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一体化研究论文

2022-04-15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亲权、恢复性司法等法治理念，经历了捕诉分立、捕诉合一、捕诉防一体化等阶段，其构建顺应了国际社会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检察一体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检察一体化研究论文篇1：

检察一体化下的公诉机制研究

检察一体化，是用以确定检察机关组织结构并指导检察官履行职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反映了检察权行使的一般原理和检察工作的一般规律，体现了检察权有效行使的内在需要。检察一体化建设也是我国当前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从工作机制上落实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规定的重要举措。作为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的职能，公诉工作面临着如何在检察一体化的大格局下科学设置工作机制、有效推进工作的课题。本文试就有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检察一体化与公诉工作

(一)检察一体化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检察一体化是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体统筹、上下一体、指挥灵敏、配合密切、统一行使检察权的运作机制。这一定义较客观地概括了检察一体化的内涵，但略显不够完整具体。笔者认为，所谓“检察一体化”是指，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及独立行使检察权的需要，整个检察系统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各级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实行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与指挥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执行，在检察权的行使过程中形成的整体统筹、上下一体、协作配合的运行体制。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对外检察独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除依法接受有关权力机关的领导监督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个人的非法干涉；二是指对内检察一体，检察机关上命下从，整个检察系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

(二)检察一体化的主要特征

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司法制度的不同，检察一体化的运作也存在一些差异，但又具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组织体系的隶属性，即一国的检察机关的上下级之间具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下级服从上级；二是检察权运行的整体性，即在检察权的行使中，所有检察机关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以保持对外的检察独立；三是检察权行使的独立性，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除依法接受相应的监督以外，不受任何干涉；四是职务行为的协调性和可替代性。检察机关组织上的隶属性和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决定了检察机关的职务活动要在统一领导下保持协调，每个检察官在职务上可以发生相互承继、移转和代理的关系。

(三)实行检察一体化的法律基础

检察一体化反映了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是许多国家检察机关普遍遵循的原则。在我国检察机关推行一体化建设，有利于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有利于同一个检察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在工作上统筹安排，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对此做了相应的规定。《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上下级作为一个整体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在我国加强检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法律依据。2007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检察工作一体化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检察一体化的内容。

(四)检察一体化与公诉工作

我国的检察一体化，强调的检察机关的一体化，由于检察机关是由不同的业务部门组成的，检察一体化必然体现在各部门的工作中，通过各部门的职能活动来实现检察一体化。作为检察机关一项核心的、标志性的职能，公诉工作一方面必须在检察机关的整体布局和统一要求下开展工作，以检察一体化为依托，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优势，整合公诉资源、加强公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诉工作质量和效率，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司法职能。另一方面，公诉工作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公诉工作在实现一体化过程中具有自身的特性。公诉工作是检察机关最具有司法属性的职能活动，更加强调公正，而检察一体化进一步强化了检察工作行政特质，突出了效率的一面。因此，在贯彻和体现检察一体化时，公诉工作与其他检察工作尤其是与侦查工作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要强化公诉队伍的管理和公诉业务的领导，保证公诉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保持公诉工作的亲历性、中立性和裁量性。

二、当前检察一体化下的公诉工作机制

公诉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诉工作中，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对于调整检察机关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理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保持检察机关整体上的独立性，发挥检察机关整体优势，提高公诉案件质量与效率，将起着重要作用。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公诉工作实际，目前体现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检察一体化的公诉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公诉决定的撤销、变更制度和指令纠正制度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领导关系为检察一体化提供了依据，在公诉工作中，主要表现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公诉业务拥有指挥监督权或曰指令权。如上级检察院有权指令下级检察院以何种罪名、何种事实对案件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上级检察院有权撤销、变更下级检察院对公诉业务所作的决定，或者纠正下级检察院错误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对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必须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七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的，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故意拖延或者拒不执行。第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直接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或者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超越法定权限，与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规定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指令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如果认为上级人民

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公诉决定的撤销、变更制度和指令纠正这一充分体现检察一体化特性的制度，使得上级检察机关的指挥、监督权得以行使，不但有利于上级检察机关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及时纠正下级检察机关不正确的决定，而且有利于上级检察机关的指令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有利于公诉权的正确行使。

(二)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报上一级批准制度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报上一级批准制度。根据《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省级以下(含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具体做法是，公诉部门经过对侦查部门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审查，认为应当不起诉的，应当制作拟不起诉意见书，并将拟不起诉意见书以及相关材料移送本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经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程序，提出表决意见后，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同意拟不起诉意见的，由公诉部门将拟不起诉意见书以及人民监督员的意见连同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在法定期限届满七日之前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重大、复杂案件，在法定期限届满十日之前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将处理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法律文书以及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复印件等，一并报送上一级检察院。对于下级检察院报请审批的拟不起诉案件，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办理，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必要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下级检察院报送的拟不起诉案件，应当提出是否同意不起诉的意见，连同下级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审查下级检察院报送的拟不起诉案件，应当于收到案件七日内书面批复下级检察院；重大、复杂案件，应当于收到案件十日内书面批复下级检察院。情况紧急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送达的，可以先电话通知下级检察院执行，随后送达书面批复。上一级检察院批准不起诉的，下级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制作不起诉决定书。上一级检察院不批准不起诉的，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建立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报上一级批准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提高抗干扰能力，促进下级检察机关正确适用职务犯罪不起诉，公正行使不起诉权，具有重要意义，无疑是检察一体化在公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三)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同步审查制度

