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具有独特的目标任务、内容和研究价值。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培教师职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培教师职业教育论文 篇1：
关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及“三教”改革的思考
摘要：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了职业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的 10 项主要任务、 27条重要举措和56项具体任务，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迈入全面深化改革、内涵建设、以质图强的新阶段。为推动落实《行动计划》，不仅要深刻理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背景;而且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核心要义;其中，“三教”改革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三教”改革
一、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背景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 作为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的方向性内容，把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功能与地位的全新判断，也是职业教育“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类型定位，关键是要把握住两个要点：一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面向能力的实践教育、面向社会的跨界教育，真正按照职业教育的规律去办职业教育;二是守正创新，也就是要牢记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探究应该完善和发展什么。[1]
为推动落实“职教20条”部署的改革任务，推动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企到学校、从决策到实施、从解决问题到打造品牌等方面同向同行，整体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实现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9月 29 日，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该计划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提出了职业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的 10 项主要任务、 27条重要举措和56项具体任务[2]，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系统设计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举措，为推动职业教育从“怎么看”转向“干什么”“怎么干”指明具体途径和方式，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迈入全面深化改革、内涵建设、以质图强的新阶段。”[3]
二、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核心要义
提质培优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实现职业教育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提质即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深化内涵式发展;培优即培育职业教育品牌，增强认可度;增值即增加成长成才价值，提高吸引力;赋能即赋予经济发展动能，提升贡献率。因此，职业院校必须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围绕“三教”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加强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促进高水平就业、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重点难点进行攻坚，提高专业内涵质量。其中，“三教”改革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举措。
三、提质培优背景下对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思考
“三教”改革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要举措，教师、教材和教法是提升職业教育质量的三大关键。三者的融合和优化程度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1）教师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关键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教材和教法要以教师的教学活动为载体，因此教师是实施“三教”改革的关键因素，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中之重。然而，从职业院校实际情况看，目前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存在人员偏少、实践能力不强、狮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由此，职业教育必须不断探索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师招聘与引进办法、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综合能力与水平。
“教师发展任务包含教师素质、教学能力、课堂教学、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教学团队、在线课程、出国研修等教师发展的各方面。”[2]《行动计划》对“三教”改革提出了初步思路。一是提升“双师”素质。落实五年一轮教师全员培训制度，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改革专业教师晋升和评价机制，完善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改革学校绩效工资政策等。
以“四有”好老师为标准，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不断提升教师师德水平; 针对专业群建设带头人、骨干教师、青年教师、技术技能大师、兼职教师五支队伍，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进和培养措施，持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
（2）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育内容的载体，职业院校教师要紧盯行业企业需求，对接“X”证书标准，遴选典型行企业案例，将法律法规、爱国精神、工匠精神、新技术、新规范、职业素养、可持续发展等思政元素纳入教学内容，同时“根据职业院校学生特点创新教材形态，推行科学严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活页式、立体式、融媒体教材。”[4]基于企业真实工作场景，融合工作流程的操作要领、技术规范、注意事项等，开发工作手册式教材等。
（3）教法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
积极引导教师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提高育人责任意识，尤其是积极推进课程思政，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建设的能力;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立足课堂教学主阵地，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推进“课堂革命”，例如根据教学场景和教学内容，采取基于实际工作过程的任务驱动式、情景式、项目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陈子季： 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链接：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tzpyjh/zjjd/202011/t20201104_498151.html
[2]寿伟义，李国成.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与实践[J].河北职业教育，2021，6：104-108.
[3]霍丽娟，唐振华，任锁平.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全面施工与未来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8）：5-14.
