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论文

2022-04-15

[摘要]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论文篇1：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电影《刮痧》中的文化冲突

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了电影《刮痧》中的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现象，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大战大势，将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对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非常有益。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刮痧》文化冲突和谐

因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不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交流障碍，如何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很好地克服这些障碍，形成更具质量的积极交流，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跨文化交际的手段愈加多样化，这些不同的手段带来的影响和质量也各自不一。电影作为世界范围内广被认同的一种优质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承担着重要的沟通责任与使用，不同类型电影中蕴含的多样化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文化现象，能够直观的对文化接收者产生影响，但是在这个发挥影响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社会背景、文化观等的不同产生文化冲突，电影《刮痧》毫无疑问就是如此。《刮痧》影片中很好的集中展现了跨文化交际的一些冲突，这种冲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刮痧”现象与西方文化取向的矛盾集中展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东方元素，很好地传扬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但是无可否认，也集中展现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下面本文以电影《刮痧》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这部电影中的文化冲突略作探究。

一文化与电影

文化是一种较为广泛意义上的名词，它包含着多样化的文化要素，通过各种载体展现在人们面前，如书籍、报纸、杂志、音乐、影视作品等，都可以成为文化的载体，起到传播和传承文化的作用。电影作为一种优秀的传扬和表达文化的手段，因自身形式的特殊性，在表现力和传播力度上很受褒扬，它集中了音乐、画面、表演、演员等元素，将原本固定、死板的文化具现化成为动态形式的生动画面，将自身所承载的复杂多样化的元素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现。人们即使不出家门，也可以在影片中感受到世界各地原汁原味的文化，进而了解到世界其他地区和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可以说，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都可以在电影中得到展现并进行深思，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不仅仅是外在的进步，更是在精神世界探索和发展上的一种成功。电影将人类的历史、物质、精神、情感等多样化的力量进行集中展现和传播，增强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也将艺术的魅力和文化娱乐的理念更好地结合，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文化孕育了电影，电影丰富了文化，电影是文化与技术相结合下的优秀产物。电影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各种突破，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元素，诸如音乐、绘画、表演、雕刻、建筑、文字、服饰、戏剧、民俗等融入电影的发展过程，它们既是电影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代表电影文化的符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载体，在大众媒体传播平台上将不同地域、色彩、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输出，展现出各自具有特色的文化魅力。

二电影《刮痧》概要

《刮痧》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圣路易斯，故事的主人公许大同是美籍华人，他与妻子简宁搬到美国八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他有幸福的家庭生活、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及良好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拥有了一个外来者所期望的美国梦。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随之降临，使许大同从他的美国梦中惊醒。5岁的丹尼斯闹肚发烧，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而这居然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儿童保护机构介入调查，阻止他们将孩子带回家，并且将许大同告上法庭。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使许大同百口莫辩，而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又无法解释通过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面对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全新解释”，许大同最后终于失去冷静和理智……父子分离、夫妻分居、朋友决裂、工作丢失，接连不断的灾难恶梦般降临，一个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虽然故事中间充满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以大团圆结局。这部电影集中反映了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理解和误会，引起了诸多海外华人和国内华人的注意力甚至是共鸣。

刮痧这在中国是较为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在美国却成为虐待儿童的证据，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遭遇可以说是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交流中面对不被理解和不被认同的尴尬地位的展现。影片中，美国公检法机构要求许大同夫妇对刮痧作出解释，但是翻遍教科书、寻找医生全都无法成功，因此只好放弃解释，这也是间接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跨文化交际中最典型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国人认为这种疗法传承千年，美国人也应该知道，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另外一种文化，用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评价对方的行为模式，无疑是整部电影中最大的冲突来源。许大同老板对于他教训儿子行为的看法和许大同对于美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解读，无一不带着这种强制性的色彩。在这次灾难中，许大同家庭破碎，表面上看似是医学文化所带来的冲突，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遇时所迸发的无法避免的摩擦与碰撞。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差异，所以才会发生文化冲突，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过程，就像影片中美国人最终理解了刮痧，理解了许大同一家人血浓于水的亲情一样，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可以不必为孰对孰错、孰优孰劣争执不休，存在即合理，只有认同了对方的存在，才能够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养分，在不同文化融合间绽放出美丽之花，就像影片中两国对待孩子教育和面子文化的态度，这些问题最终会随着文化融合的加强而解决，避免因误解和对异质文化的隔膜再次产生伤害。

三电影《刮痧》中所体现的跨文化交际冲突

跨文化的交际冲突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中，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由此引发了众多文化交际冲突的问题。《刮痧》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就是处在这个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时期，背景定位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故事，正巧是全球文化浪潮兴起的一个时代，在即将跨入千禧年的新时期，在文化交流方面展现了巨大的生命力，不同文化之间互相的融合和多元发展趋势极为明显，文化迁徙现象也愈加普遍，《刮痧》这部电影正是顺应时代浪潮将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典型案例。《刮痧》电影中所反映的众多中西方文化交际冲突都代表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典型现象，下面我们针对这些现象略作分析。

1 对“刮痧”理解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刮痧是自然疗法之一，它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牛角、玉石等工具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从中医医理的角度来看，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疼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同样一种行为，在电影中的美国却引发了巨大的误会，并由此引发了众多灾难与矛盾。影片中，无论大同如何向陪审团和美国医学专家解释刮痧的效果，都不被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遭遇到了阻碍。影片中有个非常特殊的场景，法官要求大同找个专家使用英语来解释中国的刮痧，但是美国的医学专业课程方面并没有相关的知识，由此刮痧被认定是不科学的，大同被冠以虐待儿童的罪名并且无法洗清，这种情况不仅仅代表着中西医之间的药理学差异，同时也是其背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价值的冲突与差异。

