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会计思路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西方学者在对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及巨型城市区域的研究中,提出利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来研究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理论和方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网络会计思路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络会计思路研究论文 篇1:

高管社会网络、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绩效

【摘要】   从战略决策制定的角度出发,文章将企业战略差异度纳入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研究,选取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5 57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采用固定效应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差;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选择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企业绩效表现就会更差,且企业战略差异度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杠杆水平以及经营现金流量等公司层面特征的影响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表明,高管的社会网络和战略偏差对企业绩效起着重要作用,这对企业正确利用社会网络、调整战略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网络;企业绩效;战略差异

一、引言

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社会网络即指人与人、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等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错综复杂,以某一点为中心,越往外,表明关系越疏远;与点的距离越近,表示关系越亲近。关系的存在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领域中,关系的地位同样重要。现如今经济领域的环境十分复杂,竞争也愈加激烈,为增强自身竞争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于各种关系的维持至关重要。社会网络是高管拥有的强有力的竞争资源,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桥梁与纽带(Powell,1990)。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高层管理人员及时获取更加有效、更加准确的信息资源,获得人力、财力以及技术上的支撑,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绩效是企业战略实施效果的直接体现,同时企业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企业制定战略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可能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对社会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在早期,有学者(Roy,1952;Seashore,1954)认为社会网络的存在不利于人们提高工作的效率,原因是人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各种挑战去维系自己的关系网,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人们重新认识社会网络源于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或者组织是嵌入在社会网络里的。在嵌入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研究社会网络,同时也有学者研究社会网络中心度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正向相关,如Burt(1994)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组成可以使得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获得益处。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获取所需的资源,达成自身的目标,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们能在社会网络关系中通过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提高各自的效率(Putnam,1993)。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理论更侧重于探讨社会网络关系的积极影响,并与资源的获取相联系。然而,Burt(1997)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结构以及社会网络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网络产生的利益。在此基础上,Leenders(1999)提出企业社会负债的概念,认为企业社会负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相对立,即指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的对实现企业目标不利的因素,企业社会负债主要倾向于阐述社会网络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发展过程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拥有的资源十分关键,因此探究企业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社会网络关系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企业绩效很有必要。企业绩效是公司战略实施效果的直接体现,而企业战略的制定又取决于高管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一逻辑思路,本文建立起高管社会网络关系、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三者的理论框架,拟对三者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一是从理论价值而言,丰富了战略差异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目前有关战略差异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的规模大小、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等(陈收等,2014),有关战略差异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交易成本、经营风险以及企业绩效等(叶康涛等,2014;郑兵云,2011;Tang et al.,2011)。二是从应用价值而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高管合理地构建和运用社会网络,有针对性地调整战略决策,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社会网络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会学应用到公司的财务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对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联系,是人或者组织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流而产生的。社会网络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活动,投资过度抑或不足都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的积极效应,投资效率低下会产生一种约束或债务。

关于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学者们的结论尚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关系能够促进企业绩效。企业网络关系的存在有利于企业规避未知的风险,更好地发展。企业拥有的网络关系是企业获取资源的有利途径,也是企业人脉的体现,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成果,增加企业创新机会,提高客户忠诚度,及时获取信息,帮助企业创造价值(Lee et al.,2001)。高管团队的外部网络通过其广度和强度影响企业销售增长率以及股票的波动,内部网络则是通过宽度影响销售增长率和股票的上下波动。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关系阻碍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的初始建立以及后续的维持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当事人为了能够在社会网络关系结构洞中占据关键位置,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必不可少。由此产生的成本可分为冗余成本和必要成本。冗余成本是指企业在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关联,这些关系可能只是作为有效联系的附加产品而存在,其产生的积极效应可能微乎其微,会因为重复或冗余使得企业投入不必要的成本,造成浪费。而必要成本则是企业为有效的社会关系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企业社会网络使企业增加的不必要的成本阻碍了企业绩效的提高。

本文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即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的更多的是消极效应。一方面,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化错综复杂,当企业花费一定代价建立起社会网络时,很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社会网络难以发挥原有的作用,从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产业链的演化也使得网络不断细分,利润往往是从最中心的网络位置向占有和控制网络彼此关联位置的企业集聚。当企业所占据的位置处于网络的中心,现有的位置相对稳定,难以发生巨大的变化,此时企业建立的原社会网络不利于企业转向获益更佳的网络结构位置,从而形成了企业社会负债。另一方面,委托代理问题的加深是企业社会网络拓展中产生的重要问题,企业面临着利益被侵占的经营风险。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往往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二) 社会网络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的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文献较少,与二者关系研究较为相近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对企业战略决策、多元化战略和战略联盟的影响。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及时获取有效的信息与资源,与行业最新动态发展保持一致,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竞争力,进而制定企业战略,此时企业战略与其所在行业常规战略产生了差异。社会网络能为企业带来信息、资源、声源等优势,而且社会网络关系越丰富也代表了管理者个人的能力,这些都是影响企业战略差异的因素。