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同步审查制度。根据《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的法律监督实行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的内部工作机制，作出一审判决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具体做法是，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庭审后，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有量刑建议书的，应当一并报送。收到同级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在二日内报送上一级检察院。地方各级检察院收到同级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和量刑建议书后，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审查。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定性、量刑、程序等方面。下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且有抗诉必要的，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依法提出抗诉，并且报告上一级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认为应当抗诉，下级检察院研究后认为不应当抗诉的，下级检察院应当将不抗诉的意见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下级检察院不抗诉意见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调卷审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调卷审查认为确有抗诉必要的，报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上一级检察院作出的抗诉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

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同步审查制度，有利于上级检察机关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和指导，有利于保障职务犯罪案件得到正确的处理，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是检察一体化在公诉工作中的又一体现。

(四)公诉案件请示报告制度

检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案件的请示报告制度，体现在公诉工作中，即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公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公诉案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上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答复，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工作的报告。根据《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规定，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向上级检察院请示的，应当严格按照报送公文和请示件的有关规定办理。上级检察院要认真研究，及时办理并提出书面答复意见。上级检察院可以要求下级检察院就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作出报告，可以根据当年部署的专项工作、执法检查、专项整改、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等，听取下一级检察院的专项报告；可以就检察工作中的重要情况、紧急情况、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等，要求下级检察院作出书面报告。对于上级检察院的要求，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本地区发生的涉及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动态、重特大案件、重大办案安全事故等事件，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文件规定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如实向上级检察院报告，紧急事项要立即报告，不得迟报、漏报和不报。地方各级检察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认为同级领导和部门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或者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有重大分歧，或者相关法律政策界限难以把握，因而可能影响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及时向上一级检察院请示，上一级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公诉案件请示报告制度是检察一体化在公诉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对于保持检察机关整体上的独立性，对于上级检察机关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指导、监督，及时掌握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动态，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五)公诉案件交办制度

这里的公诉案件交办制度，包括对公诉案件的指定管辖和交办公诉案件、事项等方面内容。关于指定管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四十

八条规定，各级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与法院审判管辖相适应。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属于上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应当写出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检察院，同时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认为属于同级其他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应当写出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或者报送共同的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同时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上级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认为属于下级法院管辖时，可以直接交下级检察院审查，由下级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规定，对于因外部干扰、舆论影响等因素，不适合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适合由本院管辖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移送管辖的意见，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的，可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认为有必要指定管辖的审查起诉案件，也可以直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关于交办公诉案件、事项等，《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上级检察院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下级检察院应当在上级检察院要求的时限或法定期限内办结并报告结果，逾期不能办结的，应及时书面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未办结原因和下一步打算。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认真办理。对上级检察院转交的同级党委及有关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上级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上级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上级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办理，或者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办理。

此外，在必要时，上级检察院可以对重点公诉案件进行督办，即督促下级检察院完成对重点公诉案件的办理，这同样体现了检察一体化原则。

上级检察机关通过指定管辖和交办、督办公诉案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的优势，组织协调各级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检察权，使检察资源合理利用，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处理外部关系，排除干扰，有利于公诉案件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无疑是检察一体化优势的又一体现。

(六)公诉案件备案审查制度

下级检察机关将公诉案件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是上级检察机关及时发现并纠正办案中存在的问题，掌握办案进度，加强业务指导的一项重要措施。公诉案件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充分体现了检察一体化原则。在公诉工作中，一般有以下几类备案：

1　公诉案件一般备案审查制度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部门备案审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于以下案件，要层报高检院公诉厅备案：

(1)“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组织犯罪案件；

(2)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3)港澳台及外国人员犯罪案件；

(4)厅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对于以下案件，报上一级公诉部门备案：

(1)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

(2)人民检察院作不起诉处理的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

对于以下案件情况，应当随时层报高检院公诉厅：

(1)全国人大代表交办案件；

(2)媒体关注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3)在公诉环节因办案人员工作失误致当事人死亡、伤残的案件；

(4)公诉人员被立案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

2　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报备制度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对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不起诉后，公诉部门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副本以及案件审查报告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3　公诉案件特别备案审查制度

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实行特别备案审查制度，是进一步贯彻检察一体化原则的必要措施，是加强业务指导，及时发现并纠正办案中存在问题的重要渠道，是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有效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的规定，为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办案指导，保证办案质量，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将情况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

(1)职务犯罪大案、要案；

(2)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敏感案件和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

(3)经过有关部门协调，协调意见与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或者参与协调的司法机关之间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

(4)其他需要备案的案件。对备案的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支持和督促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办案。《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特别备案审查制度的规定》对此进一步作了细化规定：对于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特别备案；对于厅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层报高检院公诉厅特别备案；对于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敏感案件和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对于应当随时将案件情况层报高检院公诉厅特别备案；对于经过有关部门协调，协调意见与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或参与协调的司法机关之间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应当在协调会后及时将案件基本情况、分歧意见和处理意见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对于其他案件，应当视具体情况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或者层报高检院公诉厅特别备案。此外，《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特别备案审查制度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发生冤假错案，也要及时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包括分析报告、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发生重大冤假错案，要层报高检院公诉厅。

4　死刑复核案件备案审查制度

对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备案审查，是开展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工作基础和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案件备案审查作出了具体规定。

5　撤回起诉备案制度

根据《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内将撤回起诉案件分析报告，连同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撤回起诉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

