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

2022-04-18

[摘要]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是对人与自然尚不和谐问题的回应，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亦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篇1：

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摘要：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之下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生物物种以及自然遗迹进行保护的区域。通过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约，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平稳发展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对于生态平衡和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观念认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加强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规划，寻求环境保护的各种相关的措施和方法，对于四川省地区的环境发展以及生态的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管理和规划；生态环境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处在四川省的凉山州东南部地区的金阳县，地理位置属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百草坡自然保护区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类型进行保护的区域，在不断发展中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百草坡地区的环境和动植物的保护也为更多的人所关注。本文分析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就解决的方法提出建议。

“四川省省级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南北长17公里，东西宽35公里，面积235平方公里，北部主峰狮子山海拔最高达4076.5米，最低处金阳河与尼依达河交汇处海拔1350米。百草坡这一个区域内，有着有利于植物生长、动物繁衍的气候、海拔和温度等。整个区域之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因地处长江中上游地区，水资源十分充足。据统计，在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域之内树木有300多种，草本植物有800多种，脊椎动物和爬行动物等都有200～300多种，因此更需要引起重视，不断提高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划。

1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保护在当下受到高度重视，对于百草坡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近年来通过四川省地方政府和相关工部门的努力，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完善。例如对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持以及该区域内生态的平衡发展等都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1.1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低下

四川省金阳县属于我国发展较慢的地区，在发展中资金和技术都比较缺乏，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当中资金等投入明显不足。使得保护区内无法引进先进的管理设备，也无法去吸引和利用更多专业性的人才，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对于树木、物种和动物保护的常识严重缺乏，导致在管理当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1.2自然保护区内人与自然矛盾突出

金阳县属于一个不发达的县，当地的人们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经济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等都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金阳县地区人们经济的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所获得的，因此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必然会使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保护难以进行，该地区环境和动植物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3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识缺乏

自然资源保护中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够强，尽管近年来自然资源保护的责任和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还缺乏更大的积极性。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的观念意识认识不足，也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在这当中存在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同时地方政府对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投资力度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对于保护区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够有效的解决，缺乏主人翁意识以及要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心。

2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方式

2.1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宣传和教育

对于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为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和条件，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相关部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地利用政府职能发挥最大的宣传效果，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使人们认识到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性。

2.2投入充足的资金，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管理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在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中也应该积极地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强对区域内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保护区管理工作，加强管理和监督的力度，对于病虫害通过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行遏制和防范。

2.3重视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对于各种破坏植被、杀害野生动物等的行为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处罚，完善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1998年设立了森林派出所）加强对于恶意或者非法破坏森林等行为的打击力度，遏制在保护区内乱砍滥伐、采矿、打猎或者挖药等行为。

3结语

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需要四川省政府的强制力和感染力，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热心，需要当地群众足够的重视，共同为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促进生态的平衡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彭贵平.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系统园分类系统的选择与植物配置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27）.

[2]李春娇，董丽.试论植物园专类区规划[J].广东园林，2007，（02）.

作者简介：杨拉里，大专学历，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管理局，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自然保护区管理。

作者：杨拉里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篇2：

从绿色发展理念看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摘要] 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是对人与自然尚不和谐问题的回应，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亦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守好生态安全屏障。

[关键词] 绿色发展；科学理念；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自然关系是长久以来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更是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首次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进行由上而下的宣传、推广和践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念。

一、绿色发展理念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产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理念。

对于绿色发展理念，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全面把握。从内涵看，绿色发展不同于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它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的条件下，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健康为基本前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将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素，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从自然环境资源中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并不等同于追求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而是要以保护环境优先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第三，要尽量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避免使用有害原料，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以技术支撑促进整个产业链的绿色化，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第四，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生态革命发展好经济上的“金山银山”，建设好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健康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生活习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再以各领域的合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即通过推动生态革命，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地维护自然环境，利用生态资源，改善人类社会环境的生存状态，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绿色发展理念并不是一种单独运用的发展理念，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绿色发展理念。我们应该注重绿色发展理念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关系，集中其他四大发展理念的力量共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能够增强绿色发展的后劲；协调发展要求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指明了以绿色发展协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方向要求；开放发展要求利用内外联动机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有利于将绿色发展理念推向国际舞台；共享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从整体利益出发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有利于维护好生态环境这一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只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主要抓手，综合运用其他四大发展理念，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绿色发展理念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大意义

