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1：

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摘要：“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促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兴起一波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浪潮。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发展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即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关注影响发展的深层因素，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三是反对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最优制度实践”，探寻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四是采取“发展诊断”和“因势利导”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并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更加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超越“华盛顿共识”；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包容性发展；发展诊断

一、“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与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和政策制定依据。这一共识代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一些华盛顿智库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版本包括十项改革建议，其后虽有所修正，但恰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改革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坠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频发的陷阱中。

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改革之所以带来严重恶果，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误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政策失误：一是过于狭隘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即只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GDP增长，而忽略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与手段；二是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过度迷信市场可以自动引致经济良好运行；三是忽视实现目标的可行过程，即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理想的市场制度，但许多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四是采取经济简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忽略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因素。

鉴于华盛顿共识的严重失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批经济学家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束缚，探寻更加有效的发展战略，由此推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如果我们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旧结构主义”和政府全面干预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将20世纪80～90年代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本，那么，正在兴起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新一代发展理论则称得上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二、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主题与主要特征

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潮总是伴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动态演进。每一代经济发展理论都在发展观念、驱动发展的因素、促进发展的路径，以及指导发展的政策框架方面各具特色，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也不例外。

1.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应当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的转变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应当包含更加广泛的内容。倡导广义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实质意义的自由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接受教育、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斯蒂格利茨也呼吁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该范式拥有更加广泛的目标：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和教育的条件；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公正的发展，确保所有群体能享受发展成果；实现民主的发展，公民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发展决策。在发展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外延更加广泛、内涵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观逐步影响到政策实践领域。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策框架。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它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增长的相互包容。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确保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性；三是构筑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贫困。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既强调增长的速度，也强调增长的方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广泛，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贫困人口。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在于促进“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指出，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尽管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结果均等，但政府应当努力控制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发展也要关注环境问题，否则会导致未来被迫进行代价高昂的修复工作。由此可见，强调发展的公平性、民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成为新一代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2.关注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与华盛顿共识仅仅关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新一代发展理论更加注重驱动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演化、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

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成败的关键，“治理”被视为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的核心部分。阿西蒙格鲁将与治理相关的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形成集体决策、制约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协调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规制制度。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能够促进投资增长、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无效的制度则会抑制这些生产性活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从“自然国家”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与依靠权力垄断创造租金的“自然国家”不同，在“开放准入秩序”中，所有公民都能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实现其利益。由于开放的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垄断租金都不会长期存在。福山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治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国家能力对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要。一个强大的发展型政府，能够维持政治秩序，并推行支持增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治理改革”应当成为新的发展议程中的重要一环，包括消除腐败、改进法治、提高公共部门的责任和效率，以及确保公民的准人权和表达权。

经济结构是影响发展绩效的另一深层因素。然而，由于旧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政府计划干预等政策并未使欠发达国家扭转贫穷落后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步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阶段性差异。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这种变迁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并补偿风险投资。与旧结构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反对政府无用论，认为政府可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提供新产业信息、协调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创新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鼓励外商投资培育新产业。

促进发展的第三个深层因素就是人力资本与创新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掀起了对创新研究的热潮。内生性增长理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探讨了创新的驱动因素。一条线索强调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私人企业投资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另一条线索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对社会的创新产生正外部性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匮乏以及企业缺乏研发投入，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自发运行并不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在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市场也不能提供充足的技术创新，政府需要对研发活动进行必要的扶持。发展中国家独自从事创新的风险过大，因此可以利用技术转移来推动创新。

最后，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先增长，后治理”的模式，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体系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环境成本，因此会误导政府的投资选择，但事后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高昂。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些因素，成本将会大为缩减。此外，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补贴，也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的错误政策；补贴将会扭曲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使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能力的制约无需立即采用最先进的环保标准，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除了各国制定有效政策外，还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确立全球治理的格局。

