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位吹歌的文化艺术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在德育工作中，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推进学校的文化育人工作。我们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把学校建设成为文化育人的主阵地。地方文化，正是学校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子位吹歌的文化艺术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子位吹歌的文化艺术论文 篇1：

子位吹歌研究综述

传统的子位吹歌以管子为主奏乐器，配以唢呐、笙、笛、鼓、锣等。演奏时根据所奏曲调的种类或习惯奏法的不同而异，声音高亢宏亮，旋律多变化，风趣热烈。吹歌主要用于婚、丧、喜、庆等民间仪式中，其中“吹歌会”是农民从事的音乐团体，经常演奏的曲目有《放驴》、《打枣》、《万年欢》、《一支花》等。改革开放以前他们较为正式的演奏，本村有婚、丧、喜、庆时，他们互相帮忙不收取任何报酬，被请到外面去演奏时收取一定的报酬，随着时代发展，吹歌会不断扩展活动范围，更新曲目，完善技艺。

1996年，文化部将子位镇命名为“中国民间音乐之乡”。2006年，子位吹歌成功申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河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工作中，定州市子位镇获“河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2008年，子位吹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张占民、王如海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充分说明了子位吹歌具有很高的关注度和重要性。

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子位吹歌的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在知网和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对关于子位吹歌的文章进行了搜索，发现对于子位吹歌直接或者间接介绍与研究，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里对有关子位吹歌研究文章进行一个小结。

一、研究萌芽期（1952年～1965年）

关于此阶段的研究成果，只有一项。子位吹歌最早的文章出版在1952年，由杨荫浏、曹安和记谱整理出版的《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其中对于子位吹歌吹歌会、乐队的组织、乐器、曲调、音阶形式及宫调系统等有详细的记载，另外还记录了34首乐曲。这些材料源于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请定县子位村吹歌会来到天津演出调查所得，另外的材料由后来陆续访问所得。

在20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为民间艺人录音，这具有先创性。张振涛曾在《风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一文中做出评价：“刚刚拿到录音机的杨荫浏、曹安和，就把话筒对向了民间艺人，这个角度改写了历史。”但是在记录中，出现了问题，张振涛说：“这是杨荫浏第一次采访一个陌生乐种，他没有像叙述苏南十番那样表现出充分自信，记录中出现了技术错误（如笙管音位的记述部分，他在后撰的《苼芋考》中加以改正了。”

二、低谷期（1966年～1977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人再练习吹歌，子位吹歌陷入了低谷期。

三、深入研究、保护期（1978年～现在）

1.1978年～1999年

改革开放后，子位吹歌又开始兴盛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关于子位吹歌的文章有王铁锤《深受农民欢迎的定县子位村吹歌会》（1986）、王一《子位吹歌的艺术特色》（1987）、薛艺兵《子位的道路》（1989）、王志伟《弘扬燕赵乐倾诉故乡情——听河北吹歌演奏会》（1989）、刘振华《河北吹歌的形成和发展》（1991）。

在这段时期中，王铁锤《深受农民欢迎的定县子位村吹歌会》主要是对子位吹歌的介绍，王一《子位吹歌的艺术特色》主要从音乐本体进行分析，薛艺兵《子位的道路》主要介绍了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历了40年子位吹歌的境况和变化，此时的子位吹歌已有别于传统的“音乐会”，演奏新颖的曲目顺应时代潮流，从艺术劳动中获得酬劳。文章最后留给读者一个思考，“如此追求时尚是否不利于保存传统？子位吹歌会已经沿着自己开辟的新路起劲的往前走。不知是否会有更多的民间传统乐曲追随，去效仿？”刘振华《河北吹歌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介绍了河北吹歌总体的发展、冀中子位吹歌的发展。王志伟《弘扬燕赵乐倾诉故乡情——听河北吹歌演奏会》则是就一场音乐会简单的介绍子位吹歌。

