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社区规划设计论文

摘要：我国的城市规划过于侧重物质层面，已经诱发诸多社会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加强城市的社会规划。从国外城市规划转型的经验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包容性的空间规划促进广泛的社会融合;二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参与;四是推动城市规划学科和规划教育的人文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山地社区规划设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山地社区规划设计论文 篇1：

生态涵养区新农村社区“农民上楼”案例研究

摘要 以北京市延庆县营城子村为例，阐述了营城子村“农民上楼”的历程、经验，和政策建议，提出了在“农民上楼”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充分结合农民意愿，居住方式转变与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和社区管理创新同步，重视物业管理工作。

关键词 生态涵养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农民上楼

New Rural Communities "Farmers Upstairs" Case Study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A Case Study of Yingchengzi， Yanqing County， Beijing

WANG Xiaoyu

（Beijing Agriculture Vocational College， Beijing 102442）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New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armers upstairs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作为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的生态涵养区在进行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民社区居住条件。由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减轻人口负担明显有利于生态涵养区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引导人口相对集聚，形成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加强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把生态涵养区农村社区打造成社区清洁、治安稳定、各项设备设施齐全，具有乡土气息、社区氛围浓郁、适宜于居住、旅游观光的精神家园。于是，一些生态涵养区域内的新型农村社区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吸引各类资金支持实现了“农民上楼”。

1 八达岭镇营城子村农民上楼情况简介

作为北京市延庆县南大门的八达岭镇是八达岭长城大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城子村则位于八达岭镇中西区西侧，该村在古代是重要关隘，因为元代曾在这里围城驻军、屯兵安营，因而得名。该村于2005年作为北京市旧村改造的试点村之一，率先在八达岭镇启动了新农村新社区的建设。该社区以营城子村为中心村，共涉及7个村庄，分别为营城子村、程家窑村、东沟村、南元村、石佛寺村、西拨子村和东曹营村，共有人口1 690户、3 423人，是北京市政府2011年确定的新型农村社区试点。新村建设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期工程主要集中在规划八路西侧，占地4.05 hm2，总建筑面积约39 800 m2，其中住宅37 800 m2，公建2 000 m2，可安排村民231户。建筑风格有联排三层两户住宅、多层花园退台式住宅。

二期工程建设地点位于一期工程東侧，总占地8.83 hm2，总建筑面积28 200 m2，其中住宅面积22 600 m2，公共设施建筑面积5 600 m2，建筑风格同一期大体相同。现已完成24栋住宅楼建设，共655户，已搬迁上楼410余户。

2 八达岭镇营城子村“农民上楼”经验总结

2.1 注重规划，以不断完善的规划体系为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提供依据

2005年4月《八达岭镇镇域总体规划》获得批复以来，八达岭镇先后编制完善了《八达岭镇中心区及旅游综合服务区控制详细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15个行政村的村庄规划。从2006年开始，八达岭镇按照旧村改造的相关要求，又先后编制了《八达岭旧村改造详细规划方案》以及南园、东沟、石佛寺等村的《新村规划方案》，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各项规划逐渐趋于完备，为新型社区建设积累了一定的规划基础。目前，八达岭新型农村社区的总体规划正在抓紧编制中。总的规划是，将社区试点中涉及的7个村的120.8 hm2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利用，在保障用地功能结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体系、市政配套设施系统、绿地景观系统整合完善的前提下，营造宜人的居住生活环境和合理的产业布局。其中规划社区的民居用地面积为25 hm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面积为15 hm2。节约出来的80.8 hm2建设用地，一部分（67 hm2）将用于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部分（13.8 hm2）用于预留社区后续建设。社区规划有幼儿园、中小学、沿街商业、农副产品市场、文体中心以及市政配套等设施。

2.2 以营城子旧村改造为基础，通过“政策引导、渐进集并、分步实施”的模式扎实推动试点建设进程

营城子村是2006年北京市旧村改造试点村之一，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发展，已经完成改造，该村先后引进了八达岭山庄、玫瑰山谷酒店、阳光山谷马术俱乐部、八达岭滑雪场等项目，带动了村内建筑、交通运输、绿化、家政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全村现有95%的劳动力在企业就业，并具备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正是基于该村的实践成功，加之市、县又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求，八达岭镇党委、政府经认真研究，明确提出了通过“政策引导、渐进集并、分步实施”的建设路径，将八达岭镇镇区周边的小、散且交通不便的村庄整合组团，以营城子新村、程家窑新村以及南元新村为基础，以镇、村两级为主体，由政府负责统一规划、协调，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分步实施，启动新民居建设和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具有山地风情特点的组团式新型农村社区。2011年将启动东沟村和石佛寺村的社区试点建设，2012年启动东曹营村和西拨子村的社区试点建设。

2.3 结合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建设特色鲜明的新民居

延庆县是全国生态县和新能源示范县，八达岭镇则是延庆县的长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结合这一功能定位，八达岭镇营城子村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统筹考虑生态和新能源等功能，充分使用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能源，最終建设成安全环保、舒适宜居、优质耐用、设计美观、典型示范的新型居民居住区。具体做法是：通过公共楼梯的局部室外化、以及室内消灭纯交通功能空间、小户型室内交通与庭院相结合等的设计手法，创造出低建筑密度、高使用面积的农民新居。部分户型还设计有车库和仓库，以提高社区用地的使用效率，方便农民生产生活。部分户型厨厕直接对庭院开门的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太阳能发电和照明的设计、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均利于省水、省电、省燃料，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支出。为解决老年人上下楼不方便的问题，部分住宅还设计有电梯。同时，结合各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意愿等实际情况，对各村的建设分别进行设计。其中：营城子村、程家窑、石佛寺、东沟、东曹营主要以四层半住宅为主，每户建筑面积约为100～150 m2；南园、西拨子则按照每户占地三分的原则建设二层连排住宅和独立四合院，满足农民的多元化需求。

