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

2022-04-15

執笔者采访当年的夜校学员安江印西张耿，1947年运城解放时，是一个仅有300多人的小村庄。翻身得解放的西张耿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建设当中。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结合扫盲运动，办起了“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带动周边村庄，使农业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得到毛主席的批示。西张耿村为此而名扬全国。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篇1：

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摘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转变正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平南县、北流市和大新县等地406份水稻种植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和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构建解释结构模型（ISM）剖析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与层级结构。结果表明：（1）制度因素层面的村规民约、项目示范显著影响农户间歇灌溉和病虫害防治行为;环境素养层面的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责任感对农户间歇灌溉、绿肥种植和病虫害防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还受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以及家庭收入、农机成本等经营特征的影响。（3）环境责任感、家庭收入作为表层直接因素，项目示范、环境认知、农机成本作为中层间接因素，村规民约、环境情感、土地流转作为深层根源因素，共同影响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聯合采纳行为。为激发农户参与绿色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应建立健全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增强项目示范作用、强化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指导、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实施多元化扶持政策。

关键词：绿色农业;制度因素;环境素养;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生态振兴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7200305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编号：19YJC790048）;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编号：2020-GMD-032）;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编号：2019KY0167）;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编号：gxun-chxzs2019121）。

作者简介：蒋琳莉（1990—），女，湖北宜昌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E-mail：jianglinli1225@126.com。

通信作者：熊娜，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碳排放。E-mail：416926282@qq.com。

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发展绿色农业更是乡村产业和生态振兴的金钥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污染问题日益严重[1]。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农户作为农业绿色生产最广泛的参与主体与微观基础，其绿色生产行为转变正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如何提高农户参与绿色农业生产积极性，有效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已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众多学者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聚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领域，学者们指出农户个体特征[2-6]、家庭经营特征[7-8]、外部环境特征[9-10]、环境价值观和认知水平[11-13]等是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制度因素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关系[14-15]，夏佳奇等从环境规制和村规民约两方面探索了乡村环境治理问题[16];周家明等认为，村规民约能够增强乡村社会治安，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17];盖豪等侧重研究政策宣传、项目示范、惩罚措施等政府规制对农户秸秆持续还田行为的影响[18]。此外，亦有部分文献开始研究环境素养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但环境素养的内涵和划分维度不尽相同。在Erdogan的研究中，环境素养包含了技能和负责任的环境行为两大要素[19];相关研究在构建的环境素养体系中均含有环境认知和技能，郭清卉等纳入了环境责任感和社会规范[20]。刘妙品等则融合了环境情感和价值观[21]。

上述研究大多重点考察农户对某一种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忽略了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同时采纳多种绿色生产技术的现实情况;且现有关于环境素养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公民和学生，并未深入讨论农户的环境素养;此外，同时关注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对农户行为决策影响的文献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基于406份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户微观调查问卷，选取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3种绿色生产技术，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并构建解释结构模型深度挖掘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结构，以期拓展与深化相关研究，为提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积极性，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变量定义与赋值

1.1.1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农业绿色生产是指以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为目标，运用绿色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借鉴已有研究[22]，本研究将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是否采纳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3种技术作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表征。

1.1.2 变量赋值

1.1.2.1 制度因素任何组织或个体都置身于一定的制度体系中，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制度体系的限制和约束[23]。目前政府关于绿色生产的制度规制主要包括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惩罚、提供绿色生产技术指导以及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24]。村规民约是约束农户行为的外在制度规范，也可内化为农户的价值观念[15];同时，政府除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遏制农户负外部性行为外，还通过提供农业信息（如技术指导、项目示范等）协助农户增强绿色技术采纳信心和能力，降低生产成本[18]。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选取村规民约和项目示范作为制度因素，村规民约以当地是否设立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村规民约为测度，项目示范以当地政府是否提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政策与指导为测度。

1.1.2.2 环境素养环境素养是指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关系等方面的知识、情感、价值理念、技能和行动系统[25]。目前，学界对环境素养的具体构成尚未达成一致，但基本包括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知识、环境技能和负责任的环境行为5部分。由于认知水平是决定个体心理发展水平和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3]，因此本研究将农户环境认知作为环境素养的一个维度;与此同时，环境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则将其归入环境素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责任感会影响环境行为的落实程度，因而也将环境责任感纳入环境素养体系中。

社会中个体行为表现是在特定情境下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作为外部因素对社会成员行为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而环境素养作为内在基础，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为全面、科学、准确地解读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本研究同时聚焦外在制度因素与农户内在环境素养，重点考察二者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前者包括村规民约和项目示范，后者包括环境认知、环境情感和环境责任感。此外，由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也会影响其行为决策[2，26-27]，故将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具体指标说明及相关描述见表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成员2019年6—7月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贵港市平南县、玉林市北流市和崇左市大新县4地13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由于调研对象为水稻种植户，笔者所在课题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水稻种植面积、产量以及绿色水稻生产等实际情况选取了上述4个县（市），每个县（市）抽取3～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走访25～30户农户。为保证调查质量，所有调研人员均接受了前期相关培训，以走访入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展开，问卷内容涉及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状况、生态环境认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等方面。剔除农户漏答或中途停止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本次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406份（表2）。受访者以男性为主（男性271位，女性135位），大多年齡超过50岁（占67.24%），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7.64%），务农经验丰富（65.02%受访者务农年限达30年及以上），但家中常住农业劳动力较少，一般有1～2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本次受访农户描述性统计特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3 研究方法

1.3.1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考虑到农户对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等多种绿色生产技术同时采纳的内在关联性，本研究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进行联合估计，该模型包含多个二元因变量，且允许不同方程的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模型公式如下：

Y*i=αi+βiXi+εi，i=1，2，3;（1）

Yi=1，如果Y*i>0

0，如果Y*i≤0。（2）

式中：i=1、2、3分别表示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3种绿色生产技术;Y*i是无法观测的潜在变量，Yi是农户采纳行为的结果变量，若Y*i>0，则 Yi=1，表示农户采纳相应的绿色生产技术，Xi是解释变量，表示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核心变量（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和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βi为估计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1.3.2 解释结构模型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简称ISM）是一种分析系统中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结构建模方法[20]。本研究引入ISM考察影响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等级关系，挖掘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逻辑关联和层级结构。

