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影响论文

【摘要】文章以2013—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总监综合权力及分项权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总监综合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当财务总监权力优势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二者负相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影响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影响论文 篇1：

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

摘 要：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企业、政府具有多重作用。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多元的：一是对职业教育体系结构与人才规格提出新诉求；二是教育手段、教育流程与教育管理面临以信息化与智能化为主体新科技的浸润改造；三是对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专业构成、智能结构与教学能力方面提出新需求。

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高职教育；影响

作者简介：高文杰（1963-），男，天津市人，天津职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标准、实现路径和监测指标研究”，主持人：荣长海；天津市“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基于教育治理理念的高职院校教育质量检测评估研究”（编号：VESP3024），主持人：高文杰；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教育质量标准与评价研究》”（编号：20142522），主持人：李艳梅；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划课题“面向天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高职教育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研究”（编号：Ⅷ113）主持人：高文杰。

在世界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向我们走来，它将给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与影响。2015年我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其意在通过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和“互联网+”，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从根本上说，“中国制造2025”战略构想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旨归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都将使我国职业教育置身于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生产和治理的背景中。对职业教育而言，厘清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并利用好工业革命的优势，将职业教育推向新的高度，这是赋予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透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的诉求与影响又是一个先导性的“奠基工程”。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涵义与影响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涵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正式概念的提出是2011年4月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即会上提出的“工业4.0”。世界经济论坛最近两届会议都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主题，2016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为会议主题；2016年6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为主题。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来自工业领域的变革，并做了相关研究与概念廓定，比较典型的有英国《经济学人》（2012）提出第三次制造业革命，里夫金（Jeremy Rifkin，2012）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彼德·马什（Peter Marsh，2013）提出新工业革命，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fsson，2014）等提出第二次机器革命，等[1]。但基本態势表明，对这场工业革命都倾向用“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公共语境。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产业变迁的继续与最新阶段。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1760-1840年），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电气时代”（1840-1950年），其间形成了以电力、铁路、汽车、钢铁、化工等为标志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时代”（1950-），催生这场革命的是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它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或称发动期，其速度、广度、深度与系统性变化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工业革命[2]。

世界经济论坛把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为：集合物联网、3D打印、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融合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发展的智能型信息物理系统所主导生产的社会结构性变革。依技术的视角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引擎是各项技术的融合，特别是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高度融合，或者说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三驾马车是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有机结合。据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朝三个方向演进：一是智能化（人类—机器），其中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技术将获重大发展与应用，人类迈入智能生产、智能产品、智能工厂，以及人与智能机器人协同生产的时代。二是虚拟化（现实—虚拟），其中，虚拟与现实的融合加速发展，整合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的新产品和服务走进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智能汽车、远程诊疗、虚拟实验室等等；人类的物理日常活动、社会经济活动虚拟化，导致人类的经验、认知开始弱化。超链接（人类—人类），深度网络化、移动互联等技术极大地拓展人类的交流空间，引发新的群团行为样态[3]。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和以往工业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必然带来对经济、企业、政府等的影响，有些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影响[4]。

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表现在：1.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会提升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的效率，导致人类创造财富与提供服务能力的大幅增进，而从整体上会提高全球收入水平，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其中，可见的事实之一是数字化产品、技术创新的产品与服务提高了个人生活的效率和增进某种满足感、幸福感，例如，购买商品、预约出租车、订购飞机票、付款、听音乐、看电影等都可以远程实现。另外，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创新会引发供给侧的变迁、繁荣，从而诱导需求侧的跟进，而新产品的使用又会伴生与激发新需求，这种循环互动将不断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2.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劳动力市场发生裂变。主要体现在：其一，劳动力被取代的趋势明显。正如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所言，工业革命有可能颠覆劳动力市场。在新经济体系中，当自动化与机器替代人力产生的回报超过扩大资本和劳动力回报时，劳动力被取代的趋势将被加强[5]。其二，对技能要求的品质发生变化。有研究表明，就业市场会发生极化现象，即智能型和创新性强的较高收入职业与体力型的较低收入职业需求呈上升态势，而常规性、重复性的中等收入职业将现颓势。与此对应，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也表现出新的特征，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提出的《未来工作报告》，社交技能、创新能力，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策和提出新思维能力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技能首选与亟待需求。其三，新型弹性工作异军突起，对治理提出新的课题。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和从业者的关系，提供了以“任务、项目”为纽带的新型工作关系。人们可以通过“人力云”（human cloud）选取工作任务，而从业者可以在契约框架内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并获得报酬；企业或平台的职责是将工作分解、打包、发布与支付酬劳等。现在看来，这种“无声离岸外包”已显雏形。对传统劳资关系，如劳工权、谈判权和失业保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3.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财富创造与流向格局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其一，财富倾向于高智力和实物资本的供给者，如创新者、股东、投资者等，由此导致创新、资本主宰者和劳动力依赖者之间财富落差愈发扩大。其二，就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而言，低成本劳动或将逐步失去竞争优势，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量或将成为新的引擎。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教育技术与管理流程的重构

（一）职业教育的教育手段与模式面临新科技的浸润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深广影响，在职业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育技术、教育传播手段、教学设计与教学模式的改造变革。

截至目前，就教育媒体而言，前沿部分已远远超越传统意义的电化教学、试听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课堂、数字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多媒体教学等。同时，现代学习理论的新发展如联通主义、泛在学习、混合学习等理论也在教学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如翻转课堂、移动学习、MOOC、微课等。这种变化主要是科学技术世界的数字化、信息化与自动化对职业教育教育手段的改造。如果依照美国教育家戴尔（Edgar Date）的教育经验之塔[10]，这些变化主要是在“抽象的经验”和“观察的经验”层面上的教学媒介构建。当前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是，职业教育在“做的经验”层面上的教学手段也取得重要进展，如完备的实习、实训体系的建设等。