[4] 教育部等九部门. 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EB/OL]. （2020-09-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作者简介：刘树密（1969-），女，天津人，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副教授。
作者：刘树密
国培教师职业教育论文 篇2：
提质培优新阶段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着力点
摘 要：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具有独特的目标任务、内容和研究价值。本文细化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任务路线图，聚焦《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重点目标任务研究，阐述如何在质量提升、立德树人、“三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等方面，提升职业教育教科研有效性、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改革措施的落实、落地、落细、见效，为“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提供教科研能力支撑。
关键词：提质培优 职业教育 教科研
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下文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下文简称“职教20条”）颁布后的又一份职业教育领域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从“怎么看”步入“怎么干”的提质培优新阶段。
其中，提质意味着围绕职业教育领域重点、难点、关键点问题进行攻坚，注重办学内涵发展，解决职业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培优表现为着力改革创新、增值赋能，提高职业教育辨识度、认可度和吸引力，培育职业教育特色品牌。
202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下文简称《职业教育法》）迎来大修，一系列草案着眼于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加大职业教育多元化的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管理体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初级、中级、高级职业教育将有效贯通。
本文立足于《行动计划》和《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聚焦质量提升、立德树人、“三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破解制约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中的难点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教科研的研究、实践和创新工作。
一、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定位
“职教20条”开篇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中同样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特有的社会价值，其工作具有独特的目标任务和研究内容，需要政府、企业、行业、社会共同努力并合力完成。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教科研主体、高校的教科研主体存在差异，其强调校系二级的教科研任务，是指针对职业教育难点和关键点问题开展破题研究，组织开展教师教学竞赛及研讨活动，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从职能上分析，教科研工作在职业教育中具有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除完成普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常规教学研究、课题研究、新课标研究、公开课教学研讨、校本培训研修”的职能外，还具有职业教育特有的教科研特征，如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专业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技术开发和产学研、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双师型”和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开展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的教学改革，推进改变教学生态的教学诊断等。
从功能上分析，教科研是认识教育规律的重要工具，是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的重中之重。首先，要积极发挥教科研工作的职能和先导作用，如研究、指导、服务、引领、提升等;其次，要进行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的系统性、专门化研究，服务于管理层决策，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质量内涵建设，总结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解决教育教学难点问题。
二、目前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部分职业学校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工作基础薄弱、定位不准确、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一）对提质培优新阶段教科研的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但部分职业学校只注重发展规模，对提质培优、增质赋能、以质图强认识不到位，缺少以教科研为主导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意识。
目前，部分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层面多以文件推动工作、以会议形式促进工作落实，对“职教20条”和《行动计划》这两个影响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促进职业学校的内涵建设提升的纲领性文件认识不够、落实不力。
（二）教科研工作基础薄弱、职能定位不清
许多市县级职业教育教科研缺少专门机构、专职人员，关门搞教研，闭门抓产学研，导致职业教育教科研定位模糊、功能偏失，工作落实不下去，市、县、校之间教科研工作缺乏沟通衔接的拉力以及联合攻关的合力。部分职业学校没有实施教科研“一把手工程”，对职业教育教科研的宏观、中观研究认识不足。近半职业学校没有专门教科研机构，教研组由教务部门管辖，体制不健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专业建设等工作与就业、教务、系部等部门交叉，导致教科研参与机制不完善，重形式轻研究现象严重。
（三）部分教职工教育科研意识淡薄，教科研氛围不浓
部分教职工对教科研认同度、重视度不高，认为教学是硬任务，有课时津贴;教科研活动无关紧要，无课时津贴。并且教师发表科研成果论文无经费支持，教科研没有在教师成长方面发挥其指导、引领、提升的作用。同时，职业学校教师为了晋升和评职称而撰写论文、组织活动、参赛和培训，这就使得教科研活动缺乏深度、实效性和针对性，无法实现教师业务能力的提升。
三、提质培优新阶段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着力点
（一）提高对提质培优新阶段教科研工作的认识，努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
《行动计划》是针对目前制约职业教育质量的难点、关键点以及实现职业教育以质图强而颁布的。