2 情感与法律的冲突

电影在情感取向方面，更适合东方人的价值取向，影片中大同对父亲对儿子的爱，祖父对孙子的爱，这些强烈的情感碰撞很容易打动人心，尤其是大同在没有任何犹豫的情况下承担了父亲对孙子刮痧并引发官司争端的这种举动，十分打动人心。在父亲回国之前，大同即使触犯法律也要将自己的儿子带出来去送爷爷，甚至在圣诞夜前夕爬山九层楼高的管道回归家庭，都是为了爱。这种东方人高度重视家庭之爱的爱可以说是打动了无数观众。但是这些行为在美国的法律中，每一个都充满争议，在美国，法律的力量遍及每一个角落，任何有争议的事情都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相比情感，他们更加信奉律法的力量。正是因为法律，大同被迫和自己的儿子分离，虽然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从法律角度却是可取的，这正是东西方文化中非常迥异的一个地方。从情感和法律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很难说哪一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只能说在文化方面，二者确实存在差异和冲突。

3 面子文化

在针对大同虐待儿子的听证会上，控方找来许多人来罪证，其中大同老板的一段证词非常耐人寻味，他直接提供了大同虐待儿子的证据。大同的儿子与老板的儿子起冲突，为了照顾老板的面子，他在老板面前打了自己的儿子，但是这种行为显然让美国老板无法接受。在法庭上，许大同强调自己的行为只是想给老板留面子，但是老板却无法理解这种中国式的逻辑，认为是一种混乱的行为，也由此对大同虐待儿子的行为增加证据。对于美国人而言，面子文化过于陌生，大同这种在国内的得体表现在西方被认为是可耻的言行，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文化和价值观无法被美国人理解。对国人来说，这种行为是变相的贬低自己尊重别人，但是美国人相反，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不涉及尊重别人的行为。这种集中在面子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极为显著，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极为典型的一种表现。

4 教育文化冲突

在影片中，大同的儿子与老板的儿子互相打架之后，对于两个孩子教育显示出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别。大同采取的方式是打，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教育的一种形式，但是美国老板则认为这种行为过于粗暴，不可理喻，令人难以忍受，二者在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是导致大同被判虐待儿童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国家崇尚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仅体现在国家、种族和社会各阶层，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方家庭的儿童在教育时会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在东方，儿童则会更多地依附于家庭的伦理道德和观念，在处理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东西方不同的教育文化也会加剧冲突的原因之一。

从《刮痧》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但是在这种冲突背后，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大潮流趋势——沟通与融合。经济上和政治上全球化加剧了文化上的全球化，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关系变得复杂，并且民族化、地域化等特色交流质量和频率都提升，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得到拓展，可以说，国际未来文化发展的环境是和谐而健康的。在对待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要摈弃狭隘的民族文化主义和霸权主义等不良影响，让跨文化交际变得更加成功。

参考文献：

[1] 陈磊、王琳：《从中美影视作品中不同的时间取向看中美文化差异》，《考试周刊》，2011年第46期。

[2] 施晓慧、赵静：《从电影〈刮痧〉分析中西文化中面子理论的差异》，《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6期。

[3] 陈义海：《中西之“中心主义”——以明清之际中西异质文化交流为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 张继英：《从电影〈刮痧〉看中外文化差异》，《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4期。

[5] 李志超：《中西医学理论的根本差异及其兴衰史观》，《科技导报》，2000年第7期。

[6] 杨梅：《由〈刮痧〉浅析中西方哲学的源头——孝道和敬神》，《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1期。

[7] 侯佳、彭漪：《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融合——分析〈与狼共舞〉中邓巴的文化融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8] 肖凤英、张瀛予：《试探〈刮痧〉文化冲突的根源》，《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9] 周毅、彭莹：《透过喜剧电影论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培养》，《电影文学》，2011年第15期。

作者简介：龙芸，女，1968—，广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教学，工作单位：贵阳医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作者：龙芸

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论文篇2：

城市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第三种研究视角

[摘要]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本文从生活方式、社会联结、现代组织生活、公共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建构作用。初步构建了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关键词]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意愿

一、引言

国际移民经验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通常包括两个过程，首先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然后选择在城市定居。但是中国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候鸟式迁移”和“循环流动”，对城市社会秩序与治理形成挑战。究其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解释范式。

理性选择范式把农民工视为具有理性精神和计算能力的个体，指出实际或预期的收益是农民工决定是否永久迁移的根本影响因素。这一范式是经济学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成本-收益假设在移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影响很大，主要探讨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市体验对永久迁移城市意愿的影响。后来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指导下，开始重视家庭这一微观决策单位的重要影响[1]。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个体层面的资料进行定量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展开，为了分析模型的简洁，主要关注单一影响因素，属于去情境化分析。

结构决定范式强调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的制约，指出外在社会结构是决定农民工永久迁移的根本因素。这一范式是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在移民研究中的应用，主要探讨户籍制度、具体移民政策、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产业结构、二元社会保障等对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两种解释范式都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够，不能够形成对农民工迁移的完整认识。正如有研究指出，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本质上是市民化的过程，涉及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和适应问题，应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对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进行分析[2]。不过，总的来说，学术界在讨论农民工永久迁移的微观和宏观影响因素时，关注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多，关注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少。有些质化研究重点关注了迁移带给农民工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但还有待于大规模的数据验证。并且他们并没有讨论这些变化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反向作用。

二、研究假设

在古典社会理论家看来，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是一种总体性变迁，不仅表现为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物理景观、经济结构、生产组织形式、社会机构设置，而且同时包括社会联结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层面的变迁。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费孝通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就是对这两种社会系统的理想类型分析。同理，中国情境下，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不仅仅是穿越在不同的物理空间，更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的体验转换。显然，如果农民工更加适应城市社会文化空间中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话，他们更有可能选择永久迁移城市。关键是如何描述这一转变？本文尝试激活芝加哥城市学派的“城市性”这一概念，并建立与农民工永久迁移之间的因果关联。