可以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广发展带来的新科技、新理念对职业教育活动领域的影响是具有“颠覆性”的。主要体现在：其一，正在增长的新科技对职业教育传播手段的影响与构建的进程正在加剧。涉及到的新科技包括移动互联、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物联网、机器人、无人驾驶、3D打印，等等。当然，这些新科技走进职业教育的步伐取决于其自身发展和扩散能力，以及职业教育领域的价值取向与作为。其二，由于新科技融入而带来的教学秩序、教育模式的转变与新建，近期可以预见的课题包括移动互联与传统教学的整合创新模式，泛在学习与“传统学习”的联合范式的建构，虚拟现实与实训的有机结合形式，现代学习理论、脑科学等的教学运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指明未来教育将呈现四种趋势，即混合学习法、STEAM学习法（跨学科、多学科的学习脉络）、合作学习法、学生从消费者向创造者转变；并有六大技术将走进教育，包括：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创客空间、3D打印、自适应学习技术、数字徽章、可穿戴技术[11]。

（二）职业教育管理面临再造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管理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新技术等将进一步渗透职业教育管理的各个部分，这种态势包括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以及移动互联、数字化身份、物联网等技术不断融进教育决策、管理过程、质效评价等管理全程。

其二，科学化管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现代管理理论的被广泛应用，而且表现为其他相关科学的强势介入。这里的部分原因一是某些现代管理理论中技术难题已解决，如教育管理信息系统（EMIS）、教育评价系统等的开发；二是其他领域科学成果的植入，如大数据科学、智能科學、复杂系统理论等。

其三，职业教育的行为流程与管理流程面临重置再造。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往需要复杂的人工搜集统计与分析的教学信息以及教育教学管理任务层层布置的流程等等，在信息通信等技术面前变得便捷迅速，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与此相关的管理流程可望简化、取代或消除。二是新的科学成果、新的教学与管理理念、模式的引进导致管理模式、流程的嬗变或重建。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透析学习行为，获取学习的规律与问题，从而为改进教学、学习干预提供线索与支撑，同时教学管理部门也可依此制定或修订教学制度；又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以及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式，要求建立有别于传统的教学组织、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评价系统与管理流程；再如网络空间课、MOOC、微课与翻转课堂等教学新模式的渗入也将带来课堂结构、过程与学业评价的调整。

四、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提出更高要求

职业教育的功能一般可划分为社会功能与对个体发展的功能，社会功能又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学界也用人才培养、科技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来表述。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其影响一定会超越科技与生产的领域而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作为生产力部分的科技生产巨变也必须要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适配。从这个视野看，就是要求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品质提升。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其一，职业教育作为社会人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对于应对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变革有着关键的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从业者的知识、能力、态度、行为方式与价值观等都提出了新的需求，这种新需求较之以往社会生产、经济渐进变迁带来的从业者规格的需求变迁来得更为强烈、更需“时效性”、更富“革命性”，以至于我们的职业教育领域并没有充分“意识”和做好准备。就从业者的知识构成而言，主要特征是与自动化、智能生产相关知识成为基本成分之一；知识的丰富性、整合性与前沿性突出；与解决复杂问题与社交能力相关知识尤显重要。就能力而言，据有关研究[12]，按重要性依次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社交技能、过程技能、系统技能、认知能力、资源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知识性技能与身体能力。就态度与行为方式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与以往许多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如对创新的接纳、效率意识、规则意识、适应变化与自我调整的精神与能力，诚信与责任感等等。就价值观而言，对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人生观、幸福观等等。

其二，职业教育学校不仅作为科学技术的教育机构，而且还具有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社会传播、生产、科技服务的功能，而后者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作用非同一般。事实上，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与产品的创新较之以往是“爆发式”的增长，这些新科技与产品亟需社会传播、认知、应用与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而完成这一使命最佳机构之一是职业教育部门。总之，职业教育作为新科技的存储器、传输器和孵化器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着突出价值。

其三，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更需加强与适时跟进。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指通过传播一定社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调控、主导一定社会的舆论和规范，积极地影响人、引导人，以促进和保证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与发展[13]。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属于生产力范畴，这势必引起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应嬗变，最终会反映在社会的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范畴中。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处于起步发展期，其引发与相应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成型，但一些富于挑战与需要回应的急迫命题业已浮现，如不平等将成为系统性问题，互联互通、社会分化和社会动荡中的问题，公民被赋权与剥夺权利格局变化的问题，道德与伦理边界问题，等等。还应看到，人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面前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其是创造者与主宰者，应该对相关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并形成共同的认知与核心价值观。而后者是职业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需要传播的。

其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需要职业教育进一步发挥其文化功能，以在从业者与社会中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职业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指通过教育传递和保存既定的社会文化、职业文化，在此基础实现社会文化、职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其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四个方面。显然，价值观念、社会生活的风俗与规则、审美观等不可能通过生物遗传方式获得，而只能通过社会传递方式传承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高职教育责无旁贷是重要的传递者之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社会文化、职业文化的变迁，但现在看来其“全豹”并未展现，而其中的较为确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内容亟需通过职业教育加以传播。例如，宽容、尊重、关心与同情的观念尤显重要，“他方为中心”在职业文化中居统治地位，等等。