公诉案件备案审查制度，是检察一体化中上级检察机关监督、指导下级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不但有利于促进下级检察机关提高工作责任心，依法

正确处理案件，而且有利于上级检察机关及时掌握下级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及时纠正不正确的处理决定。

(七)体现检察一体化的刑事案件抗诉制度

在刑事抗诉制度中，上级检察院支持下级检察院的抗诉决定、撤销下级检察院的抗诉决定、指令下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直接对下级法院作出的裁判提出抗诉、出席抗诉案件法庭，都体现了检察一体化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抗诉正确的，应当支持抗诉；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的，可以提请复议。对此，上一级检察院应当复议，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检察院。二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庭。三是对抗诉和上诉案件，与第二审人民法院相对应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取下级检察院的案卷材料。检察人员应当客观全面地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四是上一级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以指令下级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五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六是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应当将抗诉书副本报送上一级检察院。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要求，要切实加大对下级检察院诉讼监督工作的支持力度，上级检察院要积极协调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督促其下级机关按照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纠正诉讼中的违法现象，这都充分体现了检察一体化原则。

上级检察院支持下级检察院的抗诉决定、撤销下级检察院的抗诉决定、指令下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直接对下级法院作出的裁判提出抗诉、出席抗诉案件法庭，本身即体现了上下级检察机关的一体化原则，这一抗诉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促进人民法院公正裁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检察一体化下公诉机制的强化与完善

前文所阐述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均是检察一体化在公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有利于检察机关在公诉工作中发挥整体优势，便于组织协调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统一实施，保证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目前的公诉机制在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方面还不够完善，根据检察一体化的原则，从推进公诉工作科学发展的需要来看，笔者认为，还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公诉政策的一体化

公诉工作的主要职能是依法执行国家法律，惩治犯罪，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和公诉人必须在执法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执法的一致性是通过公诉政策的统一和一体加以解决的。在高检院层面，对公诉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也主要是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来体现和实现一体化的要求的。目前我国已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公诉工作的政策规定，高检院和职能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有关公诉政策的文件和意见，但尚不能满足公诉工作的要求和下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期许。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必须把建立和完善公诉工作政策作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公诉环节各项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公诉工作本身各项政策的研究和规范，以便于更好地统一和规范公诉执法工作。

(二)公诉人员管理的一体化

做好公诉工作的关键在人，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差异，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公诉人的数量和素质不一，这直接影响到公诉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为了进一步优化公诉人的素质、提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必须强化对公诉人员管理的一体化，一方面在公诉人的管理上要着力于规范和完善公诉人的选拔、培训制度，打造国家级、省级的优秀公诉人队伍，培养一批专业型和专门型的公诉人才，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公诉人队伍的整体优势，集中优势力量于人民关注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在公诉人的管理使用上体现和贯彻一体化的机制，根据案件需要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调配公诉人，保证公诉质量。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公诉人队伍的管理，特别是省级以上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要强化公诉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深化执法办案内部监督，筑牢廉洁从检、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切实防范违法违纪行为发生，打造一支业务精、能力强、清正廉洁的公诉队伍。

(三)公诉案件管理的一体化

公诉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执法活动，关乎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毋庸讳言，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公诉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统一、不规范，甚至执法不公、司法不廉的现象。因此，作为一体化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公诉案件质量的管理，设置科学严格的案件管理和考评机制。一是进一步加强公诉业务的管理，保证执法的统一与规范。完善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指挥监督和下级检察院的案件报告和备案制度，统一执法标准。二是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期发布有典型意义的公诉案件，统一同一地区、省份乃至全国的执法标准。三是在制度层面强化案件质量的管理，各地区、各省建立统一的量刑建议标准、不起诉等公诉裁量标准，公诉质量标准在条件具备时也可在全国范围建立相应的制度，实现公诉案件的一体化管理。四是加强公诉业务考评活动，以科学合理的考评来推进公诉案件质量的提升。

(四)检察一体化与主诉检察官制度

检察一体化在公诉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处理检察一体化与公诉检察官相对独立性的关系。检察一体化强调的是上命下从和检察权行使的整体性，而公诉权作为典型的司法权，其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公诉权亲历性、裁量性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保持公诉人相对的独立性。当前实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保证了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反映和体现了司法规律。承办案件的主诉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的独立决定权，并负相应责任。在检察一体化语境下考量主诉检察官制度，关键是要明确主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职权范围、保障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保证主诉检察官办理案件的独立性和相应职权。同时，也要按照检察一体化的要求，对主诉检察官的职权范围设置统一的标准，科学界定主诉检察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主诉检察官行使权力，应当有法律的依据，不能违反法律越权办案，不能侵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权力。对于超出主诉检察官职责范围的案件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在坚持主诉检察官责任制的同时要贯彻检察一体化的要求，对于上级检察院指导、督办的案件，与上级检察院意见不一的案件以及其他不适宜由主诉检察官决定的案件，应当按照相关要求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对于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必须依法贯彻执行。

作者：彭东

我国检察一体化研究论文篇2：

司法改革语境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模式研究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亲权、恢复性司法等法治理念，经历了捕诉分立、捕诉合一、捕诉防一体化等阶段，其构建顺应了国际社会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存在工作模式尚不成熟，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等问题，在检察机关面临司法改革，检察资源面临重新配置的背景下，应从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少年检察院、建立以福利司法为导向的观护体系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探索。