2.2000年～现在

21世纪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有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2002），丁咏静、马锋《小村庄走出来的大吹歌》（2006），张振涛《风 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2007），齐易《从冀中“音乐会”看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2008），苏华《笙在河北民间“音乐会”流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调研》（2009），林茜、苗卫钟、李朋、刘向阳《子位镇的邂逅》（2009），黄春玲、李婷《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以定州子位吹歌为例》（2010），师娇《20世纪中叶“民族器乐演奏家进高校”调查研究》（2010），吴玉辉《音乐艺术奇葩——河北吹歌》（2010），黄春玲、刘超《新形势下保定区域民间艺术传承途径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2011），刘亚辉、杨梦来《让子位吹歌吹遍五湖四海》（2011），吴跃猛《论河北吹歌中的管子演奏艺术》（2011），谢闻吉《字字乡音中，声声故土情——河北吹歌对王铁锤笛子艺术的影响》（2011），刘海滨《河北吹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2011），荣卫《王铁锤笛子演奏艺术研究》（2012），黄璟《管子在子位吹歌中的地位与作用》（2012），王晶《浅析河北民间音乐的保护和继承》（2012），芦海茹《传承地方传统音乐文化与提升高校学生素养相结合的研究》（2012），孙燕《从草根到华堂——王铁锤艺术实践与身份转换》（2013），孟建军《铁锤链打出金石之声——访著名笛子演奏家王铁锤》（2013），孙茂利《音乐本体中心特征一致性的背后意义》（2013）。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中，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孙茂利《音乐本体中心特征一致性的背后意义》是对冀中音乐会的研究。

关于在演奏吹歌中使用的乐器的分析的文章有黄璟《管子在子位吹歌中的地位与作用》、吴跃猛《论河北吹歌中的管子演奏艺术》、苏华《笙在河北民间“音乐会”流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调研》。在河北吹歌中，管子是主奏乐器的只有定州子位吹歌，在《管子在子位吹歌中的地位与作用》中，黄璟认为管子作为定州子位吹歌中的主奏乐器的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通过对河北省定州子位吹歌艺术学校，民间艺人的调查，探究管子在子位吹歌中的地位与作用、继承与发展。

谢闻吉《字字乡音中，声声故土情——河北吹歌对王铁锤笛子艺术的影响》、荣卫《王铁锤笛子演奏艺术研究》、孙燕《从草根到华堂——王铁锤艺术实践与身份转换》、孟建军《铁锤链打出金石之声——访著名笛子演奏家王铁锤》。这些文章主要分析子位吹歌演奏中表演者王铁锤的演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关于对子位吹歌传承与保护的文章，这与2006年子位吹歌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子位吹歌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外界对子位吹歌的关注的加强，此阶段关于子位吹歌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的文章有林茜、苗卫钟、李朋、刘向阳《子位镇的邂逅》，齐易《从冀中“音乐会”看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黄春玲、李婷《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以定州子位吹歌为例》，黄春玲、刘超《新形势下保定区域民间艺术传承途径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刘亚辉、杨梦来《让子位吹歌吹遍五湖四海》，芦海茹《传承地方传统音乐文化与提升高校学生素养相结合的研究》，其中《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以定州子位吹歌为例》、《新形势下保定区域民间艺术传承途径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文章对于现今保护子位吹歌都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如《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以定州子位吹歌为例》文章中提到，将民间艺术的经营依照市场导向与政府支持两者相结合的办法展开产业化的发展。从子位吹歌内部改革、外部市场开拓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综述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子位吹歌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文革期间研究中断，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子位吹歌的文章越来越多，从杨荫浏、曹安和开始的对子位吹歌的研究初期的记录工作到后来学者们对子位吹歌主奏乐器、演奏家、吹歌会、传承与发展、保护等个个方面的探索，对于子位吹歌的研究在慢慢的丰富。另外通过子位吹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音乐发展的两种可能，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二是保持不变。而子位吹歌通过“变”更好的保持着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者：耿瑶

子位吹歌的文化艺术论文 篇2：

传承地方优秀文化推动德育内涵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在德育工作中，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推进学校的文化育人工作。我们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把学校建设成为文化育人的主阵地。

地方文化，正是学校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一个人生于家乡、长于家乡，当地的特色文化意识形态会影响他的一生。然而，文化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学校应该充分挖掘、利用地方文化中具有教育意义的精华部分，将其作为德育的重要抓手，促进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承，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因地制宜，确立育人目标

定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是享誉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定州名胜古迹众多，包括唐代文庙、宋代开元寺塔、明代南城门、清代贡院等等。而定州秧歌、子位吹歌、鳌山灯等民俗文化也极具地方特色，是定州文化的代表，定州也因此有着“诗歌之城”“吹歌之乡”“状元之乡”等称号。河北定州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百年名校，始建于清代乾隆三年的“定武书院”，距今已有280年的历史。1902年改为“定武学堂”，旋即更名为“直隶省定州官立中学堂”。在定州这样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下，有着悠久历史的定州中学十分注重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定州中学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道德教育的有效手段，充分利用本地的教育资源优势，将艺术教育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相结合，在艺术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学校提出了“用艺术照亮学生一生”的美好愿景，坚持“在传承中育人，在育人中传承”的原则，采取“以美塑德、以美益智、以美陶情、以美健体”的艺术教育策略，把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以此来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推动学校的特色发展。