在选取k个显著性影响因素基础上，确定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构造逻辑矩阵，并根据“公式（3）”构建邻接矩阵。

Rij=1，Si对Sj有直接影响关系

0，Si对Sj无直接影响关系 i=1，2，… k; j=1，2，… k。（3）

通过“公式（4）”得到可达矩阵：

B=（R+I）λ+1=（R+I）λ≠（R+I）λ-1≠…≠（R+I）2≠（R+I）。（4）

式中：2≤λ≤k，I为单位矩阵，矩阵的幂运算采用布尔运算法则。各层次因素可根据“公式（5）”来确定，得出各因素的层次关系后即可构建影响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层级结构图。

L={Si|P（Si）∩Q（Si）=P（Si）}，i=1，2，… ，k。（5）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现状

实地调研发现，宾阳县、平南县、北流市、大新县4个地区均有部分行政村的基层政府和农技部门已经着手推广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等绿色生产技术。其中，样本农户对间歇灌溉技术的采纳率最高，达59.11%;对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采纳率均较低，仅有不到1/3的样本农户明确表示种紫云英等绿肥或施用生物农药（图1）。

2.2 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在构建模型前，本研究首先对选定的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项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10，说明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随后运用Stata 15.1软件构建了3个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依次将控制变量、制度因素变量和环境素养变量逐步纳入模型中，考察制度因素和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3个模型的Wald χ2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且模型Ⅲ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解释力更强。

2.2.1 制度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2.2.1.1 村规民约对农户间歇灌溉行为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725，在1%的水平上显著。若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制定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相关村规民约，那么当地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实施间歇灌溉的可能性越大。这类村规民约旨在引导农户改善周边的生态环境，创建一个绿色生态的生产和生活场所，而间歇灌溉作为一种新的田间节水灌溉技术，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操作简单，农户愿意在村规民约的倡导下实施间歇灌溉。但村规民约未能显著促进农户其他绿色生产行为，可能的原因在于：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更多地是起到价值导向作用，很难对水稻种植过程中实际施肥、施药行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因而农户会根据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具体实施情况（如劳动力投入、农资购置成本等），有选择性地采纳;另外，绿肥种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对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具有较高要求，种养技术掌握不到位将会面临风险损失，而村规民约所提供的价值导向，无法抵消农户对成本、风险增加的担忧，因此对推动农户采纳稻田养殖技术的作用不明显。

2.2.1.2 项目示范对农户开展间歇灌溉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60，在5%的水平上显著。若政府设立了与绿色生产技术相关的农业项目政策与指导，那么当地农户选择间歇灌溉技术的可能性就大。原因可能是在政府组织绿色农业、水稻绿色生产等技术指导与知识讲座之后，农户对间歇灌溉的技术要领和实际操作方法会有更清晰的认知，可以产生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无论是出于自身能力还是农产品质量考虑，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纳间歇灌溉以达到节水效果，同时增加农业生产收益。但是，项目示范对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有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与间歇灌溉技术相比，生物农药或物理防治涉及多种工序和环节，每一环节所需的人力、物力较多，而且生物农药对温度、湿度、太阳光和雨水等气候因素有严格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户对该技术的广泛采纳。另外，项目示范未能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肥种植，原因可能在于：绿肥种植仅涉及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节，即使政府设立了示范项目和技术指导，农户在实际绿肥种植过程中要及时在不同季节实施补开环沟、中心沟、分厢沟等难度较大的操作，政府示范指导的时效性和后续指导缺失导致其对绿肥种植行为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2.2.2 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2.2.2.1 环境认知对农户间歇灌溉、绿肥种植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22、0.140，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若农户对当前气候变化以及当地水质、土质的认知水平越高，其采纳间歇灌溉和绿肥种植技术的可能性越大。究其原因，环境认知水平高的农户，其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往往较强，有助于农户判别气候风险，提高实施多样化适应性行为的主动性，积极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为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压力，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通常会发生改变，如调整灌溉或排水、调整种植结构、尝试新技术和改善农田周边生态环境等。因此，环境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采纳绿肥种植、间歇灌溉等绿色生产技术，一方面有助于应对极端天气给农业带来风险和损失，更好地保障水稻生产收益，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化。

2.2.2.2 环境情感对农户间歇灌溉和病虫害防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52和0.155，均在5%水平上显著。若农户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其采纳间歇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概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环境情感深厚的农户对人类与自然、农业间的关系认识较为深刻，倾向于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他们会通过间歇灌溉节水节能，降低过度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同时，为了避免雨水冲刷化学肥料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侵蚀和污染，环境情感较高的农户会尽量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肥料的施用量，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采用生物农药、物理防治等技术进行绿色生产，以改善土壤、水质，自觉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2.2.2.3 环境责任感对农户实施病虫害防治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2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若农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责任感，越倾向于采纳病虫害防治技术。原因可能是个体的环境责任感对个体行为有内在约束作用，环境责任感较高的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会注意自身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努力减少农业污染。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抑制蟲害的持续性较强，不仅能够减少化学物质对土壤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还能有效降低农药残留，兼具环保性和安全性。因此，无论是出于自身施药安全还是农产品质量考虑，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纳病虫害防治技术来减少病虫害。

2.2.3 控制变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在个体特征方面，女性较男性更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年长的女性农户更倾向于绿肥种植，而年轻的女性农户更愿意采纳绿色环保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农户不太愿意采用间歇灌溉技术，更依赖于漫灌种植模式。在家庭经营特征方面，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尝试绿色生产技术;农机成本对病虫害防治和绿肥种植有负向影响;有雇工能力的农户更愿意实施稻田间歇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此外，土地流转对农户采纳间歇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有负向影响，与预期不符。可能原因是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成为种植大户，但由于种植面积较大，间歇灌溉、生物农药或物理防治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相对较高，他们可能因有所顾虑而不愿轻易尝试。

2.3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

根据表3中模型Ⅲ的回归结果，选取8个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解释变量（剔除了农户个体特征变量），构建ISM分析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即同时采纳2种或3种绿色生产技术）。按照公式（3），S0表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S1表示村规民约，S2表示项目示范，S3表示环境认知，S4表示环境情感，S5表示环境责任感，S6表示农机成本，S7表示土地流转，S8表示家庭收入，并根据逻辑矩阵得出邻接矩阵R。同时，基于公式（5）运用Matlab 7.0软件计算出这些影响因素之间ISM排序后的可达矩阵N。