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以研究城市问题著稱，在《城市》一书中，帕克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面对面的强调情感的初级社会关系必然将被间接的次级社会关系所取代，人际间亲密而持久的互动将消亡，邻里也会失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3]。与帕克齐名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巨臂沃思则提出“城市性”这一概念，指称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城市具有其区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体易变性，与他人缺乏亲密感，人际关系碎片化、表面化、合伙性，人际互动匿名性增强。导致“城市性”的原因是人口规模增加，人口密度增大，城市社会异质性增强。沃思发现“城市已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农村人的思想方法则是自然主义的、幻想式的。”[4]

本文认为城市性是指现代城市环境所造成的城市社会联结和社会关系模式及其所塑造的现代城市人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传统乡土性减弱，现代城市性增强，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不断向城市居民靠拢。我们只是聚焦于这一转变的社会事实，并不做出城市性优越于乡土性这种价值判断。如果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文化空间中的确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那么有理由相信，现代城市性越强，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可能性越大，因为现代城市性越强，个体越能够匹配并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这是本文的核心假设。

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主要基于血缘、姻缘和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表现为家族、亲戚、邻里社区等组织形态。现代城市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社会交往半径扩大，基于求学、工作、共同价值观等建立起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就社会联结方式而言，城市性是指农民工进城之后次级社会关系逐步替代初级社会关系在个体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次级社会关系增加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

传统农村社会同质性很强，社会分化程度低，而现代城市社会充满了异质性，社会分工深化，承担专门功能的正式社会组织兴起，对个人社会日常生活起组织作用。正如韦伯所说，复杂的社会组织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典型特征。农民工进城之后不可避免与正式社会组织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寻求制度化的社会支持。就社会组织生活而言，城市性是指农民工进城之后越来越多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生活。所以，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参与正式社会组织增加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

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带有地方性的特殊规范是个体行动的指南，“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个体处理社会事务遵循亲属、尊卑之别。城市是一个法理社会，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需要一种超越特殊地域和特殊群体的普遍主义规则。农民工进城之后发现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失效，要融入其中，必须要适应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共规则。法律是现代城市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规则，是帕森斯所谓普遍主义规则。就社会规则意识而言，城市性是指农民工进城之后对法律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并且愿意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等。所以，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对法律认可程度越高的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更强。

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可以通过消费和储蓄表现出来。与农村相比，城市是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内部充满了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交换，城市居民容易养成消费的习惯，在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方面与农村居民存在显著差异。就生活方式而言，城市性是指随着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他们在城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交通、通讯、娱乐、文化等方面的消费会增长很快，也反映出他们对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度卷入。所以，本文的第四个假设是：消费倾向越强的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源自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领衔的教育部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编号为：12JZD022）课题组与华东理工大学在2013年8～9月间针对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广州等七个城市流动人口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既包括具有正式工作的外来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也包括从事自雇就业、打散工以及小店铺的雇工等非正规就业外来人口群体。调查的内容广泛涉及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情况、就业情况、消费和生活状况、社会参与情况、子女情况和服务需求、父母情况和需求、医疗卫生与心理健康状况和需求，以及其他综合性公共服务需求等。通过配额抽样、滚雪球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最终获取3588个样本，其中农民工2525个。①

（二）变量测量

对永久迁移意愿的测量：调查问卷通过题设“如果您不打算在本地长期定居，那您将来最愿意在哪里定居”来获取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备选答案包括：①老家农村；②老家镇上；③老家的县城或地级市；④老家的省会城市；⑤其他中小城市；⑥其他大城市；⑦其他；⑧不清楚。本文把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分为两类：永久迁移城市（包括打算在本地长期定居和选项③④⑤⑥）和返乡（即选项①②）。为了模型分析的准确性，本文把选择“其他”和“不清楚”的农民工样本删除。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有农民工放弃农村土地，实现了户口的转移才算是永久迁移的真正完成，本文认为这种测量方式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田方萌的研究显示，进城务工者将拥有所在地户口和参加当地社保视为落脚标志的受访者只有15.4%和9.4%，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有不少白领将户口存放在家乡或其他城市[6]。本次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66%的农民工愿意迁移城市生活，但是78%的农民工不愿意为了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土地。

本文通过“与老乡来往是否频繁”和“所在城市本地人朋友数量”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联结方式，与老乡来往频繁者记为1，反之记为0，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没有本地人朋友记为0，有几位本地人朋友记为1，有很多本地人朋友记为2，作为定序变量纳入分析模型；通过“是否从政府、群团、企业或民间组织获取过帮助”来测量农民工的正式组织生活状况，肯定回答记为1，否定回答记为0，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分析模型；通过“您觉得法律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吗”来测量农民工的规则意识，肯定回答记为1，否定回答否记为0，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分析模型；通过“过去半年，您平均每个月消费多少元”来测量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方式，对数化之后作为定距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现状

1.永久迁移城市意愿强烈

图1显示，65.56%的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定居，34.44%选择在老家农村或老家乡镇定居，可见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比较强烈。这将对迁入地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巨大的挑战。

2.以大城市和省内城市偏好为主

图2显示，73.13%愿意选择在老家省会城市或外省省会城市定居，选择在老家县城/地级市或省外中小城市定居的比例为26.86%，可见农民工城市定居表现出大城市偏好。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民工产生了非常强的吸引力。这一研究结论尤其适用于那些具有大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工。24%的农民工将选择老家县城/地级市作为永久定居之所，表明即使农民工在大城市留不下来，也很少继续选择回到农村，而是会回到生活成本更低、适应性更强的老家县城或地级市。56.76%愿意选择在老家省会城市或老家县城/地级市定居，选择在省外省会城市或中小城市定居的比例为43.23%，可见农民工城市定居表现出省内偏好。省内迁移一方面意味着较低的迁移成本，另外也反映出文化和情感对农民工迁移带来的影响。省内迁移可以避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过分转换所带来的不适应感[7]。

