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

1949—1978年中国技术引进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收稿日期：2011-11-0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历程及经验研究”（10CJL007）的阶段性成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 篇1：

略论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技术引进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了赶超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技术引进无疑是后发国家最快捷的发展道路。1949-1978年，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50年代以“156”项为核心的从苏联的大规模技术引进；70年代前期以“四三方案”为核心的从西方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文革”结束后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时期的技术引进集中于重工业领域与实现工业赶超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大规模高端的技术引进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技术引进的决策权过于集中，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技术引进；技术进步；赶超工业化

DOI：10.13483/j.cnki.kfyj.2015.01.03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是却面临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匮乏、工业技术水平落后、市场残缺以及国际形势严峻等多重约束。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巨大的技术落差，给了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工业化赶超的契机。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在1949-1978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即：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建设；70年代初期的“四三方案”；7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引进。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总结1949-1978年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国大国国情，研究今天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历史进程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虽然当前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对于后发国家通过先发国家的技术扩散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有较深入的研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大多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引进。这些理论与中国1949-1978年计划取代市场和企业缺乏自主权的条件下，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有较大差距。当前学者对于后发国家的“雁形战略”也有许多讨论，这些研究大多以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为蓝本。这些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历史契机，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的技术引进的历史过程仍有较大差异。中国学术界对1949-1978年间技术引进的决策过程、具体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许多研究，但从大国视角下对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拟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从政府主导工业化的角度，对1949-1978年技术引进与中国大国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探寻中国这一时期技术引进在取得一定成就同时并未使经济“蛙跳”的原因。

一、20世纪50年代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新中国技术引进的第一次高潮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为核心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次技术引进为中国打下工业化基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技术引进的历史背景

虽然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启动了工业化历程，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阻碍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1949年，中国的工业总额仅仅占工农业产值的15.5%，而重工业仅仅占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敌视和封锁，而且美国比中国强大这个事实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使得中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力量成为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也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整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积极寻求、也确实得到了苏联全面援助条件下开展的，因此，自然也学习苏联的经验，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二）50年代技术引进的具体内容

在苏联援助下，贯穿50年代的“156”项重大项目的建设，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156项”中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7项，“二五”时期压工3项。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国家安全在“156”项中被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111的瓶颈。因此“156”项主要集中于能源工业、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等重工业部门。

“大跃进”时期，技术引进也出现了急躁情绪。1958年两国换货总额超过了预订计划，苏联超额提供了汽车、农业机械、石油、石油产品、动力设备和其他产品。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1960年苏联撤回专家，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中断。

据对外经贸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统计，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消耗外汇总额约折合27亿美元。从技术引进的结构来看，我国主要引进内容一是成套设备合同，实际消耗的外汇占全部金额的89.3%；二是单项技术设备与生j。：线进口合同，消耗外汇金额占9.7%；三是技术资料、图纸与技术合作合同，消耗外汇金额占1%。但是当时取得技术资料、图纸的费用很低，几乎只是复制的工本费，并不需要支付专利费等 因此尽管消耗的金额不多，但引进技术的数量是不少的。如当时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技术资料约达4000多份，包括工程设计资料、设备制造图纸、生产工艺资料以及农业、林业、卫生等各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向我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仪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

（三）技术引进对工业化的作用

我国50年代的技术引进大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投产，为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这次技术引进也存在-些问题。

（1）政府集中力量向苏联大规模的引进重工业项目，征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蕴含了技术进步，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基础。例如，在苏联的援助下，煤炭工业已建成年产能力达300万吨的海州露天矿，能力达90万吨的辽源中央竖井、鹤岗东山竖井等，这些矿井都是用当时苏联最新机械化技术装备起来的。在这一时期，机械工业取得了汽车、拖拉机、石油化工设备、发电设备、工程机械、冶金矿山设备等制造业从无到有的突破，还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机床工具、机车车辆和造船工业，初步形成哈尔滨、洛阳、西安、兰州等一批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2）在设备引进的同时，中国抓住时机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在苏联帮助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技术人员，为中国日后自力更生发展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一五”期间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到中国工作的专家达到8000多人，还为中国培养了7 000多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作为“I56”项重点项目的鞍钢委托国内28个城市237个工程按照苏联图纸或仿造样机，试制机械设备52种和电器没备317种，两项占该三项工程设备总量的15%：针对设备管理，苏联专家还向鞍钢提供了18种管理表格。鞍钢于1951-1957年间陆续派遣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共845名去苏联的钢铁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学习、考察、培训，学习苏联冶金生产技术、建设和管理经验，时间长则2～3年，短则3～5个月。为在国内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苏联专家还在1949-1960年间讲授了2800余场次技术课程。

（3）苏联援建的“156”项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区域布局。中国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苏联援建的“156”项目，遍布东北、中、西部地区。“156”项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洛阳、株洲等地。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拥有50项（占总项目的47%以上），中部与西部分别拥有31项与24项；在44个国防企业中，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17个安排在陕西省。使得原本技术落后、工业化较低的地区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进。

（4）50年代的技术引进是在计划替代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浓厚。在市场经济中，先发国家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技术转移，后发国家的企业为寻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技术引进，这一过程是分散而渐进的，政府的干预也更多体现问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手段。我国向苏联的技术引进，则更多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这种机制排斥了企业作为技术引进的主体地位。这固然与我国落后大国赶超工业化的国情相关，但在客观上也存在决策过于集中、论证仓促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这次技术引进在追求建立完备工业体系的同时，夹杂着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冈素。当中苏关系处于“蜜月”阶段的时候，中国尚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当两国出现分歧，乃至两国关系破裂之时，技术引进则被严重干扰。

（5）苏联援助的“156”项的建设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引进，而且在项目管理，科研体系，企业的运行等制度层面都深深打下了“苏联模式”的烙印。“156”项建设同时我国引入苏联的科技模式，形成了主要涵盖中科院、部委的研究与设计院和高等院校组成的科研体系。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并未确定，它造成的“路径依赖”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文革”时期从西方国家的技术引进