3.探寻促进发展的多元路径。华盛顿共识主张一种一元线性发展路径，即存在一条通向经济繁荣的最优路径，这就是美英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要无一例外地采纳与之相应的“最优制度实践”。然而，张夏准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发达国家并非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而获得发展的。在发达国家崛起时期，它们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如保护幼稚工业、出口补贴等。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目的，实质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阻止其迎头赶上。罗德里克同样提醒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最优实践的陷阱”。他指出，国际发展机构推荐的改革是以最优制度模型为导向的，然而，对于获得合意的结果而言，不存在唯一的、与具体环境无关的方法。真正有效的政策要建立在各国特定的约束和机会基础之上。

实际上，通向经济繁荣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制度模式，却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战后崛起的道路。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个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转型与发展创造的“中国奇迹”。雷默以“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二是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它超越了人均GDP这一狭隘尺度，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强调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三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此外，斯洛文尼亚、印度、越南、毛里求斯，也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国际发展机构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更广泛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尽管应当鼓励制度改革，但并不等于在所有国家强制推行美英发展模式。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其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能够使它们发展得更快。

4.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缺乏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新一代发展理论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提出更具实用性的发展决策框架。

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提出了“发展诊断”框架，该框架由三个步骤构成。第一步是发展诊断，其核心是识别哪些因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紧约束”。第二步是政策设计，一旦确定了关键性约束，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这些发展障碍。第三步是将改革政策进一步制度化。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两种制度改革：一是确保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稳健发展的制度；二是强化国内冲突管理的制度，包括强化法治、巩固民主、建立参与机制和社会安全网络。

林毅夫和孟加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包括“两轨六步法”。“两轨”是指：一是一国要确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消除阻止这些产业进入和成长的约束。“六步”包括：（1）政府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在与本地有相似要素禀赋且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有过成功的生产经验；（2）优先考虑发展本地私人部门已进入的产业，并消除新企业进入的障碍；（3）对于全新产业，可以引进外资投资于该产业，或者设立孵化计划，扶持本地企业进入；（4）关注本地私人企业自我发现的其他产业；（5）改进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鼓励国内外企业进入，发挥产业聚集优势；（6）为致力于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补偿，但要防止寻租问题。

建立发展诊断分析框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政策清单，而是提出一种关于改革方案的思考方式，使每个国家进行自我诊断，并采取各自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案。

三、未来的研究议程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在诸多领域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但依然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回答。这一任务又伴随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变得日益迫切。

1.发展理论需要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伯索尔和福山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小政府、放松规制、私有产权和低税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受到批判。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会用更具弹性的国内政策取代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政策。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如何理解这种结构变迁并促进经济转型，无疑将成为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发展理论需要更好地理解政府、市场和私人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一度认为，政府推行产业政策是极端无效的。但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实施新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目标不是“挑选优胜者”或者使生产在部门间转移，而是解决协调问题，并消除制约私人企业投资于新行业的障碍。当然，政府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沦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就需要对公共部门进行治理改革，建立“善治”型政府。但是，如何改革政府，促进善治的形成，是所有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3.发展理论需要研究如何扩大经济机会，以有效缩减贫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问题。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这些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对消除贫困的贡献。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要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现实表明，投资于公共服务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为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4.发展理论需要深入思考在全球化和多极世界格局中如何改进风险管理，更好地实施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因此，必须将风险因素纳入发展决策之中，运用风险预测、政府监管、商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本轮金融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已无法独自管理全球经济事务，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增加，这一趋势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已然显现。因此，如何形成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容纳各国的利益，从而构筑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将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四、总结性评论