（二）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表现

表1呈现了农民工城市的基本情况及其代际比较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

在社会联结方面，农民工依然以初级社会关系为主，次级社会关系为辅，对初级社会关系比较倚重。与城镇户籍被访者相比，农民工与老乡的日常往来更为频繁，拥有更少的本地人朋友。不同代际农民工社会联结方式有所差别，老一代农民工明显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依赖初级社会关系，他们与老乡联系多于新生代。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本地人朋友的数量略高于老一代。

在正式组织生活方面，农民工与党政机关、群團、企业和民间组织接触的机会很少，只有11%从这些组织那里获得过支持，低于城镇户籍工人7个百分点。不同代际农民工参与正式组织生活有所差别，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度略高于老一代。

在现代规则意识方面，法律作为现代公共规则在农民工群体中受到认可度很低，发挥作用也很小。5%的农民工认为法律可靠，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点上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并没有差别，不同代际农民工也没有表现出明显不同。

在生活方式方面，农民工仍然表现得比较传统，在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表现出一定差距。农民工月均消费支出1257元，低于城镇居民400元。不同代际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明显差别，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倾向更强，在消费总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1430元，高出老一代近500元。

（三）城市性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

表2提供了城市性对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统共包括2个模型，模型1主要探讨个体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情况，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各自变量，主要发现如下：

在两个回归模型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对数对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具有稳定的正向显著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更弱。与1969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70后、80后和90后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意愿更强，并且90后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强于80后，80后强于70后。与初中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相比，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更强，并且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强于高中学历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越强。就来源地而言，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强于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

模型2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区域特征之后发现，与老乡的频繁交往显著降低了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与老乡保持频繁交往的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是与老乡交往较少的农民工的0.73倍。本地人朋友数量显著提升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有几位本地人朋友的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是没有本地朋友者的1.95倍，有很多本地人朋友的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是没有本地朋友者的2倍。可见，次级社会关系增加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参与正式组织生活显著提升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参与正式组织生活的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是没有参与正式组织生活者的1.51倍。消费倾向显著提高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消费水平越高，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越强。认可法律这一现代规则虽然不是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显著性因素，但是两者仍然呈正相关关系。

（四）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影响

关于城市性的形成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模型：决定论模型、组合/系统论模型和亚文化理论模型[8]（p82）。决定论模型指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文化异质性是社会生活和人格形成的关键决定因素。组合/系统论模型指出，人口的社会和经济特征，比如年龄、种族、生命周期或社会等级才是导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态度、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差异的重要因素，绝非是环境因素的独立影响。亚文化理论模型指出，人数集中并形成规模，有能力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各种亚文化圈的广泛存在，是城市性的集中体现。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527）也就是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即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正如列宁所说，“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漩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10]

20世纪90年代周晓虹关于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发现，流动经历与城市体验对温州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流动增加了农民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和谋生能力；增加了对新事物的接受性，特别是对异己事物的宽容性；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半径，发展出超越血缘和地缘的各种新型社会关系。城市本身的特性和城市各种现代性要素的聚集也促使农民现代城市性的养成[11]。新世纪张乐天基于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进城务工促使农民文化人格的嬗变。嵌入在传统农村生存环境中的个体表现出依附性、保守性、从众性、伦理性的特征，当逐步脱离农村社会环境嵌入城市社会环境后，他们的文化人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生活信念、价值判断、为人态度与方式等诸多方面[12]。所以，本文的第五个假设是：外出非农流动经历增加了农民工的城市性。本文通过“外出务工时间”来测量农民工的外出非农流动经历，外出务工时间越长表示农民工非农流动经历越丰富。

表3显示，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建构具有一定影响。与外出流动时间较短的农民工相比，外出流动时间较长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的城市性。在社会联结方面，他们与老乡的联系变少，结识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倾向。但是我们也发现，较长的外出务工时间并没有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正式组织生活参与，法律也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此外，表3回归结果再次证明，农民工城市性表现出代际差异。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多本地人朋友，扩大了社會交际圈子；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倾向；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也更高。

五、结论和讨论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职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变化，并将集中体现在农民工群体身上。这与当年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小农思想（又称小农性格）是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环境的产物”蕴含着同样的逻辑。同样，本文假设农民工个体现代城市性越强，越能够匹配并适应城市生活，也就容易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定。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这一核心主张。那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社会联结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网络，而是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类别，比如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等。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世界半径得到拓展，社会关系也从同质性强关系向异质性弱关系演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在文化、娱乐、休闲、学习等方面的消费都会增加，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倾向。他们逐渐认可法律作为普遍规则所具有的规范性作用，并接触各种现代社会组织。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城市性的增强提升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次级社会关系、现代生活方式、参与正式社会组织和现代公共规则意识都会提升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可能性。

非农流动经历从根本上建构了农民工的城市性。正如周晓虹所说，“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不过，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城乡分离现实，流动经历的获得对农民现代性的养成恐怕更为重要。”[13]流动拓展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使他们得以超脱各种血缘亲缘地缘等封闭性关系网络，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主义规则（或可称为公共规则）被认可并被遵循。流动还增加了农民工与城市各种现代要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们很快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等现代智能通讯技术，这方面的消费当然会增加，在生活方式上向城市居民看齐。随着生产与生活活动在城市的逐步嵌入，农民工开始接触大量的正式社会组织并寻求专业化支持，这也将削弱他们对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