五、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新诉求

我们知道，教育中的关键因素是教师与学生，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职业教育“准备”中，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教育者先受教育的道理，要求必须加快步伐提升高职教育师资队伍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老命题，学界有较多讨论，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发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从师资队伍整体专业结构看，突出的缺失是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的新兴科技，在高职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构成或知识储备中明显不足。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23项核心尖端技术将引爆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而将世界带入新阶段[14]。这些新技术是：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视觉成为新的交互界面、可穿戴设备联网、普适计算、便携式超级计算机、全民无限存储、万物互联、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运用大数据进行决策、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与决策、人工智能与白领工作、机器人与服务、比特币和区块链、政府和区块链、共享经济、3D打印与制造业、3D打印与人类健康、3D打印与消费品、定制人类和神经技术。这些新科技对高职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诉求是要求从事高职教育的教师必须对此有所了解、掌握或成为专家，并且要使师资队伍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技术技能储备具有超前性、先导性。

其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在思想素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明，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将改变人类自身。它将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认同、所有权概念、消费惯式，以及职业发展、培植技能、人际交往等[15]。应对这种改变教育需走在前列，而教师首先应是这种变迁与诉求的“呈现者”。众所周知，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行为的示范者，教师的思想、品行、情感、意志力、人格特征、行为习惯、态度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因此，教师职业角色要求其要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心智结构。当然，如前所述，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与态度等尚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但其中有些是明显与稳定的，这部分是职业教师要率先具备的。包括善于学习、综合运用知识的精神，处理和整合思维、感受的能力，集体意识、道德意识、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同情心及社交能力，优异的情绪管理能力，协同合作与创新精神，等等。

其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方面出现三种变化，一是教育科学领域产生众多与信息化、数字化背景相关成果，如混合学习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等，以及现代教学理论；二是在教学上涌现了许多新模式，如翻转课堂、微课、教学做一体等等；三是在教育技术上产生大量新教学设备与产品，如多媒体设备、网络教学、电子黑板、虚拟仿真，等等。这些方面都应成为职业教育教师的职业素养，这也是提高教育质量与绩效的基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以及职业教育的积极应对之策也将逐渐展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动期做好预案准备，运用好机遇；如何利用好职业教育多项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优势；如何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之策嵌入到职业教育整体发展规划与“行动体系”中去；如何发挥好教育的“主動塑造功能”，以人才培养的主体方式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等，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回应的迫切问题。

仅就教学领域的应对之策而言，抓紧做好这样几点大概是当务之急：一是做好相关的“顶层设计”，如人力资源培养规划、新职业分类归类等；二是做好新专业设计与传统专业转型改造，优化专业设置与专业结构布局；三是做好教学内容的改造创新、课程体系的建构与重组；四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知识更新、知识技能结构的优化，以及与工业革命等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价值体系”；五是教学管理流程的再造，包括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背景下的教学信息的集成、分析与运用，教学服务的升级，基于现代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教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参考文献：

[1]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2.

[2]胡鞍钢.中国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动期[J].军工文化，2013（5）：36-37.

[3][11]未来社会/全球教育的发展趋势与六大技术[J].远程教育杂志，2016（4）：4.

[4][6][12]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5]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4.

[7]彼得·马什.研究显示全球技术人才短缺[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ny/001047s79.html.

[8]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EB/OL].http：//www.oxfordmartin. ox.ac.uk/downloads/academic.

[10]顾明远等.教育大辞典（第七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3]黎翔.教育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4.

[14]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23项尖端技术引爆第四次工业革命[EB/OL].http：//www.cww.net.cn/UC/html/2016/6/12/20166121057377854.htm.

[15]尼尔·弗格森.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刘扬军

作者：高文杰

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影响论文 篇2：

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会影响企业绩效吗？

【摘要】  文章以2013—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总监综合权力及分项权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总监综合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当财务总监权力优势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二者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财务总监的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和所有者权力都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财务总监权力优势;财务绩效;市场绩效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來，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企业在推动创新、提高绩效的同时，不断致力于优化人力资源质量。高管团队是推动企业开拓新领域、促进企业创新的中坚力量，其中首席执行官（CEO）和财务总监（CFO）均是高管团队的核心职位。目前，CEO制度已发展成为一项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而随着人工智能、财务共享模式的发展，财务总监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财务总监已从传统的会计核算中走出来，不断涉足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信息管理决策。由于财务总监在专业能力上具有特殊性，不仅对企业内部财务的宏观掌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信息管理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不容小觑。

对于财务总监权力优势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等问题，已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在回顾管理者权力、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对财务总监权力优势进行了界定，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对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财务总监权力优势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企业绩效？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因高管特征不同，使得高管的认知结构、全局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差异，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会受到高管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由于背景特征不同，财务总监的全局意识、风险控制意识、经营管理理念也会产生差异，影响其在企业决策中的行为，最终对企业的整体绩效产生影响。

（一）财务总监综合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财务总监权力优势是指财务总监所拥有的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一种能力，通过研究管理者权力可以判断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的关系。目前，对管理者权力的研究结论包括：一是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绩效正相关。Dehaene（2001）等的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优势将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若高管拥有较大权力，其会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努力为企业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1]。财务总监借助于自身在财务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做出合理决策，提高了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和企业业绩（Lusardi，2011）[2]。谭庆美和景孟颖（2014）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越大，企业业绩越好，但是该研究还考虑了内部控制对二者的影响[3]。二是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Bebchuk和Fried（2003）研究发现，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因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高管可能会利用自身权力来影响企业重要信息的披露，或通过操纵盈余来影响企业绩效，以增加自己的薪酬[4]。高管因私利提升企业的账面业绩，实质上并不能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胡明霞（2015）的研究表明管理者权力具有双面性，既有可能提高企业业绩，也有可能降低企业业绩[5]。刘锦等（2015）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绩效并非线性关系，而是一种“U”型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当管理者权力超出合理范围时，将对企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6]。

