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制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学使经济学走向成熟和科学。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用数学方法解释和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但这两者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滥用数学”与“排斥数学”都是一种极端的倾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主制经济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地主制经济研究论文 篇1：

不在地主阶层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摘要：不在地主为地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不在地主阶层研究的基 本问题，一是不在地主的概念研究，其不仅异歧甚多，且“不在地主”与“不在村地主”等词语混用，我们提出 应以村落为基点厘定不在地主的内涵;二是不在地主阶层的影响研究，持革命史观的研究者倾向于其消极方面 的影响，持现代化史观的研究者倾向于其积极方面的影响;三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不在地主阶层研究，不在地主阶 层蕴含了社会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历史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不在地主阶层;乡村;社会变迁

二十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广为传播，受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 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观点影响， “地主”一词从物权概念跳跃式地演进为一个重要的阶 级概念。自此，地主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变迁息 息相关，地主问题研究自然成为学者们窥见中国社会变 迁的重要窗口，故涉及地主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迭出，其 中大规模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地主阶级重要构成部分 的不在地主阶层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颇多。 我们从大量论著中提炼出关于不在地主阶层最具代表性 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涉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问 题，也反映了该阶层研究的基本理路，以期为今后相关研 究提供些许参考，助力于该领域研究走向深入。

一、莫衷一是：不在地主之概念

概念形成于某一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其描绘、编撰了 产生它的这一社会现实，正因此，概念在历史研究中被视 为历史现实的指示器、发现现实的要素，学者们对相关概 念的运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作了相应的界定。“不在地 主”一词频现于探讨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农村经济衰 败、主佃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之中，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 旨趣，学者们在研究成果中不同程度的论及了“不在地 主”的概念。

国内外学界关于“不在地主”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 异歧甚多。日本学者在利用满铁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时， 曾对不在地主有如下之解说：一是旧官吏、军阀出身者， 凭借手中的特权占有大片土地;二是商人，或将其利润投 资于土地，或不将资本用于商业，而是用于对农民放高利 贷，进而凭借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积累土地;三是原居于农村的自耕农或地主兼自耕农，投资城市中的工商业，为管理业务而迁居城市;四是由于治安等缘故，放弃农业 经营而迁居城市等形成了多样式的不在地主 [1]49。在『彰 德縣付近に於け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いて』①的文章中， 不在地主多为居于县城之内的城居地主。在『第二次冀 東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統計篇』[2]  中，不在地主是指外 村地主或外县地主。国内学术界运用此词的研究成果繁 多，然对其进行严格界定者少。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不 在地主为不居于土地所在地或很少去土地所在地的地 主 [3]53;也有学者认为不在地主系指不在其土地附近农村 居住的地主，包括城居地主和一部分乡居地主 [4]462;又有 学者简单地将不在地主视为城居地主 [5]76;另有学者以田 底、田面为依据，认为占有田底权，不占有田面权，无权直 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的人为不在地主 [6]157  等。除此之 外，与上述定义相近的又有“不在村地主”②、“不在乡 地主”[5]261、“居外地主”[4]450、“离村地主”[7]530  等。

“不在地主”概念不仅多分歧，且在学术成果中“不 在地主”与“不在村地主”、“不在乡地主”“城居地主” 等词同时亮相，呈混乱之象。在中国乡村史研究中颇具 影响的黄宗智、费孝通的研究成果 [8]108[6]156，恰能体现现 有研究中“不在地主”含义混淆之现象。费先生的《江 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与《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中，同样内容的阐述存在“不在地主”与“不在村地主” 两种不同的概念。[6]167  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 会变迁》这部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 模式和规范认识提出全面挑战而引起高度关注的著作， 频为乡村史研究者们引用，但原著中的“不在村地主” 有被转引为“不在地主”之现象 [9]81。甚至黄宗智在《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部著作中，分别用了“不 在地主”和“不在村地主”两个概念 [8]108[9]83。

一词的问世、使用和理解理应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 念或是稳定的内核，概念的外延可随用者的理解和时代 的不同而有所发展、变化，但这种变化要言之凿凿而不可 随意，否则会影响到该词的运用和理解。“不在地主”学 术概念的模糊化，无论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还是学术研 究的层面，应是亟待解决之问题，此既利于深化上述学术 研究的问题，又会助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理解。我 们以村落为基点将“不在地主”界定为居住于其土地所 在村落以外地区的地主，其构成可分为城（镇）居地主、 村居（非邻村）地主和邻村地主三类，如此一来，不仅将 不在地主阶层构成清晰化，又可推动乡村社会结构、乡村 权力结构、乡土社会认同观念及乡村经济结构等问题的 研究 [10]。