随着中苏交恶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60年代初期曾经向西方国家进行技术引进，但是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与自身认识的局限，导致这次技术引进规模不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三方案”成为了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一）引进的历史背景

从1970年到1971年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了两年“过热”和“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三个突破”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导致国内经济紧张。虽然通过精简职工，下马项目可以缓解国民经济紧张。但从长远来看，需要加强长期被重工业挤压的农业与轻工业的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紧运行的局面。

我国进入70年代之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有所改善。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和解与关系正常化。这使得我国逐步打破与西方世界长期隔绝的局面，为我国技术进步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也迫使其有资本输出的需求。这些历史环境都给我国“四三方案”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四二方案”的执行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二）技术引进的主要内容

70年代前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作了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中国新兴石油化学工业建设的决策，同时针对基础工业中的薄弱环节相应地引进部分设备和装置。

1973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指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被称为“四三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日，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这些项目对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既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为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工业现代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四三方案”对工业化的影响

“四三方案”是在“四人帮”不断干扰下，在“文革”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技术引进。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1）“四三方案”引进项目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主体基本上体现了60年代以来国际上技术革新的主要发展方向，如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合成材料、设备的大型化、自动化和使用计算机对生产进行动态控制等。从而使有关行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精确度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例如，武钢引入的1700毫米轧机是70年代世界先进技术，具有大型化、高速化、连续化和自动化的特点，主要生产作业线分别由电子计算机、信号装置、仪表和工业电视进行自动控制。同时，引进项目的投产，对上、下游的相关行业、生产配套企业以及设计施工、科研、设备制造等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技术推动作用；对同类产品企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为中国日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四三方案”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投资共计136.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63.8%。其中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素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厂5项解决穿衣问题共占项目总投资的25.39%。虽然这些投产项目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陆续投入生产，但是这些项目为我国80年代轻工业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上海石化总厂77年一期工程投产后，每年向全国提供人均l米的化纤织物，为缓解“穿衣难”做出了贡献。1981年就收回一期工程的投资。

（3）“四三方案”更多注重硬件（机器设备）引入，而对软件（技术专利）引入有所忽视，而且存在重复引入的问题。我国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仍把重点集中在生产能力方面。1972-1977年我国引进基础设计、产品设计、工艺设计以及设备制造技术等软件合同仅有9项（这一时期签订的软件技术合同总数为216项），花费不过1.1亿美元（总计花费5.6亿美元）。我国还出现了重复引进机器设备的现象，如从1973年2月-1974年2月，就曾成批重复引进同样规模与产品的13套大型氮肥成套设备。

（4）由于“四三方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四人帮”的政治干扰严重影响了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例如，“四人帮”曾抓住在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引进过程中美国公司赠送中国玻璃蜗牛小礼品的事情，大做文章，炮制了“蜗牛事件”的政治闹剧，影响了技术引进的步伐。受“文革”的影响，24个规定在1979年底以前交接验收的成套设备项目（以企业为单位），只有14个在1979年底前完成了考核验收，这24个项目的57个引进合同中，只有11个合同是按规定进度进行交接验收或推迟时间不超过3个月。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四三方案”还存在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例如，没有天然气的云南，也要建一个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结果云南比泸州建立同规模的天然气化肥厂要多花费1000万美元的外汇和近3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内投资。

三、改革开放前夕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70年代末期，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背景下，为推动经济的飞跃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这次技术引进带来了国民经济紧张局面。

（一）技术引进的历史背景

1976年我国粉碎了“四人帮”，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得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我国政府有着让经济迅速赶超的愿望。全国计划会议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六五”时期，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10个大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化纤厂等项目。各部门也纷纷提出自己的高指标。煤炭部提出1987年煤炭产量赶上美国，突破10亿吨。冶金部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力争7000万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强调指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争取新的“跃进”，中国政府主导了改革开放前的第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

（二）技术引进主要内容

1978年3月中央批准各部门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的总额为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为59.2亿美元，使用11.7亿美元。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访问欧洲代表团汇报时说：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现在法国已经提出二十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更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1978年全年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都要用现汇支付，确定的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原来的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为了支付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高达15%～16%。而且，按引进l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这些都大大超过了我国的承担和消化能力。而且这次技术引进在“跃进”的气氛下较为草率，有的协议甚至在国外的宴会上就签订了。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给以后造成了隐患。

按1978年签订引进合同的主体部分（即64亿美元的项目部分）进行计算，成交金额中化工与石油化工占44%，冶金工业占26%，能源工业占19%，机电工业占6%，纺织工业占4%，其他占1%。1978年签订的合同金额中用于成套设备和设备进口的占全部的98.6%。其中有近80%，即60亿美元左右，用于引进新的大型成套设备。

（三）第三次技术引进高潮对工业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引进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传统经济模式下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在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同时也有其历史局限。

（1）这次技术引进集中引进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建立了宝钢、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等先进的工厂，提升了技术水平。例如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它集中了世界上70年代后期钢铁工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与国内一般钢铁厂相比具有设备火型化、生产连续化、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多、自动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高、能耗低、环境保护水平高等主要特点。成为80年代中国最大的冶金设备。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成为当时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生产显像管的现代化唯一厂家。1982年国家验收委员会进行验收投产，认为工艺技术达到世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水平。

（2）这次技术引进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进行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存在引进速度太快、规模太大，导致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1978年底，以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为65000个，总投资需3700亿元。1978年国家从国外进口钢材830.5万吨，比1977年钢材进口增长65%，进口钢材已相当于当年国内产量的37.6%，但是仍然供不应求。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15.6%；而轻工业只增长了10.8%，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为44：56。市场紧张局面加剧，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差额，l978年竟高达100多亿元。重工业过快发展还导致了能源短缺，1977年和1978年，全国约有1/4的企业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又向外国借贷大量资金开始大规模的“跃进”，1978年在建大中型项目比1977年增加300多个；签订了78亿美元引进项目合同，仍有50亿美元的合同待签，国家财政压力巨大，国民经济紧张