传承知识。通过传承定州秧歌，学生们了解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知道了我国戏曲音乐唱腔中梆子腔的特点以及“曲牌体与板腔体兼容”的体制。此外，学校文化艺术传承教研室编写的《定州优秀文化揽胜》中，包含与定州有关的成语典故“平川倒马”“谷贱伤农”“司空见惯”“温情脉脉”等，学校历史组编写的《定州中山文化简史》，则兼具历史知识、文化知识和民风民俗知识，这些都为学生传承文化知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传承艺术。学校开设的艺术类课程，包含了戏剧表演艺术（定州秧歌剧）、民族器乐演奏艺术（定州子位吹歌）、绘画艺术（大道观壁画、王森然艺术、宫素然艺术）、诗词歌赋艺术（定州籍诗词名家崔护、刘禹锡等人的作品）、建筑艺术（贡院、文庙）、书法艺术（定州碑刻群）等内容，以此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情怀。

传承精神。由宋代文学家苏轼整理并流传下来的定州秧歌和400多年前起源于民间的定州子位吹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校带领学生走进“非遗”、了解“非遗”，让学生感受和体会定州的传统地方剧种，以此来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定州秧歌剧目丰富，涉及的领域广泛，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学校充分挖掘传统剧目中大量的优秀民俗文化，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专门成立了文化艺术传承教研室，以定州人民的爱国、正义、勤劳、智慧、善良、诚信精神为主旨，编印了《定州民间故事精选》，供学生们阅读和学习。

二、精选内容，拓宽育人途径

新时代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为了让学生真正地领悟和掌握本地优秀文化的精髓，学校努力挖掘文化背后的教育意义，并通过多种途径，将优秀文化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富有民俗审美形式与民众价值取向的地方传统文化，无疑更容易扎根于学生的心中。

作为河北省课程改革样板校，定州中学根据艺术课程标准，因地制宜设置教学模块，把民间传统艺术引入校园，开发艺术校本课程，要求学生至少从中选修一门课，并记入学分。学校组建了由教育专家、民间艺人、教师共同参加的校本教材编写小组，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教材的编写体例，开发了适合高中学生的艺术教育教材，使學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技能、情感及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收获。学校先后开设了“定州秧歌”“定州子位吹歌”“定州名人名家”“定州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宋词”“苏东坡与定州文化艺术”等校本课程，编写了系列教材，确定了教学计划。

定州秧歌和子位吹歌多年的艺术传承，为学校开设校本课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搜集出版的《定县秧歌选》，收入了近百个剧目，我们从中精选出教育价值较高的剧目，让学生通过学习，更深切地了解历史、感悟人生。学校美术组依托定州市定瓷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定窑遗址的资源，参考《南窑笔记》《定窑史料》《定瓷》等书籍，开发了校本教材《定瓷艺术赏析》。学校历史组编写的《定州中山文化简史》，让学生从古中山国（国都在定州）的文化发展中，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变迁。学校语文组编写的《定州名家作品赏析——李延年、崔护》和《苏轼诗词鉴赏》（选取的诗词为苏轼在定州任知州期间的创作）等教材，内容丰富，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除了开设艺术类的校本课程，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在艺术会堂观看演出，演出前要进行知识普及，演出后要进行艺术点评，点评中渗透着思想教育。学校注重艺术教育在学科课堂中的渗透，如在语文课讲解课文《窦娥冤》时，让学生观看定州秧歌剧《窦娥冤》录像，引导学生进行剧本比对。为了让课堂具有情境感，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定州各文化历史景点去学习，通过观摩、调研的方式，来了解和体验优秀文化艺术的形式与内涵。例如，把“定瓷艺术赏析”课开在定州市定瓷博物馆，把“定州馆藏汉代文物艺术”课开在定州中山博物馆，让学生们在定州文博园的“成语典故长廊”进行语文学习。目前，崇文街、宋街、定州塔、定州古衙署、中山博物馆、定州贡院、古定州南城门等文化历史景点，均已成为学校艺术课程的教学基地，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这些文化遗迹中阅读历史、滋润心灵。

根据传承艺术项目的需要，学校还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上的艺术教育资源，聘请校外艺术教育专家和民间艺人对学校的艺术教师进行“传、帮、带”，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坚持做到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欣赏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推广相结合，拓宽校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比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教师会让学生从动眼、动耳到动口、动手，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学生身临其境，全方位地欣赏作品，让艺术教育的课堂更加生动。

