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与法律调整论文

【摘要】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暗含着法律是自洽的体系这样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法的法域内，这样的前提遇到了挑战。认为立法中存在“已经显现在法律之中的客观的法目的”、“一般的法律原则”或“立法者的意向及其有意的规定”等等法律解释的理论前提在现代知识产权法立法与判例中均受到了挑战。具有更强的“回应性”的新的法律解释理论已经出现。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知识产权法与法律调整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知识产权法与法律调整论文 篇1：

如何提高民众对知识产权法 价值的普遍认同意识

[摘要]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构成，是人类法律理想的价值化抉择，也是价值哲学范畴及概念的法律化展示。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知识产权法价值的历史性、阶段性和选择性，体会其内在的正义、效率和创新的本质，全面深刻地认识现阶段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实现中存在的问题。基于人本主义、和谐社会新价值观的角度，深入挖掘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提升社会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实现正义、效率、创新价值的超越和升华。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 价值 普遍认同 意识 民众

在知识产权制度进入到变革和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知识产权法的内在价值，从其价值层面进行体悟和反思，了解知识产权法价值的目标及意义，并分析现阶段知识产权法价值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

1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的研究意义

知识产权法价值的研究有其历史意义，是特定发展时期对于客观实际的倾向和选择，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选择性，是对当前多元法价值冲突的一种协调性的表现，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现实价值的一种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 明晰知识产权法价值的观念及准则

对于知识产权法价值问题的评价和理解，各人有其价值观念和准则，考虑到知识产权法价值的客观性以及评价者自身的主体性要素，可以依据知识产权法的历史变革历程，寻找、认知和选择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当前价值多元冲突的背景下，要以正义价值作为主流评价思想，竭力打造知识产权法价值问题的新秩序，以国际正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入手，以私权保护与利益的普适法价值为思想基础和前提，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批判性的、对策性的解读和认识。

1.2 重塑知识产权法的价值体系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体系包涵有一般法的普适性价值，还应当涵括自身特殊的价值，即：正义价值、效率价值和创新价值，要充分体现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辯证统一，能够充分反映出价值体系中蕴含的社会客观规律，而且还可以映射出知识产权法缔造者的价值目标及主体性追求。在重塑知识产权法价值体系过程中，要以理性主义精神为引领，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与协调。深入挖掘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精神和理性意识，使之形成全新的法律认知取向和评价立场，更好地实现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

1.3 更好地达成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实现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实现，也是法价值目标的现实化过程，在这个价值目标的现实化过程中，与法律的社会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与社会法治体系有极其密切的联系。通过对知识产权法价值准则的客观认知以及价值实践活动，使之转化为法治进步的现实驱动力量，突破和跨越知识产权法价值实现的障碍，更好地改造法世界，提升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和接纳。

2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成阐释

2.1 正义价值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体系构成之中，应当以正义作为其首要价值，并使之成为知识产权法的正当性基础，它所蕴含的正义价值，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2.1.1 依循知识产权主体的平等人格正义。在知识产权法的正义价值中，每一个利益主体都应当是独立、平等的地位和关系，也可以自由选择知识创造活动的过程，可以通过均等的创造机会获得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并且能使知识产权主体具有专有使用、授权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等不同的利益，也即可以确保知识产权利益结构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更好地实现对知识资源权威性的公正分配。另外，还要体现对外国人的平等保护，依循国际法中的“法律人人平等”的思想，推行国民待遇原则。

2.1.2 依循利益分配中的均衡与正义。在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分配内容中，还要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配置和安排，要体现出对知识财富分享的公平性，也即人们普遍意识中公认的经济利益的“公正”与“合理”。要注重对知识产权两个方面的平衡与协调，即：其一为知识资源的专有领域与非专有领域的公正；其二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和有限性的公正，从而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对知识资源的利益分享，成为一种知识权利的平衡法。

2.1.3 依循权利安排的秩序正义。在知识产权法的权利安排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品创造、流转、使用过程中的法律秩序，明确知识产权的产权边界，规范知识产权交易活动中的秩序，保障权利的正常行使。

2.2 效率价值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即为效率，使知识产权各方的主体处于均衡、协调的状态之下，在保护与限制之中寻求知识产权的均衡，避免和消除知识财富中的利益冲突，以创造者的权利为本源性权利，传播者的权利为次生性权利，要最大化地满足不同各方的利益需求，更好地实现对知识产权的资源分配和权利均衡配置。