2.4 搭建基础设施平台，集成政策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根据规划和生态涵养区区域定位发展需求，八达岭镇充分利用发改委等部门的扶持政策，通过申报发改委项目，2009年启动了镇区路网项目建设。截止2010年底，全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变电站建设以及集中供水管网已经初具规模，为下一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根据总体预算，营城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共需投入资金45 688.75万元，通过整合新农村“五+三”基础设施建设、山区搬迁、小流域综合治理、危旧房屋改造和节能抗震房建设、招商引资优惠等政策，可筹集资金2 089.5万元；通过社会融资引资6 149万元，镇、村两级及村民自筹资金20 492万元。此外，八达岭镇既是市级新型农村社区试点，也是全市42个重点小城镇之一。借助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配套政策和资金，统筹整合资源、资金和项目，科学规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够更好地达到集中投入、节约资源的目的。政府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新农村社区建设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

2.5 居住方式转变与产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变同步进行

营城子村依托八达岭长城大景区这个国际品牌，一方面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为居住社区的新农民提供“住得起”的经济保障。由于7个村都紧邻八达岭旅游区，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区位优势。通过社区统一规划建设后，能够把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更多地用来发展旅游及其相关的配套产业，从而实现整合生产要素、集聚产业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目标。与新型农村社区建成相同步，进一步加大高端、高效、高附加值旅游项目的引进，节约集约出的原村庄建设用地将结合八达岭景区、残长城景区、八达岭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商务旅游、会议旅游、高端旅游接待等产业。目前，石佛寺村已经于探戈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东曹营村和程家窑村已由县政府和金隅集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营城子村、南元村和东沟村旧村址将用于发展旅游配套服务产业。以上项目落成后，预计可吸纳劳动力3 000余人。

2.6 是以人为本，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基层党组织作用

新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始终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参与到转变居住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全过程和不同层次。八达岭镇营城子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新型社区建设中建新民居或集并村庄，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95%以上的成员同意，新房屋由农民自行选择户型。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节余出的土地全部用于产业发展，石佛寺村、东曹营村和程家窑村以原农民宅基地和旧房作为资本，与投资企业合作，企业按村民原有宅基地面积和旧房面积，每年向农民支付一定的费用；营城子村、东沟村、西拨子村以及南元村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将老村作为农民股份，进行统一规划，发展旅游服务业，定期给农民分红。通过以上措施，开始由政府动员农民迁新居，变为农民催促政府建新社区。

此外，在“农民上楼”过程中，充分发挥当基层组织作用。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镇党委、政府以党的建设为统领，通盘考虑，超前谋划，统筹设计了社区框架和发展模式，建设过程中以各党支部为主导，党组织和党员植入到社区建设的全过程，植入到工程的各个环节和每个节点上主动作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切实体现在社区建设的全过程。营城子村通过开展城乡支部共建实现以城带村，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下一步将成立社区党总支，建立“社区党总支+动迁村党支部+楼幢党小组”组织架构，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开展各项工作。

3 生态涵养区新农村社区“农民上楼”政策建议

3.1 充分考虑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合理规划新农村社区

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和特点，要求社区规划要求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发展聚落，通过生态移民、生产移民、生活移民等方式调整人口布局，推进农村人口向新城的集聚，坚持以环境友好型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的空间集聚，构筑科学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因此，在进行生态涵养区社区规划的时候要形成环境质量、宜居社区、绿色社区体系。在环境质量方面，要坚持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原则，达到村（镇）域内、村（镇）域间基础设施布局、各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协调。要重视制定镇域有关防灾、减灾措施，抵御自然灾害，保障区域安全。妥善处理废水、废弃、废渣，保护城乡饮用水源和生态环境。对区域内的风景名胜、自然与文化遗产、生态环境要采取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措施，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相协调。将生态涵养区新农村社区建成宜居社区、绿色社区。综合经济、环境、文化艺术等方面信息的人类生活空间。宜居社区是以“绿色”居住为基础，“绿色”利用为内涵，“生态”技术为职称，“绿色”生态环境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社区。实施居住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遵循以人为本，建设健康舒适、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居住环境。

3.2 居住方式转变的同时，也要努力转变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

农民住房不仅承担了居住的功能，还有储存农机具、粮食储藏等功能，房前屋后种菜、养殖家禽、家畜，做点小生意等，还具有经营功能。如何把握住房的功能的转变，让农民住的舒服，还兼具其他功能，需要在转变居住方式的时候考虑周全，合理规划。“农民上楼”之后，生活方式也随居住方式的改变发生转变，如何帮助农民适应这种转变，也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作用。

3.3 居住方式的转变要与社区管理创新同步进行，重视物业管理工作

农民居住地的聚集，打破原有的村级界限，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农村社区，这对农村社区管理工作是巨大挑战，必然使得要社区管理创新与居住方式的转变同步进行。此外，楼房的物业管理模式与原有的平房管理模式有很大不同，需要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因此要整合新农村社区服务管理职能，不断健全农村区域社会综合管理机制，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管理中，把加强社区管理与服务社区居民结合起来，把加强社区管理同社区居民意愿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在农村社区中，可将综合事务管理中心和物业管理中心合二为一。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达到“一体两面”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建设农村新社区 推进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典型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 郭光磊.北京市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延庆县八达岭新型农村社区规划[R].2012.