1.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战略。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那么高管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多,高管可利用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进而利用这些信息做出能增加企业价值的决策。社会网络关系为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与资源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对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创新战略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创新战略的实现往往范围较大,需要各组织间进行合作、沟通、交流信息以及分享资源等来实现(Powell et al.,1996),由此可见,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具有能动的影响作用。

2.社会网络与企业多元化战略。以高阶理论为基础,企业高管团队的特征会对企业战略差异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通过企业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的绩效(Hambrick and Mason,1982)。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巫景飞等(2008)的研究发现,高管政治网络促进了企业业务和地域的多元化。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往往受其所拥有的资源约束的影响。可见,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网越大,获取信息与资源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越高,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大。Hoskisson et al.(1993)研究发现,企业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资源交换会加大企业产品的差异性,企业多元化程度加强,更能有效地降低生产运营中的成本费用。企业之间的关联度越高,越有机会产生协同效应(Schonlau and Singh,2009)。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及其方法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学者们开始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探究连锁董事行为,逐渐形成了资源依赖理论、金融控制理论和共谋理论等(Eisenbeis and McCall,1978)。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出发,企业的资源往往具有差异性,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更难在市场上通过各种定价方式进行交易,而企业的无形资源比企业的机器设备等更能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企业掌握的信息的速度、精确性直接影响了企业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企业的高管人脉越广泛,其所在企业获取信息越迅速、准确,企业若想在竞争环境中获益,一味地盲目效仿同行业或成功企业的战略规划自然是行不通的,要想不断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企业必须通过掌握的信息与资源制定与同行业不同的战略规划。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企业高管通过自身优势掌握了及时、有效和相关的信息和资源时,从发展战略上来看,如果此时企业不把握这个机会,不充分利用已有资源,那么企业的发展则很难实现跨越式的进步,信息只有在少数人知道的时候才更加珍贵,一旦这些及时有效的信息被广为流传,那么企业则失去了竞争优势,高管的中心度作用也会降低,因此,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掌握最新资源与信息时,制定与同行业战略不同的战略规划,实现创新型发展途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战略差异度显著正相关,即高管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

(三) 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战略差异度即企业战略与其所在行业常规战略的偏离程度。Goll et al.(2007)的研究表明,战略差异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当企业选择与其所在行业相似的战略时,企业的绩效或许与其行业发展的平均水平没有大的差异,由于相似的战略选择,使得企业缺乏创新精神,在与同行业的竞争中并不占据竞争优势,这并不利于企业持续地扩大发展规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战略差异阻碍了企业绩效的提升,不利于企業生存(Singh et al.,1986)。叶康涛等(2014)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所有者权益的价值相关性越高,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越低。陈收等(2014)通过研究战略差异在CEO权力和企业绩效中发挥的作用发现,战略差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CEO权力越大,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此时企业绩效极端表现越明显。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与发展,若企业制定的战略趋同于其所在行业常规战略,那么企业的发展水平也会保持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经营风险不大。仅仅研究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困难(Zhang and Rajagopalan,2010),因此本文以高管社会网络关系为前提背景,将高管社会网络关系、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三者放在一个框架里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高管社会网络关系的维持需要一定的成本,战略决策的制定又依赖于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的高低,当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高时,企业往往会依赖于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开拓创新,此时企业的战略往往会偏离其所在行业的常规战略,维持关系成本的增加拖累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战略差异度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那么企业绩效往往会更低。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而且战略差异度在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中央组织部在 2013年10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许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纷纷辞职,这将使得上市公司高管社会网络在此前后的可比性大幅降低,为保证上市公司高管社会网络数据的纯粹性,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以下指标:(1)金融行业的企业;(2)样本期间被ST、*ST的企业;(3)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研究样本数5 57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的高管社会网络数据是根据CSMAR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手工整理后获得,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选取

