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环境保护环保论文

摘要：我国不同区域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存在很强的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采用DEA方法分析测算了2006-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分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运用共同技术率这一指标衡量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工业环境保护环保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工业环境保护环保论文 篇1：

工业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考察了长江经济带2010—2017年11个省市工业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分布，再用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总体较高，区域之间有差异，呈现“下游>上游>中游”格局。根据泰尔指数分析可知，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分布来看，高效率集中在下游和上游地区，低效率集中在中游地区，呈现由“外围”向“中心”延伸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方面、地区因素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正向作用。其中，地区因素对工业环境效率影响作用不大。产业结构、外资水平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负向作用。

关键词：工业环境效率;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区域差异;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影响因素

Key words：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Non-expected output of Super-SBM model;Regional differences;Improved grey relation model;Influencing factors

2017年7月，環保部等部委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区。长江经济带涵盖11个省市，其面积约占205万平方千米、总人口和生产总值也超过全国的40%[1]。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而工业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力军。同样，长江经济带也面临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2017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80 386.76万吨，工业废水排放总量83.24亿吨，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为112 387.01万吨标准煤，占全国的40.27%。由此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工业环境效率是指在工业系统单位所产生价值的同时对环境的影响力大小[2]。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研究主要位于四个方面：企业[3]、区域[4]、行业[3]、国家层面[5]等。袁鹏，程施（2010）[6]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非期望产出中考虑了污染排放，测量了中国的工业环境效率，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环境效率较低，如果不考虑污染环境产出，将会影响各个地区的真实效率值。王连芬（2011）[7]采用环境DEA 模型，测算了工业环境效率。结果发现：各省环境效率差别较大。工业环境效率值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而且，在考虑污染排放的情况下，环境效率降低。佟连军，宋亚楠，韩瑞玲，李名升（2012）[8] 运用了DEA和SFA模型，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效率及工业产出弹性。并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丁焕峰，高溦（2015）[9]对广东省及四大区域环境效率使用SBM-V模型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在考虑污染排放的因素下效率值降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区域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作用具有促进作用，剩下的具有抑制作用。徐盈之，周圆（2016）[10] 首先使用SBM模型测量了我国效率值，再使用EKC曲线研究工业环境效率与规制力度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环境水平总体不高，全国及东中西部EKC呈现“N型”，东北地区却是“倒N型”。而且，各个地区的EKC所处阶段与发展态势都是有差异的。苏伟洲，李航，钱昱冰，郭四代（2018）[11]测算了效率值，并对效率值的影响因素分析。宋刘洁，汪克亮，王杰（2018）[12]通过采用SBM-Undesirable 模型、Malmquist-Lunberger生产率指数，来分析研究江苏省县域效率值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结果发现： 整体来说环境效率较低，三大区域效率值有差距。从空间来看，效率值基本上呈现“苏南> 苏中>苏北”格局。张乐勤，陈素平（2019）[13]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工业环境效率和科技创新综合指数进行了评价。黄娟，孙坤鑫（2019）[14]以我国37个工业行业2001—2013年间为研究对象，使用Super-SBM模型测算环境效率值，并分析市场集中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进展如下：其一，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域”，“行业”等方面，而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其二，在测量工业环境效率的方法选择上，采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对2010—2017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进行了区域差异、空间分布分析，解决了SBM模型不能同时区分有效单元为1的问题，而且克服了DEA模型高估效率的缺陷。其三，为了解决极端值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对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方法进行了改进，提高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一、研究方法

（一）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

对Tone[15]和Kaoru[16]的DEA模型分析总结后，构建了包含Super-SBM模型。设决策单元为N，每个单元包含：α个投入指标X、β1个期望产出 Yg要素、β2个非期望产出Yb要素，根据Fre等[17]建立生产可能集：

（二）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以灰色关联度，确定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大小的[18]。而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使用各因素的变化情况来计算关联度的。具体步骤如下：