（3）这次技术引进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运行了20多年基础之上进行的。虽然当时党和政府出于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的强烈愿望，在技术引进之时也比较注重农业化肥、化纤等项目的引进，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活力不足，住没有激活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条件下，大规模的仓促技术引进不仅带来国民经济紧张，而且并不能使工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

1979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许多技术引进项H都缓建与停建。在22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工程中，仅成阳彩色娃像管总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9项1978年基本完成其余包括宝钢在内的大部分项目都因国内经济调整以及其他原因缓建，兰州合成革工程还被迫停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此后的技术引进中，改变了中央集中决策、国家计委统一规划和审批、各部组织实施的间歇性引进成套设备方式，而是实行持续的、单项和分散的引进，并且还采用了独资、合资、合作生产等方式。

四、技术引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曾指出：“正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为工业开辟了如此宏伟的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引擎，如何利用技术引进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更是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过三十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中国提升技术水平，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但是与同时期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并不如人意。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规模引进美国、西德等国家技术，把重点放在一些实用性技术上，并注意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自身水平，逐步成为世界技术强国。1960年日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是欧洲国家一半，美国钢铁工业的1/3。到80年代初期，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倍多超过欧洲和美国。“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亚洲奇迹”。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虽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但是1978年中国远未实现工业化与技术水平的赶超，甚至在许多工业部门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今天回顾我国1949-1978年赶超过程中的三次大的技术引进，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启示。

（一）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与中国后发大国国情密切相关

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落后，不仅与欧美等先发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存在较大距离，中国有着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工业赶超的巨大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作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巩固国家安全，1949-1978年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集中于重工业，就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推动了中国完备工业体系的建立，提升了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其更侧重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技术引进，许多作用的显现具有长期性，在短期可能会带来国民经济的紧张。例如7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就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衡，迫使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二）中国强势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是这一时期重要特点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积累是后发国家跨越“贫困性陷阱”的关键。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后发国家通过直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机器设备，让先进的技术内嵌于资本积累之中是推动后发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与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的技术引进不同，中国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是由政府立足中国后发大国国情，为建立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服务的。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集中决策选取中国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集中突破。凭借强大的动员力，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直接兴建或扩建了鞍山钢铁厂、燕山石化、上海宝钢等一大批大型企业，对突破工业发展技术瓶颈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模式，有助于克服资本的短缺和推动技术提升；但并未能带来中国经济的“蛙跳”。这里不但有技术引进本身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和基础薄弱等因素。在这里主要讨论前者。笔者认为政府主导技术进步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技术扩散通常是一个连续而且缓慢的过程。1949-1978年中国的技术引进则表现为间断的、集中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虽然在早期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可以迅速填补技术空白、提升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但这种间断的，集中的技术引进，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技术和经济的日益复杂，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业化的需要。（2）我国三次技术引进是在排斥市场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通过政府大规模技术引进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突破工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直接进行的技术引进也存在效率低的问题。在大规模技术引进过程中，有些项目论证仓促，存在成批重复引进的问题。如化工部1978年共对外签订了5套30万吨乙烯装置，除了燕化的l套后来未生效外，其余4套有3套是与日本东洋工程株式会社在相隔一天先后签订的。（3）政府进行的技术引进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156”项在引进过程中受到“大跃进”的冲击；“四三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70年代末期的技术引进也受到了当时主要领导人“大干快上”的影响。这些都不利于技术引进的效率。

（三）后发大国工业发展需要正确处理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技术创新的关系

我国1949-1978年的技术引进显示出比较突出的“移植型”工业化，一方面表现为直接从国外引入成套设备和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大力提倡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引进技术的扩散。1950年毛泽东就提出，鞍钢“不但要出钢材，也要出人才”。鞍钢累计支援全国各地干部、技术工人达5万多人，并为各地代培干部、技术工人、实习生11万多人。“四三方案”与70年代末期的技术引进也为技术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建设项目，其中涤纶一厂、二厂、三厂的8套聚酯生产装置全部由西德吉玛公司引进，涤纶一厂、二厂16条纺丝生产线，2条从日本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引进，其余14条生产线根据同时引进的工艺、技术、设备制造图纸，由国内组织生产制造。这些努力都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这个时期我国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更侧重于设备的引进，到1979年为止，中国引进技术所花的140多亿美元外汇中，用于进口成套设备的占93%。真正引进基础设计、产品设计、工艺技术以及设备技术等软件合同较少。在工业化早期，成熟的没备引进固然可以填补工业空白，但是在70年代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基础和人才以后，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还集中在设备上，则不利于我国的技术模仿和吸收，当然这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观念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由于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创新激励不足，科技人员地位低（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研单位与企业的脱节等，都导致了60-70年代成套设备引进后的技术扩散和创新并不理想。例如我国70年代初，骨干企业所使用的工艺装备基本上仍停留在50年代从苏联或东欧引进的技术水平。长春一汽的解放牌载货汽车，是仿苏五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在国际上是四十年代）产品。到1965年苏联已两次改型，而第一汽车制造厂虽曾试制了两轮新产品样车，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延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实现更新换型。随着世界技术进步，引进设备老化，就不得不在70年代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引进，陷入了“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循环。

（四）大国产业区域布局与技术引进关系密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很大。受国家经济安全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影响，“156”项中，东北地区占了56项，西部地区也占了48项，而东部沿海地区仅北京占了4项、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的技术引进开始比较注重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在1972年成套引进的26个项曰中，东部沿海地区占10项。但区域的均衡发展仍是这一时期产业布局的主要战略思想，中西部地区的仍有12项，东北地区有4项。1978年引进的22个项目中（其中有l项为引进100套采煤设备），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有11项，东部沿海地区占9项。政府主持的技术引进，较大程度地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实现了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跨越式发展。例如新中国建立前，陕两省只有两百多个工业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半机械半手工操作的中小工厂，设备陈旧，技术低劣。“一五”汁划时期，我国政府将156项中的24个项目安排在陕西，建立了7个民用项目、17个军用项目，建立了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和兵器工业等支柱性产业，改变了陕西落后的工业面貌。在1978年成套引进的22个项目中，四川引进了长寿维尼纶厂、沪州天然气化工厂、四川化工厂等三大项目。四川维尼纶厂利用四川天然气资源，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引进法国、日本先进设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5月和6月，纺织工业部分别在江苏无锡，福建永安召开全国维尼纶短纤质量评比会和全国PVA行业评比交流会，四川维尼纶厂维尼纶短纤均被评为全国优良产品，达到了上海石化总厂的先进水平。