二、孰重孰轻：不在地主之影响

概念形成伊始便与主体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理解密切 相关，不同的个体眼中往往有不同的“历史”。学者们在 探讨不在地主阶层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历史 地位时，利与弊两种观点并存。

日本学者长野郎首先触及此问题，其在探討中国土 地所有权问题时认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向农村以外的 不在地主手中转移，威胁了农村的生活，妨害了农村的自 卫自治，成为造成中国政治不安全的重要原因 [11]。近几 年来，我国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徐畅采用微观与 宏观、静态与动态、文字与数字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不在地主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不在地主对 农村社会经济有积极的影响，但其作用主要表现在消极 方面，它不仅严重冲击了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秩序，导致 农村场域内的权力结构异动，让基层社区失去了往昔的 稳定性，而体现于农村经济上则为衰败。[4]  杨丽霞认为 大批地主城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 交流，但其加重了佃农的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销蚀了社 会积累，总的看来，地主城居是弊大于利 [12]。我们以大 量的满铁调查资料为研究素材，系统地考察了社会变迁 过程中的华北不在地主阶层，又以不在地主阶层揭示了 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认为不 在地主阶层是乡村社会危机和城乡背离化发展的重要致 因。[13]

曹幸穗通过对苏南的考察认为，苏南农村地主纷纷 离乡居城，其与佃农一般为契约关系，使得租佃关系越来 越趋于相对固定化，这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利于激励佃 农增加土地投入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14]  孙燕认为，明清以来，历来以乡居为主的地主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长期动荡、战乱不 断，或为逐利或为避祸而迁入城市，成为不在地主，其加 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但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佃农的人身 控制，促进了地租形态的变化，也加强了城乡经济间的相 互交流，地主城居还是利大于弊。[15]  黄敏、慈鸿飞认为， 大规模化的地主城居现象是农村逐渐依附城市、农业逐 渐依附工业的结果，呈现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向，代 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虽其改变不了农村经济的根 本命运，但他们对农业的投资开创了全新的农业经营方 式，帮助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上观之，学者们研究不在地主阶层在中国近代社 会变迁中的作用时，积极与消极影响的观点并存，哪种观 点更接近于历史事实、更具合理性，难以轻易辨别，此缘 于两种观点皆建立于一定历史史料基础之上。学者们在 研究中倾向于哪种观点，是受其采用的研究范式的影响， 持革命史观的研究者倾向于消极方面的影响，持现代化 史观的研究者倾向于积极方面的影响。

三、变与不变：社会史视野下的不在地主

前述关于不在地主的学术研究成果，勾勒出不在地 主阶层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其实，形成于深刻 而剧烈地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阶层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不限于此。社会变迁是一个普遍使用的社会学概念，显 示一切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及 其结果的范畴。概言之，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 度、社会组织、社会观念、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以及行为规 范、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因此，规模性形成于 20 世 纪中国剧烈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阶层应为观察和研究 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洪璞以《颐贞楼日记》《柳兆薰日记》两部日记为 研究材料，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多关注于其对土地制度、农 村经济、租佃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在地主阶层在生活方面 追求享乐的概括性描述，对素以乡居为主的地主阶层城 居后的生活变化进行了个案分析。洪璞以社会和空间双 重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城居的离乡 过程中，主要的社会关系由相对单一的亲戚变成较为复 杂的亲戚加朋友;经济生活内容更为多样性，由单纯的农 业活动发展为商业以及更高层次的金融活动;人事活动 的个性化增强了，村社、家族集体性的义务活动逐渐被个 人的主动性活动所取代;空间联系范围的扩大也极大地 开阔人们的眼界。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个性束缚的减弱 和个人能力的增加，这可能就是离乡——这一居住地的 外在位移在人们身上引起的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为不在 地主阶层研究拓宽了领域。

我们以满铁调查资料为素材，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国家不在场的华北地区传统乡村权力内生机 制，并对大规模形成的不在地主阶层与传统乡村权力内 生机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认为 华北地区的不在地主阶层人数的骤然增多，致使乡土社 会权力生成的最重要因素——经济资本与基层权力间的 关系发生了变动，即经济资本逐渐远离了基层权力，不再 为乡土社会内生权力的重要生成因素。民国时期的诸种 军事势力相互缠斗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导致传 统乡村权力内生机制失去往日绩效，制约了乡村权力继 替机制的形成，此境况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民国时期的时 代特征。

