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文化

关于东亚文化（通用10篇）

篇1：关于东亚文化

《东亚文化研究》

《东亚文化研究》 是一本学术性比较高的著作。张立文，本书的作者。是一级教授、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在50多年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建构了中国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思维体系，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学哲学体系，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进修生近百名。

《东亚文化研究》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很大帮助。众所周知，韩国和中国共属我们东亚文化圈。家门口的异国情调。同处亚洲大陆东部，又共属儒教文化圈，地缘的临近为中韩两国的文化的交流提供便利条件。共同的外貌特征，相同的姓氏，名字，这些客观条件带来的熟悉与亲切感打破了跨国文化交流的第一道屏障。然而，中韩两国文化终究有不同之处。单一民族带来的强烈民族气息使韩国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情调。

现代化在东亚（包括东南亚）的胜利进展是二战后最令人激动的现象之一。如果说，日本的繁荣还只是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特例，亚洲“四小”的成绩又因其相对狭小的规模而限制其普遍意义，那么中国，东盟，印支国家的急起直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东亚奇迹。90年代以来，东亚持续上升的趋势，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展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文化圈的前景提供了基础。

追溯根源，在历史地位上存在着一个极其广袤的中华文明圈。此文明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汉文化的学习和认同。汉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越南，朝鲜等。经过中国国文化改造过的佛教，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在宗教影响下的绘画，医学，建筑，音乐和人物，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儒学在日本，朝鲜，越南已深入到各自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政治制度之中，与在汉“文化圈”的核心地区—中国的表现形态非常接近。

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似乎在公元4,5世纪时已经形成。唐，宋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祖先也利用这些航线。到广州，杭州，等地传教与通商。元世祖忽必烈视中国“海洋政策”的鼻祖，除了两次东征日本外，曾用“舟师”去征伐战成和交扯。

这些知识都是在读东亚文化研究才了解到的。现在深感东亚文化的深邃与悠久。我们作为现代化的东亚人也要好好研究，探讨，了解东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做一个合格的东亚现代人民。我们每个人都要之努力!

篇2：关于东亚文化

东亚的传统生活文化

新千年，地球村的文化焦点之一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文化认同是指人类或地区社会从文化角度确认并确立自己存在的根源、性格、意味和生活方式。目前，文化认同已成为焦点问题，这说明地球村正面临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文化是地区的`产物，……

作 者：赵兴胤 作者单位：韩国汉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汉城刊 名：世界民族 PKU CSSCI英文刊名：ETHNIC GROUPS OF THE WORLD年，卷(期)：“”(5)分类号：G0关键词：

篇3：“东亚病夫”的文化渊源

一、“东亚病夫”的缘起

1896年10月17日, 上海《字林西报》转载了伦敦《学校岁报》专论, 11月由《时务报》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实情》为题刊载。其中“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1]650, 一直被国人看做百年国耻的开端。

其实, 《中国实情》原本是篇针砭清末中国改革失败的政论文章。文章开头之所以用“病夫”形容中国, 是因为中国“其麻木不仁久矣, 然病根之深, 自中日交战后, 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1]650。文章主要针对清末官僚系统腐败, 官场积习太重, 导致多项政治军事建设失败提出严厉批评, 并且期望清朝政府亡羊补牢———“总之, 北京执政之臣, 若果以除旧弊、布新政为急务, 势虽岌岌, 犹未晚也!”[1]652文中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政府, 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中国百姓的体格体质。