1.高管社会网络变量(SN)。借鉴EL-Khatib等(2015)的观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任职关联数据为研究对象,计算出高管的社会网络中心度,具体包括点度中心度(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Closeness)、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和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2.战略差异度变量(DS)。战略差异度指的是企业战略与企业所在行业常规战略的偏离程度,本文参考Tang et al.(2011)、叶康涛等(2014)的研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选取以下六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在战略中的投入程度:(1)广告强度;(2)研发强度;(3)资本密集度;(4)固定资产更新度;(5)期间费用投入;(6)企业财务杠杆。其次,将上述六个指标标准化后取绝对值。最后,求取六个指标的平均值,从而得到综合的战略差异度指标。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表明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越高。

3.企业绩效(ROA)。从我国资本市场的角度,结合我国制造业的行业特点,本文在主回归中选取ROA(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作为企业业绩评价指标。

4.其他变量。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成长能力、杠杆水平、经营现金流量、董事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上页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1.为对高管社会网络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设立面板模型 (1) 进行实证检验。

ROAit=β0+β1SNit+β2Controlit+∑IND+∑YEAR+uit

(1)

其中:Control为影响战略差异度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杠桿水平(LEV)、经营现金流量(OCF)和董事会规模(Board_size) (下同)。

2.为对高管社会网络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设立面板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

DSit=β0+β1SNit+β2Controlit+∑IND+∑YEAR+uit

(2)

3.对高管社会网络是否通过企业战略差异度影响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关于战略差异度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借鉴Baron & Kenny(1986)的做法,根据Baron & Kenny关于中介变量的定义,战略差异(DS)在高管社会网络(SN)与企业绩效(ROA)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SN和ROA必须显著相关;(2)SN和DS必须显著相关;(3)DS和ROA必须显著相关;(4)当DS进入SN与ROA的关系分析中,SN和ROA的关系消失。如果当DS进入SN与ROA的关系分析中,SN与ROA的关系依然显著相关,则称DS在SN和ROA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为对高管社会网络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设立面板模型(3)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设立模型(4),结合实证结果分析各项战略差异指标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

ROAit=β0+β1SNit+β2Controlit+∑IND+∑YEAR+uit

(3)

ROAit=β0+β1SNit+β2DSit+β3Controlit+∑IND+∑YEAR+uit     (4)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绩效的均值为0.05,中位数为0.04,表明大部分样本企业业绩高于全样本平均业绩。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最大值为89,最小值为10,表明企业间高管社会网络关系存在较大差异。战略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0.08,标准差为0.065,表明行业内各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较大。关于控制变量,我们注意到,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6%,表示公司总资产中约有一半是通过负债筹集的。在取自然对数后,2008—2012年企业规模的均值为21.622,最大值为25.518,表明样本企业的公司规模大小相当。

从表3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高管社会网络与战略差异度显著正相关,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度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企业绩效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当企业举债经营比率越大时,企业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大,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绩效。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经营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现金流量越大时,企业的战略选择往往偏离其所在行业常规战略水平。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3.0对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1.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关系检验。从表4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战略差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战略差异度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与本文假设的预期完全一致。这表明,高管社会网络中心越高,企业会较容易获取更多有效的资源与信息,为增大企业自身竞争力,反而会倾向于采取和同行业不同的战略决策。

2.企业战略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检验。从表5企业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度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企业的绩效就会更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为实现差别化经营,获取竞争优势,制定了与本行业不同的战略决策后,企业面临的风险自然就会增加,这反而拖累了企业绩效的增加。

3.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检验。从表6的回归结果发现,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一方面随着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的提高,企业维持高管间关系所需成本也会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加大了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企业利益面临被侵占的风险。

4.战略差异度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从表7战略差异度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1)SN和ROA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2)SN和DS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3)DS和ROA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4)当DS进入SN与ROA的关系分析中,SN与ROA的关系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根据Baron & Kenny(1986)的检验程序以及其对中介变量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战略差异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一) 变换战略信息指标

本文是从六个维度对战略差异度进行综合衡量,其中,由于广告和研发支出几乎不在报表中显示,所以本文用销售费用作为广告费用的替代变量,用无形资产净值来替代研发投入。然而,用这种方法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此,本文借鉴Tang et al.(2011)的研究,剔除研发强度和广告强度这两个维度的指标,用剩余的四个维度的指标衡量企业战略差异。四维度战略差异度指标与六维度战略差异度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8699,高度相关。未报告的结果表明,用上述方法衡量战略差异度时,得出的回归结论与用六个维度衡量战略差异的方法结果一致。

