早过去。诚然，作为一种流行性传染病，此次新冠疫情的扩散路径与当年的SARS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就目前状况看来，此次新冠疫情传播更快、情况更复杂、波及面更宽，仅就所处的经济背景来看，就比2003年SARS流行时的环境更为不利。其一，2003年时正处于中国刚刚加入WTO之初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阶段;如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其二，如今我国经济运行势头从快速增长变为平稳增长新常态。21世纪伊始，中国经济迎来了一轮长达十年的扩张时期，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2003年当年，即使经历了SARS疫情的冲击，年增长速度依然达到了10%。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年趋缓。顺便强调一下，当年由于经济增速正处于上升阶段，因而SARS疫情过后，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更容易形成反弹;如今经济增速正处于下行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大，因而新冠疫情过后，推动经济恢复的难度会更大。其三，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我国已经从第二产业为主变为第三产业为主。鉴于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要大于制造业，不言而喻，在服务业占比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的深度、广度都将大大超出2003年SARS疫情时期。其四，经济增长主力从投资唱主角变成消费唱主角。同产业结构的升级相适应，需求方面消费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上升。在2003年的时候，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成为主流。疫情防控措施在短时间内会对即时消费产生抑制作用。由于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作用将会得以强化和放大，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会更深。疫情加重了本来就业已存在的经济下行压力，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进一步变缓，疫情的影响将全面反映在出口、投资、消费等生产与生活诸领域，进而影响到群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2  后疫情时代经济可望反弹的内在动因

早在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党和政府从疫情防控的大局出发，果断按下了经济发展的暂停键。疫情期间的隔离、停工以及对群聚性消费活动的限制，都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也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较之以往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面更广、持续时段更长。一是二、三产业均受损严重。疫情前期，春节假期延长、大量工业企业停工限产，基建业某些行业甚至基本停滞，蒙受的损失自不待言;后期即使陆续复工复产，但由于种种相关条件的限制，有些行业也难以完全开足马力。二是出口、投资、消费等需求领域萎缩明显，尤其是出口方面，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疫情爆发初期，有些相关国家主动对与我国的往来实行了限制，而进入3月份后，我国抗疫见效而国外疫情加重，我国又对境外人员、商品的入境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三是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的走势双双下行。由复工复产之后的情况看，服务业、旅游业等出现了反弹迹象，恢复、發展比较明显，消费价格指数可能又会抬头。至于生产价格指数，由于不同企业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不同、复工复产的恢复程度不同，故而产业链的衔接一时恐怕难以同步均衡。四是一季度企业利润收益普遍下降，居民收入受到影响，会间接地影响到经济的启动。

目前，虽然我国自身的新冠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国外的疫情蔓延势头仍未得以根本遏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更要大力依靠启动内需，之所以这样讲，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估计，那就是我国国民普遍具有储蓄的习惯，这与国外民众习惯于即期消费的倾向不同。所以我国大部分居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因疫情受到影响，居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群众中蕴含着极大的消费潜力，这种消费欲望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被加以抑制，但在疫情防控措施逐步解除之后，就会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反弹出来，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旅游业的异常火爆就是明证。但消费的反弹也是有结构性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往往都是居民群众的刚性需求，这些需求的伸缩余地是比较小的，比如在疫情期间居民在食品供应方面受影响的程度较低，因而疫情结束后反弹的强度也不会太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往往是那些弹性较大的需求，也就是消费也可以、不消费也可以的需求，比如一些休闲娱乐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受到的抑制是比较明显的。与欧美一些国家的很多民众在疫情隔离期间依然不管不顾地出入于酒吧、海滩不同，我们国家的居民群众大局意识很强，在疫情期间都自觉地克制了那些对疫情防控不利的弹性需求。按照控制力度越大则反弹力度越大的规律，弹性需求才是消费猛烈反弹的希望所在。而在满足弹性需求方面，文体娱乐等经济形态具有常规商业所不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对影院观影的逐步放开，可能会对文化产业的复苏带来强劲的推动。

3  直面挑战，化“危”为“机”

