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寒门士子鲍照，才秀人微，湮没于当时，故为其立传者甚少。其交游及由此产生的诗歌唱和，亦鲜有所存。本文拟选取鲍照好友王僧达，立足史料和文学作品，考析二人间的诗歌唱和情状，旨在探究诗人交游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1：

中日菊花意象的人文涵义比较

[摘要]菊花娇艳无比，中日两国人民都非常喜爱它。由于两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思维、审美观等方面的差异，对菊花意象各赋予了不同的人文涵义。对双方“差异”的比较和探究，将有助于中日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本文指出，保持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是民族文化发展之重要所在。

[关键词]中日　菊花意象　人文涵义

秋天百花凋零，唯有一花独秀，把秋天的世界装扮得万紫千红，它就是菊花。日本人同中国人一样都非常喜爱菊花，并把它的外在美和内在精神升华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但由于两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思维、审美观等方面的差异，故而两国人民赋予菊花意象不同的人文涵义。

一、花族同种

菊花原产于中国，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先秦典籍《礼记·月令》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就曾提到菊花。秋季百花凋菊花盛，菊花开放的时候正是秋末九月重阳节前后。故九月亦称“菊月”、菊花又称“重阳花”。菊花最早的用途是记节令，宋代《全芳备祖》记载：“菊有黄华，北方用以准节令。大略黄花开时节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犹不然……必待霜降草木黄落而花始开。”这就明确提出用菊花记节令“节候不差”，于是菊花至今仍被人们视为“侯时之草”，“节花”。秦汉时代，人们进一步发现菊花之实用性，并开始把它当作饮食和菜用。汉魏以来，在道教服食成仙思想的影响下菊花被视为长寿食品，长期食之可使人延年益寿或成仙。秦汉代《神农本草经》把菊花列为上品，称其能“轻身利血气、耐老延年”；泰山太守应劭著的《风俗通义》说：“渴饮菊花滋液可以长寿”。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也说：“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晋唐时代，菊花开始田园栽培，并从饮食、药用逐渐向半饮食半观赏过渡。白居易诗曰：“满秋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李商隐诗曰：“暗暗淡淡紫，融融治治黄”，说明菊花在唐代是色彩颇多，观赏价值亦日益提高。宋朝刘蒙泉之《菊谱》可谓是世界第一部艺菊专著，其中记载菊花品种有35个之多；多年后，沈竞的《菊谱》又相继问世，其中记载有80多种；元朝杨维祯著《黄花传》中又增多至136种；明代菊花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其品种也不断增多，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有900多种；清代，菊花以北京为中心，从宫廷府第至民间城乡养菊、赏菊蔚然成风；由于官方提倡，各地纷纷向宫廷奉献名菊，品种之多超过千种以上，关于清代艺菊专著不下20部。再看看现代，菊花发展更是盛况空前，非但在我国，即使在世界也属著名花卉。目前，菊花已有三千多个品种，造型花样不断翻新。每年金秋岁月菊花绽放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大规模菊花展览，人们赏菊、艺菊、吟菊、饮菊、吃菊点……尽情享受着菊文化的乐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菊花的国家。世界各地的菊花都源于中国。中国菊花出国门始于唐盛时期，至于传至日本却有多种说法，有观点认为是经朝鲜转传日本的，也有认为是随中国佛教直接传人日本的(盆栽、配草)。菊花传至日本，其华丽、闲寂的风度十分迎合日本皇室贵族和文人墨客的情趣，他们大力推崇菊花之美，视菊为最高贵者。当时平安朝的宫廷贵族将它种植在庭院内以供观赏，并仿效中国“重阳”赏菊的风俗，将农历9月9日定为“菊节”，九九重阳节赏菊被列为宫中年中行事。每年的这一天进行菊合(斗花)、饮菊酒，皇太子率诸公卿臣僚到紫震殿拜谒天皇，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10月，天皇再设残菊宴邀群臣为菊花践行。对他们来说，仿效先进的中国文化进行赏菊是一种优雅而有情趣的事。平安朝嵯峨天皇对于中国唐风、唐诗十分崇拜，日本《凌云集》记录有他仿学中国唐诗文所作的22首诗歌，如：题为“重阳节神泉苑赐宴群臣”，“九月九日於神泉苑宴群臣”等，大多描述重阳“菊节”君臣共宴时饮菊酒、赏菊花的活动内容。日本诗歌集《怀风藻》里关于奈良时代咏菊的诗句也不少，诸如：“菊浦落霞鲜，莫谓沧波隔”，“倾斯浮菊酒，愿慰轩蓬忧”，“沾兰白露未催臭，泛菊丹霞自有芳。”平安时代还盛行“菊棉”，所谓“菊棉”就是在菊花上铺盖棉花，使其侵染菊香和夜露，一天后再用此棉擦拭身体，祈祷延年益寿。江户时代菊花在民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少庶民开始栽培菊花，文人喜欢以菊为题咏诗吟唱，百姓喜欢在衣服、家具上饰以菊花图案。陶渊明所抒发出的归隐情趣，引起不少古代日本人的共鸣，他们在园林中广植菊花以营造野趣。江户初期画家菱川师宣所作《余景作庭图》中，有一园画满菊花并注明：“此名为菊水之庭……池之周围结菊篱以植菊，以陶渊明之诗心而作。”如今，日本重阳节已更名为“菊花节”，节日里人们到处布满菊花、还举行菊花酒会，一边品尝菊花酒，一边欣赏五彩纷呈的菊花；还有许多人去寺院向菩萨献菊。在展览会上除展出各种菊花外还展示“玩偶”，给各种泥人穿上用菊花点缀的长袍，扮演民间故事中的各种角色，其中以本州福岛的菊花人偶最为著名，这种用菊花装饰的假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传说人物，也有历代英雄。

日本菊花和中国菊花虽生两地但实属一家，可谓同一种源，同样娇艳，同样地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内涵有异

