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法治理念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类优秀法治文明建设成果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有机统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检察院法治理念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检察院法治理念论文 篇1：

司法理念流变的学理解读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中央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阶段审时度势，对司法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法治理念同时包含执法为民和服务大局的内容，实旨上是对我国传统国家本位司法理念和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统摄和扬弃。在此历史时期，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要积极拓展司法效能，即以法治理念为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充实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工作者的司法能力，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使法治理念的实现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司法效能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新形势下党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这是我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政法工作理念中的具体体现，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并曾经强大过的民族，在历经磨难，日渐崛起，自信重新恢复之后在思想上的必然反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客观现实的需要。伴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社会磨擦也越来越多，中国公民从传统的厌讼也渐趋转向好讼，公民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有了更高的期许，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明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深入体悟法治理念内涵，对自身性质的定位，效能的发挥和职能的加强都应有再认识。

一、法治理念提升的轨迹

（一）西方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理念

遍翻中华古代典籍，似无理念二字，究本溯源，“理念”最初应是自西方转译的哲学术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原因”。［1］他的理念是指独立存在于事物与人心之外的一般概念，它是事物的原型，事物不过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或‘影子’。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分有’了理念，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亦就理念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理念的理想的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概念和概念的诸规定；理念的实际的内容只是概念自己的表述，理念所处理的对象并不是个人，也不是主观观念，也不是外界事物。但是一切现实的事物，只要它们是真的，也就是理念。［2］但此时的理念立足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和解释，对于具体工作缺乏直接的指导意义，与时下理念的称谓相去甚远。

（2）时下理念的含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学术研究文本中,理念一词尚为罕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随着大陆与港台学者间接触的增多，大陆学者的著述中理念的使用方始频繁。至今，理念已成为一个高频用语，“经营理念”、“服务理念”、“管理理念”、“教育理念”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理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自己所指称的东西与通行的“理念”是否可相提并论，深究者寡。考察理念概念的流变,可以看出，时下所称的理念取法于往古,但与往古不同，其直接指向具体工作的改进或完善，导向意味增加而解释意味淡化，可谓从哲学神坛走向了世俗化，具体可感而不再抽象费解。理念实指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和信念。从司法者角度出发，大体而言，理念无非指某些改善司法工作效果和提高司法水平的方法，是一个可以向所有司法从业者及公众彰示司法运作目的和目标的设想。

（3）理念与制度

纵观目前中国司法中的诸多问题，究其深层次原因，往往可追踪到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而制度的缺陷又莫不是因为正确理念的缺失。制度不过是人们的思想、习惯、意识甚至风俗的规范化，其决定于理念。没有正确而清晰的理念，很难想象会有合理实用的制度。没有合理的制度，司法效能的实现也必将成为镜中之月。在利益多元化、权利意识觉醒、社会磨擦加剧的当今，司法方式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司法效能将江河日下，而司法方式的调整，有赖于司法理念上的变革，没有正确的司法理念，司法运作就不会走向有序、合理与有效，司法权威的旁落、司法公信力的低迷是中国司法改革目前最需要面对的问题，“执行难”的梦魇一直困扰司法者的神经，法治理念的提出可谓应运而生。

（4）司法理念的流变与提升点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只有在具体情况下相对适宜的理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从中华民族的法律史中考察，便无法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准确的解读。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在法律适用的立场上一贯强调国家本位，力图在专制主义和民本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最终实现国家控制，缺乏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为公共景观的惩罚在清末修律中消失，菜市口仅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名词，“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３］；而现代西方法治却是建立在启蒙时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个人本位，重视个人价值，却对国家利益的提法持有相当的警惕。单纯强调国家利益，就会将法律的视野局限于犯罪追诉，对人的能动性的抑制和公民权利的漠视便不由自主，难免失之于严；而单纯强调个人利益，对个性肆意张扬的制约不力，则会消解对国家利益的敬意与珍视，对国家利益视而不见，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恶果，难免失之于宽。当下是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至关重要，因此，后一种倾向尤值警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中央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阶段审时度势，对司法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法治理念同时包含执法为民和服务大局的内容，实旨上是对我国传统国家本位司法理念和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统摄和扬弃。