财务总监在高管团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权力越大，归属感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专业能力越强、声望越高、战略眼光越开阔。针对企业的财务困境，财务总监可以利用其特殊的专业能力提出更为完善、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此外，当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产生变化时，股价也会随之波动，仅以股价衡量企业的市场绩效不具有横向可比性，因此大多数企业更关注股价回报率指标。目前，财务总监的职能领域已不仅仅局限于财务，而是更多地跨向了企业的战略层面。财务总监将结合自身的专业性，对企业的外部危机提出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以稳定股价回报率，促进企业市场绩效的改善。当权力过分大时，财务总监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财务总监权力优势的提升可以提高企业绩效;但当财务总监权力优势提升到某一个临界值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二）财务总监专家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可以将学历、性别、薪酬、持股比例、工作经历等特征作为管理者权力的衡量指标，研究高管的行为选择，以及对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Hambrick and Mason，1984）[7]。财务总监权力优势的增强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其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学历、薪酬、持股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务总监的自我认知、人际视野和战略视野。本文主要以教育水平这一特征探索财务总监专家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务总监的专业能力。财务总监拥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就可以围绕提高企业绩效这一目标制定企业的财务战略和发展战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刘云霞，2018）[8]。财务总监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资金使用状况，以达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此外，财务总监可以对企业的资金运用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如投资于长期、高收益的项目。财务总监的学历越高，说明其专业能力越强，专家权力越大，可以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出现的财务困境提出更为完备的解决方案，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财务总监专家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呈正相关。

（三）财务总监声誉权力与所有者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财务总监作为企业高管团队的一员，适当提高财务总监的薪酬可以缓和其与股东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企业的整体发展。Bebchuk（2011）使用高管薪酬份额来衡量管理者权力[9]，本文利用薪酬这一特征来探索财务总监声誉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Jensen和Murphy实证检验了高管薪资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关系甚微（1990）[10]。但Kaplan（1994）的研究表明高管收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1]。我国学者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存有异议，多数文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新经济发展模式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陈信元，2013）[12]。刘颖和张正堂等（2015）、刘绍娓和万大燕（2013）等认为高管的薪酬越高，越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13-14]。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将财务总监的薪酬与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挂钩，不仅节约了代理成本，还加强了对财务总监的约束和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财务总监声誉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呈正相关。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高管激励机制中，除了薪酬激励外，还可以给予高管股权。关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两种研究结论：一是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甚微。Cornett et al.（2007）从美国本土企业出发，研究发现剔除盈余管理之后，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几乎不存在关系[15]。卢宁文、孟凡（2017）将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微小[16]。二是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周仁俊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7]。徐大伟、蔡锐（2005）等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小于7.5%时会对企业的绩效水平产生影响[18]。但隨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不仅增强了高管的话语权，也增加了其与股东谈判的资本，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从而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Hanson和Song，2000）[19]。财务总监作为高管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应适度给予其股权，增强其归属感，降低其寻租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平稳增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财务总监所有者权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剔除ST、*ST等公司;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和CCER数据库，并采用Winsorize处理消除连续变量极端值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财务总监权力优势的界定主要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包括CEO、CFO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治理机制尚不完善，经常出现CEO兼任CFO的现象，CEO与总经理成为决定企业发展、制定信息管理等决策的最高管理者，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企业高管之间需要相互制约。本文使用以下特征衡量财务总监权力优势：

（1）财务总监的持股比例（SHratio）。财务总监持有股份，不仅缓和了其与所有者的代理矛盾，也增强了财务总监权力优势。

（2）财务总监是否兼任其他职务（Duties）。财务总监在担任本企业财务负责人以外，还可能兼任其他企业或是本企业的其他职务。本文主要研究本企业CFO与CEO的兼任情况。

（3）财务总监是否为董事会成员（IsBoard）。若财务总监为董事会中的一员，其所拥有的专业能力可能会对企业的财务、投资等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4）财务总监的薪酬（TotalSalary）。薪酬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并影响其权力优势的发挥。

（5）财务总监的年龄（Age）。财务总监的年龄越大，表明其在财务方面积累的经验越丰富，拥有更为宽广的人脉，享有更高的声誉，其权力优势也就越大。

（6）财务总监的教育水平（Degree）。财务总监的学历越高，表明其专业水平越高，对财务领域的重大发展变化具有较为敏锐的意识，处理企业的突发状况游刃有余，也会结识更为专业的精英阶层，便于获取行业内的有效信息。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上述6项特征的主要构成要素，综合评分指数为财务总监的综合权力（Power）。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效度检验，KMO的值为0.547，大于0.5，Bartlett观测值为147.445，相应的P值为0.00，说明本文选取的指标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综合评分越高，表明财务总监的权力越大。

提取3个特征值大于1的财务总监特征作为主成分，根据表1将所选取的3个主成分表示为各变量的线性组合，分别用A1、A2和A3表示。

利用方差贡献值与全部方差贡献率的比值表示各因子的权重，最终得到财务总监权力优势的综合指标。

2.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选择股票回报率（RET）衡量企业的市场绩效。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表略）