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直面我国现实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的角度，它是对人与自然尚不和谐问题的回应；从绿色发展理念本身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来看，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从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的回应

绿色发展理念是由现实问题倒逼出来的，是我们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尚不和谐的积极回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谋发展的方面，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当我们以同期世界发达国家近3倍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实现总体小康的时候，却发现，过去在生态环境方面欠下的帐如今也到了不得不偿还的阶段，以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不平衡、不协调、不长久的问题日益显现，新老环境问题一起叠加至我们前进的路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全面小康的顺利实现，反之，则会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然而当前，我们的生态环境却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还增加了能源、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压力，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矛盾不断，人与自然关系十分紧张。这些都已经极度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成为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以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躲不掉、绕不开的紧迫问题。面对如此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绿色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抛弃以前那种以拼资源要素为主要特征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二）绿色发展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

绿色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和具体方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

首先，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1 ]208-209，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总体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总方向努力，按照这个总要求进行规划。其次，绿色发展理念要求“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1 ]209，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和要求。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而应将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视为我们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坚持保护环境为先来优化经济发展，在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再次，绿色发展理念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协调和统筹人与人之间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利益关系做出了明确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它不属于某一代人，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自私地剥夺本不专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应维护好发展好世世代代的利益。最后，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表明了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毅力。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实践要求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遵循，也为全球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安全做出了贡献，是体现现代文明进步的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途径。

（三）绿色发展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

绿色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不断探索和积累的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

1973年8月，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决定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推进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1994年3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实施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随后两年又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继续深化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识，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看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十七届四中全会则从战略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承诺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一次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和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来看，绿色发展理念无疑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全新理论成果，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守好生态安全屏障。

（一）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不会自发地输入到普通民众的头脑，须通过一定的宣传教育方能被民众了解和掌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须加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重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一要宣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强化人们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让人们深刻了解，一味地向自然界掠夺式索取，终究会导致生态危机，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要宣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让人们认识到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不合理地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都是将人类引向绝路的行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推动节约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循环发展、安全发展，自觉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三要宣传严守生态红线的理念，普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让人们认识到红线一旦划定就不可逾越，逾越便要受到惩罚，以法律权威破除威胁生态环境的观念，以法律制裁惩戒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保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内容更好地落到实处，需要创新活动形式。可以借助新闻媒介以及其他新媒体，主动占领思想阵地，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于潜移默化之中将绿色发展理念沿着我们预设的方向慢慢向前推进，并使之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是为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奠定有利的舆论环境。推动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风尚，除了多渠道多形式主动宣传，还亟须建设一支专门负责处理环境保护舆情的队伍，建立健全相应的舆论监督机制，落实工作职责，广泛收集、认真研判和快速处置环境舆情事件，尤其要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理念传播的社会氛围。再者，还要对为谋取巨大利益而肆意牺牲生态环境的行为以及散播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错误舆论等行为给予处罚，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加强环境保护和网络规范的力度，确保社会风气和舆论朝着有利于绿色发展理念传播、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作用

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须利用好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有效地将其应用到各类产业中，从而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等生态产业体系，并统筹规划，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

坚持绿色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2 ]11。这是对现有生态产业体系的新概括和新发展。以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按照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协调推进的要求，充分发挥地理位置和环境资源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高效的生态发展产业体系。一要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保护自然、减少污染，以农业生产系统良性循环为目标大力发展包括绿色种植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和节水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设重要的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二要以资源节约型工业为重点，按照经济与生态相统一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低投入、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益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业模式。三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推行适度消费，厉行勤俭节约，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绿色旅游业，加快构筑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在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的基础上，还要积极构建自然岸线格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更多地保留大自然的原始形态，减少人为的干扰、改造和破坏，设定自然岸线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治理制度，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设置特定的主体功能区，谋划好国土空间开发工作，是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措施。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要“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1 ]209；要发挥各类格局的核心功能与示范引领作用，积极促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和谐状态。