（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既需要实现经济赶超，又需要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并争取相应的国际地位

如何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抓住机遇发展自我，成为我国1949-1978年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的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与国际政治、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紧张。中国抓住“一五”时期苏联答应全面援助的有利时机，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随着中苏交恶，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引进基本停止。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缓和，我国又开始积极从西方世界大规模引进技术，提升了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必须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引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更重要的是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赶超，并在国际政治中争取主动。

1949-1978年由政府主持的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为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做出了历史贡献。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推进，经济运行日益复杂，这种技术引进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必然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变革。

作者：肖翔 武力

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 篇2：

1949—1978年中国技术引进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1949—1978年中国技术引进

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收稿日期：2011-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历程及经验研究”（10CJL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柏（1972-），女，博士，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经济史。

林柏

（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030006）

摘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技术引进的目的、方式、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动力、能力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阶段宏观经济工作质量、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动使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呈现阶段性差异；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产生了双刃剑的作用；这些与国际关系等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使1949—1978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

关键词：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成效；影响

Contributing Factors Research on China’s Technology Import Effects from 1949 to 1978

LIN Bo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nMerchants Studi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Key words：Technology import;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ect; impact

1949—1978年，技术引进作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如果从引进技术是否被很好地消化、吸收和再次创新这个角度看，这三十年的技术引进成效并不如意。因为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大部分还是1950—1960年代的水平， ［1］147,173国内需要的复杂设备仍然大多依靠进口， ［2］40中国试图利用引进技术实现进口替代的许多工业品，其进口替代的任务远未完成（见表1），中国并没有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实现再次创新和高水平的技术扩散。对此，已有文献(主要包括对当时技术引进实况的描述（陈慧琴，1997）、宏微观经济成效分析（陈慧琴，1981）、引进项目的投资建设（董志凯、吴江，2003）、技术引进和工业化的关系的研究（丸山申郎，1992）等）透露出一些隐约、间接的解释，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给出一个完整、专门、清晰的历史分析。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多重影响

1949－1978年，技术引进没有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是与当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 ［3］第一，正是为了尽快改变建国初期重工业的薄弱状况，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采取了大规模产业移植的方式，在技术上就是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并通过新建和扩建企业使其尽快产生生产能力。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虽然也附带了一些软件技术，但数量很少，1950—1979年四次大的引进中软件技术平均只占

表11984年中国进口最大的几种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情况

商品名称进口额（万美元）进口量国产量 進口依存度（％）钢材4012861230万吨 3372万吨26．7化肥166600923万吨1460万吨38．7汽车8817214．87万辆31．64万辆32成套设备及材料76096原形聚乙烯5565469．55万吨64．8万吨 51．8合成纤维长丝和纱40264173856万吨纺织用合成纤维3882827万吨57．58万吨31．9船舶26631449艘农药247645．92万吨原形聚丙烯2269126．57万吨汽车和拖拉机配件16652原形聚苯乙烯60016．09万吨 机床56630．94万台13．35万台6．7注：进口依存度＝进口量/（进口量＋国产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299—302、565、572—573页数据计算整理。

到引进总额的1%左右， ［4］193而且多为操作技术（在技术层次中，这是较低层次的技术）。引进成套设备而不是引进软件技术最多只能达到技术上的等距离追赶，不利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次创新。第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引进项目资金大、建设周期长，又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因此在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光建设这些引进项目就力不从心，引进项目一旦建成后，国家着重关注的就是让这些“骨干企业”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新的投资随即转向其他企业或部门的引进和建设中。所以技术设备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问题往往无暇顾及，这从前三十年国家在科研、教育、企业折旧和设备更新改造方面投入过低就可以看出。第三，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而引进的技术设备要想充分发挥效力，必须投入足够的资金、人力去消化和吸收，为了克服资金、人才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国在引进项目建设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上不得不采用一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即通过国家行政力量，以少量的资金整合全国的技术力量重点攻关，同时辅之以政治动员、宣传、加强组织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技术竞赛、树立典型等规避资金投入的办法。对于一般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问题则多以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来解决。这种模式适应了中国资本、技术、人才极度稀缺的特点，使中国在一些重大技术的国产化上，特别是国防工业尖端技术及其配套技术的研制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般工业的技术水平却十分落后。