[4] 孟鸿玲.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物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6）：22683-22684.

[5] 张莉.北京市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类型划分及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09，29（6）：989-993.

作者：王晓宇

山地社区规划设计论文 篇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的城市规划及其社会转型

摘 要：我国的城市规划过于侧重物质层面，已经诱发诸多社会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加强城市的社会规划。从国外城市规划转型的经验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包容性的空间规划促进广泛的社会融合;二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参与;四是推动城市规划学科和规划教育的人文化。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出发，需要控制高档小区、封闭式小区的建设，加大以公租房为主的社会住宅建设，促进不同阶层、群体的“混合居住”。注重社区公共交往空间设计，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需求。保障和推动市民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和决策。最后，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加强城市社会规划的教育体系建设。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市社会规划;公平;包容

一、引言：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的社会规划

2014年，我国发布《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划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但从实践中看，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仍然体现出粗放型特点，城市的宜居水平、市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未能与快速的城市化保持一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城市具有物质和社会双重特征，偏重物质规划（Physical Planning）而忽视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会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更难以应对快速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相较于物质规划，社会规划更多涉及的是城市中个体、群体和社区相关的事项，它能够深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消除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价值。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偏物质、轻社会的规划导向，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后，国外城市规划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即从社会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调整了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方式，应用社会规划的手段缓解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在新型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这些理念和经验值得我们梳理和借鉴。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看，对新型城镇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增长方式、土地利用、人口迁移、产业规划、旧城改造、城市景观设计等经济、物质层面，社会规划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

二、从物质规划到社会规划：国外城市规划转型的理念及经验

“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最早来源于建筑设计专业，因此其重点关注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与设计。至20世纪中叶，欧美绝大多数城镇规划者都是建筑师出身，他们虽然设计了城市完美的建筑布局，但却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大都市区域，人行道上和住宅前院的生活大体上消失了，过去曾是城市生活主要特征的社会交往也难觅踪迹……大城市的生活使人感到无比的荒凉和孤独。”[1] 20世纪50年代，为应对城市的衰败和人口的膨胀，西方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为构建所谓有序的人口布局和生活秩序，政府和开发商合谋采取了严格的区划控制和共同利益开发（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对社区内住房的销售采取一定的门槛和准入性限制，这些门槛包括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收入、职业等，只有符合标准的人才可以入住，从而保证社区内居民的“同质性”。在这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和国家政策所提出的制度框架限制了城市居民，他们在选择哪里安家的时候，或多或少是情势所迫”[2]，其结果是导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空间隔离日益加剧。城市居民的文化身份（语言和宗教）、种族、职业、财富等差异均体现在居住空间上，比如美国大都市芝加哥北部近郊区可以被清晰划分为4个显著的区域：毗邻湖岸的富人区、出租公寓居住区、大量吉普赛人集中居住的都市娱乐区、移民人口群居的贫民区。英国首都伦敦泰晤士河北部地区是太平洋岛民的聚居区，牙买加人集中居住泰晤士河南部地区，在诺丁山地区是多米尼加人和圣路锡安人的主要居所，格林纳达人则集中于哈默史密斯和伊林地区的西端[3]。