在二十世纪中国剧烈社会变迁中规模性形成的不在 地主阶层，可谓是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源，即不在地主阶 层蕴含了社会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历史的重要信息含 量。然现有学术界关于不在地主阶层的研究尚未能真正 发掘出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关于 地主阶层的研究一直沉浸于固有范式下的整体性描述与 分析，对地主阶级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差异性缺乏重视; 二是囿于日文满铁调查资料搜集和利用所限，不在地主 阶层的研究多为日本学者及深谙日文的学者，这就限制 了对该阶层的研究。

注    释：

①服部満江 . 彰德縣付近に於け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いて，鉄 調査月報 ： 第二十巻第四号。

②不在村地主包括城居地主和外村地主，包括居乡而一部分土 地在别村与居城的两类地主（张佩国 . 地权·家户·村落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7：97）。不在村地主是与佃农在一个 村中居住的在村地主相对，即不与其佃农同住一个村中，主 要居住于城市，也可以是别的农村（杨懋春 . 乡村社会学 [M]. 国立编译馆 ，1970：265）。不在村地主指的是住在城镇 拥有土地的人（黄宗智 . 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 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97）。 不在村地主包括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和一些居住在邻村的地 主（乔志强 .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 [M]. 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98：209）。

参考文献：

[1]（ 日 ） 岩佐捨一 . 北満の土地所有配分と不在地主 [M]. 満鉄 調査部 ，1932.

[2]（ 日 ） 冀東地区農村實態調查班 . 第二次冀東農村實態調 查報告書統計篇：第一班平谷縣 [M].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 社 ，1937.

[3] 李德英 . 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徐畅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M]. 济 南 ： 齐鲁书社 ，2005.

[5] 傅衣凌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7.

[6] 费孝通 .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M]. 北京 ： 商务出版 社 ，2005.

[7] 费孝通 ， 张之毅 . 云南三村 [M].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8]（ 美 ） 黄宗智 .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 [M].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9]（ 美 ） 黄宗智 .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 北京 ： 中华 书局 ，1986.

[10] 安宝 .“不在地主”概念之厘定 [J]. 东北师大学报 （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3（2）.

[11]（ 日 ） 長野朗 . 支那土地制度研究 [M]. 刀江書院 ，1930.

[12] 楊丽霞 . 清代城居地主兴起的影响 [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3）.

[13] 安宝 . 离乡不离土：二十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 迁 [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

[14] 曹幸穗 . 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 [M]. 北京 ： 中央编译出 版社 ，1996.

[15] 孙燕 . 试析明清以来中国地主城居现象 [J]. 皖西学院学 报 ，2004（3）.

作者简介：安宝（1981—），男，汉族，辽宁大连人，天津医科大学副教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研究员，历史学博 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抗战史、医 疗史。 郭长兴（1987—），男，汉族，河北衡水人，天津医 科大学助理会计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

（责任编辑：朱希良）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社会史视野下的日本侵华研究——以天津为中心（1931-1945）”（编号：TJZL15- 004）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安宝 郭长兴

地主制经济研究论文 篇2：

论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运用

【摘要】 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学使经济学走向成熟和科学。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用数学方法解释和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但这两者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滥用数学”与“排斥数学”都是一种极端的倾向。

【关键词】经济学 数学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一、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

自17世纪90年代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论文《政治算术》中最早运用数学以来，经济学与数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这本书中把算术引进经济学，首次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对此，马克思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政治算术》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数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应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经济理论和数学结合而成的数理经济学；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而成的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的引进；在纯经验分析中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归纳出某些经济规律。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费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授予他们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说道：“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即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代表了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当瑞典中央银行为了纪念阿尔费雷德·诺贝尔，第一次把经济学奖授予这个研究领域的两位先驱者--挪威的拉格纳·费里希和荷兰的扬·丁伯根——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上，从1969年到2006年的37年中，有2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以数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

二、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可以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

谈到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时需要认识以下两方面。

一是确实有不少好的经济学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只能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张五常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了有关佃农制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认识。后来，斯蒂格利茨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此例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

三、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出现的偏差

因为数学成为崇拜的图腾，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里昂惕夫在给美国《科学》杂志写的信中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经济学不仅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它的社会性。如果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把自然科学的规律机械地移植到经济学中来，那就错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具有本质的区别。自然规律具有实用的、普遍的和持久的有效性，社会规律是要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性、特殊性和不精确性。经济学的社会性决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数学方法只能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居第二位的分析手段。