人们赞赏菊花的外在美，更赞美它丰蕴的内涵，并把菊花意象的人文涵义升华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菊花在文学、诗词、歌曲、绘画、图案等方面无不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对于菊花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观，故而产生赋予菊花不同的人文涵义。

1、菊花在中国寓意高洁情怀的象征。

中国菊花由最初的指示节令，到药用、食用价值的研发。再至观赏地位的提高，直至意象的人文涵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高于一般花卉的审美特质，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人们爱菊、画菊、咏菊，或借菊抒情，或以菊言志，并赋予多种象征意义。

中国文化人生存意义上的美学观认为，菊花具有傲霜挺立、凌寒不凋、不以娇艳的姿色取媚于时，而以素雅坚贞见美于人的品质，被视为高风亮节、清雅洁身的象征，誉之为“花中君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菊花一直被看作寓意深广之花，许多文人墨客都对菊情有独钟，并予菊以无比的赞誉。他们或美其风神，或借以言志，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图画和佳句。战国·屈原《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颂其洁身自好、永远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品格，于是菊花较早便以“人格”的象征意义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之中。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使菊花得了“花中隐士”之雅号，此后，“采菊东篱”或“篱菊”等词就作为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意象进入到诗吟歌赋的题材中，成为人们心中含蓄美的意象。魏·钟会《菊花赋》盛赞菊花有五种美德：“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殖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唐·卢照邻《山林休日田家》：“南涧泉初冽，东篱菊正芳。还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宋·袁去华《广州歌

头》：“人世任相违，采菊东篱。”宋·梅尧臣在《残菊》诗中咏道：“深丛隐孤芳，扰得奉清筋。”苏轼有：“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明·唐寅《题自画墨菊》：“铁骨不教秋色淡，满身香汗立东篱。”历代咏菊诗篇中，菊花大都被定位为不从流俗、不媚世好、卓然独立的君子品格。到了明清爱菊之风更盛，中国传统文人亦仕亦隐，文人与菊的结合反映出儒道合一、与世无争的精神。

从古至今，菊花意象的人文涵义不仅大量地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还频繁地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其中，菊花图案一项就有说不完的内容。菊花图案是菊花意象人文涵义的升华和延伸，它不仅蕴含着符合人们心理需求的形式美，还表达着独特的寓意。在中国，菊花图案装饰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汉代，妇女就将菊花作为装饰带在头上，随着菊花品种的不断丰富和菊花观赏价值的不断提升。菊花图案装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喜爱与欢迎，并常以剪纸、刺绣、印染、年画等形式装饰在家具、器物、建筑上的表现艺术中。菊花图案常被民间用在表达吉祥寓意的纹饰中，如：菊花图案与动物、百果、吉祥物等图案组合象征知足、丰足、安居等意；与喜鹊组合表示“举家欢乐”；与雄鹰组合寓意“英气十足”；与锦衣组合寓为“锦衣知足”；与孔雀组合寓“富贵知足”；与鹌鹑组合表示“安居”；与鹌鹑和落叶枫组合寓“安居乐业”；与柿子组合寓“事事知足”；与石榴组合寓“知足是福”；与瓶子组合寓“平安知足”；与灯笼组合寓“兴隆富足”；与瓶子组合寓“平安长寿”；与铜镜组合寓“知足可敬”；与松树组合寓“延年益寿”；与黄雀组合寓“团圆快乐”；与蝈蝈组合寓“高官厚禄”；还有菊花与松树、枸杞、寿石以及猫和蝴蝶组合的图案都寓意“长生不老”；象征着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组合图案更是随处可见。菊花的吉祥文化内涵产生了一幅幅精美的图案，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菊花还是文人画家笔端多见的题材，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以前，菊花就已经作为题材被取用入画了。元代知识阶层无论在朝在野，多怀有逃逸山林、不辱名节的志向。他们寄兴于菊花以言志，于是写菊与以梅、兰、竹、石为题材的绘画大量出现。明代画菊之风盛行，至清代画家中不画菊的已鲜有其人了。人们对菊花所寄寓的丰富内涵反映了我国民族和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心理。菊花盛开在五谷丰收的金秋季节，那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发人振奋，象征我国各民族人民丰富多彩和蓬勃向上的多民族大家庭风貌，那傲寒凌霜、不畏严寒屹立在百花凋零的残秋隆冬的精神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姿。

在中国菊花意象文化涵义的深处，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它的至深影响。儒家哲学看重的是菊花具有“延年益寿”功效，因而符合“仁”性的道德要求，同时菊花威严凛然的气度和独立寒秋、傲霜而放的品性使之成了儒家哲学的比德对象，是高风亮节人格修养的象征。道家关注的是菊花隐遁山野、愤世嫉俗的闲逸与洒脱。释家则看到了菊花所蕴含的自有境界和空灵。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交错影响下，中国人在菊花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往往喜欢象征着中央、君主的黄色菊花。我们的祖先认为黄色是中华民族最高的颜色，并称黄色为中色，也叫正色，所以菊花可以象征着做人正直，不偏斜。

菊花不仅蕴含着符合人们心理需求的形式美，还表达着独特的寓意。菊花的物态文化。不论是菊花的品种、造型，还是菊花图案都在传统审美观点、思想哲学、思维方式等非实体的力量推动下。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而发展变化，而且它们都在以可触知的物质形态展现着这种非实体形态的思想文化内涵。