将国家要求落实到具体实践中，重点加强职业学校办学创新研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元”育人研究，“特高计划”实施研究，推进“三教”改革和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证书制度试点和岗赛课证创一体化模式研究以及实施信息化2.0达标工程和现代职业学校治理能力提升行动的研究，将《行动计划》落实到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内涵建设过程中。
（二）聚焦立德树人、三全育人开展研究
职业教育的教科研工作要以职业教育育人为视角，聚焦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研究，加强对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研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实施研究，落实好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团队、思政示范课堂案例，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领广大教师做到教学与科研相通、教书与育人相融，实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教育功效，服务学生成长。
（三）聚焦“三教”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开展研究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积极对接国家教学标准，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推进新专业目录下的专业教学、课程标准、顶岗实习、实训建设，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打造职业教育“金课”。
教师的改革，以“双向双融通”和“双师型”、结构化师资团队建设为路径。
教材的改革，在内容上打破学科体系、知识本位的束缚，突出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突出职业性、系统性、教育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加强在线开放课程、活页式工作一体化教材和数字资源库建设，推进智慧教学、智慧实训。
教法的改革，以行动导向下的项目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为主，推进理实一体化、工学一体化教学，与企业共同研制实训教学标准，推进“1+X”试点，发挥技能大赛、职业资格证书的导向作用，加强教学能力大赛的研究，推出一批“三教”改革成果。
（四）聚焦师资队伍建设和“双师”能力培养，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和校本教研
重点加强教师业务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科研能力的提升培训，打造出适应《行动计划》改革创新的教师团队。
制定教师发展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构建教师能力梯级培养体系，采用名师互访、互动教研、经验交流、“双师”打造、团队共育、项目共建等多种形式，强师提质，培养和造就一批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骨干教研员队伍。
以习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要求和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职教师资12条”为标准，从师德师风、教学实训、教研科研、产教融合、岗位实践锻炼等方面系统设计教师发展规划，培育一支育人能力强、业务水平高、技能扎实、懂教学、能教研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驱动教师“勤于学、敏于思、善于行”，使教师与学校共同成长。
（五）健全教科研工作机制，明确教科研部门职能
成立提质培优职教质量研究办公室，聚集全校力量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质量标准建设、现代职业学校内涵建设的宏观研究，为学校决策和办学方向服务;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认真研究办学方向、教学模式改革、职教人才成长“立交桥”政策;厘清校系两级科研管理职能的关系，做好学校各部门间的教科研衔接，形成贯通上下、团队共建的职教研究机制。
建立以目标管理为核心，集研究、提升、引领、激励、考评于一体的教科研管理机构，协调好教科研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教学改革、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和产学研推进研究，校本教研与公开课教学方面的关系，做到分工有责、衔接配合。
（六）聚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开展研究
职业教育具有教育性和职业性的双重属性，需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下的“双主体”贯通育人模式研究，加大对现代学徒制、新型学徒制的办学研究，推进工学结合多样化、双主体育人模式研究，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培养机制研究，实施校企双导师、校内外双课堂、学生学徒双身份、校企双主体参与、人才质量校企双负责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对于校企合作存在的“壁炉”现象，开展合作机制、方法及微观实施落地的研究，強化企业育人主体作用。
（七）聚焦评价模式改革、打通职教立交桥开展研究
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联系紧密，需要发挥“一子落而全盘活”的功效，在质量评价上凸显类型教育的特征。
一是聚焦跨界协同，遵循职业教育的社会属性价值，研究产教全面融合、校企全力协同的质量评价模式;二是聚焦融通体系，推进岗赛课证创融合的质量导向评价，开展实施“1+X”证书制度和“一专多能”考核评价研究，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特长”的评价机制;三是聚焦衔接，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深入开展职普融合和职教立交桥的研究，发挥好职教高考对招生及教学的引导作用，推进中高职衔接下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专业建设的研究。
四、小结
“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是新时期党和人民对职业教育的殷切期盼，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职业学校提出的硬核要求，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明晰主线和重要遵循。
落实好《行动计划》，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以及各级政府的统筹推进，更离不开职业学校教科研工作者在研究、改革、实践、创新、引领、示范等方面的主动作为。
职业教育研究者要根据时代需求，积极研究职业教育的属性和办学规律，围绕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加强对学校落实《行动计划》具体措施的研究，让科研工作成为学校提质培优的助推器，成为学校质量提升的引擎，成为校企合作的同频共振器，成为教师与学校同向发展的主渠道。
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大有可为，每一位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在提质培优新时代的舞台上书写精彩的教科研篇章，这也是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担当。
参考文献：
[1] 陈子季.提质培优 增值赋能 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N].中国教育报，2020-10-13 （9）.