法治理念的提升，不应是各执一端，固守于国家本位，或简单照抄个人本位。而是执法为民和服务大局并重，司法机关应根据具体情势，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良好的平衡。“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４］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司法工作进行细致而深入思考的结果，可谓适逢其时。无庸置疑，法治理念是司法变革的动力，是新形势下司法机关的知识资本，对法治理念的深入把握能够为司法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有助于司法机关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并且是重振司法权威的突破口。

对理念的接纳，不应是因为众人的追捧或学者的鼓吹，而是源自自身真正的需。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和接受，同样来自于检察机关内部对之的需要。它不应该仅仅是一句亮丽的口号，而是在长期司法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司法的灵魂，是司法文化的精髓，司法机关应把法治理念当作自身最高的行为准则。对检察机关而言，不能一味地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强调犯罪控制，从严从快，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报应，因为“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５］，报应的刑罚观是人类社会早期“同态复仇”观念［６］的延续，其着力于破坏而不是建构，强化裂痕而不是营造和谐；也不能一味地从个人主义出发，单纯强调工作的人性化；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将司法观念从重犯罪惩罚轻人权保障转变为犯罪惩罚和人权保障并举，将工作的重心从单纯的打击犯罪转移到罪前预防、罪中打击、罪后恢复并举。

二、司法效能的拓展方向

（1）效能的含义与相似概念

效能（effectiveness）惯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指正确做事的能力。［７］既强调结果（production）的正当性，也强调达到结果所需要的能力或资本。

效能与效率不同。效能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情，与最终的目的有关；效率的核心是做事情的速度快慢，与手段有关。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效能是基础性的衡量，如果效能为负值的话，效率越高，反而是南辕北辙。较高的效率不仅是诉讼当事人的要求，也是司法机关赖以存在的内在的正当化要求，学者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无庸赘述。长期以来，公平和效率是司法的两大主题，司法界对效率也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并以效率为基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节约司法成本方面收效明显，但在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方面却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与忽视司法效能的考量不无关系。司法实践中，我们当然希望同时提高效率和效能，但对司法机关而言，不可缺少的是效能，而非效率，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

（2）司法效能的含义及其拓展

“司法效能”不断见诸当下的著述或讲稿，但究其本意，所称的司法效能多混同于司法“效率”。对司法效能的误读，会使司法工作的重心产生偏差，粗放型地提高效率，而忽视或损害司法工作的根本目的，流弊甚深，不可不察。如果必须用司法效能这一概念来澄清这种认识，参考效能的含义，司法效能可作出下述定义：实现司法效果或目的的能力或资本。关注司法效率，其结果是让我们更快地朝目标迈进；关注司法效能，其结果是确保我们的工作是在坚实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方面的内容具体充实，对拓展司法效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是当前司法工作的核心和目标，其贯彻有赖于司法效能的拓展和加强。

如果说法院需要保留必要的克制和消极，慎言是所有法官的戒律，这是由法官居中裁判的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不这么做就“可能使甚嚣尘上的争吵遮掩公正的慧眼，持续不断的纷争阻挡明断的视线。”［８］但同为司法机关的检察院却有所不同。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非最终裁判者，其职责本质上不在于确认是非，而是明察是非，将非法行为移至法律的阳光之下，接受监督和制约。但在实践操作层面，检察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在相当程度上处于闲置或者说待开发状态。宪法的设置，使检察权具有与生俱来的创新性和主动性的品质。检察院所肩负的宪法使命和对贯彻党的法治理念的强烈责任感，决定了自己在法律实施的缺憾和违法行为的肆意上不应以消极中立自许，含一口水正襟危坐默不作声，冷眼旁观，而应是果敢迅速地介入，即便不能够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应将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司法效能的拓展，就是以法治理念为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充实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工作者的司法能力，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使法治理念的实现达到最优化的效果。当然，司法效能的拓展决不应忽视工作效率，而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时间、最低的司法资源消耗来达到法治理念的最优化效果。