（三）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须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偿还我们过去和当前在生态环境方面欠下的债，改善生态、改善民生；还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合理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然而长期以来，为了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农田、城市等人工生态系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受损情况，亟待修复。生态修复，主要是终止对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修复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朝着良性循环方向恢复和发展。我国曾经进行过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启动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在生态修复方面积累过成功的经验。目前的生态系统状况要求我们继续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全面修复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一要因地制宜地确定生态修复手段，对于生态系统破坏程度较轻的区域，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人工修复；对于生态损害严重的区域，应主要实施人工修复，促进自然恢复。二要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制定严格的政策法规，提高违法成本，在全社会形成“不想破坏、不能破坏、不敢破坏”的机制。三要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协调，调动全民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积极性，培育全民生态价值观。

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是造福人类的天然资源，要让它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这不仅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题中之意。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恰好体现了生态环境的固有价值，是修复和发展生态系统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将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舒适的环境等生态资源纳入到绿色生产中，加快发展绿色产业，依托自然生态系统，挖掘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构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在利用生态资源自身价值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底线思维，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要求，决不能突破生态保护的红线，再也不能重走“牺牲环境求发展”的老路。

（四）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守好生态安全屏障

要使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真正成为全社会的行动，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以体制机制来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 ]210历史和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以GDP快速增长来衡量政绩，生态环境维护得好、发展得好也是政绩。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2 ]11-12，“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制度”，“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 [2 ]12，等等。唯有确保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还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以底线思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1 ]209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制度是行为底线，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否则就应受到及时有效的惩罚。[3 ]只有真正地实行最严格的治理制度，确保触碰环境保护制度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彰显法律制度的权威性，才能给其他有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倾向和歹念的人以警示作用，也才能切实地保护好生态环境这一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重要财富 [4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为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还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让绿化行动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让绿色发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四、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宣传、推广和实践绿色发展理念将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形成令人满意的生存生活环境。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沿着正确的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努力，终会聚沙成塔、积水成渊，迎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杨珺.试论生态文明制度的伦理规划[J].创新，2015（6）.

[4]蔡守秋.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学理论[J].现代法学，2005（6）.

[责任编辑：丁浩芮]

作者：朱小娟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篇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

摘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在行动。在生态文明行动语境下，行动主体生态责任意识不强、行动目的偏差导致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失衡、行动过程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行动保障呈现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帕森斯认为，任何一个行动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必须满足与子系统相对应的适应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模式维系功能（L），这四项功能需求被称为“AGIL”模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以整体性视角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需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重塑文化系统，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理念走向生态行动提供可能路径。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AGIL模型;行动机制

全民行动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迫切需要“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1]。学界从生产、生活、制度等不同视角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建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生产关系[2];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生活[3];优化制度设计，坚持生态和谐的价值立场[4]。这些理论成果为生态文明行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从整体性视域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行动体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出发，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

通过行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伦理共识。202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主题为“我是行动者”。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行动主体、行动目的、行动过程和行动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

（一）行动主体困境：生态责任的缺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主体是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公民等参与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行动实践的单位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复合行动主体系统，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主体基础。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生态责任意识不强，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缺失制约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福建省部分海域因管委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足，“对规划环评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要求落实不力”[5]，以及对部分污染企业管控不严，造成水质恶化情况严重。某些地方政府在“唯GDP”理念引导下，行政决策往往以追求利润增长为目的，导致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错位与分离。部分地区在发生重大环境问题之后才对企业生产、公民生活进行环境监管，缺乏环境问题预警能力，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甚至违反环保法规。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生态责任意识不强，对环境问题缺乏高度重视，出现决策失误，未能取得良好的生態治理效能。企业生态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逐利润和从事生产活动。2019年生态环境部对珠三角地区和渤海地区的排污单位进行专项质量监察，发现多数企业存在监测不规范、超标排放废弃物和废水等情况[6];2020年又有多家企业因环保文件造假被生态环保局判为失信积分。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和生态行动的主体，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增长，生产模式与生态规律相背离，对社会和人民缺乏生态责任意识，将会对环境带来不可逆的破坏。公民生态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分离。一方面，公民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绝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是生态行动主体，自己是生态行动中的看客，导致公民生态权利的虚化和空置;另一方面，公民也应当承担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宣传等环境义务，但是在实际行动中部分公民疏于履行应尽的环境义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显示，在“践行绿色消费、减少污染产生、关注生态环境和分类投放垃圾等行为领域，仍然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7]，反映了虽然公民生态危机意识加强，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动脱节的现象。提升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引领公民深度参与环境保护行动，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动目的困境：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失衡