1.预处理。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空间分布分析

（一）數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在借鉴其他学者[19-21]研究的基础之上，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如下指标体系。投入指标还是参考已有的研究的做法，选择资本、劳动、能源三种指标外，本文还增加了污染治理投资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本文选择工业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本文选择“工业废水”作为非期望产出。资本投入：本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为工业资本投入指标，单位：亿元。劳动投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单位：万人。能源投入：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单位：万吨标准煤。污染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投资，单位：亿元。期望产出：工业生产总值，单位：亿元。非期望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亿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7年）、《中国环境年鉴》（2010—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7年）。其投入和产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

（二）工业环境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在DEA-Solver Pro5.0软件中Super-SBM Nonoriented的模板测算下，测算2010—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环境效率。并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重庆、云南、贵州、四川），中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下游（上海、江苏、浙江）。

从图1可知，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值总体较高，区域之间有差异。整体效率值为0.99，接近于1，效率值总体较高。效率平均值从大到小为：下游（1.23）、上游（0.95）、中游（0.79），基本不符合区域发展“梯度”特征。而是呈现“下游>上游>中游”格局，下游的效率平均值大于整体平均值、上游和中游的效率平均值小于整体的平均值。

由于，每个区域的资源储备、区域文化、重点发展产业、技术水平等存在差异，必然导致三大区域的工业环境效率有差异。从图2可知，从效率平均值来看，下游的效率值从2010年的1.24上升到2013年1.77再下降到2017年的1.25。整体上下游的工业环境效率值是上升的，只是上升的幅度很小。中游的环境效率值从2010年的0.77下降到2013年的0.57再上升到2017年的0.61。整体上中游的工业环境效率有小幅度的下降趋势。上游的工业环境效率从2010年0.85下降到2013年的0.77再上升到2017年的1.08。整体上上游的工业环境效率是上升的。可能因为：下游的效率值高，因为下游地区属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技术更加容易，所以，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能够协调起来。中游地区工业环境效率最低，说明了工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保护之间产生了矛盾，再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先东后西”。而中游地区紧挨上游地区。在产业转移中，下游地区污染物大量的流入中游地区。除此之外，中游地区工业技术、工业设施、工业管理方法相对较弱，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而上游的工业环境效率高于中游，并不说明上游工业发展优于中游，是因为上游工业发展相对较晚，很多高污染、高能耗向中游地区转移。再加上上游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进而污染产生的也较少。所以，上游地区的效率值优于中游地区。

（三）效率值的泰尔指数分析

为了揭示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地区差异的原因，本研究利用泰尔指数，将区域总体差距分为地区间的差异和地区内的差异后，再计算它们的贡献率。其中，泰尔指数越小，说明它们的差距越小，反之越大。从下表2可知，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泰尔指数总体差距是呈增大趋势。从2010年的0.045 97升到2017年的0.105 15，可以看出总体差距在增大。从泰尔指数的分解部分来看，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贡献率分别是25.176%、74.824%。说明地区内部的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时间上来看，地区之间差距呈现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46.122%到2017年的40.666%;而地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10年的53.878%到2017年的59.334%。这说明提高效率值的关键是地区内部差距。从地区内部来看，上游、中游、下游之间的贡献率均值分别是24.807%、41.117%、52.029%。下游地区的贡献率基本保持30%以上，说明下游地区差距是地区内部差距的根源。综上所述，下游地区内部之间的差距是提升效率值的关键。

（四）工业环境效率空间分布分析

为了更加详细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值，将它们效率值大小分成两组：（1）高效率（>1）省市个数在2010年、2013年、2017年的节点分别为：5、 3、 7，分别约占45.5%、 27.3%、 63.6%。 （2）低效率（<1）省市个数在在2010年、2013年、2017年的节点分别为：6、8、4，分别约占54.5%、72.7%、36.4%。从以上数据值可知：其一在各个时间节点上，高效率主要集中上游和下游地区。其二从时间序列上来看，长江经济带2010—2017年工业环境效率先下降后上升。

再对2010年、2013年、2017年三个节点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值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得到图3。