偏重于空间秩序的城市更新规划使得社会问题频頻发生。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贫民窟和低收入住宅区不仅生活环境恶劣，而且由于普遍的悲观失望情绪的蔓延，导致社区内犯罪率居高不下;中产阶层集中居住的社区则人际关系淡漠，社会交往贫乏，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富豪们集中居住的区域门禁森严，像兵营一般封闭，让人感到紧张和不可思议[4]。20世纪60年代，对城市规划的批判声浪越来越大，同时，人的需要、人和城市以及建筑的关系开始得到充分反思，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简单整齐罗列的建筑物，而是一种有温暖，有诗意的环境，人和社会、人的愿望和城市的构造应该联系起来加以考虑[5]。1968年，建筑师布伦特·布罗林（Brent Brolin）和社会学家约翰·泽舍尔（John Zeisel）合作出版了《密集居住区：社会研究和设计》（Mass Housing：Social Research and Design）一书，提出城市规划与设计者必须充分理解社会心理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同年，社会学者弗里登（B. Frieden）和莫里斯（R. Morris）出版了《城市规划与社会政策》（Urban Planning and Social Policy），将社会需求与社会公正纳入城市的空间规划，赋予城市规划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随着社会学的强势介入，20世纪80年代“新城市主义”规划理念在西方各大城市兴起，新城市主义旨在扭转传统城市规划偏重物质空间设计的缺陷，试图促进社区内群体构成的多元化和邻里之间密切的社会交往。在新城市主义的推动下，规划师的身份也有所转变，他们从工程技术人员逐渐变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者。从内容上看，城市的社会规划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包容性的空间规划促进广泛的社会融合。一方面针对居住隔离问题推行“混合居住模式”（Mixed-income housing），即采用混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和住房计划，促进不同种族、文化和收入水平的群体穿插居住，发展新型社区。比如纽约东湖、布鲁克林社区，芝加哥加布里尼·格林公共住宅区都是混合规划社区。在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中，还注重通过邻里空间规划促进社会交往。早期城市建筑设计的构想中并没有考虑城市应负担的社会功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视为和飞机、汽车的制造一样，是一门单纯的技术工作，是在数学、几何计算以及建筑材料的选择与运用基础上开展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森尼特就此现象批评道：“我们在城市地域上建造出来的都是平淡乏味、维持中立的空间：面向街道的墙都装着厚厚的玻璃;高速公路隔离了低档邻里单元与城市其他部分的联系;住房开发只注重住宿的功能。这样的空间安排同时也消除了社会交往和联系的可能性。”[6]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区以相对高水平的邻里互动和密切的邻里关系为特点，因此“社区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邻里建立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的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并由此创造更健康的个体以及更健康的社会”[7]。具体而言，一个健康的邻里社区应该包括不同阶层、收入、信仰和职业的群体，每一个邻里社区都应该有一个或多个公共空间作为不同类型居民日常交往活动的场所，此外，还需要设计和建造四通八达的，适合人们步行的道路系统来增加不同阶层和文化群体的邻里互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都充分考虑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协调。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很多城市公寓每个楼层都配备有公共生活空间，设施包括乒乓球桌、投影机和舒适的沙发，居民们可以在这里共享闲暇时光。另一个策略是采用城市控制（Urban Containment）措施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进行引导和管制，最常用的手段是通过制定刺激性和抑制性的房产政策影响开发的密度、强度、时间和混合度，最大限度实现社会融合。比如荷兰1995年出台了大城市政策（Big Cities Policies），政府通过这一政策对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强势介入，对社区住宅的类型、销售和租赁行为进行规划管制，在住宅设计和功能上尽量保持和促进更为异质的人口构成。与此类似的管制策略还有瑞典的国家住房社会混合政策[8]。再有，上述规划方案主要通过大量修建公租房的方式来实施，这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城市规划转型的一大特点。在欧洲，政府出资兴建的公租房被称之为“社会出租住宅”（Social Rented Housing）、美国称之为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日本称之为“公营住宅”。在公租房的分配上，政府对不同肤色、收入的群体进行刻意的穿插，防止出现居住隔离。

其次，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1976年，哈维·莫洛奇提出“城市增长机器”的概念。莫洛奇认为城市中的精英阶层掌控了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其代价是城市公共空间福利的减少和浪费[9]。比如大量封闭社区的存在便限制了高质量的学校、健康护理中心、图书馆、公园和其他便利设施的使用权。另外，通往这些排外社区的交通系统是不对外开放的，或根本没有。并且，“封闭式社区”开发的迅速增加表明，城市生活条件的衰退和消费市场发生重大分化。这些城市发展方式不是致力于改革产生不公正和忧虑的社会本身，而是容纳空间的排斥和社会经济的分化[10]。为推动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充分利用，一些国家采取住房整体规划开发模式（Planned unit development，PUD），该模式鼓励社区开放公共空间、增加休闲游乐设施的数量。政府在进行社区建筑审批时要求开发商将公共开放空间捐给政府以换取优惠的税率，除开放空间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在建筑物的审批时还要求开发商另外捐出块地作为公园或其他用选。市政当局负责维修这些设施，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获得并控制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和质量[11]。比如推行PUD模式的美国犹他州哈利肯市（Hurricane）人口仅15000人，但其公园数量高达15个，均衡分布在城区不同位置。此外，公共空间及其设施的配置还应该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即“在所有地块中应该用尽可能多的方法来服务于社会的各年龄段和各阶层人群。年老的、年轻的、好动的、喜静的、男的、女的、富有的、贫穷的在每个社区或公共环境中都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12]。比如，城市的老人友好型人行道要求平坦、平整、防滑的路面、有足够的允许轮椅通过的宽度以及人行道通过斜坡延续到马路上。老年友好型住所要求有通路斜坡、电梯、停车场、健身设施以及宽大的门廊等。1985年，日本就制定了《区域老年住房计划》，规划详细到室内低点位置的电灯开关、便捷的淋浴设施以及能够为适应轮椅而变换的楼梯。1999年，欧盟空间发展战略（ESDP）提出建设老年人口适宜居住的“退休金城镇”（Pensioner town）。韩国首尔市在2007年推出“女性友好城市计划”，致力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时照顾到女性的需要，该项目荣膺2010年联合国公共服务奖一等奖。