（三）模型建立

为验证假设1，建立模型：

为验证假设2、3、4，建立模型：

其中，Perf代表企业绩效，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股票回报率（RET）衡量，P代表财务总监各分项权力，即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和所有者力。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3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均值为0.07，小于标准差，表明样本公司的收益状况较为稳定。股票回报率（RET）的均值为0.37，标准差为0.74，表明样本公司的股价回报稳定，市场绩效水平较好。财务杠杆（Lev）的均值为0.42，较为合理，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为12.87，标准差为1.23。CFO教育水平（Degree）的均值为2.3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表明样本公司财务总监的学历基本在本科以上。CFO薪酬（TotalSalary）的均值为12.78，中位数为12.79，最小值为10.82，最大值为14.57，表明财务总监在样本公司中具有一定的地位。CFO持股比例（SHratio）的均值、中位数等均为0，最大值为0.3，表明样本公司财务总监持股的情况较少。（表略）

（二）相關性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从相关系数来看，财务总监综合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所有者权力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133、0.072、0.24、0.084，经初步测试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股票回报率（RET）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085、0.05、0.08、0.088，经初步测试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

1.财务总监综合权力。本文对财务总监综合权力与企业绩效进行了散点拟合，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将财务总监综合权力的平方项（Power2）代入模型（1）中。如表4所示，财务总监综合权力越大，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越高，但是随着综合权力的增加，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开始出现下降（α=-0.00404，p<0.01）。如表5所示，财务总监综合权力与股票回报率（RET）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财务总监专业的特殊性，财务总监一般围绕企业投资、筹资等财务方面的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对股价的影响较小，因此对样本公司市场绩效的影响不深。假设1得到验证。

2.财务总监各分项权力。将财务总监各分项权力分别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股票回报率（RET）进行散点拟合，结果发现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利用模型（2）验证财务总监各分项权力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的关系。

（1）专家权力。如表4所示，财务总监专家权力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系数符号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仅依靠教育水平这一项特征进行验证略显单薄。如表5所示，财务总监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改善样本公司的股票回报率（RET）（α=0.00823，p<0.05），即验证了财务总监专家权力越大，市场绩效越好，假设2通过验证。教育水平的不同使得财务总监的专业能力和认知能力产生了差异（Wiersema and Banel，1992），财务总监的学历越高，往往表明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在企业遇到复杂情况时结合当前的内外部信息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Kimberly et al.，1981）。

（2）声誉权力。如上页表4、表5所示，财务总监的工资越高，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α=0.03046，p<0.01）和股票回报率（RET）（α=0.02036，p<0.05）越高，即验证了财务总监的声誉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高，假设3通过验证。财务总监的专业知识和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越强，其在专业领域内就会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薪酬也会随之提高，表明财务总监在企业高管团队中的声望越大，对企业资源的整体情况以及发展战略有更深入的了解，越有可能对企业的重要决策提出更为合理的应对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绩效（刘永丽，2015）[20]。

（3）所有者权力。如上页表4、表5所示，财务总监的持股比例越高，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α=1.34851，p<0.01）和股票回报率（RET）（α=4.28778，p<0.01）越高，即验证了财务总监所有者权力越大，企业绩效越高，假设4通过验证。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财务总监持股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其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提升自身的威望，能够在企业决策中发挥专业能力，提高企业绩效，此外持股也是企业激励约束财务总监的一种方式，督促财务总监在面对重要决策时，能够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CFO与CEO的权力差距指标替代财务总监权力指标，权力差距采用报告期内二者薪酬总额差距的绝对值来衡量（刘永丽，2015）[19]，表示为Rightsgap。用Rightsgap替代原来的财务总监综合权力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Rightsgap2对净资产收益率（ROE）（α=-0.00008，p<0.01）的影响显著，而对股票回报率（RET）的影响不显著。财务总监各分项权力均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大体一致，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五、结论

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选择2013—2017年我国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从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和所有者权力三个方面分别检验了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与财务绩效显著相关，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务总监权力优势越大，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但当财务总监的权力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反而会产生不利影响;财务总监权力优势与企业市场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财务总监专家权力、声誉权力和所有者权力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财务总监的这三项权力越大，对企业资源的调配拥有越大的控制权，在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信息管理决策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财务总监权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绩效，企业在设置岗位、做出制度安排时，可以赋予财务总监灵活的权力，以利用其专业能力优势，发挥其积极性，提升企业绩效，推动企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把财务总监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因为财务总监过大的权力优势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进一步完善财务总监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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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圣利，男，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

作者：张圣利 王丽娟

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影响论文 篇3：

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评价

[摘要]对1056家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治理水平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公司治理对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该群体公司的治理水平普遍较低，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表现最好，“激励机制”的得分最低；创业板公司的治理水平高于中小板。实证结果还显示，公司治理与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在中小上市公司中同样存在，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其次为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再次为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在激励机制方面，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影响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中小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公司绩效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崛起依赖于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公司治理是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使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助于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融入了国际公司治理改革的浪潮中，从完善法律、法规，改善资本市场监管效率，到企业的治理框架和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企业迅速发展的需求相比，公司治理仍然是制约中国公司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诞生一大批新经济、新技术、新材料、新农业及新能源的中小企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创新，促进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小、高成长性、高科技、高风险等特点。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小型上市公司具有股权高度集中，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程度小，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产生直接影响等不同特征。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型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特征和存在问题，并考察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

一、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

在公司治理评价方法上。我们主要使用国际通行的“等权重指数编制方法”，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根据中国《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公司治理评价框架体系。从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信息披露与合规性以及薪酬激励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请参考（鲁桐等，2014）。