不过，从乡土性向城市性的转换并不是线性的，在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农民工发展出不同的策略。策略之一是选择融入，即农民工进城之后，积极调整自身适应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生成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向城市主流文化接近。策略之二是选择隔离，在城市复原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甚至在城市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区。比如学界比较多研究的“都市里的村庄”。这一部分农民工与初级社会群体的联系不但没有减少，而是更加倚重。他们在城市重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颇受诟病，形成独特的亚文化类型。不同的适应策略也表现了农民工分层效应，一般来说，选择融入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时间较长，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能够支撑自己和家人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现代生活方式，他们属于农民工中的“精英”群体，而选择隔离的农民工更多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之举，他们受到制度排斥，转而在先前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中寻求支持和慰藉。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成或创造的世界[13]（p29）。实践就是具有一定知识的、可以运用资源来实施行动的个体在一定时空中运用规则和资源持续不断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动过程，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的反复构成了制度性的实践，导致社会制度形成，并成为行动者日常生活实践的中介[14]。在既有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根据社会情境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并积极地寻找和建构更加符合自身利益以及能够增加自身或家庭福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将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再结构化。就建构城市性而言，农民工可以主动与本地居民、其他省市外来农民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在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积极向城市市民靠拢。特别是随着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开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制度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取得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市民权是大势所趋。但是有着深厚积淀的中国农民工的乡土性向城市性的转变并非朝夕之功，所以从城市性（城市文化嵌入）角度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具有特殊重要性。

本文虽然提出了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这一尚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思路，但是并不排斥以往关于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城市制度接纳对其永久迁移的影响。事实上，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融入，个体和制度层面的改变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其实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性获得的重要因素。经济条件对城市性的生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融入城市本地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才有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城市生活体驗才变成可能。只有居住融入而不是居住隔离，交往融入而不是交往隔离，外来农民工才会与本地城市居民、其他外来人口群体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增强交往的异质性和生活的多样性，一种适用于不同人群的现代公共规则（普遍主义准则）才会形成。只有超越局部的生活经验，同情式理解和共同的准则才得以生成，一种符合多方利益的善的制度安排才是可能的。如张静所言，“这符合社会学的一般逻辑：只有生活本身的改变，才会导致对人理解的改变。”[15]无论经济融入还是社会融入，都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设计与制度改进。当务之急还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外来农民工能够享受基本的市民权利。

[ 注释 ]

① 样本基本情况见陆文荣，段瑶，卢汉龙.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制度合法性压力、社会支持与迁移意义[J].社会工作，201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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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5）：58～71.

[11]张乐天.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5）：58～71.

[13]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4]李红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J].哲学动态，2004，（11）：9.

[15]张静.制度的品德[J].开放时代，2016，（6）：171～178.

责任编辑：徐慧枫

作者：陆文荣段瑶

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论文篇3：

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多视角分析

摘要：消费经济理论在解释我国农户家庭消费行为方面具有局限性，应借鉴农民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及其成果来分析我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特征。农户家庭经济具有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统一、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统一以及经济行为具有社会属性等特征，这也是正确理解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出发点。因此，不但要基于消费经济理论、传统消费伦理，还需要从基于村庄共同体的社会性消费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消费等方面，多角度解析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特征。

关键词：农户家庭；村庄共同体；社会性消费；炫耀消费；人情消费；消费经济；消费伦理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效果并不明显。而在此期间，农村消费市场并没有引起太多学者的关注，除了卢嘉瑞、朱信凯之外，少有相关专著。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决策层再次聚焦于包括农村消费市场在内的内需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原因，可能与分析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特征时所选择的分析工具有关。流行的消费理论特别适合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而对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农户家庭而言，其消费行为特征的解析需要更多地借鉴农民经济学、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及其研究成果。

一、消费经济理论的简要回顾及评价

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在古典经济学中散见于各典籍之中。随着边际分析方法的使用，效用论的数理分析成为可能，并成为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也使得消费理论研究有别于生产理论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代消费理论借助于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研究的精细化日益显现。

1.古典经济学中的消费观

在成型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古典经济学中，有关消费的研究大多以是否有利于财富增加为出发点来考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当然，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也有所涉猎。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方面，威廉·配第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为标准，将消费区别为必要消费和不必要消费，以保证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亚当·斯密认为，节俭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与重商主义不同，斯密强调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并鼓励生产性消费而抑制非生产性消费。魁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和消费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萨伊进一步指出，只有将扣除耗费价值后的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消费，才能带来利润和财富，并提出了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与上述基于生产的消费观不同，西斯蒙第批判了那种只重视生产而忽视消费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消费决定生产的观点，强调生产应服从消费并为消费服务。

在消费行为的研究方面，萨伊认为，因消费而产生的满足程度是消费经济的重点。李嘉图进一步考察了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等问题。西斯蒙第认为，消费偏好容易受到流行观念、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至于合理的消费行为，应是以收入为基础、用于满足实际需要且符合道德标准的消费。李嘉图以威廉·配第的必要消费和非必要消费概念为基础，区分了奢侈品与必需品，但这种区分仍然是生产性消费观的延续。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

边际分析方法的建立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使得消费行为分析在舍弃了多样化消费偏好、消费心理及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后，开始了效用最大化的数理分析。消费函数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以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凯恩斯强调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杜森贝利侧重于说明消费行为与消费惯性和消费环境中的示范效应有关，弗里德曼则探讨了预期收人与计划消费、偶然收入与计划外消费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函数所依赖的偏好公理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几乎剥离了消费行为的社会学属性，也是非难消费函数理论的指向之所在。一方面，贝克尔坚持认为，证明偏好稳定不需要假定个人偏好或需求结构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而且产品生命周期的存在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无关，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基于消费行为与个人尊严、名誉、社会地位以及利他的情感动机有关的考虑，凡勃伦并不认同贝克尔的辩解。凡勃伦认为，正是在新古典消费理论将消费者抽象为呆滞而空洞的个体之后，才出现了“非理性行为”的无法理解。