二、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成效的阶段性差异及其原因

前三十年，中国虽然一直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①①调整时期虽然放慢了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但这也是为将来新的跃进作准备。如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仍然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见在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中，实行调整方针是暂时的，是为以后进行新的跃进，从而实现重工业的继续大发展作准备。1966年当经济形势好转时，李先念就说：“在国民经济已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情况下，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应当大体上保持并争取略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否则，就无法保证国家建设以适当的规模向前发展。”（见《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287页）但各个阶段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相差明显，这与各阶段宏观经济工作质量、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动密切相关。一五时期，中国注意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为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上的保证。例如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削减了177个非急需项目，保证了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所需的人、财、物力，使这一阶段引进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适应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条件下开展大规模建设所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科技创新体系，也显示出新生组织和制度特有的活力和效率，特别是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和使用科技资源，正确对待人才和奖励发明，以及为建设新中国所作的振奋人心的宣传和鼓励，都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跃进”时期过分发展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带动各方面建设规模全面扩张，资金、外汇异常紧张，由此，许多重要的引进项目也只能在仓促中简易投产，不能真正形成综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为实现生产建设的高指标而实行的中央、地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中国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分散使用，引进技术不仅没有成功扩散到自身技术接受能力差的地方中、小企业，而且还影响了作为技术传播者的引进单位和企业在引进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技术创新体系混乱不堪，尽管群众革新的积极性被调动出来，但在这样的技术创新体系下，对引进技术“革新”的成果很多只是“样品”，甚至是“次品”。经济调整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被放慢，一度被忽视的农业、轻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国民经济比例趋于协调，企业开始关注品种、质量，改进“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新”成果，国家则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大跃进”时期人才政策、人才培养、科研开发、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混乱局面，技术创新体系得到正常性恢复，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作用得到正向发挥，于是，不仅国家重视的高、精、尖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一般工业领域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也有了成效，工业技术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但在技术引进工作方面，由于经济在调整，国内对技术设备的需求总量下降，技术引进工作也随之步入低谷。三线建设和“文革”时期，以军工为中心的重工业又成为优先发展部门，其规模和发展速度比大跃进时期有增无减，基本建设战线再次拉长，布点繁多，中國有限的经济技术资源几乎全部用在新建、扩建和增加产量之中，因此无论是新建三线企业还是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其技术水平都在经济、技术资源分散使用中停滞不前，引进技术大多以照搬、复制的水平扩散到三线；同时在“文革”中，与推动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科技文教界受到严重冲击，人才培养、企业管理、标准化等对技术进步十分重要的工作再次陷于混乱，由此，除了鹤立鸡群的几项高、精、尖技术外，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几近停滞。

三、传统体制下技术引进运行机制的正负影响

在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的各个环节都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理。政府作为技术引进工作的主体，对技术引进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政府不仅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使重点引进项目的建设、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扩散工作得到全国的支援，而且可以对所涉及的各部门、企业和单位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这是前三十年许多浩大复杂的引进项目以及技术革新项目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的集中统一管理，使技术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实现互动和共享，不仅使有限的技术资源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利用，而且也促进了有关引进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如当时规定各部委所属的研究机构和设计院不能只为特定企业服务，必须承担本产业部门全行业技术课题的研究；国营企业在政府的指令和安排下可以相互无偿调用技术资源等。这些规定在实践当中得到贯彻，如1950年代末开发大庆的时候，除动员了解放军工程兵部队以外，从老油田甘肃省的玉门油田调来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1960年代中期当大庆油田的开发已经步入轨道以后，又向刚开始开发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派遣了5万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5］还有鞍钢包建武钢、包钢、攀钢，一汽援建二汽等，十分普遍。但是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机制也有明显缺陷：

1.这种体制下国家通过“条块”式的组织机构开展技术引进工作往往使引进技术选择不当。在西方国家或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引进的主体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承担技术创新风险的企业，企业在引进一项技术前，会从各方面，特别是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方面对引进技术进行积极而谨慎的可行性研究，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小引进技术不当带来的风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中财委（或后来的国家计委和经委）和贸易部拥有引进技术的决策权，它们在国家发展战略和赶超目标要求下往往选择世界尖端技术和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的大型设备；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或机械进出口公司具体负责引进技术的对外谈判，他们着重于尽可能便宜地买到引进技术；企业作为引进技术的直接使用和再造者，虽然对该引进什么样的技术最有发言权，但不能直接选择，只能通过层层打报告的方式向上反映，结果造成引进的技术常常并不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或者超出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这是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报道的“进口的机械不能很好地利用而在仓库睡觉”的一个重要原因。

2.这种体制下技术创新系统的内部运行是低效的。首先，在当时的技术创新系统中，核心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国家为集中使用科技资源，将大部分的科技人才集中到专门的科研院所、企业或者没有研发的机构，或者力量十分薄弱、没有足够而稳定的研发和技改资源的机构。另一方面，国家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是产值，这使大型国有企业虽有一定的研发和技改实力但无相应的动力，他们更注重引进设备的操作技术和挖掘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而那些在生产活动上相对灵活的国营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相对具有技术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但缺少相应的资源保证和能力。其次，各企业、各部门、各地区彼此分割自成体系使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外的研发机构之间，缺乏一种使它们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和协作的机制。除了国家指定的重点项目外，往往是积聚了国家大部分科技资源的科研院所虽然有能力研究出新技术、新工艺，但因与企业缺乏联系，研究出的新技术、新工艺常常不符合企业的需求，即使研究出企业急需的新技术、新工艺，但因没有动力和有效的渠道将它们转移到各个有关制造单位，从而无从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据不完全统计，在技术革新较为活跃的1963年到1966年期间，在全部10189项(不包括军工)科技成果中，真正得到应用和推广的为数甚微。［6］618-619此外，许多引进项目因辅助建设和配套技术配合不力而导致合同执行延期或中断等现象也与中国这种技术创新系统的低效有关。最后，中国“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所造成的产业和企业组织的全能型特征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当时，企业为顺利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倾向于尽可能自己生产需要层层打报告才能获得的中间产品。这种倾向导致各个行业和部门内部、企业内部门类齐全，自循环性强，但外部关联很弱。例如生产机床等通用设备的企业几乎都是从铸造、锻压、热处理到成品装配；从机修电修、工具制造、备品备件到运输存储一应俱全，企业这种万事不求人的倾向，使得一项新技术的更新往往要以众多现役技术设备、零部件都跟着更新改造为前提，大大提高了接受新技术的成本。如武钢在1970年代末随着其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的投产，整个钢铁生产线前后工序形成了20年的技术势差，引起了生产上、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不协调、不平衡。前工序只有填平补齐，发展完善，才能为后工序的生产创造相应的条件。在“六五”和“七五”计划的十年中，武钢为使一米七轧机达到设计水平，用于工业性改造资金高达4328亿元， ［7］7而国家建委原批准“一米七”工程总概算也就389亿元，其中还包括引进费用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 ［8］42正如原冶金部部长周传典所说：“武钢的转炉为了适应一米七的需要，进行了技术改造，花了100多万美元，这样就完全具备炼一米七所需钢种的手段了。但是这不是每个企业办得到的，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大事’。” ［9］54

