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摘要：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勃兴的过程中，陈谷嘉先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1：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及启示

一、引言

当前，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中外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建构何以影响到他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①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塑造者，有能力设置公共议程，选择公共话语的阐释框架，影响国际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然而，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已然成为全球公众获取信息与知识、参与公共讨论、建构公共话语的新传播场域。人们不仅直接从新闻网站、社交媒体、手机客户端获取国际新闻，也更乐于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参与到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

据此，在研究中国形象的呈现时，以传统媒体报道为基础的内容分析法已经难以适应传播场域变迁带来的新变化。要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中推进中国形象研究，就有必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尝试：其一，进入当前的主流传播场域——互联网，挖掘有关中国形象呈现的经验数据；其二，利用大数据方法简化和改进数据挖掘过程；其三，运用数字人文科学中的语义分析法考察多元行动者如何就中国形象的意义展开协商。为此，本文将首先对过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展开批判式回顾，然后分析数字人文科学和大数据方法为中国形象研究带来的启示，最后对未来的中国形象研究提出建议。

二、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取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的A&HCI数据库作为文献检索引擎，在该数据库中以china和image这两个关键词的组合进行搜索，得到133篇文献，剔出无实质关系以及无法获得摘要的文献，共得到39篇文献。

先来看学科分布。这些研究所属的学科范围涵盖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与民俗学。其中，中国史学以33.3%的比例占据首位，世界史也占到7.7%的比例；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合共占比15.4%；新闻传播学以17.9%的比例位居其后；紧随其后的是占比15.4%的民俗学；份额最少的是艺术学，占据10.3%的比例。相较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学术旨趣上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人文科学更关心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而不像社会科学那样更关心中国形象的媒介呈现。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围绕媒介文本来展开，那么人文科学则将目光放到更遥远的过去，关注基于历史文本的中国形象呈现。

在研究议题方面，比例最高的两类议题分别为占比48.7%的国家形象与占比35.9%的人民形象；城市形象也占据15.4%的比例。可见，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作为研究对象。

在这些文献的材料来源方面，有59%的材料来源是中国，有20.5%的材料来自欧洲国家，有10.3%的文献材料来自北美，另有7.7%来自其他亚洲国家，来自澳洲的则为2.6%。这表明，人文科学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历史材料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但同时也关注欧美国家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呈现，如《国际体育历史杂志》的一系列研究就考察了北京奥运会期间欧美国家媒体有关中国形象的报道，涵盖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

由于人文科学的特点，大部分研究的经验材料都是来自史料，占到43.6%的比例，社会科学常用的民调只占2.6%的比例。而在媒介文本方面，社会科学常用的报纸、杂志与电视文本总共占据20.6%的比例，人文科学常用的电影和文学则达到33.4%的比例。

按照研究路径将这些文献分为以下类别：

1.中国人的形象

具体又可分为：中国人整体形象、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弱势群体形象。在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方面，有研究分析了近代中国的驻华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人形象。在这些“他者”的摄影作品中，身处传统性与现代性冲突中的中国人被建构为一种负面、野蛮而暴力的形象。②

有关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同样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价值观在中国语境中的冲突与协商。例如，有研究发现，民国时代的新女性形象主要被建构为四种刻板印象：神秘的女性、疏远的妻子、妓女和害羞的女性。③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传统价值观式微，现代价值观成为了中国女性形象再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符号资源。有研究分析了小说《杜拉拉》如何建构了一种中国大都市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受过良好教育，以西方的职场理念为行事标准，在消费方面追求西方时尚或品牌。④

除了中国女性形象以外，中国男性形象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发现，李鸿章在其公开的个人照片中将自己打造成中国与中国人的代表，并着力塑造自身冷静而又阳光的公众形象，从而以这种形象促进外交关系，树立道德模范。⑤也有学者研究了当代中国的男性杂志，发现这些杂志致力于结合全球趋势与本土文化，打造一种“新男人”和“新少年”的中国男性形象。但这种形象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新富阶层中男人的幻想，体现出一种文化杂糅性的倾向，也就是既想超越本土性，又想融入现代性文明。⑥

另外，也有研究关注了中国弱势群体的形象，如酷儿群体。酷儿是指代非直态（Nonstraight）性向及其性表达的一个包含性词汇。这些研究多以酷儿电影为材料来源，表征了中国酷儿群体在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情境的共同作用下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协商过程。⑦

2.中国国家形象

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以报纸、杂志、电视等海外新闻媒体的对华报道作为数据来源。有研究发现，意大利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基调始终是政治化的，中国多数时候被框架化为“不透明的威权国家”，甚至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功也被解读为伪造的或不公平的，因而这些成功的瞬间反而强化了意大利人對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⑧还有学者验证了美国民众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态度的确随着负面报道的增多而更加倾向负面。⑨