现在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运用问题的争论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数学方法问题。对于前者，经济活动中对数学广泛应用的实践和经济理论运用数学方法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已经作出了肯定回答，而对于后者却众说纷纭。由此使得经济学在运用数学方法时出现了严重偏差，影响了研究效果。

目前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运用范围过滥。数学运用的区域是可以量化的事物，经济研究的视野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是可以量化的，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它受到制度、道德、文化、历史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若硬是将不可量化的因素用数学公式将它们的关系表达出来，似乎怎么说都有道理，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运算关系。

2、对数学模型约束条件的取舍过于随意。数学方法逻辑严密性和计算准确性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要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方程越复杂所受的约束条件越多。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建立数学模型对于约束条件，一是根本不去考虑，二是过于简化，三是约束条件的确定十分随意，仅从模型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要求。如此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不仅起不到对经济现象量化模拟和对经济理论抽象概括的作用，而且容易引起理论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

3、数学方法应用的目的不明确。数学也是一种语言，对某些现象之所以要用数学而不用其他形式的语言去描述，就是因为它能够比其他形式的语言更简练、更准确地将该现象表示出来。如果达不到简练准确的效果，就应该采用其他的语言形式。

4、刻意建立模型，对来自实际的数据采取唯我所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本来构建数学模型要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细微周密的调查，找出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数量關系，从而建立起数学表达式。可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却将构建数学模型的顺序颠倒了过来。先确定数学表达式，然后再找能够支持数学关系式成立的数据，从而验证自己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的正确性。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它会使经济研究步入不问民众疾苦，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的歧途。

5、用数学模型对经济进行预测分析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仅以对股票价格预测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总是试图建立各种数学模型去预测股价走势。现在市场上有钱龙、胜龙、胜者之星、指南针等股票行情分析软件，但是无论用哪一种软件去预测分析股票走势，似乎胜算的几率也只能维持在50%左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诸如物价、失业、经济增长等经济问题要比股市复杂得多，力图用一两个数学模型去准确分析预测其动态变化是不现实的。近200年来，经济学史上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为人们普遍采用的数学模型多是那些较为简便，易于应用，且能描述事物总体趋势的数学公式。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拉斯贝尔指数、派许指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希克斯的IS-LM模型等。正如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所说，“大多数预测在方法上是不可行的，为了能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不能不了解所有的变量将怎样变动，单凭个人的头脑不可能建立可以预测未来的成万个变量的方程体系。”

四、在经济学研究中正确运用数学方法

坚持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张五常所说：数学本身不是思想，数学没有内容。假设你懂数学，你可以利用这些数学，但你能把这些文章传之后世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定得靠思想。你的数学再好，但总有人会比你更厉害，但是思想独特的话，那永远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一定要坚持经济学为体，数学为用，不能本末倒置。

2、数学方法和其它方法相结合。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而且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呈现非经济化特征。凯恩斯曾强调“好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一种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才能对经济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3、力求经济数学模型的合理性。经济数学模型是通过把经济现象中有关变量，按照经济理论用一组在数学上相互独立、不相矛盾、完整有解的联立方程式建立起来的模型。为使经济数学模型合理化，必须注意：(1)用正确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来指导数学模型的建立。(2)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力求符合现实，并具有可修正性。(3)数学模型的结论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解释性和可证伪性。(4)数学模型所要求的数据具有可获性和可靠性，同时模型本身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处理好以上几个方面，数学模型的建立才具有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汉.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王文华：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运用[j].中州学刊，1997,(4):39～40。

[3]乌家培：经济数学方法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0.118。

[4]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42。

[5]樊志宏、朱樹帮：张五常武汉答问（下）[n].经济学消息报，2001-02-02(4)。

作者：熊　波

地主制经济研究论文 篇3：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农民权益政策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健全党和政府维护农民权益机制研究》09Bzz008阶段性成果；主持人：祁晓玲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始终是我党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党和政府保护农民权益思想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制定的政策也极具时代特征。在60多年党和政府保护农民权益政策发展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对今天保护农民权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　党和政府　农民权益　政策