关键词：司法改革；未成年人；捕诉一体；国家亲权；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观护

作者简介：徐悦（1985-），女，浙江平湖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研究方向：刑法学；向鸣霞（1987-），女，浙江平湖人，平湖市人民检察院，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问题缘起

自2013年4月浙江省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以来，目前全省共有42个独立未检机构，并逐步建立起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在未检司法实践中，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项原本应由不同部门承担的职能被合并到同一个部门，甚至可以由同一名检察官承办一个案件的批捕和起诉。实务界认为，捕诉合一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完善教育帮教；然而，这一制度设计在理论界却颇受诟病，理由在于：一是捕诉合一容易导致起诉标准代替批准逮捕标准，二是捕诉合一使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和制约。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检察机关实行司法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随着改革的深入，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都将面临重新布局和调整。未成年人检察资源在司法改革中应如何进行配置，未检捕诉合一的理论诟病能否在司法改革中得以解决，这是顶层设计者和未检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理论阐释

（一）概念厘定

广义上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等特点，由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面承担、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和再犯罪等工作职责。

狭义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即捕诉合一，由检察机关内部同一职能部门依法承担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并履行相关法律监督职能。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侧重点是捕诉一体，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批捕和起诉职能由专人承担。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调整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而言，并非是实质意义上的检察职能整合。

（二）法理基础

1.国家亲权

“国家亲权”思想起源于14世纪的英格兰，最初是指国王承担保护其臣民的监护义务。后在美国得到发展，扩张至未成年犯罪诉讼领域。其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不是惩罚未成年人的官吏，而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基于实践需要，国家把监护权委托给未成年人的父母，当父母不能或不适当行使职责而导致其失教时，国家可以保护未成年人和社会利益的理由解除委托，而已亲权人的身份介入保护未成年人事宜。[1]

因此，当一名涉案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机关应当以“国家亲权”思想为基本理念，除承担原有职能外，还应突出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积极履行教育职责，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正有利于检察机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上。

2.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理念缘起新西兰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传统的、非正式的解决争端习惯，于20世纪末期开始适用于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其强调的是对破损的社会关系的修复、赔偿和预防，通过在违法者和被害者之间寻求宽容与和解来实现一种妥协的正义。[2]

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对可捕可不捕的，应当不捕，对可诉可不诉的，应当不诉，抓住案件重点和难点，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有利于使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进入公诉或审判程序，或得到宽缓处理，让越轨的未成年人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和弥补被害人损失。

（三）法律支撑

1.法律未明确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应当分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无明文要求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职能必须由两个不同部门来承担。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项检察职能如何设置是检察机关内部分工问题，对外无论是批准逮捕还是提起公诉，均由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作出决定，而不是其中某个部门。

2.符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办理原则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授权建立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同时，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3]

由此可见，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犯罪预防等职能于一体，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符合国际规约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与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理原则相契合。

3.未成年人检察职能设置可因地制宜

根据《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的意见》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一般分为必设机构和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属于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完全可以按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办理的原则，设置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犯罪预防等职能。

同时，对于未成年人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和公诉厅在普遍性规定之外均作出了单独的具体规定。在上级院有单独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的情况下，下级院未检工作可直接接受该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反之，则仍可分别接受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并不存在体制上障碍。

三、样本考察

哈佛法学家庞德曾称，少年法庭的建立是自大宪章以来司法史上一次伟大的进步。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成立世界上首个少年法庭之后，美国绝大多数州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纷纷以此为鉴，建立起少年案件审理体制。[4]

与此相匹配，检察体制内也出现了专门的少年案件办理机构，一方面使幼稚少年在检察阶段就可以得到与之身心特点相适应的控诉对待，另一方面使少年犯在检察环节多一次非刑罚处理的考量机会。

近年来，我国各地基层检察机关纷纷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在实践中逐步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的不同程序和阶段集中到一个部门，并赋予新的内容和特点，将惩罚犯罪和教育挽救结合在一起，形成捕诉防一体化的格局。如：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成立未成年人案件审控组，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及犯罪预防等工作；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成立以侦监、公诉、预防一体化办案机制的女检察官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案组；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以规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强化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无缝对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建立捕诉防一体的联动保护机制。[5]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模式和北京海淀模式。

（一）上海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是在未成年人审判机构相配套的建设中起步和发展的。1986年，为配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的全国首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设立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开创了我国少年检察机构专门化的先河；1994年，该院正式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集批捕、起诉于一体；1996年，全市所有基层检察院均成立了独立建制的未检部门；1998年，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探索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考察、预防等工作于一体的捕诉防一体化办案模式，并成为之后上海市未检部门办案的统一模式；2009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分别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实现了三级未检专门机构的协调设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也因此成为全国首个设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的省级检察院。

近年来，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检工作在完善社会化帮教体系上颇见成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社会观护制度，建成36个在沪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的涉罪未成年人特殊观护基地和1个市级观护基地。

由此可见，与组织机构的发展历程相对应，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检工作模式也经历了“捕诉分立→捕诉合一→捕诉防一体化”的变化发展过程。

（二）北京海淀模式

200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二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但该二人还要负责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等需要报送上级院的案件，同时，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列设置在预防处；2007年，该院在公诉一处下设未成年检察组，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放在未检组办理，真正实现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归口管理，并相继推出心理辅导、家长课堂、附条件不起诉、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援助律师到场旁听等多项创新制度；2010年，该院挂牌成立北京市第一个独立建制的少年检察处，统筹负责少年犯罪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犯罪预防、监所检察等工作，实现了少年刑事案件“捕诉防监一体化”模式，走在国内少年检察工作前沿。