任何行动都是行动主体在行动目的指引下实施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行动意图。行动目的决定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过程中，行动主体缺乏生态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行动者主要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而行动。在资本逻辑的制导下，行动主体的行动目的是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在“绿水金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中，行动主体倾向于选择“金山银山”，在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不惜以牺牲“绿水青山”的方式来换取“金山银山”，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理念相悖。行动主体的行动目的偏差造成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失衡。

自然生态是以物的自然本性为准则，从自然整体利益出发理性控制人类欲望，追求自然的本然状态。人文生态是以具体的、现实的人为起点，强调人的尊严和幸福，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相统一。但是，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自然“是倾倒垃圾的所在，自然需要人类社会的支配和开采”[8]，对人和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行动目的出现偏差，把逐利作为最高行动目的，带来“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9]的盛行。也就是说，采取剥削性和集中性的劳动形式、扩张性的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走向对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生态行动的实现，由此造成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自然价值被边缘化，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出现失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走向对抗。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是本质统一的，不能割裂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关系，既不能忽视人文生态来讨论自然生态，也不能无视自然生态来讨论人文生态。

（三）行动过程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

行动者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行动过程呈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社会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由自给自足、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财富迅速积累、人与自然深度异化的黑色发展模式。工业文明时代无限度开发自然、追求利润至上的发展方式，导致无限的资本欲望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矛盾激化，自然在资本逻辑驱使下沦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这种生产模式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无视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和关系价值，未能看到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自然的生产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占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赶超西方经济发展的加速时期。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重心落在工业上，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生态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推动粗放式经济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只强调发展的速度，而不考虑发展的质量，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凸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与自然相异化。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是人在劳动中与自然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换，但生产模式的反生态性造成物质交换过程发生断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冲突和对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难以真正在生态行动中实现有机统一。

（四）行动保障困境：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

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导致生态行动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正在不断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具体来说，横向维度的碎片化表现为中央各部门生态治理体制和机制上的碎片化。生态治理是复杂的、综合的人工治理系统，职责涉及环保部门、发改部门、教育部门、监察部门、农业部门等多个国家部门，生态治理不仅需要环保、农业、国土部门等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也离不开监察部门的督察和管理，同时还需要发改委、财政部给予资金支持，教育部门普及生态文明教育等。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概念，中国为生态治理设置了以生态环境部为核心的多部门共同参与体制，一方面，从整体上为生态治理的有序推进奠定基础，在协调各部门工作上发挥统筹作用;但另一方面，各部门在工作中会出现任务交叉、责权归属不明确、职能缺位等弊端。纵向维度的碎片化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生态治理碎片化，即各地在生态治理上不能完全执行中央政府下达的治理任务。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行动与中央政府的生态政策出现断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和保护难以共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内在冲突的解决面临着科技创新和制度完善难题。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难题还亟待解决，这需要地方政府在促进绿色技术转型升级、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和义务。二是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保护措施和任务难以具体落实到下级执行部门。各级政府在实施生态行动时，一般都会对任务目标进行分解，并分配给下属部门。但是目标分解过于细致，导致农业部门只为了农业上的收益开发利用土地、环保部门为了生态质量的改善强调保护优先，也就是“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就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1]47。

在生态行动中出现了行动主体缺乏生态责任、行动目标不够明确、行动过程遭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困境以及行动保障难以落实等现实条件制约，其根本原因是未能在整体性基础上构建系统性行动机制。帕森斯的AGIL模型是在整体性视域中构建的行动模型，可借鉴这一行动模型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

二、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分析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是在整体性和系统性方法论基础上，对行动系统进行构建的理论。不同的是，帕森斯讨论的是社会行动机制，笔者所要建构的是生态行动机制。社会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生态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但共性之处在于，两者讨论的都是行动，行动的要素相同，都需要有行动者、行动意图、行动条件和行动支持系统，都要从整体性上构建行动机制，行动系统的维持都需要有四个功能模式。因此，可以借鉴帕森斯的“AGIL”模型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帕森斯提出，任何一个行动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必须满足与子系统相对应的“四功能范式”，即适应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和模式维系功能（L），这四项功能需求又被称为“AGIL”模型。“AGIL”模型是对社会系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任何社会系统都不可缺少的要素，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一）经济系统承担适应功能