2.3 创新价值

知识产权的创新价值是主导性价值和核心价值，它也是突显出知识资源的归属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思想依据和基础，直接而有效地保护知识创新活动，并且它还体现出历史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在当前知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高技术要以创新为前提，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稳操胜券。

3 提升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的实现路径

目前，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实现还存在较大阻碍，具体表现为：（1）知识产权法中本土文化的缺失。在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国际法制的引入和嫁接，缺少本土文化的支撑和同构，社会整体对知识产权的意识还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知识产权法价值目标的实现。（2）知识产权法运作中的价值冲突。我国知识产权法运作过程中的政策立场的选择空间相对狭窄，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知识产权法的效益。基于我国发展现阶段中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实现阻碍，要寻求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路径的知识产权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提升民众对于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3）无法使社会民众分享知识产权的利益。知识产权法着眼于保护知识信息创造者的权益和利益，并试图为知识信息的传播、开发、利用创设制度化的环境，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限制知识信息在全社会范畴内的广泛自由传播，由于知识信息创造者及投资人的自身利益保护意识的限制，使知识产权法成为了知识信息垄断的外在支撑，科学、先进的知识信息难以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共享，而这显然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

3.1 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移植

知识产权法具有知识的共通性和经验共享性，要在当前全球知识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移植，并使之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和政策方略，选择符合本土地社会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使之与本土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相吻合，要基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评价和选择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反对过度保护和“合法”垄断的知识产权技术壁垒，更为合理而公正地实现知识资源的分配。

3.2 批判性地改造和认识知识产权法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提升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和理解，就要实现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批判性再造和重塑，要合理吸取世界法律文明的基本要求，聚合不同国度的法律调整规则和经验，使之成为人类法律实践的普适性准则，充分彰显出法律智慧和理性光芒。同时，还要融合中国法治文化的特殊元素，注重法治发展理念的创新以及传统文化的改造，要注重整体精神、倡导理想人格和勇于创造、革故鼎新的观念和精神，倡导知识创新、知识利益分享等知识产权文化，导入影响意识观念的现代制度和文化，更好地引领民众理解和认同知识产权法的价值。

3.3 建构人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知识产权新价值观

要以人本主义作为知识产权法的最高价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真要义，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保护人的正当权益，更好地链接人本主义观念下的知识产权的自由价值、秩序价值、人格平等价值等，使知识产权的法律价值链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缔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同时，还要以和谐发展作为知识产权法的终极价值，建构搭配得当、协调有序的目标体系，实现社会整体的和平共存和进步。利用和谐发展观的统筹性功能、引领性功能、判断性功能，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指导和引领的功能促成效率价值的实现，成为衡量各价值实现效果的准则和标准，更好地协调知识产权的不同价值冲突。同时，还要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前瞻性和超前性的思维和眼光，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并使法律理想价值高于法律现实价值，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法的演进，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精神升华和提炼，超越性地发展正义、效率、创新等传统价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有其特殊的构成体系，在其特有的目标引领之下，要充分挖掘知识产权的法律精神，实现知识产权的正义、效率、创新价值的跨越式发展和升华，更好地化解现实社会中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阻碍，建构人本主義、和谐发展的知识产权观念，实现知识产权法的本土移植，更好地提升民众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普遍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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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介生.试论公民的法律意识[J].云南警学，1997，（03）：66-68.

作者：王思佳

知识产权法与法律调整论文 篇2：

知识产权的法律解释新时代?

【摘要】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暗含着法律是自洽的体系这样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法的法域内，这样的前提遇到了挑战。认为立法中存在“已经显现在法律之中的客观的法目的”、“一般的法律原则”或“立法者的意向及其有意的规定”等等法律解释的理论前提在现代知识产权法立法与判例中均受到了挑战。具有更强的“回应性”的新的法律解释理论已经出现。我们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前。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律漏洞；自洽；知识产权；回应型法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即使不是“必须被信仰”，也需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方可保证纸面上的规则为人们所遵守，并成为指导人行为的准则。而面对丰富、多变的真实世界，“本本上的法律”要想成为“活法”，必须依赖于法律人对其的解释。法律解释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萨维尼称解释是“是法学的起点和基础”。①