[2] 杨润勇.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三重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21（12）.
[3] 匡瑛，李琪，井文，等.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与普通教育“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2）.
[4] 任占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现实意义、实践方略和效验表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3）.
[5] 易雅琴，冯天祥.提质培优行动计划背景下特色高水平高职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1（9）.
[6] 郭达.产业演进趋势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7.
[7] 张晨，马树超，郭扬.完善体系重点突破压实责任——《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三大特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3）.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作者：牛家满
国培教师职业教育论文 篇3：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发展历程、演进逻辑与优化路径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发展经历了以外交关系为基准的起步阶段、以接受单向项目援助为主要形式的初步发展阶段、以重视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为中心的拓宽阶段和以输入与输出并举的多元合作为核心的改革深化阶段。文章通过对政策的梳理，厘清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演进逻辑：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政策动力机制、以提质培优为关键的政策目标取向、以改革创生为方向的政策实施过程和以多元化趋势为核心的政策文本话语。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要推进多主体关照的政策动力机制、建立以提高执行水平为本的政策目标、创新线上合作的政策实施路径和深化“命运共同体”的文本话语建构。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发展历程;演进逻辑;优化路径
[作者简介]马君（1979- ），男，宁夏同心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一凡（1997- ），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陕西 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发展变迁与制度重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JA190287，项目主持人：马君）
大力开展教育国际合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扩大教育开放的决策。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要“形成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的战略目标。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类型教育，其国际合作对于我国整个教育对外开放以及构建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意义重大。经过多年的探索與积极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政策动力机制的生成、政策目标取向的确立、政策实施过程的优化与政策文本话语的形成方面成效明显。在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不仅培养了大批与国际接轨的合格劳动者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显著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世界竞争力和整体实力。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因此，本文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为研究重点，厘清演变过程，总结逻辑理路，进而提出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路径选择。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涉及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主要是指项目合作、资格等值、联合办学、参加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职业教育资源的互补和援助等。由于留学政策体系庞大，故不涉及这部分内容的讨论。
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发展历程
教育政策是一个内部各种元素紧密相连的系统工程。不管是教育的总体政策，还是有关某级某类教育的政策，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的各构成元素。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根据政策的颁布时间与内容指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以呈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总体面貌。
1.起步阶段：以外交关系为基准的对外合作初步探索（1949—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上指出，“培养技术人员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之图”。周恩来在1952年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提到，“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但受当时我国外交关系所限，培养技术人才的任务不得不依赖于单一国家的援助。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特点。一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我国仅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交流。二是教育国际交流方式多为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的人力、资金与技术的传递。三是与合作国的外交关系决定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能否开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援助156项大中型项目，并先后派遣30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来我国参与项目的建设工作。1957年我国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和技术人员，收回对中国的所有援助。由此可见，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开展受条件所限，与之相关的政策支持较少，职业教育合作事业发展较为缓慢。
2.初步发展阶段：以接受单向项目援助为主要形式（1978—1994年）。改革开放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注入思想动力，对经济与教育的发展起到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在这一时期，我国面临大批应用型、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缺口与教育供给能力有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政策，明确将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到战略决策的地位。虽然这些政策并非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但其间接指示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方向。
第一，接受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项目援助。我国与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1982年到1994年期间，我国与德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德教育合作备忘录》等合作文件。通过政策的文本内容来看，德国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所开展的援助项目主要集中于提供经济援助、建立职业教育研究所、培养师资、推广“双元制”与帮扶职业院校。1994年，我国与德国签订了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第一个双边协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预示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进入新的节点。