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效率价格调整论文

股市效率价格调整论文 篇1：

行业资讯 天下大势

【互联网IT】

IT业呈现“四化”趋势

“相信以后我对着可口可乐的售卖机说一句话就可以买到饮料，对摩根大通账户发出语音指令就可以买卖股票。”在《财富》论坛所举办的“世界500强企业领袖展望商业新法则”讨论中，参加论坛的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就全球化公司的商业模式、全球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发展的特点、全球PC市场发展趋势等问题，发表了见解和预测。

杨元庆指出，IT行业正呈现出计算化、移动化、消费化及人性化的四大趋势。如今，几乎所有的智能终端设备都具有计算能力，移动设备已经无处不在，企业员工越来越多地自主选择和购买个性时尚的消费类产品来进行办公，而人与机器间的交互也将更加简单、方便和人性化。

【化工医药】

化妆品第二轮提价来临

近日，化妆品行业的第二轮调价已经来临。香奈儿、SKII等一线化妆品品牌已经进行过一轮价格调整，涨幅从5%～30%不等。

“其实除了销售利润等方面的因素，化妆品品牌进行价格调整还与品牌策略有关。如定位高端的品牌选择涨价通常是为了维护其品牌的高端性，同时又契合国内消费者心理。”一位化妆品业内人士表示。

【机械制造】

机器人“爆发”：自动化工厂势在必行

在郭台铭宣布3年内让100万机械人上岗的计划后，将近1.5万台机器人走向了生产线，工人们已经能感受到“新同事”带来的影响。在部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原本20～30名工人可以减少到5个，而他们的工作只是保证机器人的运行。

这些24小时无休的机器人，背负着富士康们摆脱低利润陷阱的期望。正如德国劳动研究所所长克劳斯·齐默尔曼所言：“经营大规模的组装工厂不再被视为确保中国经济未来的可行途径，中国企业将为全球市场生产更先进的产品，以提升制造企业在产品中的价值比例。”从欧美到日本，从中国到印度，制造业总会朝着人力更密集、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当使用机器人的成本降低，以机器人替代人力更为划算时，这条轨迹也许会发生逆转。

【节能环保】

光伏产业大省江西推动太阳能发电进入普通家庭

6月初，光伏产业大省江西宣布将实施万家屋顶光伏发电示范工程，计划在三年内让一万户普通家庭实现光伏发电。日前，示范工程在宜春、赣州等地市陆续启动，从6月20日起，城乡居民可提出建设申请。

据了解，江西省将按照每户最大不超过5千瓦、平均3千瓦的装机水平建设户用光伏发电示范工程。其中一期工程1000户至2000户，总装机3兆瓦至6兆瓦，力争3年内建设10000户。工程采取居民自建、合同能源管理和政府统一组织建设三种建设模式，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探索其他有效率的建设运营模式。

【农业食品】

粮食业遭冲击价格或将看涨

近日，粮食行业遭遇重大冲击。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危机尚未平息，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火灾导致4万吨粮食过火，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粮食安全问题接连发生，有消息称市场对粮食价格上涨的趋势形成共识，经营粮食的上市公司或受益。

大米价格近期出现明显上涨。北方大米价格上调，主要表现在东北米、江苏米方面，其中黑龙江产、江苏产大米价格上调2～6分/斤不等，涨幅在0.5%～2.6%。

【金融投资】

中国股市跌至半年新低

在中国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疲弱、IPO重启预期升温等利空因素的影响下，端午假期后首个交易日中国股市上证综指重挫2.83%，创下六个月收盘新低。由于A股连续八个交易日收跌，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得到一定的修复，预计短期内持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6月13日中国股市的暴跌，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6月上旬出炉的5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中国经济难言乐观；二是，6月上旬新股发行改革征求意见稿出台，导致IPO重启预期升温；三是，海外股市近期持续下挫，对A股市场心理层面形成冲击。

股市效率价格调整论文 篇2：

资源价格调整需慎之又慎

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向实体经济传导的微妙阶段,此时与基本社会运行成本密切相关的资源能源价格如果再行上调,可能成为将资产价格泡沫“接引”向实体经济的触发器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新进展(以下简称《进展》),从其中披露的文件出台下发的数量、密度,特别是某些资源类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来看,有关方面推动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愿望不可谓不强,决心不可谓不大,进展不可谓不快。

但是,在能源资源类带有一定公共产品色彩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手段顶多是优化经济机体运行的药料之一,尚需其他有效成分及辅料来中和药性、搭配成方,方能在将毒副作用降到最低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首先,不能无视刚性需求来调价格。《进展》中述及水价调整,称“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调价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为了解决污水处理费偏低的问题,有的是为了缓解供水企业生产经营亏损,有的则是为筹集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建设资金。这些措施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有利于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原因固然各异,本质却只一条:涨价。《进展》的表述大有“英雄不问出处,涨价即是道理”的况味。