(二) 变换高管社会网络指标

为了更全面地度量社会网络中心度,本文将四个指标综合考虑。以最大值和中位数计算的公司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为研究指标。因为中位数可衡量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的平均水平,其次公司治理决策可能受某一个网络程度很高的高管影响较大,所以也考虑了最大值(Schonlau和Singh,2009;Larcker等,2011)。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从战略决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将企业战略差异度纳入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运用固定效应回归。研究结果发现,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企业战略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时,企业绩效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绩效度越低,且企业战略差异在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高管社会网络和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都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若想增强自身竞争力,离不开信息与资源的支撑。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越有机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利用掌握的信息与资源,及时调整战略决策。本文研究对于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社会网络并不总是有益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负债很多时候是并存的。企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应盲目地花费大量成本去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而应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与外部环境决定网络构建的边界值。为此,企业要正确利用社会网络关系,有计划地调整战略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绩效。X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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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慧

网络会计思路研究论文 篇2:

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多尺度研究

[摘要]西方学者在对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及巨型城市区域的研究中,提出利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来研究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理论和方法。立足生产者服务业布局数据,根据咨询管理、会计、律师、保险、银行、物流等六个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公司及分支机构在山东省沿海城市带9个城市和73个区(县)级空间单元的业务联系建寺量化矩阵,研究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特征。研究表明,在城市和功能区尺度上,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层级性、尺度敏感性、跳跃性、距离衰减性、方向性、选择性和双中心空间格局特征;在不同行业上,高端生产者服务企业构筑了特征各异的联系网络格局。这—研究对于解析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内在机理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城市群体区域;多尺度;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空间联系格局;山东沿海城市带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Sassen(1991)提冉了关于世界城市是生产者服务企业(尤其是金融业)重要聚集地和重要市场的假设,在此基础之上,英国著名城市研究学者Taylor(2004)指导下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小组(GJaWC)基于“中心流动理论”和关系型数据的创造,详细阐述了世界城市网络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并且进行了大量世界城市联系的实证研究。Hall和Pain(2006)应用了GJaWC的城市联系分析方法,剖析了欧洲八个巨型城市区域的内部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其中,以高端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下文简称APS)为基本数据指标的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APS开始成为解释城市间联系的有效工具,其研究方法不断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基于APS对城市网络结构进行的研究也在日益推进。较早见于郑红伯(2005)实证性地推演了全球城市网络的计算过程和结果;张晓明和汪淳(2008)从网络性、功能性、多中心性三个角度分析了长三角巨型城市的城镇分布格局;唐子来和赵渺希(2010)采取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以地域间企业分支机构数据为基础,探讨了长三角区域多中心化的城市体系演化趋势;尹俊等(2011)通过金融服务业企业的布局对中国城市网络进行了定量分析;谭一洺等(2011)基于服务值、连通性和网络性研究了成渝地区城市网络体系结构及其特征;路旭等(2012)基于国际APS布局信息对珠三角城市网络格局以及世界城市对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赵渺希等(2014)基于跨年度总部一分支机构企业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制造业等三个产业部类度量城市间的功能联系变化,并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网络的连接效率、出入点度、规模匹配性;王娟等(2015)基于国际酒店集团布局对中国城市网络连接度进行了研究;邹小华等(2015)基于律师事务所的空间分布格局对中国城市体系进行了等级化、网络化和区域化的研究。

此外,学者们还通过交通网络联系定量化地测度城市群体区域内部空间联系的基本格局。比如,罗震东(2010)利用长三角高速铁路(动车组)每日的发车班次作为商务旅行交通流的替代数据,定量测度并比较长三角的功能多中心强度;罗震东等(2011)以城市间客运交通流的替代数据,从联系强度和节点关系两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结构的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解析;陈伟劲等(2013)利用长途客运交通流,分析了珠三角城际功能联系的空间格局;蔡莉丽等(2013)运用社会网络测度方法对珠三角功能多中心性进行定量测度与比较分析;冯长春等(2014)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对珠三角的功能多中心性进行探讨,发现珠三角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此外,还可以用航空乘客流、铁路(地铁)乘客流、港口货物流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电信流(手机,宽带等)等进行分析,但因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相关研究正在渐次展开。

总之,国内学者借助于单个或多个APS行业企业布局信息来探讨城市群体区域内部构成的方法已较为通行,实证地域主要基于全国性或区域性尺度,聚焦于城市群体区域的总体格局及其内部联系。本文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经验,采用APS公司办公网络分布数据,以城市服务值和连通性为衡量指数,分析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多尺度空间特征,为探讨区域空间形态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二、研究设计