新古典消费理论中关于炫耀性消费的讨论，是消费行为的社会学特征分析的回归，也是对消费函数分析的有益补充。19世纪30年代，约翰·雷从虚荣心的角度解释了炫耀性商品的性质和效用。而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不仅要满足生理需求的消费，还要满足其虚荣心的炫耀性消费，以显示其优越的社会地位，也可能在较低的社会阶层中产生示范效应。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和弗兰克的位置消费理论，仍然是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研究的延续。与凡勃伦的社会学视角不同，莱宾斯坦将炫耀性消费视为单纯的高价偏好心理，强调消费的外部效应(如趋同效应、逆反效应和凡勃伦效应①等)所导致的需求是产生非功能性需求的主要原因。

3.现代消费理论的进展

消费理论的更新来源于行为经济学中有关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以认知心理学和前景理论为基础构建的行为经济学，借助于观察和实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的偏好、推理和计算能力。令人惊讶的是，消费者的选择过程几乎违背了所有的理性公理。事实上，个体消费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消费函数，还要考虑消费行为的外部性影响。不可否认，消费行为是消费者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多种心理因素权衡的结果。个体消费偏好既与其价值取向、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又与消费环境和商品属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与解析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期望效用函数的改良来实现的。前景理论认为，收益或损失的考量是基于目前的财产状况，但侧重于分析变化的相对量，而不是财富或福利的最终状态。特弗斯基和卡利门的研究表明，对于大概率事件，消费者对收益采取风险规避策略，面对损失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对于小概率事件，则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具体而言，消费者首先根据参考点将选择的后果分为收益或损失，然后对收益方案实施风险规避，对损失方案则追求风险。但需要说明的是，等量的收益和损失，消费者往往认为损失的效用要大于收益的效用。

在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看来，消费者的不完全理性需要通过外部干预来平滑一生的消费。因为消费者作为计划制定者，追求生命周期的最大化效用；而作为执行者，往往侧重于当前消费。该理论有三个行为变量：自我约束、心理账户和心理定格。在消费者看来，财富在获取时就根据其来源不同而划入不同账户了，如当前收入账户、当前财产账户

和未来财产账户等心理账户，各账户中的财富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当前收入全部用于当前消费，而当前财产中的部分用于当前消费，未来财产则不用于当前消费。

二、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特征分析

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是农民经济学(主要探讨农民家庭成员为了生产、为了家庭生存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利用他们可支配的资源的方式的研究对象，涉及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还有经济人类学、农民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但在19世纪，社会科学迷恋于工业革命的奇迹，研究的视角大多基于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对似乎是亘古未变的乡村则了无兴趣。当农村问题重新引起关注的时候，那种基于都市和工业经济的研究而构建的理论体系，自然就成为研究农村经济的理论指导。但这种研究农村社会经济的“拿来主义”，实际上是社会科学体系对农民的虚无化处理，也无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于是农民经济学、农民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等以农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开始出现。

1.农民内涵的界定

早期的学者认为，农民属于一个保留自身文化的、有着局部文化的局部社会。在农民学的语境里，农民代表着一种身份。在经济人类学的范畴内，农民更多地是指一种保留乡村文化传统的职业，主要利用家庭内劳动力来开展农业生产，以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农民只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的要素和产品市场。

在宏观经济层面，农民属于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农民经济的维生属性使其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农民也因此并不归属于专业化农业企业或者商业化家庭农业，后者与现代企业几乎没有区别，而前者具有更多的道义经济特征，也并不唯一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一切农业生产最终都将受制于消费者偏好和市场变化，也必须服从工业社会中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节奏。而在此之前，农民经济行为既表现为传统农业的工业化改造，也意味着农民从分散的、孤立的、自我满足的局部社会到完全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意味着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的统一。

2.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的统一

从生产经营的模式来看，农业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农业劳动者始终遵守着田野的永恒秩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农民经济模式。传统农业既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分工，也不存在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以及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分离。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使得农民几乎没有行动的选择，因为生产经营的原则和习惯早已存在。即使是生产资本的投入也很少考虑成本的回收和收入的增加。可以认为，农民经济的二元经济属性乃是一种客观存在。

从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来看，农户家庭既不是雇主也不是受薪者，而是属于一种自己雇用自己的生产单位。这种组织形态似乎是竞争系统中的企业原型，但它既不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作个体经济代理人分析的外在自治体，因为经营和家庭的混合不允许经济逻辑支配生产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经济中那种生产与消费的绝然分割，在农民经济中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两者合二为一的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同一个人先是消费者后是生产者，有时又两者兼顾。因而农民很难区分哪些是消费支出，哪些是生产投入。对一个遵循乡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农民来说，借钱就等于承认自己入不敷出，生产和生活的能力不如别人，而不管这种支出是用来买面包，还是买化肥或拖拉机。对农民而言，所有的支出都是花费，只要可能就应当节约支出。

3.农户家庭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的统一

在现代经济中，农民处在边缘的位置，他们一只脚站在市场内，另一只脚留在维生经济中。农民既没有完全融入市场，也没有完全脱离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言，生产活动的多样化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农户既参与生产活动，也从事非生产活动；有些生产是非市场性的，而有些生产要素仍然要依靠市场。

农户家庭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模式，决定了其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的一体化。对农户家庭而言，市场活动的参与表现为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实现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生活日用品的消费，从而市场活动既是简单再生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必然途径。农户家庭的非市场活动，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无法货币化计量的生产活动；其次是基于亲缘和血缘关系的生产性互助，有时是村庄共同体内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这种非市场活动与维生经济、基于村庄共同体的道义经济密切相关。经济人类学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如在农忙季节，具有亲缘或血缘关系的家庭，有时甚至是邻里之间可能组成临时的互助小组，以顺利完成季节性收割和播种，而互助组成员的生产工具的共享则是理所当然的。在农民家庭白住房屋的建设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帮工的现象，至于红白喜事，那就更是一种相互帮忙的义务了。

