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论文

摘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政策有效执行问题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形成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的政策网络结构，揭示了“双减”政策中五对主要的政策网络群体博弈关系。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1：

基于复杂网络的微博网络舆情图谱分析方法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微博网络舆情的控制和引导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复杂网络的图谱分析方法。本文以微博用户间转发和评论某一话题下用户关系数据作为基础研究数据，生成用户节点网络关系图谱，通过对微博网络模块化图谱、路径图谱和中心性图谱分析，定性和定量评估出对舆情活跃度高、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微博用户节点，作为控制微博舆情的传播、引导舆情舆论导向的关键用户节点。本文以某一微博社区为样本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Genhi。验证了基于复杂网络的图谱分析对识别舆情控制中关键用户节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网络舆情；复杂网络；图谱分析方法；舆情控制引导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3.012

微博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由于其传播过程具有广泛性和快捷性，如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引导舆情传播，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这已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微博网络的裂变式、及时性以及圈群性等特点，借鉴复杂网络的概念，以微博用户间的关系代替社会关系，以用户节点代替个人，贾红雨等建立起了微博网络的概念，验证了微博网络的无标度性，而复杂网络的图谱分析方法在表现网络中节点间、节点与边以及边与边的复杂连接关系方面具有形象直观，一目了然的效果，本文首次将基于复杂网络的图谱分析方法运用到微博网络的分析中，应该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目前，随着复杂网络理论的深入探究，该方法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专家学者们在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图书馆资源配置、学科热点、引文分析、科研人员合著、网络链接、博客网络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在微博网络舆情方面，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微博舆情复杂网络构建，传播机制和演变阶段分析等方面，金鑫等应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微博社会网络；康书龙基于微博网络中用户行为及关系，应用复杂网络分析，评估微博网络节点影响力；熊会会应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微博客的拓扑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了微博网络信息传播模型。

本文旨在以复杂网络理论和微博用户间的评论及转发关系的用户关系数据为基础，构建微博网络舆情的图谱模型，利用复杂网络Gephi软件，通过模块化图谱、路径图谱和中心性图谱分析，定性或定量地评估出微博社区中的舆情控制关键节点，给出控制和引导影响力强、具有领导作用的关键用户节点的建议，提高正确信息的传播效果，及时发现和阻止负面舆情的传播，维护正常的微博社区秩序，避免引起网民的恐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作者：贾红雨　赵雪燕　邱晨子

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2：

“双减”政策网络结构、利益博弈与治理路径

摘 要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政策有效执行问题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形成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的政策网络结构，揭示了“双减”政策中五对主要的政策网络群体博弈关系。针对“双减”政策中的利益博弈情况，相关部门或利益相关者要树立网络化治理思维，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基于政策网络结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政策工具组合。

关键词 “双减”政策;网络结构;利益博弈;治理进路

文献标识码 A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已经超越教育边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问题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双减”政策涉及广泛的参与群体，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策网络。不同的参与群体会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审视“双减”政策。政策网络的存在不仅会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还会反映特定利益集团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相对地位或权力。[1]政策网络理论是一个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之间各种正式、非正式关系形成的网络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对政策产生的影响的理论。[2]本文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尝试阐明“双减”政策涉及的参与主体和网络结构，分析参与主体之间五种主要的利益博弈关系，并进一步提出治理路径。

一、 分析工具：政策网络理论

1986年，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保罗·萨巴蒂尔指出，长期以来，政策研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研究方法。[3]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研究对实践场域中的复杂公共政策的解释力不够，尤其是没办法阐释处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环节的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反复互动和持续博弈的过程。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政策环境和实现众多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均衡，在充分吸收组织科学、政治科学多领域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政策网络理论。卡岑施泰因最早提出政策网络的概念，并认为“政策网络就是公私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4]。罗茨和马什等初步构建了政策网络的结构模型，把政策网络概念理论化和操作化，使之成为指导分析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有效理论工具。羅茨按照利益属性、成员属性、垂直相互依赖性、平行相互依赖性和占有资源五个方面把政策网络分为五个层级结构：政策社群（领土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5]不同的网络结构呈现不同的网络特征，具体见表1。特米尔等人强调以博弈的观点分析政策网络，认为政策网络是指行动者之间因面临共同政策问题或分享政策资源，彼此互相依赖、多少呈现稳定状态之社会关系类型，此种关系将因一些博弈而被形塑、维持或者变迁。[6]他们还认为网络管理者（主要是政府）应该善于利用行动者及其关系、资源、规则和观念四个主导性因素开展网络管理以实现网络结构更迭。[7]