3.中国城市形象

中国城市的形象也是研究重点之一，同样主要围绕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来展开，体现出乡村与城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二元对立。有学者认为，学校的视觉形象是形塑城市景观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学校从过去基于农村的、被边缘化的形象，发展为当下现代性和社会进步的核心，由此塑造了新的城市教育景观。⑩

在理论应用方面，51.3%的研究有理论支撑，48.7%的研究则没有涉及太多的理论。其中，框架理论、刻板印象理论与现代性理论各被运用五次。剩下的理论都只在单篇文献中出现，包括认同理论、生态批评理论、国家品牌理论与文化杂糅性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话语（文本）分析以51.3%的比例占据压倒性优势，历史分析以25.6%的比例紧随其后，新闻传播学擅长的内容分析占据10.3%的比例，个案分析占比5.1%，剩下的量化二次数据分析、访谈与质化量化相结合方法各占2.6%的比例。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以下特点：

第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多数关心的是中国形象在文学、电影、新闻报道等文本与城市景观中的呈现，因此明显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旨趣区分开来。故而，虽然人文科学更好地梳理了中国国家形象、人民形象与城市形象的呈现，但却始终无法与中国形象认知结合起来，在研究逻辑上缺乏完整性。

第二，上述研究在理论贡献上明显不足，只有51.3%的研究运用了理论支撑，所用理论也较为集中，如框架理论与刻板印象理论。而现代性理论的频频出现则印证了上述研究经常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作为分析框架。然而，国家形象的最终建立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条件与国际关系变迁，不是仅靠传播实践就得以改变的，更何况在当下这样一个多国博弈的时代，二元对立的思维也不再适用于新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因此，上述理论虽然在传统媒体时代曾经提供过有益的理论启示，但在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中则亟需更新。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将研究目光对准了过去，多数运用了历史文本。然而对于中国形象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时间维度是现在和未来。现在指向当前的中国形象到底在他国政府、民众、组织层面体现为何种面貌，现行的中国形象发展战略与策略是否有效。未来指向中国形象建设应当如何适应新的时空语境，采用何种创新式策略，从而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这些问题都是上述研究没有能够阐明的。为此，本文主张，应当顺应大数据时代人文科学在理论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思路，重新规划中国形象研究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运用数字人文科学与大数据方法来研究中国形象。

三、数字人文科学与大数据方法对中国形象研究的启示

全球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诞生，人文科学也由此拓宽其研究思路，发展出新兴的数字人文科学（Digital Humanities）。所谓的数字人文科学是人文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地带，是运用计算机技术捕捉、分析、理解、解释和预测人类的各种表达与记录的研究领域。11所谓的大数据是一种结合了文化、科技与学术的新现象，具体指向运用计算机数据来准确地获取、分析、连接和比较大规模的数据组合；在这些数据组合的基础上，辨识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等规律；同时，基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得到的理论启示也将更加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12因此，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科学的主要变化在于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的革新。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挖掘与自动化计算机语义分析替代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也大大丰富了数据来源，历史文本的分析也有了更多便利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数字人文科学的理论贡献也将变得更有说服力。

这对于中国形象研究来说又有何启示呢？首先，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互动过程。13这一权力关系基于两种结构，一种是建立在实质性权力关系基础上的物质结构，包括各国围绕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展开的角力，另一种则是建立在符号化权力关系博弈基础上的认知结构。14对于这种符号化互动过程的考察正是数字人文科学的专长。

其次，基于本文的文献梳理，过往的人文科学只是着眼于中国形象呈现方面的研究，而在数字人文科学的背景下，还应该着重研究各级行动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垂直化模式，信息传播模式更加趋向扁平化发展，行动者一边在对中国形象进行呈现的同时，一边也在提供其关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态度。由此，通过挖掘互联网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大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机语义分析、自动化文本分析与情感分析，可以同步解读中国形象的认知过程，从而更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最后，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策略早已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但是对于这些策略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很好的经验研究来加以考察，因此，结合了数字人文科学和大数据方法的中国形象研究也能够更好地检验这些策略的效果，从而为未来的中国形象建构策略提供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全球信息传播格局可视化统计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TJ003）。

「注释」

①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②Eraser， S. E. The Face of China： Photography’s Role in Shaping Image， 1860-1920. Getty Research Journal， 2010， 2.

③Rosenmeier， C. Women Stereotypes in Shi Zhecun’s Short Stories. Modern China， 2011， 37（1）.

④Chen， E. Fashioning the Cosmopolitan Girl： Sartorial Display and Technologies of Femininity in the Chinese Bestseller Du Lala. Fashion Theory-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2013， 17（5）.

⑤Wue， R. The Mandarin at Home And Abroad Picturing Li Hongzhang. Ars Orientalis， 2013， 43.

⑥Song， G.， & Lee， T. K. "New Man" and "New L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smopolitanism， Cultural Hybridity and Men’s Lifestyle Magazines in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2， 36（3）.