对农户家庭而言，市场既是机会也是压力。参与市场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或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但同时，不利的价格走向或不平等的市场力量也会使参与市场的农民面临破产的威胁。因此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连续的压力区间，他从承担风险并获得参与市场的好处，延伸到为生存而保留非市场的生产基础。

4.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性

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属于一个特定乡村地域的小型社会共同体。这种农业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可以视之为一种生活观、一种历史以及一个典型的地方志。这种共同体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往往自成一体。正是这种浑然一体的乡村生活，使得所有尝试将农民行为的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予以区隔的努力，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道义经济模型中，村庄共同体的集体归属感使得共同体每个成员的生存权利都得以保障，将互惠和共享看得比个人市场收入更重要。那种基于乡村传统价值观的互惠和救助等非正式社会保障，在村庄共同体面临社会的、经济的各种危机时，可以通过这种再分配机制来达到群体生存的目的。曾经有学者将小型农业社会共同体戏称为“干相同蠢事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的集合，实际上意味着农业劳动者不是独自进行技术决策和经济决策的。事实上，在一个受共同体传统支配的社区，甚至可以怀疑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遵守共同的传统习俗，根据常规从事耕作，即使是个性化职业意识日益盛行的今天，同一地区的农民仍进行相同的决策。这种基于共同体传统的集体决策之所以得以实施，很可能与道义经济的核心原则——“安全第一”有关。在维生经济的范畴内，农民避免经济灾难的愿望要比通过冒险去增加其收入的愿望强烈得多。这种安全第一的原则正是理解传统农业秩序中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原则和基础。长期而言，村庄共同体中的农民家庭所共享的生活观，成为指导其生产生活的基本准则，而互惠的实现也必须对共同体成员形成强制性约束。因而农户家庭的生产并不是唯

一地追求经济最大化，消费决策也不是追求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是基于村庄共同体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化行为。

三、农户家庭消费行为分析

农户家庭的消费决策及其行为受到货币化收入水平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化、基于村庄共同体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社会性因素、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情网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因而解读其消费行为不仅需要借助于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更多地需要农民经济学、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指导。

1.基于消费经济理论的消费行为解读

从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基本特征来看，合乎消费经济理论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在节制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心理账户等方面。节制消费的原因可能与传统消费伦理思想有关，但更多地与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有关。物质财富的欠缺，使得无论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还是出于扩大再生产的考虑，都需要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积累。而农户家庭较低的预期收入水平还必须应付维持家庭正常活动所必须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于是预防性储蓄使得节制消费行为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随着政府对农村经济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在稳步增长，消费支出也在逐步上升。《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2001年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2366.4元，生活消费支出1741.0元；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0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55.0元，在修正物价因素和样本轮换的影响后，实际比2004年增长11.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0元，人均消费支出3224.0元。从年度间的数据比较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00年比1995年增加了425.31元，提高了11.31个百分点；2006年比2000年增加了1130.73元，又提高了8.49个百分点。收人与消费支出呈同步增长态势，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也逐步显现。食品消费支出虽然在逐年增加且增加量在所有消费品增加额中是最多的，但其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日用品消费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摩托车、电冰箱、洗衣机和彩电拥有量快速增长并迅速普及；同时，农户家庭服务性消费比重有所增加，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支出增速较为明显。2005年，农村居民服务性支出757元，同比增长22％，其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295元，同比增长19.3％，占消费总支出的11.56％；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支出达到918.0元，其中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分别支出306.0元和210.0元。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增加最多，比重提高也最快。2005年交通及通讯支出245元，是2000年的1.6倍；而2007年增加到328.0元，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中比重提高最快的支出项。另外，农户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比重提高也较快。2006年比1995年提高了6.97个百分点，2007年达到人均210.0元，增速达9.8％。

值得注意的是，农户家庭消费决策中的“心理账户”特征也很明显，对不同的收入来源将分别根据其设置的心理账户及其权重来予以分配。工资性收入将首先用于食品支出，其次是住房建设，再次分别是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家居设备和衣着消费，而医疗保健的支出几乎为零；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支出顺序则是食品、交通通讯、住房、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衣着，而家居设备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为零；财产性收入主要用来支付衣着、家居设备以及医疗保健，而几乎不用于食品、住房、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消费；转移性收入几乎可用于除了衣着之外的其他所有消费品。

2.基于传统消费伦理的消费行为分析

农户家庭消费行为除了受限于货币化收入水平之外，村庄共同体传承的传统消费伦理思想也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一般而言，“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理念仍然是指导农户消费的行为准则，自给自足则是这种思想在消费实践上的具体表现，而且强调消费行为与个人德性密切相关，形成了“恭俭惟德”的德性主义消费观。晏子基于“正德福利”的“义利之辨”而主张节俭，孔子也提倡节俭的消费观，并与仁爱和礼仪思想相联系。这也正是村庄共同体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成分。虽然节约的消费伦理与人的本性相克，但考虑到消费虽然是物的消费，但更是一种精神消费，是道德消费的物质形式，因而更应该将节俭视为内在的道德要求，在消费实践方面表现为量力而行和依礼而行。对农户家庭而言，消费水平不仅要符合其经济条件，而且还要与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相符合，如果贫穷就不要为满足一时之需而去借贷消费。这种建立在现有经济条件之上的理性消费，晏子认为它是一种“君子之道”，是一种应该在伦理上予以肯定的消费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消费伦理强调节俭消费虽然无可厚非，但也有失偏颇。事实上，节俭即节流，而财富增加的源泉有赖于生产的继续和扩大，从而有必要对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予以应有的关注。墨子在肯定财富创造的同时也提倡勤俭节用，并强调只有合乎“法”与“义”的消费，才是生活所必需的正当消费，管子也提出了俭奢统一的消费观。究其本质而言，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还是生产发展的必要途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条件。管子主张勤俭储蓄，量入为出，但也不是绝对地反对奢侈消费，而是鼓励在“积”的基础上大胆消费。如果“积而不食”反而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促进生产就必须消费，鼓励消费就可以促进财富的创造。这种融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于一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助益良多。