3.计划经济体制也影响着引进技术的充分扩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基础条件具备，即使复杂的军事尖端技术也能自然地扩散到民用领域。如美国科技发展史表明，美国许多由政府主导开发出来的军事尖端技术成果就是在市场机制牵引下转移到民间的，这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一条途径。而在当时的中国，基本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主要通过行政渠道来进行，其路径大致为：国家的科研与开发机构进行研究开发，国家的设计院进行设计，制定标准后转移至国家的大型企业进行批量生产，成熟后再转移至中小企业。这种技术转移和扩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众多企业经常性的技术改进、更新和维护需要无法及时得到满足；二是部门、地区的分割使各部门、各地区从工业标准到科研技术人员的聘任、人事管理，都有各自的规定，技术的无偿转移很少能越过管辖系统，基本限于同一个工业部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主管部门内。这种局限加固了中国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并存的状态，拉大了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导致技术重复引进和重复研发等现象频生。

四、国际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深重影响

1950年代，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建立起了特殊同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中国不仅获得了苏联在引进的各个环节上手把手的帮助，甚至在工业化实施方略、国家计划制定、科研和教育体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其大力的支持和指点，这加快了中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速度，促使中国快速建立起世界工业化国家曾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这种特殊关系下的引进也给中国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工作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中国由此缺少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技术引进工作的能力和经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西方进行的技术贸易进展十分缓慢，不少项目情况不明，准备不足，技术上不落实，不能及时提出谈判方案；在询价、谈判时缩手缩脚，在派遣出国人员时限制过严过死，以致派不出人或人选不当而贻误工作，所以1964年没有完成预订的技术设备进口计划，到1965年，引进新技术工作主要还停留于谈判和签订合同上，只有两个项目交完设备并建成验收。 ［10］148-151还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环境以及“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使中国一度产生对苏联专家的依赖和盲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更大提高在此过程中受到影响；在中国薄弱的工业经济技术基础上采用苏联式的技术体制，也框制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尽管后来毛泽东屡次发出要摆脱苏联束缚的号召，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以及在中国领导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从苏联全盘引进来的产、学、研成套系统与中国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之间严丝扣合的逻辑关系，从而在没有提出根本有效的改革措施的情况下，这些号召贯彻下去只使情况变得更糟，加重了中国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道路上的艰难和曲折。最后，1950年代只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后者的技术也大多来自苏联）引进技术，使中国的引进技术来源十分单一，不能博采世界先进技术之所长。更为不妙的是，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大多不是世界领先技术①①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世界已经普及推广的成熟技术或称中间技术（如冶金技术、机器制造技术）和介于这种中间技术和世界已经淘汰的落后技术之间的技術，甚至有一部分是世界淘汰了的技术（如蒸汽技术）。（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6页）另外，国外学者也普遍认为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大多不是世界领先技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Chu－yuan Cheng，Scienctific and Engineering Man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3,Washington 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5;Leo.A.Orleans,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American Connection;The View from Moscow discussion paper June,1984;Antoy C.Sutton, western The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5 to 1965,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3. ，这虽然对处于低技术梯度的中国较为适宜，使其在接收这些技术时不至于太吃力，但对于长期将可能处在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之下，并以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好坏为前提来开展技术引进工作的中国来说，则为以后的相关工作埋下了障碍。当1960年代中苏断交，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又没有完全打开，“大跃进”时期形成的经济困难等因素使中国的引进工作陷入低谷时，中国基本失去了借助引进迅速缩小技术差距这条捷径，加之一些思想因素（如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国只能以苏联转移过来的陈旧、落后的技术为主要参考，从头开始研究和开发世界上已经开发出来甚至是很成熟的技术，并且在与外部世界交流很少的情况下，中国这样“自力更生”研制的技术往往还偏离了世界先进技术的主流方向。 ［11］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动荡中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坚冰打破后才有所改观，但此时中国与世界的技术差距已经更加扩大了，这使得新的引进技术和设备更难与中国旧的生产技术系统相互兼容，形成巨大的植入性障碍，大大增加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难度。

五、结语

前三十年，引进技术的选择、消化吸收和创新、扩散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定后，由这种战略内生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形成，而计划经济体制内生出的种种制度安排又约束和阻碍着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但这些制度安排又恰恰是传统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这些关系与当时特殊的外交情况和政治环境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有着不同寻常的特点。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经过反复权衡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性，因此尽管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该时期的技术引进成效较差，但首先应看到的是其历史必然性，并且，作为当时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技术引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通过引进和引进技术的推广，至1970年代末，中国在现代工业的各个主要部门，差不多都形成了在世界上不容忽视的生产能力，工业品、特别是主要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已能自给，如全国690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设备中，国产设备占80％；全国1400万吨合成氨产量中，国产设备的产量占95％以上；全国运输用汽车中，国产车占80％以上；全国300万台机床中，国产品占95％以上。［12］18中国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显著提高，使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向前推进。2.积累了技术能力。“通过引进技术加速积累自身技术能力”是中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衡量引进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中国在30年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中，技术能力得到了积累，特别是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是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基本自给所证明了的。3.通过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中国在一些单项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具备了根据中国的国情自行设计大型精密成套设备的能力，在卫星发射、原子弹、导弹发射等一些国防工业尖端技术上中国甚至跻入了世界前列，这为中国以后发展高新技术、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泽厚.我国企业的技术设备现状和技术改造问题［A］.高尚全.关于设备更新的几个问题［A］.李伯溪等.中国技术改造问题研究:上［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2］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3］ 详见林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的技术进步：1949—1978［J］.山西大学学报，2007(5):26-29.

［4］ 焦雄华.中国技术引进的经验与探索［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6.

［5］ 王仰之.我国的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矿［J］.中国科技史料，1997（2）49-59.