层级关系结构见图2，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可划分为表层直接因素、中层间接因素和深层根源因素。表层直接因素为环境责任感和家庭收入，表明农户的环境责任感越强，越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对采纳绿色技术有较强的内生动力;同时，农户生产行为选择以自身经济承受能力为前提，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能够为技术采纳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的可能性越高。中层间接因素为项目示范、环境认知和农机成本。通常情况下农户对于绿色生产的认知主要有2个来源：一是来源于自身耕种经验;二是来源于外界提供的信息。政府设立绿色生产技术相关的示范项目，能够帮助农户熟知和掌握实际操作步骤，其采纳意愿会显著增强;环境认知水平高的农户自身有较强的环境感知能力，越倾向于采纳绿色技术以减少农业生产对耕地土壤、水体等周边环境的污染;农户决定是否采纳某项技术前会衡量成本和收益，若一项技术能够降低投入成本，有助于增加收益，则农户更加愿意采用该技术。深层根源因素为村规民约、环境情感和土地流转，正如计划行为理论所指出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会影响个体意愿进而决定行为。制度规范对农户施加社会压力，对农户生产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凭借强制力推动农户实施绿色生产;对周围生态环境有较深的情感和保护环境意识强烈的农户对生态保护持积极态度，更倾向于绿色生产;土地流转后生产规模一般较大，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既有利于改善农产品质量，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规模效益。

上述因素间的关系可简单概括为3条路径：（1）制定村规民约→提供绿色生产项目示范→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该路径体现了制度因素从根源上影响政策指导、农户保护环境责任感，从而决定农户的绿色生

产行为。（2）重视培养农户环境情感→提高农户环境认知水平→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该路径包含了环境素养层面的3个要素，环境情感是环境认知的重要基础，环境认知进一步决定环境责任感，而农户的环境责任感直接影响其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3）规范土地流转→降低农机成本→增加家庭收入→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该路径体现了经济因素仍是决定农户绿色生产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对生产成本和农业收入极其重视，追求收益最大化是农户的重要目标。前2条路径刻画了本研究重点考察的制度因素和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第3条路径则说明经济因素仍是农户生产行为决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考量。

3 建议

3.1 健全环保村规民约，增强项目示范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村规民约、项目示范等制度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应鼓励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健全生态环保村规民约，倡导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等绿色生产方式，将农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纳入村规民约;在村委会、文化广场等多处宣传栏内张贴《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纲要，发放村规民约手册，组织村民小组阅读学习、相互督促，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大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政策宣传的投入和力度，进一步完善项目示范建设，降低农户采纳绿色技术的成本，提高农户采纳绿色技术收益。

3.2 强化技术培训指导，提升农户环境素养

培训指导、环境认知等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针对此结论，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生物农药施用、病虫害物理防治等方面的知识讲座、技能培训，拓宽农户获取绿色生产信息的渠道;与农业类科研院所展开技术合作，定期组织田间技术指导或示范田观摩学习，增强农户从事生态农业的信心;构建农村环境教育体系，向农户普及生态环保、绿色生产等基本知识，提升其对气候、水质等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水平，培养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深厚情感，不断强化农户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使农户环境素养实现质的提升。

3.3 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土地流转是农户决定是否采纳绿色技术的深层次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对激发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积极性具有深刻意义。当地政府应加快建立流转前指导、流转中管理、流转后服务一整套工作体系，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制定土地流转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流转合同签订等各种手续流程，实现土地流转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及时公开和完善土地信息，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发挥网络的监督功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保护农户合法权益，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化，增强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

3.4 实施多元扶持政策，激活绿色生产动力

在健全制度体系、提升环境素养的同时，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还可以考虑实施多元扶持政策。（1）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推动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创造现实条件;（2）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贴标准，因地制宜地推行绿肥种植、生物农药示范补贴试点，降低农户绿色生产成本，巩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3）探索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区（基地）模式，发展以绿色生产技术为支撑的订单农业，激发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的积极性，激活乡村生态振兴的内生动力。

4 讨论与结论

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率普遍不高，样本农户对间歇灌溉、绿肥种植、病虫害防治的采纳率分别为59.11%、29.80%、27.34%。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以及环境素养对农户某一种或多种绿色生产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规民约能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这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研究对象、研究侧重点等有所不同：相关研究对象为湖北省规模养猪户养殖污染物资源化行为意向，并未对农户实际行为进行探讨[12];相关研究以湖北省农户少免耕、秸秆还田行为为例，侧重考察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18]。项目示范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相关研究的观点一致，不同之处在于相关研究仅讨论了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这一种绿色生产行为，尚未考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对多种绿色生產技术联合采纳的情况[14]。与此同时，农户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责任感等环境素养对其绿色生产行为均存在积极影响，与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相关研究将社会规范包含在环境素养范围内;侧重考察价值认知对稻农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二者均未考虑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9，16]。理论上，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制度是行为的保障，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素养有助于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但同时仍须提供相应的制度体系（如环保村规民约、农业绿色生产项目示范、技术指导政策等），进一步增强农户参与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解释结构模型深度挖掘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结构，识别了制度因素、环境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联合采纳行为的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土地流转、成本收入在农户行为决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根本性作用，这对农户生产行为展开了更为细致、客观的解读和阐述，拓宽与深化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农户行为理论。

参考文献：

[1]Huang J K，Yang G L.Understanding recent challenges and new food policy in China[J]. Global Food Security，2017，12：119-126.

[2]劉洋，熊学萍，刘海清，等.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34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20（4）：263-271.

[3]黄炎忠，罗小锋，李容容，等. 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3）：680-687.

[4]杨志海.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来自长江流域六省农户数据的验证[J]. 中国农村观察，2018（4）：44-58.

[5]徐胜，齐振宏，黄炜虹，等. 公共农技推广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21，49（2）：229-236.

[6]尚燕，颜廷武，江鑫，等. 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家庭经济水平能唤醒农户生态自觉性吗？[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8，34（11）：988-996.