由于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误读，华盛顿共识推荐的经济政策收效甚微。与华盛顿共识相比，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对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解更加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特别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不再仅仅局限于改进市场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支撑发展的深层因素，即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变迁，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再次，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一元发展路径和最优制度实践，主张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强调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最后，不再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政策包裹，而是识别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紧约束”，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流派众多，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这在深化知识界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分歧和争论，因而势必要经历一个范式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的经验研究，这必然要求获取更加丰富、真实的数据，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研究方法，以避免重蹈早期发展经济学仅关注宏大的理论构建而忽视精细的微观研究的覆辙。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也为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若干更具挑战性的研究议题。这就需要发展理论在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探寻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的分析框架。为此，发展研究领域要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特别是汲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采纳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同时，由于发展具有多维度特征，因此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促进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整合其中，以适应更加广泛的全球发展议程。

责任编辑：梁洪学

作者：张慧君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2：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摘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京津冀区域的实证研究》一书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以区域物流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协同学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内在联系，系统研究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揭示目前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区域物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0026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京津冀区域的实证研究》一书由石家庄铁道大学耿立艳副教授撰写，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9月出版，全书45万字。该书在前人分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分别对区域、区域经济、物流、区域物流、区域物流系统等概念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规范，同时对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作用机制、协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作者指出，区域经济是区域内包括物流活动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总和，对于区域物流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区域物流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区域物流存在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区域物流设施的能力，用以实现区域物资的空间、时间效益与各物流环节的合理衔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实现两者在功能、水平、结构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发展，表现为区域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区域物流宏观与微观效益的实现，因此，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

该书从物流发展规划、运输基础设施、运输结构、物流业发展状况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现状，同时，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投资、国内外贸易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作者认为，一方面，京津冀区域近几年的物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区域物流运输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公路货物运输占主导地位；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各地区物流发展并不平衡，河北省由于地域较大，在物流运输基础设施、物流业发展方面均劣于北京、天津两市；另一方面，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迅速，区域经济实力得到明显提升，河北省的地区经济与天津、北京两市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北京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市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正在向后工业化转变，而河北省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

该书构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作用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分析了区域物流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而选择了京津冀区域物流的经济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了京津冀区域物流指标与区域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研究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作者认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正相关性关系，加强京津冀区域的物流活动对于拉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另外，区域物流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支持和促进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增长。作者还发现，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中，GDP、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对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影响程度很大，其中，第二产业产值是影响京津冀区域物流發展的首要因素，GDP和第一产业产值是影响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次要因素；分析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时，应主要考虑这三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才能更全面地确定京津冀区域物流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最后，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对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其他第三产业和物流业的拉动作用很明显，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还不高，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内生式的发展模式，受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制造业、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属于“低附加值、高带动力”的产业；而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属于“高附加值、低带动力”的产业；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消耗关系，对包括物流业本身部门在内的8个产业部门产生较大的完全消耗作用，同样，京津冀区域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消耗关系对物流业产生较大的完全消耗关系，而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建筑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与物流业之间的具有很强的间接消耗关系；京津冀区域物业发展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想发展京津冀区域物流业，应该以主动发展物流业为手段，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而不是靠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来推动物流业的发展。

该书构建了包含两个一级指标、七个二级指标的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衡量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选取基础投资占比、人均货运量、从业人数占比三个指标作为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以这三个指标为控制变量，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为状态变量，构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灰色控制模型，通过灰色控制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两市一省”物流业与产业经济之间的增长弹性，以及京津冀区域整体物流业与区域产业经济之间的增长弹性。将主成分分析与协同学理论相结合，构建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模型，通过该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作者提出，京津冀三地区物流业对产业经济的增长弹性不尽相同：第一，整体上，北京市地区的“从业人数占比”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弹性最大，“人均货运量”的增长弹性居中，“基础投资占比”的增长弹性最小。第二，天津市地区“从业人数占比”的下降趋势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基础投资占比”和“人均货运量”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促进作用。第三，河北省地区的“基础投资占比”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均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第二产业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人均货运量”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且对三次产业经济的消极影响大于对第一产业的消极影响；“从业人数占比”对三次产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第四，京津冀区域的“基础投资占比”“人均货运量”“从业人数占比”均对第三产业增长的增长弹性最高，对第一产业增长的增长弹性最低。第五，京津冀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的协同发展具有明显的波动状态，两系统在协同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中高级阶段、增长与降低状态之间转换。所选取的五项区域物流系统量化指标以及四项区域经济系统量化指标均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应该应积极发展这些指标，以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协同发展。