除德国之外，我国与加拿大开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简称CCCLP项目），引入能力本位（CBE）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课程开发方法，为后来的集群式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任务引领型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等打下了基础，也推动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改革，提高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与国际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我国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开展了较多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1990年，我国政府先后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教育基础项目贷款协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加上我国的配套经费共投入2亿多美元来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世界银行的援款不但解决了中国职教普遍面临的经费困难的问题，还提供了专业建设经费标准和运作模式的范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主要集中于参与相关会议和活动、进行专题培训等，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拓宽阶段：以重视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为中心（1995—2007年）。2000年前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这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合作规模上，我国颁布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等政策，提出“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在竞争中获得发展”。在合作质量上，2004年，国务院颁布《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大量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趋向于规模与质量并举的战略转向。在此政策基调的引导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在政策颁布与实践活动中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推进以法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建设。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主干，《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为枝叶，其他规章制度为辅助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法规支持。总的来看，在政策统筹上，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鼓励开展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在政策方向上，我国推动国际合作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在人才培养上，我国重视培养人才的技术技能与综合素质;在政策内容上，我国聚焦实践，打造实训基地，建设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第二，提高與发达国家项目合作的层次与高度，拓宽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培养路径。首先，继续与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项目合作。1998年初，我国与澳大利亚开展了“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ACCVETP）”项目，随后签署了《项目设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谅解备忘录》等政策文件，支持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发展。其次，推动职业资格证书的国际互通互认。1998年，我国发布的《关于对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管理的通知》成为首个职业资格证书国际互认的指导性文件。在该文件的指导下，我国与英国、德国开展了“中英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与“中德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支持下，我国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初步尝试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办学。
4.改革深化阶段：以输入与输出并举的多元合作为核心（2008年至今）。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之世界市场的扩大，教育国际合作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许多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呈现“井喷”状态。从合作观上看，我国秉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开放型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来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鼓励骨干职业院校走出去”，彰显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从人才类型及培养方式上看，我国重视对紧缺型人才的培养，并提倡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教职成〔2020〕7号）、《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国办发〔2019〕24号）等政策文件从师资交换、境外办学、对接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引进专家和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等方面明确了职业院校国际合作的方式，并注重产教融合，打造高水平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加强紧缺型人才的境外培训。
这一阶段，我国继续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的教育政策，除了与发达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外，也逐渐走上世界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舞台的中央。具体表现在：第一，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有关职业教育的项目合作。第二，主持举办第三届和第五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天津职业教育国际论坛、青岛亚欧职业教育论坛等。第三，职业院校加大改革力度，与德国等欧洲职业教育模式先进国家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实施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Sino-German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SGAVE），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第四，我国企业也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通过前期职业教育成果的积累和职业教育品牌的树立，我国职业教育在“引进来”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走出去”。第一，我国高度重视和认可“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走出国门。《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1—2022年）》《“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布局，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多边组织的务实合作。尤其提出在职业教育领域鼓励职业院校和企业相互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和稳妥地开展境外办学。第二，“鲁班工坊”、“东盟—电商职业教育校际合作”、“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丝路学院、有色金属行业试点等合作项目的推出，进一步扩大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品牌影响力，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声誉。第三，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与首个股份制应用本科大学“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的成立，以及“无锡商学院模式”和“无锡商学院方案”的推广丰富了我国在职业教育体制和办学方面的成果，展现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竞争力。
二、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演进逻辑
通常来讲，教育政策分析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取向，即发生学取向分析模式、目的取向分析模式、过程取向分析模式和政策话语取向分析模式。发生学取向分析模式主要是围绕政策本身的形成和发生而进行的分析，其主要依据为教育政策的产生机制。目的取向分析模式指的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对象主要是教育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过程取向分析模式主要强调的是对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过程性分析，重视的是教育政策的实践过程。政策话语取向分析模式主要是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教育政策。具体来说，通过对文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和逻辑修辞等进行研究来分析教育政策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以此揭示政策所蕴含的文化规则以及其中存在的权力背景。