⑦Zhou， Y. X. Chinese Queer Images on Screen： A Case Study of Cui Zi’en’s Films.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4， 38（1）.

⑧Tarantino， M.， & Carini， S. The Good， the Fake and the Cyborg： The Broadcast and Coverage of Beijing 2008 Olympic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0， 27（9-10）.

⑨Syed， N. A. The Effect of Beijing 2008 on China’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US Media and Pol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0， 27（16-18）.

⑩Hsu， C. L. The city in the school and the school in the city： ideology， imagery， and institutions in Maoist and market socialist China. Visual Studies， 2008， 23（1）.

11Schreibman， S.， Siemens， R.， & Unsworth， J.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12Boyd， D.， & Crawford， K.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

13吳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14Bourdieu， P.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作者：丁方舟 韦路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2：

陈谷嘉先生与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

摘要：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勃兴的过程中，陈谷嘉先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主持和组织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书院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为书院研究的兴起和书院学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探讨书院研究理论，提出了书院学的概念，对书院的定义进行了辨析和论述；打破了以往教育史研究视角的局限，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梳理以书院制度为主线的书院发展历史，深入研究书院的德育教育等问题，提升了书院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出版了书院研究的重要著作；积极探索传统书院现代化的道路，使古老的岳麓书院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和人材培养的重要基地以及全国书院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岳麓书院；书院文化；书院史料；书院研究理论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3-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从书院到学堂——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XJK012BJB002）。

作者简介：谢丰（1977-），女，湖南湘潭人，历史学硕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博馆员，主要从事书院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国文化大发展和教育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书院研究从沉寂中再次兴起，形成热潮。八十年代，全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形成了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其中以湖南、江西两地最为活跃。一些书院研究的专家如陈元晖、王炳照、李国钧、李才栋等有着深厚的教育学或教育史学背景，他们或在教育通史研究中关注书院史研究，或立足地方书院和代表性书院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九十年代，书院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涌现出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如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陈谷嘉和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赵所生和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等等。与此同时，书院研究也从几十年来单一的教育史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到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等领域，新的专题研究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共同研究书院的兴盛局面。从总体上看，书院研究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体系，成为专门之学[1]。

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勃兴的过程中，先后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的陈谷嘉先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潮流和研究发展的趋势，积极推动书院研究的发展，在书院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推动书院学的建立、拓展书院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等方面成就卓著，并出版了书院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辞典》，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不仅如此，他和同仁们还积极探索传统书院现代化的道路，使古老的岳麓书院逐步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和人材培养的重要基地及全国书院研究的中心。

一、书院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而且层次、类型和大小规模不一，有关史料记载散见于浩瀚的古籍之中。至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书院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逐步意识到对书院历史资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的重要性。

陈谷嘉先生非常重视书院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认为，只有扎实做好这项基础工作，书院的历史面貌才有可能真正呈现，书院的历史文化才有可能被全面认识和研究。有鉴于此，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自创建开始，就确定了将书院资料的搜集整理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之一。陈先生带领邓洪波、高烽煜、杨瑞陶等一批老师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史料攻坚工作，为九十年代书院学的初步建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开启了书院史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路径。陈先生凭借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思想史学术背景，对书院史料搜集范围提出了新的见地。虽然当时学界对书院的概念争议较大，但陈谷嘉先生提出在搜集资料时应不做预先设定和局限，凡有书院之名的史料，通通纳入搜集范围；书院研究的史料来源不能仅限于地方志和各类书院志，还应包括散见于学者文集、笔记日记、学案和各类史书的各种材料。为此，他带领、指导大家遍搜群籍，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其二，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八十年代中期，陈先生等组织湖南各地进行书院资料的搜集整理。针对当时大家整理的资料大多数来源于地方志等问题，陈先生认为，地方志所用多非经过严格考订的第一手资料，所述内容范围狭小，往往仅记述书院创始人、创始时间及其规模。这类资料达不到研究的需要，甚至可能提供错误的信息[2]。因此，必须对书院文献史料收集整理进行严格的考订、辨析。据当年具体负责书院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邓洪波先生回忆，陈谷嘉先生在组织书院史料整理编撰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必须采用第一手资料，对资料要反复考订，力求使每个条目的释义都言必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其三，组织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书院史料搜集整理工作。除了深入挖掘岳麓书院自身的历史资料外，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等还发动全省各地文物文化一线的工作人员调查研究当地书院，同时还组织、联合全国相关单位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书院资料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十余年间，学者们克服种种困难，潜心普查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方志丛书》等各种大型典籍，查阅了全国数千种地方志以及数百种书院志和书院课艺、日记、书目、同门录，以及各种名人文集、碑记、笔记、正史、别史、类书、总集，还有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书院资料。1996年和1998年，《中国书院辞典》[3]、《中国书院史资料》[4]先后出版。因其资料的丰富、详实、严谨，编排的合理、方便，这两部重要的工具资料书至今仍是研究者们必备而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书籍。这是书院研究成为专门之学的重要基石。