正确的理念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理念付诸实施的人。在法治理念的落实中，实践者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理念与行动之间的纽带。如果没有他们，新理念始终会徘徊在司法机关的门外，绝不会渗透到司法实践中，当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实际效用。司法从业者是法治理念的实践主体，法治理念能否达到最优化，关键取决于司法从业者的素质与作为。随着检察官资格任命门槛的提高，检察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极大改观，但法治理念的理解和执行非瞬息可就，法治理念教育任重道远。法治理念对司法机关所寄予的极大期望，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全面履行起法律监督的职责，法治理念的展开，在检察机关而言，是检察工作思想上的严正洗礼和行动上的全面梳理。是司法犬儒主义的终结，司法能动主义的黎明。

注释：

［1］柏拉图《斐多》，100B-102C，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页。

［2］［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213。

［3］［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8页。

［4］［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5］［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型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版，第45页。

［6］指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刑事司法理念，见诸古两河流域的《乌尔那姆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伊斯兰法的渊源《古兰经》等，参见陈丽君、曾尔恕主编《外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5页，第17页，第60页。

［7］PETER F.DRUCKER：《The Effective Executive》,published in 2002 b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Page 5.

［8］丹宁（英）著，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作者：姜廷松　梁利波

检察院法治理念论文 篇2：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摘 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类优秀法治文明建设成果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有机统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应当注意把握好三对关系：即把握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统一的关系，创新党的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解决机制；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高度统一起来；增强大局意识，注重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法治理念；教育；实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依法治国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说到底，就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依法治理。什么是法治？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但其基本含义是指“以规则治理的事业”。它首先意味着法律在社会调整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实现了对社会关系基本领域的全面控制和调整；意味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在法律之下。为此，法治对人类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形式上的要求：第一，法律的至上性和优先性。所谓法律的至上性是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评判主体行为合法性的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和尺度，任何社会主体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制裁；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冲突的时候，其他社会规范都要服从于法律，接受法律的评判；在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价时，法律评价具有优先性，只有当该种行为合法的条件下，才获得其正当性。第二，法律体系的完整和谐性。完备、和谐，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它有三个尺度，其一，它要求法律能够成为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基本准则，因而，法律必须能够覆盖主要的社会关系领域，不能出现过于宽泛的法律调整的空白领域。其二，法律部门、原则、标准和规范等之间应当协调一致，不能出现矛盾。下位法应当要符合上位法的原则和规范，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否则就会构成下位法的无效。其三，同位法之间不能相矛盾，应尽量避免不同法律对同一社会关系进行交叉调整，即使存在法律交叉的现象，同位法也应当协调一致，彼此耦合，以免社会主体无所适从，损害法律的权威。第三，法律规范的形式严整性。其一，法律规范从总体上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其二，法律规范具有明确性和具体性；其三，法律规范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其四，法律规范具有严格明确的逻辑形式，具有法律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法律规范规定明确具体而不是似是而非，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齐全，其事实状态预设，行为模式安排和法律后果处理三要素不得残缺，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第四，法律的程序化。法律的程序化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产物和重要表征，也是法律形式化的重要侧面。法律程序是法律运作的相对固定的步骤和程式，是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法律机制。马克斯•韦伯指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1］。因此，法律的程序化不仅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也是衡量法制是否成为现代形态的重要尺度。第五，法律的效益标准。法律的效益状况反映了法律的权威性程度，它是通过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来确证法律自身的价值。法律的高效益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表现，而法律的低效化则从一个侧面表明人治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法律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社会成员及其组织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赖感，因而也就不能自觉地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因此，法律实现效益的高低就成为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民主是一个多种有多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包含着下列基本要素：首先，民主意味着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主权在民是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是现代政治的最高原则。它表明，现代国家对内的最高决策权和对外的排他的独立权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原则和全部国家权力的最高源泉，是国家政治行为的最高价值目标。其次，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它表明，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创设国家政权体系，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创设国家机关体系，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和限度，从而界定人民自由和国家干预的领域范围。人民通过制定宪法确立国家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防止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合理配制国家权力，形成相互配合、彼此制约的国家权力体系。因此，法国《人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定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分权成了立宪国家和近现代宪政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成为现代宪政的最重要的制度特质。再次，由于民主政治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特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国家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人民而进行，凡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实施的国家行为都不具有根本上的合法性。执法为民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执法领域的特殊体现，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说，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