再次，加强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参与。由于早期城市规划主要涉及建筑领域，规划师很少征询居民的意见，体现出很强的精英化和排外性，容易导致规划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比如一些失败的街区公园设计方案，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设计者的设计与使用者的生活方式不相符合。以致公园建成之后，大多数时间都空空荡荡，无人问津。还有一些设计者不了解居民的风俗习惯，规划导致了当地居民的严重不满[13]。为防止规划与民众需求的脱节和公共设施配置的不均衡，哈佛大学学者费因斯坦（S. Fainstein）提出公正城市（Just City）的规划衡量标准，其中之一便是规划民主，主要指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制度和政策。1964年，由律师转行的规划师保罗·大卫杜夫（Paul Davidoff）在《规划中的倡导和多元主义》（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一文中提出“倡導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理念，并系统阐述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框架、参与程序和手段。为支持公众积极参与城市规划，1969年英国政府成立了“公众参与规划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保障市民的参与权，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地方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社会规划部门或社会规划咨询委员会（Social Planning Advisory Council）来收集和整理市民对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地方规划当局还通过任命“社区开发官员”来联络那些不积极参与的群体。1973年，约翰·弗里德曼（J. Friedmann）在《重新找寻美利坚：交往式规划理论》（Retracking America：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一书中提出交往规划方法（Transactive planning），它以规划师和社区之间的对话为基础，强调居民是自主性规划的主体，规划师的职责在于“执行市民意见，办理规划事务”。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规划领域的首要范式。其后，以公民参与为主的协作性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自主性规划（Autonomous Planning）、“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参与式城市评估（Participatory Urban Appraisal）、社区行动规划（Community Action Planning） 相继问世，并得到广泛认同和执行。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在《明日之城》中回顾这一变化时曾感慨道：1955 年毕业的规划师趴在图板上，画着红红绿绿的用地示意图;1965 年毕业的规划师忙于建立数学模型，计算交通与用地模式;而 1975 年毕业的规划师则与各种社区团体彻夜畅谈，已然成为了“地方政治家”[14]。

最后，城市规划出现人文化倾向，学科交叉性明显。从方法论上看，社会学的认知方法贯穿于整个规划进程中。在规划起步阶段，主要使用社会学的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技术;在数据分析阶段，主要采用“社会区域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方法，通过对邻里社区进行详细的社会图解的分析，形成对城市社会的总体认知，并以此作为规划的重要基础;在规划制定阶段，预测空间布局对相关居民、团体和个人可能产生的利益影响，确保规划的公平公正。从学科归属上看，城市规划已经从侧重实体设计转向公共政策和社会科学研究。目前，欧美很多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都设在公共政策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比如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城市规划系、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城市政策学院、纽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城市规划硕士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硕士项目;英国城市规划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也设在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从内容上看，规划专业教育包括住房政策、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社会融合、城市建筑的社会影响评价、社区参与、冲突解决、人口动力学分析等内容。此外，还有很多课程围绕规划相关的哲学问题展开讨论，例如社会和个人价值观、社区的多重意义和个体的社会责任等。

目前，城市化的重点已经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位居前列，但我们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方式未能适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对城市化形成了巨大挑战。在总结发达国家城市规划转型的基础上，可以为我们推动新型城镇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加强城市的社会规划

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技术理性始终伴随着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根据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城市详细规划的内容包括确定道路广场、小区范围、街坊、工程管线和专用地段布局;确定工程构筑物、居住建筑、公共绿地、公共建筑、工业、仓储等项目的具体位置和用地;主要干道和广场建筑群的平面、立面规划设计等，体现出很强的物质规划特点，特别是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特征。一個典型的现象是封闭式社区在各大城市新建社区中的比例逐年提高，其中某些封闭式社区是专门为具有共同利益关系和价值准则的“特定阶层”量身打造的居住区。这种封闭的社区居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的社会交往限制在固定的、狭小的社区范围内，忽视了开放空间对于城市社会流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从国际经验看，消除诸如围墙飞地等人为的睦邻障碍已经成为城市社会规划的基本原则。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开放街区”其实是一种从经济空间转变为社会空间的规划价值观转向。据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城市中存在社会促进空间（Sociopetal Space）和社会分离空间（Sociofugal Space）。社会促进空间指这种空间有助于人际沟通或交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反之，妨碍人际沟通，阻碍人们交往需要满足的空间，被称之为“社会分离空间”[15]。已有调查显示，封闭社区在改善邻里交往方面的功效并不显著，反而会隔断城市与社区、不同社区之间的有机联系[16]。因此，推广街区制也是防止居住隔离、促进社会交往融合的有效手段。中国的城市具有突出的“政策红利和资源优势”，往往吸引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文化、观念、收入和利益诉求上存在明显差异，极易形成社会排斥和居住隔离。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对土地的控制程度更高，政府可以更有效地采取土地转让、房产政策、社区规划等手段引导和鼓励房地产商积极开发混合式居住区，将廉租房等低价住宅安插到高档商品住宅中，使不同经济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居民能够居住在一个小区中。目前国内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低收入住房比例相对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带，从空间分布上看，不宜于促进社会融合，未来应重视城市核心区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社会住宅建设。

居住空间的规划对城市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城市的传统居住模式主要以“街”“巷”“胡同”为主，它们也是普通市民茶余饭后最重要的公共交往空间，具有很强的社会融合功能。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住在同一“街巷”的人们关系亲密，友爱互助，街巷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职能，具有“半社会组织”的特点，从政治上看，大量街巷的存在减轻了政府治理的压力，也是维护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传统街巷大量消失，封闭的“高层集合公寓住宅”逐渐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人们心理上的内向、封闭和孤独，导致城市病态现象突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将“健康城市”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界定为城市社会资本的存有量，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由于公共交往不足，中国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感逐年下降，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1993—2002年间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度从47.3%下降到37.7%[17]。城市社会资本的不足反映在人际关系冷漠、群体居住隔离以及贫困失业等诸多方面。2016年9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国288个地级市只有28个城市处于健康状态，其余均处于亚健康状态。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公共交往的需求随之增长，需要更多的休闲空间。但我国的高层建筑除了必要的防火通道和电梯空间外大多没有多余的公共交往空间。社会规划要求人的尺度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从社区讲，人的尺度意味着以街区为中心和一个鼓励日常交流的氛围。”[18]为鼓励居民之间进行交流，应该在社区或高层住宅中设计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区域，并保持适当的邻里规模，促进居民间的熟识度，增加他们的社会交往。