拉伦茨认为，法律解释至少有两大可能的目标：探究立法者的意志，或是解析规范性的法律意义，亦即所谓的“主观论”与“客观论”。 ②如果法律解释的目标必居这两者之一的话，则暗含了一个前提，即法律是一个自洽的体系，立法者（或者法律文件本身）已经解决了（起码是绝大多数）的问题，或者至少包含了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满足这样的前提，并不容易，真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问题对法律与法学提出了不间断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法律人被迫拿起法律解释的武器去应对。在众多的挑战中，知识产权问题是个比较难对付的对手，它让法律“普罗透斯”般的面庞显得更加变幻莫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证成或是证伪某个或是某几个法学大家的理论（即使这是可能的），不在于为传统理论增添几个注脚，而是力图将这些理论置于新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之下，加深对于法律解释问题的理解。一、为什么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律解释的特殊性）

传统法律规范所出现的法律漏洞，与解释困境，多数与法律语言有关。由于语言本身的“开放结构”，法律规则呈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使“中心意思”是确定的，仍然会有大量的边缘地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所谓疑难案件的产生；另一方面，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时上述困境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法律是由原则和规则共同组成的规范体系，但是原则与规则之间并非总是和谐、自洽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就会导致法律漏洞的产生和解释的必要。

上述造成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与困难的因素，在知识产权法领域都存在着。比如就语言本身来说，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有着主动的“知识产权条款”，但是该条文用语模糊，未能充分界定国会对于知识产权立法权力的边界，也就间接导致了1831年的Wheatorn v. Peters案，该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州权与联邦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又如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冲突，在知识产权领域也屡见不鲜，杜邦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公司案③；美国宝洁公司诉北京市天地电子集团案④均体现了这种冲突给法官解释法律所造成的困惑。

但是，这样与传统的法律解释问题相类似的情境，并非本文要论述的主体。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必然会有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共有的问题，但是知识产权之所以于法律解释问题有着特殊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同于上述传统问题的地方。这样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变迁对于法律的影响上。

拉伦茨认为影响解释的因素中，规范环境的演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⑤，即“立法者针对规整的事实关系及习惯，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以致既存的规范不再能‘适应’变革后的事实关系”。这一事实关系的变革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尤其重要。

自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从印刷机到数字点播机，从纸质书到互联网，几乎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给知识产权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1442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在美因茨改进了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不仅给欧洲文艺复兴中科学文化的传播做好了准备，也间接的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即英女王安娜颁布的《在所规定时间内将已印刷图书之复印件授予作者或者该复制件购买者以鼓励学术之法律》；1968年，照相式复印技术的成熟直接导致了商人威廉.帕西诺同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美国最高法院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讼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亦是使《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匆匆出台。而更令法律人沮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革命之间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从古登堡到电子刻录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从电子刻录机到数字技术的应用，却仅仅花了几十年。拉伦茨意义上的“事实关系”在知识产权领域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相对保守的法律人很难抓住这种变革的脉搏。

与上一个特征相联系但是又有所不同的是，知识产权的立法与修改也相当的频繁，这个习惯于法典化和法律的稳定性的法律人来说，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更何况，这种立法的速度有时是惊人的。比如日本《著作权法》1970年到2009年四十年间，已经经历了30次修改，其中有6次是大修。韩国自1986年全面修订著作权法到2005年，已经连续12次修订相关法律。美国在1998年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即DMCA（这部法案本身就是对1976年著作权法的大修）之后，10多年间又数次修订，甚至于为了苹果的iphone还专门修订了一次DMCA。学者称“审慎制定出来的法律很少会有规范漏洞”，这样的速度制订出来的法律，其漏洞多少便可想而知了。然后这又是数字时代不得不为之的，这种做法的问题下文将谈到。二、漏洞与解释的困境

法律解释（广义）中“法律续造”存在的必要性前提是法律漏洞的存在。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将法律漏洞进行类型化，首先分为了“规范漏洞”与“规整漏洞”，并且认为，这两者均是法律规整脉络范围内的漏洞⑥。其中所谓的“规整漏洞”，是指“并非涉及个别法条的不圆满性，毋宁是整个规整的不圆满性，易言之，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⑦。