正义、公正、公平等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它们所表达的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社会正义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3］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观念化、神圣化表现，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正义观，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正义的客观经济基础，实现了正义理论史上的伟大变革。正义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正当性的理想和观念，它是社会制度正义和主体行为正义的有机的统一。所谓制度正义是指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也可称之为制度正义原则。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和原则与一定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内在运作方式、利益实现机制、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应有模式相一致，应当尽量体现其要求，是它们的必然的反映和确认，从而最能适应该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二是能够得到该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奉。这种正义的社会制度通过国家的立法而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和根据。制度正义有三项基本原则：（1）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和才能的发挥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和手段；（2）社会提供一套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的社会程序规范和程序制度，使社会资源和利益、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公平的分配；（3）社会具有一种合理的纠偏机制，即当社会资源、利益的分配和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配置和分享出现明显不均衡的时候，能够为社会主体提供有效的救济和纠正机制，以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而行为正义是社会主体的行为所具有的正当性，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体行为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结构和制度内在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主体的一般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相一致，或至少不是相悖的。二是主体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即不与国家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规范相冲突。对于普通公民和其他社会私主体来说，其行为不能构成法律上的滥用权利、逃避义务和违反禁止性规范；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其职权职务行为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根据，不违法行使权力，逃避法定的职责和义务，不违反法律为该种职权的行使所确立的方法和程序的规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制度正义和行为正义的有机统一，它不仅要求国家的立法活动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和公平观，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确认和高度认同；而且要求国家公务员、执法和司法工作者真正确立社会主义正义观，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将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公平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特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当代中国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法权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主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精神价值。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下列重要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高度统一，是人类法治文明和法治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和发展。人类法律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统一的特质。一方面，尽管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类创造了不同的法治模式，其法治的精神价值、基本理念有不同的内容和模式，但是，法治作为“以规则治理的事业”却具有许多共同的人性基础、理想追求、价值理念，形成了社会法治内在共同特质和评价一个国家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体系。任何一个民族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都必然要具备这些法治所共有的价值和形式要求，否则，所建设的社会和国家就不能称之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法治实现程度也就缺乏共同的和基本的评价准则，不具有可比较性。另一方面，各国的法治实现不是其他民族和国家法治模式的简单照抄和复制，相反，它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法律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制约，遵循本国法制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了本国法治的特有模式。法治理念是本国的时代法律制度、法治实践和法律秩序内在精神价值基础，是民族时代法律精神的高度提炼，它不仅具有人类法治理念的一般特质，而且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充分反映本国法治实践和法律生活方式的内在特质和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内容，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法律理想和价值观念，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而执法为民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法律价值。正是人类法治的一般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法治特色的有机整合，使人类法治理念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法律权威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统一。“法律权威，就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它意味着法律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取得高于其他成文规范的效力的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法律取得预期成效的基本条件，而且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4］它具有下列概念内涵：一是法律与社会正义价值观之间的文化价值同构性，即形成社会普遍法律价值认同；二是法律运作过程和结果所形成的利益整合模式，既符合社会公认的形式正义或法律程序正义的要求，也符合一定条件下主体所期待的利益分配结果；三是法律制度性功能特质保证了执法的最终决定性和不可拒绝性，即法律具有高度的外在强制性威胁。法律权威的形成既取决于法律的社会承认，也取决于法律的制度性功能，还取决于法律自身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正义性和广泛的社会接受性。法律的权威性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极大权威。但另一方面，如何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根本的是要使我国的法律具有内生性的价值合理性，而内生性法律的价值合理性来自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有力保障，来自于以人权保障为其最深刻的价值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统领和指导下形成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也是法律高效益实现和法律至上权威的根本价值基础。以人为本具有四项基本内涵：首先，“以人为本”意味着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基本理念、国家政治权力行使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民的普遍幸福，将人权保障、对人的终极关怀，推动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建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统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价值目标和终极依归。其次，“以人为本”意味着应当以社会中人类个体的自由、平等、幸福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既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也不是抽象的人类集体、组织或群体，而是指在特定社会中，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时无刻不与他人、社会发生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关系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它不仅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而且包括生活在一定国家中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作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生命个体，具有其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需要，应当具有“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也具有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作为社会中平等一员的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因此，保障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是文明国家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再次，“以人为本”意味着国家应当通过不断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快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推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整体进步，以为充分保障人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每个社会主体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最后，“以人为本”还意味着国家应当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宪法和法律制度，形成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关怀人、尊重人、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行使权力的基本出发点和依归的现代权力观念，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各项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不会受到来自他人、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侵害，或者在其人权和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和切实的法律保障。显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蕴了法律权威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其中“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的权威，体现了法律权威与人权保障的高度统一。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方向性、阶段性、大局性、宗旨性和廉洁性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方向性是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和要求是其集中体现，深刻反映了我国现代法治理念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在要求，使我们在法律价值理念和意识层面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阶段性是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提出的，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法律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大局性是指社会主义主义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根本上制约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性质、进程和发展阶段，同时又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服务于国家整体事业的发展，而不能游离于乃至偏离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法治建设的每一项重要举措，具体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行为都要自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大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宗旨性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党的宗旨是高度统一的，是党的执政宗旨在法治建设领域的特殊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宗旨，表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就是执法为民，它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时刻关注民生，“一心为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廉洁性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反腐倡廉高度统一，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和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清正廉洁，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价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否在全民、执法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确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正确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能否实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应当着力解决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的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真正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到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应当切实解决好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当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高度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时代法律精神的精华，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理论概括性，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现实性。由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人们自发形成的，而是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理论创新活动而概括和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解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必须经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因此，应当对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执法、司法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系统理论教育。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精神价值基础和统率，它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决定了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与现实的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内化为各级全民，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并且在实际法律运作过程中得到体现，转化为执法和司法工作者的实际行动方式。比如，对于法官来说，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依据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审理案件、作出裁判，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作为审判工作的根本价值目标，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以案件当事人为本，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依法保障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诉讼权利；公平解决纠纷，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清正廉洁，严格遵守法官道德和纪律，不断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品格，等等。