考察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特征可以发现，量入为出的节俭消费以及依礼而行的消费伦理是农户家庭消费决策的思想基础。对农户家庭而言，因奢侈消费而导致的德性评判是无法接受的，也存在着农户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相容性问题，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使得依礼而行的消费伦理成为一种内在的约束。此外，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的无法区隔，常常导致生产投入与消费支出的浑然一体。在农户家庭看来，支出就是消费，不管这种支出是用来购买生活消费品还是用来购买生产要素，只要出现借贷，那就意味着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能力不如别人，而这总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当然随着农户家庭参与市场程度的深入，专业化生产的逐步显现，生产性投入与消费支出也随之分离，生产性借贷开始出现，但消费信贷显然还有待于消费观念的调整。

总体而言，传统消费伦理是村庄共同体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的基础，也是农户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量入为出和依礼而行的理性消费，与农户家庭所追求的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改善等功利主义目标一起，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动力。

3.基于村庄共同体的消费行为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村庄共同体可视之为一种生活观、一种历史和一个典型的地方志，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往往自成一体。即使是

与邻近的村庄相比，也都各自存在着很容易区分的烙印。

在村庄共同体内，农户家庭的消费行为往往表现为显著的从众心理和模仿意识，因而攀比消费现象明显，而个性化消费偏少。在商品消费方面，熟人社会使得农户家庭的消费受到商品“口碑”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家电、摩托车等大件商品的消费方面，从众消费现象非常普遍。在消费行为方面，农户家庭往往将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在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尽情消费，特别是在村庄共同体举办公共活动时期，有时甚至出现过度消费的现象。

熟人社会也使得炫耀性消费时有出现，逢红白喜事则大讲排场，有时甚至不惜举债。这种似乎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也源于村庄共同体这个熟人社会。对农户家庭而言，为了突显其生产和生活能力，提高或维持在村庄共同体内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形象，往往借助于超出社区平均消费水平的购买行为。在炫耀性消费的内容方面，往往将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视为农村社区即将来临的消费趋势，通过引领社区消费潮流来突显其收入水平及其见识之广。至于红白喜事的大操大办，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其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借助于广泛的人际关系，能提高其在社区内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而有时举债也在所不惜。

村庄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主要通过基于其成员的身份认同追求而遵循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价值观所表现出来，因而农户家庭消费的从众心理和模仿意识成为必然。而炫耀性消费和红白喜事的大操大办，则是基于突显其生产和生活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需要，以便提高或维持其良好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因而也是一种理性的消费行为。总体而言，社会学范畴内的身份认同和社区内社会地位的追求，是理解农户家庭从众消费和炫耀消费的内在逻辑。

4.基于亲缘和血缘关系的人情消费行为

人情消费是乡土中国普遍而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农村地区更是历史悠久，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具有联系亲友情感和维系社区关系网络的功能。对村庄共同体中的农户家庭而言，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是基于共同体和家族归属感的理性行为，是一种自愿的馈赠，有时也是一种义务性的转移支付。农户家庭的红白喜事事实上成为共同体成员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也是情感联络和社区关系网络得以维系和稳固的场所。在部分人类学家看来，礼物交换才是人情交往的原因。莫斯就指出赠礼习俗是以赠礼、受礼与回礼三种强制性义务为基础的，而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互惠或馈赠一接受原则是人情交换的基本要义。总体而言，实物形态的礼物馈赠具有互惠的属性，也具有更多的强制性义务；而货币形态的礼金馈赠大多属于自愿的行为，较少地受到道德约束的限制。

人情消费的目的在于亲友情感和社区关系网络的维系，适量的人情消费有利于良好的情感联络和身份认同。20世纪80年代，“礼轻情义重”仍然是农户家庭人情消费的主流。亲朋邻里的婚嫁多以2—5元礼钱或以鸡、蛋代之，农户年均送礼18次；十年之后的婚嫁礼金增至20－50元，送礼频次上升至23次；2000年以后的礼金增至100－500元。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强化，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情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单次礼金多为500元，并有逐步向1000元大关趋近之势。李祥忠的调查显示，从农户家庭年度人情消费支出水平来看，2007年M村农户家庭人情消费均值为2377元；从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1001－2000元之间(占41.83％)，其次是3001－5000元(占12.17％)，再次是2001－3000元(占11.79％)，低于1000元和高于5000元较少(仅为5.70％)；至于人情消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均值为13.4％，主要集中在10％－20％之间(占49.08％)，其次是低于5％(占22.94％)，再次是5％－10％(占18.81％)，而大于20％的较少(仅4.59％)。而湖南省安乡县2006年1－9月农户家庭人均人情消费支出所占比重高达36.61％，石门县农户近年的比例竟然高达63％。不可否认，类似以上湖南两县的情形并不普遍，但农村人情消费名目繁多，支出越来越大，正日益成为普通农户一种欲罢不能而又难以言说的负担。

四、简要结论

农户家庭消费行为虽然可以借助于主流消费理论来予以解释，但更为有效的解析还需要借鉴农民经济学、经济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的统一及其经济行为的社会性，是理解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出发点，而传统消费伦理、村庄共同体以及血缘和亲缘关系，是理解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特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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