从APS视角人手分析城市群体区域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测度APS公司在各空间分析单元(即功能性城市区,Functional Urhan Region,简称FUR)中的分支机构等级规模,建立其在各FUR间的等级联系网络,反映该城市在此APS公司联系中的地位。将多个APS公司耦合起来统一考虑,以得出基于APS公司的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格局,以此来反映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信息传递等空间联系。这种通过将城市作为网络中节点来研究的方法的优势是易于获取数据,用办公机构的地理分布来印证城市之间是否存在持续性的功能互动,即使在不能准确获得公司业务量数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揭示出城市之间功能联系的强度和基本格局。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将APS公司的空间分布信息转化为城市间的连通关系。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单元

本文研究区域为山东沿海城市带,包括山东省的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东营、滨州、日照、淄博和济南等9个城市,以及该区域范围内73个县(市、区)空间单元(即FUR)。

(二)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通过测量APS公司的地址信息及业务联系来分析城镇网络空间结构。APS是广义中介经济的一部分,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保险、银行、金融服务、房地产、法律服务、会计和专业协会等。本文选择在山东沿海城市带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的咨询管理公司、银行、会计事务所、保险公司、物流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六个行业的60家APS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问APS公司的网站获取其分支机构的分布地点和规模信息,并基于此种信息收集方式进行企业选择。在研究区各城市中设有两个以上(含两个)分支机构的,纳入研究对象名单中。共选取了10所银行、10家会计师事务所、10家保险公司、10家律师事务所、10家物流公司和10家咨询管理公司,共计60家APS公司。在对公司进行择取后,进一步对已选取公司在各个城市的分支机构等级和规模进行量化,获取服务值信息。最终,全部FUR中的APS公司服务值数据可以量化为一个73个FUR×60家公司的矩阵。

(三)连通度分析方法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计算方法,将企业地址信息转化为m个APS公司在n个城市分布的数据库,然后将世界城市网络量化定义为一个关于V的矩阵X,Vij是这个矩阵X的初始数据,表示公司j在城市i提供的“业务量”。在本研究中,采用公司j在城市i的办公室数量和规模(包括总部与分公司)来衡量Vij。主要包括以下4个指标:

公司j在城市a与城市h之间的连通值Rab,j

Rab,j=Vaj·Vbj (j=1,2,…m)

(1)

城市a与城市h之间的总体连通值Rab

Rab=∑Rab,j (j=1,2,…m)

(2)

城市a在网络中的总体连通值Na(每个城市都连接n-1个城市)

Na=∑Rai (i=1,2,…n;且i≠a)

(3)

城市a在网络中的连通度La

La=(N/∑Ni)(i=1,2,-n)

(4)

(四)研究单元的量化赋值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将各空间分析单元分支机构的等级规模量化赋值为0~4之间的整数,即服务值。其中,0表示该APS公司未在此FUR设立分支机构;1表示分支机构规模明显偏小或需要依赖其他FUR分支机构才能实现其功能;2表示一般分支机构的功能;3表示分支机构为区域性总部或规模数倍于其他一般分支机构;4表示该公司的总部设在此地。这样的量化方法只需在取值1和2之间、2和3之间进行判别,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主观判断的误差。

三、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特征

对APS企业网络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单一城市研究单元的连通度分析和城市研究单元之间的连通度分析,从“点”和“线”两个角度归纳网络的基本特征。通过划分各城镇研究单元的连通度等级,分析城市空间联系格局的连通度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一)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尺度敏感性特征

通过对各区域服务值、城镇节点连通度、城市连通度这些量的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尺度和功能区尺度上,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均有着明显的层级性。

首先,在城市尺度上,各城市之间的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层级分布较为明显。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见图1):(1)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各层级之间的等级分布特征较为明显;(2)呈现出济南一青岛双中心的空间联系结构特征;(3)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呈现出核心一边缘式空间分异结构特征。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中心节点在东部地区比较集中,在其他地区较为分散,主要围绕青岛与济南两个节点扩展。淄博、东营和潍坊位于青岛和济南之间,而烟台紧邻青岛。第三等级包括威海、日照和滨州,这3个城市位于青岛沿海城市带的最西端、最南端和最北端。从空间分布来看,山东沿海城市带第一与第二等级城市服务值较大且差距较小,集中在山东沿海城市带中西部地区且连接成片;在鲁东威海、鲁南日照和鲁北滨州FUR服务值较小,差异不明显。因此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城市服务值分级现象明显,地理位置及行政重心导致的地理空间差异明显,围绕青岛市与济南市向外扩展,边缘地区缺乏次高等级的点来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其次,在功能区尺度上,各空间单元连通度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呈现出如下层级发展特征(见图2):(1)各功能性城市区(FUR)组合形成多中心体系化的空间结构;(2)各FUR存在集中成片发展的态势;(3)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圈层一漫溢式空间分异结构。9个城市连通度最高的城镇节点均是该城市行政中心。城市中心区有良好的交通条件和服务设施优势,容易吸引APS公司集聚。