随后，政策网络理论不断深化呈现逐步分化的趋势。西方政策网络研究主要有基于资源依赖的政策网络、基于共同价值的政策网络和基于共享话语的政策网络三种研究路径。[8]国内也有学者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工具开展了大量中国本土政策议题研究。总而言之，目前，政策网络已成为解释政策过程复杂关系的典范。[9]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政策网络理论的主要功能包括：构建理解政策问题的新型框架，强化复杂政策问题的解释力度，增强政策问题分析的规范程度。[10]

二、“双减”政策网络类型及其结构特征

“双减”政策的行动主体按照联结强度、互动频率与集中性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政策网络。居于核心层的是政策社群，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等相关部委。次核心层的专业网络包括高校、各种教育智库等教育研究机构以及相应的专家学者。第三层的府际网络包括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第四层的是生产者网络，主要包括中小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第五层的议题网络主要是由学生家长、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等构成，详见图1。下面对五个层级网络的具体构成、资源优势、利益诉求进行详细分析，并探讨他们在整个“双减”政策网络中的职能。

（一） 政策社群：政策决策联盟

在“双减”政策网络中，政策社群居于核心地位，占有最广泛的资源，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负责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代表的利益群体也最广泛。从构成上看，《意见》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体现了最高规格和最高意志。文件中还明确了教育部等15个中央部委作为政策参与主体。从资源占有来看，政策社群占有丰富的政策资源，并可以通过政策资源保障“双减”政策的执行进程。譬如，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印发通知对各地落实“双减”情况建立半月通报制度。从代表利益来看，政策社群代表广泛的利益群体，坚守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政策社群推行“双减”政策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 专业网络：政策咨询联盟

专业网络在“双减”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网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构成上看，专业网络既包括高校、教育智库等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又包括教育专家、学者。从占有资源看，专业网络主要占有基于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专业资源，具体体现在能够从理论高度和学理逻辑层面认识问题，能够透过问题表面看本质。专业网络既可以为政府开展“双减”政策提供咨询，也可以通过学术论文、接受媒体采访，甚至通过自媒体表达对于“双减”政策的理性声音和专业判断。从代表利益看，专业网络主要谋求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双减”政策执行中，专业网络更多地关注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利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专业网络在“双减”政策执行中也会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

（三） 府际网络：政策执行联盟

府际网络是“双减”政策执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程度。从构成上看，府际网络主要包括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每一级政府又包含具体行政部门负责推行“双减”政策。在府际网络中，每一级政府中的教育部门是执行“双减”政策的主体责任者。在占有资源方面，府际网络占有资源仅次于政策社群，具有比较丰富的政策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但不同的府际网络所占有的资源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越处于高端的府际网络所占有的资源越多，即便处于同一层次的府际网络，也会因地区差异导致占有资源不均衡。从代表利益看，府际网络首先代表本层次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府际网络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政策社群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诉求一致，不同层级的府际网络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四） 生产者网络：直接利益者联盟

生产者网络是“双减”政策最末端的组织单位，也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生产者网络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突出;其成员资格变动不定;提供政策网络期望的商品、服务和专门知识。[11]从构成上看，“双减”政策主要面向中小学教育，因此，生产者网络主要包括中小学校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在占有资源方面，生产者网络拥有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譬如，中小学校在提供课后服务方面，增加教师编制或为教师提供课后服务补助经费单凭自身难以完成。在公办教师不得从事有偿补课行为和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等政策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训公司所占有的资源被进一步压缩。在代表利益方面，中小学校主要是为了使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也需要保护本校教师的利益。教育培训机构主要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社会利益的考虑往往置于次要位置。

（五） 议题网络：社会舆论联盟

议题网络处于“双减”政策网络外围，具有松散性、情绪化等特征。从构成上看，议题网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直接利益相关者、对议题感兴趣群体以及新闻媒体。其中，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学生家长。在占有资源方面，议题网络占据的资源比较匮乏，缺少与其他群体直接博弈的资源。但是，议题网络可以通过营造教育舆情，从而影响“双减”政策的执行进程和走向。教育舆情本质上是公共主体的话语权力，可以通过影响利益相关群体而上升为一种政策影响力、一种对教育政策的价值审视、一种教育政策变革的推动力。[12]家长会通过信访等维权方式直接表达心愿，也会凭借自身的有限资源抵制“双减”政策（如请朋友为孩子补课）。议题感兴趣群体则主要通过自媒体平台（微信、微博等）发表个人观点。新闻媒体有时会为了博取眼球，夸大有争议的问题。在代表利益方面，家长主要代表了中小学生的利益，但是会在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取舍方面产生混乱。对议题感兴趣群体和新闻媒体既代表自身利益也代表社会公众利益。