清末中国之所以被西方视为“病夫”, 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暴露了清政府多年来兴办洋务、自强改革的努力并没有增强国力的根本弱点。西方列强虽然早已明了中国国力并非西方对手, 然而甲午战争中中国居然不堪一击, 大败于蕞尔小国日本, 这让西方人更深刻认识到中国改革内部问题的严重和清政府的无能。1894年12月《万国公报》转载的西方各国舆情对战事的看法中就有《法国时报》的一篇评论:“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 日本虽小, 竟将摇动其本根, 摧伤其枝叶。”[2]148851896年6月, 力劝清政府变法图强的外国在华传教士李佳白于《万国公报》上发表《探本穷源论》一文, 也用病人比喻当时的中国, 并且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为题, 阐述他对于当时清政府吏政、财政、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并且认为成为“病人”并非奇耻大辱和无可救药, 重点是要了解病源, 对症下药, 中国才能“幡然醒悟, 力自振拔。中国幸甚, 天下幸甚。”[3]160751896年《时务报》刊载的译自11月30日《字林西报》的“天下四病人”中, 中国与波斯、土耳其、摩洛哥被并列为当时天下的四病人。文章认为虽然中国国力虚弱, 当初中日之役“若无人干预, 听其自然, 中国不为其所灭者几希。”但是中国尚能维持自主之权, 因为“民情凶悍, 专恃杀戮谋反, 所有三百兆之民人, 各国均不愿劳心而治之。”[4]918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病夫一词是西方舆论界和身处中国有观察经验的西方人士用来形容清末中国国力之弱, 顶多用“东方病夫”形容国力衰败的中国。与华人世界所认知的有关中国人体质的“东亚病夫”意涵是不一致的。

二、“东亚病夫”意涵的转变

从西方产生的病夫说, 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不断成长变化, 最终从中国是“东方病夫”, 发展成为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 “东亚病夫”的意涵在民族危机日益高涨的近代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

1. 病夫论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回响。

如前所述, 西方病夫论的产生源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 远远大于先前的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泱泱中华惨败于自己长期所鄙视的蕞尔小国日本, 这种辱窘交加的困境, 在令许多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充满沮丧、愤怒的同时, 也促使很多人反思及其对西学的渴求。因此各地涌现出很多鼓吹西学的报纸。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就是佼佼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办报应“广译五洲近事, 则阅者知全地大局, 与其强盛弱亡之故, 而不至夜郎自大, 眢井以议天地矣。”[5]102《时务报》后来刊载《中国实情》和《天下四病人》等外国评论译文, 乃期望中国的读者了解外国的观察家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和意见, 而非刻意报道外国人如何恶意羞辱中国和中国人。后来在梁启超和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论述中国改革之道的文章中, 也以病夫形容中国的困境。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中有云:“盖一国之事, 同于人身。今夫人身, 逸则弱, 劳则强者, 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 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 以是求强, 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 非犹是病夫也耶?”[6]24严复把当时的中国比为病人, 说明改革如不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起, 若变法图强只会让病人速死。而1897年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 对于国人只注重练兵而不注重兴学校、改官制、奖农事、拓商务等根本之改革进行批评。“彼西人之练兵也, 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铤也。若今日之中国, 则病夫也, 不务治病, 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 亡天下者, 必此言也。”[5]11他认为“病夫”的中国弊病重生、积习难改, 要改革必须务本, 否则欲速则不达。由上可见, 在19世纪末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 “病夫”并没有被理解为西方人恶意中伤中国的做法, 而是被中国鼓吹变法的维新派所引用, 成为救亡图存的一项利器, 成为激发人们深思反省的逆耳忠言。

2.“病夫”意涵的转变。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思想文化界除了变法图强的危机意识高涨之外, 就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严复引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传递的“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事实上是种与种之间的生存斗争”成为当时救亡图存思维的根本信念, 亦即“强国必先强种”。因此严复主张改革的根本之道:“一曰鼓民力, 二曰开民德, 三曰兴民智。”[7]27尤其是在清末改革失败之后, 政治改革必先从人的改造开始的信念得到进一步深化。1900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 认为中国病象大显, 且久病而不自知。直言“中国自康熙以后, 日腐月败, 至今日为世界第一病国”[8]685。梁启超在这里用“病国”一词代替“病夫”来称谓清末的中国。他认为“吾国之受病, 盖政府与人民, 各皆有罪焉”[8]670, 因此改革必须从国民改革做起。但是他列举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懦弱、无动诸多病源中, 懦弱、好柔弱也仅仅讲中华传统缺乏尚武精神, 并未就国人的体格体力做过多的描述。“病夫”一词意涵转变是在后来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论尚武》, 写于1903年。他崇尚西方古代斯巴达的军国民教育, 批评中华民族以文弱闻于天下, 懦弱之病, 深入膏肓。他分析文弱病源时说, 因久大一统, 重文轻武之习既成, 民气柔靡。“二千年之腐气败习, 深入于国民之脑, 遂使群国之人, 奄奄如病夫, 冉冉如弱女, 温温如菩萨, 戢戢如驯羊。”[8]618在这里梁启超以“病夫”形容群国之人。他分析国人孱弱的原因:“‘不讲卫生, 婚期太早, 以是传种, 种已孱弱’, ‘终日伏案……绝无运动’, ‘弱冠而后, 则又缠绵床笫以耗精力, 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故‘合四万万人, 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他又慨叹“其人皆为病夫, 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8]621