此次新冠疫情，乃是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次比较典型的外来冲击。按照常规，自然灾害等外来冲击，短期内会对经济运行有影响，但在一个长周期内，经过修复，对长远经济走势的影响不会很大，有时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增长。2003年的SARS疫情就是如此。但此次新冠疫情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均不乐观，国外经济普遍不景气，国内经济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本来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此次疫情更进一步加大了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将会长期产生作用。此次欧美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证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有害。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则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韩国向中国“抄作业”，同样取得了成功。这说明，任何一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都有其局限性，新凯恩斯主义也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罢，只有面向实际才行之有效。当前，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的冲击相叠加，压力是巨大的，挑战也是空前的。中国历来有“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说法，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直面挑战，化“危”为“机”，才能不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其一，抓住机遇，搞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传统产业一片落花流水，唯有云经济一枝独秀。从远程诊疗到视频会议，从居家办公到网上订餐，云经济“小荷初露尖尖角”，就已经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实体影院关门几个月，不影响年轻人通过手机追剧;方兴未艾的移动支付也表现出了空前的便利。可以预料，其中的有些操作方式，即使在疫情过去以后，也会长久保留下去。比如现在正悄然兴起的“云招商”、在线学术会议，既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够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可以想象，倘若没有这次疫情的催化作用，政府官员与学界人士不会如此迅速地接受这些新形式。恩格斯说过：“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反面的教训也不是没有，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内许多传统产业也正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关口。可惜我们没有痛下壮士断腕的决心，而是又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许多走向没落的传统产业又因此得以回光返照，进而又形成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反而使得这些老企业失去了涅槃重生的机会，A股市场上一大批传统产业的股票风光不再就是明证。若是没有疫情的冲击，丢掉“鸡肋”也是难下决心的。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切实搞好新旧动能转换，将产业重心放到那些朝阳行业方面，放到那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尤其是像经济高度发达的一线大都市，应当遵循“中心-外围”理论和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将传统制造业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转移，从而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降低城市的经济运行成本。

其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宏观大视野下，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宽外资外贸面对的区域、国别，增加外资外贸领域的抗风险能力。此次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少有国家能够幸免。而且越是发达国家，往往受冲击程度愈加猛烈。某些疫情泛滥的西方国家，为了转移对其抗疫不力的注意力，纷纷“甩锅”于中国，其国内某些人公然起诉中国，提出荒唐的索赔要求，甚至要求其政府对中国进行经济要挟，其国内某些政客也大肆推波助澜。可以预料，此次疫情过后，这些本来就热心于給中国制造麻烦的人和势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给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给本来就摩擦不断的对华贸易增加障碍，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更多、更靠得住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引资对象。着力打造更加强有力的外向型经济堡垒。同时进一步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扮靓梧桐树，引来更多金凤凰。

其三，大力扩大消费，积极启动内需。相对于工业企业，包括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广义消费领域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尤为猛烈，但是其恢复、反弹力度也有望更加猛烈。甚至连疫情正愈演愈烈的美国，一俟解除隔离，人们就迫不及待地纷纷涌向海滩，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也可以从侧面做一个旁证。中国具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消费市场，高铁、电商、移动支付这些新兴消费热点之所以能够勃兴壮大，靠的都是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的滋养。这正是令许多国家的厂商垂涎之处，我们自己更应当利用好这一优势，大力启动内需，尽力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其四，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确保复工复产顺利进行。当前，我国国内的新冠疫情抗疫工作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本土产生病例基本消除。绝大多数地方已经复工复产，重新启动经济已经成为重要而急切的任务。但是也应当看到，其他许多国家的疫情防控事务依然任重道远，有些国家由于抗疫不力、治疫无方，疫情仍在蔓延。境外的输入型病例还时有出现，因此对疫情防控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活动一定要适应防疫抗疫常态化的要求，同时要以此次抗疫之力为契机，积极改善生产条件，加快由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技术密集型生产转化，在有条件的企业大力推行自动化、智能化作业，提高生产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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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冠伦 王征

SARS影响国民经济研究论文 篇2：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探究

[摘 要] 国内中小企业近些年快速发展，数量持续增长，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有不少企业被淘汰。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加。文章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参考2003年非典疫情影响相关文献，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自身特点，总结出本次疫情对中小服务型企业的影响。分析指出，此次疫情对中小服务型企业多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从政府政策、公司治理结构、融资与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等角度给出防范對策与解决方法。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中小服务型企业;经营风险

[DOI] 10.13939/j.cnki.zgsc.2021.23.074

1 引言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肆虐，对国内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坚持一系列精准防控、流调等科学管控举措，使得国内疫情成功的稳定了下来。目前国内疫情形势一片向好，但是在这几个月的防疫期间，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确实重大。不少大型企业纷纷宣布裁员，关闭分厂或分店，作为我国经济市场中的主体，中小企业更是受到了巨大冲击。

中小企业是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经济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中小企业承担着经济的重要任务。国内目前大约有4000万家中小企业，占到了国内企业的99%，其中小型企业占到了97.3%，每年GDP 中约有60%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并且中小企业还贡献了国内将近一半的税收收入。在技术及专利发明上，中小企业以70%的贡献遥遥领先。中小企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岗位，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小企业解决了国内约80%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平均每8人的就业问题就可以由一家小型企业来解决。