由此可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未检工作模式经历了“捕诉分立→捕诉防一体化→捕诉防监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四、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未成年刑事检察一体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工作模式尚不成熟，各地发展极不平衡。

（一）各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不尽相同

有的是独立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处），有的则是依附于公诉或侦监部门的未检办公室或专案组，有的甚至只是在公诉或侦监部门内部指定1-2名检察官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据统计，截至2015年8月，全国3600多个四级检察机关共成立有独立编制的未检机构961个，在公诉部门下设未检工作办公室的736个，设专业办案组的1065个，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离专业化要求仍有差距。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业化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系统性、独立性的未检机构并未完全建立和运行。

（二）各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特别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分案处理原则，明确了附条件不起诉、开展社会调查和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制度，闪耀着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的光辉。但是，在以三大制度为视角考察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运行过程时发现，除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的个别基层院起步早、理念新、发展快以外，其他省市或地区仍停留于应付办案，制度落实和机制运行欠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程度总体不高。

五、路径回归

（一）统一独立设置未检部门，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少年检察院

在司法改革试点过程中，许多地方经过深入论证，充分考虑未检工作特殊性，对未检机构设置进行了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制定了“一局五处+X”机构整合方案，其中“X”就是指设置独立的未检等部门；吉林省检察机关明确省级院和地级市院要成立独立的未检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各基层院原则上成立独立的未检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年均案件量较小的院可以指定具有主任检察官资格的专人负责未检工作；湖北省检察机关明确未检部门为独立内设机构，省级、地级市院未检处作为专业平台和管理单元，基层院专设未成年人检察官岗位。

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全国四级检察机关中自上而下统一设置独立的未检部门，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司法实践，加强对涉未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强检察机关提起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机制的探索研究；第二，在统一设置的独立未检部门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应当允许个别检察机关先行先试，试点建立专业的少年检察院，尤其是在一些案件量较少的地区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少年检察院，实现未成年人案件的集中管辖。[6]

（二）引入少年检察社区矫正，探索以福利司法为导向的观护体系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减少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是国际视野中未成年人司法遇到的重大难题。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趋势表明，在应对这一重大难题上，各国采取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并不是完全沿着刑事司法这一路径发展的。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模式的建立，不能停留在刑事司法的“影子司法”或“迷你司法”上，而应逐渐沿着福利性司法的路径，以实现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和失足未成年人的回归。[7]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考察机关，但是司法实务中，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如何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进行评估、考量和监督是一个实践操作难题。

笔者认为，对于独立设置的未检部门，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将社区矫正引入到附条件不起诉中，由社区矫正机构作为辅助考察机关，调动社会资源成立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协助检察机关共同完成对未成年人的非羁押改造；第二，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前、考验期等各个阶段委托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结果随时调整和修正矫正方案；第三，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利用社会资源后继性帮助和监管措施，为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成长辅导、社区服务、工读学校、企业帮教等多元化的福利性观护。而对于少年检察院，除设立未检部外，还可设立儿童福利保障部（具体负责涉案未成年人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救济、家庭监管等事宜，必要时建议民政部门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等工作）、社会调查部（负责开展涉未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社会调查、社会观护等工作）、心理辅导和戒瘾部（负责心理评估、跟踪心理辅导、网瘾治疗等工作）、教育矫治部（负责涉案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考察帮教等工作）、协调安置部（负责与有关部门协调涉案未成年人复学、就业培训等回归社会工作），上述部门工作人员中，除未检部属于检察人员，其他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政府出资、管理并派驻少年检察院工作，形成集案件办理、社会调查、观护帮教、心理评估、不良行为教育矫治、福利救济保障、社会安置等于一体的专业化检察院。

[参考文献]

[1]侯东亮.少年司法模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7.

[2]侯东亮.少年司法模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08.

[3]张中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综合创新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30.

[4]卢琦.中外少年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14.

[5]王振峰，席小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少年检察工作[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159.

[6]岳慧青.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未成年人检察体制改革[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1）.

[7]侯东亮.少年司法模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20.

作者：徐悦向鸣霞

我国检察一体化研究论文篇3：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构建

摘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检察机关创新工作思路、改革办案模式的重要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是侦查权更加规范、科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然而，此机制的运行仍存在侦查观念和手段落后、侦查保障机制不健全、地方化色彩浓厚、内部管理机制不科学、侦查指挥中心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我们应当从管理模式、线索管理、侦查协作、经费保障、监督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良性运行。

关键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构建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涉及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规定较多，诸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些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立提出明确的要求，也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发展的机遇。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概述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内涵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依法从事公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贪污贿赂、渎职侵权，侵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此类案件通常被检察机关称之为自侦案件。职务犯罪侦查是指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进行专门性的调查工作及与之相关的强制性措施。