梁启超的“病夫论”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族危机意识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病夫”也逐渐转化为外国人骂中国或者中国人的用语。比如1903年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耻呀!耻呀!耻呀!你看堂堂中国, 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 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 就骂为野蛮贱种。”[9]511905年曾樸的小说《孽海花》以“东亚病夫”的笔名发表, 小说畅销多次再版, 销售超过5万部。曾樸聊以自嘲的笔名“东亚病夫”名噪一时。自此, “病夫”一词不仅得到了新的意涵, 而且也有一个新的代名词——“东亚病夫”, 并且成为一百年来几乎无人不晓的名词。此后, “东亚病夫”就为人们理解为西方人针对中华民族体质而发的羞辱嘲讽之语, 成为动员群众、召唤民族耻辱的利器。1908年上海成立中国近代最早的体操专门学校, 明确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 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学校校训。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写道:“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 而吾人之少年青年, 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 如此民族, 将何以图存?”可见“病夫”一词的转变涵义已经深入人心了。

总之, “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同内涵, 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两种形象 (效法学习的对象、物质和精神上的压迫者) 的矛盾复杂心理。一方面面对文明进步的西方, 只有面对“病夫”这一现实, 效仿西方积极改革, 才能摆脱“病体”, 跻身强国之林。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的入侵和民族的危难, 中华民族只有团结奋起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才是出路。无论是作为忠言被接纳, 还是作为侮辱语言被渲染, 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参考文献

[1]时务报, 第10册,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一日.

[2]万国公报, 第71卷, 1894年12月.

[3]李佳白.探本穷源论//万国公报, 第89卷, 1896年6月.

[4]时务报, 第14册,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第1册.中华书局, 1941.

[6]牛仰山选注.严复文选[M].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7]严复.严复集, 第1册[M].中华书局, 1986.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点校[M].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篇4：深入“东亚文化之都”

游古城，探海丝

古城文化游：开元寺-西湖公园-清源山风景名胜区-锦绣庄民间艺术园-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九日山景区-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少林禅寺-伊斯兰教圣墓-郑成功主题公园-真武庙（文兴渡、美山渡）-蟳埔民俗渔村

古城老街游：富美宫-青龙巷-聚宝街-李贽故居-德济门遗址-天后宫-花桥慈济宫-中山路-泉南教堂-西街-旧馆驿-开元寺-府文庙-东观西台-清净寺-关帝庙

海上丝路史迹游线路一：开元寺（东西塔、古船馆）-九日山景区-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灵山圣墓-洛阳桥-真武庙（文兴渡、美山渡）-后渚港-德化屈斗宫古窑址-陶瓷博物馆

海上丝路史迹游线路二：府文庙-清净寺-德济门遗址-天后宫-陈埭丁氏祠堂-草庵摩尼教遗址-石狮六胜塔-姑嫂塔

宿老街，品人文

泉州鲤城区的老街风情一直为人向往，以前提起泉州的青年客栈，似乎只有旧馆驿，但近两年来，随着泉州本地文创产业的兴起，以及外地自由行游客对深度游的需求，一家家别有风情的青年客栈、精品酒店正在西街、华侨新村等处一一绽放。新开张的馆驿7号度假旅馆坐落在华侨新村，临近中山公园、六井孔音乐文化创意园，不仅仅是青年客栈、精品酒店的升级版，它还在客栈隔壁开设了一家文创5排5号咖啡餐厅，成为集中展售本土文创产品的一个平台。同样在驴友中大受欢迎的还有肃清门青年客栈、堤后咖啡客栈、老别墅新街54青年客栈，它们大都采用了红砖厝的闽南建筑风格，弥漫着泉州闲适的生活氛围，而且出行便利。想要就近感受泉州文创气氛的朋友还可选择入住源和1916创意园区的七天连锁酒店、领SHOW天地创意产业园的速8酒店，体验与老城区不一样的都市夜生活。