适应功能（A），即“对一个行动者或一个社会系统来说，其目标的状态指参照系和上述那些情境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他方面相等，这样的情境一旦出现，则趋于维持;如未出现，这个系统的一个或更多单位的行动则趋于谋求这种情境”[12]，也就是指社会系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必然与环境产生密切的联系，二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系统得以维系和发展就要求其通过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因此，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应根据环境的要求进行优化，提高从环境中获得可支配资源的能力和适应环境的手段。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分配，经济系统承担着适应功能，决定着行动机制能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应对发展变化。在帕森斯看来，经济系统的运行离不开技术，经济系统适应功能必须以科技发展为载体，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保证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经济发展需要。

（二）政治系统承担目标达成功能

目标达成功能（G），即“由于与情境有关的各种关系出现了问题，于是人们在对情境的诸方面加强和改进控制上产生了广泛興趣，当然，这种控制与追求特定的目标有关”[12]17，也就是目标得以“实现”或“完成”，要分别明确目标导向和实现系统目标。社会行动系统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首先要明确目标导向，确定社会系统各要素所期望达到的某种状态或具体方向，并不断调整和提高自身运作能力，集中调动系统内部各要素力量为实现预设目标服务。借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生态行动机制需要政治系统的保障才能落实，“古典经济学设想的经济联系只有在有秩序的框架里才能大规模出现——在这个框架内，由于存在着秩序，暴力和欺诈起码受到了限制，其他人的权利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13]13，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强制性地保障目标的达成。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为生态行动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三）社会共同体系统承担整合功能

整合功能（I），即“在一个系统的过程中，无论互动单位是何种单位——在促进因素作用下的个人单位（需要安排）、社会系统中的个别角色或更宏观社会系统中的集体角色，它们的行动可以相互支持，并因此有利于这个系统的功能”[12]17。任何社会系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和资源相互作用构成的共同体，“它是在一个不加限定的一般生活和利益范围里的比较宽泛的契合（solidarity）关系。它是一个命运（Schicksal）共同体。”[13]774在这个共同体里的各方在共同享有利益的同时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只有整合好这些要素和资源，相互形成合力，才有最大可能发挥社会行动系统的功能。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行动机制，充分整合协调社会各系统各主体各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协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行动机制服务，最大限度发挥行动机制的功能和效用。

（四）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系功能

模式维系功能（L），即“一个系统，在面临要求改变其制度化的价值系统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愿通过文化渠道来寻求稳定的倾向可叫作‘模式维系’”[12]16，系统各要素在社会中遵循秩序和规律运行，能保证在运行过程中即使发生中断也能依靠这种秩序和规律重新有序运行。文化体系既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又对行动起制约作用。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配，文化体系承担模式维系功能。在生态行动机制中文化系统的核心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生态价值观为生态行动提供精神动力，是社会稳定状态得以维持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通过生态价值观的濡化将价值取向通过纵向传播在代内和代际之间传承;同时，生态价值观对反生态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等起约束作用，使公民、企业、政府自觉形成共同参与生态行动的意识和习惯，维持行动机制的良性运行。

“AGIL”四项功能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社会系统的过程都必须服从于四个独立的功能必要条件或‘问题’。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12]16。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维系这一生命共同体内部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协调，同样要满足这四项功能。因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需要完善四个子系统，各系统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建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从生态理念迈向生态行动。借鉴帕森斯的“AGIL”模型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在整体性视域下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相互配合，形成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行动系统，为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提供可能路径。

（一）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

社会共同体系统承担整合功能。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不仅要成为政府、产业部门、企业的自觉行动，而且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19]117，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充分整合协调社会各主体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构建生态行动机制服务，需要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的整合功能。

社会共同体系统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公民为基础的多元主体系统。政府是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主体利益、落实国家政策的主导者，建设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型政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要务，也是统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保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政府确立整体性思维和生态优先理念，自觉履行政府的生态责任。生态型政府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方略，实行生态治理，完善政府生态绩效评估和考核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生态治理的监督，完善生态行政问责制。企业在生产活动中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自觉承担企业生态责任。企业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角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对企业生产理念、目标以及生产模式进行全方面的改造和升级，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和生态转型。生态企业以绿色文化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生态公民秉承尊重自然、关怀自然的价值理念，遵循保护自然的行动要求，按照自然规律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德性论层面看，人与自然地位上是平等的，将道德关怀从人类自身拓展到非人类，人类行动才会走向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从规范论层面看，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自然环境也是所有个体的共同家园，作为生态公民，应秉持生态价值观，清醒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保护大自然是每个公民的生态责任，要自觉摒弃反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践行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坚持德性论和规范论的统一，注重公民内在德性培育和外在规范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实现高认知度与高践行度的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有共同的行动目标和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生态行动。只有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民行动观，动员政府、企业和个人以积极行动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努力，才能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维行动机制奠定主体基础。