第二，增强大局意识，注重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要求就是要求广大执法和司法工作者要树立大局意识，执法和司法工作要服从大局。执法和司法工作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重要使命。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的大局就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执法和司法工作者必须树立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自觉把执法和司法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大局，围绕大局、顾全大局，配合大局处理好每一起案件，把办案同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执法、检察和审判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服务大局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要注重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通过依法执法和司法行为达到法律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关于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争议很大的问题。有的人将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对立起来，认为执法和司法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注重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果，而关注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势必会影响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果。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执法和司法的社会效果是指执法和司法活动应当自觉为社会大局服务，应当有利于社会主体合法权利的实现和维护，应当有利于社会稳定，应当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应当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等。而所谓执法和司法效果的法律则是指执法和司法活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执法和司法过程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来进行，执法和司法的结果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是由法律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它通过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工具系统，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制度性安排和合理配置，进而“定分止争”，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立法从实质意义来说，就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公平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的活动。而执法和司法是根据法律的一般性规定，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个别性调整和配置，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一般来说，执法和司法机关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实现了社会正义，因为执法和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承认法律的公正性和正义性。但是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由于个案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与立法的高度抽象性、相对稳定性、立法语言的不明确性等之间存在这深刻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往往导致有些个案往往难以找到对应的法律规定；有些个案所涉及的法律规定不明确；有的甚至如果按照法律的通常意义来理解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正；有的个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僵化地适用有关规定，可能还会对社会稳定和秩序造成直接的损害，激化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这种情况就要求执法和司法工作者在处理具体事案的过程中，应当审时度势，兼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方面，它要求执法和司法应当在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求执法和司法不能简单适用法律，如果法律有漏洞的，应当弥补法律的阙漏，如果法律不明确的，应当通过法律的解释、技术对法律进行解释，对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可能会导致荒谬和明显不公的，通过法律规范的选择、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技术，对法律的含义进行扩大和限制解释，以实现个案的公正，解决法律与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不断提高执法和司法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法律业务素质，确立大局观念，通过法律技术的运用，按照法律的原则、精神和广泛的社会规范资源解释法律，公平合理和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0．