拉伦茨在给出此种法律漏洞的解决方案时，提出应当考虑“已经显现在法律之中的客观的法目的”和“一般的法律原则”，而非“立法者的意向及其有意的规定”。但是，即使此种方法也未必可以解决规整漏洞带来的困难。其实，所谓的发现客观目的，与“将规则一般化发现原则，再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样的方法运用到知识产权法当中却恰恰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1976年，美国重新制订了版权法。同一时期，录像机技术开始在欧美国家普及，观众可以通过录像机录制正在观看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接收器在观看某个频道时录制另一个频道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定时器按设定的时间录制指定节目。SONY公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了自己的录像机产品Bebamax，并迅速凭借其成为美国录像机市场上的老大。环球电影制片公司和迪斯尼制片公司于1976年向加利福尼亚州地区法院起诉索尼公司，认为消费者未经许可使用Bebamax录像机录制其享有版权的电影构成版权侵权，而索尼公司制造和销售这种录像机引诱购买者录制电视节目，包括其拍摄的电影，因此应作为“帮助侵权者”为消费者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该案后来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多数对该案做出了判决：认定Bebamax构成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索 尼公司因为出售的录像机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而不构成“帮助侵权”。 从此， “实质非侵权用途”被认为是版权法（亦或是侵权法）中发现出来的原则（“法学上的发现”），并且被各国法院广泛的接受。

可是到了2000年，在审理A&M Records，Inc v.Napster案时，美国的联邦法院却放弃了早年确定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原因很简单，在数字环境下，在新的P2P技术面前，如果坚持“实质性非侵权用途”，那么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将完全被架空。这种新型技术是当时的版权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构成了前述的“规整漏洞”，但是在解释的方法上，如果采取类推适用的话，将可能产生两个困难：第一、很难认为这两种情况是类似的情况，因为数字环境下的版权使用与前数字时代完全不同；第二、即使认为两种情况相类似，那么应该使用16年前伦奎斯特法院所“发现”的法律原则，则将对版权产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无独有偶，我国法院在审理新型网络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也遇到了相类似的情况。2005年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一案中，法官对著作权法所做的解释，因为新技术手段的产生，在2007年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中被完全推翻。

这两个例子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至少能够说明知识产权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的填补相较于其他第一性关系较为稳固的传统法律领域，更加困难。当然，论者仍可争辩说在上述情形中如果采取了目的性的限缩解释，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因为“有时是为了使另一法规范的目的得以达成，因此必须做目的论的限缩”，例如限缩解释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可能可以“以目的论限缩的方式限制的方式限制一法规范的适用，附带而来的常是另一规范的扩张适用”，也即带来了著作权权利的扩张适用。但是，在这里我想表达的，并非是简单的某个案件的解决，或是某种原则的存废，而是这些案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变革。这几乎是一个崭新的法律时代的到来，而传统的法律方法论也应当为迎接这个时代进行某种调整和转变。三、法律解释的新时代？

诚如已故的何美欢老师所言，二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者加）法律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几乎全部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问题几乎就等同于现代性问题。而在新技术革命发生的前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的美国，伯克利学派的两位学者⑧敏锐的察觉到了新时代来临的气息。《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就在那时面世。

在这本作品中，作者把法律类型化（理想型）⑨为三种，（1）作为压制性权力的工具的法律（后称压制型法）；（2）作为能够控制并维护自己的完整性的一种特别制度的法律（后称自治型法）；（3）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后称回应型法）⑩

对于本文来说，后两个分类较为关键。传统的法律更近似于自治型法，而知识产权法律则有着非常强的回应型的特征。这两种法律类型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是对待法律的态度上。自治型法受“法治主义”的影响，有着“忠于法律”的品格○ 11，而回应型法则以目的为最高价值，将法律实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两种对于法律的不同态度，反应到本文所讨论的法律解释的问题上，区别就是，自治型法下法律人更多采取的是填补法律漏洞的技艺，是带着一种德沃金意义上的对“具有整合性的法律秩序”的强烈偏好进行法律解释论的作业。而回应型法下，则试图整合调和开放性与自治性，形势正义与实质正义间的矛盾，随之带来的结果是不可靠和不稳定的法律解释。这样的法律解释其优点就在于能够迅速的满足变化中的时代对于法律的需求。

现在就断言这两种法律类型以及与之相伴的两种法律解释方法孰优孰劣显然为之过早了，毕竟我们仅仅是站在了新时代的门口，走下去，还是退回去，仍然不取决于法律本身，甚至于法律人的努力也不太相关，而是那法律背后“规范环境的演变”。但是，认清楚这样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是有益的。

注 释：

①转引自《法学方法论》，［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版：第196页.

②《法学方法论》，［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版：第197页.