三、“双减”政策网络中的利益博弈

马克思曾经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在“双减”政策网络框架下，各参与主体之间会基于利益开展复杂的博弈。利益主体间的博弈结果直接决定了“双减”政策最终落地的成效。下面，笔者主要分析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与府际网络、议题网络与府际网络、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生产者网络与议题网络五对关键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情况。

（一） 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

利益之争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以及央地关系博弈的核心。[14]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要坚决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但我国“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教育行政体制内，中央采取举措的作用毕竟有限，地方教育政策試验的部门间的协同最终还要靠地方政府自身来完成。[15]在教育政策执行领域，地方政府追逐本地区利益容易造成央地关系碎片化。央地关系碎片化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教育政策执行中价值追求或利益导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教育政策执行活动偏离中央教育政策目标，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16]《意见》要求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要根据学生规模和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师”，“省级政府要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意见》一方面会对府际网络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激化府际网络与其他网络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对府际网络财政投入造成压力。府际网络为了缓解政策社群压力和本部门利益之间的张力，可能会采取“虚假执行”和“选择性执行”的方式应对“双减”政策。

（二） 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

作为政策执行对象的生产者网络与具体政策制定者的府际网络将成为利益博弈者。“双减”政策从议题社群向下将呈现逐渐扩散、不断细化的趋势。《意见》出台后，“双减”政策将会依照省、市、县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顺序逐级得到细化和完善。因此，县级“双减”政策应该是最具体、操作性最强的，也是对生产者网络约束力最大的政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县级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的利益冲突最凸显，会出现激烈的利益博弈区域。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的关系来看，双方可能会在“保证课后服务时间”、“组织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等方面进行博弈。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企业的关系来看，“双减”政策中“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本身就影响了校外教育企业的利益，压缩了校外教育企业的生存空间，必然引发它们的抵制。

（三）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

府际网络对“双减”政策的细化和具体执行会直接触动议题网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学生家长群体。议题网络也会通过营造舆论压力反制府际网络。“双减”政策制定的初衷是缓解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但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目前，学生家长对“双减”政策存在两方面顾虑：一是担心政策执行不均衡，尤其是在各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化;二是担心影响学生升学，害怕“减负后得到快乐童年的学生就只能在高考中成为炮灰”[17]。因此，学生家长群体对府际网络出台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力度会非常关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则对府际网络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其执行的合法性感兴趣，并且会通过新闻舆论对府际网络造成压力，有可能会倒逼府际网络调整政策内容或者变更政策执行方式。

（四） 议题网络与生产者网络

生产者网络作为政策执行末端组织，会直接影响以议题网络为代表的网络群体利益。议题网络则以不同的方式与生产者网络中的中小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展开利益博弈。首先，议题网络中的学生家长会直接感知中小学校所开展的“双减”措施。学生家长会直接了解中小学校开展的作业管理和课后服务质量，并根据学生的情况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采取博弈措施。一些学生家长希冀班级间、学校间能够同步落实“双减”政策，担心自己孩子会因为“双减”政策而落后。还有一些学生家长则希望凭借“双减”政策帮助学生实现弯道超车。其次，学生家长与校外培训机构博弈同样非常激烈。一是“双减”政策出台导致许多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转型，一些学生家长或因退费问题与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产生利益纠纷;二是部分学生家长可能会在“双减”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选择通过“一对一家教”方式让学生参与校外培训。最后，社会公众对于中小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双减”政策表示持续关注和期待，新闻媒体也开展了大量的报道。

（五） 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

“双减”政策网络中的专业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的博弈也不容忽视。“双减”政策出台引发议题网络和专业网络的高度关注。尽管议题网络成员本身具有松散性特点，其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做出判断，所产生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们凭借虚拟网络形成汹涌民意却不容小觑。譬如，“教师家长不能为自己孩子补课”的观点竟引发许多网民的认同和点赞。而专业网络则针对议题网络中的一些观点进行批驳，试图引导议题网络的观点。譬如，我国著名的教育智库——“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连续发布了杨东平、钱理群、李镇西等教育专家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不可否认，专家群体在现实场域中面临着专业知识的可靠性与可及性、身份的民主性与可信性等的诘问。[18]在“双减”政策中，议题网络并不会因为专业网络的发声而禁言，相反，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博弈会一直持续下去。