[7]向平安，林芍君，林智芬，等. 农户有机生产行为意向影响因素与调控措施研究述评[J]. 生态经济，2021，37（3）：112-118.

[8]葛廷进，朱海东，丁宇.交易不确定性对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E团制种玉米种植农户的调研[J]. 江苏农业科学，2021，49（6）：243-248.

[9]杨钰蓉，何玉成，闫桂权.不同激励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以生物农药施用为例[J]. 世界农业，2021（4）：53-64.

[10]赵会杰，于法稳. 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鲁、豫、川4省68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 生态经济，2021，37（1）：193-200.

[11]赵肖柯，周波.种稻大户对农业新技术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1077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2012（4）：29-36，93.

[12]石志恒，崔民，张衡.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绿色生产意愿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3）：40-48.

[13]刘美玲，王桂霞.资本禀赋、价值认知对稻农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东北水稻种植区486份稻农调查数据[J]. 世界农业，2021（4）：91-100.

[14]陈卫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制度约束与政策建议——基于47位常规生产农户的深度访谈[J]. 探索，2018（3）：136-145.

[15]郭利京，林云志，周正圆.村规民约何以规范农户亲环境行为？[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7）：68-74.

[16]夏佳奇，何可，张俊飚.环境规制与村规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以规模养猪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9，27（12）：1925-1936.

[17]周家明，刘祖云.村规民约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要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J]. 农业经济问题，2014，35（4）：21-27，110.

[18]盖豪，颜廷武，张俊飚.感知价值、政府规制与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行为——基于冀、皖、鄂三省1288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0（8）：106-123.

[19]Erdogan M.The effect of summ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SEEP）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nvironmental 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2015，10（2）：165-181.

[20]郭清卉，李世平，南灵.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J]. 资源科学，2020，42（5）：856-869.

[21]刘妙品，南灵，李晓庆，等. 环境素养对农户农田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陕、晋、甘、皖、苏五省1023份农户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2）：53-59.

[22]李芬妮，张俊飚，何可.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1105份农户调查数据[J]. 资源科学，2019，41（7）：1227-1239.

[23]Meyer J W，Rowan B.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3（2）：340-363.

[24]薛伟贤，刘静.环境规制及其在中国的评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9）：70-77.

[25]Roth C E.Environmental literacy：its roots，evolution and directions in the 1990s[M]. Washington DC：ERIC Clearinghouse for Science，Mathematic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92.

[26]葛继红，徐慧君，杨森，等. 基于Logit-ISM模型的污染企业周边农户环保支付意愿发生机制分析——以苏皖两省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17（2）：93-106.

[27]吴雪莲，张俊飚，丰军辉.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影响因素及其层级结构分解——基于Probit-ISM模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36-45，145.

作者：蒋琳莉陈楠熊娜罗云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篇2：

毛主席批示的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

執笔者采访当年的夜校学员安江印

西张耿，1947年运城解放时，是一个仅有300多人的小村庄。翻身得解放的西张耿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建设当中。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结合扫盲运动，办起了“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带动周边村庄，使农业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得到毛主席的批示。西张耿村为此而名扬全国。如今的西张耿村，隶属于盐湖区龙居镇，已经是一个拥有900多人的村庄。走在新时代乡村振兴道路上的西张耿人，为老一代人创业创新和追求科学的精神而自豪，立志再铸新的辉煌。安江印，当年“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文化教员;姚凤兰，当年西张耿农业合作社妇女主任、副社长、“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发起人之一。聆听这两位“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亲历者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激情。

安江印：我今年79岁，在村里当过十几年村干部。当年，我是夜校的文化教员。我们西张耿村位于运金公路南，东与东张耿为邻，北接麻村，西邻龙居，南通下张耿村，历史上传统农业以小麦、棉花为主。说起我们村的历史，有个传说，隋末李渊起兵时，军需处一个耿姓卒头，在我们村这里大面积种植棉麻，供应前线部队有功，为了奖励这位耿姓卒头，李渊将此地分封给他。耿卒头有三个儿子，分住后，形成现在的东张耿、西张耿、下张耿三个村。
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最早的校址

执笔者采访当年的夜校学员姚凤兰

1947年解放后，西张耿隶属解虞县。1950年4月21日，西张耿党支部成立，开始扫盲运动。那时我村只有90户300多口人，传统作物就是小麦和棉花。1953年春，解虞县西张耿乡西张耿农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包括西张耿、东张耿、麻村三个村。为了提高生产，1954年初，妇女主任、副社长姚凤兰等十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和刚从高小毕业的回村学生，组成“青年技术学习小组”，结合扫盲班还学习农业技术。1955年，我们村的初中毕业生王泰成、杨明东、王臣志与完小毕业生王银代、王冬至和我六人组织自学小组，后并入夜校，边学习文化知识、边学习农业技术。

姚凤兰：新中国刚成立时，妇女不出门、不上学，更不会干农活，只在家里做饭、看孩子。1952年，我18岁，当上村妇女主任。先是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学文化，参加扫盲班;后来，成立互助组，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妇女都不会干农活，我就利用扫盲学习的时间，叫来几个或者十几个妇女，让干活好、爱学习研究的王运生当教员，组成“青年技术学习小组”。一开始，学的很简单，明天干啥，今天晚上就讲啥，比如棉花间苗，“稠拔稀，双拔单，间隔距离七寸半。”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点上煤油灯或者马灯，还用过汽灯。尤其是妇女，从家庭走进田间、由门外汉变种庄稼把式。学习场所就在村口玉皇庙的二楼，能容纳二三十人，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转移到大队部（土改前一户地主家的空房）。1955年，我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奖励了一条毛毯，一直保存着，留作纪念。
毛主席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辑录了介绍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的文章，毛主席亲自写了编者按语