（二）重塑文化系统，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

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系功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高度文明的表现形式，“精神生产是影响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也是生态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14]，行动机制的运行和维系关键在于重塑文化系统，确立生态价值观，指引人们以合乎生态的方式开展行动。

重塑文化系统，需要将生态价值观融入本体论、规范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是超越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在承认自然主体地位的同时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延续和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二者共生共存。从规范论意义上来说，生态问题主要是由人类反自然的经济活动造成的，解决生态问题也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找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重要论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转变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传统发展方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发展中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互融共存。从价值论意义上来说，人类“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最大程度保护自然，维系自然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以生态价值观为引领，指引公民理性、自主选择生态行动，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厚植文化根基。不管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还是有意识地引导公民形成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旨在推动全社会形成生态行动意识，自觉践行有益于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个体影响家庭，从家庭延伸至社会及国家。生态价值观既能引导社会、企业和公民在政治决策、生产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自觉践行生态行动，也能将生态行动内嵌于精神领域，从而使生态意识内化为生态行动长效机制的文化基因，承担行动模式的维系功能。

（三）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经济系统承担适应功能。优化经济系统，关键是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载体促进经济系统的革命性变革。经济发展的转型要以科学技术为中介，自觉遵循自然系统运行法则，以生产力的质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生态生产力是生态文明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标志，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20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们生活，促进生产力的质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必须创新生态科技、发展生态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和中介，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产生活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本身不具有善恶价值，但科学技术的使用具有道德属性。基于正当理由，合乎道德地利用科学技术，技术就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媒介;滥用科学技术，则成为加速环境恶化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衡量标准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还应该同人和自然协同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要把传统的征服性科技转换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科技。生态科技是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统一体，是以绿色创新为内在驱动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创新的方向和归宿，是維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平衡的重要依托。经济系统作为承担适应功能的子系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中决定着行动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技术和生产方式上效率提升与创新、经济循环性的强化……经常在促成各种新选择和可能性”[15]，因此经济系统的完善离不开生态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以生态科技为支撑。

（四）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系统承担目标达成功能。“制度变革是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16]实现系统的目标达成功能，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政治系统的日趋完善，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健全的制度是生态行动机制建构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保障。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生态行动面临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相矛盾的困境，主要不在于生态制度的缺失，而在于执行力度不够。我国在生态文明实践中深入探索，逐步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实现了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只有加强生态治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生态制度指引和保障作用。可从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优化政府内部职能结构的设置及行政功能。政府是遵循并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制度、统筹协调生态行动的最大责任主体，在生态行动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各部门必须按照精准原则，对各部门的内部机构进行优化，取缔部门职能相重合的机构;对于整合过的机构明确职能范畴，加强统一有效的管理。二是规范责任体系，明确严格的问责机制。政府问责制在我国政府中成为常态，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规范责任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机制，才能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不当行为和决策进行约束，杜绝地方政府行动决策违背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现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以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行动保驾护航，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力，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制度保障。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在行动。行动主体生态责任缺失、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行动过程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行动保障呈现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的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在整体性视域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需要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重塑文化系统，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维行动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走向行动提供可能路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郑志国.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产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19-124，192.

[3] 徐磊，曹孟勤.美好生活的绿色承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8-124.

[4] 邹平林，曾建平.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的制度意蕴[J].东南学术，2015（3）：16-22，246.

[5] 杜察文.福建福州市江阴港城经济区治污不力[N].中国环境报，2019-08-27（02）.

[6] 生态环境部通报珠三角地区和渤海地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专项检查与抽测情况[EB/OL].http：//www.mee.gov.cn/ywgz/sthjjcgl/wlgl/202003/t20200331_771879.shtml.2020-03-30.

[7] 张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部分内容摘要[N].中国环境报，2020-07-15（05）.

[8] 乌尔里希·布兰德，张沥元.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帝国式生活方式[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81-91.

[9] 乌尔里希·布兰德，王聪聪.超越绿色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转型和全球绿色左翼的视点[J].探索，2016（1）：47-5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