2、菊花在日本是皇室尊贵的象征。

在日本，菊花受到更为特殊的待遇，与中国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把它捧上了神圣的位置，甚至于把它用作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标记。日本皇家将菊花图案作为自己装饰的专用家纹。并于12世纪将它作为日本国徽图案。天皇经常写诗赞颂菊花，国民得到的最高荣誉是菊花勋章。镰仓时代后期的太上皇“后鸟羽”爱菊成癖，他指令在太刀上雕饰菊纹，名为“菊御作太刀”。太上皇对菊的爱好和菊图案的御用习惯一直被后世天皇所沿袭。到了明治二年皇家布告天下，规定以16重瓣的菊花图案作为皇室的纹章，天皇家徽是18瓣(置于正面)，而其他皇族为14瓣(置于背面)；皇室帽徽上用16瓣的菊花。到日本人家作客。携带的菊花则只能有15片花瓣。明治四年官方规定菊花图纹为皇家所有，民间禁用，除了国家和皇室贵族，任何人不得使用菊花图案，菊花纹变成皇室的象征。昭和30年(1955年)日本发行的50日元的镍币上都刻有菊花图案，此图案已经成为50日元硬币的标志。很多皇室的建筑及政府机构、律师徽章和法院的牌子、日本护照的封面上、国会议员佩带的徽章上皆有菊花图案(在日本，只有检察官、法官、律师才有资格佩带菊花图案的徽章)。历代天皇将菊花纹章作为恩赏赐予有功的臣下。菊花图案还用在国家重要公文上、饰于皇室车辆上、刻在官员剑鞘和剑柄上。到了幕府时代末，菊花纹更带上了政治色彩，在1868年戊辰战争中，日本朝廷向军队颁赐了菊花章锦旗，当战争取得胜利时，他们皆感谢菊花的神助，因为他们唯心地认为这是锦旗中的菊花图案带来的佳运。

随着日本皇权的衰落，菊花图案在民间开始逐渐使用起来。许多店铺以菊花纹作商标，门前的装潢、室内的装饰、神社的瓦顶、家具，甚至连日本妇女的和服上也印有菊花图案，圆形的菊花图案几乎遍布日本各地。菊花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如此爱戴，是因为日本人认为菊花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本民族精神。日本传统美学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凝结成“和风清舞，菊花剑影”的美学特征。“和风”指人与自然的和谐，“清舞”是简洁和素朴的象征；“菊花”是高风亮节，“剑影”指武士道精神。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又译鲁恩·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时发表了一部研究日本的名著《菊花与刀》。他认为，菊花图案是日本皇室族徽，它代表的是美，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菊花和战刀配伍，组成了象征着日本人矛盾性格的双面性：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好斗又和善。日本人赏菊的优雅与倭刀的冷酷构造了极其矛盾的人格和性格，菊与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形成典型的双面性格，甚至有些西方学者将日本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菊与刀”基本上就是日本文化的代名词了，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格调含蓄、淡雅、静谧、幽玄，“刀”则代表残暴人性，日本民族就是“菊”与“刀”的结合，可以用“菊与刀”来理解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最有礼貌和谦卑的，又极度傲慢自大的民族。

日本菊花意象的人文涵义的产生主要取决于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而审美意识的形成又与自然地理、历史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伦理道德密切相关。日本是个美丽的岛国，那雪山、海滩、山涧、峡谷、温泉、瀑布，林木葱葱，繁花似锦，小桥流水，幽雅庭院等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然而，日本又经常受到地震、火山、台风、海啸、雪灾、飓风，还有战乱等自然灾害和人为战争的频繁袭击。多少年来，日本人看到的是美的稍纵即逝、顷刻化为乌有，他们相信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从古代起日本人

就对自然抱有恐惧感，并孕育了日本民族意识深层的自卑心理“哀”的审美理念。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日本，佛教的悲世人生观便很快地渗透进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佛教的万物流转和必灭无常观、视现实世界为应予厌离的苦界等净土教秽土观在日本得到了广泛地普及，并逐渐形成日本民族“物哀”的美意识。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以幽玄为中心的“空寂”和以风雅为中心的“闲寂”美，它们构成了日本审美意识的主体，大大地拓展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美意识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深度。日本人之所以爱残花，是因为他们认为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这种瞬间的“哀”和“美”与佛教“短暂、无常、生死轮回”的思想相吻合，并在赏花中得到深层次的表现，这也正是日本人“物哀美”的独特审美意识之所在。人们在赏花中意识到，花开的美丽并不在于它长盛不衰，而在于它必经凋零。日本人认为菊花隐藏着哀愁情绪，蕴涵着日本民族“物哀美”的审美精神。平安中期以后，日本人偏爱白色的菊花，尤其是白色的菊花经过晚秋或初冬时分冻霜和小雨的洗礼，因为它在凋零前常常变成了紫色给人以即将幻灭的独特的美感。

“哀”是日本人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它并不是病态的忧郁，也不是无病呻吟或是颓废的心理和情调，而是日本民族对“悲哀”的一种特殊感觉。日本人悲哀生命短暂、感叹叶落花谢，并把它们融入到自然万物的审美观照中，这逐渐形成日本民族喜爱残花的美意识，进而形成了自强、自立的精神。菊花集中体现了大和民族对大自然“物哀美”的审美思维，无怪乎日本人给它戴上皇家之花的桂冠。

三、异中有同与同中辨异

中日菊花意象的不同人文涵义说明了两国对花木的认识有所不同，也反映了在历史文化、思维特点以及审美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分析和比较这些差异，将会加深对双方民族文化内涵的相互理解。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但是一个民族，只能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里选择其中的一些行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文化就是人类行为可能性的不同选择。在中国，菊花不会像日本的那样被选出来象征皇室。当政治工具，以此作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共同之处。不知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改变中国菊花隐逸者形象的是晚唐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下《不第后赋菊》中的诗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句杀气腾腾，令人生畏。黄金甲是对菊花的描绘，菊花从此成为许多人心耳中的“恶之花”。此诗一改菊花隐逸者的形象。把菊花和带甲的战士联系在一起，菊花成了斗士的象征。由此，菊花图案可以作为军队的象征。张艺谋的新作《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名就是出自这首诗，影片中金丝刺绣的菊花图案随处可见。“满城尽带黄金甲”指的是重阳时节满城开菊花，暗喻突发兵变。朱元璋也有菊花诗：“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煞。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该诗言简意赅，豪气冲天，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岑参在《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中写道：“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诗的后两句也描绘了一幅鲜明的战地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顽强地开放着，如同坚守阵地的军人。宋·郑思肖在《画菊》诗中则曰：“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总之，在诗人眼中，菊花的“不随众草出”，“气为凌秋健”的特性常常与反抗世俗、叛逆抗争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象征斗士。