从图3可知，三大区域工业环境效率呈现由“外围”向“中心”分布趋势。在三个时间节点上，上游和下游都是高效率省市，距离上游、下游距离越近，效率值越高。从时间序列来分析，效率值的空间布局从“外围”向“中心”增多。这表明工业环境效率除了受到资源储备、区域文化、重点发展产业、技术水平等原因，还受到外围省市的带动作用。因此，在提高环境效率值要考虑“外围”的带动作用。

三、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很多，本研究参考已有文献[22-24]，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方面、外资水平、地区因素等五个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用R表示。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ZB表示。环境方面：取污染治理投资的对数，用WB表示。外资水平：实际外资投资额占GDP比重（%），用WD表示。地区因素：人口密度的对数，用RD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產业结构、环境方面、外资水平、地区因素为解释变量。用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测量和分析效率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其变量说明如下表3：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关联度是0.13，影响程度排第四。两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说明经济水平会提高工业环境效率。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导致了人们提高了对环境质量要求，从而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另外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容易使人力和物力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资源的保护。所以，两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从产业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关联度是-0.32，影响程度排第二。两者之间呈现抑制关系，说明产业结构会阻止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工业增加值的提高抑制环境效率的提高。原因有：其一，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大量的工业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从而降低工业环境效率。另外，在工业发展中能源消耗，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所以，两者之间呈现抑制作用。

从环境方面来看，环境方面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关联度是0.28，影响程度排名第三。两者之间呈现正相作用，说明环境方面会促进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由于环境方面力度的加大，使各个省市采用清洁污染少的技术生产和先防污染治理方法，避免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

从外资水平来看，外资水平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关联度是-0.42，影响程度排名第一。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说明外资水平对工业环境效率起抑制作用。很多外商投资者投资目标看重的是工业方面的领域，而每个省市注重的是经济发展规模大小，忽略了外商者的投资方向，所以使工业环境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地区因素来看，人口密度与效率的关联度是0.05，影响程度排名第五。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系，说明人口密度的增加提高工业环境效率。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人口劳动力的增加，进而工业产值的增加，最终提高工业环境效率。另外，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增加环境的承载力。从整体上来说，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一点，所以，人口密度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不是特别大。

四、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17年的工业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空间分布，并用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从整体上来看，工业环境效率较高，区域之间有差异。不符合区域发展“梯度”特征。而是呈现“下游>上游>中游”格局。从泰尔指数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区内部的差距。且三大区域的贡献率，呈现：“下游>中游>上游”格局。说明下游地区内部的差距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主要原因。

2.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高效率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下游，高效率地区数量先降低后逐渐增多。呈现上游和下游地区从“外围”向“中心”逐渐延伸的趋势。说明上游和下游地区起到了带动工业环境效率的作用。

3.从影响因素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方面、地区因素、产业结构、外资水平等五种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方面、地区因素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外资水平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抑制作用。

根据上面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模式。重点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每个省市要根据自己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式，制定合适的经济模式，了解本省市的经济发展重点和目的。（2）优化产业结构。由于产业结构对环境效率呈现负相关，所以，要减少工业增加值的比例。降低对高污染工业的依赖性，大力发展一些污染小、节能的新型产业。另外，对一些污染物产量过大的工业产业尽量少经营或淘汰。（3）加大环境方面力度。注重对污染物投资治理的监督，使投资成本发挥最大作用。同时，提高采用高端治理技术，注重工业污染物的源头治理，尽量不先污染后治理。（4）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在对外开放投资的同时，要加强环境的保护，并对引进项目进行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应引进高端的技术和设备，避免高污染工业的投资项目。（5）合理分布人口。使人口、经济、环境之间协调性发展，提高工业环境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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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 君]

作者：梁佐英 姚德利

工业环境保护环保论文 篇2：

基于技术差距的中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研究

摘 要：我国不同区域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存在很强的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采用DEA方法分析测算了2006-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分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运用共同技术率这一指标衡量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236，还存在巨大的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三大区域工业生态效率与环境技术均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这种差距还存在进一步扩大趋势。最后，给出了改进我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与环境技术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工业生态效率；技术差距；共同前沿；数据包络分析（DEA）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technology gap；meta-frontier；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一、引言