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它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配，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枢纽和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的受托责任。另一方面应实现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和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监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董、监事会成员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以及勤勉尽责是确保其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健全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公司并对其实施监控的基础，也有助于资本市场吸引资本和保持信心。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所有重要事务的信息，并贯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薪酬激励是与董事会建设意义同样重要的公司治理方式。如何使企业成员特别是经营者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本报告依据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网页、公司年报、公司章程、公司公告、WIND和CSMAR数据库等。数据采集的时间截至2014年7月31日，其中年度报告内容来自上市公司2013年度报告。评价对象包括1056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时间满一年以上的公司。

二、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特征及问题

（一）中小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在1056家样本公司中，701家公司来自中小板，355家公司来自创业板，分别占样本总体的66.38%和33.62%。全部样本公司的平均治理得分为51.69分，最高分为75分，最低分为27分。这一评价结果揭示了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即总体水平较低，差异化非常明显。如果以60分为及格标准，达到及格水平的公司数量为186家，仅占总体的17.61%，这反映了多数中小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现状。

从反映上市公司治理表现的四个方面看，表现最好的是信息披露和合规（75.19），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52.79）次之，股东权利的落实和保护（47.09）以及薪酬激励（31.68）则是明显的治理软肋。为深入分析评价体系中各公司治理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分析了得分最低的10大指标，以揭示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风险。在得分最低的10个指标中，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方面有4个，激励机制有4个，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有2个，没有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的指标。

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中小上市公司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得分最低的10大指标中，“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监事会成员持股比例”表现最差，“是否实施股权激励”的得分倒数第三。

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不仅受到所处地区的影响，也与公司的规模有关。一般而言，随着公司规模变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不良治理造成大公司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小公司。因此，一般而言，大公司的治理水平要高于小公司。我们分别以1056家公司资产总额的平均数（32亿元）、员工人数的平均数（2285人）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大公司、小公司两组，考察两组公司的治理得分差异。在两种条件下，大公司的公司治理平均得分高于小公司。这表明，对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而言，治理水平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一般规律。

（二）中小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东权利保护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治理结构则是股权结构的具体运行形式，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并最终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在股权结构方面，2013年末，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33.18%，中小板上市公司稍高，为36.28%；计算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创业板上市公司为57.31%，中小板上市公司为57.23%，两者相差不大。

从所有制属性看，在创业板上市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较小，仅为3.94%，民营企业所占比例最大，为88.45%；在中小板上市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为15.69%，民营企业所占比例为77.89%。

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实际控制人起着关键作用。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决定了公司的决策模式和治理风格，对公司运营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在公司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期时，拥有强有力的实际控制人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是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决策需要以稳健为主，将决策权委任于一人具有很高的风险性，此时亟需集体决策。很明显，中小板、创业板公司目前属于前者，而广大主板公司属于后者。

在1056家样本中，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公司数高达860家。按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划分为个人、国有和外资三组来考察公司治理表现，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得分51.89，高于其他两组（国有50.37，外资47.86）。这表明，对于中小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规模小、公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等原因，实际控制人有较强的控制力更有利于公司发展。

从民营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58.5%的中小板公司和49.6%的创业板公司是由单一自然人控制；27.7%的中小板公司和31%的创业板公司是由家族控制。由于中小板和创业板高科技公司所占比例较高，创业团队型实际控制人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创业板公司的创业团队一致控制人的比例（17%）明显高于中小板公司（12%）的比例。其原因是相对于中小板较多传统制造业的企业而言，创业板科技创新型企业占比较高。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源于实际控制人集所有权、控制权、执行权于一身。且对其缺乏有效的内外部制衡，导致公司治理天平向实际控制人倾斜并最终失衡。一方面，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创业元老等核心人物在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依托血缘、亲缘关系，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治理及重大事项的话语权、影响力进一步得到强化，易导致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失效。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力量较为薄弱，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话语权相对较小，其或是以“搭便车”的形式参与公司治理，或是“用脚投票”定位于财务投资，加上独立董事、监事监督作用发挥有限，以致难以形成对实际控制人的有效制约，成为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形似而神不至”的症结所在。

股权集中度决定了公司各股东的所有权地位，也决定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它是衡量一个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指标之一。所谓股权制衡度，是指公司主要股东之间制衡的程度。我们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衡量股权制衡度。一个良好的股权制衡能够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无法单独进行决策和行动，它既保留了股权集中的优势，又有效地制约了大股东因其控股地位对公司利益的侵占。创业板公司的股权制衡度平均值为0.44，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0.38的平均值，这说明，创业板公司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程度比中小板公司要高，股权结构相对更加合理。这也许和创业板公司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其主要股东采取分散持有形式有关。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多少合适？我们分控股股东占公司股权比例大和比例小两种情况进行讨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小，有利之处是其在公司经营中的决策权不至于太大，能够使企业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同时控股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状况会有所减轻；不利之处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从而使公司的经营偏离控股股东的理想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的管理层不是大股东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股东对公司经理层的约束和监督程度会有所削弱，这增加了经理人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很大，有利之处是能够保证控股股东的意志能够在企业中得到贯彻，也会使企业的决策更加迅速，不利之处是容易造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出现经营决策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另外，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则会出现由控股股东做出的决策更多地是有利于大股东利益，而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受到剥夺或损害，这在经济学上称为“隧道效应”，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一股独大、法规不健全、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