菊花既具有幽人隐逸的性格，又有烈士受难的精神，乍看是双重的、矛盾的，但实质是菊花的灵魂。这正是我国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提得起、放得下的儒家精神，菊花就兼备这二者的高风亮节，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在中国儒家精神的影响下，无数中国人，如诸葛亮过不成高卧隆中的隐士生活。就干脆做鞠躬尽瘁的受难者。还有很多很多，在他们身上承载者中华民族的儒家美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尚武兼重德。所谓武侠者，即要做到武、德、义兼备，这种精神显然不同于残忍嗜杀、野蛮愚忠的武士道。中国的尚武文化，既维护了强健的民族形象，又不失大国风范。

菊出中华，传入日本后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文涵义，其中不仅包含着道德情操、民族精神、美学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还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文化的特点。日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他们接受儒家道德标准与菊花的“君子”象征意义的精神内涵。同时也进行改造。淡化中国菊文化中辟邪、长寿等吉祥含义，形成了代表日本民族自己特色的菊花意象。中日菊花意象的人文涵义，反映了文人墨客、普通民众不同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这种差异是人们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的漫长积淀的过程。由于中日的菊文化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中国古代文明，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文意象，因此，了解中日文化，加强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将有利于两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双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意思的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批准书的日方文本封面上，也印着金色的菊，体现了菊花表现的主题——团结。据此，我们认为中日菊文化的认识虽有所不同，然而，它给人带来的美好感受和崇高启迪却是永恒的。

责任编辑：原　石

作者：王　莲　谢建明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2：

鲍照与王僧达之诗歌唱和

寒门士子鲍照，才秀人微，湮没于当时，故为其立传者甚少。其交游及由此产生的诗歌唱和，亦鲜有所存。本文拟选取鲍照好友王僧达，立足史料和文学作品，考析二人间的诗歌唱和情状，旨在探究诗人交游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学界对鲍照的研究，多侧重对其作品研究，而对其交游及诗歌唱和的研究却甚少，仅有丁福林先生所撰《鲍照交游考略》及其两篇续文，通过爬梳史料记载，将与鲍照有交集的人物逐一作简要介绍，但较少论及诗歌唱和。诗歌唱和有其特殊的创作语境，与不同对象的交游，唱和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情感表达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鲍照一生，与多人皆有交往，其中不乏帝王文士、才子贵胄，亦有方外僧侣。探究其交游情形，一方面可以了解刘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另一方面，管窥交游对诗人思想性格、人生际遇及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亦是鲍照文学研究的新角度。鲍照与当时琅琊王氏僧达的交游就是与才子贵胄交游的典型，对他的思想性格、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鲍照一生著有诗、文、赋等247篇，今有钱仲联为其所作注《鲍参军集注》。王僧达的诗现存五首，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文五篇，其中，《祭颜光禄文》被《文选》所收录。《隋书·经籍志》录有《王僧达集》10卷，现已佚。梳理相关文献，可知鲍照与王僧达两位门第悬殊的才子，因相互欣赏才情而交往密切，且在交往过程中，二人有诗歌唱和。尽管诗歌数量有限，王僧达的诗也大都亡佚，但通过仅存的诗篇，依然可窥二人珍贵的友情和交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唱和诗

诗歌上的互相唱和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主要表现方式。元嘉二十五年（448）春，王僧达因为母丁忧，而辞去太子洗马一职，两年后出为宣城太守，两人在京都相见，临别时，鲍照临作《送别王宣城》诗以赠别：

发郢流楚思，涉淇兴卫情。既逢青春盛，复值白苹生。

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

颍阴腾前藻，淮阳流昔声。树道慕高华，属路伫深馨。

这是他们交游而作的第一首诗歌，整首诗充分表达了二人的深情厚谊。诗发端二句，便以“发郢”“涉淇”所引起的鄉思暗示送别的主题，表现送别时的难舍之情。郢为楚国国都，淇水是流经卫国的一条大河，离开郢都，渡过淇水，以空间距离之广阔来表达为了友情，不辞路途遥远、行路艰难。“楚思”“卫情”，暗用屈原的衷情与《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深情，抒发对好友的思念。“既逢”二句，化用《礼记》“季春之月，苹始生”语，点明送别的时间。“青春盛”则暗示僧达正值青春盛年之时，劝勉之意不言而喻。中间四句，通过送别之地江郊树木繁密，昏暗微明的凄凉景色，引出别宴举杯惆怅的感叹，以致吹奏的乐曲和吟唱的曲调都带有凄凉的情调，表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时的难舍难分和对友人的无限留恋。末四句则是正面写送别，用苏辙、汲黯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说僧达治理宣城，将会像黄霸、汲黯一样以仁义为本，取得良好的政绩。既是对友人的临别祝愿，也表达了他对友人治理才能的信心，显示了二人深厚的友情。

在这首送别诗中，鲍照在抒发真挚友情的同时，也对友人的前程寄予热忱的期望，表示良好的祝愿。唯有知己，方有如此盈盈情谊和真诚祝福。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云：“此诗章法明整，可谓赠送之则。起二句兴，‘青春’二句入题，‘广望’四句叙送别，‘颍阴’四句陪宣城。”方评可谓中的之语，四句叙别情，四句祝友人，此可谓用心、用情。

元嘉二十九年（452），王僧达在义兴郡担任义兴太守。同年，鲍照自江北南返回京都建康之后，于六七月间乃有义兴之行。他到达南徐州义兴郡后，去看望好友王僧达，二人在七夕唱和作诗，王僧达作有《七夕月下诗》一首：