该书在合理设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度量指标基础上，构建不同的回归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对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作用程度。作者认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业发展对于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专业化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对区域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京津冀区域物流业发展有效提升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表现在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京津冀区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专业，梯度变化趋势较为显现。同时，京津冀区域物流业发展对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物流业作为京津冀区域第三产业的子产业之一，其发展快慢对于区域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呈现较为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第一产业在统计显著性较高。此外，整体来看，京津冀区域物流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规模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對于区域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

该书将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法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相结合，构建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法模型，通过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法选择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最优参数；选取六个评价指标，检验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法模型的预测性能。由该模型预测的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未来三年，京津区域物流以及区域经济将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具体来说，京津冀区域物流指标中，物流业产值与人均货运量、从业人数占比将呈现波动性增长的变化趋势，基础投资占比将具有逐年增长的变化趋势，而货物周转量将出现波动性减少的变化趋势。京津冀区域经济指标中，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呈现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进出口贸易总额将呈现波动性上升的趋势。

该书从发展观念、经济中心城市、产业基础、城际交通体系、物流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物流人才发展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认为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该以优化京津冀区域物流的发展布局、切实加强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区域物流的服务运作模式、大力推进区域物流的信息化与标准化建设、积极营造区域物流发展的政策环境、完善区域物流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加强区域物流的合作互动作为总体思路，从保证区域物流供需的综合调整、全面提升区域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方位提高区域物流信息技术水平、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联动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等方面着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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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雪松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3：

泰国政治:从“剧院”到“街头”

2010年1月12日至19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三人,应邀访问泰国。访问泰国期间,正值泰国政局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街头抗争不断,红、黄两军正在酝酿新一轮角力。与台湾相似,泰国也进入了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人士高度关注政治形势,意见分歧,争拗甚多。这也正好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泰国政治及发展趋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因已进入调研中期,在前三次调研的基础上,在关注和求证一些政治发展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聚焦于泰国自身特色问题,重点有二:其一,泰国在君主立宪制的宪政体制下的权力结构状态;其二,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冲击东南亚地区及泰国经济的条件下,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利益结构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

根据政治学的一般知识,国家的权力来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拥有大量资源的社会集团;政治活动以及产生的以法律政策等形式表现的社会结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重要社会集团的意志与诉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的即这样一种政治原理。但在泰国的政治实践中,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的相关性并无明显的表现。事实是,泰国的政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应当说,这是泰国政治的一个特色。

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外在表现是:政党政治不发展。尽管泰国上世纪30年代后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和多党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长期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并未真正发展,政党及政党体制很不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国王、军队和一部分依附于国王和军队的政客手里,这种权力结构长期稳定地存在运行,有人将泰国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作称为“政治家的政治”。

泰国“政治家的政治”现象的实质是,泰国在经济上占主体地位的资本集团、企业家阶层疏离于政治权力,政治地位低下,政治作用薄弱。因此,在泰国没有出现在当代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泰国政治体系中,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没有形成清晰可辨的对应关系,国家的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和影响不明显,政治权力的运行似乎很超脱;泰国的经济精英没有明确有力的参政行为,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关系疏淡。经济精英主要是通过依附于军人、政客集团,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形象地讲,泰国政治是一种剧院模式,即观众花钱买票看戏。泰国的“观众”们——泰国的资本集团、企业家群体以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花钱买票”——出资、纳税,但他们对“剧情”——国家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当然有观看和喝彩的权利,他们是相当被动的角色。

政治与经济分离现象在泰国是一种传统。泰国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由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为了限制在经济上越来越成功的华人参与政治活动,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由此,开辟了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的传统。