然而,用水之中相当部分是老百姓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其需求之刚性决定了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涨跌而消长。如果无视刚性需求、不作结构上的区分,遽然祭出涨价的“法宝”,势必违背基本用水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初衷,降低最广大而又最脆弱部分民众的生活质量。更严重的是,涨价加之于刚性需求之上,还可能推高全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成本,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鉴此,《进展》在公布用水价格涨幅的业绩之外,更应披露相关用水量变化的情况,以便甄别价格调整的真实效果。

其次,不能隐藏真实成本来调价格。价格调整的一条重要现实理由是相关企业的亏损。有资料显示,河南省18家地市级自来水公司中7家负债率超过70%,实际上资不抵债应当破产。备受质疑的是这些应当破产之企业员工的高福利。对于垄断企业而言,亏损或是盈利只在一念之间,关键在于作为公共服务企业,其成本又处于不公开状态,这为“实际利润转移造成账面亏损”留下了内部人士的操作空间和外部民众的想象空间。

《进展》中谈到“严格履行成本监审和听证程序,切实加强对供水定价成本的审核”,立意虽好,但落足于“促使供水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抑制不合理的成本支出”,不啻与虎谋皮,难以操作。如何设计一套程序激励相关企业公示真实成本,是上调价格之合法性的重要保障。

第三,不能脱离技术进步来调价格。上调价格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资源保护、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结构调整,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作为物质保障,价格变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理论上看,增加资源和能源上的成本,企业会更多采取节能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就全社会而言,可能引导社会资源由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行业向环保高效的绿色行业优化配置。然而,即便是大力鼓吹绿色全球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创新非常困难”。而在缺乏技术进步支撑的前提下,用价格强行推进西方国家宣讲的低碳经济社会,最终可能沦于“低碳不经济”的险地。

同样,我们还不能罔顾宏观经济形势来调价格。自2008年末起,我国开始了新一轮信贷扩张,货币当局急剧放大货币供应,广义货币增长从2008年11月的18%上升至2009年6月份的28%。同时,银行间市场利率也骤然降低,2009年上半年银行间加权平均隔夜利率低于1%。

经验表明,货币扩张之后首先是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以致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继而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向实体经济传导。如不能有效遏制或疏导,可能爆发通货膨胀,最终将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推向危机的深渊。股市方面,自2008年10月至今,上证指数上涨了100%。房地产市场方面,2009年上半年各地住宅成交价格在持续一段小幅增长后,自第二季度加速上涨。各城市上半年的月均成交量都大幅超过2008年水平,与2007年历史高位相比,也普遍逼近甚至已经超越。

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向实体经济传导的微妙阶段,此时与基本社会运行成本密切相关的资源能源价格如果再行上调,可能成为将资产价格泡沫“接引”向实体经济的触发器。当此之时的决策,不可不慎之又慎。

作者：本刊编辑部

股市效率价格调整论文 篇3：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需要关注的十个问题

1.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直到2003年，公认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7%~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2004年政府还曾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7%左右。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且没有严重通货膨胀。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提高？我认为有提高，但不会有大幅度的跳跃，从7%~8%跳到10%~11%的可能性不大。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这一定程度是周期变化的结果。在经过长达6~7年的通货收缩之后，2003~2004年经济出现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是自然的。2005年以后“瓶颈”的消除使2006年得以保持低通胀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既有趋势的变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须把这两者加以分离，以确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根据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11.5%，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通货膨胀不会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如果以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后果很可能是经济的进一步过热。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而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普遍在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第三，现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长期的负利息率。第六，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第七，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因此，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以下。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率相当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但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那就没有必要弃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资本流出，将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

维持资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认为五年之内我们难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

1995—1996年的通胀期间，中国实现了存款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存款实际利息率不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这项政策对于当时治理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种经验不应该轻易忘掉。

把流动性过剩的来源从货币供给方和需求方加以区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央行的对冲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售央票)和利率政策的不同作用。对冲政策可以有效吸收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而利率政策则可以提高居民对货币(储蓄存款)的需求，但对减少来自供给方的流动性则效果不大。这是因为，中国提高利率往往意味着同时提高存贷款利率，这种利率的提高除宣示货币政策方向的变化外，对于货币供给的作用不甚明显，但利率的提高对增加居民的货币需求则有一定作用。因而，中央银行应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销售央票和升息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当然，在利率自由化充分实现之前，利率政策的使用始终会存在有效性的问题。

在2008年，中国应能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但中国外部环境可能恶化：美国次债危机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增速度下降、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石油及其他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等等。而中国经济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恶化、资产泡沫崩溃、贸易顺差减少等一些困难。但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中国也应该能够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挽救困局。有关部门应该做好预案，以便一旦需要，财政政策就能迅速发挥作用。因此，我对2008年中国经济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作者：余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