远山敛氛寝，广庭扬月波。

气往风集隙，秋还露泫柯。

节期既己孱，中宵振绮罗。

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

这首诗可称得上是情景相融的佳作，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七夕月色的清冷幽雅之美，以此来烘托牛郎织女相聚时短暂的美好时光，暗传对二人友情的珍重。中国文化中，自汉代开始，七夕富有独特的含义，是牛郎织女相逢诉衷情的时刻。《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被阻隔的爱情悲剧，抒发人世间不如意的爱情。后世多有以七夕为题抒发爱情的诗词，宋代秦观的《鹊桥仙》堪为典范。且不论鲍照与王僧达相遇日子确为七夕，但是，以七夕为题抒发情感，足见二人真挚的友情。

鲍照随作和诗一首，即《和王义兴七夕诗》：

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

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

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

赞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这首诗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鲍照与王僧达交游的第一首和诗。虽然，他们后来还写有许多互相唱和的诗歌，但由于王僧达的诗歌大多数都已经亡佚，因此，这两首唱和诗就显得意义非凡，对于我们研究考据他们当时的交往情形非常有帮助。

与王僧达的《七夕月下诗》在情景交融中略重于写景不同的是，鲍照的《和王义兴七夕诗》这首诗虽亦情景相融，但重在抒情，这就颇有意味。作为寒门弟子，鲍照在情感上，对贵胄王僧达深沉，在心理上，也更依赖。诗中的“偶影有双夕”一句，也运用了牛郎织女的典故，但突出“双”的意义。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有注，“曹植《九咏》注曰：‘牛女为夫妇，七月七日得一曾同也。’”紧接着诗人还运用了《汉书·韩信传》中韩信与刘邦“金兰交”的典故，赞美了他们间的义结金兰，以此来衬托他与王僧达之间的金兰之交。“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这两句则以“思妇”自比，抒发内心的孤独寂寞，“泣征客”进一步将自己刻画为泣涕涟涟的形象，表达对友人的难舍难分之情。

此外，这首诗在抒情写景方面颇有妙处，其既避免了情与景的背离，也极好地做到了情景相融与相得益彰。王夫之就曾评价说：“役心极矣，而绝不汍澜，引满之余，大有忍力。‘宵月向掩扉’，苦于索景，杜陵每于此诣入。此等语洗露难，函盖尤不易，此杜陵之所以终不及鲍也。”

元嘉三十年（453），王僧达因支持刘骏而官运亨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护军将军。同年秋，鲍照在建康与王僧达相遇，并相唱和，有《和王护军秋夕诗》：

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惊飙西北起，孤鴈夜往还。

开轩当户牖，取琴试一弹。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

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泉涸甘井竭，节徙芳岁残。

生事各多少，谁共知易难。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

愿托孤老暇，觞思暂开餐。

根据诗歌题目可知王僧达先作诗一首，然后鲍照紧接着和诗一首，王僧达的原诗已亡佚。诗中“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这四句诗反映出在金秋肃杀背景之下，诗人对自身处境的担忧。“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两句，则借用吕安与嵇康交友的典故，意指自己与王僧达的友情。《晋书·嵇康传》载：“吕安与康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审视诗人与王僧达的生平，可知就在他们这次见面之后的两三年里，王僧达就因事被罢官后又被赐死，这其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不难从诗歌中看出鲍照此时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内心隐约的惶恐。

二人间的唱和诗虽不多，但都充分表现了鲍照与王僧达是事业上的知己、文学上的知音、生活中的佳友。

二、学陶诗

元嘉四年（427），鲍照十二岁，这一年大诗人陶渊明卒。鲍照对陶渊明非常仰佩，故于元嘉二十九年（452）七八月间作有《学陶彭泽体诗》五言诗一首，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注云：“奉和王义兴。”王义兴，即义兴太守王僧达。可见，此诗亦为鲍照与义兴太守王僧达相唱和之作。诗歌创作之因，缘自僧达作诗学陶而鲍照见而和之，诗云：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

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叹息望天河。

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

王僧达的学陶诗今已不存，唯有鲍照的和诗，这不仅是文学史上学陶的第一首诗，也是了解王僧达学陶诗的窗口。丁福林先生在《鲍照年谱》中考据此诗，认为鲍照的这首学陶诗“摹拟不如江淹之几乎乱真，然而竟有不‘直为田家语’的‘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直接用萧统所认为‘白璧微瑕’的《闲情赋》中‘泛清瑟’‘悲罗襟’的丽句，确是在学陶彭泽体而运用自如，不损害其为现存的最早的一首”。

陶淵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是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成就巨大。他以恬淡自然淳厚的诗风，在魏晋诗歌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陶渊明在生前及相当一段时间内，少有知音，不被重视，并不在魏晋诗歌发展的主流之内。当时对其景慕者，包括像王弘、檀道济等刺史，亦是仰慕其文人，敬重其隐者之风，而非诗文。陶渊明卒后，沈约撰《宋书》，为之立传，传入《隐逸传》而非《文苑传》，可知沈约亦主要视陶渊明为隐士，而非诗人。传文对陶渊明行事叙之甚详，而于文章书籍了无评语。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李延寿等撰《南史》，皆仿沈约之例，将他列入《隐逸传》。沈约之外，钟嵘《诗品》叙陶诗也于“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等人，终不言陶。凡此之类，皆表明在南朝时期，陶诗作为文学，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直到唐宋，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等人皆咏陶、和陶，陶诗才真正受到重视。

段熙仲《鲍照五题》论鲍照的这首《学陶彭泽体诗》云：“渊明卒后，当时诗人及史臣都不甚重视陶诗，直至梁代，才入《诗品》。而在渊明卒后二十五年就有王僧达作诗学陶体而明远和之。”这足以表现出二人极高的文学眼光。王僧达作学陶诗，而鲍照和之，说明二人在认同陶诗这方面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二人文学创作观念的相似。

刘宋时期因流行华靡绮丽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陶诗诗风自然浑朴，得不到时人推重，亦是必然。然而，因王僧达、鲍照二人较早学陶，再到萧统编《文选》既录陶诗，并且为陶集作序，称“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美;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推崇独至。倡始者的影响，历久而大，从文学史上对陶渊明的接受来看，意义深远。