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很多行业不得已进入“暂停”阶段，其中对中小服务业的影响最为巨大，整个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性质，几个月时间内几乎都处于关门、停业状态。中小服务型企业较弱的抵抗风险能力、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和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较慢等特点，使得其很容易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整个行业都会经历一次“大地震”。因此，本文在此背景下对国内中小服务型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分析，找出中小服务型企业存在的经营风险并给出相应的防范对策，为今后突发公共事件对企业经营提供一些参考或意见。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过了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国内才开始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系统、集中的研究，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少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研究，但是鲜有讨论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结合之前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于类似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各有不同研究，并给出相应对策。

曾春媛（2004）等和吕本富（2003）等分析了SARS对各个行业的影响路径，通过相关行业指数与建立指数模型，测算出SARS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田文平（2004）通过收集数年商品零售业的相关数据与指标，使用预测模型对SARS影响零售业成品和损失进行测算。张文斗（2014）分析了重大突发事件下微观、宏观环境下供需之间关系，并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李宏（2016）认为，重大突发事件会对经济活动与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冲击，并会长时间持续影响经济，打乱既定计划。

国内经济目前处于经济下行阶段，此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国内营商环境更加严峻，大多数学者（安国俊等，2020）认为此次疫情对比2003年非典疫情，对国内经济影响深度更深、范围更广，对于货物或服务的供应、生产和销售带来严重影响。同时还认为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与管理体制的约束，遇到类似重大卫生突发事件时，不能很好地在风险中全身而退，相应的，企业在融资方面还有很多困难要解决。在这些问题面前，不少中小企业的偿债压力上升，多数企业不得已进行裁员甚至选择关门、被迫倒闭，服务业是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朱武祥（2020）对中小企业的各项财务数据汇总分析，测算出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并给出相应解决方案。陈楚宣（2020）针对交通运输业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并对行业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

不同学者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对策。李宏（2016）认为应当扩大重大突发事件包含的范围与评价标准，并提出增加“脆弱性水平”指标来评价重大突发事件的潜在影响程度。朱武祥（2020）认为应当建立相应政策与基金以救助并振兴中小企业。安国俊（2020）认为，应当颁布相应政策以解决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减轻企业债务压力。沈国兵（2020）认为，应当保证供、产、销稳定，保证就业稳定。胡越秋等（2020）认为政府政策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复工率，增强企业承受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

上述文献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在对经济影响这一方面，还需继续完善。

3 新冠肺炎疫情特点及影响

我国近年来经历过两次较大的疫情：一次是2003年“非典”疫情;另一次是2020年年初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由于对居民出行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并采取工人复工延迟等一系列措施，各行业的营业收入减少，无法维持各项必要开支，尤其是对交通运输业等服务业影响程度最大。由于交通运输的中断，使得民众产生了恐慌情绪，物价在短时间内持续上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使得2003年下降了两个季度的GDP在第三季度平稳回升。“非典”疫情对我国当时的经济产生了短暂影响。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较，疫情的严重性程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更为严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传染性强、影响广泛、防控难

截至撰写此文章时点（2020年10月30日），全球累计确认新冠肺炎4538万例，死亡118万人，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已超过200个。中国累计确认91860例，死亡4746人。从传染的数量、死亡人数和影响地区来看，此次疫情的影响远超非典疫情。此次疫情传播时间与中国春节重合，人员流动量巨大，使得疫情防控的难度加大。国内实行了严格的封城、封路等防控措施，此前返乡务工人员无法及时返回工作岗位，使得大量企业不得不延期复工。3月开始，疫情开始向全球蔓延开来，多国纷纷开始封城，这使得全球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

此次疫情对全球都是一次巨大的“地震”，对全球化正常运作和居民日常生活都造成严重影响，程度远超2003年非典疫情。

3.2 疫情对国内短期经济冲击巨大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改革中，传统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处于下行阶段，经济压力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差。当前，在疫情对全球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全球的经济正处于恢复状态，并且由于美国股市与期货市场的巨大波动，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使得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这些因素都对国内经济有着负面影响。

3.3 国内经济结构变化较大，服务业受影响将会更为严重

相比2003年，国内经济有了明显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9%，与2003年相比增加了11.7%，并且占比远高于其他两个产业。此次疫情的特点为高传染性与高隐蔽性，这使得主要以人员流动并频繁接触的服务业再一次成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服务业中大部分企业的规模为中小型，再加之疫情的暴发与春节假期相重合，这使得服务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正常营业，本应在假期中产生的收入由于疫情和防疫规定而遭到重创。

4 新冠肺炎疫情下经营风险的防范与对策

4.1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应当根据自身规模、资金等情况，选择与企业自身、内控制度相匹配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合适的风险管理体制，加大在风险管理上的资金投入，做好相应专业培训，在不断改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及时做出改变，打造一个好的管理环境。