四、“双减”政策执行网络治理路径

“双减”政策执行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政策议题。可以想象，“双减”政策有效执行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复杂的政策环境，要冲破既有利益和观念的藩篱，形成新的教育生态，就需要在治理理念更新、供给侧改革和政策工具推陈出新这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从而提升治理成效。

（一） 树立网络化治理思维，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政策网络理论是在政府模式和市场模式纷纷失灵后出现的第三条治理路径。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政策网络理论是继政府与市场两种范式之后的新的治理范式。在“双减”政策中，各行动主体要改变既有的政府“包打天下”和市场万能的治理思路，树立网络化治理思维，将政策网络视为反映组织间关系、协调组织间利益的有效治理工具。

在政策网络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思想、信念、价值观和共同知识具有解释力。[19]“双减”政策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种理念应该成为“双减”政策中各行动主体的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网络群体之间互动的基本逻辑，也应该成为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的凝合剂。构建“双减”政策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各参与主体在平等、公开、信任的政策环境中，通过反复博弈实现利益诉求，实现对“双减”政策网络的有效治理。

（二） 深化供给侧改革，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双减”政策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不均衡，难以满足合理的教育需求，并且在社会资本的运作下，催生出畸形的教育需求。推进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需处理好扩大有效供给与提高供给品质、清理无效供给与激发合理需求、理顺结构调整的目的与供给侧改革的手段、拓宽供给渠道与优化多元治理四对基本关系。[20]因此，“双减”政策的执行应该从提升供给质量入手，不断矫正要素配置扭曲行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供给。

具体来说，未来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深化“双减”政策供给侧改革。第一，进一步增加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尽管政府在公共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与公共需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出现“民进公退”的现象。学生家长在对优质公共教育资源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加之社会资本鼓吹和贩卖教育焦虑，必然出现许多家长转向校外培训机构谋求所谓的优异考试成绩。因此，未来应该进一步增加优质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回应学生家长的需求，减轻家长的负担和教育焦虑。第二，进一步推进以师资均衡化为核心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新时代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基本要义。[21]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双九五”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尤其是要加大“縣管校聘”政策的实施力度，促进校长、教师在区域内合理流动。

（三）基于政策网络结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政策工具组合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教育有效治理的一个重点是选择调配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工具，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教育政策目标。政策网络构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现实背景，政策网络的特点对政策工具的选取有着不同的要求。[22]

“双减”政策网络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加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教育政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梳理各地出台的“双减”政策文本来看，一些地区的“双减”政策工具组合呈现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命令性工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率过高，而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则使用频率比较低。因此，各地在细化“双减”政策时，要基于本地政策网络结构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政策工具组合。

（陈庆礼，韶关学院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广东 韶关 5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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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先成

作者：陈庆礼

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论文 篇3：

风险感知与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媒体角色

【摘要】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风险更为复杂多样的新风险社会，人们期望传媒在感知风险、协同治理方面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和功能。习惯于把舆情监测系统定位于发现舆情热点，使媒体没有充分展现出梳理信息、提出问题、发现风险的能力和引起警觉的“嘹望哨”功能。在社会治理中，媒体不仅要发挥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的功能，实际上其既是协同治理的连接器，也是治理功效的放大器，是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从更高层面看，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担当，必须放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更大格局中来思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体，把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作为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把加强政治能力建设、融合传播能力建设和综合竞争力建設，作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风险感知 协同治理 传媒 社会治理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带给人们更多的财富、便利与满足，同时也让人们产生更为强烈的对于安定感、安全感和秩序性的要求。现代社会不仅仍然面临洪水、干旱等自然风险，也面临因为人的活动、决策所带来的损害和损失等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增加，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从以自然风险为主转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占比提升，新型风险占比提升，因而，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被学者称为风险社会。实际上，风险并不只是保险精算所关注的那些传统损失的概率。在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感知，不能局限在传统范围内。从更大范围看，风险不仅包括人身安全、财产权益等可能发生的现实损失，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安定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损失;也包括因秩序混乱、经济社会活动停滞而带来的预期收益损失，这些预期收益在正常年景、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如期转化为现实收益或现实福利的;甚至还应包括人们的安全感、安宁感受到冲击而产生的损失。现代社会的风险已经从传统安全和现实财富延伸到更广阔的层面，因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必须提升到新的水平。