三、结语

鲍照与王僧达志趣相投，打破士庶壁垒，以文义交往数年之久。这些珍贵的唱和诗歌以及学陶、和陶之诗，不仅是二人友情的见证，也引起了当时文坛仿陶之风的盛行，对研究陶渊明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接受情况，多有裨益。

作者：王文越

南朝的行事探究论文 篇3：

论《牡丹亭·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牡丹亭》是我国文学史上、戏剧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不朽之作，近年来其女性意识备受学界关注。《冥判》一折是《牡丹亭》故事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其报花情节在表现传统社会女性命运的同时折射出一种具有进步意义但尚不彻底的女性解放意识，这与《牡丹亭》整体女性意识相吻合并可为其缩影。

关键词： 《牡丹亭·冥判》 报花情节 女性意识 杜丽娘 男权

《牡丹亭》是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自问世以来，《牡丹亭》一直吸引着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开始备受关注，如今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前人在探究《牡丹亭》女性意识尤其是作为女主人公的杜丽娘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时往往从《游园》、《惊梦》、《寻梦》、《写真》、《幽媾》、《冥誓》等几折入手，而《牡丹亭》一剧中同样十分重要的《冥判》一折却鲜有人涉及。笔者认为《冥判》一折是全局剧情的重要转折点，同时是主人公命运变化的关键点，汤显祖虽未在此折子中对杜丽娘这一人物施以过多笔墨，但这并不妨碍《冥判》一折中女性意识的呈现。事实上《冥判》中渗透出的女性意识极具探究价值，其中以报花情节为最。笔者拟以《牡丹亭·冥判》报花情节为切入点，探究其中所渗透出的女性意识。

一、《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命运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冥判》一折正是这“生者可以死”与“死可以生”之间的关键节点。在这一折中因与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会后相思成疾、一病而亡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阴司接受胡判官的审问，在讲明“离魂”原由、请来花神作证后杜丽娘最终获得了“随风游戏”寻找柳梦梅以谋还阳的机会。可以说《冥判》一折既承接着杜丽娘情深而死的前情又兆示杜丽娘因情复生并与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后事，该折在《牡丹亭》一剧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冥判》亦名《花判》，其中的报花情节发生在花神为杜丽娘因梦而亡作证的过程中。这一情节主要由一段【后庭花滚】构成。在《牡丹亭》多数版本中此段由花神与胡判官对唱，花神报一花名，胡判官就该花作出评点，这些评点连缀在一起便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平全景，该段主要内容如下：

〔末〕便数来。碧桃花。〔净〕他惹天台。〔末〕红梨花。〔净〕扇妖怪。〔末〕金钱花。〔净〕下的财。〔末〕绣球花。〔净〕结得彩。〔末〕芍药花。〔净〕心事谐。〔末〕木笔花。〔净〕写明白。〔末〕水菱花。〔净〕宜镜台。〔末〕玉簪花。〔净〕堪插戴。〔末〕蔷薇花。〔净〕露渲腮。〔末〕腊梅花。〔净〕春点额。〔末〕翦春花。〔净〕罗袂裁。〔末〕水仙花。〔净〕把绫袜踹。〔末〕灯笼花。〔净〕红影筛。〔末〕酴醿花。〔净〕春醉态。〔末〕金盏花。〔净〕做合卺杯。〔末〕锦带花。〔净〕做裙褶带。〔末〕合欢花。〔净〕头懒抬。〔末〕杨柳花。〔净〕腰恁摆。〔末〕凌霄花。〔净〕阳壮的咍。〔末〕辣椒花。〔净〕把阴热窄。〔末〕含笑花。〔净〕情要来。〔末〕红葵花。〔净〕日得他爱。〔末〕女萝花。〔净〕缠的歪。〔末〕紫薇花。〔净〕痒的怪。〔末〕宜男花。〔净〕人美怀。〔末〕丁香花。〔净〕结半躧。〔末〕豆蔻花。〔净〕含着胎。〔末〕奶子花。〔净〕摸着奶。〔末〕栀子花。〔净〕知趣乖。〔末〕柰子花。〔净〕恣情奈。〔末〕枳壳花。〔净〕好处揩。〔末〕海棠花。〔净〕春困怠。〔末〕孩儿花。〔净〕呆笑孩。〔末〕姊妹花。〔净〕偏妒色。〔末〕水红花。〔净〕了不开。〔末〕瑞香花。〔净〕谁要采。〔末〕旱莲花。〔净〕怜再来。〔末〕石榴花。〔净〕可留得在？

笔者认为以上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分别照应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普遍必须经历的四个人生阶段。从碧桃花到木笔花为第一部分，是热恋订婚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先引用刘阮上天台、谢金莲诗酒红梨花等典故勾勒出了一个处于热恋中的青年女子，继而又通过象形与谐音（如取金钱花花名比附下聘）等方法细致描画了问名纳彩等订婚过程；从水菱花到紫薇花为第二部分，是新婚及婚后蜜月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依旧采用象形（如取细长的杨柳花比附女子纤腰之态）、谐音（如取翦春花花名比附裁制婚服）、用典（如宋武帝寿阳公主梅花点额）等手段，细致地描摹出女子新婚时精心装扮的喜悦、洞房花烛的甜蜜，乃至婚后蜜月期的恩爱缠绵也涵盖其中；从宜男花到孩儿花为第三部分，是生儿育女期。这一部分由素来为母亲代名词的萱草的别名宜男花开始写起，仍采用前两部分中的种种技法将步入婚姻后女子由怀胎到生育再到抚育孩儿的漫长过程展现出来，而这种相夫教子的琐碎生活才是传统社会女性婚姻生活的常态；从姊妹花到石榴花为第四阶段，是美人迟暮期。这一部分延续了前部分中各种技法的运用，以姊妹花开始过渡到女子婚姻生活中出现了姬妾等第三者时女子只能黯然“偏妒色”的阶段，此时女子青春不再（了不开）、夫妻恩爱已减（谁要采），女子只能在幽怨与祈盼中一步步走向衰亡（怜再来、可留得在）。而在这一大段罗列着各色花名与慨叹的文字之后，胡判官接下来的唱词中一句“牡丹亭又把他杜鹃花魂魄洒”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慨叹杜丽娘因梦而痴、为情而死的可惋命运，但在深层含义上也承接着上文中对女子迟暮生涯的描写，道出了女子不可避免的香消玉殒的命运。可以说作者在《冥判》一折中以报花形式将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女子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都淋漓尽致地描画出来。