“一体化”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欧洲，1957年美国著名学者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学中提出一体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研究共同体的系统交互作用和特殊功能，主张通过跨国、跨地区渠道，采取一致行动，在特定领域实现合作和交流［1］。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即为“一体化”理论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中的具体运用。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主要是在刑事侦查系统中，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以刑事法学为基础，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中形成一种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侦查模式。此种模式是检察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方式，是对一体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笔者认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构建就是在检察体制模式和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建立起以上级检察机关为领导，下级检察机关（主要是基层检察机关）为基石，以侦查为龙头，通过督办、提办、联合办、指定办等侦查方式，提高侦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机制，急速查处职务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强调的是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密切，增强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快速反应和区域协作能力及抗干扰能力，以提高侦查的效率和办案质量。因此，此机制的模式主要包括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机制。横向的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税务等相关部门实行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履行自身应尽的职责，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案件。鉴于检察体制和自侦案件的特殊性，单靠检察机关完成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也是难以实现的，检察机关应当注重与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构建完善的横向的侦查一体化机制。纵向的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指检察机关内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上下联动、混为一体，实现步调一致、人员互补、资源共享的机制。众所周知，基层检察机关普遍存在人少案多，办案人员的办案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内部加强协调配合，集中专业性人员办案，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侦查效率。

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存在的问题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作为一项创新机制，在近年司法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形成了以侦查指挥中心为首，调配力量办大要案的工作机制。例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1995年就对建立侦查指挥协调机制进行探索和尝试，先后设立指导机构和侦查指挥中心，建立提办、参办、交办和督办案件等侦查指挥制度。2002年1月1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国成立了职务犯罪侦查局，统一办理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案件。但是，一些办案人员受到传统办案观念和传统模式的影响，其思想观念还跟不上职务犯罪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的现实状况，加之，现行侦查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侦查观念和手段落后

第一，侦查观念落后。刑事诉讼法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具备较强的程序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具备鲜明的诉讼意识和证据意识。因此，侦查过分依赖口供、重实体轻程序和单打独斗的办案观念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办案机关和人员还未彻底改变和抛弃“以供促证”和采用“谈话”、“双规”等传统观念；第二，侦查手段弱化。职务犯罪是一种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实施犯罪后采用各种手段毁灭证据、制造假象、掩盖罪行，使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而当前的侦查力量得不到统一调配，侦查手段弱化，许多秘密侦查手段不能采用，即使某些侦查手段可以采用，但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程序，例如，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方可执行。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运用。

（二）侦查保障机制不健全

第一，办案经费不足。检察机关办案经费除了中央政法专项经费外，大多数还是依赖于地方财政拨付，这就造成了办案经费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无法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财力支持。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某些基层检察机关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牺牲法治来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注重追缴赃款、赃物，甚至出现以钱买罪、权钱交易等现象，忽视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第二，侦查人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需要具备丰富自侦经验的人员参与，而在大多数检察院侦查队伍都比较薄弱，人员年纪偏大、文化层次偏低、侦查人才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同时，有些检察院对年轻干警实行轮岗制，一些经过培养的自侦人才交流到其他部门，很难留住较为成熟、干练的侦查员。另外，职务犯罪侦查不仅仅要精通法律专业，还需要精通心理学、会计、金融、建筑、计算机等专业的人才；第三，科技装备落后。司法效率的提高离不开高科技装备，然而检察机关科技装备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其一，思想意识不强，对科技强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把装备建设当作检察工作的紧迫任务；其二，存在抵触心理。有些地方认为现有的检察装备已经能够满足执法办案工作需要，无须再花财力、物力和人力深入推进科技装备现代化建设。

（三）地方化色彩浓厚

第一，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等层层审批和汇报才得以立案查处的，检察机关无法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降低了侦查效率，贻误破案良机；第二，地方党委和政府通常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优先考虑当地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地方党委政法委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批示或者建议，往往影响到职务犯罪立案查处和案件定性；第三，在职务犯罪案件查处时，实行级别报告制度。例如，对科级干部职务犯罪实行立案侦查的，必须先行报告县（市、区）委，对处级干部职务犯罪实行立案侦查的，必须先行报告市委，等等。这一制度不仅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也无形中剥夺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四）内部管理机制不科学

第一，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实行上下级领导的体制，但就上级检察机关如何领导下级检察机关，下级检察机关不执行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都没有作出规定；第二，检察机关内部侦查权分散，分散于反贪、反渎、监所等部门，它们各自为战，不便于集中统一指挥，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立［2］；第三，绩效考评机制影响到办案单位参与的积极性。现行的自侦案件考核主要集中于立案数、撤案率、侦结率、起诉率、不诉率和判决率等方面，这造成了一方面检察长不愿意将本院的精兵强将抽调到其他院办案，另一方面出现大要案联合办、指定办、交办的时候，案发地检察机关办案数受到影响，将有可能会引起他们消极配合取证。

（五）侦查指挥中心设置不合理

侦查指挥中心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代表本级检察院对所辖区域内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行统一组织、指挥、协调的职能机构［3］。侦查指挥中心是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重要平台和微观载体，根据《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工作暂行规定》，侦查指挥中心是代表检察长对所辖区域内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行统一组织、指挥、协调的职能机构，……其规格不低于反贪污贿赂部门的其他内设机构。但在实践中其设置不尽合理。第一，侦查指挥中心隶属于反贪污贿赂局的机构，其职责基本上局限于统一指挥反贪案件，不涉及反渎、监所等部门的案件；第二，指挥中心规格不高。就省辖市反贪局来说，市检察院反贪局为副处级建制，指挥中心隶属于反贪局的二级机构，难以有效地调动本院和下级院。