一、必须始终把保护农民权益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战略重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打江山难、巩固政权更难，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在旧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蓄、农具，而占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20%～30%的土地”农民是受剥削压迫最深的阶级之一。他们在革命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政治上结束了农民祖祖辈辈受压迫的历史翻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同时经济上怎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也是我们党和政府首先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打土豪、分田地成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法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我国完全照搬照抄苏联发展模式，再加上朝鲜战争等国家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快使国家在经济上强盛起来，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当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从农业部门筹得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就成为当时的基本途径。因此国家对工业和农村进行强制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必然选择。在这过程中，国家采取强制手段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制度保障；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化低价销售的“统购统销”政策。因此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以利于集中起国家工业化建设资料；实行城乡高度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至此，一整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工业发展战略，并能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了粮食、原材料、资本原始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大潮首先在农村兴起，农业的基础地位重新得到了确认，到1984年，联产经营承包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兴起，几年时间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一项最成功的制度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党和政府始终把保护农民权益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农民权益的思想和政策，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到农产品流通和劳动力流动，再到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等，使长期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农民权益保护也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好水平。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把农民权益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战略重心，农民权益能得到很好地保护和实现。相反，就必然受到损害。

二、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和机制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保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保障是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保护农民权益思想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太薄弱等历史原因，我们党和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要求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和最低限度的启动资本。其结果：一是以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实现资金从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二是牺牲农民利益，动员一切资源确保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种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扩大了城乡差别，损伤了农民的权益。而这种发展战略贯穿于整个计划经济时代。1978年12月，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拉开了中农村改革的序幕。之后，家庭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农民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有对剩余农产品的处置权。“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联产经营制的实施的当年，小岗村的粮食生产就获得大丰收，全村粮食产量达到了66185公斤，相当于1966年～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真总结了20多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中央连发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发展的，充分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新的经营体制，并从指导思想、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政社分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为健全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制度保证，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举解决了长期想解决又始终未解决的中国人的穿衣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一是减少干预，让农民在实践中自己探索，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二是及时制定政策，充分肯定和保护农民权益。三是重点放在农民的经济权益方面。

經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党和政府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科学体系，并在这种科学政策体系指导下，建立和完善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体系。使农村发展进入另一种良性循环状态。实践证明，形成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保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三、统筹城乡是实现农民权益保护的基本途径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的基本关系。我国城乡关系存在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和由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的对立结构。不仅是二元经济结构，也是二元的社会结构。所以，统筹城乡发展，实质就是改变“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传统观念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以工业带农业、以城市带农村，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把农业的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把农村进步放在社会进步中，把农民的增收放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根本解决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逐渐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统筹城乡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已经存在几十年的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只是一种经济结构，更是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经济社会双重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具体反映，是中国长期实施工业偏向和城市战略的必然结果，实质上就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轻视和忽略，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已经有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必须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基于此，早在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提出了包括统筹城乡在内的五个统筹观点。统筹城乡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一是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建立无差别、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进城农民能充分享有自由迁徙的权益，拥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二是应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原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是“先城后乡、城多乡少、城优乡差”，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养老等事业发展水平低。因此，公共服务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的办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花大力气发展农村公共服务，特别是要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农村建设规划，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尽快实现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在客观上能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保护农民权益。

四、保护农民权益必须尊重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其保护的力度也是随着时代变迁和认识提高而不断强化的。农民的权益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从建国初期重点保护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发展到今天的经济、政治社会金额文化权益的全方位保护。但不管保护农民权益的侧重点怎么变化，一条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就是：要很好地保护农民权益，必须首先尊重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切实保护农民权益，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都始于农民的实践和创造。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的政治诉求，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及文化生活满足就成为农民权益的必须内容。因此，要切实保护农民权益，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有哪些权益？农民最需要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发展要求，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切实维持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群体真正享有知情权、参政权、管理权、监督权，切实解决农民群众最關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制定的所有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决不能从主观意识出发，而必须把是否尊重农民权益，是否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作为出发点和标准。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扰和侵害。同时，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各种形式流转土地。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上升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中央政策明确的、连续的，而且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逐渐完善，但时至今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在制度和体制层面存在障碍，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农民还没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土地被征占用过程中，有些地方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一些地方政府不按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操作，存在着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以搞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为由，靠行政手段违法强行收回农民全部或部分承包地。将土地流转作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采取各种手段与民争利，违背农民意愿，随意截留、挪用、扣取土地流转收益或随意改变农地用途，农地非农化、非粮化时有发生。所以，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规范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保护农民权益，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战略重点，而保护农民权益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基础和8亿农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保护农民权益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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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顺福 祁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