二、《冥判》报花情节中未完全觉醒的女性意识

笔者认为《冥判》中的报花情节并非只是胡判官、花神两个配角单纯的插科打诨，也并非如部分观点认为的仅是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闲笔。可以说这段花费了汤显祖大段笔墨描画出的近乎泛化的女性的人生履历不但部分昭示了女主人公杜丽娘的人生走向，而且体现了传统社会男权话语占绝对权威的大环境下作者对于女性普遍命运的关切与思考。其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颇具特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冥判》报花情节对女性是持赞美态度且寄以美好祝愿的。在上文所述的女子人生四个阶段中二三阶段即新婚蜜月期和生儿育女期占据了多数篇幅，这两个阶段是女性一生中由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作者不但“以花写人”用花这种极尽美丽的意象对女子加以况喻，而且不遗余力地描写女性种种美好形态（如露渲腮、春点额等）和欢悦心态（如情要来、人美怀、呆笑孩等）；其次，在作者赞美女性、祝福女性的段落里已隐约体现出了一些类似于女性觉醒的意识，在第一部分恋爱订婚阶段作者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议婚仪式（金钱花到木笔花）之前有意地安排了自由恋爱的情节，虽然只有“碧桃花。他惹天台。红梨花。扇妖怪”四句，但出自《幽明录》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与仙女同居的故事自南朝以降一直被作为风流韵事广为传颂作者，而元杂剧《红梨花》中名妓谢金莲持红梨花与才子赵汝州相会相爱并终成眷属的故事在明代也有很广的流传度，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典故很能体现作者对自由恋爱的肯定。在第四部分美人迟暮阶段，作者虽写了女子“偏妒色”的内容，但对于妒忌这种明显为传统“妇德”所不许且名列“七出之条”的“妇人恶行”作者不但未加以批判，反而对其“了不开”、“谁要采”的尴尬境遇很理解、同情；最后作者对隐含在胡判官、花神二人唇枪舌剑中的那位虽非实指但颇具普遍意义的女性及其命运始终夹杂着一定的悲悯情绪，尤以报花情节的尾声处一曲【寄生草】为最，此段以“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两句控诉式的慨叹开头，继而又以赵飞燕（夜舒莲扯不住留仙带）、杨贵妃（海棠丝翦不断得囊怪）、步非烟（瑞香风赶不上非烟在）三个薄命红颜的典故将这种慨叹抒发得更具体，最后“花容那个玩花亡”与“花神罪业随花败”表面上看只是对杜丽娘为情而亡的戏谑和对花神在杜柳二人因梦生情一事中作法的嗔怪，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下绝大多数女性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慨叹。

必须正视的是《冥判》报花情节所体现的女性意识虽然很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本质上仍未摆脱封建礼教的影响，仍属于男权话语体系下有限且不彻底的女性意识觉醒。首先，虽然从报花情节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由衷赞美，但这种赞美多局限于男权世界要求对女性身姿、体态（如春醉态、头懒、腰恁摆）等方面的要求，女性仍处于被观赏、被把玩的位置。在人物角色上女性的身份经历由婚龄少女到新婚少妇到贤妻良母直至色衰怨妇的转变，这些转变都需借助婚姻、生育甚至性爱完成，女性在社会身份上仍是男性的附属。就如此折中胡判官之所以使杜丽娘免于被“贬在燕莺队里”并将其释放的原因并不是被其至死不渝的深情感动，而是忌惮于杜丽娘安抚使之女、未来状元之妻的身份；其次，《冥判》报花情节虽体现了作者对婚恋自由的肯定，但显然作者这种自由最终仍需回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下方能合理，故而在“上天台”、“扇妖怪”之后，青年女子与她的恋人依然要走回其“下的财”、“结得彩”的老路上才能“心事谐”。正是出于这种对封建礼教下婚姻模式的认同此折中杜丽娘表明自己在未婚情况下与“秀才梦的绵缠”遂“慕色而亡”后遭到胡判官先入为主的轻视，直到胡判官在婚姻簿里查明她与柳梦梅“前系幽欢，后成明配”乃是天定时这种轻视才得以消除；最后，虽然作者对这种传统社会中女性近乎宿命般的命运很悲悯，但这种悲悯主要集中于对暮年女性年老色衰的慨叹上，处于这一阶段女性已不符合男性权威们对女子既定的审美要求，因而不再为其所依附的夫权看重（谁要采），其存在的价值也随意降低，而整段唱词中悲叹意味最明显的“石榴花。可留得在”一句虽体现出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但仍是“人间未许见白头”式地惋惜，在本质上并未摆脱男权视角下怜香惜玉的格调，作者感慨女性不可避免地走向由盛转衰的命运，同时仍视男子为女性的拯救者，将女性命运走衰的原因归结为男子怜护程度的减退。因此，在此折中杜丽娘虽出了枉死城，但仍是鬼魂，只有“敢守的那破棺星圆梦那人来”时才可真正实现“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三、《牡丹亭》整体女性意识的缩影

《牡丹亭》是我国古代文学史、戏剧史上一部以崇尚真情、肯定人性而著称的爱情杰作。该剧歌颂了至死不渝的真爱，探讨了人性解放的深刻问题，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且尤以女性人物为最，剧中含有大量细致入微的闺情闺事描写，使得其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极为突出也独具特点。笔者认为《冥判》是《牡丹亭》故事由“生者可以死”到“死者可以生”的重要节点，而该折中的报花情节更是作者精心设计的集中体现其对于传统社会男权世界里女性命运的思考，其所渗透出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牡丹亭》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与高度浓缩。