今天观察和探究泰国政治经济分离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的原因与历史有关。泰国没有经历过殖民主义,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革命。由此,泰国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精英阶层得以保留。这种传统对泰国政治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权力精英对政权的控制没有因为宪政体制的建立而改变,也没有因为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消失,权力精英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宪政体制和新的社会利益结构。

另一方面的原因与泰国社会结构——主要是泰国经济精英阶层的成分有关。华人是泰国的少数民族,约占泰国人口的10%,但泰国社会资本的90%掌握在华族、华裔资本家、企业家手中。华族、华裔资本家、企业家是泰国社会经济精英的主体。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结构比例,占人口很少数的华人由于本民族的“客卿”身份,在泰国社会当中,特别是泰国政治生活中,需要保持谨慎与低调。一般来说,华族、华裔资本家都是奉行赚钱发财不问政治的处世哲学在泰国谋求生存发展的。

“企业家的政治”

冲击“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经济分离是泰国社会及泰国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泰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促使泰国经济、社会更加开放的条件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2001年,泰国电信业巨子他信领导“泰爱泰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信出任总理。他信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对外推动泰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对内打破传统产业和资本集团的市场垄断,改革公务员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扁平化”。他信的改革直接触犯了传统产业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与传统产业集团关系密切的政治精英——政治家集团的不满。随着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干预。2006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

他信的执政及其改革,反映了泰国新兴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分离条件下的“剧院模式”,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甚至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改革,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他信的执政在泰国政治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将其概括为:“政治家政治”向“企业家政治”转变的开始。的确,他信的执政和他发动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泰国资产阶级政治低调的传统,他信是掌握泰国经济命脉的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直接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第一人。“企业家政治”冲击“政治家政治”,是对泰国政治经济分离传统的巨大冲击,深刻影响了泰国传统的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因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甚至导致了社会两大阵营的分化与对立,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

虽然,他信暂时被赶下台了。但泰国的经济精英,特别是其中的新兴资本集团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行动趋势并没有改变和消失。他信的上台与下台只是这一趋势的开始。有趣的是,他信本人正是一位华裔富商。今后的泰国究竟是“企业家政治”最终取代“政治家政治”,还是继续保持“政治家政治”的传统,是需要继续观察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反腐败的政治化现象

腐败问题本不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但从台湾和韩国的调研开始,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访谈和座谈当中,也日益引起课题组的关注,特别是在韩国形成“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概念后,课题组开始系统地关注这一问题。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腐败的高发区,则更加有利于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特别是随着对东亚地区政治发展研究的进行,课题组进行比较研究的能力日益提高,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受益,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应当说,在泰国的调研中,课题组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腐败现象的比较系统的认识。

泰国就其腐败的程度而言,恐怕不及印度尼西亚,但泰国由于权力结构多元化的程度不如印尼,权力精英集团内部关系相对紧密复杂,加之特殊的政治经济分离现象,泰国的政治性腐败现象显得更加突出,可称为泰式腐败。泰国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成为泰国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谓的“腐败政治化”问题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斗争,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击政治对手;二是政治交易,利用腐败案件讨价还价,进行政治交易;三是政治保护,政治势力操弄政治议题,干预司法,偏袒本方。

第一,政治斗争,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腐败在泰国日渐盛行起来。在泰国政策分歧和政治争议往往不以通常的政争方式进行,而大多以腐败为借口打击政治对手。泰国政坛充斥着相互揭短,相互控告。事实上,从60年代他侬在沙立过世后追查其腐败问题以清洗沙立派系政治势力,到1991年军方以差猜·春哈旺政府贪污舞弊为由发动政变以重掌政权,再到2006年军方以政策性腐败为由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都充分体现了反腐败这一旗号的有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斗争的风险与成本,无论斗争成败,都不会给自己留下过于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二,政治交易,利用查处腐败进行政治交易。在泰国,政治性腐败十分普遍,但腐败案件很难得到认真查处,重要原因就是都以反腐败作为政治手段的各个政治派别,同样要利用查处腐败要挟对手,以获得对手的让步,分得好处。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派别互有攻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因此,泰国许多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表面上看总是不了了之,而实际上是攻守双方达成了妥协,做了政治交易与利益再分配,以此了结。