夜校教师王运异（中）在田间进行教学

安江印：那时有文化、懂生产技术很光荣。去“青年技术学习小组”学技术，大家开了眼界。比如治棉花蚜虫，原来用棉布蘸烟叶水或草木灰水，既费工夫，效果又不好。夜校从北京请来的技术员，掌着喷粉机用六六六粉一喷，蚜虫一下子治光了，速度快，效果好。青年妇女和中年男子看了技术员的操作，热情很高，积极加入学习小组。1954年5月，应乡里其他村庄社员的强烈要求，“青年技术学习小组”改组成“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6个学习小组，逢五排十的晚上组织学习，学员由自发变成有组织行动，由简单的扫盲学文化变成农业科技推广的新场所，很快学员达到86人。1953年和1954年，全村粮棉大丰收。棉花过去是“七疙瘩，八疙瘩，一亩地只收两包花”，也就是20斤皮棉。学习技术后，棉花亩产4-6包花，产量翻了一番，全县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小麦产量由亩产一担，也就是120斤，达到亩产二至三担，成为晋南地区十杆旗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员的建议，夜校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我们从实际出发，就地选拔，能者为师，土法办学，白天和晚上相结合，课堂和田间相结合，夜校随着季节办，常年坚持不断线，少讲、讲清、多打比方，课堂讲解，田间试验。夜校开设了政治、文化、技术、军事等课程，设立了青年班、群众班、扫盲班和短期专业培训班。
夜校根据农时适时组织社员学习培训

运城专署秘书办闫广宏把夜校的情况写成经验材料发表到报纸上。毛主席看到后，1955年12月27日在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批示：“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理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山西省委将西张耿村的这一做法在全省迅速推广。消息传到西张耿村，全村人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把12月27日作为纪念日。西张耿村成了全省、全国人民公社兴办业余学校的典范，同时也成了当年下乡插队知识青年争相要去的地方。
夜校育种组数年如一日选育小麦优种

到1958年，夜校学员达到570多人。当时，解虞县的领导和西张耿乡的群众敢想敢干、勇于创新，要将“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扩办成一所业余的农业综合“红旗大学”。当年的6月15日，“红旗大学”正式成立，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农村老粗办大学的奇迹。当时的解虞县县委书记王学厚担任校长兼政治课教授，西张耿乡党委书记刘生溪和团委书记张可忍担任副校长，全国著名植棉模范曲耀离和技术股长王运生等一批土专家担任教授、助教，坚持“坐下来听讲和到地里劳动生产相结合、先进科学技术理论和农民生产经验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开设棉粮栽培、土壤肥料、庄稼病虫、家禽畜牧、机械电气、土木建筑、财务会计、园艺、艺术、妇婴保健等十个系，每个系开设长年固定学习班、短期专业学习班和群众学习班等三个班。业余时间学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并开展篮球、乒乓球、舞龙等体育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经资格审查，485名青壮年男女社员首次跨进了大学。张可忍在太原大礼堂发言时，总结道：“乡办大学稀奇事，开天辟地头一次，谁说农民没文化，老粗赛过洋博士。”

西张耿村办夜校的同时，一直保留24亩小农场作为试验田和技术课基地，引进、培育、繁殖新品种和推广新技术。1981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夜校一度停办，小农场也另作他用。
夜校第二次修建校址校门和教室

经查阅有关资料，以下事件值得记录下来：

196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到西张耿视察。

196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源源出人才——农村人民公社办好业余学校的一个范例》，按语：“十年来，它是当地农村青年学习生产本领的场所、科学实验的阵地、传播科学技术的中心、青年业余生活的园地。”第二天，《文汇报》原文转发。

1968年，20名知识青年到西张耿插队落户。

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省委书记谢振华陪同下，视察西张耿。

1975年，在现址建起“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同年12月27日——1976年元月2日，原中共运城地委在西张耿召开庆祝毛主席对“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批示20周年暨农村业余教育运城会议。

1976年3月4日，山西省委以晋发（1976）18号文件，批转运城地委《关于庆祝毛主席对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批示20周年暨农村业余教育运城会议的情况报告》，向全省各地、市、县发文，要求学习西张耿做法。
夜校第三次修建的校址教室

走进新时代，明珠绽异彩。2016年，在西张耿村广大党员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西张耿党支部、村委会发动干部党员带头捐款，筹资1.35万元，对夜校进行简单修复，并举行了庆祝活动。盐湖区委高度重视这一红色基地，拨款135万元进行修缮，并于2017年12月27日在这里召开盐湖区弘扬“红船精神”动员大会。龙居镇党委邀请专家教授围绕“乡村振兴”进行总体规划，争取资金500万元，对全村道路、排水、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全面改造。运城市“中农乐”公司作为服务农村的知名企业，及时入驻，推广农业新科技、培养新型农民，开展线上线下服务，打造全区乃至全市“新型农民培训基地”，引导、帮助村民发展采摘、观光等城郊型乡村旅游项目。

走进西张耿，规划整齐的村庄、干净整洁的巷道以及两旁修剪成行、乔灌交错、四季常绿、鮮花点缀的美丽景色，就像步入公园，令人赏心悦目;偶尔遇到正在疯狂生长的核桃和红花丛中枣儿般大小的石榴，更使人望而生津，流连忘返。

西张耿村委大院，设在“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的原址，位于村中，坐东面西。大院没有围墙，安装有健身器材和乒乓球台案。迎面两棵高大雪松，衬托得开放式村委大院更加开阔敞亮。北边一排平房是西张耿社区，西边是支部、村委办公场所，东边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正南是仿农家屋的图书阅览室，分门别类，藏书数万，窗明几净，环境整洁，如家感觉。西南角紧挨大巷，专门建立了一个婚庆场所，搭建有喜庆彩棚，置办了20套桌凳，砌有婚庆典礼的背景墙，免费供村民使用，周围有乡规民约、德孝宣传栏，形成浓浓的喜庆氛围。正面大礼堂看似普普通通的农村老房子，就是培养了一批批农村青年学习农技本领的“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

在夜校门前建有门牌，上书毛体鎏金“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九个大字。两旁砖柱对联：光辉批示千秋永，夜校明灯四海钦。这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几经改造，重新翻盖，加前檐砖柱，铝合金门窗;两台高功率空调，装备一新的桌椅;南边大舞台正循环播放着电视采访片，讲述着“西张耿农业技术夜校”的前世今生。这里早已变成了多功能会议厅，周围墙体布置着村史，又是村史展览馆。