1.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政策动力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变迁具有固定的范式，其动力机制体现在共同利益的创造上。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动力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政治与外交关系为媒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输入阶段（1949—1993年）。这一时期，美苏争霸处于白热化阶段，世界格局面临重组，教育的国际合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间进行政治外交的工具。起初苏联对我国开展友好帮扶，之后随着我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国际地位的提升，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先后与我国建交，并在师资引进、院校建设、经济投入等方面进行了支持。二是以经济交往为关键的职业教育国际平等合作阶段（1994—2012年）。这一时期，世界格局趋于稳定，各国迎来了和平的经济发展期。我国践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立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各个国家在开展职业教育的有关合作中更加重视经济与平等的元素。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目标转向将技术转换为生产力，加强教育的信息化，参与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全球经济竞争。三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互利共赢阶段（2013年至今）。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加强，以往的零和博弈、单打独斗或单边主义的传统思维被互利共赢的新理念所取代，加强合作成为各国应有的选择。这一时期，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出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品牌，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质量与基础设施建设。
2.以提质培优为关键的政策目标取向。近年来，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主导价值取向。在政策基调上，2019年，我国政府倡导职业教育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职业教育朝着“公平有质量、突出类型特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的方向发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充分遵循了这一理念，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规划与调整。一是提高职业院校国际交流水平。2014年，我国首次将“国际化”与“一流职业院校”在政策层面统一起来。在具体实践上，我国支持职业院校内生性发展，鼓励职业院校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与国外高水平院校建立一对一合作关系。同时，提倡骨干职业院校走出去，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二是强化企业参与度。2009年起，由我国政府主导与德国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开展了部分专业领域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模式的探索，并举办了“中德产教融合项目合作洽谈会暨德国企业先进技术及成果展示会”，为德国优质企业分享成果与寻求中国职业院校合作提供平台。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发展与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三是在管理与保障体系上把控质量关。在管理上，我国提倡建立健全政府、学校、社会力量权责明确、分工协作、高效有序的教育对外开放运行架构，赋予职业院校更多的自主权。在质量保障上，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相对接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形成以政府监管、学校自律、社会评价为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估监测能力。
3.以改革创生为方向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职业教育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潮流相隔绝而带有保守性。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技术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多为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的人才、资金与技术输入，这种依赖国外援助的做法弱化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独立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初步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世界市场的作用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呈现“主动开拓、勇于创新”的特征。一是创生合作项目，实行以我国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如鲁班工坊、“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东盟—电商职业教育校际合作等。二是制度创新，谋划和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形式。以海南省为例，我国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推广现代学徒制，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三是革新作为，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格局初现。我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同时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在众多政策的引领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取得新的成绩。
4.以多元化趋势为核心的政策文本话语。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文本话语的表达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政治学话语为主导的阶段（1949—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特殊时期的思想和认识问题，我国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在职业教育的合作国别与合作内容的选择上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二是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阶段（1978—199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渴求，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得到激发，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满足教育需求和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转向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教育投资方面，我国扩大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人士捐资助学，在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办学。三是以多元化话语为主导的阶段（2000年至今）。在管理学层面，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推动政校分开，扩大职业院校在国际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在教育学层面，加强职业院校国际前沿和薄弱专业的建设，推行国际化的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注重职业教育人文品牌的打造;在倫理学层面，正视与合作国家的关系，遵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三、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优化路径
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在政策推动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参与主体动力不足、目标设置实操性不高、实施过程缺乏安全与创新、话语规则过于功利化等问题。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还需不断完善与改进。