我们认为，股权集中度高和低的利弊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在企业发展的成熟阶段，企业的经营模式以及产品市场都已经比较稳定，一定程度的股权分散是有必要的，这样能够保证企业的经营的稳健性和持续性。而在企业的初始发展阶段或者在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则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保证企业创始人的发展战略能够在企业中得到贯彻，保证企业决策迅速。我国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企业的发展时间普遍较短，平均时间仅为6年，而且多为民营企业，这就决定了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必要的，这样企业的创始人就能够利用已有的创业经验把握企业发展方向，促使企业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以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个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一方面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通过参与公司董事会行使权利，给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促进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统计数据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为13.93%，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为7.69%。我们把机构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投资者，这类机构投资企业是为了获得企业的长期收益，如企业的分红收益或者企业大宗股权转让的收益，他们一般会积极参加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对公司的经营参与程度比较深；另一类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其购买公司的股权主要是为了获得股票的溢价，各种类型的投资基金就是这类机构投资者的代表。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股东权利也是衡量公司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应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中小股东充分行使其权利。大股东除了股东大会外，还可以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权力机关来行使权利，保证其利益，而中小股东行使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股东大会或者对公司经营的日常活动进行咨询、监督。

我们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以及日常对公司事务的咨询或监督情况。一是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个数；二是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出席股份比例；三是公司的投资者接待活动状况。统计表明，样本企业2013年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平均为15人，人数最少的为1人，人数最多的为414人。样本企业中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主要分布在2人至20人的分布区间，其中只有6家上市企业的年度股东大会有超过100个股东参加，有9家企业的股东大会仅有1人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出席人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它更像是“大股东会”，中小股东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股东大会的形式，中小投资者可以足不出户就参与股东大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但从推行股东大会网络直播的一年多实践来看，仅有少数上市公司积极响应。

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强化上市公司诚信意识，加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已受到上市公司的普遍重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认识到满足投资者需求，并向投资者传播公司战略，争取投资者的支持，促进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良性关系，是实现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双赢的有效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我们统计了样本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结果显示，2013年1056家公司平均接待投资者的次数为6次，但中小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差距较大。投资者活动次数为0的企业有164家，投资者活动次数为1—2次的有217家，这两部分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36%。有25%的公司一年的投资者活动次数在3—5次之间。投资者活动10次以上的上市公司占总样本的20%。投资者接待活动最多的一家上市公司在2013年举办和接待了80多次。许多上市公司还在投资者“互动易”平台上公布了投资者活动报告，详细记载了相关信息。

（三）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特征及表现

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核心机关，其本身的设立与运作情况是公司治理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的评估总分中占有25%的权重。与此同时，董事会和监事会，特别是董事会，作为公司财产的受托人，行使着选聘公司经理和指导及监控公司运作的大权，对公司在股东权利、信息披露与合规以及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治理行为，也都有着重大职责和影响。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存在“9人现象”。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的中位数和众数都是“9人”。董事会规模在7—9人的公司占全部样本公司的75%。（2）董事会规模呈现与公司规模相匹配的特点。（3）董事会结构健全、合理。90%的公司都设立了战略、审计、薪酬和提名四个专业委员会，而且专业委员会的运作也与过去相比有了积极的变化。（4）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比例也占董事会的一半以上。（5）六成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6）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还没到位，大部分中小公司监事会仍流于形式。

从董事会的会议次数来看，2013年度1056家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为8.85次。60%的企业一年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在7次到10次之间，一年召开的监事会会议次数在6次到9次之间。只有15.44%的企业能够做到平均每月1次董事会会议。

有463家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43.84%）没有非执行董事，只有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两部分人构成了董事会。有1名和2名非执行董事的企业比例分别为23.86%和15.81%。有3名及以上非执行董事的企业比例为16.48%。独立董事最多的6人，最少的2人，80%企业的独立董事为3人。

增加女性董事比例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积极倡导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旨在提高董事会的多元化和决策质量。例如，马来西亚证监会提出的《发展资本市场2013年蓝皮书》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实现女性董事占60%的目标。一些北欧、西欧国家，女性董事的比例也有上升趋势。瑞典、芬兰、挪威的女性董事比例目前已经达到30%以上。

在我国，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企业家群体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加，女性董事比例的提高也是必然趋势。从统计结果看，有23.77%公司的董事会中1位女性成员都没有，只有1位女性董事会成员的公司比例为34.85%，也就是说有将近60%多的公司没有或者只有1位女性董事。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会成员比例达到40%的只占全部样本公司的6.1%。

（四）信息披露和合规情况

信息披露既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过去，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多偏重于合法性、合规性，而对投资者真正关心的反映企业经营层面的信息质量重视不够。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如何在统一规则和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实现适度的平衡是未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考察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的表现，我们主要从“受证监会和交易所处罚情况”、“公司年报财务分析和经营风险分析”、“上市公司公告更正及补充情况”以及“信息披露考核得分情况”等四个方面分别收集信息并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公司均能做到守法合规，2014年度受到证监会和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的有35家，占全部样本公司的3.3%。

年报的质量是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媒介，我们主要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和发展能力，内控报告的充实和完整，市场风险分析，公司治理报告、董事会报告的质量等方面按照5个档次分别给予评价。结果显示，在36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年报获得“A级”评价的有20家，占创业板样本公司的5.6%，290家的年报质量基本合格。有45家公司的年报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对风险和经营的分析认识不足、对未来经营规划敷衍了事、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在701家中小板公司中，有12.5%（88家）的公司获得A级评价，75.2%的公司获得B—C级评价，12.2%的公司（86家）获得D—E级评价。