工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鉴于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一直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工业建设纲领，在该纲领的指引下，我国工业发展迅速，工业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制造业产出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为确立我国经济大国地位以及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撑。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是非常惨痛的。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与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各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居于世界前列。工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同时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如何降低工业领域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合理制定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是破解我国资源约束与环境恶化的关键。然而，我国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人文传统等固有属性差异很大，环境技术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因而各区域的节能减排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制定节能减排对策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对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挖掘节能减排潜力，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在此背景下，基于共同前沿理论，采用DEA方法科学测算我国30个省份2006～2014年的工业生态效率，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衡量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工业生态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生态效率是一种新型的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它强调在获取经济产出时最大程度的减少环境影响，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精髓。近年来，生态效率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效率指标测度方法较多，其中包括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该方法主要优点在于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內生生成投入产出指标权重且可以非常便捷的处理多产出问题。由于DEA方法上述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该方法在生态效率测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代表性的文献包括，Zhang et al.[1]（2008）构建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工业系统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生态无效率的根源；Picazo-Tadeo et al.[2]（2011）采用DEA方法研究了西班牙农业生态效率，并针对单一污染物视角的生态效率进行深入探讨；Camarero et al.[3]（2013）基于生态效率指标与DEA方法测度了1980～2008年间22个OECD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效率并考察其收敛性特征；杨文举[4]（2009）采用DEA方法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工业生态效率与工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邓波等[5]（2011）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对我国2008年的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汪克亮等[6]（2015）将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采用考虑松弛的DEA方法测度了2006～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并检验其敛散特征与影响因素。然而，上述文献均没有考虑到我国各区域环境技术的异质性特征，从而无法界定效率缺失的真正根源。国内外诸多研究已经证实共同前沿（Meta-frontier）方法可以有效解决技术异质下的效率测度问题[7-15]。为此，本文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问题，解释区域之间工业生态效率差异性及工业环境技术差距的根源，以期为各地区

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三、样本、指标和数据

本文以2006-2014年30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份，基于数据可得性，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不在样本范围内）为决策单元，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测度DEA模型。按照地理位置，本文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与海南11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与湖南8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11省份）。借鉴众多文献的做法[6]，本文将各省份工业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视为投入变量，将其作为工业产出所付出的环境成本。由于本文将环境影响视为投入，则各省份工业投入与产出的所有可能组合我们称之为“工业环境技术”，即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工业环境污染种类繁多，考虑到不同污染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工业用水、工业用煤、工业SO2排放量、工业COD排放总量这四种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以各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并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将其平减为2005年不变价格。各变量指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并经过整理得到。

四、实证分析

（一） 各省份工业生态效率及其区域差异性

本文采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定（CRS）的DEA模型，分别计算共同前沿与群组前沿（即区域前沿）下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样本区间选定为2006-2014年，运用deap2.1软件进行测算，得到研究期间内各省份的共同前沿工业生态效率与区域前沿工业生态效率的描述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06-2014年，如果以全国共同前沿作为比较标准，我国30个省份工业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236，严重偏低，离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本文选择的DEA模型是基于投入导向的，因而这一结果意味着在维持既定工业总产值的条件下，我国三大工业污染物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76.4%，工业生态效率的改进空间很大，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凸显了当前我国工业增长模式的粗放型特征，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协调的。然而，在区域前沿下，研究期间内我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均值为0.425，明显高于共同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效率测度所参照的工业环境技术标准不同。共同前沿代表的全国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而区域前沿只能反映各区域潜在最佳的工业环境技术。我们以西部地区的重庆为例，考察期内其共同前沿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153，意味着如果达到全国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还能够减少84.7%的工业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而区域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为0.395，这表明如果以西部地区的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为基准，重庆还存在60.5%的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空间，这同时也体现了西部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与全国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根据表1，我们发现很多省份下两种工业环境技术标准下的工业生态效率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为了证明这一差异性在统计上显著，本文利用两样本的Mann-Whitney检验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检验的真实概率p值为0，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从统计上证实了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研究期间内东部地区的所有省份两种标准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是相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即为全国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研究期间内共同前沿均是由东部地区的省份来占据，共同前沿与东部区域前沿是重合的，因而两种前沿下东部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考察我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基于区域前沿的工业生态效率是根据不同组群工业环境技术标准测算得到的，因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值不具备可比性。因此，全国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比较只能是遵循全国共同前沿这个统一的比较基准。如图1所示，共同前沿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工业生