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功能性城市区的连通度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青岛市南区和济南历下区属于最高层级,是山东省城市网络的中心节点,集中了较多数量和类型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服务网络较为健全。烟台芝罘区、济南市市中区、淄博张店区、东营东营区共4个内陆市辖区的FUR处于次高等级,属于次中心节点,集中了一定数量、多种类型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荣成市、即墨市、诸城市、东港区等部分县市以及龙口区、崂山区、福山区等部分市辖区共23个FUR属于第三等级,集中了类型和数量相对较多的生产者服务业,其中主要是银行业和保险以及物流分公司。环翠区、黄岛区、奎文区、市北区、历城区等5个FUR处于第四等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类型和数量偏少,仅有保险公司和银行的低等级分支机构的分布。文登区、昌邑区、蓬莱区、河口区、莱西市、邹平县、长清区、博山区、莒县等39个FUR属于第五等级。这些FUR中的县市大部分位于鲁西地区,位于内陆,比较闭塞,导致连通度较低,而少量的市辖区连通度低的原因是其周围的其他市辖区连通度较高,取代了该地区的部分服务功能,例如潍坊奎文区连通度很高,导致其周围的坊子区、寒亭区与潍城区连通度处于较低等级。

其中,日照岚山区、烟台长岛县和滨州无棣县连通度等值最低,与其他区域差异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长岛县位于烟台北部的一个海岛上,与其他地区联系不便,导致其连通度很低。岚山区与无棣县因位于研究区边缘,与研究区内部地区关系松弛,其连通度在本研究区内最低。总体来看,山东省的各个县市区均分布有APS公司,服务网络已相对较为健全,但是区域差异明显,尤其是鲁西部分县市区连通度较低,与服务值分布相比,连通度缩小了区域差异。.

(二)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双核心特征

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中城市之间最大的连通值出现在青岛与济南之间。设城市之间的连通度Pab=Rab/Rmax,对Pab分级并做出城市研究单元之间的连通网络结构图(见图3)。图3显示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联系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双核心特征,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不规则四边形,青岛一济南为网络主线。城市联系呈现出显著的“核心一边缘”空间分异格局,以青岛一济南为双中心,呈现等级分明的三个阶层分布。山东沿海城市带胶东地区的多中心性显著高于西岸,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胶东地区的连通度大于鲁中,还在于胶东的城际联系的等级差异小于鲁中,更具中心性。

(三)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显著的跳跃性与距离衰减性特征

济南、青岛是区域核心城市和高级功能载体,对于其他城市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且由于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和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促使城市联系方向同时呈现向心性和跳跃性(高级服务枢纽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能够克服距离衰减的影响)的特征。高等级的服务枢纽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能够克服距离衰减的影响,远远强于地理临近地域之间的联系。长距离的城际联系明显多于短距离的城市内部联系,邻近性不再是产生服务联系的主要基础。同时,网络功能在城市内部集中化,一些研究单元形成功能意义上的“跳跃性”,东营、滨州、威海都仅有一个片区被网络覆盖,各孤岛间形成“跳跃性”的网络联系。从区域管制的角度看,为适应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跳跃性”发展,应当增强跨行政边界的区域协调行动,在区域统筹的思路下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基础设施,才能促进高端资源的有效流转与疏导,才能加快山东沿海城市带一体化进程,推动山东沿海城市带功能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较低端的服务枢纽之间的功能联系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这些低端的服务枢纽相互之间距离较近的往往联系密切,距离较远的则联系微弱甚至没有联系。