③北京（2000）一中知初字第11号.

④北京（2000）一中知初字第49号.

⑤《法学方法论》，［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版：第225页.

⑥《法学方法论》，［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版：第251页.

⑦同上注.

⑧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

⑨作者之一塞尔兹尼克是学社会学出身，而二战后美国的社会学受帕森思误读了的韦伯所影响，有很强的“韦伯”痕迹，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类型化的偏好。这点也体现在同一时期受社会学影响的法学著作中.

⑩《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美）诺内特、（美）塞尔兹尼克著，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 11无论这种“忠于法律”忠于的是何种意义上的法律，它至少保留了形式上对于法律和法的尊重.

作者：徐梦哲

知识产权法与法律调整论文 篇3：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

摘 要：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为知识创造者，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为知识产权法的重要补充，对知识产权法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差异，本文结合两部法律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分析他们的适用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同服务于人民。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关系;分析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两者关系紧密又存在一定差异。出现的时间都较晚，两者都出自于民法，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有一定的保护，因此两者具有很大的亲密关系。作为较为年轻的两项法律制度，两者都顺应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进步而更加完善。但如何运用两个法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首先我们需要分析清楚两者的关系，在运用时能够相互配合，发挥其最大作用。

1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现代社会中有部分人认为知识产权法包括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其实这种说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不正当行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表示这种竞争的行为是不正当地行为，但在广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除了包括狭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包括了限制竞争行为。同样的对于反不正当行为法也同样分为了狭义与广义两个反面来定义，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指的是调节、保护市场交易中的经济秩序的法律，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则还与广告法、商标法等等均有相关。知识产权法与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部分内容有相交叉的部分，但与其他部分均无过多联系，因此在本文讨论的过程中，以狭义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相关部分进行分析。

1.1知识产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的统一

1.1.1立法目的的相似性

知识产权法立法的初衷是为了对个人或者企业的知识成果拥有的权益进行保护，包括个人作品、商业标记等利益，其中包括了著作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专门针对各个部分的法律组成了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持市场的平衡，并鼓励创新，对科技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初衷在于对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不正当行为进行纠正，保护竞争者及社会的合法权益，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从立法的目的可以看出，两个法律体系都将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作为最终目标，即表示两个法律体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1.1.2指导原则的共通性

由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持市场秩序而服务，而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市场信用非常重要，市场信用的形成又依靠市民之间遵守的基本原则：自愿、平等、公平、诚信。这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不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建立在市民遵守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这是民法的基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拥有相同的指导原则，才能达成相同的立法目的，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1.2知识产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的差异

1.2.1权利保护方式的差异

知识产权法是一个自主性更强的法律，在知识产权中，有两个方面的权利，首先是自己或授予他人行使权力，其次若发现自己的权利未经允许被他人行使，则可禁止其使用该权利的行为。但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从名称中就能够理解，只有当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才可以采用该法律进行维权，而对尚未发生的事件没有限制的作用。因此，相比较于两种法律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是一个更加具有自主性的法律，他可以相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对于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企业或是个人有积极的保护作用;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一个比较有局限性的，只针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后的事件处理的法律，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法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法律的权利保护方式是不同的，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方式比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加全面、积极，不同的部分就在于侵权事件发生前可自主地寻求保护。因此，在使用知识产权法维权时，应该积极主动地使用此项权利。

1.2.2保护利益侧重点的不同

与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利益所有人为作者、发明人、商业标志所有人等，与之相应的利益则为相关人员的智力成果，因此，知识产权法的重点在于保护相关权利人的知识权益。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法中，我们均可以看到保护的权利人包括著作者、专利发明者及商标设计者。但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作为一个经济性的法律，它的侧重点在于维护市场秩序，这个意义在于对国家及社会的利益的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三個保护对象，竞争者、消费者、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在知识产权法中，对于消费者的权益维护则只占很小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侧重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1.2.3维权主体的不同

在维权的主体方面，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私权，因此只能够是权利人提出使用法律条款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力量不会参与到里面来。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由于他的保护侧重点是竞争者、消费者及公众利益，在维权时多涉及到的国家力量。可以看出，在两种法律中维权的主体一个为私人，其中国家力量不会主动介入;另一个则是由国家力量主导，起着积极、主动地作用。到目前为止，这种差异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依然还是存在的。