学校不仅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了解和学习地方传统艺术，而且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先后成立了定州秧歌戏兴趣小组和子位吹歌兴趣小组。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艺术社团建设，组织艺术社团活动。目前，学校有30多个艺术社团，包括“定州秧歌”剧团、子位吹歌艺术团、“张寒晖”合唱团、王森然书画艺术研究社、“阳光树”广播站、民乐团、书法社、定窑艺术研究社等等。地方传统文化走进学生社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让学生在多彩的社团活动中陶冶了审美情趣，提升了文化素养。结合艺术社团活动，学校还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包括每年定期举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元旦师生书画展、征文比赛、师生摄影展、艺术创作比赛及班级文化艺术主题活动等。

另外，学校把文化艺术活动纳入到了学生的考核范围，将艺术活动作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并将学生在艺术社团活动中的表现作为学生基础素质发展评价的重要考量内容。

定州中学的学生通过接受艺术熏陶，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成长进步，开拓了思维，增强了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地方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推进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促进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提高，使学校课程建设有的放矢，德育工作更具特色，育人效果更加显著！

【韩青，河北定州中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何 蕊

作者：韩青

子位吹歌的文化艺术论文 篇3：

国之重典 存亡续绝

【摘要】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乐谱之一。20世纪以前，工尺谱是中国戏曲主要记谱方式。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后，工尺谱地位逐渐衰微。现仅存于各地传统音乐表演团体或个人手中，且多为传抄本，工尺谱生存状态令人堪忧。2010年，为传承保护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启《中国工尺谱集成》的编撰出版工作。在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下，目前《中国工尺谱集成》已完成10卷的编撰工作，于2017年9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章程示该书10卷目录及编者、简介各卷部分乐谱、讲述鲜为人知的编撰过程，试说明《中国工尺谱集》在保存传统音乐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中国工尺谱集成》；工尺谱；中国音乐史；身份认同

一、《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内容概览

2017年9月，《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部艺术司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董伟担任组委会主任，并为本书撰写前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张振涛任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齐琨、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林林等担任编委。[1]本次出版的10卷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辽宁卷》（1卷）、《江苏卷》（1卷）。[2]现将各卷目录与编者信息汇集如下：

1、《工尺谱总论》主编：张振涛；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毛景娴、王春红、史婕、石莉、吴瑞卿、杨雯、赵倩、高舒、黄程宜。

目录：第一部分：工尺谱申论

第一章 工尺谱谱字解密

第一节 工尺谱字与笙管命名（一）譜字与数字、（二）制作工序与管苗命名、（三）陈旸《乐书》记载的管名、（四）管苗命名源自方笙、圆笙、（五）谱字“工”，管名“大韵管”、“著声管”、（六）谱字“尺”，管名“后韵”、“高声管”、（七）谱字“合、六”，管名“平调管”、“平调子”、（八）谱字“四”“五”，管名“第四管”、“第五子”、（九）谱字“凡”，管名“托声管”、“大托管”、（十）第三个“托声管”、（十一）“勾”字、（十二）谱字“一、乙”，管名“头子”、“第三管”、（十三）谱字“上”，管名“中音管”、“中音子”、（十四）管苗命名、小结。

第二节 工尺谱研究简述（一）乐谱寻、（二）宋代的记载、（三）“管色”辨、（四）近代的探讨、（五）“琵琶谱”概说。

第三节 俗字谱（一）正字与俗字、（二）民间谱本中的俗字类型、（三）运用俗字的知识体系、（四）“半字谱”、“俗字谱”语源、（五）官书与私刊之间的差异、（六）解读视角、小结：立足实践，解决疑案。

第二章 节奏符号与传承方式

第一节 乐谱节奏（一）钟表与时量单位、（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三）拍板与节奏、（四）节奏依托——打击乐器。

第二节 传承方式（一）口传心授、（二）阿口、（三）四种乐谱与分析模式、（四）“字”、“韵”、“奏”脱节、（五）知识体系的双轨制、（六）超强大脑（七）谱式“现代化”。

第三节 工尺谱的宫调（一）四宫系统、（二）寺院记录的宫调系统、（三）“大哨”、“小哨”的关系、（四）一个品种的四宫系统与不同乐种的宫调分布、（五）笛上七调、小结：难得的遗产。