态效率差异性较大。其中，效率最高的省份是北京，样本期内其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为0.745，排名较高的省份还有天津（0.712）、山东（0.636）与广东（0.501）等省份。可以发现，这些省份都来自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它们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经济实力、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发达的生产与环境治理技术以及先进的环保理念，工业生产消耗的资源与排出的污染相对较少，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度较高，是我国节能减排的先行者与排头兵，反映了我国工业生态效率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研究期间内工业生态效率值靠后的几个省份有贵州（0.044）、云南（0.056）、甘肃（0.099）、青海（0.069）、宁夏（0.095）与新疆（0.056），这些省份都来自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有四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还没有达到10%，效率最低的贵州仅为4.4%，这一结果充分表明我国工业发展还存在巨大的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如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些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至前沿面，那么我国资源环境的严峻局势一定会得到本质上的改观。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样本期内的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421、0.155与0.110，中西部地区远低于东部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较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具备区位优势，经济开放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外资吸引能力弱，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大量的财力、物力与优秀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向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为了全力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一直扮演着能源基地与传统制造基地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发展。近年来，为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腾笼换鸟”，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日益严峻。上世纪末以来，国家开始重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也陆续推出一些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崛起”等战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开始显现出崭新的面貌，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要想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真正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三大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同一省份在共同前沿与区域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有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缘由在于该区域工业环境技术与全国工业环境技术之间存在差距。在共同前沿理论中，可以采用“共同技术率（MTR）”来衡量这一差距。根据公式（10），我们可以计算得到研究期间内每个省份的共同技术率，进而考察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群组）之间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与技术差距，结果如图2、图3所示。

通过计算可知，2006—2014年，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共同技术率均值分别为1.00、0.293与0.316。区域之间工业环境技术异质性特征比较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共同技术率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样本期间内的值一直为1，代表了我国最高的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环境技术的100%，引领了我国工业环境技术的发展，推动我国工业环境技术前沿不断向外拓展，在提升我国整体工业生态效率水平进程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是“领导者”与“先进者”。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共同技术率明显偏低，只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环境技术的29.3%与31.6%，还存在将近70%的技术改进空间。正如上文所述，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东部地区集结了强大的技术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与技术都处于劣势地位，有限的经济增长伴随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环保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反映不同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情况，我们可以对共同技术率进行两两相减，得出我国三大区域工业之间的环境技术差距。从图3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有超过0.10的可能性。技术差距值从2006年的0.011上升至2014年的0.043，虽然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数值上比较小，但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样本期间内有增大的趋势。显而易见的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明显偏大。其中，样本期内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一直维持在0.70左右。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技术差距值从2006年的0.683上升至2014年的0.718，呈现出扩大的态势。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环境技术差距值平均达到0.686，且这种巨大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样本期内一直维持，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上述分析结果充分表明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的差异性特征显著，不同区域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巨大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可能存在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壁垒，从而导致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节能减排技术无法有效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相关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尽快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来扭转这一现状，防止我国区域间工业环境技术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尽早实现三大区域间工业环境技术以及工业生态效率的趋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充分考虑到我国区域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在共同前沿理论下分析我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问题。以2006-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分别在共同前沿与群组（区域）前沿下测算了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考察了各省份、三大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差异性特征，并采用共同技术率衡量了我国三大区域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结果表明：（1）2006～2014年，以共同前沿为比较基准，全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236，严重偏低，充分表明近年来我国工业仍然遵循的是资源环境密集型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空间巨大；（2）不同省份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差异性较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省份的表现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彰显了我国仍然存在的巨大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如果能够充分缩小我国区域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差距，那么我国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3）研究期间内，三大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异质性特征显著，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巨大，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本文结论蕴含了深刻的政策启示：（1）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是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加大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的推进力度，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我国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模式、缓解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以及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2）改变工业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过度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的粗放发展向注重效率、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推进工业企业节能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不断提高工业生产部门的资源使用效率与污染排放效率；（3）进一步完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准入条件，提高“两高”行业在环保、能耗、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准入门槛，严格实施工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改进工业生产工艺与设备，提高工业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水资源消耗的下降；（4）大力开展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技术创新工作，在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扫除一切技术壁垒，使得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环境管理经验能够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充分转移与扩散，有效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生态效率的本质性提高。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在继续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借鉴吸收东部地区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挖掘技术潜力，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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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 君]