（盐湖区政协供稿）

作者：安江印

晋南环境与农业技术论文篇3：

东晋时期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互动关系

摘要:古代中国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仅以东晋为例,特定的因素促使东晋社会经济发展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自然灾害的频发埋下了伏笔。因气候与人为等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了农作物歉收、土地废弃、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侵犯、国家财政赤字增大等严重后果,从而又制约了东晋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东晋;自然灾害;社会经济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al calamities and social economy during the East-Jin dynasty

GUO Guang-chun1,2,MA Xiao-qiong2

(1.School of Sociolog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2.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Wuhu,Anhui 241000,China)

Key words:East Jin dynasty;natural calamities;social economy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中国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而成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三国两晋200年间,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304次。其中旱灾60次,水灾56次,地震53次,地沸2次,霜雪地沸各2次,雨雹灾35次,风灾54次 ,蝗灾14次,疾疫17次,蝗灾14次,歉饥13次。平均每年受灾约1.52次[1]8。上列不完全统计,足以使我们看到恐怖的灾荒光顾之频繁。东晋正处此时段,当然也难幸免。这一时期因气候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高达二百多次,占魏晋灾害总数之大半,并呈现出频率较高、相对集中、受灾面广等特点。其发生既有社会经济因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目前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已颇丰硕[2-6],但对东晋灾害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断代研究却尚付阙如,有待深入。

一、东晋自然灾害特点

(一) 发生频率高

整个魏晋时期,东晋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最多,为祸最烈,史不绝书。这里仅略举几例:永昌元年(322年)“夏,大旱……其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7]卷28五行中;太和六年(371年),浙江“六月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谨”[7]卷27五行上;永和二年(346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7]卷29五行下据陈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东晋时期共发生灾害123次,年发灾率 1.18次[8]221-317,真可谓各种灾害纷至沓来。但笔者愚目所及,陈先生的统计数据仍是相当不完全的,远远低于实际数字。笔者将《晋书》、《资治通鉴》、《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等史料的统计数字加以比对,得出在晋室南迁至刘宋建立之104年间,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56次,其中水灾49次,旱灾61次,地震山崩54次,霜雪寒雹32次,饥歉15次,虫灾9次,疾疫4次,风灾及其他灾害32次,平均发灾率高达2.46次/年。与前后几代相比,东汉一朝195年的发灾率仅为1次/年,隋唐318年则为1.6次/年,两宋487年也为1.6次/年。由上可见东晋灾害发生次数之多、频度之高,谓之世所罕见绝不为过。

(二) 时间相对集中

这里的“相对集中”指的是自然灾害在某段时间内多有发生而在另一段时间则发生很少亦或没有,也包括此一时期为害较重而彼一时期为害轻微的起伏不定状况。综观东晋一代,自然灾害的相对集中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见图1)。图1 东晋自然灾害十年尺度柱行图

首先,从时段(十年为单位)上,结合图1可以清晰看出:东晋自然灾害在公元317年至公元326的十年间爆发的次数最多,337年至346年间次数最少,而从公元377年以后,就呈居高不下之势。可知灾害多集中于317～326、397～406、407～416这几个时段。再者,若以帝王统治阶段为标准,则可得出表1:表1 东晋自然灾害统计表

帝王(在位年数)水旱地震山崩饥歉霜雪寒雹疾疫虫灾其他总数元帝(6)6682217335明帝(3)11810成帝(17)812543133康帝(2)112穆帝(17)6813232236哀帝(4)1416废帝(5)3317简帝(2)1315孝武帝(24)11111435121057安帝(22)131594101465总计49615415324932256依表1所计灾害次数,我们不难发现,东晋自然灾害多集中于元、成、穆、孝武、安帝诸朝。其中,孝武帝和安帝统治其间,自然灾害多达 122次,集中了东晋灾害总数的47.7%。从公元397年安帝登基至其被缢的22年间,发生灾害达65次之多,平均每年近3次。孝武帝在位24 年,受灾57次,灾害频率近2.4次/年。元帝在位的6年间,灾害共发生了35次,每年近5.83次,频度最密。

(三) 受灾面较广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东晋自然灾害的发生动辄波及数县、数郡,甚至数州。在各种灾害中,水灾堪称祸首。其为害之烈,令人心胆俱裂。淫雨连绵,山洪暴发,江河溃堤,都会造成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如:太和六年(371)“六月,丹杨、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 [7]卷27五行志上,太元六年(381)“夏六月,扬、荆、江三州大水”[7]卷9孝武帝纪,太元八年(383)“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7]卷9孝武帝纪。再以虫灾为例:太兴元年(318)“六月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七月 ,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7]卷29 五行志下。此外,地震、干旱等灾害也具有这种特点,如太兴元年(318)“ 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阳”四处“地震山崩”[7]卷29五行志下,同年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四地再次“地震,涌水出 ”[7]卷29五行志下。东晋自然灾害发生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其间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自是难以估量。

二、东晋社会经济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东晋自然灾害之频繁发生,既有气候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直接客观因素,也是人类主观社会行为间接产生的结果,其中包含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关于气候因素,以往学者已多有论及,为了叙述的完整性和更详尽、有比较地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简述之。)。从客观因素来说,东晋正处于物候时期的第二个寒冷期。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较之现在低了近1℃～2℃,较之温暖期的秦汉时代,要下降2℃-3℃。因此,东晋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这种气候特征在史籍中多有反映,以都城建康一带为例,如太宁元年(323年)三月丙戌与永和十一年(356年)四月壬申均有“陨霜”[7]卷6明帝纪,咸和九年(334年)和建元元年(343年)则出现“八月大雪”[7]卷28五行中。一般说来,霜雪开始日期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低,霜雪结束日期推后,则春季气温回升推后,当然也较常年偏低,由上例可以判断东晋时期全年平均气温是低于常年的。同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较长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十二月,建康“雨雪二十三日”[7]卷29五行下,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无疑当时冬季较为严寒[2]46 。气候寒冷容易引发霜雪灾害和冻灾。干旱又往往伴随寒冷的发生接踵而至。现代物候学与气象学研究表明,寒冷与干旱密切相关,寒冷程度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前引材料说明东晋时期的气候状况是寒冷期提前且气温下降速度加快,导致了降水量减少、大气湿度降低、气候愈加干燥,故此,旱灾、蝗灾及随之而来的饥歉等灾害因此便乘机滋生。另外,东晋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是发生水灾的重要原因,平坦的地势,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使河流常常泛滥成灾。