二、书院研究理论的探讨

陈谷嘉先生非常关注书院研究的理论问题。他与同仁们在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和撰写的多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方法，影响深远，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所熟知和运用。但人们往往习焉不察，以为常识，而不知其来有自。其理论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书院学概念的提出。在1986年召开的纪念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陈谷嘉先生等认为，应对书院文化史做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院学。书院学是从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宗教、伦理、图书出版等多个角度对书院进行全面研究的专门之学。这一概念，强调对书院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使书院研究的视域大大拓展，为书院研究的深入搭建了良好的理论平台。

第二，书院概念的辨析。书院的性质，是书院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有相当多的讨论。有人持私学论，有人持独特的教育组织论，也有学者认为书院是亦官亦私的性质。各种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但难成定论。陈谷嘉先生明确地揭示了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组织的内涵和特性：从古代教育史来看，书院既吸取了历史上官学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办学传统，又直接对传统私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与私学具有内在联系的独特的教育组织。所以，自出现至清末，书院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成平行发展格局[5]。这一论述，逐渐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第三，对书院的层次、类型、等级差异问题的论述。当时学界有“书院高于蒙学”说和“书院为古代大学”说两种主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书院是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历代一些层次较低的教育机构或个人学习的场所以书院为名，是对书院的“附会”，这些书院是“伪书院”，并建议学者们研究时注意加以辨析和区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将历代书院建设者们不断构建的理想化书院等同于现实存在的书院，进而在研究中以典型的高层次的书院排斥和取代实际存在的数量众多而水平较低的书院。

基于大量史料的整理，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等打破了以往很多研究者只借助于几个典型的书院来把握书院总体发展状况的局面，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更多的一般书院，提出了书院的类型和等级差异问题，把大量的家族和乡村书院纳入研究范围，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教会书院，为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书院状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书院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方法的创新。八十年代，除了新资料缺乏之外，书院研究还面临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狭窄等问题。在1984年召开的首次全国书院研究座谈会上，陈谷嘉先生凭借其对思想学术史的多年研究，率先提出“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密不可分，应当将学术、学派与书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一主张，深得与会代表的认同，为书院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陈谷嘉先生等进一步提出，书院是有多重功能的文化教育机构，不仅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军，也是研究学术、传播文化和宣扬教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应当打破教育史视角的局限，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多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这一主张，拓宽了书院研究的视野，为书院研究方法的更新指明了方向。陈谷嘉先生“宋代书院与宋代文化的下移”[7]一文，考察宋代书院的发展及其与宋代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探讨宋代社会文化、政治、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现象及其与书院教育的关系，集中体现了陈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传统书院研究方法的突破，为后继研究者起到了引领作用。2002年，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以“儒学·书院·社会——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书院”课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认为，这一课题的提出从陈先生文章中得到了宝贵的启示[8]。

三、书院学诸问题的研究

陈谷嘉先生及其同仁们致力于书院学的建立与发展，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论著，阐述了书院学研究中的种种具体问题，研究深入，启发思考。

1.书院发展历史的梳理方面

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立足于大量书院研究的新史料，梳理了书院历史发展的新线索，深化了以往的书院通史研究，《中国书院史资料》是其标志性成果。虽然该书旨在编纂书院史料，但它不仅仅停留于对资料的分门别类，而是试图呈现中国书院发展的整体脉络，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书院史的提纲。

首先，陈谷嘉、邓洪波先生采用有别于以往仅按年代顺序叙述书院历史的方法，以书院制度为线索，抓住书院制度发生、确立、推广和官学化、繁荣、普及和近代化的阶段特点，对书院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其中，对元代与清代书院发展的立论颇有不同于前人之处。

其次，陈先生等对历代书院与政治的关系、书院与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予以了关注，梳理了书院历史研究的新线索。如，对书院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陈先生等关注到了党禁解除后南宋书院的发展、元政府对书院的支持与书院的官学化、明代后期禁毁书院、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清末政府诏令书院改制等方面；对书院与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问题，陈先生等关注到南宋各学派与书院的一体化发展、明代书院与学术同步再度辉煌、清代书院学术的转向、教会书院创建等方面。这表明，他们不仅注意从宏观上审视书院发展的整体进程，也注意从微观上对书院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探究。

再次，陈先生等对书院制度发展过程中祭祀、学田经费等较少为研究者关注的具体问题也颇为重视。如，祭祀是书院非常重要的功能，而学田、经费又是书院建立、运行的根本，研究书院制度史，不能忽视对祭祀、学田、经费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历来的书院史研究著作，在这些方面涉及较少，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陈先生等从元代部分起，就将祭祀、学田、经费与教学、藏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加以对待，这表明了他们对祭祀、学田与经费在书院发展过程中重要地位的与众不同的认识，是其学术见识的体现。