第三章 工尺谱的传承与保护

第一节 民间抄本（一）冀中“音乐会”的谱本统计、（二）手抄谱本的年代、（三）谱本的抄写、湮没与恢复、（四）抄写过程

第二节 谱字（一）谱字书写方式、（二）谱字比较、（三）俗写谱字与规范谱字的变迁轨迹、（四）打击乐状声谱字比较、（五）“有文化”与“没文化”批判、余语：编辑出版意义。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历史文献中的工尺谱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朱熹《琴律说》、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赵彦肃《风雅十二诗谱》与熊朋来《瑟谱》、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大明礼记》、《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朱载堉《乐律全书》、《魏氏乐谱》、王骥德《曲律》、胡彦昇《乐律表微》“文庙礼乐”志书、徐养原《管色考》、陈澧《声律通考》、《律吕正义后编》、荣斋《弦索备考》、敦煌《琵琶谱》、华秋苹《琵琶谱》与清末民初的琵琶谱

2、《北京卷》主编：张振涛；副主编：吴凡；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毛景娴、王春红、史婕、石莉、吴瑞卿、杨雯、赵倩、高舒、黄程宜。

北京卷一：北京护国寺乐谱、成寿寺旧谱、普震雷音、北京智化寺《音乐腔谱》、咸丰三年北京某寺音乐谱

北京卷二：天仙宫京音乐谱、北京寺院影抄本合集、北京京音乐研究会演奏谱、番僧音乐?本、梁州九等器乐曲牌、音乐本、民间曲杂粹、附录：北京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3、《河北卷》。主编：张振涛；副主编：齐易、吴凡；责任主编：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王昌、史婕、李煞、肖文礼、肖艳平、赵倩、高舒、黄程宜。

河北卷一：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向阳街南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中口乡高桥村音乐会谱本，廊坊市文安县信安镇张庄音乐会谱本。

河北卷二：保定市雄县葛各庄乡葛各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

河北卷三：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杨元亨手写管乐曲调原谱、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雄县大营乡北大阳村音乐会谱本，附录：河北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4、《陕西卷》主编：李玫；编委：程天健、李宝杰、李恩魁、李世斌；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史婕、单蕾、宫楚涵、蔡雨燕、裴旖旎。

陕西卷一：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清寿堂乐谱，西安何家营乐器社鼓乐谱。

陕西卷二：西安道派乐器社雍正九年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西安显密寺乐器社鼓乐谱，附录：陕西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5、《辽宁卷》主编：林林；副主编：杨久盛；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王洪阁、丛海燕、宋维薇。

目录：肇毓麟谱本、刘宝善藏谱、光绪八年谱本、光绪拾年谱本（王洪阁藏谱）、王洪阁藏谱、宣统元年谱字本、龠章、醉太平，附录：辽宁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6、《江苏卷》主编：齐琨；责任编辑：王红；图片编辑：刘晓辉；编务：史婕、肖艳平、单蕾、赵倩、高舒、黄程宜。

目录：钧天玅（妙）乐、钧天妙乐、钧天妙乐全谱、钧天清乐、笛曲、神道笛曲、醉仙喜起道曲全本、笛谱，附录：江苏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

二、各卷部分乐谱简介

乐谱是不同区域的音乐家相互联络的枢纽。只有创造出一种文化共同体认可的符号，才能供音乐家“发号施令”，知识谱系的传播和积累，才会成倍增长。统一符号不但在共时性的空间中为整个文化族群使用，而且为历时性的代际传承提供了载体。工尺谱在广大范围内被音乐家和民众认知，使音乐遗产有了历史概念。以下列举各卷部分乐谱加以说明。

（一）《总论》中的乐谱——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人，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四年（1155？-1221？）。《白石道人歌曲》是宋代留下的唯一一部刊印的俗字谱词乐文献，其中收有姜白石谱写的祀神曲《越九歌》十首，旁注律吕谱；琴歌《古怨》一首，旁缀减字谱；词歌曲十七首，旁注俗字谱。十七首词乐中，《霓裳中序第一》、《醉吟商小品》是姜夔记录的古曲，《玉梅令》是宋代诗人范成大写的曲调，姜夔填词，其他十四首都是姜夔的“自度曲”。杨荫浏根据现今依然使用的山西五台山寺院乐谱和西安鼓乐谱，翻译出了十七首“自度曲”。写法上与千年前的字谱完全相同的乐谱，依然活在民间音乐的实践之中，据此使一度难以辨认的古谱恢复了声音，成为立足实践、解译古谱的典范。杨荫浏立足实践的研究，成为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也足见收集民间乐谱的重要性。姜白石歌曲的译解成为20世纪乐律学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引领了乐谱学的发展。大量学者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至今成果源源不断。杨荫浏翻译的《扬州慢》、《杏花天影》等词乐，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曲库的常演曲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据《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的出版说明（1956），白石道人歌曲的版本連抄本在内不下三十种，杨荫浏根据的主要是清人张奕枢的版本（1749），也就是清雍正十年（1732）由周耕馀根据元至正十年（1350）陶宗仪的抄本转抄，由张奕枢、黄庑堂、厉樊榭、陆恬浦等次第校勘，然后付印的版本。本书采用的就是这个保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杨荫浏研究姜白石时使用的版本。书中不但可以看到姜白石的乐谱，还可以看到杨荫浏手批字样的版本，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北京卷》中的乐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在中国佛教协会巨赞法师引导下走进智化寺采访，法广和尚在智化寺“藏经阁”，发现了祖师“永乾”抄录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音乐腔谱》，后来又发现另外两册残本，三册共收录乐曲114首。《智化寺京音乐》（一）（编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一号”，采访时间：1953年1月1-4日，采访者：杨荫浏），“乐谱”一节写到：智化寺所存的旧乐谱，有好几本，又有一些散片，据说都是从同一个时代传下来的；其中有一本的后面记着抄写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谱中所记的是工尺谱，但写法与一般流行的不同；其中将“乙”记作“、”，将“工”记作“丨”，为与宋代字谱相同，余则与宋代字谱也不同。板用“ ”，则与唐代工尺谱相同。