篇5：东亚文化交流-汉文与口语

东亚文化交流-汉文与口语

西方各国之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自己的口语交流，而近代以前的日本与韩国还处于中华强大的中心文明的单向辐射之下。近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取代了古代中国在东亚的`位置。东亚各国没有真正走向平等的横向交流，口语沟通仍然十分匮乏。目前，这种以欧美为中心的局面正在改变。在东亚应当提倡重视周边国家的文化，提倡用口语自由交往。

作 者：川本皓嗣 张晓希  作者单位：川本皓嗣(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人间文化学部，日本大阪 5900113)

张晓希(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天津 300204)

刊 名：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G04 关键词：东亚   文化交流   汉文   拉丁文   口语  

篇6：中日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姓名：郑家迎

学号：2008010122

班级：08国际政治

指导老师：许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08国际政治 郑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形势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东亚地区的一休化渐渐被东亚各国重视起来，然而相对于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主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层面的互信，当然相对于欧洲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讲，东亚各国间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则是东亚各国政治互信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间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但对两国政治互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文化认同 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

［1］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特别是欧共同体的成功，12月1号《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明年1月，“欧盟总统”范龙佩和“欧盟外长”阿什顿就将走马上任。种种迹象显示欧洲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未来欧洲极有可能以一统一的国家姿态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而反观东亚这一个具有很大合作潜力的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仍旧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初级阶段。当然这其中原因种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巨大，政治认同度较低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相互堤防，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而中日又是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两国的合作进程甚至决定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发展状态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讲取决于东亚各国人民是否具有东亚共同体意识。而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文明形态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辉煌而独特，价值认同一致或类似。但问题是现在东亚各国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为什么东亚各国会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会存在如此严重的不信任?我们认为，目前东亚各国并不存在文化认同，这也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构建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2］结合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认同分析。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政治认识文化认同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仅管中日之间现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在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国的文化性质所影响的，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属于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频繁密切。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先传入朝鲜半岛，而后又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13世纪初，宋学著作也已渐传人日本，朱子学又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3］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亚哲学呈现出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启蒙有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儒学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从此建立了与中国类似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时，中华帝国进入了强盛时期，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宋代，儒学经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 ［2］［3］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时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相对于世界上的强国相对落后，日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这在喜欢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东亚共同体”自那时已经渐渐崩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逐渐没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认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以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他们通过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那个在汉唐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 “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中日两国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 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4］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这在二战前更为明显。“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支撑它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如果被过分推崇并走向极端化、沙文化，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国内蒙蔽、欺骗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仅管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推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经济进入泡沫阶段后日本的这种神道主义和民族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是以继承日本历史上的集团义主义为重要特色的。

集团主义在历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间狭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对封闭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个岛国，自然灾难多发这就要求在集团内的人们加强合作共同面对灾难。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各届政府强化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从而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极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对于集团所作的决定，如果导致不良后果，只有集体才能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有承担后果的责任感。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表现就是无人负责任。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逐渐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 ［6］[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 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称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 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7］］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认同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在目前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的东亚地区的合作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外忧内患，恩怨沧桑，历史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新的问题又频频产生。只有秉承和弘扬东亚价值观，强化“东亚意识”。才有助于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将失去机遇。进一步说,东亚各国家要在这方面历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缘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但是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核心的中、日二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并直接导致了中、日国家间持续的政治冷淡。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鸠山对外宣称不会参加靖国神社，但是以往各届政府持续参加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过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也导致东亚各国人民对“大东亚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亚洲，就必需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其战争责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还必须注意到基于地缘关系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民众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外东亚各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的东亚两个大国，相信中日之间差异和分歧终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当然是一个重要素。但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实属正常。尽管在建立怎样一个“东亚共同体”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国业已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它表明东亚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目前东亚在建立“共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东亚各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问题的存在也对这种共同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三国已经在文化认同上分道扬镳了。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几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正是导致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一直难于真正有效开展．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恰