2.书院教育方面

陈谷嘉先生专于伦理学研究，从其伦理学家的视角，对书院教育与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关系、书院的德育教育以及书院的人材培养目标等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开辟了书院研究的新领域。

陈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品格，重视以德育人，与以等级特权为特征的官学教育相对立。宋代，官学对教育的危害越来越明显，要革除教育之弊病，关键在于复兴儒学，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早期儒家提出了有教无类与以道德塑造人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非常适合于兴起于民间而具有平民化色彩的书院，因而成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宗旨的确立，带来了从教育体制到教学环节的一系列变化。基于以上考察，陈先生对宋代书院教育与儒学的关系提出了以下论断：书院恢复了古代儒家的教学传统，在办学中复兴了儒家的教育理念，是宋代教育的一大改革，代表了教育发展的趋势，对宋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儒家教育理念的复兴反映了宋代儒学的复兴的整体要求，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代的儒学复兴与书院隆兴同步[9]。

陈先生指出，书院与官学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创办人身份是官是民，抑或办学经费来源是公是私，也不在于教师和教育机构是否属于国家编制体系，而在于两者的人材培养目标的差别：官学为培养官僚服务，体现了等级特权；而书院打破学生身份限制，为平民百姓服务，培养的是伦理道德型人材，任何人在书院都必须进行道德人格和品性的塑造，不存在例外。

陈谷嘉先生对书院以德育人教育理念和书院育人目标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为当代德育教育的开展乃至当代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陈先生对书院教育的研究也表明，以古鉴今、经世致用是其书院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3.书院与社会文化关系方面

陈谷嘉先生以宋代为例对书院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认为，宋代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心下移的巨大变化，即上层等级文化向下层平民文化转移，这个过程与宋代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中书院教育推动了文化在下层社会的内化，促成了热衷知识和文化传播的平民学者阶层的出现，对宋代社会文化重心下移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先生以大量史实说明，书院学子士人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导致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为社会下层的政治升迁变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6]。陈先生对书院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探讨，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增进了人们对书院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四、传统书院现代价值的彰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有识之士在反思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着手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意识到从传统书院教育中获取资源的重要性。陈谷嘉先生对当代教育发展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全力投入岳麓书院的恢复和发展。他和同仁们规划设计书院发展的路径、培养科研队伍、开展学科建设、推动地区和国内外书院研究的学术交流，使岳麓书院接续历史传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充分彰显了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

“文革”结束后，由于政府和学校的高度重视，更因为陈谷嘉先生等学者们的强力呼吁和坚持，岳麓书院摆脱了成为公园、博物馆或行政办公楼的命运，确立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的定位。1982年，湖南大学成立了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年，研究室扩大为系一级的书院文化研究所。在讨论研究所发展规划时，陈谷嘉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岳麓书院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也是人材培养的重要基地，岳麓书院的恢复和发展应该坚持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陈先生对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提出了一系列构想。

在学术研究方面，陈先生指出，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术机构，岳麓书院的研究应该提升理论水平，注意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他还设想，研究应该从岳麓书院自身入手，然后扩展到湖南书院、中国书院乃至东亚书院；在研究所成立之初，可以先设立书院、理学、古建筑、文物四个研究室，引进各个方向的人材，集体开展研究；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将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诸多领域。

在人才培养方面，陈先生认为，在近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岳麓书院弦歌不绝，办学不辍，只有恢复人才培养的功能，才标志着岳麓书院修复的完成。在人才培养层次上，可以从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入手，招收硕士研究生，一俟条件成熟，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可以根据岳麓书院的特点和优势，首先建设中国思想文化史学科，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其他学科。

陈先生等人的这一定位与顶层设计为岳麓书院的恢复、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陈先生、朱汉民先生及岳麓书院全体同仁近三十年的努力，今日岳麓书院已成为集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人材培养为一体的重要基地，被誉为当代的“活文物”。在学术研究方面，岳麓书院研究形成了包括书院研究在内的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不断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人才培养方面，岳麓书院也逐渐了形成一套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材培养体系，完全融入到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中；在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方面，岳麓书院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中国书院文物和书院文化的收藏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2012年，全国唯一的书院类专题博物馆——中国书院博物馆在岳麓书院建立。2013年，依托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挂牌成立。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陈谷嘉先生及岳麓书院全体同仁。正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对岳麓书院的现代发展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准确的定位，并继之以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使古老学府重新迸发出活力，在现代社会续写辉煌。

岳麓书院的复兴与发展，为传统书院的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书院现代价值的进一步思考，极大地推动了书院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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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丰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3：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摘要】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关键词】弗里德曼范式；中国宗族；仪式