研究风险社会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风险社会的形成。在他们看来，风险社会的出现，或是因为恐怖主义、生物安全等新风险的出现;或是因为人们风险文化不断被强化，从而对风险更敏感、更重视，风险损失带来的痛苦更强烈;或是从发展阶段上观察，工业化和技术的应用带来利益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风险也在加大，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因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风险更为复杂多样的新风险社会，风险越多样、越复杂，人们就越有理由期望，在感知风险、协同治理方面，传媒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风险社会中媒体的角色，以及从现实需要与理想追求层面看如何优化，本应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从风险感知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探讨媒体的角色与优化，从理论层面和现实需要而言，都是重要和急迫的。

一、风险感知：舆情监测与媒体的竞争逻辑

当今世界，媒体与具有媒体功能的信息平台不知凡几。梳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与应对时间线，中国媒体在应对疫情中作出巨大贡献，许多新闻记者和医护人员逆向而行，担负使命;在应对围绕全球疫情相关舆论斗争中，中国媒体发挥了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回顾以往，梳理分析，从更理想化的层面观察，各种舆情监测系统并没有在感知风险、提醒预警方面展现关键性作用，媒体在最初阶段以正常程序发布了有关疫病预防控制信息，而没有充分展现出梳理信息、提出问题、发现风险的能力和引起警觉的“嘹望Ⅱ肖”功能，或者说，所展现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间还有明显距离。这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应当是什么？

在爬虫技术、文本语义理解、跨平台信息传播追踪等技术近乎普及使用的今天，许多地方、机构、媒体都说自己拥有了舆情监测系统或舆情监测服务的合作方，从而能以基于大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进行舆情热点抓取和相关分析。客观地看，不同主体使用舆情监测的目的性有所不同。一些地方、机构、企业等主体在引入舆情监测诸技术手段或舆情监测服务时，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舆情，关注重点主要在于负面舆情的抓取，这决定了其所要求的舆情监测服务的定位。媒体的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更多的在于发现舆情热点，从而使自己的报道与关注热点有所呼应。这种主要是发现负面舆情、发现舆情热点的需求思维，决定了这些舆情监测系统功能定位及其信息抓取和分析逻辑。而相应的信息抓取和分析逻辑，又会强化使用者对发现负面舆情、发现舆情热点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种螺旋循环。而这种螺旋循环，会进而影响其信息获取、基本判断和决策思维，使得舆情分析者和分析结果使用者都可能处于某种“信息茧房”中。

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应当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使用者应当对自己的核心需求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对其背后的竞争逻辑有更深刻的认识。

要真正有效认知面临情况和舆论环境，舆论服务使用者的核心需求是及时全面掌握舆情，包括正面、中性、负面舆情。实际上，舆情的指向远比正面、中性、负面的简单区分复杂得多，具有更多的维度和指向。全面掌握，才能准确认知，既不因正面评价而自得，也不因负面舆情而惊慌，更可以从舆情反映中汲取更多信息、线索和建议，从而避免只关注负面舆情可能引发的决策偏差。

而对于媒体而言，对舆情监测系统的核心需求，不仅是帮助发现舆情热点，更应当是帮助媒体感知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动向，帮助媒体先于社会各个方面发现值得注意的动向、问题和风险。如果媒体关注的只是舆情热点、社会热点，其基本逻辑就是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媒体才更可能作为选题，那就把自己定位于舆情热点的追踪者，这显然与作为社会“嘹望哨”相去甚远。

（二）媒体的竞争逻辑应当是什么？

社交平台的兴起和多种基于社交的新媒体形态、新传播形态的兴起，赋予公众和多种社会主体远比WEB1.0时代更为强大的参与传播甚至影响传播态势的能力和条件。客观上，已经进入信息超级过剩、社会动向感知更有难度的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维持、强化自己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迫切。