要理解东晋的灾害问题,不能纯粹从当时的自然因素去分析,还须深入探索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东晋时期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当时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灾害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

首先,东晋人口压力过大。在引起东晋灾害的社会经济原因中,首先是人口的大量增殖。众所周知,西晋永嘉之乱后,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北民南渡浪潮,“幽、冀、青、并、充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9]卷35州郡一),洛阳陷落后,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7]卷65王导传,中原民户渡淮南下者超过百万,南迁时间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关于东晋北人南迁的数量,谭其骧先生认为:“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则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10]张帆则言:“据不完全统计,南下的流民约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同时又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11]

如此大量的人口涌入南方,并不断繁衍,使得东晋人口超量增长,必然会使当地资源的承载负荷迅速加大,在多方面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增强消耗、毁坏资源的力度,促使灾害的产生。

其次,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人们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免会对自然做出一些不利的活动,辨证地讲,人们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人们拓荒垦殖、采伐林木、兴修水利、开采矿藏,不断地提高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与此同时,自然的开发又必然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反馈。如上,东晋承西晋末年之乱,大量北民被迫南迁,这些流民来到南方之后,由于人均耕地大幅度下降,为了生存和繁衍,往往采用北方旱田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进行生产活动,要获得可耕田地就必须大量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与水争田、与山争地。这一方面增加了垦殖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东晋社会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使得天然植被数量锐减,防风固土作用降低,从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导致了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灾害随之而降。东晋偏安的地方正处江南,受到因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灾害侵袭自是顺理成章。这是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的。若从生产方式上考虑,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及相应的生产技术落后 ,生产效率低下,小农生产又缺乏整体意识,因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低下。

总之,由于自然界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即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使得东晋社会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自然灾害的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自然灾害的质变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东晋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多方面加剧了灾害的发生。加上统治者为获取眼前利益采取一些不当措施和当时频繁战争之故,使得政府无暇顾及防灾减灾工作,使原来难以发生的灾害轻易发生,甚至诱发一些次生灾害,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

三、自然灾害对东晋社会经济的影响

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的天敌。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国家,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直接遭受冲击。由于灾害发生的偶然性或言突发性, 常常令人们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灾往往与害并存,害由灾造成,二者交加,便会摧折社会生产力,导致饥馑。农业各类灾害有可能互为因果,彼此迭加,由原生灾害引发次生灾害,各种灾害相互关联,如大旱之后,常有蝗灾,形成恶性循环,危害惨重。频繁的灾荒给东晋王朝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恶果,诸如“禾稼殆尽”,“饿殍遍野”、“饥民载道”等等,不胜枚举。就其具体表现,从以下诸方面略加论之:

首先,农作物歉收。农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根本,是衡量一国贫富与否的首要标准。而农业的是否发达则取决于粮食产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即便丰年的粮食产量也只够维持一般百姓的温饱,若遇灾荒或战乱,人们就会陷入生存危机,诚如马尔萨斯所言:“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生产的能力仅能够维持人们生命时,那么任何一个坏成年(灾年)造成的物质不足都是致命的”[12]。粮食产量又与气候条件息息相关。张家诚先生曾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 ,年降水量每下降100毫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就会下降10%[13]。依其言,东晋处于中国近五千年来的第二个寒冷期,寒冷常与干旱并行。或言严寒、干燥也即一种气候灾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这一时期类似“无麦禾、饥”的记载屡见于史书。如太兴二年 (319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咸和五年(330年)“无麦禾,天下大饥”;永和十年(354年)“三麦不登”;永和十二年 (356年)“大无麦”;太元六年(381)“无麦禾,天下大饥”;元兴元年(402年)“无麦禾,天下大饥”[7]卷27五行上等。“饥”必定无粮,无粮则反映了粮食的减产。这种情况也离不开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草翻史籍,不难发现,东晋时期水、旱、蝗、雹等灾种多发生在春夏秋农作物生长或收获的黄金季节,致使东晋的农业收成严重受损,甚至造成绝收,兹举几例:太和六年(371年)六月“丹杨、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荡没。”[7]卷29五行下永昌元年(322年)“夏,大旱……其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7]卷27五行上。太兴元年(318年),兰陵合乡、东莞、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冀、青、徐州均因蝗虫肆虐导致农作物遭损坏[7]卷29五行下;太兴二年(319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五郡蝗虫食秋麦”[7]卷29五行下; 永和五年(349年),河北则出现:“六月,临漳暴风雷电,雨雹,大如升”[7]卷29五行下。雹灾势必造成农作物受损,粮食减产。可见,自然灾害的肆虐是导致东晋农作物减产、歉收的重要杀手,严重摧残了东晋的农业经济。

其次,土地的废弃。影响农业收成的同时,自然灾害亦损坏了农田的土质。其中水灾的破坏作用最为明显。水灾往往会导致农田的盐碱化和沙化——农田被洪水淹没后,土壤中所含碱性化合物大部分被分解,地面上留有白色沉淀,农田则变成盐碱地。此类土质既影响农作物生长,又不易恢复;有时洪水含沙,水退以后,留下沙地,再经过长期的风化作用,极易造成土壤沙化。因而水灾发生时淹没的农田,无论洪水历时多久,土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洪水浸没的时间愈长,土质被破坏的愈严重,再加上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民众流离失所降低了土地的开发利用率,以至土地荒废,生产下降。另外,水灾还常常冲垮水利设施,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农田水利系统,导致灾后很难快速恢复生产等,这些都大大制约了东晋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东晋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在战胜水灾的基础上实现的。