谱式为俗写体和规范体的混合，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智化寺《音乐腔谱》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收集的一个重要事件，说明民间寺院道观中，隐藏了大量尚未开发、等待重见天日的宝藏。抄本由查阜西转交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保存，重新装订时，叶恭绰撰文，查阜西书序。两位文化大家，并著文墨，高度评价，足见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民间音乐资料的认识大变。

（三）《河北卷》中的乐谱——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

1950年5月，河北省保定市定县（现定州市）子位村“吹歌会”应邀到刚刚在天津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研究部”的研究人员为穿着鼓鼓囊囊黑棉裤、黑棉袄的民间艺人录了音，这是中国录音史上第一批录下来的民间器乐音响。[1]随后，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等，对民间乐师进行采访，记谱整理后编辑为《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2年由万叶书店出版。[2]李元庆写下了中国音乐学史上著名论文《管子研究》。“研究部”人员万桐书，在冀中农村工作期间，把子位村“吹歌会”会头王成奎赠送的乐谱，转赠杨荫浏，后收入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杨荫浏在谱本封皮上的手书是“冀中管乐谱旧抄本”，他在扉页记下这一过程：

一九五0年冬，万桐书在冀中农村工作，当地此间艺人王成奎赠以此谱。云：系得之定县某道观中之一位道友。一九五一年，桐书弟转赠于余。汇寒假之暇，补残序次，订之成册。案：此系冀中通行管乐谱工尺，杨元亨（王成奎师）所记当系此式。释其工尺字谱如左：

写作一 六 五 一 上 尺 工 凡 “阿呀哇”代表延长前字之音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 杨荫浏识

这是第一本被音乐学家收集的河北省民间乐社使用的谱本，对后人了解民间音乐，开启了第一扇门。

（四）《陕西卷》中的乐谱——《西安城隍庙1》

城隍庙乐社影抄本，城隍庙乐社安来绪提供。书题《乐器本》，署名“福寿堂”，同治十二年桂月吉日立，三十三页，长方形横式线装，棉纸。封面残缺，后有倒页。《狼（浪）头》渣（札）子一曲，仅见于此抄本。曲式特异，曲尾“退鼓”与现用“退鼓”不同，主要用独鼓与木梆子演奏。抄本尾部书有：“万法皆空归性海，一尘不染澄禅心。”

学术界把西安鼓乐的传承分为“僧派”（寺院传承）、“道派”（道观传承）、“俗派”（民间传承）三种。从抄本中的一些曲目、谱字及其他特征来分析，此本乐谱疑非城隍庙“道派”乐社所原有。“福壽堂”据说是满城中的寺院，从抄本后所书语句看，当属僧派。

（五）《辽宁卷》中的乐谱——《雁儿落》

《雁儿落》由[雁头]、[雁身]、[雁尾]三个段落构成。三个段落均有慢板和流水板，慢板部分均有“打手”。该曲与其他大牌子曲不同之处在于出鼓。一种奏法是在[雁身]流水板部分加出鼓，称为《（出鼓）雁儿落》；另一种奏法是全曲没有出鼓。

（六）《江苏卷》中的乐谱——《钧天清乐》（抄本）

《钧天清乐》（抄本）的卷函上写有“同治光绪间杨梅亭抄本”，卷本封面写有“勾吴杨宝和藏”。全套曲谱分五册，分别标有“宫、商、角、徵、羽”的字样。其中“角册”封面写有“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立”，“徵”册封面写有“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月二十四日抄起二十六日抄完，梅亭自抄”。卷本中也屡见“杨梅亭自抄用”的字样。由此可见，此套谱本的角、徵二册为杨梅亭在1872—1893年期间抄录，宫、商二册应写于1872年以前的时间，羽册应在晚于1893年的时间中抄写。全谱收录一百多首曲牌。