作者：汪克亮 王丹丹 孟祥瑞

工业环境保护环保论文 篇3：

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制现状及改进研究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石油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面对现代石油工业盲目发展、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文就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制现状及改进进行研究，以期推动石油工业的转型升级，为石油工业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石油工业;环境保护;法制

1.加强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石油工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面对市场上对石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石油工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可以说，石油工业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不可逆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了冲击。为了实现石油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要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加强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制法规建设，明确石油化工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石油化工企业的环保意识，变被动环保为主动环保，从而实现石油工业长远的发展并获得经济效益。其次，石油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之一，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之需，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就目前而言，我国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见，加强石油工业环境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从法律上进行规范，石油工业生产才能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方针，增强环保意识，提高产业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治现状

石油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对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解决石油工业环境保护问题。就目前来看，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制法规还不健全，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我国针对石油工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方法采用的是一般法规与特殊行业法规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制定的是地方性法律法规。其次，石油工业所产生的污染类型有所区别，所以说执法主体也是不同的。但是目前我国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执行主体是环保局，大到国家小到地方，各个环保局都可以制定环境保护的基本行业准则并对其进行监督和评价，收取相关的排污费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执法主体具有各自的职责。其中，国家海洋局主要负责海洋中石油勘探的污染处理，公安部门以及卫生部门负责勘探石油中产生的放射性污染问题的处理，建设行政部门则负责项目规划以及实施中的各种环保问题。

3.优化石油工业环境保护法制的策略

3.1制定统一的陆地石油勘探的环境保护法，组建联合执法部门

由于石油勘探过程比较复杂，会涉及到物探、测井以及井下作业等多个环节和过程，这就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艺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工艺技术不高或者操作不当就会造成较大的污染。针对目前我国石油勘探环境保护法现状来说，我国对于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法律大多数都是地方性法规，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力量来进行管理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建立统一的陆地石油勘探环境保护法是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的一个有效手段。

首先，只有建立统一的法律法规标准才能让石油工业才能响应国家环保政策方针，增强环保意识，提高自身的约束力，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统一的法律法规标准也为执法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提供了一个核心标准，有利于增强执法部门的工作效率。其次，石油工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在进行污染处理时需要各个部门共同的执法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效率。因此，相关部门要成立联合执法小组，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对各个部门的执法关系进行协调，增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有效的提高污染处理的效率。

3.2协调外部控制与内部管理，制定应急预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石油工业企业的内部管理在不断的改善，各项内部环境管理规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环境保护工作趋于成熟。因此，适用工业企业必须协调外部控制与内部管理，制定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要求，积极对石油工业生产进行监督，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其次，石油工业企业要努力争取环保优惠政策和资金，利用国家颁布的环保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来提高其自身的技术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另一方面，石油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石油工业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泄露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危及群众安全，这就要求相关部门结合生产环境的特点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最大限度的降低环保事故带来的损失。

4.结语

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推动石油工业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和了解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石油工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就要进一步完善石油工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标准。同时，石油工业企业要贯彻落实环保工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保护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9

[2]肖興利，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9

（1. 长庆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采油厂 718699;2.长庆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油厂 751506）

作者：窦思宇 高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