(四)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优先性特征

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显著的指向济南、青岛的向心性特征(见图4)。向心性特征反映了济南、青岛作为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控制中枢、制度与文化创新的源空间、技术和信息广泛交流的地区,其战略地位显著。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连通度的空间分布随着网络节点行政等级和空间单元破碎程度的变化而改变,这使得网络多中心性变化呈现一定的方向性,具体表现为山东沿海城市带网络多中心性由城市尺度向县区尺度依次降低。在城市尺度中,济南与青岛的连通度与服务值出于第一等级,两地在网络中趋于同级、呈现较强的多中心性。在县区尺度中,县区间联系强度差异更为显著,呈现出以少数县区为主的多极核分布趋势,区域多中心特征并不显著。从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联系方向的选择性来看,除青岛外的其他城市都以其自身作为首位联系方向,而青岛自身的首位联系城市则是该区域“双中心”结构的另一极一济南。青岛和济南作为高等级服务枢纽,其空间联系较为多样性且富有层次,其他低等级服务枢纽的空间联系则较为单调。

四、山东沿海城市带各行业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讨城市网络的形成机理,分别对高端生产者服务公司的布局以及在城市群体区域空间联系格局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六个行业的服务公司在办公地分布、城市联系网络和城市联系优先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特征与差异(见图5)。

(一)山东沿海城市带各行业办公地点的空间布局

通过APS各行业的服务值归一化的数值大小来表示APS在各地区的布局,发现六个行业的服务业公司分为两种类型:“大网络型”包括银行业、保险公司,“小网络型”包括咨询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物流公司。城市空间联系呈现“大网络型”和“小网络型”分异特征,其网络规模、组织结构和空间布局存在明显差异:

1.从城市网络规模上看,银行和保险办公机构数量较多,几乎各个FUR均有分布,而且每个FUR办事处不止一处;而物流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办事机构较少,仅分布在少数的FUR。

2.从城市组织结构上看,银行和保险业倾向于建立一个大而全的服务网络,在各地区分布有“省级总部一地市级总部一县市区分支”的三层次结构,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网络相对简单,除了区域总部,几乎都是同级别的分所,呈扁平状分布状态,等级层次不明显。咨询管理公司网络则更加简单,除主要城市市区设有办事处外,只有其他少数地区有办公室和联络处。

3.从城市网络空间布局来看,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布广泛,遍布各地,呈现出均衡的散点状分布。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管理公司大多集中于济南和青岛的中心城区,在其他地区分布数量较少且分散,为重点集聚分布。律师事务所基本上集中分布于济南历下区和青岛市南区两大中心。物流公司多集中在青岛市南区、黄岛区、日照东港区、烟台芝罘区、威海环翠区等沿海区域以及济南市中区等市直辖区。

(二)山东沿海城市带各行业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选择性

分别对山东沿海城市带9个城市间基于单一行业的首次位联系进行表达,分析六个行业在城市间首次位联系对比图(见图5)。从图5中可以看出,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城市六个行业的首位、次位联系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会计与银行业的城市首位联系都是青岛,次位联系则为济南,这跟城市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占有情况有关,与青岛和济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符合的。物流行业的城市首位联系也是青岛,这是因为受青岛港口优势位置的影响,有大量的海运物流从青岛港口流入与流出。而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在陆路与航空物流方面扮演了区域中心的角色,各种运输物品在此进行集中运输或分散派送。咨询与律师行业的城市首位联系为济南,这是因为济南作为政治中心而产生的特殊影响。其中咨询行业对于政策比较敏感,特别依赖政策的变化,因此与济南联系密切。同时,由于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大型律师事务所以及许多仲裁机构也位于济南,所以对于律师行业各城市的首位联系也为济南。保险业不存在垄断性的首次位联系城市,城市联系相对扁平化。

五、结论

1.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一体化、双中心和距离衰减的结构性特征。基于APS布局的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研究,发现,山东沿海城市带是一体化、双中心的城市区域,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以淄博、烟台和潍坊为次中心城市。

2.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具有层级性、跳跃性、方向性和尺度敏感性的特征。各城市和各功能性城市区的连通度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中心城市(城区)与外围城市(城区)的发展不均衡。

3.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就其不同的企业行业性质而言存在差异性和共性。城市网络特征被银行、保险等APS核心行业的办公网络布局规律所决定。

作者:马学广 贾朝祥 张瑞敏

网络会计思路研究论文 篇3: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和实现

摘 要:本文对《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思路,构建、制作过程、运行模式和后期维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建设思路应该从优质性、便捷性、交互性和创新性入手;建设过程要在技术保障、课程定位、教学策略和课程内容三个方面努力;运行模式以管理者、技术人员、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后期维护侧重课程监控、效果问卷和专家检查。