三、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论原理

系统论（System Approach）作为一门科学，始于1932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提出的系统论思想，1937年他又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特征。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体现为整体性，贝塔朗菲曾强调指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4］。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就是系统论原理的生动体现，我们应当将全国检察机关侦查职能作为一个整体，以整体的观念来实施侦查行为，理顺上下级侦查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侦查部门之间的关系，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内部运行机制，克服单兵作战和封闭保守的缺陷，增强整体和协作意识，按照系统论原理建立职务犯罪侦查指挥协作机制，充分发挥系统论中所言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控制论原理

控制论（Cybernetics）原理最早是由诺伯特·维纳（Wienner.N.）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中提出的，维纳把控制论看作是一门研究机器、生命社会中控制和通讯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动态系统在变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科学［5］。时至今日，该理论几乎已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就管理学层面而言，控制论体现为确保组织的目标以及为此而拟定的计划能够得以实现，各级主管人员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或因发展的需要而重新拟定的标准，对下级的工作进行衡量、测量和评价，并在出现偏差时进行纠正，以防止偏差继续发展，今后再度发生；或者，根据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和组织的发展需要，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原计划进行修订或制订新的计划，并调整整个管理工作程序。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主要侧重于从管理学层面上运用控制论，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按照法律所要求的目标前进，通过侦查指挥中心等管理部门适时纠正侦查工作的偏差，以保障系统运行的最佳状态，达到侦查目标的实现。由于侦查系统结构复杂，影响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因素甚多，将控制论引入到职务犯罪侦查的全过程符合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发展的趋势。将全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统一调配，及时发现侦查中的偏差，制订新的侦查预案，最大程度地发挥检察职能，为自侦案件的成功查办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历史学基础

据史料《北史·宋隐传》记载，“后魏宋世良为清河太守时，阳平郡移掩劫盗三十余人。世良讯其情状，惟送十二人，余者皆放之……”。在后魏时期，就出现了异地移送办理案件的情况，即形成了侦查破案的协作机制。《宋刑统·捕亡律》规定“诸囚及征防、流移人逃亡，及入寇者，经随官司申牒，即移亡者之家居所属，及亡处比州比县追捕。承告之处，下其乡里村保，令加访促。”宋代对重案犯进行逮捕时，可以由逃亡人“家居所属”、逃亡地的邻州、邻县追捕，这表明在宋代已经存在区域间的逮捕协作机制［6］。

新中国建立以后，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不断进行尝试探索。早在1949年《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起诉”，在1951年至1956年期间，职务犯罪侦查采取检察机关调查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模式，1956年至1966年，检察机关直接受理职务犯罪，如张子善、刘青山等贪污案就是检察机关直接查办的；1966年至1976年，检察机关被撤销，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探索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至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进入快步发展阶段，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实行大案要案分级办理，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贪污贿赂侦查指挥中心，1995年11月设立反贪污贿赂总局；1996年至今，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职务犯罪的新发展，以往的侦查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创新符合检察事业发展规律的侦查体制。因而，从历史学视角言之，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任务。

（四）立法学基础

《宪法》第132条、133条规定，最高检领导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检察机关负责。《刑事诉讼法》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提办、交办、联合办、指定办各类自侦案件，同时，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改变或者撤销下级检察机关所侦办案件的决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侦查协作的暂行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要案件侦查指挥中心工作暂行规定》等提高侦查协作能力和水平的规范。上述种种规定，都为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形成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增强了检察机关监督职能，提高了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四、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构建

（一）管理模式一体化机制

根据管理学相关原理，欲要概括某项制度的模式，首先应当对此制度所包含的要素进行提炼加工。就各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建设经验来看，此机制包含的要素有两大类：一是主观要素，如制度、管理等；二是客观要素，如线索、设备、人员等。这些要素的组合与配置情况，决定了一体化机制的运行效率。就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模式而言，主要分为分权模式和集权模式。所谓分权模式即上级检察院将一体化建设权力下放，由下级检察院结合自身情况构建符合院情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上级检察院只做原则性的规定和引导；所谓集权模式，是指由上级院统一规划一体化机制建设，下级院在上级院的领导下完成各项任务。笔者认为，自侦案件管理模式一体化应当采取侦查效率高，便于案件侦查统一指挥的模式。因此，自侦案件集权式的一体化侦查模式无疑是我们的首选。

一方面，要健全侦查指挥中心机构。首先，在现有的三级侦查指挥中心的基础上，设立四级侦查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自侦案件的查处；其次，设立合理侦查指挥中心机构。侦查指挥中心不能作为隶属于反贪局的下设机构，也不能列为检察院的二级机构，因为这样都不利于侦查指挥中心的高效运作。笔者认为，侦查指挥中心应当由检察长牵头、自侦部门参与，侦查指挥中心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分管自侦工作的副检察长兼任，增强指挥中心的高效调度和统筹安排。另一方面，要形成侦查一体化大侦查格局。在现有的侦查格局基础上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大侦查格局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改变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各自为战局面的最佳选择。全国、全省及各市、县侦查人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交流，上级院积极引导下级院采取有效措施，上下级院、兄弟院之间建立办理案件协作机制，并将其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使这种协作机制成为一种法定的义务。同时，完善自侦案件考评机制，对出色完成协作办案的检察机关进行加分，激励各级检察院积极参与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