再次,劳动力锐减。封建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依赖的是农业人口的多寡,农业人口也是封建国家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农业社会经济中人口就是生产力,一般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少成正比。作为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反映了农业社会经济的进步,反之则反映了经济的衰退。东晋时期人口数量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固然与当时寒冷干燥的气候有关,但与东晋自然灾害导致大量民众伤亡之联系似更为直接。早在西汉时期,鲍宣就将水、旱灾害并列为“民有七亡”之首,而将疾疫视为“民有七死”之一[14]卷72鲍宣传。鲍宣之言,确有道理。以东晋论,咸康元年(335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浮漂屋室,杀人。”[7]卷27五行上永和七年 (351年)秋七月甲辰“涛水入石头”,溺死者达“数百人”[7]卷8穆帝纪;元兴三年(404)十一月丁酉“大风,江陵多死者。” [7]卷29五行下太元十七年(392年)六月,涛水入石头和京口西浦,夺人性命,而永嘉郡潮水涌起,导致“近海四县人多死”[7 ]卷27五行上;又前引永和二年(346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7]卷29五行下大兴三年(320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民多饿死”[9]卷33五行四。在东晋历史上,这种惨境屡次出现,也说明灾害造成了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

除灾害本身对人口造成的直接伤亡外,更多的表现在它的间接、持续地影响上。葛剑雄先生认为,“自然灾害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所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更主要的是使粮食减产,使人们因饥饿而死亡。或者因营养不良而缩短寿命、减少生育,还必然使婴幼儿的死亡率(包括人为杀死、遗弃)增加。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人口的增长都要受到影响,持续的灾害必然导致人口长期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态。”[15]如太兴二年(319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进而导致“吴郡百姓多饿死”[7]卷29五行下;咸安二年(372)“三吴大旱,人多饿死”[7]卷9孝武帝纪;元兴元年(402年)四月,三吴因为饥荒致使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 临海、永嘉殆尽[8]299,等等。此外,水旱灾害引发的疾疫也致使大量民众丧命。一般说来,大旱大涝之后,环境污染,病菌滋生,粮食奇缺,人们的体质和免疫力明显下降,再加上人们因安土重迁的意识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不能迅速转移,使得传染病较易发生和传播,以至更多的人因之丧生,如永昌元年(322年)冬十月,因为大疫,导致“死者十二三”[7]卷29五行下。

由上可知,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晋人口锐减的重要因素。如此,则农业劳动力减少,进而,手工业者、商人及其他从业人员的数目也相应减少。即使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因灾后营养不良、身体羸弱或疾病缠身而削弱或丧失劳动能力。灾害造成的劳动力缺失严重阻碍了东晋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使之停滞、后退。

复次,财产的损失。灾害在夺人性命的同时还侵吞了人们的财产。除前文所述农作物减少外,灾害还破坏了人们的住宅、设施、生产资料 (如牲畜)和生活用具等,使人们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生存条件受到破坏,生活举步维艰。如永昌元年(322年)七月丙寅“大风拔木, 屋瓦皆飞”[7]卷29五行下;元兴二年(403年),二月甲辰夜“大风雨,大航门屋瓦飞落”[7]卷29五行下;义熙十年 (414年)秋七月“淮北大风,坏庐舍”[7]卷10安帝纪。家宅自古以来都是农业社会公认的财产中心之一,古人在炫耀财富时也常以家宅几间良田几亩自诩,可见,这一重要的财产核心往往也易受到灾害的吞噬和侵犯。又太和年间(366～370年)“六月,(会稽)大旱, 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至”[7]卷27五行志上,大旱之年又逢火灾,不仅烧毁了民房,而且焚毁了米粮仓,真是祸不单行。太元十七年(392年),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同时遭潮灾袭击:“六月甲寅,涛水人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7]卷27五行上又永和二年(346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7]卷29五行下

综上,东晋灾害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设施,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没有生产资料、工具,人们便无法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失去了财富就降低了人们的购买力,当然也难以进行商业活动,毋庸置疑,这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最后,自然灾害还影响了东晋政府的财政总收入,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

(一) 灾害减少了国家税收

农业经济时代,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及农民。在灾害的频繁打击下,农作物损毁,农产品减产,农业歉收,农民收入大减。农民无力、国家亦无法要求农民按正常年景交租纳税,这就必然影响到政府的税收。面对自然灾害,东晋与前朝一样采取一些减税措施来安顿灾民、稳定社会,如咸和四年(329年)秋七月,因“会稽、吴兴、宣城、丹阳大水”,东晋政府便“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7]卷7成帝纪。咸康二年(336年)三月,“旱,诏太官减膳,免所旱郡县繇役”[7]卷7成帝纪。然而东晋救灾体系尚不完备,政府减免租税的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灾害带来的所有问题,因而灾荒之年,编户之民或亡或流,或卖儿或鬻女,法定编户的减少也必然影响到将来国家的税收。

(二) 救济灾民增加了财政支出

灾荒发生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地位,东晋帝王只要具备条件,都会罄力赈济灾民。这就需要政府提供钱粮等财政支持。如咸康元年(335年)二月、二年(336年)七月扬州饥,分别遣使开仓振给[7]卷7成帝纪;咸安二年(372年),因“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诏所在振给”[7]卷9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394年)秋七月,亦因“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派遣使者“振恤之”[7 ]卷9孝武帝纪。以上可见,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东晋政府还要担负赈灾重任,加大财政支出,这无疑进一步损耗了国家财政总收入, 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

(三) 增大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波动幅度

灾后常常引起灾区乃至全国物价飞涨,破坏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如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建康因大饥,“斗米万钱”[11]252 ;咸康元年(335年),“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价。”[7]卷7成帝纪在这种财产受到侵害和物价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贫困的农民不得不变卖农具和其他用品,典当过日,无力从事农业再生产,小农经济的破产在所难免。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中的人为因素导致了东晋自然灾害的频发,灾害又反作用于经济,造成了农作物歉收、土地废弃、劳动力减少、国家财政收支赤字增大等严重后果,从而制约了东晋社会经济的发展。又生产力不甚发达的东晋时期,农业是根本,农业丰收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而自然灾害的发生破坏了这一基础。对东晋劳动人民而言,虽然贫困源于阶级剥削,但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加深了贫困化程度。人们越是贫穷,社会经济越是落后,国家也越贫困,整体抵抗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就越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定意义上说,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激化了东晋的各种矛盾 ,进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参考文献:

[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8.

[2]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17(3):45-52.

[3] 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16-122.

[4] 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J].社会科学研究,2003(4):133-137.

[5] 章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J].许昌学院学报,2005,24(1):30-35.

[6] 陈金凤.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J].许昌学院学报,2005,24(3):40-45.

[7]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陈高.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0.

[9] 沈约.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谭其骧.长水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9.

[11]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