恰是需要东亚各国努力建立“共同意识”，从而加强合作，消除各自内心的芥蒂。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篇7：关于东亚文化

10-13世纪中朝日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圈

10-13世纪,中国文化仍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朝鲜和日本.同时,随着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中异质成分、创新成分的不断增多,日本、朝鲜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日益明显起来.这对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 者：李梅花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延吉,133002刊 名：东疆学刊英文刊名：DONGJIANG JOURNAL年，卷(期)：21(1)分类号：G04关键词：10-13世纪 文化交流 东亚文化圈

篇8：东亚文化圈汉语教育现状探析

一、东亚文化圈汉语教育现状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催生了相应的考试制度———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 2010年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达1亿。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不断增加, 截止到2014年参加考生人数已突破100万。从汉语水平考试在海外实施以来, 韩国考生就一直稳居首位, 2014年考生人数超过10万人次。考生数量增加的同时, 韩国考生选择的考试等级也在不断提高。在东南亚地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加快, 东南亚对外汉语教育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已将华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甚至在高等教育中开设有中文专业。由此可见, 汉语学习已在东亚国家国民教育中地位日渐提升。

二、语言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 语言本身既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只有通过语言的学习, 才能了解本民族历史的进程, 社会思维及生活方式, 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认同自己所属的文化。而语言又成为文化的负载工具, 语言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同属于东亚文化圈, 但是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也应该从文化在交际中的功能角度出发, 了解并熟悉共性文化背景下面的各国不同的文化差异。根据第二语言教学的需要, 从功能角度将文化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黎天睦曾指出“所谓‘知识文化’是指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 对某词、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所谓‘交际文化’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 在交际时, 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的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知识, 我们称之为‘交际文化’”。在同根同源的背景下, 文化教学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层次和留学生本身的层次是解决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问题。

三、汉语教育资源分析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 历史文化背景就会产生差异, 从而形成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区域文化特征。在面向这些同源文化地区开发汉语教育资源时, 也必须对区域文化、教育生态以及教育需求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这样我们才能在进行汉语教育时有的放矢。

我们面对学习者时, 不能一概而论, 必须有针对性, 阶梯式的进行教学。教育资源的选择应该贴近习得者本身的学习水平, 特别是在一些汉语教材的选择上。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不难发现, 一些教材内容陈旧, 脱离实际, 对于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难度很大, 容易产生不适应症, 导致兴趣缺失。

目前来说, 东亚地区教育资源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 虽然每年国家汉办都会推荐汉语推广志愿者到当地孔子学院进行教学, 但是还是无法满足学习汉语的人员越来越多, 教育资源缺乏因地制宜导致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水平参差不齐, 教师在海外, 不能适应各国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和教育国情, 同时也不能适应海外各国的语言, 尤其是小语种国家影响了汉语教学质量和效果。有些地区除了孔子学院, 还有本国人开办的各类中文学院, 除了中国老师, 大部分是本国人已经学习过汉语的老师在进行教学, “非科班”教师对于教学的把握, 就远不及科班出身的老师, 在行课时的教学方法上会出现很多不专业的问题, 教学效果以及深入的推广上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四、提高东亚文化圈汉语教学质量的策略

首先, 我们必选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必须把第二语言习得与本国语言在教学过程有对比, 有区分, 不能为了教学汉语而教学汉语, 而是要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更加直观的去理解和适应。

其次, 我们要重视媒介因素的引入和应用。当今信息社会资源丰富, 获取渠道便利, 教学以及沟通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面对面, 也可以通过网络、软件、app的推广进行汉语教学练习。线上教学以及线下的沟通有机结合, 构造一个充分的语言环境, 对于习得者语言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

最后, 善于利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不用采用单一的老师讲、学生听记得形式, 这样使得整个内容枯燥无味,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想法, 从学生们都非常急于了解的方面入手, 给予学生一个体验的平台, 向他们展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比如从文化差异入手, 促进汉语的学习, 虽然东亚各国都多少收到儒家文化的浸染, 但是程度不同, 传承方式的不同使得各国还是存在一定差异, 在这种差异寻求共同之处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王伟清.“教育资源学”及其创建[J].教育与经济, 2006.