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依然值得问的问题之一是，媒体的竞争逻辑是什么？媒体的竞争逻辑是应当先于其他信息源与分析者发现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重要动向，从青蘋之末的细微动向，能够见微知著，或预做准备，或先人一步发出提示，或居高望远有所指引。仅仅是紧跟社会热点，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是能够跟上社会热点，能够体现竞争力的只能是信息更多、分析更透、表达更好。但这种情况下，话语权已很难说在媒体手中.对公众、社会和决策层注意力分配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了。在今天，媒体和其他信息发布者很难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想什么。人们的注意力被某个热点吸引，就已经对其想什么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媒体的竞争逻辑如果僅仅是紧跟热点，显然是不可能构建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而能够从青蘋之末感知风的变化，从细微处发现重大动向，媒体就有了原创发现，这就为原创内容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即使是相关信息不够充分，分析尚待深入，原创性发现依然是竞争力的基础。因此，传媒的竞争逻辑，绝不仅仅在于更早掌握舆论热点，而是更早发现重要动向、重要变化、重要事件。

对重要动向、重要变化、重要事件的更早发现，在风险社会，就包括对风险症候的感知，能见微并通过报道让决策者和公众知著。在风险成为社会热点之前，借助专业力量和自身的调查、分析、洞察，感知风险，预做准备，并以适当方式发出提示、有所警示，提醒社会各界予以关注，有所应对。这种感知、发现、提示，能够先人一步，并为事件发展所印证，这个就是媒体发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其掌握话语权和注意力分配影响力的最好证明，这也大大有助于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建设。

二、协同治理：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媒体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角色是什么？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媒体应当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社会治理是多种社会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共同处理社会事务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也完成了不同利益诉求的协调。实际上，社会治理就是由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治理，走向多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沟通实现协同治理的过程。协同治理既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形态。

（一）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角色担当

以协同治理的眼光看，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就应当是在社会治理中媒体应有的角色担当。

正是因为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凸显，更需要社会主体以其社会角色，借助协同治理等形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媒体的社会角色之一就是担当发现者、感知者、嘹望哨，以其发现提醒人们，以其报道和观点引导人们理性活动、理性决策，以其报道和活动促使人们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客观上，媒体在社会运行中，既是舆论引导者，也是社会治理参与者。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实践，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方式。媒体的活动和发现，媒体的报道和观点，既引导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体和个人以民主公开、审慎理性的方式，形成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也通过报道这种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推动、强化协同治理的进行。这种效果的基础之一就是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能够有效提供有助于人民群众公开、理性审慎认知、行动和决策的信息，而不是被带有情绪化、非理性因素的舆论热点拖着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制度安排的全面提升和完善，也是能力建设的持续进程和成果。在这个进程中，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应当说也是制度优势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当有的追求。而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媒体更好地担当起积极参与者和治理效能贡献者的角色，既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助于媒体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而要担当起这样的角色，就要在感知重要动向、当好发现者上下更大功夫，在感知风险、化解危险、治理危机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决不能只充当舆情热点的跟踪者。

（二）应急传播：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能力体现

更进一步看，在社会治理中，媒体并不仅仅发挥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媒体实际上既是协同治理的连接器，也是治理功效的放大器，是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

人们对媒体作用的体验，在危机应对时远远比日常生活中更为深刻;人们对媒体的依赖，也更为强烈地体现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一旦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媒体的信息中心与信心稳定器的作用就更强烈地体现出来。当突发事件发生初期，会出现事件相关信息不清晰时的信息空窗期，信息碎片与流言往往会左右人们的情绪，需要媒体充分发挥真相发现者、信息传递者的功能，稳定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政府在危机应对时所发布的情况信息与措施信息，也需要媒体广泛传播，发挥放大器的作用。实际上，在危机应对时，危机传播就是危机应对、应急处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应急处置之外的部分。受灾人群的自救、互救和救援组织，群体行为的控制，以及社会面秩序的稳定和重建，主要靠应急传播实现。党和政府的声音、措施，全社会对灾区的关注、关爱和支援，也主要通过媒体来实现，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为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普遍发放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承担国家应急广播功能，充分体现了在应急处置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和特殊功能。

应急处置是社会治理的特殊状态，是协同治理发挥功效的重要关口，当然也是媒体在社会治理、应急处置中必须有效体现作用的关键时机。所谓应急处置的核心是有急即应，可采取一切必要而可行的手段。在新媒体条件下，包括移动传播在内的更多新传播手段、新传播形态，被主流媒体应用于应急传播中，在应急处置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更强的作用。