学术界认为，清代延至民国初期，是继先秦、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大量学术成果的出现和概括性总结出现于此。随着印刷成本降低，刊印曲谱大量涌现，由此可见屹立于文化群峰中这座山峰的高度。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书范围的选择，典籍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是乐律学视点中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

三、成书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大“集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四大集成”（民歌、器乐、戏曲、曲艺）的出版，成为整个业界的兴奋点。“文化长城”把数以千万计的曲谱汇集成册，让世界仰视中国音乐的整体分量。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也是大规模抢救遗产的成果，可与“四大音乐集成”相提并论。

虽然音乐学界的资料整理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的工尺谱抄本就是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的宝藏。面对宝藏，音乐家深以为虞。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层文献，孤本无双，迹在沉冥，但有闪失，破镜难复。西安鼓乐乐师安来绪与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谱本皆因天灾付之一炬。听到这类故事，音乐家的心就像给锤子撞了一下。“毁像夷庙”，“文革浩劫”，文籍被祸，风飞雨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展开“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自此开始全力收集民间乐谱民间抄本不像现代印刷品，没有目录（除保定市雄县的几个谱本之外），要一页页翻着抄。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带着十几个“柯达”彩色胶片，舍不得用于拍摄乐谱，主要拍摄演奏和仪式。即使这样也不能在中国冲洗。当时的普查者无力支付“高额”冲洗费用，只能用最原始的笨办法一首首抄录。

手录笔抄虽然慢，却让抄谱者记住了大部分大曲和曲牌名称，也在翻阅中对乐谱产生了只有抄录过一遍才有的感情。流传数个世纪的大曲，扎根民间，立足实践，故能弥历千载而独行于世。但甲村拥其上，乙村私其下，丙村抄其首，丁村录其尾。不汇集一编，便难窥全豹。乐谱中包涵地乐律学信息十分可靠，不可多得。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张振涛作为主要的抄谱者，后成为《中国工尺谱集成》总主编，自此便萌生了将现存工尺谱本合并的想法。

1996年，张教授受命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成为以收集民间音乐资料而享誉业界的“音乐图书馆”馆长。他从事冀中笙管乐普查后，知道了许多谱本和抄谱人的迷人故事，而在图书馆里却发现到处都堆着抄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成寿寺抄谱》《钧天妙乐》《弦索十三套》，单说“西安鼓乐”的藏谱就有：西仓永丰乐器社大清顺治元年（1644）叁月元日抄本《乐器谱》，西仓永丰乐社崔世荣提供的大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抄本，西仓永丰乐社大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抄本《鼓段、赚、小曲本俱全》，显密寺清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初一抄本《鼓乐谱》，东仓乐社赵庚辰提供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菊月抄本《湛簿俱全》。一大堆从未听说过的抄谱，可见底层储藏的丰厚。触类凝想，它们都与冀中抄本一样，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迷人故事。抄谱原来如此巨量，实着让人震撼！

从1950到1966年，短短16年间，杨荫浏一代学者纵横州县，雪抄风纂，猬集天下，藏品大进。让一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底层文献如同“经史子集”一样进入学术大堂。然而，深藏库府，密之书楼。一方面是研究人员渴望一睹，求之不得，一方面是国家机构天高地远，深藏不露。看好藏品理所当然，如何将这些来之不易、存之不易的藏品转换为印刷品，才是保护大计，才是存续根本，也才是让乐师共有、乐社共倡、学者共享、天下共睹的大光之道。但此项花费，书生难以办到。民间谱本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决定了——束之高阁，最终没有流传到应该流传的地方。

1997年张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老谱本付梓的事情在此期间出现了转机。香港大学音乐系叶琳女士是管理内陆研究生的负责人。1998年张振涛回京休假时，带她参观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介绍馆藏宝贝。看到手抄的《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她颇为动容。叶琳受过良好教育，有感于国宝级文献孤本无双，但有闪失，破镜难复，她答应找钱出版。后来，叶琳捐助五万港币，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几个月后，带着墨香的特殊开本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及成寿寺旧谱》呈现在叶琳的办公桌上。叶琳慨然捐款、梓以行世的善举，得到音乐界与宗教界佳评。她的虔诚信仰并非潇洒出尘，而是积德行善，踏踏实实做一点保护宗教文化的事。想来，古代寺院的仙乐天音，不就是靠信众供养代代延续吗？