[2]张广君.当代教学的热点问题:价值论的视角[M].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3]卢元锴.教育策划概论[M].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5.

篇9：关于东亚文化

开幕式前，中日韩三国艺术家在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元素设计的主舞台上进行了文艺演出，中国杂技《肩上芭蕾》、奉化布龙《盛世龙腾》、宁波广场舞《十里红妆》和日本舞太鼓《梁山伯》、韩国传统农乐《四物巫戏》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三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水准，让现场观众体验了东亚三国悠久灿烂文化的魅力。

当天开幕的还有2016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和2016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2016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主题为“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开幕式上，宁波市常务副市长陈奕君、韩国济州道政务副知事金方勳、日本奈良市副市长津山恭之分别代表当选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的三座城市致辞。陈奕君表示，“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三国交流的友谊之桥，是连接东亚城市的文化高速公路，相信在中日韩三国九城乃至今后更多“东亚文化之都”成员城市的共同努力下，其建设必将进一步密切东亚各国的文化联系和经贸往来。

据介绍，“东亚文化之都·2016宁波”活动将以春夏秋冬为节点，分别以“传承”“绽放”“和睦”“共享”为主题，由2016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品及相关衍生品设计大赛、第2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等主体活动组成，覆盖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经贸等各个领域，共计100多项，全面凸显宁波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文化气质、文化氛围、文化实力，同时与济州、奈良开展多方位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宁波城市文化建设与对外文化发展水平。

“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确定的重要区域文化合作品牌，自2013年启动以来连续开展了三年，诞生中日韩三国九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共评选出三届，前两届分别是2014年中国泉州、日本横滨、韩国光州和2015年中国青岛、日本新潟、韩国清州入选。

宁波在这次开幕活动中邀请到其他八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代表亲临现场，共同分享东亚文化之都·2016宁波的开幕盛况。九位城市代表上台登上“巨轮”的船舱，依次站定后，舞台上空轻轻飘下串联着九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LOGO的中国结丝带。九位城市代表挽起丝带共同“结彩”，寓意九座“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友谊长存。

篇10：关于东亚文化

为什么泉州能当选“东亚文化之都”，而杭州、龙岩，甚至是北京都未当选“东亚文化之都”呢?依我的想法，其间有多得数也数不清的原因，请听我速速道来。

我觉得第一个理由是：泉州的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泉州拥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艺术馆、图书馆、海交馆、博物馆、梨园古典剧院、南音艺苑、泉州影剧院等一批市级重要的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1.69万平方米。就说说崇武古城吧，它是我国至今保存的比较完整的石头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我国海防一个比较完整的史迹。

可是，如果仅凭这么一点理由就想当上“东亚文化之都”，也是异想天开的。泉州也是一个宗教圣地。

寺庙在泉州有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车水马龙的城市，还是孤苦寥落的穷乡僻巷，大大小小的寺庙都有，随处可见。单说鲤城吧，着名的寺庙就有开元寺、清净寺、铜佛寺、城隍庙、玄妙观、承天寺等等......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庙里通常是香火不断。一遇上什么特殊的节日，寺里寺外都要闹上几天热闹，张灯结彩，爆竹声不断，那场面可壮观了!

泉州不仅是个着名的宗教圣地，可也是有着着名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好地方呢!而“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中国以海外交通史为专题的博物馆。内设有“泉州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泉州宗教石刻馆”、“泉州民俗文化陈列馆”和“中国古代船模馆”这四个展馆。

泉州的文化精品数不胜数。先后获得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1个;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2个;文华大奖2个、新剧目奖8个;群星奖50多个等。

泉州还是全国着名的文化团体呢。泉州拥有公办和民营剧团140多个，海内外南音社团1000多个。泉州当选“东亚文化之都”的原因还有很多，如：文保单位、“非遗”保护等等……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用一句简洁点的话来说，总之，泉州真的很奇妙，很值得一游，它真不愧当选“东亚文化之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