在应急处置中，媒体的特殊功能在于，不仅要发挥传播功能，将所采集和政府发布的信息进行多轮有效传播;还要发挥更强的政治功能，将应急传播的核心使命定位于维持并进而增进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争议。对危机处置措施的不同看法、不同诉求，有时甚至超过突发事件本身。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不仅要通过有效传播推进以人为本、积极救援、有效处置，还要明确应急传播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社会秩序、增进政治认同，是推进协同处置，有利社会治理。如果仅仅基于自身的传播力，而影响共识与协同，就有违媒体的角色定位与使命担当。

三、角色担当：大格局中的重新定位与优化路径

从更高层面看，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担当，必须放在更大格局中来思考。这至少包括两点。一是以新的角度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媒体应担当的角色。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剧烈变化，既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以及人们的思维和看法，也需要媒体从新的层面去应对。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仅是媒体报道国际事务的观察分析工具，也是重新思考在社会治理中媒体角色定位与担当的坐标和卡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并不仅仅是报道者，而是协同治理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和进程中，协同治理也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应有模式。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就是协同治理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动员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媒体必然也必须会发挥更多功能。二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必然越来越体会到媒体的特殊和基础作用，也必然把媒体视为其组成部分，把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视为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重新思考，人们就会对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担当有新的认识。当人们把媒介素养、传播能力视为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基本能力之时，人们必然会对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担当有更高要求。这也必然是媒体在融合发展中的关注重点和努力追求。离这样的目标越近，媒体的竞争力就会越强。

（一）体系中的有机体：重新自我定位与功能定位

正是因为要在大格局中思考媒体的角色，当在大格局中自我定位和推动各方面对媒体进行功能定位时，应当把媒体定位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体，应当能动地发挥作用，而不只是简单地担任报道者。

在大格局中思考媒体的角色，在大格局重新自我定位与功能定位，就应当认真重温《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媒体做过许多报道，但有一点人们还须更为深刻地认识和体悟。

这个《决定》一共十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十五部分是“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第二至第十四部分，分别论述了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共十三个方面。

《决定》第七部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并把“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第四个具体方面。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格局和制度安排中，已经明确确定了“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就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是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中的主力军，就应当从“治理体系中的有机体”这个层面自我定位和进行功能定位。

《决定》第九部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开宗明义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清晰准确地明确了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是“重要方面”的地位和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这都为媒体在大格局中重新自我定位和功能定位，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制度支撑。

（二）加强能力建设：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不懈追求

媒体要担当起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和角色任务，不仅要重新自我定位和功能定位，还必须有效加强能力建设，并把能力建设置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突出重点、完善体系、强化基础、优化成效。

在这个大格局下，媒体首先应当加强的是政治能力。这里的政治能力应当如何定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领导干部要增强的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能够“炼就一双政治慧眼，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的能力。①而且，把提高政治能力视为“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②之一。虽然这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但对媒体的把关人和领导者同样适用。而且，考虑到媒体在当今时代所起的作用，就更应当加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更应当加强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決问题的能力，更应当努力炼就一双政治慧眼。从大格局和使命任务的要求看，媒体把关人和领导者必须不断增强的政治能力，是对政治方向、历史趋势、战略大势、事业全局的把握能力，是对战略方向、战略层面的把握能力，是能够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是在政治根本层面上的把握能力，而不仅仅是其他具体层面的能力。这在当前的国内国际条件下，更可以体悟到加强政治能力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其次，应当加强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融合传播能力，特别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传播力，既是媒体的自我追求，也是对媒体的基本要求。但在大格局下审视所需要加强的传播力，是能够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传播力，是能够适应技术推动和人们信息获取行为变化所产生的融合传播条件和需求的传播力，而不简单地是增强传统传播力。正是因为网络传播越来越成为信息获取和影响力传递的主要渠道和主要形态，正是因为社交传播和基于数据、算法的精准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对政治、经济、社会运行和文化生活等等的影响越来越深，融合传播力才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也正是因为网络、社交、移动传播的弱地域性、强相关性，使得任何通过网络、社交、移动平台传播的内容都可能跨越地域，既可能从境内传播外溢到海外，也可能从海外回流到境内。而今天，国际世界的事件和现象，对国内舆论动向和人们的行为同样有深刻影响。因此，传媒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融合传播能力。

在大格局下担当起自己的角色，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在加强政治能力和融合传播能力建设的同时，媒体应当努力加强综合竞争力。同样，对综合竞争力的构成和优化重点，也应当以新的思维来认识。注释

①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第1版。

作者：陆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