自此张教授便认定，如获资助，就可以把图书馆以及冀中乡村的谱本统统印刷出来。2011年，文化部艺术司的一个新项目批转下来——“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每年六百萬元，一时不知怎么花，什么项目切题合适。张教授向时任艺术司副司长陶诚、音乐舞蹈处处长翟桂梅，谈了民间抄谱的隐忧，告诉了他们几则图籍烬馀的故事。两位音乐家出身的“有心人”，懂得这番话中的意义，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立马拍板了！于是，《中国工尺谱集成》就在当年初启的“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中顺顺当当列入计划。实在说来，书生寒素，知道国家文化事业“顾眉睫而失岱华”的事很多，一时顾不上边边角角的事。两位知音，深明大义，一若千金，即付助力。这就是今天我们能把这批宝藏“贡诸当世、行远垂后”的原因！

四、刊印传统曲谱的历史意义

（一）古谱翻译的实践依据

与唐宋谱字一脉相传的民间工尺谱，为音乐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音乐史学家杨荫浏，根据山西五台山寺院乐谱，西安鼓乐乐谱，翻译了宋代诗人姜夔的“自度曲”。两个古老乐种的乐谱仍在使用，根据艺人的演唱演奏，使一度再难辨认的宋代古曲恢复了原貌，成为音乐史研究中立足实践、解译古谱的典范。有了这一经验，另一位音乐学家做了与他相反的研究，从存见器乐曲中发现古曲。音乐学家黄翔鹏提出“曲调考证”的课题，从流传于山西佛教圣地五台山青庙、黄庙音乐中，以“器、谱、律、调”四项技术为支点，考证了《望江南》、《万年欢》等曲牌，得出唐代音乐真传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叶栋、席臻贯、何昌林、陈应时等，集中于敦煌藏经洞唐代乐谱的译解工作，成果斐然。可见乐谱为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有实践检验的活态依据，挖掘出一大批含有极高历史价值的作品。

（二）谱本流传与会社传承

谱本不但抄记了大量曲目，还在封面、扉页、封底，记下了传抄时间，有些还写有序言、曲目题解等文字，涉及宫调技术、民间信仰、乐社历史、乐师名录等，成为研究一个地区音乐状况的主要材料。许多乐师抄谱时，严格遵循着上一代师傅的体例，注明传自何人。根据这种习惯，就可以从谱本流传方面观察会社之间的师承关系。如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韩庄、西安各庄音乐会的三个谱本。里合庄谱本扉页有下列文字：“乾隆伍拾贰年妙音王菩萨光辉禅师传，同治十三年正月吉日王普来、胡振声重造，中华民国四年正月吉日王旭、王清苓再造，刘景辉书并校。”[1]

乐谱最早传自乾隆伍拾贰年（1787）的王光辉禅师，同治十三年（1874）由王普来、胡振声重抄，民国四年（1915年）由王旭、王清苓再抄，刘景辉校对。[2]1995年1月17日采访的刘信臣（时年70岁）就是刘景辉的儿子。韩庄谱本与里合庄相同，加进了“民国九年”（1920）韩庄传抄者姓名。西安各庄谱本，加进了1947年传抄者的名字。在这些乐谱上均写明抄谱时间，由此可见该乐谱在本地的传承脉络。清晰地展示了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份“家谱”。

上述两个事例，都说明了谱本的重要作用。新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依赖于资料的拓展，这些事例改写了历史记录。唱衰中国文化趋向式微的惯常腔调，对于学者来讲没什么用。不唱挽歌，拿材料说话，才是硬邦邦的文化史。杨荫浏、黄翔鹏让中国音乐史成为有谱例、有音响的历史，而不是被称为“音乐史”却没有“音乐”的“哑巴音乐史”。

五、结语

人们常以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及其表达的抽象概念和诗情画意来评定其文化品格，同样，人们也以一个文化族群创造的记谱法以及完善程度来衡量其音乐文化的品格。如果把技术指标作为一项文明成果来看，这一点无疑是衡量音乐思维的标尺之一。对音乐家来说，符号认同如同身份认同，乐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化记忆，是“文化持有人”传承技艺的坚硬凭借。

相对于西方乐谱、通俗音乐的海量出版，传统曲谱的刊印几乎为零，工尺谱出版更属末端。幸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谱本和幸存于乡村乐社的谱本，终于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时代了。这是让一桩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集成”时代的老故事，变为一桩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非遗”时代的新故事。《中国工尺谱本集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继《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戏》之后又一项保存民间音乐资料的工程。

作者简介：张方（1993—），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

作者：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