4.2 管理者要重视企业的内控制度

中小企业对内部控制重视程度普遍偏低，主要是因为有着绝对控制与话语权的总经理风险意识低和不够重视内控。企业内控制度伴随着良好的企业文化，会更好地发挥其职能。管理者要不断充实自己，学习先进理念，使企业内部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不再是一个摆设，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4.3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拓宽融资渠道

企业应当针对自身发展战略制订合适的融资计划，这样不仅会让投资者清楚的了解企业状况，更有利于完善企业内控。优化公司结构，一个好的、现代的企业制度会规范公司自身。还需要注重企业自身的信用积累，这样可以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使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接下来的各项融资活动。政府应建立健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简化向银行借款审批流程，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当前经济环境制定出相应的还款政策。

4.4 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

员工是企业的“血液”，企业的每项政策都会对员工工作态度产生影响。良好的政策会培养出作风良好的员工，提高员工素质与风险意识，将风险制度与工作融合。为了更好地贯彻与执行相关规定，重视员工的培训，要认识到培训是投资而不是无用功，不重视员工培训，将无法在以人为竞争基础的市场中存活并发展。

4.5 进行风险管理评价

企业需要定期评价风险管理活动。在风险管理方案实施一段时间后，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数据进行整理，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果并进行相应的改进。

参考文献：

[1]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3）.

[2]陈楚宣，胡坚柱，沈达扬，等.新冠肺炎疫情对交通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东经济，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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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文斗，祖正虎，许晴，等.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J].军事医学，2014（2）.

[11]朱武祥，刘军，魏炜，等.疫情中的中小服务型企业如何自救[J].中欧商业评论，2020（2）.

作者：吴狄

SARS影响国民经济研究论文 篇3：

区域卫生经费投入优化模型

摘 要：以天津市的卫生资源为对象，运用区域卫生经费投入的优化模型，对天津市卫生经费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有参考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卫生资源；优化模型；区域；投入

一、资料与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卫生向市场经济卫生体制过渡，天津市在经济转型期的大环境下，卫生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94年之后，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逐年提升，天津市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例也不断上升，体现了政府对卫生事业的关注。

本研究以天津市的卫生资源为对象，运用区域卫生经费投入的优化模型，对天津市卫生经费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是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天津市卫生总费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在不断地提升，近十八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卫生总费用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2013年已经突破了550亿元，政府支出增长了近30%，人均卫生费用从1996年的418元增加到2013年的3 750元，增长了8倍多。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从1996年起不断增加，到2005年达到46.3%，之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减至35.2%，这同2003年SARS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居民个人卫生现金支出的比例一直不小，也是“看病贵”问题的直接体现，值得重点关注。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天津市卫生总费用流向城市医院56.8%，流向县医院5.3%，流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2%，流向乡镇卫生院2.4%，流向门诊机构5.8%，流向公共卫生机构5.9%，流向药品零售机构10%，流向卫生行政管理机构1.5%。卫生费用明显集中城市医院，流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及公共卫生机构比例明显偏低，卫生费用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卫生资源的流向改善不大。

二、模型与结果分析

本课题采用区域卫生经费投入优化模型，综合国内的研究和计算方法，抽取了天津市内某区6家医院，其中三级3个，二级2个，一级1个，分别记录为A1～A6，其主管机构对其经费投入的数据，选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评价指标，参考张鹭鹭教授的卫生资源配置论研究报告的方法，计算出的各个指标的熵权数据（如表3所示）。

限于篇幅，部分调研数据表格没有一一列出。综合相关政策和以往经验数据的计算分析，得到上述6家医院卫生经费投入优化的熵权系数模型为：

由模型可得，上级主管机构对这6家医院的卫生经费的投入比例分别为：A1 是19%，A2 是21%，A3是25%，A4是16%，A5是13%，A6是9%。因为卫生领域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方面，公共卫生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所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各级政府对卫生方面的投入大小是其主导作用的直接表现，各级不同的投入水平也将影响天津市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策建议

天津市人均卫生资源与全国其他发达城市相比较低，与天津的四大直辖之一及港口大都市的地位不相称。卫生投入也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卫生总费用占全市GDP的3.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3%，也没有达到WHO5%的基本要求。

全市面积20.5%的市内六区和滨海三区占有全市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的60.57%、72.58%、73.13%，而占全市面积79.51 %的环城四区和二区三县仅拥有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不足全市资源总量的28%，优质卫生资源过多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

在天津市卫生总费用中，不仅政府的总投入偏低，在天津市各区县之间的分配也不公平，市中心和滨海新区有严重的偏向。总量上看似市中心卫生总费用比远郊高出不多，但从人均的卫生费用上看，城乡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尤其是这种资金的分配是严重影响整个天津市的卫生事业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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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晓明，罗五金，刘国祥.卫生经济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张天懿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