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指出的，空间规划的目的在于改变物质、社会空间，并将促进城市的包容性和平等性，一个“包容性城市”能够为其所有居民，不论种族、民族、性别或经济地位提供充足的住房和适当的基础服务，推动获取那些对于促进每个人的总体和环境安康十分关键的社会设施和公共生活资料的公平渠道[19]。我国已经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老龄办的统计，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经达到49.7%，老龄人口的增加导致新的城市规划需求，比如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邻里公园和养老院的布局以及老年友好型房屋的设计等。此外，还要重视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共资源配置。

社会规划强调居民的可参与性，旨在保障城市资源分配平等，重点打击土地或房产投机，防止其对居民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城市的人口构成具有异质性，不同群体在经济能力、目标、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冲突矛盾的各方利益将会被调和，促进相互合作。它包括正式机构、非正式协议，以及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20]。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居民能够充分参与规划决策过程，推动规划师进社区了解民意，在此基础上尊重居民达成的共识，提高规划与居民需求的契合度。因为“获得了权威的城市规划是一致赞同的规划（Consensus P1anning），从城市规划合法性的要求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21]。

最后，城市规划不可避免要涉及价值和道德判断。“城市规划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就是一项价值分配的话动，是导求和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22]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不可避免会带来拆迁、人口的迁移和安置等问题，在此阶段，需要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预测、评价这些项目对相关居民、群体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积极进行利益协调和沟通。目前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的主导学科是建筑学、园林及环境设计、景观学。这些学科侧重实体设计，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和研究。从国外经验看，在专业课程和教育内容的设置上，社会性规划不局限于土地、产业、交通和基础设施布局，还包括公众参与、社会平等、阶层利益协调、移民与种族融合、社区建设等。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应加强城市社会规划的教育体系建设，包括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心理学、社会伦理学、田野调查研究;教学内容应重点增加促进社会公平、社会融合以及谈判和沟通方面的指导。

参考文献：

[1]Kenneth T.Jackson，G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272.

[2]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4/2005：全球化与城市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177.

[3]Ceri Peach. South Asian and Caribbean Ethnic Minority Housing Choice in Britain[J]. Urban Studies，1998，35（10）：1657-1680.

[4]〔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

[5]〔美〕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15.

[6]〔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6.

[7]威廉·洛尔.从地方到全球：美国社区规划100年[J].国际城市规划，2011，（2）.

[8]Emma Holmqvist·Zara Bergsten.Swedish social mix policy： a general policy without an explicit ethnic focus[J]. Hous and the Built Environ，2009，24（4）：477-490.

[9]Harvey Molotc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82（2）：309-330.

[10]〔美〕吉尔·格兰特.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89.

[11]杨靖.与城市互动的住区规划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31.

[12]〔美〕杰拉尔德·A.波特菲尔德，等.社区规划简明手册[M].张晓军，潘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66-167.

[13]〔美〕阿尔伯特·J.拉特利奇.大众行为与公园设计[M].王求是，高峰，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66-68.

[14]〔英〕彼得·霍尔.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99.

[15]杨贵庆.城市社会心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78.

[16]薛丰丰.城市社區邻里交往研究[J].建筑学报，2004，（4）.

[17]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09-110.

[18]〔美〕彼得·卡尔索普，威廉·富尔顿.区域城市——终结蔓延的规划[M].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4.

[19]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弥合城市分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138.

[20]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亚洲城市状况报告2010/ 2011[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217.

[21]杨帆.城市规划政治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82.

[22]吴晓.城市规划社会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65.

作者：柳建文

山地社区规划设计论文 篇3：

3S技术在南滚河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应用

摘要：介绍3S技术及南滚河国家公园概况。分别分析了GPS、RS、GIS在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应用，并以南滚河国家公园为例具体阐述了3S技术在基础资料调查、功能区划分、保护规划、科研宣教规划、游憩规划以及社区规划等方面的应用。认为3S集成可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3S技术;总体规划;应用;南滚河国家公园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in Overall Planning of Nangunhe National Park

ZHANG Fei1, ZHANG Yan1, ZHOU Ruliang2

（1．Forestry College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Forest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Control,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Key words: 3S technology; overall planning; application; Nangunhe National Park

收稿日期：2012 - 02 - 29.

作者简介：张 飞（1983 - ），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统3S林业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周汝良（1963 - ），男，教授。主要从事遥感与GIS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国家公园是国家为合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其功能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为宣教和科研提供场所，并在保护和恢复自然综合体的原则上进行适当开发、管理和经营活动，为人民提供精神文化上的娱乐和游览机会。其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地貌的原始状态，以及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1-2］。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地规划建设工作。随着3S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趋成熟，3S技术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调查、保护、规划和管理技术等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正在建设或者完善不同类型、不同应用水平的地理信息系统，这将大大提高我国国家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效率，有效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

13S技术简介

3S技术是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 System）、遥感（Remote Sensing）的统称。RS是全天候、多方位收集空间信息的现代化工具，GPS是实现空间对象实时定位和导航的有利武器，GIS是接收并分析处理RS和GPS收集到的空间信息的平台，应用在具体的实际问题中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三者的结合形成“一个大脑，两个眼睛” ［3］。即GPS和RS利用其导航定位和收集空间信息速度快，信息量大的特点，使GIS系统内的空间信息能够及时更新，利用GIS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从GPS和RS提供的庞大的数据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以便进行科学管理和辅助决策。