［2］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93．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40．

［4］谢鹏程．论当代中国法律权威——对新中国法治进程的反思与探索［J］．北京：中国法学，1995（6）．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刘旺洪

检察院法治理念论文 篇3：

基层检察机关开展法治理念教育要做到“两个坚持、三个到位、四个结合”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解决政法工作现实问题，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需要，对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目标和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作为执法最前沿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开展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活动的开展，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执法公正、作风优良的坚强有力的检察队伍。

一、开展好法治理念教育，做到“两个坚持”

一是坚持经常教育。要消除教育活动只是权宜之计的错误认识，对检察干警进行持久深入的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干警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維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大局观念，坚决摒弃传统陈旧的执法观念和习惯做法，牢固树立与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是坚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干警的执法理念，我们要不断进行理念研究和探索，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检察实践。同时还要紧密结合实践，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新方法、新措施和新途径。基层检察机关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丰富，在实践中完善，在实践中提高，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执法理念与执法实践有机结合，不断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的需要。

二、开展好法治理念教育，做到“三个到位”

一是领导到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并要带头转变执法观念和习惯作法，树立法治理念。同时还要从我做起，不断更新和转变执法观念，为整个检察队伍执法观念的转变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从而带动整个队伍执法观念的转变。

二是学习到位。教育活动的关键在于学习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法治理念教育属于思想意识范畴，应把扎实深入的学习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重点，通过活化学习形式和手段增强学习效果，通过有效的学习把法治理念转变成指导执法实践的行动指南，进而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践行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等执法理念。

三是措施到位。为保证学习效果和教育效果，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措施、强化重点难点，认真督促检查具体学习过程和效果。要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有效的学习措施、学习步骤和学习内容，建立科学的时间表，合理安排学习活动，要做到因人而异，不能搞一刀切，进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还要结合正反典型教育，从感性认识层面加强队伍学习效果，从而提高学习质量，转变执法观念。

三、开展好法治理念教育，做到“四个结合”

一是要与办案工作相结合。教育活动的成果要通过具体的办案实践来检验。要通过教育活动的开展促进办案，通过办案强化教育效果，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具体的办案实践中得以体现。把执法为民、服务大局、公平正义等执法理念贯穿于办案之中，避免为开展教育活动而单纯教育，使教育和办案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相互完善。

二是要与干警业务培训相结合。在教育活动中，既要注重干警的检察业务提高，又要注重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育内容在业务培训活动中的渗透，使干警成为复合型人才。

三是要与荣辱观教育相结合。要以"八荣八耻"为红线，组织广大检察干警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干警知荣明耻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严格、公正、文明和廉洁执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是要与干警考核任用相结合。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不强作为干警考核重要内容之一，要把法治理念与检察办案工作结合得紧不紧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内容，这样就使法治理念教育的长远性能够具体体现，从而树立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作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61005］

作者：钱玉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