一、中国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20世纪四十年代，福忒思等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通过对努尔、泰兰西等非洲部落社会“裂变宗族制”结构的深入研究，构建起颇具影响的非洲宗族范式。弗里德曼的研究旨趣和理论雄心，正是通过对中国宗族的深入研究，修正和突破非洲宗族范式。他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宗族有关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人类学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的形成。弗里德曼在其理论范式中提出的若干研究假设，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得最集中、争论最激烈的核心论题。可以说，围绕着弗里德曼范式的分析和论辩，构成了中国宗族研究的一条主线。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中，通过族产、祠堂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祀产要素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这类经济性要素出发，弗里德曼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宗族的裂变模式、类型结构和形成机制。

非洲宗族范式关注地缘政治结构和血缘宗族间的高度契合，宗族裂变在这一理想情境下会达至某种平衡状态。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将影响宗族结构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性因素，并指出在中国是“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不平等的裂变分支”，而这些“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的裂变群体，如果没有祠堂、土地等祀产要素的支持，就不可能产生并作为独立的实体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宗族的“非平衡裂变”模式，突破了非洲范式的理论框架。

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社会声望、政治权力，尤其是经济地位上的巨大优势，使中国宗族中的强宗大族往往比弱小宗族更具凝聚力，也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平衡裂变结构。基于中国宗族的这种特性，弗里德曼构造出一个以A模式、Z模式两个“理性类型”为两端的宗族类型连续系统。由于“共同财产的不平等获益模式一直是大规模宗族组织的重要特征”，因此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的，是较为富裕、成员众多且高度分化的Z型宗族。相对的，小型的A模式宗族并不稳定，当他们富裕起来并形成祖田、族产后，就会开始向大型宗族发展。换言之，A型宗族始终具有z型化趋势，而拥有较多祖田族产的z模式才是中国宗族的发展趋向和主要形态。在这里，共同财产规模、分化程度等经济性要素始终是弗里德曼运用“A-z模型”类型化中国宗族的关键变量。

最后，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存续和形成机制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东南区的大型宗族组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早期开垦高产土地形成的共同财产。共同财产与宗族存续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祖田、族产等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蚕食殆尽，则宗族组织也会随之消亡。在探讨宗族形成机制时，弗里德曼指出，“高产稻米经济形成的财富盈余和累积促成了共同财产体系的运作，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型继嗣性社区共同体的发展”。继而，弗里德曼在“边陲社会”情境下，又综合稻作、水利、处女地开发等经济性要素，建起一套分析宗族形成的独特解释机制。

总体来看，弗里德曼对共同财产的强调，使他倾向于把中国宗族理解为一种以继嗣关系为载体、以合作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拥有共同财产的实体性组织。在人类学界的后续研究中，中国宗族以继嗣关系为载体的合作性特征获得了广泛认同，但其他围绕祀产等经济性要素形成的论断和假设则遭到了普遍质疑。这些不间断的学术争论和反思，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二、对弗里德曼范式的反思与突破

弗里德曼范式的核心假设，是作为关键变量的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与中国宗族的构成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和因果联系，而大量针对弗里德曼宗族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创新，也围绕着这一假设及其核心变量展开。

华若璧（R.Watson）在她的新界宗族研究中注意到，大型支配宗族完全可以通过祠堂等共同财产，由无法上溯继嗣关系的独立宗族联合形成。共同财产等政治经济要素不仅可以形成非平衡的宗族裂变，还可以产生相反的聚合效应，构成裂变模式无法涵括的聚合型宗族。研究台湾宗族的学者也发现了相似情况，并对裂变型和聚合型两类宗族组织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弗里德曼本人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聚合型宗族的存在表示了认同。

学者们对台湾的田野研究也推翻了弗里德曼从经济生态角度对宗族形成所做的因果解读。巴博德（B.Pasternak）借助两个台湾村落的实证资料指出，边陲状态下基于稻作和灌溉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合作，可能首先是一种基于地域性网络的跨宗族合作；而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宗族组织，则已经是边陲社会的晚期形态。此外，也有研究质疑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大规模z型宗族与富裕度高、分化明显等要素间的密切关系。韩敏的皖北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并不富裕且贫富差距不大，但却系谱清晰、规模庞大的宗族个案。

同时，宗族作为共同财产的控产单位的思路也受到较多批判。有学者研究发现，占有相当多土地的大宗族也可能把田产继承限定在家庭内部，并由此成为不具备共同财产的非控产性宗族组织。尹沛霞（P.Ebrey）也指出，拥有共同财产的控产型宗族，有可能是华南地区的特有类型，共同财产应该更普遍地存在于家庭层面，而不是宗族之中。

上述针对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展开的反思和批判，动摇了弗里德曼从经济性视角解读中国宗族的范式逻辑。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性因素与宗族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之间并无明确的相关或因果联系，非平衡裂变并非中国宗族的典型构成形式，大型控产宗族也仅是中国形态各异的宗族组织中的特殊一种。由此，要理解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就必须突破弗里德曼的解读模式，寻找新的更具普遍解释力的变量和要素。