3S技术的有机集成将成为一个完整、实时、动态的管理、分析和应用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两两集成使用［4］，如RS和GIS的集成，RS可以获得地球表面地物的影像信息和光谱数据，GIS可以对其进行矫正和地物分辨用于研究地表上植被分布规律等；GPS和GIS的集成，利用GIS提供电子地图和GPS实时导航定位技术，组成电子导航设备，为航空、船舶和车辆提供导航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3S集成系统正在经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和完善过程，其结合使用的优势已非常明显，是未来3S技术发展应用的大趋势。在南滚河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就是利用3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自然资源、森林植被随海拔高度变化分布规律、重点保护对象的分布情况以及国家公园景区规划等调查研究工作。

2南滚河国家公园概况

2.1自然资源概况

南滚河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南部边界线距中缅国境线约5km ，地跨临沧市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地理位置为东经98°57′32″～99°26′00″，北纬23°09′12″～23°40′08″，南北长62 km，东西宽50 km，总面积为51 939.44 hm2。公园内地质条件复杂，处于横断山脉的怒山山脉南延部分，山体为东北——西南走向，属滇西纵谷区。区内沟谷纵横、层峦叠峰、山顶平缓、山坡陡峭、起伏绵延，形成深切中山山地地貌。最高海拔2 977.9 m（回汗山），最低海拔480 m（南滚河与南柯河交汇处）。其土壤分布主要是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石灰土、紫色土，由于该区域地形为中山山地地貌，高差悬殊较大，导致了不同的成土过程，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

林 业 调 查 规 划第37卷第1期

张 飞 ,等：3S技术在南滚河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应用

南滚河国家公园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气候属于我国西部型低纬山原季风气候。热量丰富、日照充足、湿度适宜，对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极为有利。由于受到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影响，雨季（5～10月）降水充沛，占全年降水量的80%～90%。其周边地区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跨澜沧江和怒江两大水系，以怒江水系为主。南滚河属怒江下段的第三大一级支流，主河长48.45 km，汇水面积530 km2,平均坡降15.56%，年产水量6.8亿 m3，流出国境后，在缅甸汇入萨尔温江。

2.2生物资源概况

南滚河国家公园境内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据《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9~2018 年），保护区内现有哺乳动物10目31科123种，爬行动物2目13科51种，两栖动物3目7科33种，鱼类5目9科36种，鸟类 18 目53科293种，昆虫10目63科270种；保护区内植物资源有维管束植物233科1 043属2 246种，其中，被子植物184科939属2 080种，裸子植物5科7属10种，蕨类植物44科97属156种。

33S技术在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应用

建立国家公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基本情况介绍、规划理念、功能区划分、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社区发展等规划和相应的管理保障措施等。概括为资源保护、科研宣教和适度合理开发利用等主要方面，需要收集、分析、处理的数据量很大。3S 技术以其强大的空间分析和数据处理功能，为规划人员提供实用、高效和辅助决策的平台。

3.1GPS的应用

GPS技术是为目标地物提供坐标，能够准确定位和导航的现代化工具，也是林业工作者最常用的外业必备工具。其在国家公园资源调查、各种范围界限确定以及土地利用调查中作用突出。

1）GPS能为目标对象提供精确坐标，确定目标的范围和形状。在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中，利用GPS定位功能，调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确定其具体位置［5］。在森林防火方面：①为火源和水源定位；②能准确、快速地测定火场位置和范围；③为防火隔离带的布置提供辅助等。

2）GPS具有导航功能。利用GPS这一功能测量道路的航迹和长度，特别是在植被茂密的森林里，常规测量受到很大制约，GPS可以轻易完成定位导航以及一般的测量工作，为GIS提供数据资料。导航功能还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布置监测样地、监测样线，跟踪野生动物行迹等。

3）GPS能够测量面积。GPS可根据航迹功能测量一定区域的面积，如测量一片国家公园内被破坏了的植被恢复区，火灾之后过火面积等。GPS应用于测算面积与其他方式方法相比，具有简单、高效、准确的优势，目前受到广大测量人员和林业工作者的青睐。

3.2RS的应用

RS技术是及时快速获得空间数据的有效手段，它的特点是速度快，面积大、实时动态，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数据。它对反映国家公园内的植被分布情况及其不同时段的特征变化规律非常直观。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根据各地物光谱信息的差异，利用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等方法对遥感图像进行目视解译和比较分类，用于区分地表上的不同地类。例如，通过卫星影像数据和现地调查可以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和森林覆盖率等信息。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将动物栖息地的分布规律与种群活动规律联系起来分析，从而更好地保护濒危物种。遥感数据可使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家公园内地表物体的空间位置和地理分布，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严格保护区和人为活动比较频繁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些信息都能够帮助相关人员从宏观的角度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国家公园。此外，利用遥感数据可以对地表信息进行现势资料更新，并通过数据处理获得较清晰的卫片和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帮助研究人员实现国家公园的三维可视化。

3.3GIS的应用

GIS被人们称为3S技术的大脑，是3S技术的关键部分。RS和GPS获得的数据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各种操作。GIS是功能完善的分析系统,通过其全面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在国家公园资源调查、评价，空间规划、功能分区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3.1GIS具有数据库功能