1.全局与重点统筹考虑，推进多主体关照的政策动力机制。政府是整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主导者，起着宏观调控、引导和协调的作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在有条不紊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着参与主体单一、参与对象缺少动力的问题。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院校类型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多集中于高职院校，对于中职学校（含技工院校）的国际合作鲜有涉及。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参与主体看，我国职业院校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计划，但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度不高。以中央与地方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实践而论，政府的统筹管理导致地方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活性不足，发展不均衡。基于此，我国在政策层面提高各个主体的参与动力是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持续发展的迫切之举。
第一，政府职能从统筹管理服务转为治理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应该简政放权，在政策颁布上抓住重点，合理倾斜，积极搭建由中外政府部门、行业、企业、院校和民间组织多方参与的职业教育联盟，对参与其中的行业、企业与民间组织进行财政拨款与平台宣传。另外，政府也要制定适切的中等职业学校国际合作政策。第二，倾听民众的意见，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民众参与度。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制定中，政府要深入基层，全方位了解教育现状与百姓诉求，接受社会各个阶层的反馈意见与建议。第三，激发地方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动力。我国可根据各个地方的地缘优势颁布相应政策，赋予地方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发展权，精准把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定位，发挥地方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引领和示范作用。
2.关键与核心精准把握，建立以提高执行水平为本的政策目标。目前，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从数量上看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但其内容多是从宏观角度阐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大体方向，无法满足具体实践的需要，对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所涉及的各种元素也缺少相应的政策支持。这就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设置以提高执行水平为目标，切实增加政策的实操性。
第一，从宏观的法律层面增强有关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规定的执行力。一方面，我国要继续秉持“扩大开放、规范管理、促进发展”的准则，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的项目遴选、校企合作、企业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落实有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确保职业教育资源能够顺利“引进来”的同时，我国也要规范职业教育成果的“走出国门”，弥补法律法规在这一方面的空缺。
第二，从微观的政策与规章层面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实操性。在确保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能够做”的基础上，“做到好”便成为其施行的关键与核心。这就要求政策目标的制定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结合中高职院校、国内外企业、民间智库和科研院所的需求，对其中的资源共享、师资流动、教材互换、经费划拨、平台建设、证书互认等具体实践给予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教育督导的职能，建立一套合理的评估机制，设定具体衡量指标，严格审查境外合作院校和项目的资质，对已经实施的项目进行年审、月审或不定时审查，保证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质量，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良性发展。
3.发展与安全通盘谋划，创新线上合作的政策实施路径。2015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技〔2018〕6号）、《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教职成〔2015〕9号）提出了“互联网+教育”新理念，对高职院校引入数字化教育资源给予许可，希望探索出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网络学习与教学实践、网上虚拟教育的快速发展，线上教育的地位日渐增强，影响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方式。这就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与时俱进，迎接新技术的浪潮，在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线上合作模式创新。
第一，根据当前全球形势，我国需要颁布有关适度开放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明确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资源跨境流通的界限和尺度，同时制定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审批、监管和评估的指标体系，加强审查职业教育国际资源的质量与安全。第二，我国应该在政策与制度层面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内容，扩大合作形式。一是在政策上提倡跨国教育（TNE）、中国大学MOOC和在线协作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ing，COIL）的推广，加强与境外国家和学生的资源交换、课程学习和实践研讨。二是建立微证书与微认证（micro-credentialing）的制度，我国应参照具体课程内容与行业标准，设置通用的、融合的跨境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进一步规范在线教育。三是增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政策保障，对互联网维护、防火墙设置等方面加强资金与人力的投入，谨防不良资源破坏我国教育市场。
4.利益与责任协调发展，深化“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文本话语建构。纵观世界各国，大多数国家将获得利益放在合作的首要地位，这种理念造成国家间对技术的传递持保守态度，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为了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我国以开放的思维和具有前瞻性的胸怀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创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则是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我国在政策文本话语建构上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坚持普惠包容的政策导向，共享职教建设成果。我国在今后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规划中，要坚持已有的造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战略，积极对接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诉求，切实落实援助承诺，让沿线国家的人民共享职业教育建设成果。第二，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优化发展，构筑跨国技术共同体。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对非线性人才需求的增大，技术知识逐渐成为人才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可以率先出台相关政策，呼吁“技术联盟”的创立，实现技术要素在全球职业教育中的生产、共享和创新。同时打破我国与国际职业教育在专业课程标准、质量标准、职业资格标准方面的壁垒，以国际通用技术培养为主线，重构课程体系，优化专业结构。第三，接轨世界标准，打造世界级技能人才共同体。我国职业院校要接轨世界标准，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思维与全球视野，鼓励与国际型企业以“订单”合作招收学生，或通过海外实习项目促进学生间的交流互动，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参与国际就业市场竞争的资质，同时接纳境外职业院校学生来华学习。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是促进我国人才转型、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助推力。七十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从最初的接受发达国家援助到主动开拓、走出国门，取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也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当然，由于当前职业教育接受度和吸引力仍不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但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指引与政策支持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势必会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推动经济转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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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君 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