基于上述原因，在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弗氏相对忽视的地缘性因素对宗族的影响。弗里德曼受到非洲学派地域、宗族重合模式的影响，更多关注单宗族村落，并认为形成这类村落是宗族发展的内在动因和总体趋势。而针对此论断的研究反思，则更为重视村落内的宗族聚居和地方化要素。

福瑞德（M.Fried）等人认为，中国宗族是个相当严格的封闭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落社区多由数个宗族构成，这与非洲范式血缘、地缘高度重合的社区模式完全不同。杜赞奇（P.Duara）也注意到，那些没有共同财产且宗族意识强烈的华北宗族，往往高度聚居于村落内某一区域，这类宗族“不仅力求同族聚居，甚至希望同族土地连在一块”。艾亨（E.Ahem）反思了弗氏的单宗族村模式，并对单宗族村落和两类不同的多宗族村落进行了区分。她发现，很多宗族族谱不仅标示出血缘系谱的脉络，更详细记载了该宗族迁徙、定居的过程。她由此推断，是聚居和地方化等地缘性因素而不是财产性因素，在主导着宗族的构成和运作机制。

不过，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即使已经达到地方化聚居理想状态的单宗族村落亦可能宗族意识淡薄，鲜有合作性的宗族活动。郝瑞（S.Harrell）曾就此指出，共同财产和地方化聚居都有强化宗族组织的作用，只不过地方化似乎更容易凝聚宗族组织，而前者除非有相当规模，否则很难达到同样的凝聚作用。由此，聚居和地方化变量虽然重要，但仍需与其他要素综合起来解读中国宗族的形态和构成。

除了地域性因素，另一类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的研究把关注点转向了族谱、文化等历史性因素。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虽建立在深入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明显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实证方法论倾向。在弗氏看来，族谱虽是人类学研究的绝好素材，但却可以主观臆造，因此与具备合作性特征、凝聚力较强的宗族组织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此问题，科大卫（D.Faure）区分了口传族谱和文本族谱，并从“入住权”理论出发，指出宗族存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族人的历史认同上，而文本族谱不仅编制出共享入住权的宗族群体，更凝聚了宗族成员，因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科氏提出了宗族的“文化创造”理论，之后更进一步扩展到“国家认同”等宏观的文化历史维度。受其影响，不少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宗族，认为它“是在国家行政划分的框架下，由一群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的人建构的一个父系继嗣群体”，应该从文化认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不过，也有研究对族谱和文化视角持怀疑态度，认为族谱和宗族的生成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宗族虽然有族谱和祠堂，却没有集体性的宗族活动。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弗里德曼等人对宗族合作性基础的强调就不难发现，重视共时性实证材料的人类学学者，更多将族谱等历史资料作为田野资料的辅助和补充。若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出发，则单纯的族谱记载还不足以理解具有合作性特征的中国宗族组织，笼统的文化因素也很难直接运用于相关的人类学宗族研究之中。

三、仪式与宗族

在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中，仪式与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相比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在弗氏看来，各类仪式中只有以祠堂、祖牌或祖先坟茔为载体的祭祖活动，能部分体现宗族的合作性特征，其他则多不具备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受其影响，人类学研究者在探讨中国宗族时，很少把仪式活动从政治经济系统中剥离出来，独立加以研究。

随着理论对话和相关探讨的深入，仪式性活动开始受到重视，更有研究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宗族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加以强调，认为族谱和祠堂作为发达继嗣组织的重要元素，都具有仪式上的目的；选墓址，看祭日，重长幼，也都具有仪式上的意义。也有学者关注葬礼仪式，认为明清以来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宗族性葬仪的流行关系密切，葬礼活动也是形成宗族纽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华琛（J.watson）等学者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仪式要素解读中国宗族时多关注祭祖或葬礼，似乎中国的继嗣群体仅仅在面对逝者时才存在。但实际上，这两种仪式体现的宗族合作特征也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在华北，即使合作性特征明显的宗族组织，在清明时也可能按门支分开进行祭祀。而华北的宗族祖坟祭祀与祠堂、祖牌祭祀虽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似功能，但更容易和家庭、门支祭祀混淆，近年来这里的族祭也更多转变为针对近世祖先的家庭性祭祀。韩书瑞（S.Naquin）的研究就显示，与宗族特征明显的华南葬礼相比，华北的葬仪多在家庭的凝聚力上发挥作用。