关键词:《西方审计》;网络课程;建设和实现

教育部从2004年起就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响应国家的号召,各高校已经建立了数量繁多,覆盖各学科领域的网络课程。笔者认为建设网络课程应该按照建设思路,构建、制作过程,运行模式、后期维护四个方面展开。本文以《西方审计》课程为例,介绍该课程的建设和实现过程。

1《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思路

1.1优质性

按照国家精品课程质量评定标准,只有优质的教学师资队伍、优质的教学资源才可以体现在网络课程中。

1.2便捷性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依托云计算服务平台和学校配置完善的服务器,集中设置在网络课程中心下,完全开放给全社会,在利用专业知识时备有注释,指出该部分知识是来源于《初级财务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审计学》或其他课程的具体章节。

1.3交互性

《西方审计》要求学生利用综合知识对真实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审计意见。

1.4创新性

《西方审计》课程中有很多审计处理是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环境给出审计意见的,没有绝对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这门网络课程中要重视学生创新性的培养。

2《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构建、制作过程

2.1技术保障

云计算是一种新型的计算资源和存贮资源的整合,它以强大的计算存储能力,高度的共享性和高投入产出比成为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翘楚。

2.2课程定位

学生是网络课程的中心,《西方审计》课程是为我校会计专业三年级同学开设的一门双语课程。此课程的学习目标也相应的定位为掌握国际审计业务中的专业表达;拓宽审计领域乃至经济领域的专业视野;培养对前沿知识的兴趣;增强审计案例的理解、分析能力;熟悉英文审计报告的表达思路,增加对英文审计报告的理解。

2.3教学策略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在建设过程中,不但需要丰富的文字性教学内容,还要有视频课堂和交互系统,更需要建立自我评价过程如:在线自测,模拟评比等,意图建立一个动态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更加积极性的自主学习。

2.4课程内容

网络课程的具体内容包括课程简介,师资队伍,教学日历,课程大纲,教学课件,视频教学,在线习题,习题答案,模拟考试,成长历程和互动专区。构建的思路是拼布式教学法即学生从初次使用网络课程开始,经每次学习的过程,实现的成果最终体现在成长历程里。通过老师对成长历程中汇总的内容给出Portfolio,以该成绩作为课程成绩或部分成绩,也体现出学生学习过程化考核这一要求。

3《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运行模式

3.1领导重视的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部分学校并没有对网络课程建设发布具体的管理规定,也没有将网络课程建设设置成为教师评定的条件,甚至不将教师和技术人员在网络课程中投入的精力视作工作量。导致网络课程的运行管理没有激励机制可言。只有领导重视,设立完善的管理規定,才有可能将网络课程建设推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3.2团队合作的开发模式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离不开技术团队和教师的相互配合。双方还要定期进行会议,讨论网络平台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更新的想法,共同配合杜绝问题的出现和实现新的想法。

3.3学生使用的激励模式

我校的课程开发团队将《西方审计》打造成了结合国际审计实务,和现实审计业务仿真的平台。其次,为了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我们将整门课程的要求分解成短期的具体要求,使学生能够有的放矢的学习,从而增加参与感。最后,为了激励学生的参与,我们将学生网络学习的全过程予以了记录,最终形成汇总报告,并在记录过程中进行了横向比较,让学生随时知道自己身处班级水平,不断鞭策自己。

4《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后期维护

4.1课程监控

因《西方审计》网络课程较多的利用了国外的实际案例,在使用的过程中,学校设置了领导监督和教师互查的方式来监控课程内容,确保其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

4.2效果问卷

在期末通过技术人员在主页面插入questionnaire插件,通过问卷形式将学生在网络课程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并对课程在10个方面进行评价。针对该问卷的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往往可以有针对性的对网络课程进行完善。

4.3专家检查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在学生的使用过程中也为学校聘请的专家开设了端口,专家可以实时检查所有学生能够接触到的网络课程内容。专家利用平时检查的结果和问卷的结果对网络课程进行后期跟踪检查,督促网络课程团队对专家意见和问卷结果及时进行改进,并将改进点通过各年问卷结果进行客观评价。

5总结

《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专家的帮助,经过开发团队的努力,已经初步建成。这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促进教学模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春娟.高校思政课网络课程运行研究[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3,6:117-119.

[2]唐长江.基于国际合作背景下在线英语网络课程运行模式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8(2):147-148.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方审计》网络课程的建设”(GDGL201697)的研究成果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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