1.2.4侵权的判断标准不同

对知识产权法中侵权的判断为，是否不经允许使用，包括复制、雷同等情况。但是不正当竞争行判断标准则是，是否引起市场的混淆，相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评定，较为宽松，范围也更广。

1.2.5立法技术的不同

比较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两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不同。在知识产权法中，立法时采用列举的形式对权利人的权益进行了规定。这就使得权利人在维权时只能寻找法律上列举的条款，行使实施权或是禁止权，对未列举的情况权利人无权行使实施和禁止。例如我国修改前的著作权法中，出租权是没有被列举在权利人可行使的权利里面，那么当有其他人进行作品的出租行为时，权利人无法禁止。修改后的著作法对权力人的出租权进行了规范。我们可以发现法律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也在改变，这也是时代的需求，但权利人的权利是有限度的，因此知识产权法通过列举形式赋予权利者权利。但与知识产权法不同，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通过列举的方式立法。为了确保所有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能在法律中找到相应处理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概括式的立法方式进行立法。

2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知识产权法在保护知识成果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目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成果或商标都必须是具有独创性或是显著性，对于其他需要得到保护的知识成果，若无法得到相应保护，这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2.1著作权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1.1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名称、形象

许多人为了营销或其他目的，使用与他人作品相同或相似的名称、包装或其他方式，将产品销售出去，不仅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更是对他人作品的信誉破坏，造成市场的混淆，这样的行为便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相应的处置。

2.1.2侵害他人抽象著作权

抽象著作即为著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积累的声誉，他不是特定的作品，但是对于著作者有很大的意义。而抽象著作者权即为著作者对于其抽象著作的支配权力。例如在作品上署他人姓名，虽然作品是仿冒者所著，但是使用他人姓名的行为可能对他人的声誉造成影响，侵犯了他人的抽象著作权，引起市场混淆，这样的行为即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依法处置。相类似的情况还有美术作品的署名问题，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均有明确规定。

2.1.3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

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对计算机软件有相应的保护规定，但是由于计算机软件的特殊性，在使用著作权法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可发现，缺陷还是存在的。那么此时，我们应该考虑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著作权法所覆盖不了的范围进行保护，例如软件的功能性使用，还有算法的不正当利用等行为都可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约束。

2.2技术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2.1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的行为

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属于恶性竞争行为，对市场秩序有严重的影响，应从法律角度进行约束。但在我国并没有颁布专门针对商业或技术秘密的法律，因此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处置这种行为是目前最为准确的做法，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详细的规定。

2.2.2用不正当手段抢注专利的行为

知识产权法中，行使实施权利与禁止他人的权利均有规定，那么对于自己的专利，要有申请保护的意识。我国专利实行先申请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一部分人采取窃取、骗取等手段取得他人专利并抢先申请的行为，这属于不正当手段抢注专利，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约束。

2.2.3恶意利用他人专利

某些不良經营者为了售卖自己的没有市场知名度的商品，做出假的专利或盗用他人的专利，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可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约束。这种行为在市场上较多，例如虚造专利并将假的专利号应用于商品、广告中，给观众及消费者营造正规商品的假象，欺骗观众及消费者损害其利益。还有可能是盗用他人专利，给他人造成不良影响造成市场混淆。

2.3商业标记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3.1用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的行为

用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的行为与抢注专利的行为相同。若有人采取欺骗、抢夺他人商标并先进行注册，该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是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但在商标注册问题上还存在许多的漏洞，许多尚未有影响力的商标或是未完成设计的商标的保护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2.3.2故意使用相同或相似商标的行为

目前市场上存在非常多的商品使用与他人相同或是相似的商标，许多消费者容易将其认错。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消费者，还对他人的信誉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破坏了对市场秩序的维护，这样的行为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

2.3.3擅自使用商品包装、名称等

许多低端商品抄袭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等，在售卖时使消费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造成商品混淆，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约束。

2.3.4伪造、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

商家为了让消费者选择自己的商品，伪造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还可能伪造产地，夸大质量，向消费者传达虚假的商品信息，此类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可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

3结语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目的与指导原则上均相同，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运用过程中，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其不同，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范围更广，可作为知识产权法的补充法律对知识产权法无法覆盖的行为进行约束。从本文中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许多情况下均可以得到使用，却正是知识产权法无法覆盖的范围，因此，分析研究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是更好的使用两种法律为人民服务。两者的协同合作使得市场秩序的维护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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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善敏 宋思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