首先，《牡丹亭》全剧中随处可见对于女性的赞美，而这种赞美是集中体现在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上的。纵观全剧汤显祖对杜丽娘的赞美虽并未简单局限于其外貌之美，但杜丽娘作为传统文学“才子佳人”模式中佳人的代表，美丽的外在形象却是其获取赞美的必备条件之一。在《冥判》一折中已沦为游魂野鬼的杜丽娘仍能博得胡判官“荡地惊天女俊”、“这颜色不像似在泉台”的评价看来杜丽娘的美貌毋庸置疑，而《玩真》一折中男主人公柳梦梅更是惊叹于画像上杜丽娘的美貌，如痴如狂地对画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但这种对于杜丽娘美貌的赞叹都源自于男权视角下的符合男性权威们对女子温柔、娇美等审美要求，可以说杜丽娘首先是传统社会男子普遍向往的“如花美眷”，其次才是大胆追求真爱的多情少女。当女性不具有或不再具有这种高度符合男权世界审美标准的先决条件时，即使她们仍旧具有抗争、反叛等优良品质，作者也未必会对她们加以赞美。如《牡丹亭》重要配角石道姑就是如此。石道姑是促成杜丽娘回生和杜柳姻缘的重要人物，她在救杜丽娘回生一事上为柳梦梅拿主意，事后又帮助杜柳二人远走高飞，杜丽娘对她的“信心提救”充满感激。可以说石道姑身上具有行事果决、侠肝义胆的优良品质，从其对杜柳二人不为世俗礼教所认同的媾和行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其身上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但即使如此因其在性能力上的缺失严重不符合传统社会男权价值体系的对于女性的要求，石道姑依旧遭遇了作者针对其生理缺陷的刻薄调侃，成了一个被戏谑、被嘲弄的丑角化人物。这种对于女性的有局限的赞美态度与《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意识是一致的。

其次，《牡丹亭》的故事围绕着杜柳二人“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爱情展开，其中尤以为求真爱超越生死的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最引人注目，可以说这一人物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女性意识觉醒痕迹。但需要注意的是杜丽娘的女性意识是有限的，如前文中所论及的作者对自由恋爱的态度问题，杜丽娘虽然与柳梦梅在梦中就已结缘且在其死后离魂阶段其鬼魂与柳梦梅也早行幽媾，但当其还阳回生后面对婚姻之事却仍坚持“请个媒人方好”。这与《冥判》报花情节中青年男女自由相恋后仍遵循着世俗理法放得订婚的思路一致。事实上在《冥誓》一折中杜丽娘以鬼魂的身份与柳梦梅交欢时，面对柳梦梅的求婚就已提出过“请媒相聘”、“定为正妻”的要求。除此之外，杜丽娘身上还有着其他的女性意识觉醒不彻底的痕迹，如杜丽娘虽然《惊梦》、《写真》、《寻梦》等折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觉醒倾向，但这并不表示杜丽娘不在乎夫荣妻贵、门当户对等传统男权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在全剧最后一折《圆驾》面对父亲反对自己与柳梦梅结合时，杜丽娘以“人间白日里高结采楼，招不出个官婿。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申辩，从这段自白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杜丽娘对妻凭夫贵的传统婚姻观念是持赞成态度的。而此折中杜丽娘还有“再休提探花鬼乔作衙，则说状元妻来面驾”的唱词，从中可以看出与为情而死的女鬼相比，杜丽娘更享受自己“状元妻”的身份，而且其对传统男权社会世俗观念中对于男性功成名就的要求和对于女性夫荣妻贵的要求都持赞成态度。这种不彻底、有局限的女性意识觉醒是与《冥判》报花情节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一致的。

最后，《牡丹亭》中真对传统社会女性命运的悲悯情绪几乎是俯拾皆是、贯穿始终的。如作者在《闺塾》一折中以戏谑调侃形式展示了传统社会最典型的女性教育，在对比腐儒陈最良恪守道学的谆谆教诲和尚未受世俗礼教过多影响的小丫鬟春香对于圣贤文章的直观解读后作者对传统闺秀教育对压抑女性个性、束缚女性天性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含有很大的悲悯成分。但贯穿于《牡丹亭》全剧中的这种悲悯情绪也不可避免有局限性，其在本质上依旧认同女性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作者只是这个大前提下对女性几乎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抱以通情。当女性所依附的男权（如夫权、父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时，女性的命运必然受到波及，作者虽然已经能够意识到女性遭遇这类不幸命运是不公平的，但并未摒弃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女性拯救者的固有成见，并认为女性要改变自己悲惨命运必须借助男权或顺应男权。如杜丽娘的母亲杜夫人从一出场便被为传统社会妇德所不许的“无后”问题所困扰，随时面对丈夫“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的抱怨。作者对此显然持同情态度，甚至为此单列《忆女》一折加以阐明，杜夫人痛失爱女本来就可能随时爆发的“无后”问题此时变得更棘手，在怀念女儿之余杜夫人深感地位有不保之虞美，故而“老相公年来因少男儿，常有娶小之意？止因小姐承欢膝下，百事因循。如今小姐丧亡，家门无托俺与老相公闷怀相对，何以为情？”在此处作者显然是为其悲叹的。但作者在同情杜夫人的同时借为杜丽娘母女信任的丫鬟春香之口说出的解决办法竟也不过是“既然老相公有娶小之意，不如顺他，收下一房，生子为便”和“夫人肯将庶出看成，岂不无子有子”。从这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女性为夫权所嫌弃时境遇是悲惨的，但女性依然不能违抗传统男权社会的既定规则对男权有所拂逆，这样女性才可能获得来自其所依附的男权的拯救从悲惨中解脱出来。这与《冥判》报花情节中的女性悲悯意识一样。

综上可知《冥判》报花情节作为《牡丹亭》一剧重要内容的核心部分，在以往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缩影，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时代等诸多因素而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这并不能否定其进步意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仍具有很多深层意蕴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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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