（二）线索管理一体化机制

案件线索是查处犯罪的关键，没有线索，就没有侦查；管不好线索，也没有侦查。查处职务犯罪大要案普遍存在干扰、阻力比较大，案件线索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建立案件线索管理一体化。第一，建立大要案提级管理机制。对于副市（厅）以上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由最高检负责审查、分流和初查，副县（处）以上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由省级院负责审查、分流和初查，副科以上干部和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由市级院负责审查、分流和初查，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由基层检察院负责审查、分流和初查；第二，加强对案件线索的评估。加拿大检察机关在管理职务犯罪线索时，对线索进行10分制的评估。根据线索涉及的数额、严重性、犯罪手段、级别管辖等进行评估，对超过5分的线索列入应当立案侦查的线索［7］。我国也可以考虑引入10分制评估线索制度；第三，建立网络管理线索平台。线索管理网络平台的建立，可以加速线索快速流转，及时移送案件线索，为案件及时侦查赢得时间；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各级院都能够建立属于自己处理的案件线索库，科学管理好、利用好这些线索。

（三）侦查协作一体化机制

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过程中，就有关侦查事宜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第一，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建立联动机制。检察机关要根据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必须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迅速查询、查实犯罪嫌疑人或单位的身份、家庭人员、背景、基本情况等，提高办案效率；职务犯罪往往与黑恶势力犯罪、经济犯罪等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查处案件过程加强与刑侦、经侦的配合，成立联动小组，共同铲除黑恶势力、经济犯罪分子和贪污贿赂人员；第二，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合作，形成反腐统一战线。我国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在纪委组织协调下查处职务犯罪。查处职务犯罪一般都会涉及当地职位较高、有一定社会背景和影响力的领导干部，由纪委出面协调，检察机关遇到的办案阻力、干扰就少，据不完全统计，绝大多数大要案都是纪委组织协调下成功办理的。但是，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依靠纪委移交，而是积极与纪委配合的同时依法独立办案，形成既协同又独立的办案机制；第三，加强与其他机关的合作。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要加强与财政、税务、电信、房管、金融机构等部门，积极吸纳它们协助调查，了解涉案人员或单位的具体情况，例如：与财政部门合作，通过财政资金监督检查发现涉案个人违法犯罪证据；与电信部门合作，查询犯罪嫌疑人的通讯活动情况，并利用GPS定位系统准确找到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位置；与房管部门合作，查询犯罪嫌疑人的不动产情况等。

（四）经费保障一体化机制

经费保障是办案的基础，特别是自侦案件跨市、跨省甚至跨境办理愈发频繁，装备和经费必须得到有效保障，因此，经费保障一体化对于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立具有非凡的意义。第一，财政经费保障。日常办公经费是检察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业务经费由省级财政予以保障，人员经费、行政经费由同级财政给予保障。在遇到突发情况，办理大要案需要大量的经费时，检察机关可以申请追加预算，报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后执行；第二，专项经费保障。对于当地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部署和开展的专项行动，要积极向财政部门争取专项经费，特别是利用专项经费完善侦查指挥中心基础设施和硬件装备，发挥高科技装备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第三，设立大要案储备金。检察机关要设立大要案储备金，用于查办自侦案件的机动经费和利用外部信息技术资源的开支；第四，单列一体化经费。为了保障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良性运行，检察机关应当单列一体化专项经费，为侦查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提办、交办、联合办、指定办提供必要的经费。

（五）健全侦查监督机制

根据权力运行的原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侦查权运行也需要监督制约，否则即会有滥用的嫌疑。当前，对自侦部门的侦查监督不力的原因主要有重事后监督，轻事中监督，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同时，自侦工作保密性也使外界对其难以实施监督。

第一，要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就是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就职务犯罪侦查权而言，一要加强侦监和公诉部门对自侦部门的监督。侦监和公诉部门应当纠正以往偏重于对证据内容的审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是否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进行审查。对于大多数职务犯罪案件，侦监和公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真正深入办案一线，对证据的取得进行动态监督；二要健全备案审查制度。对自侦案件的立案、逮捕、撤案、起诉或不诉，各级检察院都要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对于出现的问题上级检察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三要做好同步录音录像。新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自侦案件移送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必须同时移送同步录音录像材料，把好自侦案件证据关。

第二，要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是指具有监督资格的主体依法对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合法性实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总称［9］。外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一是接受当地人大和党委监督，定期汇报工作，虚心听取意见，争取当地人大和党委对自侦工作的支持；二要完善“三员”制度。“三员”即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和专家咨询委员，他们大多数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高校教授、科研人员等，“三员”参与侦查权监督更有利于提高检察公信力和权威性；三是自觉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等开辟了反腐的新战场，作为我们查处反腐的机关也应当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侦查一体化机制运作的案件大多为大案要案和复杂疑难案件，极受媒体舆论高度关注，自侦部门要及时向它们通报侦查进展情况和可以公开的案件信息，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参考文献：

［1］严骁骁.从结构化理论看功能主义欧洲一体化理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6.

［2］刘周.当前侦查一体化机制运行的问题与障碍［J］.反渎职侵权工作指导参考,2009,(1)：68.

［3］张利兆.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的定位与运作［N］.检察日报,2004-04-09（A6）.

［4］陈一壮.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区别［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2)：34.

［5］诺伯特·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6］何勤华.检察制度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309.

［7］马海滨，陈东，杨钊.加拿大惩治贿赂犯罪司法实践的启示与思考［J］.人民检察,2005,(6)：56.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2.

［9］单民，薛伟宏.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研究［J］.人民检察,2012,(17)：27.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Duty Crime Investi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