GIS软件作为数据库平台操作和管理数据资料［6］，使地理空间中基础数据以点、线、面的形式完成数据采集、录入、管理、编辑、查询、显示、分析统计等工作。例如完成居民点、高程点、行政中心、道路、河流、行政区划界限和水域等数据的管理。通过GIS数据分层管理和专业分析，选择是否显示和显示样式等方法获得再生数据，用于实现规划建设项目中保护规划、科研宣教、游憩开发等项目的选址、数量统计和空间分布的信息管理等。国家公园建设的所有数据通过GIS软件进行统一管理，有利于数据资料规范有序、高效实用地为决策规划提供服务。

3.3.2GIS具有的空间分析功能

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结合地理学、保护生物学、森林生态学和生态旅游等相关理论，为研究区域的科学管理和有效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常用的空间分析功能如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与网络分析等［7］。利用叠加分析可以将国家公园的范围界限和居民点数据进行叠加，表现社区居民点在国家公园周边的分布情况；将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分布数据与植被图进行叠加，可以分析动植物与其生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缓冲区分析中，可以分析因规划道路建设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影响；国家公园内河流和湖泊的缓冲区分析，可以反映水资源对动植物分布规律的影响［8］；对社区分布数据进行缓冲区分析，研究社区发展和人为因素对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网络分析在GIS空间分析中使用较多，包括路径分析、地址选配与资源分析等，路径分析在旅游线路的规划中非常有用，在道路设计中运用最短路径和最优路径等方法，合理安排游览路线。地质匹配分析，例如结合道路、巡护线路、游览线路等，确定管理服务站或瞭望塔等最合理的布置地点；根据动物分布情况和活动规律，选择最佳食物补给点和重点保护区域等。资源分析方面，根据现状和发展规划，对现有和在建的各种资源合理分配利用，包括平衡调整各景点、景区的分布，给水排水设施、电力电信设施和服务设施的资源，还可以根据游客的来源和分布，分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和旅游观光业的客源市场。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有利于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健康有序、平稳快速和可持续地发展。

3.3.3GIS具有强大的可视化和制图功能

在GIS用户界面上可任意漫游和缩放各种地理数据，制图打印功能方便灵活。GIS在管理和操作数据的同时，可以根据地块或数据的类型为其设置不同的颜色和样式，或根据属性信息给图层设置符号分类，使地图显示真实丰富，更有表现力。从地理位置到资源分布、功能区划分到总体规划等，GIS能完成整套的规划设计图纸的出图。GIS不但能完成可视制图，还可以实现属性数据的统计，如统计森林覆盖率、道路长度、计算水域面积和功能区面积等。

3.43S技术在南滚河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应用

3.4.1基础资料调查

利用GIS和GPS完成对基础资料的收集，包括居民点、道路、河流、行政界限、公园位置和范围界的确定等。

3.4.2功能区划分

国家公园分为4个功能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重要资源影响因子得到功能区划分。

3.4.3保护规划

利用GIS、GPS和RS为国家公园确界定标，设置界碑界桩，以及巡护和森林防火规划、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动植物保护、地质景观和人文资源保护规划等。从GIS宏观的角度分析考虑在适当的位置和地点布置宣传牌、林火监测系统、野生动物食物补给点、食物源基地和繁育中心等。

南滚河国家公园景区规划（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

Fig.1 Nangunhe National Park scenic spots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spatial analysis function of GIS )

3.4.4科研宣教规划

包括各种资源的研究、监测规划和科研设施的建设。GIS和GPS将在设置研究监测中心、监测点、生态定位监测站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可辅助设置样地、样线以及在重点社区设置实习基地等。

3.4.5游憩规划

GIS、GPS和RS在游憩资源的定位，旅游区位的划分，游憩设施的配置分析和旅游市场分析方面将非常有用。GIS将结合生态旅游和旅游规划等相关知识参与景区划分，旅游路线设计，景区建设等，包括观光步道、观景台、休闲娱乐、动植物观测点以及供电工程、通信工程、给排水工程等相应配套工程的选址和配置。

3.4.6社区规划

依据现有居民点的现状，GIS缓冲区分析和叠加分析社区定位，通过各居民点的特点来规划社区类型。GIS再根据社区的类型和大小做社区影响分析，分析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与环境之间，社区与游客之间，游客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这样旅游点多的地方可选作旅游社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结合旅游资源的居民点可作为现代农业社区。利用GIS还可以参与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道路、饮水工程的规划等。

4结论

3S技术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可以看出，仍有许多有待提高和完善的方面。3S技术主要应用于与空间数据相关的行业，随着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等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很多行业和领域都在尝试3S技术。目前，3S集成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3S集成常常会出现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只用一种技术，而忽略了将3S集成起来，使其形成合力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价值。可以看出，未来3S技术的发展在诸多领域有很大优势和潜力，但是要想在技术和创新上有所突破，使其在应用深度和广度更上一个台阶，还需要行业人员的艰苦努力和不断追求。希望不断发展的3S技术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现代林业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甚至意想不到的作用。

致谢：感谢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规划编制组提供调查数据!

参考文献:

［1］唐芳林,张金池,杨宇明，等.国家公园效果评价体系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0,19(12):2993 - 2999.

［2］马国强,周杰珑,缪志缙，等.国家公园生态旅游野生动植物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1,36(4):109 - 114.

［3］刘红兵.3S技术在自然保护区的应用研究——以山西省五鹿山为例［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21(2):100 - 104.

作者：张飞 张寅 周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