［6］ 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张寿荣.消化改造创新提高——武钢科技进步之路［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8］《武钢志》编撰委员会.武钢志（1952—1981）第一卷［Z］.武汉钢铁公司内部资料，1983.

［9］《周传典文集》编委会.《周传典文集》第三卷：论中国钢铁工业科技进步［C］.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10］中共中央对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的批示（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林柏.“文革”时期工业建设中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史学月刊［J］. 2010(3) 67-68.

［12］中国经济年鉴编辑部.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Z］.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梁宏志

作者：林柏

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研究论文 篇3：

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忆念

1988年6月，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试点，能源部在争议声中宣告成立；1993年3月，仅仅维持5年的能源部便在人大会议中宣告撤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过去三十年间，我国海洋石油装备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300米水深以下石油设备，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这有赖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海洋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所做的工作。

1981年成立，1987年因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海洋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成立七年多，凭借部级组员的高规格配置，协调和推动了国外先进海洋石油开发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从而为我国海洋石油开发装备的国产化打下了基础。

赵志明现为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至机械工业部，并加入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4月19日，在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的办公室里，赵志明向本刊记者讲述了那段少为人知的历史。

1985年，中组部一纸调令，我从兰州石油化工机器总厂（兰石集团前身）调到机械工业部石化通用机械局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参与到海上石油设备领导小组的工作。大约一年多之后，局长因为年龄问题退休，我接手他的工作，正式成为了海上石油设备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既是小组的成员之一，同时又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很多工作都是由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具体去沟通、协调、推进，因此我对领导小组的工作非常了解。三十年来，我国在浅海石油开发设备方面基本实现了国产化，海上石油设备领导小组的贡献功不可没。

部级规格的“领导小组”

19世纪70年代末期，石油部对渤海、南海大陆架进行了地震普查，初步估计可获15亿吨原油的开采储量。根据英国北海油田的经验，海上油田建设总费用中，平台和储运费用占88%，钻采和其他费用占12%。这说明，海上油田投资主要是平台、船舶、机电和交通设备的投资。

1980年，国家在确定利用外资合作开发我国大陆架石油的同时，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制造业各部门，为海上石油开发提供装备和服务。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多次指示：海上石油对外合作是一个大工程，国内要通过提供设备、材料、服务，尽可能多吸引资金回来；要通过这个大工程，把国内设备制造和服务带动起来，借助这个机会把质量搞上去。其基本方针是参与国际竞争，在投标竞争中对国内产品和服务实行“同等优先”。如果不去竞争，水平永远提不高；与此同时，必须有一套组织制度，培养、扶持、组织好国内服务部门和制造厂家，促使他们提高竞争力。

又有指示说，趁着开发自己的海上油田，同时发展自己的机械制造业，生产更多的海上石油设备，一方面可以多为国家回收外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我们应当下决心，搞好这项工作。

在我调任到机械工业部之前，1980年，石油部向国务院提出，为适应我国近海石油开发，要求组织全国各工业交通部门及早研究试制，以便提供海上石油开发技术装备和各种服务。国家计委在研究石油部报告时提出，所有海上石油技术装备的规划和组织工作由国家机械委牵头总抓。

1980年8月，薄一波副总理批准，在机械委设立“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由机械委副主任范慕韩和石油部副部长李天相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并请六机部、一机部、交通部、冶金部各指定一位副部长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组织各部门对海上石油开发所需平台、船舶、各种技术设备；按石油部的规划和进度，全面安排、系统提供。

1981年2月14日，机械委办公会议决定了“领导小组”成员：组长范慕韩（机械委副主任）、副组长李天相（石油部副部长），组员有刘放（六机部副部长）、程望（交通部副部长）、王士光（四机部副部长）、刘学新（冶金部副部长）、李克（一机部通用机械总局局长）、张树楠（一机部军工局局长）。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机械委合并到国家经委，机械委“领导小组”改为国家经委“领导小组”，继续组织协调海上石油开发设备的工作，小组成员也有相应变动：组长范慕韩（国家经委副主任）、副组长尤德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组员有潘增锡（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赵明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学东（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子刚（交通工业部副部长）、崔光炜（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陆达（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干志坚（国家计委基建局局长）。

事实上，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的成员一直在变动。我正式进入“领导小组”后，范慕韩仍然担任组长；副组长两名，分别来自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机械工业部。“领导小组”的规格一直未变，均为相应部委副部长，成员扩展到十几个部委，后来又加入兵器工业部等。

这样高规格的“领导小组”，为跨部门的顺利协调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国务院领导历来重视技术装备发展的结果。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曾说过：重大技术装备，哪一个部领导完成得不好，要撤职。

分成28个系统引进技术

在“领导小组”的积极工作下，通过学习和国内外调研，大家认识到，“必须按工程系统组织国内有关科研、制造业部门联合开发，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海上石油开发设备”；在此思路上，初步形成一个由科研、生产、服务单位既分工承担，又统一负责的“初步方案”。

1981年6月，国家机械委主持召开了“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造船配套技术经济座谈会”。此次会议，对“初步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确定，把全国已有的机械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组织起来，推行系统工程科学管理；将海上石油设备分成28个系统工程系统，统筹安排、明确分工、各负其责，按国际技术标准，组织成套交货。六机部为海洋石油装备总承包单位，其他部门则按工程系统进行分包。最关键的是，承担每项工程系统的部门，从引进技术、新产品试制、组织生产、成套交货和技术服务等，负责到底。