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过程中摆“乌龙”、打“补丁”的问题屡屡发生，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监管层的关注。截至2014年4月16日，已有超过50家公司在年报披露过程中打出了年报“补丁”。其中，仅4月16日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的某食品公司，一次性就更正了11个数据。有一些上市公司原本预计净利润实现增长，但不久就修正为净利润下滑；还有一些公司原本预告亏损，此后又修正为亏损额进一步扩大。宝德股份（300023）先后提供了4个版本的业绩，在2013年10月发布的三季报中，该公司预计全年业绩将亏损800万至300万元。2014年1月28日，该公司发布首次修正公告，称2013年将盈利100万至600万元。一个月后公司发布的业绩快报又出现了大逆转，全年业绩变为亏损1300万元。在该公司发布最终年报时，亏损数字又变成1105万元。

分析上市公司出现年报补丁的原因，除了公司内部管理不善以外，中介机构把关不严或者为了自己的业务利益与上市公司合谋作假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解决摆“乌龙”、打“补丁”问题的关键，除了加强内部控制，还要加强外部监管中的惩罚力度。数据不准，尤其是一些缺乏根据的、有意误导投资者的恶意数据，会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极大损失。这要求建立投资者补偿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引导、约束公司提高年报质量。

从2013年深交所公布的对两个板块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看，中小板方面共有701家公司参加考核。其中，有147家公司考核结果为A，占参加考核上市公司总数的20.97%；48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B，占68.47%；68家公司考核结果为C，占9.70%；6家公司考核结果为D，占0.86%。创业板方面，共有355家公司参加考核。其中，8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A，占参加考核上市公司总数的22.54%；25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B，占70.42%；23家公司考核结果为C，占6.48%；2家公司考核结果为D，占0.56%。

（五）激励机制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整套约束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问责机制有效保护股东利益，而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于从根本上解决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与公司的利益冲突，激发管理人员的创造性，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而言，规模不及主板公司，大多具有高科技、高成长、高风险等特点，多数股东亦是董事会或管理层人员，因此激励机制主要目的是调动高管人员和各层级员工的积极性，使公司上下协力，总体业绩得到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在全部样本公司中，董、监、高年薪总和最高的公司约3906万元，年薪最低的约为34万元，最高额约为最低额的110倍。从分布情况来看，董、监、高年薪总和1000万及以上的有42家，500万到1000万的有185家，100万到500万的有802家，100万以下的有27家。年薪总额在100万和500万之间的公司最多，占样本量的75.95%。按照董、监、高平均15人规模来看，2013年董、监、高人均年薪约为26.53万元。

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科技型创业企业数量巨大，这类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盈利基础不依赖于固定资产投入，而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比重较大。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需求强烈。自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沪深上市公司纷纷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截止2013年底，1056家公司中已有316家实施股权激励。在具体的实施形式上，股票期权是最常见的方式，其次是定向发行股票（即限制性股票），个别公司采用股票增值权，部分公司同时实行股票期权和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

数据显示，2013年316家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36.3%，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30.44%。从总资产收益率（ROA）来看，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平均值为7%，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为5.04%。这说明股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业绩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对上市公司调研中，公司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现有税收政策股权激励的掣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通常适用45%的最高税率，并且纳税义务产生的时点比较早，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例如，某公司即将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行权，其行权价格为18.94元，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179人，可行权数量为股票期权396.58万份。这意味着公司被激励的董、监、高等员工如果全部行权，那么将拿出7511.23万元，平均每人41.96万元。依照现行的股权激励政策，获得股权激励的人员在股权行权后，就面临执行纳税的任务。目前股权激励对象融资渠道狭窄，且融资的时间、金额等很难与股权激励形成有效匹配。同时，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这对被激励对象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建议可以在股权实际变现后再缴税，这种做法也是国际成熟市场的惯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成熟资本市场国家都有类似规定。

三、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

评价结果显示，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经营业绩均优于那些治理不良的公司，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综合公司治理评价，在1056家样本中评选出“公司治理50强”。这些“榜样”公司的共同特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改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这些公司并不满足于合法、合规的底线要求，而是根据公司的客观条件，不断实践和探索自主性治理的途径。这些由自监管、自愿标准组成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实现强劲增长的原因。2013年，公司治理50强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高达47.47%，而非50强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31.44%。从资产收益率看，治理50强公司高达10.09%，而非50强公司仅为5.40%。这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实现绩效的充分保障。

对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绩效关系研究的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也越高。这说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大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股权集中度一定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的发展有利。我们也分析了样本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无论是从成长性还是从盈利能力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与公司业绩都成正比例。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好。

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从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公平性等方面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评估。我们根据评估结果分别计算了平均资产收益率，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小板还是创业板，信息披露考核A、B、C、D四个组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呈现逐次递减的关系（见表2），信息披露好的公司其经营业绩普遍较好。

股权激励对中小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有直接的助推作用。数据显示，2013年316家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36.30%，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为30.44%。从总资产收益率（ROA）来看，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平均值为7%，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为5.04%。综合这两个指标来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公司绩效方面比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更好。

总之，通过对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系统评估，我们进一步确信公司治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能够提供有效的控制，增强管理的责任和架构，而且也有助于激发企业的创业精神，提高公司业绩，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公司治理机制需要解决责任和效率的平衡问题。逐字逐句地遵守规范条款未必会带来良好治理，只有遵循公司治理原则，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探索有效的治理机制，才能够提高治理效率。

责任编辑：张超

作者：鲁桐　吴国鼎