第三,政治保护,干预司法。反腐败政治化是把反腐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同样,也可以利用政治议题阻止腐败案件的查处。泰国政治性腐败盛行,政治性腐败均有政治势力或政党的背景。因此,只要腐败案件涉及某些政治人物,其所属政治势力或政党必然操弄政治议题,以政治迫害为名阻止司法,甚至不惜挑起社会对立和街头冲突。比如,奈温集团的领袖人物奈温·倨促,曾因在他信执政期间参与舞弊而受到反他信阵营的司法追诉。2008年人民力量党倒台后,奈温加入泰国自豪党,离开他信,转而参与民主党的执政联盟。2009年法院开庭期间,奈温一方面以退出执政联盟为要挟,向民主党及司法官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蓝衫军,聚集在法院门外,随时准备以街头暴力形式维护奈温利益。最终,奈温在所有涉及舞弊的起诉中,都安然过关,而与其同时受到起诉的他信盟友,则都被判有罪,结果引起社会特别是红衫军的强烈不满。

在东南亚,腐败政治化是多元宪政体系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在泰国则表现得十分典型、十分突出。

前泰共人员的分化问题

泰国共产党是上世纪中后期在泰国有影响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上世纪80年代初,泰共瓦解,原来在农村和山区从事武装割据的泰共人员回归社会。20多年来,前泰共人员,特别是原泰共的骨干在泰国社会以及泰国政治生活中依然活跃,其影响依然不能忽视。与当年相比,前泰共人员当中对于泰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很大分歧,由此也导致了前泰共人员在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化。现在,前泰共人员大致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国王和军队,反对他信,在“黄衫军”中就有不少前泰共人员。另一派支持他信。据一位前泰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他信政府中有四分之一的部长是前泰共人员。他信的一位重要政治助手,前副总理、泰爱泰党的代主席就是前泰共的骨干。前泰共总书记也曾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信。

前泰共人员分化的背景是当前泰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分化反映和透视出泰国当前深刻的社会矛盾。前泰共的分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于泰国问题的了解。

当年泰共有“老泰共”与“新泰共”之说。1976年,因军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一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参加了泰共,拿起武器反抗泰国军队和政府。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新泰共”。在今天的分化中似乎可以看到当年新老泰共的影子。据说,前泰共人员分成的两派,支持军队的“军队派”(国家派)中“老泰共”居多,而支持他信的人员中“新泰共”居多。

“军队派”实际上是转变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当前国王和军队是泰国社会发展中的平衡、裁决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国王和军队代表了泰国的整体利益。一位当年的老游击队员竟然说,他可以接受“军队即人民”的说法。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泰国与西方以及国际资本的矛盾。以他信为代表的国际化的新兴资本集团是剥削泰国、扼杀泰国的主要威胁。他信与泰国人民有矛盾,同时也与军队、国王以及泰国传统的民族资本有矛盾,因此,要支持军队和国王。他们对国王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很多前泰共人员认为,国王是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他的思想中至少具有农业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泰国团结统一进步的象征。总之,他们认为,要从今天泰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再把国王视为封建势力的象征,而应当支持国王和军队,支持泰国现体制,以维护泰国的民族利益。

支持他信的一派并不否认他信是泰国新兴产业和资本集团的代表,是泰国新资本主义的化身,甚至也认为他信本人是相当腐败的。但他们认为,他信的产业代表着泰国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泰国的未来和前进的方向。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泰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避免为历史潮流所淘汰。国王和军队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传统产业资本集团是泰国发展的阻力,因此要与他信结成统一战线,破除泰国发展进步的障碍。

作者：房 宁 周方冶 范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