28个工程系统及承担单位分别为：移动式钻井船（平台）系统（六机部承包）、固定平台系统（六机部，石油部联合承包）、钻机系统（一机部承包）、动力系统（一机部承包）、测井系统（石油部承包）、海上钻井用水下设备系统（一机部承包）、采油（气）井口控制和安全系统（一机部承包）、固井系统（一机部承包）、修井系统（一机部承包）、机械采油系统（一机部承包）、注水注气系统（一机部承包）、油气水处理系统（一机部、石油部联合承包）、安全消防系统（六机部承包）、试油系统（一机部承包）、海上油气集输系统（六机部承包）、水下作业及潜水作业系统（交通部承包）、海上施工作业系统（六机部承包）、辅助船舶及交通运输系统（六机部承包）、空中运输设备系统（三机部承包）、监测仪表及自动化系统（仪表总局）、水处理及环保系统（一机部承包）、空调采暖及蒸汽系统（一机部承包）、救生系统（六机部承包）、基地干线通讯系统（四机部承包）、平台作业现场指挥联络系统（四机部承包）、无线电导航（四机部承包）、定位及呼救系统（四机部承包）、气象及其他电子设备系统（四机部承包）、供应维修系统（石油部承包）。

在这次“经济座谈会”上，有关专家提出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的办法：即采用国际标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行合作生产；争取在3-5年内，制造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按照这一思路，就是要通过海上石油开发，既把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带起来，又为国家赚回外汇。会后，各总包和分包部门通过出国考察和国内调研，弄清了每个系统主要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加工工艺，指定生产企业；收集技术资料和外国公司接触，探讨引进技术和合作生产的可能性；并提出各自拟引进技术的具体项目。

1982年5月，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海上石油设备技术引进论证会”，最终确立了四个结合：即技术工作和计划工作相结合；引进技术和国内科研相结合；使用部门和制造部门相结合；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相结合。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制造企业和海洋石油业主单位都需要“领导小组”的协调和鼓励。因为制造企业要引进技术，需要投资人力、物力进行技术攻关，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技术引进之后，中海油使用国内产品，同样需要冒风险。

具体说，技术引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技贸结合；另外一种是直接购买技术。前者将技术引进分成若干阶段，如我方先购买外方若干设备，然后由我方和外方合作生产若干设备；最后由我方用外方技术自行生产，由外方保证技术和质量。这样，最终实现技术的引进。后者则直接通过购买国外的软件和图纸，引进技术。

我到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的时候，“领导小组”有两亿多美金，主要通过金融的手段来支持技术引进，减少企业相应的研发成本，支持相关企业引进国外技术。

一般来说，“领导小组”选定引进技术的企业都是某一领域的龙头企业。由于我原来在兰州石油化工机械总厂工作，对它的情况比较了解。兰石是机械工业部大型骨干制造企业，是苏联援建项目，本身钻井设备技术就比较强。兰石介入到两个项目中，一个是钻井系统，引进美国国民器材公司（现国民油井公司前身）的技术；另一个是油气水分离系统，引进美国另一家公司技术。这两个项目，都是国内引进技术比较成功的项目。

1982年到1985年，国家共拨款1.6亿元，用于技术引进和国内科研项目。石油机械及其配套部门，分别与美国、联邦德国、丹麦等12个国家的41家公司签订了64项技术转让或合作生产合同。到1985年，已有13种按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通过部级鉴定。其中井口装置，在渤海湾埕北油田已7次中标。在技术攻关方面，各承担任务单位与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共签订科研攻关合同106项，已有35项试制出了新产品。到1985年底，在海上石油开发设备的28个工程系统中，已有15个工程系统具备了由国内或与国外公司合作投标提供成套设备的条件。

范慕韩对引进技术各项目的成果都比较满意。当然，由于各部委的重视程度，和引进技术的难易不同，引进28个系统的最终成就也各不相同。

比如像钻井系统、电潜泵、井口盖等，都是引进技术非常成功的。现在来看，由于本身难度较大，通讯系统、电子系统相应发展较落后，中海油很少使用国内的相应装备。

推进依托工程建设

国内企业引进先进的海洋石油技术，在完成国产化之后，需要实际项目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但中海油内部有人主张使用国外的先进设备，反对使用国产设备。这可以理解，设备是一次性投资，国外设备虽然价格高，但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后期的经常性维修费用低，总费用也相对低。更关键的是，国外设备无故障运行时间长，有利于海上石油开采持续作业。

这就需要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的居中协调，来通过若干依托工程项目，来为国内企业争取锻炼的机会。

我那时在渤海湾负责一个代号BZ28-1的依托工程项目，这是一个采油平台。开始很多中海油的人对国产设备持否定态度，通过“领导小组”协调与沟通，中海油的领导接受了，这样就可以把部分国产设备用到平台上去。

当时“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来自中海油，我们经常一起商量，看哪些设备能用得上，来促进国内企业上去。

我现在还记得，这个项目参与的国内企业，一家是天津机械局，因为考虑到在渤海距离较近；另一家企业是北京石化成套设备公司，国内提供的设备主要是这两家企业在做。

即使这样一个依托工程项目，主要部分仍然是国外企业提供，国内企业主要负责生产采油建筑结构件、采油容器以及油气水分离器等。

这个项目最后如期完成，之后运行也很不错。但在一些依托工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内企业接任务很积极，但也因为第一次接触实际项目，存在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情况；有时候制造设备质量和技术不能达到要求。我是办公室副主任，经常会有中海油的人来抱怨。

事实上，如果不是有“领导小组”推动的依托工程，中海油很可能就不会用国内生产的设备。在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存在的七年里，推动了一大批类似的依托工程，让国内的制造企业得到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总的来说，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的工作达到了目标。一是我国大量的制造企业，通过系统化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工作期间，我国出口的钻井平台和承接的中外合资海洋油田的采油平台，为国家创汇1.2亿美元；减少成套电子通讯设备和机电设备进口，为国家节约外汇0.3亿美元。

1987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海上石油开发设备领导小组随国家经委一并撤销。国家一直在深化改革，总的趋势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求政府主管抓宏观大事，微观的事管得少一些，“领导小组”的撤销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领导小组”的确对推动我国海上石油开发设备国产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当时也向国务院领导提过建议，通过石油和石油化工工业协会的专家写过一些文章。我到现在还这么认为：市场化是大趋势，但在那些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性装备，最好还是有一个这样类似的领导小组，跨部门协调推进，能够更快地促进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提升。

作者：沈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