同时，不少研究也注意到，与宗族密切相关的仪式并不限于祭祖和葬礼。华若璧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宗族性婚仪中的姻亲和宗亲原则多处于相互竞争的张力状态。明确的宗族意识和父系继嗣观念，可以表现在对姻亲和未嫁女儿的消极态度上，更可以体现在对婚姻仪式的操持和运作之中，弗里德曼实际上忽视了婚姻仪式在表达、彰显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另外，不少学者也关注节庆仪式在形成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这类仪式普遍存在于那些宗族意识较强的宗族组织中，比如华北宗族的拜年活动就多被广泛的宗亲互动主导，因此是与清明节类似的体现宗族凝聚力的重要年度性仪式。

另外，很多围绕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活动展开的探讨，也将中国宗族研究与乡村信仰仪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民间信仰在传统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乡村社区的凝聚和整合提供一个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通过庙会等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和巩固。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仪式并不局限于村落社区层面，那些围绕神明展开的仪式活动，同样可以发挥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在福建和广东，祭拜妈祖的仪式活动也可以成为强化宗族共同体的手段；在台湾，保圣大帝崇拜也体现出民间信仰在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除了民间信仰，天主教等制度性宗教中的仪式也可以提升宗族的凝聚力，这在华北和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中都有所体现。

总体来看，虽然仪式性要素还未引起中国宗族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这些从丧礼、婚姻、节庆、信仰仪式出发，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反思，已经凸显出仪式要素在解释中国宗族结构、特征和凝聚力上的重要作用，拓展了学术界分析、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路径。从这个视角来看，祖先祭奠、丧葬活动、婚礼仪式、庙会节庆、宗教活动等等，都可以发挥维系和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宗族性仪式互动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四、中国宗族研究的范式创新

综观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从弗里德曼对经济性变量的强调，到反思弗里德曼范式的学者对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关注，中国宗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仍面临着很多困境和挑战。

首先，目前用于分析中国宗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够完善。弗里德曼之所以将经济性要素作为宗族研究范式的核心，不仅在于其对中国宗族结构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更在于其作为宗族组织重要的外显特征具有方便观察、易于测量等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弗里德曼关注的经济性要素与实证研究中“变量”的基本特质相当吻合。波特（J.Potter）就曾强调指出，弗里德曼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范式性的指导意义，就在于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具有社会学价值的研究变量，透过它可以清晰、具体地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结构和特点。相比之下，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变量特征则非常模糊，地方化聚居的程度、文化和族谱认同的程度都很难清晰的界定和测量。

其次，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性取向还不够突出。受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影响，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但囿于时局的限制，弗里德曼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不得不偏重文献和史料分析方法，在资料采借上也更多倚重史料记载、前人著述等文本性的非实证材料。弗里德曼范式的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得后续的学术对话多在文本材料和实证材料两个层面上展开。而随着研究者更为广泛地借鉴和引述文献史料，近年来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已日渐成为中国宗族研究的主流。只不过历时性的研究方法不能替代共时性的实证考察，单纯地关注文本和史料并不符合弗里德曼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初衷，也无益于在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中延续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凸显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特色。

最后，研究中国宗族的理论范式的推广性还存在问题。在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希望其强调的经济性要素可以用来分析、探讨所有类型的宗族组织。基于此，弗里德曼将不具备共同财产的血缘继嗣群体排除在“宗族”之外，从而实现了其理论范式的自圆其说。但实际上，这种基于华南宗族经验的论断，并不符合华北等地宗族组织的现实情况。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最初的范式雄心至今也没有达成。与经济性要素的范式困境相类似，文化性要素和地域性要素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推广性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变迁对中国传统宗族家族模式的巨大挑战，并认为当代宗族研究应该从族谱、族产、祠堂等外显特征，更多转向对日常事件等实际宗族作为的关注上。本文所关注的仪式性要素，正反映了人类学研究视角的这种转换。与以往的中国宗族研究相比，着重探讨仪式性互动的研究路径将宗族的日常仪式活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关注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具体仪式活动中宗族组织的互动形态、互动范围和互动频率，以及这些不同的仪式互动对宗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也从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若干探讨中国宗族的研究预设，以期对未来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考察和田野调研有所助益：

首选，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是具有共同体特征的血缘继嗣群体，普遍存在的宗族性仪式是维系其群体特征的主要形式，宗族凝聚力的强弱是衡量宗族共同体特征是否明显的主要标准。

其次，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不同形式的仪式性互动，在维系、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这些仪式在互动频率、互动范围、互动类型等方面的变化，是分析和探讨中国宗族特征的关键指标。

最后，宗族性的仪式互动越多样、越深入、越频繁，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强，其宗族共同体的特征就越明显；反之，缺乏各类宗族性仪式互动的血缘群体则凝聚力较低，也不具备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族组织的特征。

总体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数次发展、创新，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弗里德曼的经典宗族范式，还是相关研究反思中形成的理论突破，都丰富并充实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经典研究可能已无法完整概括中国宗族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情况。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的语境下，围绕仪式性要素展开的中国宗族研究或可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尝试。

作者：刘芳　刘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